为什么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逻辑_一带一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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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投行冲击

      2015年中国两会期间，代表们热议“一带一路”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议题，3月12日传来英国申请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消息，17日法、德、意等三个欧元区主要国家结伴跟进，成为轰动全球的财经新闻。后来又有澳大利亚、韩国等20多个国家陆续申请加入。据2015年4月15日中国财政部发布最新信息，总共有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①美国政府对中国倡导设立亚投行曾多方抵制，然而除日本外，美国绝大部分重要盟国成群结队加入，成为当代国际关系领域极为罕见的现象。

      这一现象在美国也引发主流媒体与重要人士广泛评论。如美国资深国际关系问题专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伯格斯坦3月中旬接受不同媒体采访，公开批评美国政府“抵制亚投行是美国犯下的一个巨大错误——它抵制了一家旨在帮助亚洲满足能源、电力、交通、电信和其他基础设施领域数万亿美元投资需求的银行”。这位美国财政部前高官还认为：“美国很多年来一直催促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并发挥更多领导作用”，②这次消极抵制中国主导设立亚投行，损害了美国在重大外交政策上应当具有内在一致性原则。

      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奥巴马首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萨默斯教授4月初在《华盛顿邮报》等西方主流媒体撰文，指出中国创建新国际金融机构而美国阻止英国等盟国加入未果，是可与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相比较的历史性事件。他批评美国国会右翼拖延审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分配改革方案，左派则从环保等方面阻挠基础设施投资，导致美国正在失去全球经济领导者地位。在他看来，美国这次应对亚投行政策既是策略失误也是战略错判，提示亟需对美国全球经济战略进行系统检讨。他呼吁把亚投行冲击看作是对美国敲响的警钟，在结束政党争斗、重视中产阶级利益、大力鼓励投资等方面调整政策。③

      美国国际关系委员会基辛格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布莱克威尔4月13日在美国《国家利益》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必须被遏制，呼吁美国不能再协助中国崛起。这位曾担任美国驻印度大使、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副院长的资深专家，把不久前美国在亚投行问题上的溃败，看作是中国崛起挑战美国全球影响力的最好例证。在他看来，由于历史、战略、文化和国内政治等方面的深刻差异，美中对未来亚洲力量平衡有着截然相反、互不相容的看法，因而美国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对华战略以压制中国力量上升。但是这位鹰派色彩浓厚的专家也认为，受制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美国新的对华大战略既不能以遏制为基础，也不能突然放弃长期以来让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做法，而是要通过重振美国经济以保持不对称经济优势等五方面措施加以应对。④

      如何理解亚投行冲击？亚投行不过是一个新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过去几十年世界不同地区用不同方式早已建立了好几个类似机构，亚投行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亚投行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引发超乎寻常的反响，甚至在美国主流精英层引发焦虑与争论，原因不仅在于亚投行本身的直接功能与影响，而且在于这是中国作为当今最大新兴经济体主动采取的重大经济外交战略，在于其背后是中国与众多国家决心共建“一带一路”的宏大愿景与行动，在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追赶加速并伴随全球经济版图快速重构的背景环境。亚投行引起热议看似突兀而起，实则根源于当代经济格局的历史性转变，并将成为推动这个进程的重要力量。

      因而，从“一带一路”入手认识亚投行冲击现象，为理解当下快速展开的全球经济演变大势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观察和研究视角。本文初步考察中国倡导“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逻辑。首先简略描述“一带一路”战略的含义、缘起与背景，接着从经济外交战略、全球经济增长、国内结构调整等方面分析“一带一路”的多重战略定位，然后从中国阶段性生产能力结构与开放宏观经济特点角度探讨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独特优势条件，最后讨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困难与政策选择。

      “一带一路”的内涵、缘起与背景

      (一)概念内涵

      “一带一路”全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依据2015年3月28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⑤(下面简称《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是东亚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共同合作谋发展的宏大行动规划。“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意在“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

      “一带一路”现阶段包含五个重点地域合作方向。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三条线：一是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二是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将“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包括：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愿景与行动》特别提到“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一带一路”重点合作内容则体现为“五通”。第一，中外沿线国家共同协调发展规划与加强政策沟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前提。第二，沿线国家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第三，沿线国家扩大贸易与相互投资，实现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第四，通过十大措施促进金融合作与资金融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支撑。第五，沿线国家开展广泛的社会和文化交流，实现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

      (二)推出过程

      中共十八大和2013年两会完成中国最高权力平顺交接，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在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中提出“一带一路”最初构想，过去两年多来这个构想逐步发展成型与付诸实施，构成观察“一带一路”战略推出过程的基本线索。过去两年多仍属于“一带一路”战略初创时期，具体观察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提出设想与明确概念的前期阶段，二是制定规划与建立机构的中期阶段，三是推出规划与准备实施的最近阶段。

      前期阶段大体是2013年春季到秋季，“一带一路”战略完成从初步构想到明确概念的转变。2013年4月，习近平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演讲中指出：“中国将加快同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积极探讨搭建地区性融资平台，促进区域内经济融合，提高地区竞争力。”⑥这里已凝练表述了“一带一路”战略包含的基本要素和思路：致力于互联互通、创设新融资平台、促进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等。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首提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设想。⑦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倡议筹建亚投行；⑧3日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支持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包括东盟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⑨

      2013年10月李克强总理在出席第16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讲话中也提到，考虑到本地区有些国家改善基础设施条件需要解决融资问题，中方倡议成立亚投行。⑩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11)至此，中国最高层已明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

      2014年前后紧锣密鼓地制定规划与筹创相关机构。依据公开报道信息，有关部委和国务院至少召开了三次专门会议，研究、部署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工作。2013年12月，国家发改委和外交部联合召开“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陕西、广西等西部9省区市与江苏、福建等东部5省人员参加，研讨具体思路设想。(12)2014年10月10日，国务院在西安召开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讨论部署有关具体工作。(13)2015年2月1日，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北京主持召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安排部署2015年及今后一段时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事项和重点工作。(14)

      同时积极进行机构创新，创设“两行一基”。2014年10月24日，中国等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发起成立亚投行。(15)11月4日习近平主席提出“要以创新思维办好”亚投行与丝路基金，明确“发起并同一些国家合作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要为‘一带一路’有关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促进经济合作；设立丝路基金是要利用中国资金实力直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16)2014年12月29日丝路基金正式注册，2015年1月6日召开了第一次董事会，标志基金开始运作。(17)2014年7月15日，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在巴西福塔莱萨签署协议，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18)其功能定位与“一带一路”战略也有交集。

      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在有关演讲中全面阐述“互联互通”：“我们要建设的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桥，不光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更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互联互通”既涉及道路等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也包括规章制度方面的“软联通”，还将推动人员流动的“人联通”。(19)

      以2015年中国两会热议与3月中下旬亚投行旋风为标志，“一带一路”引发更为广泛的关注。3月5日李克强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在第三部分“把改革开放扎实推向纵深”中指出：“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建设。加快互联互通、大通关和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构建中巴、孟中印缅等经济走廊。”在第四部分“协调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中要求：“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加强新亚欧大陆桥、陆海口岸支点建设。”(20)两会热议“一带一路”，各省区市有关负责人普遍表示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规划实施。3月28日三部委授权发布《愿景与行动》，全面阐述中国政府有关共建“一带一路”战略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中国地区开放态势和中国政府行动，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总体规划蓝图。(21)

      (三)背景条件

      中国推出共建“一带一路”不是偶然的，而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内外发展环境发生深刻演变的产物。

      第一，新世纪初年中国经济快速追赶与全球增长格局演变客观要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基数规模增加，加上巴拉萨效应持续发力伴随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逐步展开，以汇率折算美元衡量的中国经济追赶速度大幅提速，使得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空前提升。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然而如以2000年分界把30多年分为两个时期，可见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用市场汇率折算美元衡量的经济增速大为提升。比较1978-2000年与2001-2013年前后期，后期用本币衡量GDP总量年均实际增速是前期的1.03倍，考虑GDP平减指数名义年均增长率是前期的0.89倍，两阶段增速比较接近。然而用汇率折算美元衡量，后期GDP总量与人均GDP年均增速相对前期都是2倍多，上述两指标增量水平更是前期的8倍多。新世纪中国经济追赶提速远远超出早先国内主流预期。比如2005年中国官方对中国经济前景预测认为，到2020年中国GDP总量将达到4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实际上，2014年中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人均GDP过7000美元。

      中国追赶提速是21世纪初叶世界经济史的最重要事件，十亿人口量级大国快速追赶迅速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中国GDP全球增量贡献比从2001年8.9%上升到2013年38.1%，而2013年美国全球增量贡献比趋势值只有16.2%，其他金砖国为11.3%，欧元区接近零值，日本该值为负数。中国资本形成的全球增量贡献比趋势值从2001年17.1%上升到2013年67.2%，2013年美国和其他金砖国该指标分别为10.8%和6.9%，欧元区与日本则略低于零。中国总消费全球增量贡献比趋势值，也从2001年5.3%上升到2013年28.4%，超过2013年美国和其他金砖国该指标的15.9%和14.9%。事实显示，中国经济已多年稳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增量贡献国。

      后危机时期，发达国家受其深层结构困难制约，或复苏乏力，或仍在衰退边缘徘徊，难以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对全球经济增长实际贡献提升，而且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巨大。全新经济格局下，迫切需要中国实施新战略应对上述趋势性转变，更加清晰并具有前瞻性地引领潮流转变，从而达到中国、亚洲以至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

      第二，中国政府与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在相关领域长期合作努力，为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战略做了必要准备与铺垫。

      例如早在1994年4月中国领导人访问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四国时，就提出了“共建现代丝绸之路，扩大亚欧文化交流”的主张，表示中国愿与中亚各国一道，共同努力“用现代化的铁路把中亚国家紧密地联系起来，并通过这条纽带增进亚欧两大洲之间的联系”。(22)

      1996年，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提出了《新钢铁丝路方案》，支持新亚欧大陆桥建设。(23)1998年10月，东起中国上海，西至德国法兰克福，穿过中亚、西亚、东欧、西欧等20多个国家，全长27000千米，被誉为“现代通信丝绸之路”的亚欧陆地光缆系统全线开通。1999年8月25日，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第四次会晤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领导人提出推进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推动复兴古老的丝绸之路。2000年7月，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国家科技部、经贸委、外经贸部举办的“新亚欧大陆桥东西部发展与合作战略研讨会”在河北秦皇岛市召开。会议就西部大开发与新亚欧大陆桥的开发开放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发表了《秦皇岛宣言》。(24)

      2005年欧亚经济论坛在中国西安召开，这个两年一度的国际论坛成为中国复兴丝绸之路的重要多边舞台。(25)在2007年欧亚经济论坛上，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阿富汗、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7国达成协议，宣布2008年将投资192亿美元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建设一条现代丝绸之路，其中1/3投资用于中国境内建设，预计2018年竣工。(26)2011年11月18日，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第十四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时宣布，中方将设立3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逐步形成中国—东盟多层次、全方位的海上合作格局。(27)

      第三，针对美国后危机时期实施重返亚洲与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学界提出“西进”、“南下”等战略思路并展开讨论，对提出“一带一路”构想提供了研究借鉴。

      进入21世纪以来，亚太地区在全球范围经济影响力持续上升，并伴随美国与中国在这一区域相对影响力消长。针对这一形势，美国近年大力实施重返亚太与亚太再平衡战略，将其作为美国后危机时代全球战略调整的重中之重。美国在亚太高调增加军事部署，伴随区域内少数国家借机对中国领土提出声索并发起挑衅，对中国维护和平发展需要的和睦周边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据国际关系问题专家的跟踪观察，中国一直从容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避免与美国迎头相撞，与美国进行巧博弈，该合作的时候合作，该说“不”的时候就说“不”。更重要的是，中国不随之起舞，而是增加定力，主动进取，综合施策，积极构筑友善的周边环境，化解美国再平衡战略压力。一是阐述以中国实现和平发展为中心内容的中国梦，并以实现中国梦来统合中国内外战略。二是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加强对中美关系的塑造与引导作用，制衡和化解不利于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消极因素影响。三是坚决回应少数国家在有关中国领土主权问题上的无理声索，大力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着力建设海洋强国。(28)

      针对外部环境变化，国际关系学界提出有关“西进”与“南下”战略讨论。王缉思教授认为，在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欧、印、俄等“东望”之际，地处亚太中心位置的中国，不应将眼光局限于沿海疆域、传统竞争对象与合作伙伴，而应有“西进”的战略谋划。他建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应当主动拓展西部与南部周边战略，保持良好的周边环境，分南、中、北三线，加快建设中国主导的“新丝绸之路”。(29)黄仁伟教授认为，中国应该通过亚洲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形成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硬件体系；通过“10+1”或“10+3”自由贸易区机制，加强中国市场和亚洲市场的一体化，形成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亚洲分工体系；通过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与周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一体化。(30)

      “一带一路”的多重战略定位

      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主创主推的重大政策举措，“一带一路”是中国新时期全方位扩大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凸显出更加重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合作共同发展的清晰指向，传递出通过做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这块“短板”以培育全球经济新增长点的新思路，动态体现了开放国策、外交战略、结构调整、促进增长目标之间的良性互动。共建“一带一路”契合了扩大开放、睦邻善邻、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丰富理念内涵，是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与奋发有为外交新方针的具体呈现。就其经济内涵而言，可以从经济外交、全球增长、结构调整等三重视角讨论其战略定位。

      (一)经济外交新战略

      “一带一路”通过扩大对沿线广大国家开放并推进双向广泛务实的经济合作，拓宽和改善中国经济开放发展的国际空间与外部环境，为实现和平发展基本方针提供保障，构成中国新时期大国经济外交新战略。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后危机时期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与影响力快速提升，美国实施重返亚太与亚太再平衡战略造成中国周边和外部环境的显著变化。实施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把中国新一轮扩大开放与贯彻奋发有为新外交方针结合起来，把永不称霸合作共赢方针与共谋发展合作行动结合起来，把睦邻安邻的善意与帮邻富邻的义举结合起来，用置信度更高的方式讲述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对于营造与巩固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共建“一带一路”的概念、规划与实施，是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最好广告词、宣言书与实践行动。

      “一带一路”经济外交战略具有广泛新内涵。首先，从对外开放政策对象拓展与内容提升角度看，“一带一路”从早先主要侧重对发达国家开放，转变为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双重开放并重，并且在大量务实合作领域呈现出对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更为优先的态势。其次，从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内涵演变角度观察，“一带一路”包含“五通”合作重点，将政策、基建、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合作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更为系统与完备的经济外交内容组合与战略架构。最后，针对经济全球化深化与现行国际金融经贸治理结构基本框架不相适应的现实矛盾，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的务实要求，通过建立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等机构，推动对现行国际金融体制架构的增量改革。

      (二)全球增长新战略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格局与中国经贸环境的转折性变化，集中表现为双重重心转移。一方面，随着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相对贡献历史性提升，全球经济增长重心已经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联系加强，中国对外经贸增长重心正在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潜力面临基础设施不足与体制政策局限两方面瓶颈制约，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同时也对全球可持续增长提供新的解决思路和方案。

      全球经济增长重心转变集中表现为“二八易位”。21世纪初，全球GDP增长构成中，发达国家和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分别贡献80%和20%，发达国家中G7与其他发达国家分别贡献61%和19%，新兴与发展中国家中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别贡献12%与8%。到2010-2013年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增长构成中发达国家和新兴与发展中国家贡献分别逆转为19%和81%。发达国家中G7与其他发达国家分别贡献12%和7%，新兴与发展中国家中的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别为56%和25%，其中中国贡献率约为35%，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贡献率约为六成。十余年间，全球增长贡献份额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实现历史性的“二八易位”。

      从出口与对外工程承包的区域结构观察，中国外部经贸环境也在发生深刻转变。中国出口增长结构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中国增长最快、未来发展潜力最大的贸易伙伴。首先从出口增速看，2013-2014年中国出口增速下降到7.2%，其中G7降到4.4%，其他发达国家为7.4%，其他金砖国家只有6.1%，其他发展中国家仍有12%，其中东盟最高为16%。其次从中国出口比重看，2000年G7国家、其他发达国家、金砖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等四类经济体占比分别为48%、35.2%、2.7%、13.9%，2014年分别变化为33.9%、30.8%、6.2%、29.2%，发展中国家份额上升19个百分点。最后从出口增量贡献比指标观察，2000-2001年G7国家、其他发达国家、金砖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贡献比分别为46.3%、32.1%、3.1%、18.5%，到2013-2014年变化为24.3%、22.5%、6.4%、46.8%，发展中国家增量贡献率达到53.2%，绝大部分来自金砖国家以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另外从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地区分布看，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是最重要区域。2013年中国1370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额的区域分布数据显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北美洲分别占47%、34.9%、9.7%、6.0%、1.5%、0.9%，亚洲和非洲两大洲占比八成以上。承包工程金额最高的十大国家分别为安哥拉、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印度、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越南、埃塞俄比亚等，也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共占当年中国工程项目总出口额的36%。

      习近平主席2014年11月8日发表题为《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的讲话指出：“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31)以共同发展合作双赢基本理念方针为指导，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破解中国周边与亚洲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瓶颈，将对沿线国家经济较快增长发挥促进作用。借助中国与这些国家动态意义上更为紧密的经贸联系，形成中国与沿线国家携手共进良性互动的新形势。在上述双重重心转移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培育全球经济新增长点，更好实现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增长目标。

      (三)结构调整新战略

      过去几十年中国改革开放谋发展取得阶段性巨大成就，人均年收入从1980年代初200多美元极低水平逐步提升到2014年7000多美元的国际中等水平。中国经济未来要实现“双中高”目标，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健全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架构，在此基础上发挥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与政府引导作用，持续有效推进中国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区域结构的合规律调整。“一带一路”将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更为广阔平台与全新环境，成为未来结构调整新战略的重要内容。

      随着要素成本与比较优势结构演变，中国产业与经济结构调整必将进一步活跃展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依据各自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也亟需借助资本流动和产能合作推进本国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将扩大中国与沿线国家在不同行业以及特定行业上下游之间的投资范围，推进投资便利化进程，通过共商共建各类产业园与集聚区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从而为中国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供广阔平台。

      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产业区段，随着工资、地价等不可贸易要素成本上升，将逐步转移到处于较低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同中国20世纪80-90年代曾经利用承接这类劳动密集型行业国际转移获得重要开放发展机遇一样，未来承接这类行业的沿线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在外汇创造、非农就业岗位创造、各类人力资源素质提升、推进经济外向度与国际化方面获得巨大利益。当代国际产品内分工深化与全球供应链扩展演变的大量经验事实显示，顺应比较优势规律，依托市场机制作用，产业与产业区段的国家动态转移能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发挥巨大推动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将给中国边陲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全新机遇，为中国国内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注入新动力。就“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国内各地开放态势联系而言，将重点涉及东北、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一些省区市。受历史与自然条件限制，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近年在国内宏观失衡调整背景下短期经济形势分化明显，比如某些东北省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有的西北省区经济增速显著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实施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有望实质性改变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优先度与环境条件，推动中国边疆地区经济较快发展与中国区域经济结构朝更为平衡合理方向演变调整，并为应对与化解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深层矛盾产生积极影响。

      为什么是中国？

      (一)美国先手棋收效不理想

      2011年9月，美国提出“新丝绸之路倡议”，试图建立一个以阿富汗为中心，连接中亚和南亚，并向中东地区延伸的国际经济交通网络。在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描绘的图景中，“土库曼斯坦的油气田将满足巴基斯坦和印度不断增长的能源需要，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提供可观的过境收入。塔吉克斯坦的棉花将被制成印度的布匹。阿富汗的家具和水果将出现在阿斯塔纳、孟买和更远的地方。”(32)韩国有媒体认为，该计划“核心内容是帮助丝绸之路所经中亚国家开发社会先行资本(SOC)，帮助其实现贸易自由化”。(33)

      客观而言，上述构想不无道理。三年多过去了，美国实施该计划以及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会议(CAREC)”框架下所做努力取得了一些进展，实施的有些项目对区域经济发展应有积极意义。然而美国规划在系统跟进、切实有力落实行动方面仍明显不足，总体看收效并不理想。上述韩媒文章评论：希拉里的“丝绸之路”现已不见踪影，也听不到“美国正在为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做贡献”这样的话了。

      中国近年与这些国家双边与区域经济合作则更为务实与活跃推进。如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两国签署22项经贸合作协议，总金额达300亿美元。(34)2014年12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哈萨克斯坦签订140亿美元大单，推进两国在能源、基建、金融等各领域合作。(35)2015年4月20—21日习主席对巴基斯坦国事访问期间，更是带去价值460亿美元投资计划，两国在一天内签署51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宣告5项重大电力工程破土动工。(36)

      不难理解出现上述反差现象的某些原因。首先与中美两国相关政策优先次序的差异显著有关。美国上述战略主要着眼点在安全领域，为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做善后安排。虽然也包含经济发展规划设计内容，然而美国无心无力投入其战略设计需要的大量资源，与当年帮助欧洲战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已不可同日而语。相反，中国对于中亚及区域国家在经济及其他领域合作给予很高政策优先度，决心通过制定实施“一带一路”的“五通”规划谋求自身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构筑中国与区域国家的命运共同体。

      另外，两国与区域国家在经济互补性及契合度方面也有实质性不同。中国与很多沿线国家经济互补性较强，贸易、投资联系比较紧密，双边经济融合度较高并有进一步深化的潜力。美国与区域内绝大部分国家基于市场机制发生的经济联系较弱，美国重视发展与这些国家双边关系更多基于安全与军事方面原因。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关系如“鱼水关系”，美国与这些国家经济关系则更多是“油水关系”。

      从更为广阔视角讨论，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开局顺利与成效比较显著，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构想把中国大国经济崛起特定阶段的多方面优势变量聚焦到一点，通过协同效应形成破局造势的战略效果。对此可主要从两方面观察。一是就生产能力而言，中国经济现阶段在常规制造与建造方面具有很强优势与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开放宏观经济方面，中国目前拥有最为充裕的国民储蓄与外汇储备。两方面组合条件赋予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的独特优势。实证考察有关条件及其影响，是理解“一带一路”经济逻辑的关键。

      (二)中国制造与中国建造

      首先，通过一组有关工业生产与制造业的国际比较数据，观察“中国制造”在全球范围的重要性。

      图1报告用汇率折算美元衡量的中美两国工业增加值比较数据：199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规模只有最大工业国美国的12%左右，2000年仍不到美国的30%，然而2010年工业制造规模第一次超过美国，近年已经是美国的1.3倍左右。

      

      图1 中美工业增加值(1978-2013年，单位：10亿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数据来自BEA，中国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图2报告中、美、日三个最大工业国以汇率折算美元衡量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例。1990年代初中国占比只有5%左右，当时日本该比例值最高曾超过20%，美国在20世纪初该比例值最高曾接近30%。然而中国这一占比从1990年代后期较快提升，2004年以后增速加快，2013年达到23%，同年美国和日本分别为17.2%和7.8%。

      

      图2 中、美、日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例(1980-2013年，%)

      数据来源：UN statistics。

      图3报告中国、G7与其他金砖国家制造业就业人数占G20国家就业总数比重。中国占比从21世纪初47%～48%上下逐步上升到2013年56.2%，同期G7同一指标值从19.3%下降到13.7%，其他金砖国家大体稳定在19%上下。

      

      图3 中国等国制造业就业占G20就业比例(2000-2013年，%)

      数据来源：除中国与印度外其余数据来自国际劳工组织(ILO)。印度数据根据印度中央统计组织(Central statistics organization)提供的总就业以及制造业占总就业比例计算。中国2006-2012年制造业就业数据为乡镇企业制造业从业人数、城镇私营制造业就业、城镇单位职工制造业就业之和，2000-2005年及2013年制造业就业基于二产就业人数进行估计，方法上假定制造业就业占二产就业比例与2006-2012年79.95%均值相同。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工业制造与就业绝对规模与全球相对比例的持续提升，是在大体开放的全球化环境下藉由市场机制作用推动实现，显示现阶段在工业制造这个可贸易部门具有较强动态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力。毋庸讳言，中国目前是中等收入国家，美、日等国经济大体处于全球产业技术前沿，因而中国现阶段工业制造结构与美、日比较仍存在很大差距。展望未来，即便在对中国经济前景较为有利假设下，上述差距可能也需要几十年持续追赶才有望逐步收窄。不过讨论本文主题更需要认识到，中国目前工业制造生产结构相对落后的某些特征属性，恰恰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后进国家大规模开发阶段具体需求具有更高契合度，构成中国与这些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独特优势条件。

      其次，观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额快速增长，可见“中国建造”的比较优势。

      图4数据显示，“中国建造”对外承包工程完成额，从21世纪初不到100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近1400亿美元。承包工程年末在外员工数从21世纪初5万多人上升到近年的30多万人。由于“一带一路”设施联通需要强大的基建工程设计与实施建造能力支持，中国这方面的阶段性禀赋条件与能力特点，对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同样带来重要支持作用。

      

      图4 中国在外人数与在外承包工程总额(1979-2013年，单位：千人、亿美元)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三)中国储蓄与中国储备

      除生产能力方面便利条件外，中国目前拥有充裕的国民储蓄与外汇储备资源，开放宏观经济领域这两方面特点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同样具有关键支撑作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通常具有资金投入密集与投资周期较长特点，发展中国家通常国内储蓄不足，因而自行解决基础设施不足短板面临很多困难。在逻辑上，国内储蓄不足可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融资解决，然而由于大型基础设施投融资项目存在特殊风险，市场性融资通常难以大范围奏效。现存各类开发性国际金融机构设置和运行逻辑，一定程度上正是基于对上述特殊约束条件认识，试图利用国际机构信誉能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局限。从战后实践看，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长期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仍远不能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谋求发展的现实需要。

      据亚洲开发银行2009年一份专题研究报告估计，“在2010-2020年，亚洲各国国内总体需要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大约8万亿美元。此外还要在特定区域内基础设施项目上投资2900亿美元。大体是在11年内每年需要7500亿美元投资”。(37)然而，资金供应端能力与上述投资需求存在巨大反差。以全球最大发展融资机构世界银行为例，该机构2013财年为全世界提供的基础设施投资只有240亿美元左右。(38)亚行近年总融资额只有200亿～300亿美元，其中较大部分要用于区域内减少贫困、教育、卫生等民生措施，投资基础设施资金规模更有限。各国政府与有关机构也在积极努力应对资金瓶颈，如2012年部分东盟国家政府与跨国市场机构建立东南亚基础设施基金，然而其初始运营资金只有4.85亿美元，对于区域内巨大投资需求而言可谓杯水车薪。(39)

      由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先行投入与融资安排，因而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倡导与协调作用的国家，国内必先拥有充裕国民储蓄与强大资本形成能力。上述美国2011年提出“新丝绸之路倡议”，也看到中亚国家需要大规模社会先行资本(SOC)，然而要切实帮助这些国家大规模形成SOC，美国不仅政策优先度不足，并且缺乏大规模转移储蓄与帮助投资的实际能力。有观察人士认为，美国国内基础设施也亟需大规模更新投资，并且很可能需要来自中国的合作。(40)

      

      图5 中美国民总储蓄(1980-2013年，单位：10亿美元)

      数据来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October，2014)，Database。

      由于人口结构和发展阶段特点，中国目前宏观经济结构呈现高储蓄高投资特点，最有能力协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缓解储蓄与投资能力不足的瓶颈制约。图5报告中国用汇率折算美元衡量国民储蓄规模并与美国比较，显示21世纪初中国国民储蓄总规模只有美国两成左右，2008年第一次超过美国，2013年已超过美国约65%。如果考虑美国资本存量规模较大因而资本折旧较多，中国国民净储蓄规模超出美国比例要来得更大。

      高储蓄支持中国高投资能力。图6报告中美两国资本形成规模比较数据，显示21世纪初中国用汇率折算衡量的资本形成规模也只有美国的1/5上下，然而2010年中国资本形成规模第一次超过美国，2013年约是美国的1.37倍。中国有能力在保持国内投资需求较快增长同时，帮助沿线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建设。

      

      图6 中美固定资本形成(1978-2013年，单位：10亿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数据来自BEA，中国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作为比较，美国和日本总体而言都面临国民储蓄率趋势下降问题。图7数据显示，2013年美国和日本储蓄率都已降到约18%。依据对美国与日本资本产出比、资本存量、资本折旧等宏观经济指标的估测，两国即便把所有储蓄都变成国内投资，也难以实现资本净投资及资本存量较快增长。日本资本产出比较高，或许已进入资本存量总规模停滞不前甚至边际下降状态，构成日本经济落入“低增长稳态”的重要推手。(41)储蓄率偏低与固定投资不足，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目前比较普遍面临的宏观经济约束，是决定上述全球经济增长重心转出发达国家的深层结构因素。这一背景下，美国自然没有很多余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投资发展。

      

      图7 美国和日本国民储蓄率(1970-2013年，%)

      数据来源：美国数据来自BEA，日本数据来自Japan statistics bureau。

      另外，中国拥有全球单个国家最大规模外汇储备也是一项重要有利条件。给定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背景，拥有数量充裕、甚至根据某种优化标准而言规模偏大的外汇储备资产，客观上对推进“一带一路”经济外交战略有两方面支持作用。一是在当今发达国家争先恐后地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积累金融风险形势下，大规模外汇储备有助于应对外部金融形势动荡可能带来的冲击，保证“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及相应投融资计划实施具有内生稳定性。二是在区域内货币仍未普遍国际使用前提下，美元仍承担国际结算和支付手段。在有关工程项目需要在区域外国家配套采购场合，美元提供的国际支付流动性更是不可缺少。

      不过外汇储备在这里作用可能没有一般想象得那么大。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工业制造部门，对“一带一路”投资项目所需资本品与其他设备材料具有比较系统完整的配套供应能力，通常情况下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对储备资产终极需求可能比较有限。随着区域内经济发展及其对区域外较高端或其他特殊产品总体进口替代能力提升，随着“一带一路”推进区域内货币国际使用程度提升，外汇储备的上述功能重要性将呈现下降趋势。充裕外汇储备是支持“一带一路”的重要变量，然而一国外汇储备是国民储蓄的转化形式，就对本文讨论问题的重要性而言，中国拥有充裕国民储蓄应是第一位的，外汇储备支持作用是第二位的。

      实施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意味着中国利用国民储蓄方式可能逐步发生转折性变化。21世纪初年中国经济快速追赶，然而受制于汇率改革滞后与高储蓄率背后结构性因素，中国积累了海量规模的外汇储备。增持外汇储备的经济含义，相当于中国不断把储蓄借给供应储备资产的债务国，伴随中国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过量债权积累，这个运行模式对危机前中国以至全球经济快速增长发挥了一定支持作用，然而后危机时代越发显示其不可持续性。共建“一带一路”与结构调整，意味着中国富余储蓄今后将较多转化为在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性投资，由此派生中国国民储蓄在全球范围配置方式的重大调整。

      (四)合作共赢的经济逻辑

      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提出的战略愿景与规划，其具体政策设计与实施方案必然包含复杂内容与细节。然而至繁之事必有至简之理。以“为什么是中国”为题，从各国发展诉求与中国独特基本面条件对接视角观察，“一带一路”折射出清晰的经济逻辑。什么是发展？如何致力于发展？开放环境对发展有何影响？分析“一带一路”对理解上述发展经济学的重要问题具有启示作用。

      后进国家经济结构通常有类似之处：如基础设施条件差，资源开发能力弱，体制政策效率低，熟练工人和各类人才缺乏等等。一国经济进入快速成长通道，根本动力当然是自身努力和内因作用，国内体制政策选择尤其是关键变量。然而符合规律与切实有效的外部合作，也能对突破贫困陷阱并进入起飞状态发挥重要助推作用。上面讨论显示，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组合特点和优势，使得中国有可能通过倡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努力，为沿线国家提供全新发展契机。

      凭借制造与建造方面的出色能力，中国能为经济后进国家提供性价比最好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方案；借助阶段性充裕的国民储蓄和外汇储备资源，中国能有效帮助沿线共建国家超越储蓄与贸易的“双缺口”制约；中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或区段随着国内要素价格上升，会在市场机制和比较优势规律作用下逐步向国外转移，为沿线承接转移国家提供非农就业、提升人力资本、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合作机遇；中国与有关国家共享改革发展经验，将为沿线国家体制与政策诱致性改革变迁提供善意有效的推动力。当然，“一带一路”并非仅限于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而是涵盖沿线国家相互之间合作内容，是区域合作规划和行动。不过中国作为最大新兴经济体，无疑将在其中发挥特殊作用。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将有机会向世人展示自己是最好的发展合作伙伴，也将从中获得广泛收益。

      “一带一路”的影响、风险与应对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可谓功在当前利在长远，同时这项宏大事业也必然会面临各种困难和阻力。

      就经济逻辑观察，“一带一路”有望带来多方面积极影响。

      第一，将为中国经济开拓更具全方位特点的开放格局。早先中国处于产业链低端，在产品内分工时代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主要表现为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达国家输出加工品。经过几十年开放发展历练，中国已成功转变为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未来经济发展与结构提升对开放格局提出更高要求。未来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仍有很多扩大合作领域空间，同时与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重要性将会显著提升。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42)的重大部署，也是“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43)的战略举措。

      第二，培育国内、区域以至全球范围的新经济增长点。在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周期调整下行压力的形势下，结合共建规划适当追加国内相关地区与行业的配套投资，有助于国内经济短期稳增长目标并将对长期增长发挥积极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受到基础设施缺乏等硬件条件与体制政策不完善等软件条件制约，发展潜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共建“一带一路”，对症施策，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更好地实现经济较快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对培育全球经济新增长点做出贡献。

      第三，改进与完善国际经济治理架构。目前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与全球化深化要求不匹配，要把21世纪经济全球化提升到更高水平，亟需改进完善全球治理结构。在IMF份额调整受阻与守成大国对全球治理架构“存量改革”消极拖延形势下，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用建设性方式主动进行“增量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探索合作发展新路径，本身具有对现存治理结构在有效解决当代发展问题局限性方面提出质疑补救的含义，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成立亚投行等新金融机构更是重大“增量改革”举措，将对改进完善现有体系产生深远影响。

      第四，推进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历史进程。随着全球经济格局与主要经济体相对经济实力演变，国际货币体系与特定主权国家货币的国际地位终究会发生相应调整，二者变化虽然并非在每个时点都具有成比例一致性，然而终究会通过非线性方式实现其内在一致性要求。伴随中国开放经济体量增大及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相对地位提升，人民币在国际交易范围逐步增加使用应是大势所趋。本币国际化本质上是大国经济开放成长的自然历史过程，并且对货币发行国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因而它不应是短期政策目标，甚至也不是可以选择的政策工具。共建“一带一路”将探索使用区域内货币进行贸易结算与发债融资等金融货币合作途径，中国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导国，人民币国际使用将获得前所未有机遇。

      第五，改善外部资产负债与收支结构。伴随经济追赶提速与加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对外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大。国际投资头寸数据显示，中国对外资产从2004年9291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64087亿美元，同期对外负债从6527亿美元上升到46323亿美元，净资产从2764亿美元升到17764亿美元。(44)然而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不合意，虽拥有巨额净资产却遭遇净值负收益。例如2014年数据显示，中国对外资产61%是低收益外汇储备，对外负债58%是外商高收益直接投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投资收益为逆差599亿美元，……二者收益率差异为-2.7个百分点”(45)。给定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最终用人民币衡量的净收益负值可能更大。“一带一路”建设将拓宽中国以非外汇储备形式持有外部股权债权空间，有利于提高中国储蓄在国外配置效率以造福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也有助于改善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

      共建“一带一路”必然会面临各种困难与风险。第一，共建“一带一路”会始终面临如何处理与大国关系的难题。例如，美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的主要创设国和主导国，显然会较多从竞争角度看待共建“一带一路”这个新变化，美国对亚投行反应已显示这一点，不过中美在有关区领域仍有很多合作空间，美国有关政策未来变化不确定性最大。(46)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与地缘政治原因，俄罗斯对“一带一路”会有复杂感受与反应，共建“一带一路”如何协调与俄罗斯这个重要战略伙伴国关系会具有特殊敏感性与微妙性。欧洲大国、印度等与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上有较多合作空间与意愿，不过也会在地缘政治与具体合作方式上存在很多立场差异与磨合之处。日本估计会更多从消极方面看待“一带一路”，不过日本与不少沿线国家经贸援助关系与“一带一路”在客观上也不无交集。大国崛起如何管理大国关系演变始终是难点，共建“一带一路”越是取得成效，由其激活的潜在风险因素可能会越大，在某种意义上“一带一路”给中国提供了一次充满挑战的“主场”历练机会。

      第二，如何处理沿线小国关系也会面临复杂难题。沿线国家中像巴基斯坦这样全天候好伙伴并不多。如菲律宾、越南这样近年与中国双边关系出现特殊困难的国家也积极参与创设亚投行，显示共建“一带一路”互利共赢性质及由此派生的生命力与影响力，然而与这些国家的具体合作仍可能会多一些制约因素和困难。又如由于不很久远的历史原因，蒙古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难免会多一些考量。即便是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总体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希望搭乘中国经济崛起快车以实现自身发展抱负，也会如有关专家客观指出的：“今天一路一带上的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在古代丝绸之路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平等的伙伴而是我们的藩属。丝路时代的回忆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47)历史记忆中不美好因素，也可能转化为影响合作的交易成本。

      第三，工程与项目实施层面会有更多困难与风险。21世纪以来中国大量企业走出去曾面临的各类困难，都会构成共建“一带一路”的潜在和现实挑战。

      一是体制政策风险。沿线发展中国家即便在政治层面明确了合作立场，在体制与政策层面也仍可能存在大量协调困难，例如特定项目用地能否及时到位，过于繁复的海关检验程序能否得到合理控制，汇率与外汇管制会否发生突然变动等，都会给本来可能互利共赢的项目带来不确定性。

      二是管理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国外面临全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环境，在生产流程、质量控制、员工管理等方面都会遇到新困难，简单采用国内行之有效方法可能会“水土不服”。这就要求中国有关企业在管理运营层面认真学习善于学习，尽快适应所在国特定环境以保证平顺运营，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企业微观面支持。

      三是环境风险。大型基础建设与工业投资项目必然伴随对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某种人为干预，受到技术可行性、预期赢利性与环境可持续性等三重变量的相互制约。虽然保护环境与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是共建“一带一路”基本方针之一，在具体工程项目设计和实施层面如何统筹兼顾各方面目标达到最佳平衡，仍会面临选择困难甚至会有争议。

      四是经济形势与政局变动风险。中国企业近年国外投资，经常遭遇经济形势变化导致已确定项目搁浅或取消的冲击。2014年国际油价下跌在一些国家引发这类情况。如中资企业主导财团在墨西哥投标获得一个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高铁项目，2015年初被墨西哥政府以经济形势变化为由取消。另外，投资国执政党轮替，或政局动荡甚至爆发内战，都可能对已确定或在建项目带来颠覆性影响，甚至对中国设备财产甚至人员生命带来威胁。

      第四，我们自身能力建设也面临挑战。企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中坚力量。打铁先要本身硬，中国企业和机构大规模走出去同时如何把握好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关系，做到技术过硬、管理到位、效益良好、美誉度高，将是决定未来成败的关键。另外，因共建“一带一路”创设的亚投行、丝路基金如何在自身决策机制与管理方面贯彻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原则，如何在实施项目层面坚持自身特色定位又与现有相关国际金融与发展机构有效合作，内部运行如何结合利用投票与协商机制达到既高效决策又充分集思广益，都存在需要通过实践探索逐步解决的问题。

      第五，如何看待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与国内深化改革推动体制转型关系也可能存在认识风险。亚投行冲击显示中国改革发展阶段性成就与影响力提升，国内媒体热议时扬眉吐气与欢欣鼓舞是大国崛起阶段的正常合理心态。不过也需防范公共兴奋与欣慰感可能传导一种潜在认识偏颇，就是把亚投行冲击解读为“中国模式”大功告成而盲目乐观，把共建“一带一路”开局顺利看作是所谓“北京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的完胜而淡忘国内改革大业仍面临爬坡过坎与壮士断腕的挑战。改革开放激活创造力是中国发展成就的根本原因，中国也是战后经济全球化体系与秩序建设的参与者与受益者，倡导“一带一路”并非意在颠覆现有经济秩序，也不是仅追求中国自身利益，而是要与沿线国家一起依据各自国情改革开放，探索共同发展与互利共赢道路。

      共建“一带一路”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国应对挑战、克服困难、争取共建“一带一路”成功，是对新时期中国奋发有为新外交方针的检验，也是对中国作为最大新兴经济体引领发展潮流能力的检验。共建“一带一路”事业能否取得预期成功，根本保障条件在于中国能否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有效应对建构完善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挑战，在于能否通过全面依法治国建成现代国家治理架构与能力，在于能否保持中国经济持续追赶从而为“一带一路”合作提供生生不已动力并动态充实其内涵。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成功条件在这个战略本身之外。

      要长期坚持“亲诚惠容”、合作共赢的基本方针，通过持久合作努力逐步实现规划目标，由此获得国际社会更广泛诚挚的认同。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找准定位，谋而后动，发挥核心竞争力，避免一哄而起、一拥而上。项目设计实施需重视兼顾市场赢利与社会责任目标，避免短期行为与竭泽而渔。要重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有序转移，充分发挥这类转移对承接国在就业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和特殊影响。项目设计实施应加强与国际机构与发达国家有关机构的务实合作，学习借鉴行之有效的国际经验和方法。要把培训、学位教学与实践高效结合起来，大力培养各个层次各种类型人才。总之，共建“一带一路”无捷径可走，只能通过持久而正确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携手共进谋发展、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愿景。

      感谢北京大学苏建文同学的助研支持。

      ①“瑞典等七国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2015年4月15日，http://gjs.mof.gov.cn/pindaoliebiao/gongzuodongtai/201504/t20150415_1217200.html。

      ②Fred Bergsten,"US Should Work with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Financial Times,March 15,2015,http://www.ft.com/cms/s/0/4937bbde-c9a8-11e4-a2d9-00144feab7de.html#axzz3Y2js04bF.

      ③Larry Summers,"The US May Have Lost Its Role as the World's Economic Leader",Washington Post,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rry-summers-the-us-has-lost-its-role-as-the-worlds-economic-leader-2015-4.

      ④Robert D.Blackwill,Ashley J.Tellis,"Wake America,China Must Be Contained",The National Interest,April 13,2015,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ake-america-china-must-be-contained-12616.

      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国家发改委网站，2015年3月28日，http://www.sdpc.gov.cn/gzdt/201503/t20150328_669091.html。

      ⑥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3年4月7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4/07/c_115296408.htm。

      ⑦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新华网，2013年9月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9/08/c_117273079.htm。

      ⑧“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新华网，2013年10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0/02/c_117587755.htm。

      ⑨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3年10月3日，http://www.gov.cn/ldhd/2013-10/03/content_2500118.htm。

      ⑩李克强：“李克强总理在第16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13年10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0/10/c_125503937.htm。

      (1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网，2013年11月16日，http://www.sn.xinhuanet.com2013-11/16/c_118166672.htm。

      (12)“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外交部联合召开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座谈会”，国家发改委网站，2013年12月16日，http://www.ndrc.gov.cn/xwzx/xwfb/201312/t20131216_570632.html。

      (13)“张高丽在西安主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新华网，2014年10月11日，http://www.sn.xinhuanet.com/2014-10/11/c_1112786033.htm。

      (14)“张高丽：努力实现‘一带一路’建设良好开局”，新华网，2015年2月1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2/01/c_1114209284.htm。

      (15)“21国签约决定成立亚投行搭建亚洲互联互通新平台”，新华网，2014年10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ttgg/2014-10/24/c_1112967382.htm。

      (16)“习近平：要以创新思维办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新闻网，2014年11月6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11-06/6759286.shtml。

      (17)周小川：“‘一带一路’丝路基金起步运作”，凤凰网，2015年02月16日，http://xibei.ifeng.com/finance/detail2015_02/16/3571830_0.shtml。

      (18)“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签署协议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新华网，2014年07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7/16/c_1111631353.htm。

      (19)习近平：“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的讲话”，新浪网，2014年11月8日，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41108/224520768110.shtml。

      (20)李克强：“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人民网，2015年3月5日，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5npc/n/2015/0305/c394298-26642056.html。

      (2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15-03-28/140031655780.shtml。

      (22)大陆桥物流联盟公共信息平台：“新亚欧大陆桥十五年发展历程”，2012年7月13日，http://www.landbridgenet.com/wenku/2012-07-13/1864.html。

      (23)1960年代联合国就提出类似设想，然而受制于当时冷战国际环境未能有实质性推进。

      (24)大陆桥物流联盟公共信息平台：“新亚欧大陆桥十五年发展历程”，2012年7月13日，http://www.landbridgenet.com/wenku/2012-07-13/1864.html。

      (25)何茂春、张冀兵：“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分析——中国的历史机遇、潜在挑战与应对策略”，《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12月26日，http://fj.rmlt.com.cn/2013/1226/205582.shtml。

      (26)韩宏：“现代丝绸之路明年开建”，《文汇报》，2007年10月10日。

      (27)冯创志：“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南海政策亮点”，中国网“观点中国”，2013年10月4日，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84_83584.html。

      (28)阮宗泽：“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前景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期，第4～20页。

      (29)王缉思：“‘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环球网“观点”，2012年10月19日，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2-10/3193760.html。

      (30)黄仁伟：“美国亚洲战略的再平衡与中国战略优势再评估”，《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8期，第35～36页。

      (31)习近平：“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人民网，2014年11月9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4/1109/c64094-25997795.html。

      (32)MacKenzie C.Babb "Clinton Says Building New Silk Road Is Critical for Afghanistan",23 September 2011,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article/2011/09/20110923170112.

      (33)原载于韩国《中央日报》：“用‘一带一路’表达‘强汉盛唐’的中国梦”，2015年4月13日，转引自“外媒：习近平用‘一带一路’表达中国梦”，中国网(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50415/19529484.html)，2015年4月15日。

      (34)包括中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卡沙甘油田8.33%的股份，合同金额约为50亿美元，是中石油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参见“习近平主席中亚四国行：以新身份走访老朋友”，中国网，2013年9月13日，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3-09/13/content_30014645.htm。

      (35)“李克强与哈总统签140亿美元大单五股将开启暴涨之旅”，凤凰财经综合，2014年12月15日，http://finance.ifeng.com/a/20141215/13356312_0.shtml。

      (36)“习近平访巴基斯坦签下460亿美元大单”，2015年4月22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422/c1002-26883684.html。

      (37)参见ADB and ADBI,"Infrastructure for a Seamless Asia",A Joint Study of ADB and ADBI,Tokyo ADBI,2009,p.5。“其中68%用于新基础设施能力建设，32%用于维持和重置已有设施。电力和道路分别占据总投资的51%和29%。”(第167页)

      (38)“世行本财年承诺贷款额较危机前上升65%”，发布于2014年7月4日。

      (39)"ASEAN Infrastructure Fund to Be Accessible This Year",2012-03-30,http://www.chinadaily.com.cn/xinhua/2012-03-30/content5577657.html.

      (40)如摩根大通亚太区副主席李晶女士提到：“前段时间我在美国大使馆参加一个活动，美国大使说美国电网、铁路、公路的老化问题很严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建设，所以他们非常欢迎中国的资本去投资。”她表示，其在欧洲、美国、澳大利亚与当地政府交流后发现，由于中国国企在铁路、公路、桥梁等大型基础设施方面具备技术和效率上的优势，大多数发达国家欢迎中国国企在其市场上进行投资。参见“中国有2万多家企业在海外投资90%以上亏损”，《国际金融报》，2015年2月9日。

      (41)卢锋：“减速与调整：全球宏观经济形势研判”，《大国追赶的经济学观察：理解中国开放宏观经济(2003-2013)》，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07～948页。

      (42)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2015年3月28日，http://www.sdpc.gov.cn/gzdt/201503/t20150328_669091.html。

      (43)同(42)。

      (44)“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年度表)”，中国外汇管理局网站，http://www.safe.gov.cn/。

      (45)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分析小组：《2014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2015年3月31日。

      (46)本文第一作者2015年元月随团访问美国政府有关部门，一位官员指出中美在东南亚、中亚、南亚存在广泛合作空间。在他看来，美国有南北丝绸之路倡议而中国有东西丝绸之路倡议，美国有“印太经济走廊”倡议而中国有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美国协调各国海关标准方面具有一流软实力，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一流硬实力，中美两国都重视基础设施并致力于区域互联互通，两国存在巨大合作潜力。

      (47)储殷：“一路一带战略的实现需要更冷静的思考”，中国网“观点中国”，2015年1月18日，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92_1197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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