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学术翻译的若干问题及其新机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新机遇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学术界从“文化大革命”恢复之始，学术翻译工作便成为当时学者的共识，也是当时学者工作的重中之重，诸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三联书店“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上海人民出版社“西方学术译丛”等，直接影响了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滋养了整个中国学术界。学术是关于知识、关于人类的问题，本身是没有国别和疆界的。因此，学术翻译是桥梁，“没有学术翻译，就没有人类知识体系的建构与传承；没有学术翻译，也就没有中华学术与世界学术的交流与碰撞”。[1]现在的互联网上有一组十分流行的“伪装指南”帖，即以幽默讽刺的语言告诉你如何在外行人面前伪装成高深莫测的行家。其中一篇“如何伪装成康德专家”中，作者建议“为保持住高贵的、真正的康德专家气质，你不应该喜欢李秋零、邓晓芒、苗力田这样的汉语康德翻译者”，而可轻松地说：“我其实不知道汉译的好坏，因为我主要读德文。”类似的“伪装体”，大多都以玩笑的口吻，间接指出了当下国内西学研究者面临的学术困境——翻译问题。学界中能读原文者少，以致“读原著”也成为“专家”身份的行头之一；而大部分人获取知识只能依靠翻译。因此，重新审视当下中国的学术翻译问题，以及讨论它在新科技时代的机遇，显得十分必要。
一、当前学术翻译的一般问题举例
梁启超曾言：“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自国门被列强敲开后，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也越来越多，关于西方著述的翻译也逐渐增加，对西学的了解，首先是从翻译开始的。直到今天，社会科学大部分的学科都自西方传播而来，其基础理论和研究范式都以西方为基础。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的中文翻译中仍频出问题，单看人文社科的学术翻译，其中从来不缺笑料。
曾有译者将post-modernity译为“邮政现代性”；将“博士后”译为“doctor queen”；北大出版社所出一书中译者将“尼采”译成“诺齐克”；还有将“孟子”译成“孟修斯”的；最轰动的当属“常凯申事件”——清华大学历史系王奇在一本学术著作中，将蒋介石的名字Chiang Kai-shek译成“常凯申”。再看梁文道先生讲的一个笑话：某位“译者竟把一代中国思想史名家、于连的老师徐复观先生，译成既有福气又有官运的‘徐福官’，而且还标明这是‘音译’，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2]这些让人捧腹的翻译，容易被读者发现识别，但另一些翻译问题，对一般读者来说则难以辨认。2005年阎克文发表文章，举例说明由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的于晓、陈维刚等翻译的韦伯的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共只有252页，平均不到2页即错一处”；[3]2006年，其又发表文章，指责某著名出版社出版的韦伯《经济与社会》一书的译本，几乎是在给韦伯做“恐怖的整容术”，出现大段的误译，造成许多人无法理解很多文字内容的真实意思。[4]对于韦伯这样一位在社会科学中十分重要的学者，国内的翻译版本多种多样，其中以三联的译本较为上好，然而也正是这些译本，在阎克文看来同样存在许多错误。许多人阅读韦伯译作时，满头雾水，看到阎克文的指谬，恐怕会后怕不已，不能阅读著作原文的读者常常弄不清楚，究竟是著者所写就如此晦涩，还是翻译上出了问题。以上只是一些常见问题举例，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译者不够仔细认真，或自身语言能力有限，而导致笑料百出；翻译之后，又没有让更仔细、更有经验的人来校对，而直接交由出版社出版，导致粗制滥造而流毒学界。
学术翻译中还有另外一个不得不说的现象，即越是晚近的国外著作被译得越多。如吉登斯的书在国内翻译相对全面，而很多20世纪早期或之前思想家的书，都还没有翻译过来。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美国社会学教授艾尔·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在美国几乎已无人作为社会调查的指导用书，但在国内竟出版了十余版次；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万卷方法丛书”中，已少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方法教材也被翻译了进来。这让国内学术翻译表露出一种一方面十分“落后”，另一方面又极端追求潮流和前沿的矛盾现实。
学术翻译中问题多，甚至许多译作等身的作者也被发现常常错误百出，导致很多人对翻译的学术作品失去了信心。一方面，翻译历来被视为一项“为他人作嫁衣”的事情，即使付出了辛苦的努力，译出了传神之作，作品和声誉也首先属于作者本人，译者往往被遗忘在舞台的角落。另一方面，学术出版本来利润就低，出版社给译者的稿费较少，许多翻译者认为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此出现了一些专家学者在拿了出版社的翻译合同后，将译书的任务分配给自己的研究生，一人一章，这样做效率虽高，但容易出现粗制滥造的情况。高山杉曾撰文指出复旦大学哲学系王雷泉教授组织的十多名学生翻译的《中国佛教复兴史论》中数十处翻译错误：“一部由上海名校师生十数人经手，花费十余年时间翻译出版的译籍，竟然还有这么多错误……王雷泉教授在‘译后记’里说：‘翻译是我们学习的过程，也是培养学术新人的过程。’这话很没道理，您培养‘学术新人’过足瘾了，但人家尉迟酣辛辛苦苦写出来的妙籍，哪里经得起您和您旗下的‘学术新人’这番折腾呀!”[5]同样由著名教授吴晓刚组织翻译的关于定量研究方法的书籍，竟也主要由学生翻译，其结果是译文呆板，不忍卒读。还有人将勒庞的经典著作《乌合之众》翻译改名为《心理操控术：政界领袖、商界精英操控大众心理的真相》——一个令人惊悚的标题；更有甚者，对原作内容动刀，贻害更大。其中，带给读书人的遗憾与气愤，非学界中人不能神会。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左手拿着出版社的合同，右手将译书任务交给学生去做，“翻译”已然是门“生意”。既然是生意，也就不管那么多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这些原因使得很多译者并没有以一种严格的学术态度对待翻译工作，他们所关心的是出书，然后拿到稿费，报上成果，完成课题，最后评奖评职称等。除商业因素外，学术体制本身的问题，也在变相促使或鼓励又多又快地搞各种翻译，同时美其名曰与国际学术界接轨。过去10年20年翻译一本书的时代终究已远去。
二、研究型翻译的重要性
通过学术翻译的问题举例，能清楚地认识到，学术翻译不是一个单纯的翻译工作，不同于一般的手册、说明书、新闻等翻译。严格地说，学术翻译是一个再研究的过程，翻译某个学者的著作就相当于对之进行了一次深入的研究。商务印书馆所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阅读这一系列图书能明显感觉到，绝大部分译者都下足了工夫，翻译者本人也都是所在领域的专家，每本著作常常耗时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完成。已逝世的邓正来，在谈及学术翻译时曾说：“我选择翻译哈耶克的论著，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清除当时学术界在没有阅读哈耶克论著的前提下，就将他的观点作简单化的意识形态处理所造成的非学术影响；二是为研究我自己始终关注的一个理论问题，即‘社会秩序的型构及其正当性’——因为我需要仔细分析哈耶克所提出的自生自发秩序的理论是否能够回答我的理论问题。”[6]翻译一部作品，就是对这部作品作者的全面再读，在此基础上，才能深入翻译思想的本质。“邓正来的学术起步是翻译，他把自己的学术翻译工作称之为‘研究型翻译’，‘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阅读经典的方式。通过这样的努力，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些著作当中，这些大师的思想当中，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提出问题的假设是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结论解答的过程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些大师在文字背后最基本的、对知识的那种热爱’。”[7]以研究的方式进入，再以翻译的方式出来，经过一进一出，翻译的作品才能更符合原作者的思想本质，才能更好地体现原作的魅力，同时对于翻译者来讲，也是一个最好的训练。
邓晓芒、杨祖陶耗时数年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人民大学李秋零教授翻译康德著作全集，对当下从事德国哲学研究的学生、学者来说，功德无量。在此举一例可见李秋零在翻译中的思虑之多：“哲人的故乡
在大多文献中都音译为哥尼斯堡，很容易误导，因为Berg原意为山冈而非城堡Burg，把Berg译解为堡，一个字母之差，意义却相去甚远；而
本义为君王，似可仿意译牛津者，译作王山。前译虽通行成俗，今就康德著作全集发行之便借以正之，岂多事乎?(但在正文的翻译中，为既纠正‘哥尼斯堡’译法的失误，又不致因‘王山’译法而惊世骇俗，采用了中庸的译法‘哥尼斯贝格’)。”[8]这近似中国治经治史者所推崇的考据之学，虽显繁杂，但以此态度来翻译学术著作，毫无疑问对后世人治学益处多多。最近，武汉大学德国哲学专家杨祖陶先生仍以高龄80而不畏寒暑的辛苦，翻译其先师贺麟嘱托的黑格尔《耶拿逻辑》，2012年年末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贺麟曾说：“一般的翻译只是传递普通信息的口舌之功，而有关思想、概念、学问知识的学术翻译，则不仅是民族间相互理解的桥梁，且是一个民族深入诠释其文化内涵的重新创造。”[9]贺麟也道出了学术翻译的不同之处，同时也给后人从事翻译立下了一个标准。
还有一些因涉及思想和概念理解而造成的翻译之争，更有其复杂的意义。如在文化研究领域里，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就是一个十分流行而又总被争议的概念。围绕这一概念的翻译，产生了一系列的争论。2005年，哲学教授俞吾金撰文指出，将organic intellectual译为“有机知识分子”不妥，organic应译为“有组织的”，这样才更符合葛兰西的原意。[10]翻译为“有机知识分子”，则容易误导人们对葛兰西原意的理解。不过也有人认为译为“有机知识分子”，实际上有它自身的意义，如张弘指出，葛兰西这个概念被重新拿出来质疑，实际上也包含某种社会因素，张弘认为：“谈到‘有组织’或‘被组织’，自然回避不了接踵而至的重要问题，即如何组织?被谁组织?”[11]这更多涉及学术之外的社会现实问题，因此这个误译，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还是一个知识社会学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这就需要讨论另一个问题，在学术翻译的过程中，除作者语言能力和翻译态度外，还存在一个理解力问题，它导致的不是显而易见的误译，更多的是存在争议的翻译。
三、理解力与翻译
因对概念和思想理解的微妙差异，而造成同一文本的翻译呈现多种形式，即黄灿然在《理解翻译》一文中指出的“理解力”问题。严肃的翻译通常执行“信达雅”标准，但语言本身为柔性体系，有其自身的空间。不同语言之间，通过翻译转换，必然带来语言理解空间大小的变化。在黄灿然看来，翻译应是译者在有很好的理解力的前提下，一个自由的充分发挥的过程。黄灿然认为：“正确理解翻译，尤其是以理解力为翻译标准，将全面释放翻译的潜力：一、释放译者的潜力，把他们从误解自己和误解翻译中恢复过来，取得自主权；二、释放原文的潜力，使原文不至于受译者、译评者、译文和读者的观点的扭曲；三、释放译入语也即汉语的潜力，既可博采所有汉语资源，又可挖掘隐藏于原文但也同样隐藏于汉语中的潜力；四、释放翻译评论的潜力，不是使翻译评论赶上现时的直译趋势，而是在译者潜力获释放之后直译趋势可能已不再是主流，翻译呈放真正异彩，翻译和评论相得益彰。”[12]
黄灿然的“释放”，可理解为一种语言空间的再扩展，保持语言的弹性，亦即保持语言自身的可扩展性。相对于“信达雅”标准，黄灿然的理解力标准更显激进，这种激进不是在两种语言的意思层面的状态，而是将语言理解为一种再创造的载体。如此激进方式，实际上是对译者的再定义，将译者的“自主权”重新从一般翻译标准——直译的束缚中夺回来，如他在翻译苏珊·桑塔格《论摄影》时，就将“过于晦涩的地方尽量以适当的意释来翻译”，[13]原本苏珊·桑塔格行文诡谲而思想火花四溅的作品，在黄灿然的翻译下显现十足，与原作相得益彰。黄灿然的理想是一种更为雅致的语言表达。当这种标准置于小说等文学作品的翻译时，应是极有好处的，这种翻译随着译者的理解力不同而使译文呈现不同的面貌，除故事的魅力外，文学作品本身最大的魅力就是语言的柔性。译者能够在极好地理解原作品的情况下翻译作品，更像一个再创造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说“作者已死”当十分贴切。
不过放置到学术翻译上，这样的翻译标准则显苛刻。以康德的“三大批判”翻译为例，先后有多种译本，其中牟宗三译本属质量较高者，因牟宗三本身哲学造诣极高，翻译中还对原文做了相当的译注，对于理解康德来说大有裨益，但不能不说，牟宗三的翻译恰好因其很高的中国哲学造诣，读者在阅读时，每每能感觉到牟宗三在变相地将中国哲学思想附加到康德身上。杨祖陶、邓晓芒和李秋零等译本，则相对忠实于原文，如在邓晓芒译本中，长句子比比皆是，这也正是康德行文风格的直接体现。阅读过程中，常常发现第一次是读通句子，第二次是找感觉，第三次之后才能慢慢领悟康德要义。这是个痛苦的过程，不过将理解原作者的机会更大程度地交给了读者。某种意义上，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对读者和作者的尊重。针对不同的作品，不同的翻译标准和风格都十分必要，无论是博大精深的哲学作品，还是趣味盎然的小品，都应有不同的译本，以不同的角度和气质来精彩地呈现原作。翻译，不仅关涉思想的理解，还关涉语言的意趣。语言本身即是一个庞大的空间，对语言的运用也是对空间的再塑造。对于不同的“理解力”和理解标准，这个语言空间展现了不同的形态。相对而言，在文学翻译和哲学翻译中，二者的区别更加明显，但仍是在一个基本共识之下的，即忠实原意。不过，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因表意、表音等诸多区别的存在，不同语种之间不可能完全达到“信达雅”的标准，而只是无限趋于完美。因此，阅读翻译的文本，本身即给了作者一个新的发挥理解力的空间，这个空间是与阅读语言相匹配的。翻译，在某种程度上讲，是理解力的一次释放和再创造。当然，无论怎样的旨趣和标准，常怀敬畏之心应是译者坚持的品质。
四、社会化协同翻译的可能
随着书籍电子化程度的深化，在诸如Amazon等的平台上，出现了更多直接出版电子书的现象。然而，面对这种剧烈的科技变革带来的冲击，学术翻译同样也站在了十字路口。
译书从来不是简单之事，特别是翻译经典学术著作时，需由多人共同完成翻译工作。学术翻译本身有极强的专业性，要求译者最好是研究型译者。少数译者，即便拥有再好的语言理解能力，仍存在一些不可克服的问题，诸如因资料缺少而无法对证，因时代语言变迁而导致翻译词汇难以理解等等。科技发展将学术翻译带到了一个新路口，在这里，译者可充分利用互联网带来的便利条件，将社会化协作纳入学术翻译日程中。
通过社会化协作的方式，众多分散的、掌握了相应语言的作者可组织起来，分担翻译任务，相互校对，检查错误。简单地说，就是将过去译者的单兵作战，变为协同作业，通过这种方式提高翻译效率。互联网接入成本低，掌握多种语言和精通本地语言的人，通过互联网来参与某项翻译项目的成本也会越来越低，只需有恰当的组织和协调方式，即可在互联网平台上，将各地的诸多爱好者积聚起来，展开相应的翻译和校对。
它需要一个良好的组织者或召集人，在其协调下，互联网作为一个媒介和资料库，可方便帮助译者解决翻译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在网络的帮助下，学术著作的翻译已有了新局面，如在豆瓣网上，许多能够阅读原文的网友在某本书下面留言指出翻译错误，而其他网友也会对此展开讨论，对于修订出版十分有益。这也表明在网络时代，学术翻译应逐渐走向开放，以合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另一网络的助推作用，体现在“众包”的模式中，组织者以某种方式将分布在各处拥有各种才能的译者吸引出来，共同集中到一个任务上去，并给予一定的奖励。采取众包的模式，能使诸多不能直接与出版社联系以签订翻译合同的人，参与到翻译工作中来，并根据自己的业绩获得奖励。众包模式，在一般的翻译任务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如国内的译言网等，曾在很短时间内招募到大量的译者协同翻译《乔布斯传》，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这也显示了网络众包的力量。而针对严谨的学术著作，通常译者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时，才能更好地理解著者的原意，才能准确地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
现在号称“科学家”的Facebook的ResearchGate已初步具备了这样的平台属性和社区氛围，活跃在ResearchGate中的都是各行业的科学家，他们以专业领域和兴趣为社交链接点，共同塑造了整个社区的专业气质。如果能将学术著作的翻译和社区平台结合起来，可利用社区平台来发布翻译任务，并以某种方式鼓励和调动参与者的热情，利用其专业技能，展开翻译和审校，再经由出版社编辑加工，一部高质量的译作同样可迅速生产出来。或许这也是学术翻译的一种未来，甚至可能颠覆传统的翻译工作模式。在开放的互联网环境中，只有秉持开放的姿态，才能更好地发挥互联世界的优势，让更多的头脑参与进来，才能让译作更完美。
就知识积累、学术沟通等角度而言，学术翻译对中国学术界的良性发展，并逐渐融入世界学术潮流，十分重要。当下中国的学术翻译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一些因商业利益考虑而导致的问题，对学术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西方学术著作译介工作的背后，应潜藏着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责任心和真知灼见，这些工作也构成了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4]因此，进行学术翻译时，既要在业务层面精通，也要有一个对社会的担当与关怀之心。同时，学术翻译又面对一个机遇期，即互联网科技发展，将更多有相应语言能力和知识的人，以便捷的方式聚集到了一个平台上，并通过一种合适的社会化协作方式，发挥大众的力量，来充实学术翻译队伍，进而将学术翻译进一步推进，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科技社会中的学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