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企业转型与升级：演化历程与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历程论文,中国民营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民营企业转型与升级：内涵厘定与研究述评
（一）企业“转型”、“升级”的内涵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代表性观点认为：“转型”是指改变企业现有的生产关系，包括企业的所有权制度和经营管理模式等方面的改变；而“升级”是从生产力或技术的角度提出的，主要是企业技术与产业分布的改变。①转型升级就是企业基本制度、管理模式和企业产品及所处价值链、产业链从低端向高端的转化。我们基本赞同这一观点，但同时认为，属于制度范畴的“转型”与属于技术范畴的“升级”不仅可以区分，而且可以分别得以观察；转型与升级在企业框架内紧密互动并互为因果，但由于障碍的存在，企业的转型和升级总是呈现演化和阶段性特征，其阶段的时点又通过企业的制度和技术进步的边际变化状态显示出来。
（二）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文献述评
在转型方面，黄速建、王钦和贺俊研究了我国民营企业从改革开放初期“个体大户”到合法的私营企业，再到如今的公司制企业的转型过程。②尹作亮研究了我国民营企业从初创期的所有权与管理决策权高度集中的模式向现代家族管理模式转型，再从家族模式向分权化的现代企业模式转型的过程。③关于转型的主要障碍，早期阶段主要来自外生性的社会意识形态阻挠和政府的制度供给不足④；后期则主要来自内生性的创始企业家对控制权的留恋等⑤。
在升级方面，王劲松、史晋川和李应春研究了民营经济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从竞争性产业向基础性的垄断产业升级的问题⑥；中国产业集群发展报告课题组研究了民营性产业集群从低级向高级升级的过程⑦；毛蕴诗和吴瑶研究了沿海地区OEM企业向ODM企业和OBM企业升级的过程⑧。有关民营企业升级的障碍，属于外生性的主要有：国有经济在一些产业具有强大的比较优势，较高的行业行政性制度壁垒⑨，政府的社会管理服务不到位⑩，融资难，发展环境差，税负重(11)。属于内生性的主要有：集群性企业早期难以建立合作联系，同时面临资源约束和环境的不确定性；在后期主要是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难以降低资源消耗，不善于品牌塑造。对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民营企业升级障碍的研究，多数学者倾向于对某个地区进行经验分析，并强调资金和高端人才缺乏、企业家精神缺失、企业文化建设滞后等内生因素和企业的产业层次低、上游产业的管制壁垒、政府对企业升级的扶持力度不够等外生因素。
以上文献的共同之处在于：第一，对当前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研究较多，而对过去的转型、升级研究较少，而且更多文献关注了企业升级方面的问题；第二，研究转型和升级障碍的较多，而研究转型和升级过程的较少，并且没有将转型、升级的过程与障碍进行综合分析；第三，用经验的、案例式的方法较多，而用规范的方法较少。针对已有研究的基本思路及其不足，我们将从演化的角度，分别讨论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过程、障碍以及路径选择等问题。
二、民营企业“转型”的过程及其障碍
按照企业制度边际变化的显著程度，我们将民营企业转型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个体经营户到私营企业：民营企业转型第一阶段(1978～1991年)
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全国城镇仅有14万个体工商业者艰难地生存下来。为了解决城镇待业青年和社会闲散人员的就业问题，政府被迫允许设立新的个体户，到了1981年，全国城乡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发展到182.9万户，从业人员227.4万人。到1985年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城乡个体工商户进一步发展到1171.4万户，从业人员1766.2万人。(12)同时，一些个体户开始突破雇用7人的限制，有的雇工甚至达到百余人、数百人。以民营经济起步最早的温州为例，当时温州的雇工情况被叫做“三五牌”，即个体大户的年产值30万～50万元，年利润3万～5万元，雇工人数30～50人。据1986年初的统计，当时温州农村有雇工4.2万人，分别受雇于1.3万户家庭工业和联户企业。雇工30人以上的大户有120多家，共雇工5000余人，占全部雇工数的12％。(13)事实上，以雇佣关系为核心的带有明显企业性质的个体大户已经在全国各地如潮涌般地出现了。
改革之初，尽管政府允许个体户的存在与发展，但对私营企业的态度却十分谨慎，当时一些人竭力反对雇工大户的出现，甚至提到了政治路线的高度，主张通过税收或其他办法予以打击。然而1982年由邓小平提出，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接着中央又于1983年提出对超过规定雇请多个帮工，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三不”政策。(14)由于政策并不十分明朗，初步发展起来的个体大户采取了“戴红帽子”的方式寻求迂回发展。根据当时温州的经验，一些经营户借用“挂户”单位的名义到全国各地经商，款项来往经过被挂单位的银行户头，被挂单位则根据款项数额扣除7.5％～8％的金额(其中5％是工商税，2％是代征所得税，0.5％～1％为被挂单位的管理费，少数挂在村级企业的挂户还外加2.5％的集体积累)，其余的全归挂户者。有资料显示，截至1985年，温州已领营业执照的家庭或联户办工业仅5.14万户，占总数的38％，还有62％的多数采取挂户经营模式。(15)挂户经营模式在经济利益上实现了挂户者与被挂户者之间的“双赢”。挂户者能比较容易地获得政策优惠和银行贷款，同时，也能得到被挂户者的庇护，减少来自各方的摊派，更重要的是为私营企业提供了政治上的“避风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借助“红帽子”模式各地民营企业迅速发展起来。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统计，截至1987年年底，全国实际共有私营企业90581家，从业人员约164万人，注册资金达到84亿元。(16)
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直接冲击了传统观念，同时也对国家的政策制定和新制度的诞生产生了影响。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私营经济是存在雇用劳动关系的经济成分……是公有制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1988年6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使私营企业制度取得了合法的身份。尽管从1989年起，民营企业受到了一定影响，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1989年6月底，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为9.06万家，虽然到1990年6月底下降为8.8万家(17)，但到了1990年年底，私营企业数量再次回升到9.8万家，1991年年底达到10.8万家，从业人数184万，注册资本总额123.17亿元(18)。自此，我国的民营经济基本完成了由个体经营户向企业体制的第一次转型。
民营企业在这个时期所遭遇的最大障碍莫过于长期形成的“左”的意识形态的阻挠。一些人把再次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主完全等同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私营工商业者，等同于过去的资产阶级，把私营经济看做与社会主义对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左右下，尽管我们出台的政策已有很多突破，但始终相当谨慎。直到1988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颁布，我们才在政策和法律上为民营经济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企业制度模式。
(二)从私营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到股份制：民营企业转型的第二阶段(1992～2001年)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民营企业出现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1992年，我国共有私营企业139633户，到2001年增加到2028548户，是1992年的14.5倍，年均增长34.63％。这主要是由于新设立的民营企业、摘掉“红帽子”的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为私营企业的数量都有所增加。这个时期，民营企业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多数企业采取了股份制模式。有资料显示，1992年，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共17673家，占全部私营企业总数的12.66％；到了2001年，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增加到1379866家，占总数的比例扩大到68.03％，年均增长62.3％。这表明，民营企业在制度上已经发生了新的转型。
造成这次民营企业转型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党和国家对民营企业地位和作用的进一步肯定。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掀起新一轮改革浪潮；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3月，全国人大再次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了《宪法》。这些大政方针的确立，给广大民营企业家吃下了定心丸。其次是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由于民营经济与地方经济发展以及地方财政密切相关，各地纷纷出台了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更激进的政策。正是由于政治风险的消除，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大为改善，并直接推动了民营企业的爆发式增长。
不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于2007年对浙江、江苏、北京、辽宁、山东、湖北、云南、河北、福建、上海、广东11个省市的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在1325份有效问卷中，约有95.32％的企业采取了股份制的制度模式，但从控制权的角度看，这些企业又具有高度家族控制的特点。在采取股份制的企业中，企业主本人和他们的直系亲属所拥有的股权份额占压倒性多数，所占股权比重在30％以上的企业，累计达到了84.9％。由此可见，一方面民营企业越来越愿意采取股份制模式，但另一方面这种股份制实质依然是家族制。之所以出现这种“次优”的选择，主要原因有三：首先是政府对私营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仍有担忧。由于实行股份有限公司需要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政府害怕由此导致信用风险失控，所以对私营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采取了限制的政策。其次，家族控制的有限责任公司也并不乐于和急于股权多元化，因为这会影响到创业者的实际控制权。第三，对于大多数中小型私营企业来说，也缺乏具备运营和治理股份有限公司经验的专门人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构成了这个时期民营企业转型的主要障碍。
(三)从家族式股份制到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转型的第三阶段(2002年以后)
进入21世纪，随着民营企业数量的进一步扩大，企业的制度形式又发生了新的变化。2002～2010年，私营企业数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6.8％，其中股份有限公司的年均增长率达到58.3％，大大高于有限责任公司年均19.1％和独资企业年均10.6％的增长率。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公开上市的公司数量近年来也有较大增长。1990年，我国仅有3家私营性质的上市公司，而到了2012年4月30日已达到1216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近一半。这些公司已经比较接近股权多元化的现代企业制度了。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民营企业的主流形式仍然是有限责任公司，更具现代企业制度意义的股份有限公司并没有得到更快的发展。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先，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前提是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而我国的资本市场本质上是为国有企业改制而创设的，在政策上不可能先让民营企业挂牌上市。既然难以上市，民营企业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的难度就加大。其次，正如有学者所言，在法律环境不理想的状态下，采取集中的股权结构是企业的必然选择。(19)第三，从企业内部看，这个时期绝大多数创设企业的民营企业家仍然在位，他们不愿意放弃家族控制、家族经营的管控模式。这些都构成了这个时期民营企业转型的障碍。这也表明，尽管民营企业的转型已经迈入新阶段，但转型的道路依然漫长。
三、民营企业“升级”的过程及其障碍
按照企业技术进步的边际变化的显著程度，我们将民营企业的升级过程也分为三个阶段。
(一)全力挺进工业制造业：民营企业升级换代的第一阶段(1978～1995年)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始阶段，我国的民营经济起步于资金和技术门槛低，同时具有劳动和市场优势的国有经济又不愿进入和不便进入的边缘行业，如以传统手工技术为依托的家庭工业、作坊、修理业，以劳动和经营能力为依托的餐饮、小型商贸等。不过，在当时短缺经济的卖方市场拉动下，民营企业迅速地转入相对价格更高的工业制造领域。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1987年对全国8.5万户私营企业的调查，从事工业的共6.1万家，雇工98.2万人，分别占总数的72.8％和72.3％；建筑修缮业8000家，雇工20万人，分别占总数的9.4％和14.7％；其余的为交通运输、商业、饮食和修理业。由此可见，这个时期80％的私营企业集中在工业、手工业和建筑业，从事第三产业的不足15％。(20)也就是说，经过短短几年时间，我国的民营企业就实现了产品与产业分布的第一次根本转换。
由于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属于初创，企业规模以中小型为主，多数处于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低端，缺乏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实力，技术策略上多采取模仿的拿来主义，研发投入几乎没有。同时，在卖方市场状态下，企业没有树立品牌的意识和压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营企业的技术、产品与产业的升级。此外，这个时期国有经济仍然在主导产业、上游产业中占有绝对优势，作为体制外的民营企业，体制性障碍几乎使其不可能进入到这些产业领域。
(二)在制造业和基础产业领域实施产业深化：民营企业升级换代的第二阶段(1996～2008年)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民营企业的技术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民营企业在不断向制造业集中的同时，开始向采掘、石油加工、电力煤气等基础性上游产业延伸。根据全国工商联组织的第二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1995年，营业额在1000万元及以上的民营企业的行业分布依次是电力煤气、农林牧渔、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等；根据全国工商联组织的第四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1999年，实有资产在1000万元及以上的民营企业的行业分布依次为传统制造业、商业、房地产业、建筑业等。进入2000年以后，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的产业分布变化很大。我们不妨将2006年的状况与2003年作一简单对比，2003年规模以上民营企业行业分布前4位依次为服装、鞋帽、皮革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延压业，电气机械及器材、线缆制造业，到了2006年则变为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延压业，批发和零售业，电气机械及器材、线缆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21)2007年，民营企业的产业分布继续沿着上述的产业演化路径进行。(22)
其次，许多民营企业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树立产品品牌，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提升。根据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对北京、重庆、辽宁、浙江、广东、云南、河北、吉林、江苏和湖北10个省市民营企业的抽样调查，在767家样本企业中，有378家实施了原始性技术创新，占样本总数的49％；有299家实施了引进、模仿再创新，占样本总数的39％；有65家选择集成创新，占样本总数的8％。在创新投入的推动下，1995年以后，民营企业的专利申请量逐年攀升。根据全国工商联对23735家民营企业的调查，1994年以前，民营企业各年提交的专利申请均未突破800件，而1995年就达到1600件，而且，从1995年至2005年，民营企业专利申请量年均增幅高达30％以上。(23)其中，大型民营企业平均每家提交22件专利申请，中小型企业为5件，规模以下企业只提交3件；在行业方面，制造业的民营企业提出专利申请的占到88％，其次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建筑业。(24)
一些大中型民营企业在不断加大创新与科技投入的同时，也已意识到品牌塑造的重要性。一部分优势企业通过加大R＆D投入，走上了技术升级的快车道。有资料显示，到2004年年底，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批准认证的中国驰名商标中，民营企业获得的认证量超过了认证总量的30％。在商务部2005～2006年度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产品认定中，民营企业获得量占到认证总量的35％。2001～2005年，经国家质检总局授权批准认证的五批1018家中国名牌产品企业中，属于民营性质的企业共480家，占认证总量的47.15％。
再次，在一些大型民营企业逐步成为龙头企业的同时，大多数中小型民营企业，尤其是那些与龙头大企业同处于一个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或者成为大企业的分包商，被纳入到整个产业链之中；或者因难以进入产业链而主动或被动地进入到第三产业。
尽管民营企业在这个时期升级的步伐加快，但升级更多地发生在一些大型民营企业，而且升级基本上是在现有产业范围内通过原有产业链的延伸实现的。之所以造成这种升级的“天花板”效应，首先是占比最大的中小型民营企业本来就不具有在研发上加大投入的实力，加之市场进入门槛低，竞争日趋激烈，企业的利润率趋低而进一步导致创新实力降低；其次，由于政府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一方面企业没有创新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刺激了企业在产品和技术上的“拿来主义”，结果多数企业始终难以超越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命运。
(三)世界金融危机引发企业价值链和产业链大调整：民营企业升级换代的第三阶段(2009年以后)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的民营企业展开了新一轮的改造升级。
一是从低端向高端升级。企业从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升级，不断提高产品利润率和增强市场话语权。以深圳为例，截至2012年上半年，该市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113家，仅2011年就新增821家；企业技术中心从2008年的79家增加到141家，其中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从11家增加到16家；加工贸易企业设立各类研发机构1500多家，比2008年增加了270家，研发人员8.9万人，比2008年增加了2.5万人。2011年，全市加工贸易高新技术产品出口835.9亿美元，比2008年增加38.5％，占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60.3％，比2008年提高5.3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比重从2008年的84.6％提高到2011年的89.5％，而传统产业比重则从15.4％下降到10.5％。(25)与深圳的情况相同，我国不少加工贸易企业已从原来的单纯加工装配，逐步向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制造环节延伸。
二是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升级。广大民营企业不仅在向所在行业的高端升级，同时紧跟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步伐，增加在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比如在“光伏”产业领域，我国已经有了一批成功的企业，如常州天合、保定天威力、江西赛维等；在环保产业领域，泰达股份、光大国际等民营企业先后进入城市垃圾处理事业，并且形成了可以成功复制的商业模式。(26)
三是从制造向服务升级。许多民营企业开始从单纯的制造环节迈入生产性服务业、新兴服务业领域，加速了生产性服务环节从制造业中的剥离。与此同时，传统服务业与现代技术融合发展的速度正在不断加快，从事服务外包、商务会展、现代物流、信息咨询、评估认证等新兴服务业的民营企业，近年来也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
四是从代工向自主设计、品牌升级。以深圳来料加工企业升级为例，从2008年至2012年上半年，全市约有1713家来料加工企业实现了升级，占来料加工企业总数的45％。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企业从2008年的2355家减少到2011年的1859家。许多OEM企业加速向ODM和OBM升级。2012年上半年，ODM和OBM混合生产模式的产品出口比重达到56％，比2008年提高了26个百分点。(27)
民营企业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现“井喷”式的升级趋势，主要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广大民营企业深感发展的压力。传统产业的市场在急剧萎缩，资金、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迅速上升，人才短缺和节能环保的压力在不断增大。与此同时，广大民营企业也看到了新的科技革命即将全面爆发、新兴产业蓬勃兴起、扩张成本相对下降和前所未有的政策扶持等难得的升级机遇。然而，当下的民营企业升级换代也绝非易事，一方面，由于一些民营企业习惯了过去的业务模式，而对新模式并不十分了解，企业家对升级并不十分感兴趣，限制了自身的升级；另一方面，由于某些新兴产业的技术尚在形成过程中，产业及市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些企业家不愿意或不敢冒风险进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营企业升级的进度。
四、民营企业转型与升级过程及障碍的综合分析
尽管民营企业的转型和升级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但它们又统一于企业的框架之内，任何企业不可能完全孤立地进行转型或升级。因此，有必要对整合状态下的转型和升级进行一些研究。
(一)民营企业转型和升级的过程比较
从整合的角度考察民营企业转型和升级的过程，我们发现，第一，转型和升级经历的阶段大致相同。民营企业的转型和升级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尽管起始时间并不完全一致，但大多数时间还是同时进行的，不同的起始时点则正好反映了两者的互动与时滞效应。第二，民营企业转型的各个阶段的起始时点均提前于升级的各个阶段。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由于企业在三个时期里从转型中获取的边际收益均大于从升级中获取的边际收益，从而刺激了企业更多地追求制度变革。第三，就最近的一个阶段看，民营企业再次进入了转型和升级同时进行的新时期。一方面，民营企业要完成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型；另一方面，还要从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低端摆脱出来，走上主要依靠创新和品牌化发展的新道路。这种转型与升级的叠加，同时也将各种障碍与阻力汇集起来，这也就意味着这一轮的转型和升级必将是一个充满风险和机遇的漫长过程。
(二)民营企业转型和升级的障碍比较
从民营企业转型的障碍看，在改革开放初期，民营企业的转型主要受制于外部的旧体制和旧观念，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化观念的逐步确立，民营企业转型的障碍则主要源于内部因素，比如家族治理模式对现代企业制度的抵制和排斥等。而民营企业升级的障碍则与其转型的障碍有所不同，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多数企业升级主要受制于企业自身经济与技术的实力。随着我国产业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高新技术日新月异，给民营企业升级带来重要机遇，但同时新技术、新产品的市场不确定性，新技术对传统技术的毁灭性破坏等外部因素，也对民营企业的全面升级造成巨大挑战。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对中国民营企业转型与升级历程的演化分析，本文得到如下四点基本结论：
第一，企业的转型、升级遵从“路径依赖”和“次优”选择的演化准则，企业过去转型、升级的状态决定着现期转型、升级的重点和难点。
第二，转型、升级中的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整个过程的路径和速度，并通过企业制度和技术进步的边际变化状态而显示出阶段性特征。
第三，转型、升级的相对性和互动性使得企业的发展在各个阶段上各具特色。
第四，外在的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往往成为企业群体性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源。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我们可以从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家等角度探讨促进我国民营企业转型与升级的政策思路：
第一，从政府角度看，一方面，要通过出台有助于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体系，充分利用财政、金融等政策工具激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另一方面，要通过优化市场环境等措施，最大限度地清除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各种障碍。
第二，从行业协会角度看，要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纽带作用，努力为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政策信息和产品、资本、技术、劳务等市场信息，构建企业家的沟通平台，维护企业间的竞争秩序。
第三，从企业家角度看，企业家的意愿和创新能力是民营企业转型与升级的核心要素，民营企业家需要克服小富即安和封闭的消极思维，深刻认识不创新就死亡的道理，善于识别和把握机会与风险，时刻准备在企业制度、管理和营销模式、生产技术和产业选择等方面实施创新，不断地将企业带向新的高度。
注释：
①单东：《金融危机条件下浙江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特区经济》2009年第4期。
②④黄速建、王钦、贺俊：《制度约束、需求驱动和适应性选择——中国民营企业治理演进的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6期。
③尹作亮：《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与其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⑤剧锦文：《企业的比较优势与企业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以中国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的发展为例》，《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3期。
⑥王劲松、史晋川、李应春：《中国民营经济的产业结构演进——兼论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外资经济的竞争关系》，《管理世界》2005年第10期。
⑦《中国产业集群发展报告》，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3～50页。
⑧毛蕴诗、吴瑶：《中国企业：转型升级》，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⑨剧锦文：《非国有经济进入垄断产业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189页。
⑩丁任重、孙根紧：《新时期我国民营经济的转型与发展》，《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年第12期。
(11)辜胜阻、杨威：《“十二五”时期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新战略思考》，《江海学刊》2011年第5期。
(12)张绪武、李定、谢明干主编：《中国私营经济年鉴(1996)》，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13)(15)洪振宁主编：《温州改革开放3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74页。
(14)戴园晨主编：《中国经济的奇迹——民营经济的崛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0页。
(16)周晓梅：《我国现阶段私营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17)张厚义、明立志：《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18)龚晓菊：《制度变迁与民营经济发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19)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58(1), 2000,pp.1～25.
(20)国家“七五”期间中国私营经济研究课题组：《中国的私营经济——现状、问题、前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10页。
(21)参见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编：《1993～2006中国私营企业大型调查》，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年版；黄孟复主编：《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No.5(2007～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22)黄孟复主编：《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No.6(2008～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页。
(23)(24)黄孟复、胡德平主编：《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No.3(2005～200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152页。
(25)(26)《深圳近半来料加工企业转型》，《深圳商报》2012年8月14日。
(27)刘迎秋主编：《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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