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学者论文,国内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及其市场经济进行了重新审视，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表达了一些新的观点。这些认识和观点对我们重新思考和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观点之一：按比例即综合平衡是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综合平衡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是解决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良方[1]
这一观点出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吴易风。吴易风教授认为，综合平衡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它是毛泽东和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当代中国留下的宝贵理论遗产和思想财富。毛泽东和陈云把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平衡条件的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综合平衡理论。
目前流行一种说法，认为综合平衡理论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现在已经失去现实意义，不再适用了。吴易风教授指出，这种说法不仅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是错误的。因为综合平衡是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正如陈云所说：“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2](P211) 资本主义经济要求按比例，社会主义经济也要求按比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要求按比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求按比例。按比例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共同要求。按比例的客观经济规律不会因为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而取消，也不会因为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而取消。
吴易风教授强调，综合平衡理论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且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里破除的，是把计划看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但并没有否定计划作为经济手段的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按比例，综合平衡理论是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理论依据。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国民经济的发展仍然要求按比例。综合平衡理论应当成为政府调节市场的理论依据。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均衡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西方微观经济学有供求均衡、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西方宏观经济学有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共同均衡、投资和储蓄均衡、总供给和总需求均衡、国际收支均衡以及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等。这些均衡概念，实际上是在西方经济学的特殊理论形态上接触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的按比例或平衡问题。
但是，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决定了市场经济本身不可能自觉地保持必要的平衡。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常造成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比例关系失调。严重的比例失调是引起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因而也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如果忽视了综合平衡而任其发展，国民经济也有可能出现周期性的大起大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只要按照邓小平指出的“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和“始终避免两极分化”，[3](P149) 始终坚持政府调节适时适度，就有可能比较自觉地保持平衡，防止或减轻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造成的严重比例失调。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一直存在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一些行业投资增长过快、新开工项目过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信贷投放增幅过大、煤电油运供应紧张、重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价格上涨等突出矛盾和问题，这正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客观比例关系即综合平衡遭到破坏的结果。为此，吴易风教授提出：“以综合平衡理论为指导，经常研究、准确把握和适时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国民经济就有可能基本避免经济危机式的大起大落，减少由此造成的巨大损失。”并建议，要更好地将综合平衡理论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建立综合平衡模型和预警系统；要加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现实状况研究和对策研究，成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研究机构。
观点之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要加强政府社会经济职能的作用，必须有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进行有效的调控干预，要有必要的计划协调予以指导。与此同时，必须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4]
这一观点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原副院长刘国光教授。刘国光教授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宏观经济管理、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
刘国光教授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他们这一代经济学人，经历了计划与市场烈火和实践反复的锤炼。有人认为，现在尘埃已经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不再时兴了。不应完全这样看。计划经济在前苏联、在中国，还是起过光辉历史作用的。但是历史也证明，计划经济不能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历史的必由之路。但市场经济也有缺陷，也不能迷信。完全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不能保证社会公正和协调发展。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必须有政府有效的调控干预加以纠正，有必要的计划协调予以指导，就是说要有看得见的手的补充。在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尤其要加强政府社会经济职能的作用。
刘国光教授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机统一体。这些年来，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是不是相对多了一点；强调社会主义，是不是相对少了一点。在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则强调它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即效率优先方面，相对多了一些；而强调它的共同富裕的本质即重视社会公平方面，相对少了一点。这是不是造成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深层背景之一。在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完善的环境下建立的市场经济，如果不强调社会主义，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人们所称的权贵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他引用邓小平的话告诫说：如果改革造成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只有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才能构建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观点之三：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矛盾已经明显地大量地暴露出来，并影响着社会经济稳定，如果不重视和正确处理，将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甚至成为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隐患。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矛盾[5]
这一观点出自经济学家周叔莲。周叔莲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经济学分组成员等职。在中国经济学界，他较早从理论上论证了国有企业有必要也有可能实行自负盈亏，论证了经济改革必须服从于经济发展，论证了把改革和管理结合起来的必要性，提出了中国应优先发展轻工业的发展战略。他系统地研究了中国30年来经济结构演变的过程和经验教训，并参照国际经验，提出了正确处理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经济效果三者关系的理论，对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建议。
周叔莲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既是可以结合的，又是存在矛盾的。即使经济体制改革任务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全建成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仍会存在矛盾。承认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存在矛盾并不应该也不必然导致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矛盾已经明显地大量地暴露出来，并影响着社会经济稳定，如果不重视和正确处理，将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甚至成为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隐患。
周叔莲列举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矛盾的四个主要表现：一是贫富差距扩大，影响社会经济稳定和安全。二是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在一些方面很不适应。市场经济不能自动克服生产无政府状态和比例失调等现象，而且其自发性还可能助长这些现象。三是市场经济所导致的唯利是图，使得社会、经济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出现许多消极现象，不利于社会主义健康发展。四是消费过度和消费不足现象并存，目前消费过度现象尤其值得重视。“鼓励消费、刺激消费、增加消费”，是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但是，笼统地提倡刺激消费，似乎消费越多越好，对社会主义发展是不利的。
周叔莲认为，充分认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目的、要求和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的矛盾，并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才能既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并保障社会主义的经济安全。为此，他提出，调节和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要靠国家的宏观调控，并要研究四大问题：一是宏观计划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经济，它是一种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只有加强宏观调控，才能使社会主义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具有预见性和计划性。二是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使命如何完成。公有制企业承担着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计划性、实现经济民主、实现共同富裕等使命。如何完成这些使命，其中一系列问题值得研究：现在设想的公有制改革目标能否使公有制企业完成这些使命；在市场上与私有企业一样经营的国有企业，如何保证实现社会主义必要的计划性；在公有制经济中职工如何当家作主、分享利润；公有制经济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企业形式和组织制度，如何经营，如何分配，才能既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又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等等。三是如何处理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增加劳动就业的关系。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一定时期内是和增加劳动就业有矛盾的，而增加劳动就业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在社会主义社会，就业是劳动者的神圣权利，失业必然加剧贫富差别，甚至会导致两极分化。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努力做到充分就业。四是如何实现可持续的社会主义消费模式。要对当前的消费模式和消费趋势进行科学的评估与审思，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消费模式。当前消费中存在一些既不科学、也不健康、更不公平的现象，应该提倡邓小平曾经指出的“适度消费”，建立新的可持续的消费模式。
观点之四：当代世界市场经济是有不同模式的，主要有美国和英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等。而中国正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独特的市场经济模式[6]
这种观点出自一批英国学者，包括肯特大学的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教授、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布劳恩（Chris Brown）教授和考克斯（Mick Cox）教授、剑桥大学的琼斯（Gareth S.Jones）教授、诺丁汉大学的皮尔森（ChristopherPierson）教授、爱丁堡大学的基特（Russell Keat）教授、贝尔法斯特英国女王大学的吉根（Vincent Geoghegan）教授和奥内尔（Shane O' Neill）教授等十余名英国学者。这些英国学者认为，当代世界市场经济并不是一种或两种模式，而是有多种不同的模式，应该搞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
英国学者分别阐述了几种主要的市场经济模式：
1.“美国和英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也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主要是指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里根、撒切尔夫人在美、英开展“新保守主义革命”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模式。它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崇尚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论，认为国家干预不仅不能消除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而且会限制市场经济的功能发挥和自我调节。美英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是：私人经济占绝对主导，国有经济比重小；私人资本集中程度高，垄断性强；市场自发调节作用很大，国家干预少；劳动力市场自由开放程度高，就业竞争压力大。在美国，里根上台以后，主要推行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和货币主义的货币政策，以求解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问题。在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也采取货币主义和自由经济政策，主要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克林顿和布莱尔继续分别在美国和英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并作了一些调整，试图通过“第三条道路”来解决自由市场模式造成的各种经济问题，缓解经济和社会危机。
2.德国、法国等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以二战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为主要代表，其理论基础是弗莱堡学派的经济理论。它也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强调自由竞争，但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区别是，它反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主张实行旨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国家干预，奉行自由原则和国家有限干预原则的结合。国家的作用既不是像计划经济那样直接配置资源和进行具体经济活动，也不是像凯恩斯主义那样运用政策干预市场机制本身，而是运用法律与政策维护市场经济运行所必须的正常秩序。社会市场经济还被认为是市场竞争和社会保障相结合的经济制度，既保证经济效率，又注意社会公平。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同德国的模式还具有某些差异。如在法国的模式中，倡导私人经济、国有经济以及合作经济并存的混合经济，实行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的结合，注重国家的宏观经济计划；在瑞典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强调社会公平，注重福利国家建设、经济再分配和高水平就业，被称为“福利市场经济”。总之，欧洲大陆市场经济模式不同于英美模式的主要之处：混合经济体制特征明显；注重市场机制和国家调节（或计划）的结合；强调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注意公平。
3.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在日本以及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发挥重要的经济作用，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引导投资等措施，指导经济发展。这种经济模式被称为“东亚模式”，也即“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同欧洲大陆模式有类似的地方，但政府干预的力度和作用的范围要大，是靠中央计划和市场机制共同调节引导经济。政府制定的宏观经济计划以及财政、金融政策和其他经济行政措施，都有较强的经济约束力和指导作用。
4.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与上述三种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同的是，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是以社会所有制或公有制为基础的。20世纪80—90年代，欧美一些学者试图构建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以替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和已经瓦解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西方的理论代表有：美国的经济学家约翰·罗默（John Roemer）和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英国的政治哲学家戴维·米勒（David Miller）等。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在西方发达经济的条件下如何解决贫富差距严重、实现社会公平的问题。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特征可表示为：社会所有制（公有制）＋市场＝公平＋效率。
英国学者建议：必须区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必须重视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公共事业等问题，并根据这些方面的标准来评判经济模式和政策的优劣。对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根本区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注重社会公平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他们提出，要充分享用市场经济带给我们的好处，但不能容许市场经济主宰我们的生活。例如，要重视保护文化和教育机构免受市场力量侵害的重要性，使它们不要受到直接市场力量的主宰，不要受到市场竞争和利润的不良影响，而要充分发挥它们重要的教化功能。这样能够保证在这些领域工作的人们自主地产生和形成新的思想，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须保证这一点。
许多英国学者倾向于支持欧洲大陆模式，反对美英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因为它导致对劳动者的严重侵害和剥夺，加大了社会不公平程度，对人类发展造成很多诸如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等问题。他们提出，要特别防止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宰形式。他们倾向于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市场经济模式，认为这种市场经济模式有许多优点，如在这种模式的市场经济中，国家能提供更大程度的和更多的福利支持和保护，与此相联系，社会阶级之间的财富差距也要小得多。
英国学者谈到中国的市场经济时认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引起世界的普遍关注。中国在从过去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如何迅速发展经济的问题上，解决好公有制同市场机制的结合，是一大难题，也是关键性问题。他们认为，在搞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后，要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利用和借鉴各种市场经济模式的有益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欧洲大陆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值得更多地加以研究和借鉴。这种模式大多采用混合经济体制，且国有和集体经济成分比重大，注重市场机制和国家调节（或计划）的结合，强调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它一般以社会民主主义为理论基础，同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思想渊源，深受欧洲大陆历史悠久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他们还指出，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应注意加以防范，欧洲大陆许多国家也在抵制英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渗透。
观点之五：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但本质并未改变。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要坚持国家的计划性，始终重视计划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指导和调节作用[7]
这一观点出自法国著名学者、法国马恩河谷大学教授、弗朗索瓦·佩鲁研究所主任让·克洛德·德洛奈。弗朗索瓦·佩鲁研究所成立于1990年，以著名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命名。佩鲁对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贡献，他批判了瓦尔拉的一般均衡论，创立了发展理论和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佩鲁在学术上有着很大的包容性，他在政治上是保守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资本主义是最好的经济制度；但他也认为资本主义虽然解决了生产效率问题，却没有解决分配问题。他主张用马克思的方法解决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问题。在西方主流派经济学家中，受马克思、恩格斯影响的不仅有凯恩斯，而且还有像弗朗索瓦·佩鲁这样的经济学家。
弗朗索瓦·佩鲁研究所主任德洛奈教授应邀于今年10月到中国参加“纪念恩格斯逝世110周年国际研讨会”，并对中国学者谈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德洛奈教授和一批法国经济学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有一个认识过程。他们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就借助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概念分析过法国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出路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继续密切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发展。他把80年代以来的当代资本主义称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认为它的新变化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生产资本的全球化。这是对17世纪以来欧洲形成的民族国家形式的局部超越。生产资本从部门和领土的角度，向全球扩张并互相渗透。二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即银行、保险、金融市场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的扩张等等。金融的这种新作用，并不是为了保证为本国投资融资，而是为了把世界储蓄集中起来，保证资本的流动性。三是世界垄断寡头，即跨国公司的形成。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的资本的相互渗透和并购，最终形成了巨大的全球垄断寡头，即产量超过中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巨大的跨国公司。四是全球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金融资本与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服务资本、保险资本和各种投资资本形成一个复合体，各国的私人垄断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融合成全球的私人垄断资本。五是高技术资本主义的形成。以信息革命为核心的高科技革命深入到所有生产部门，其中包括服务部门，推动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连续化。高技术资本主义改变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从而引起了就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经过长期的研究和细致的分析，德洛奈教授等人认为，虽然今天的资本主义已不同于狄更斯、雨果时代的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存在过度剥削、收入和贫穷差距的扩大、雇佣劳动的弹性和不稳定性、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福利减少等。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劳动市场的全球化，世界垄断寡头使全世界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处在直接的对立甚至敌对之中。它们利用第三世界国家对发展的要求，使用各种手段，例如利用企业外迁，来压制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当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剧烈了，而且扩大到了全世界。他说，从理论上看，用以说明资本主义剥削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并没有过时，除了自然禀赋，在劳动创造的价值之外，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经济财富的源泉。所不同的是，在世界金融寡头掀起的剧烈竞争条件下，市场价格发生严重扭曲，越来越偏离价值，消费者更加难于了解“实际价格”。在所谓资本主义“软”竞争体系中，马克思所描述的“均衡价格”作用下降，而经济当事人的原生态经济权力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世界金融寡头关心的不是产品中实际花费了多少劳动，而是关心他们所支付的劳动的价格。他们把效益的风险转移给承包商，并分散到全世界。他们所关心的是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下的利润最大化。
德洛奈教授指出，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在加深。一方面，经济条件的社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又千方百计地用私有化对抗社会化。这是一场激烈的斗争。
谈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德洛奈教授认为，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从理论、政治、意识形态上看，这两种社会形态是互不相容的。但从实际来看，社会主义又必须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技术和经验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谈到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德洛奈教授提出，在当今世界条件下中国的发展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一是对经济全球化的参与问题。参与经济全球化，绝不能削弱民族国家的作用。在今天，民族国家仍然是有效的、坚实的政治行为体，事实绝不像某些政治家所说的那样，民族国家已经过时。民族国家一方面可以保证世界多极化的政治秩序，另一方面可以保护不发达国家抵御全球化的弊害。二战后，在凯恩斯理论的指导下，民族国家得到极大加强，直至建立社会福利国家。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起和推动全球化的，而他们却要求发展中国家削弱民族国家的作用，这是双重标准。中国的经验至少说明了两个道理：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第二，肯定了民族国家的重要作用。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能削弱的。
二是计划性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某些运行形式值得注意。例如法国的指导性计划。这个计划由法国计划总委员会制定，其目标是使各企业和社会集团的事前计划和事后结果尽可能一致。计划和目标仅仅是指导性的，并不是一种义务，但达到了三方面的效果：第一，主要经济行为体，特别是国家向社会宣布了未来五年的计划和目标；第二，通过对计划和目标的民主讨论，各方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识并就存在问题找到最适当的解决办法，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计划形成一个整体；第三，计划成为国家考察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发现问题、找出原因的最完全而可靠的依据。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一定要坚持国家的计划性，始终重视计划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指导和调节作用。
三是扩大服务部门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对世界的开放应十分重视服务业的发展。当前，服务活动的数量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极大地推动了产业结构的改革。服务业是国民经济最活跃、发展最快的部门。发展服务业至少有利于解决中国经济就业问题和扩大内需问题。人的发展，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社会福利的扩大，都要以个人服务、集体服务、行政服务和教育、卫生、健康、科学研究服务的发展为前提。回到马克思的理论上，可以说，发展服务业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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