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东苏区对所谓反“罗明路线”的争论和抵制
李顺禹
提要： 闽东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重要革命根据地之一。1934年1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在闽东错误地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福安中心县委和连江县委旗帜鲜明地抵制所谓反“罗明路线”斗争，从而避免造成严重的后果，保证了闽东苏区后续的发展壮大。闽东党组织对所谓反“罗明路线”斗争的抵制，是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尖锐对立，也是对福建临时省委领导人以反“罗明路线”斗争为工具开展党内斗争、推行“进攻路线”的抵制，表现了闽东党组织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优秀品质和闽东共产党人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的政治勇气。
关键词： 闽东苏区；反“罗明路线”；争论；抵制
闽东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重要革命根据地之一。它以福安、连江为中心，包括今福建省宁德市的福安市、福鼎市、蕉城区、寿宁县、霞浦县、柘荣县、周宁县、屏南县、古田县和今福州市的连江县、罗源县的广大地区，以及今浙江省的泰顺、苍南、平阳、瑞安的部分区域。1934年初，中共闽东地方组织与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曾就“罗明路线”(1) 所谓“罗明路线”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对以罗明为代表的一批人所持正确意见的称谓。 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并抵制了所谓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开展。然而，党史学界对这一历史事件却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有关反“罗明路线”的论文尚未有专论，就连地方党史正本《中共福建地方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福建地方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对此也未作论述。本文拟在深入挖掘历史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史料分析，力图还原这一历史事件，并给予客观的评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闽东苏区反“罗明路线”斗争的缘起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闽东地区建立了基层党组织，并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发动群众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州中心市委先后派邓子恢、陶铸、叶飞、曾志等到闽东指导农民运动，开展“五抗”(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抗粮)斗争，帮助组建工农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在闽东党的坚强领导下，至1933年，闽东各县前后共建立了7支工农游击支队和赤卫队、红带会等地方革命武装，各地武装暴动连连告捷，形成了许多小块的革命根据地，部分地方还开展了分田运动。在斗争区域内，“每一个斗争起来就是武装冲突，就是两个阶级残酷的肉搏”(3) 《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决议——目前闽东的形势与党的任务》(1933年12月3日)，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1987年，第229页。 ，革命的风暴席卷闽东。
随着斗争深入广泛地开展，闽东党的组织也日益发展壮大。至1933年底，“在福安中心县委领导之下有宁德、寿宁、霞浦、福鼎、福安五县的区域。福安党的组织有一百余人，宁德五、六十人”(4)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关于福州、福安、连江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34年1月3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1986年，第234页。 ，“连江有支部八个，同志五十余人”(5) 《陶铸关于福州的工作报告》(1933年5月1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第70页。 ，成为领导闽东革命的核心力量。但是，与革命斗争迅速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的是，党的思想建设、制度建设还相对薄弱，构成党员的主要成分又多是农民和小知识分子，使得闽东党内大量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党性不纯的现象。在福安，“党的组织万分松懈，没有党的生活，不了解党的任务，不懂得什么是共产党员，党员应该怎样去执行工作，支部也很少开会，也不了解支部会的意义与任务”(6) 《符镭关于福州地区情况报告》(1933年10月3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第134页。 。在连江，党在这一个工作区域中，“支部是不能按时开会，经常讨论与进行工作。甚至支部同志自己都不懂得自己做一个共产党员和农会有什么分别”(7)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关于巡视连江工作报告——政治经济形势和工作情况》(1933年11月1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第145页。 ，导致了“(党的)组织数量与单位的削弱”，“福安、连江同样数量上也是削弱些”(8) 《陶铸关于福州的工作报告》(1933年5月1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第69页。 ，由此造成了各中心县委的领导非常薄弱，“县委的大部力量都用到农会与游击队上去，支部方面的领导可以说是全部放松的”(9)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符镭关于福州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2月4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第193页。 。福安中心县委“只注意军事，注重游击队的行动，各区负责(人)也不注意法兵工作，没有加强党的领导和地方群众斗争”，加上在福安“没有很好的支部的组织与生活作用”，以致出现了闽东有多少支部、有多少党员都没有办法统计的现象；(10) 《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关于扩大会议后三个月来的工作报告》(1934年1月3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第241、244页。 “党纪的不严肃，同志政治水平低平，干部的缺乏，同志与群众信仰个人而不信仰党，支部会没有开，同志教育不够，都成了今日福安党最严重的问题”(11) 《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组织情况及游击队斗争情形》(1933年7月1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第116页。 。也正是因为闽东党组织“在斗争中党的组织不强大或是甚至没有，特别是在群众没有了党的支部作用，使得上层机关不能每分钟、每刻钟都能了解群众情绪的变化与在群众中帮助党每个问题的决定的执行”(12) 《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决议——目前闽东的形势与党的任务》(1933年12月3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第230页。 ，给正在蓬勃发展的闽东革命斗争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由于党的组织建设弱化，红军游击队中也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滋生。红军游击队中“一般的现象是看不到党的组织的领导，而只有个人英雄的领导”(13)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关于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1月25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第171页。 。红军游击队的“纪律非常松懈，队员中自由主义的发展非常厉害，做事的时候可以我推你，你推我；闲空的时候可以乱喊乱闹，随便乱跑；政治的训练与教育是完全没有的”(14)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关于巡视连江工作报告——政治经济形势和工作情况》(1933年11月1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第147页。 。此外，游击队在发展过程中，“无形当中混进了许多非阶级的分子，土匪流氓、富农。在福安游击队曾经发现过打土豪发洋财、强奸、队员带枪跑的事情”(15) 《陶铸关于福州的工作报告》(1933年5月1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第63页。 。
此外，由于干部的缺乏，“福州和外县党的干部恐慌，已到第三时期了”，甚至“一个县委三、四个负责人要跑纵横数百里的四、五个县份(福安)”。为此，闽东地方党组织多次在党内通信中向福州中心市委表明闽东党内的状况，请求上级党组织加强指导，并要求派遣干部加强闽东党的领导力量，从而出现了“外县向福州市委要，市委向中央要”(16)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符镭关于福州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2月4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第197页。 干部的现象。
1933年下半年，正值闽东党组织利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实行第五次“围剿”和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闽东防务暂时空虚的有利时机，同时也是“有布置有计划的发动与领导全闽东斗争，夺取闽东政权，建立闽东苏区，成立红军，打通闽北”(17) 《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决议——目前闽东的形势与党的任务》(1933年12月3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第234页。 的关键时期，福安中心县委和连江中心县委强烈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改变闽东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组织建设薄弱的现象，加强党的建设，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决定立刻对闽东党组织进行整顿。
2月17日，福安中心县委在福安溪柄甲厝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福建临时省委的来信，检查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的弱点和错误，接受了临时省委的正确批评和有关指示，并研究部署了改进工作和贯彻指示的相关举措，如立即着手分田运动的准备工作，加强对赤卫队的领导，扩大和巩固党、政组织，发展群团组织和红军，等等。但对于党的作用弱化的现象，会议认为不能加以武断的判定，并认为在“福建事变”失败之后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闽东苏区的严峻形势下，“福安党员自动领导群众的积极性是很好的”，只是“没有把他们组织起来(即组织支部)，所以形成有党员没有支部现象。也因为这样，在斗争中有许多积极勇敢分子也没有吸收到党内来”(34) 《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关于扩大会议后三个月来的工作报告》(1934年1月3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第244页。 。同时，会议认为不能接受临时省委关于福安苏区存在一条“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和逃跑退却路线”为特征的“罗明路线”的批评。
1933年12月，福安中心县委召开执委扩大会议，通过了“目前闽东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改造与扩大闽东党，尽量的发动猛烈的游击运动与扩大游击队组织，是在目前闽东形势之下最急迫的任务。”会议要求：“福安：党在北区委之下，至少十个支部以上；在南区委，七、八个支部以上；西区至少恢复及发展五个以上，成立区委。宁德：要发展十五个至二十个以上支部，成立三个区委——中心区、城区、南区。寿宁：迅速在东西区各成立十个支部；南区成立十个支部，成立二个区委……”(18) 《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决议——目前闽东的形势与党的任务》(1933年12月3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第234-236页。 ，县委着手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1933年12月，国民党当局抽调五路大军入闽镇压发动“福建事变”的第十九路军。1934年1月15日，国民党军占领福州，“福建人民政府”各机关撤往漳州、泉州，“福建事变”随即失败。在镇压了“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后，1月下旬，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新十师、省保安队和海军陆战队卷土重来，开始对闽东苏区进行疯狂的进攻。为应对新的严峻斗争形势，1934年1月3日，福安中心县委致信福建临时省委，认为“现在形势有一个转变”，因此，中心县委需要对“工作从(重)新一个布置”，决定召开各县委联席会议加以布置，并“请求省委一定派负责的代表赶来参加这一会议”(19) 《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关于扩大会议后三个月来的工作报告》(1934年1月3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第243、245页。 ，以加强对闽东革命斗争的指导。1月下旬，连江中心县委书记练文澜也写信向福州中心市委请示，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应避敌锋芒，“只有上山打游击战争才能对付敌人的进攻”(20) 罗明：《“二战”时期福州中心市委反对练文兰“罗明路线”的回忆》，《连江党史通讯》1985年第6期，第22页。 。
隋唐五代时期，人们继承了前代的用法，凡是“尚巧”一定与技巧、技艺等相联系。如隋代江总《为陈六宫谢表》“愧缠艳粉，无情拂镜，愁萦巧黛，息意临窗”[20](P4070)，赞美宫中女子善于妆扮。可以说，这一用法，自隋唐到宋代，人们的“尚巧”观念都是基于对制作、创作方面的工艺、技能等方面的肯定和推崇，是单纯从技术、技能方面来言说的。比照本文前述所引用的唐宋时期“尚拙”问题的文献，亦可对此有较为充分的理解。
在此前后，福安中心县委和连江中心县委在致信福州中心市委时，还批评福州中心市委对闽东工作重视不够，认为闽东各县党的发展之所以存在问题，固然有闽东各县“非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的原因，福州中心市委对闽东各县“隔膜领导的不实际(就是说官僚主义的领导)，亦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比如，关于攻打连江透堡的问题，中心市委仅仅是指示要有组织有计划有原则地打，却无任何具体的指导，“这空洞的指示的来源十足的说明市委对他们的情形是一点不了解”(21)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关于巡视连江工作报告——政治经济形势和工作情况》(1933年11月1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第157-158页。 ，希望福州中心市委能够改变“市委对外县工作的十万分的忽视”(22)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符镭关于福州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2月4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第192页。 的现象。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反映的是早期共产党人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中敢为人先、敢于创新的精神状态，彰显了共产党人走在时代前列的责任担当。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筹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卓越贡献；陈独秀在上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之作的代表；毛泽东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
五十块钱能买到什么呢？而且，她也不想和他的关系搞得多近乎。毕竟她一个离婚女人，还是因那种原因离的婚，总有点小自卑。
福安中心县委和连江中心县委向福州中心市委如实地反映闽东的斗争形势以及党内存在的问题，并请求上级党组织给予更多的指导和帮助，这本是十分正常的党内行为。不期然，这一十分正常的党内行为，却被随后成立的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视为“害怕敌人进攻的悲观失望的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完全是不相信党的力量，悲观失望的估计，是对党的组织罗明路线的估计”，从而引发了在闽东苏区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斗争的轩然大波。
二、闽东苏区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开展
2月19日，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复信福建临时省委，对临时省委所谓“罗明路线”问题据理力争。福安中心县委承认，在闽东的革命形势不断发展的情形下，“福安党以至各县、区党的现象是没有支部只有党员个人，因此县、区委党的领导机关就变成了行政机关，以至造成各种自由行动、极端民主化、离开组(织)糟糕(踏)组织的现象。因此，党的干部一天天离开组织，英雄、腐化、土匪头等倾向起来，在下面根本不知有建立支部介绍发展党员的一回事”。但福安中心县委认为，“我们指出了闽东党一切现象并指出要立刻消灭这些现象改造与扩大闽东党，并不是悲观失望，并没有丝毫罗明路线的精神，而是积极斗争中的精神”，并进一步指出，只有正视和解决这些严重的问题，才能更好地扩大党的影响，领导工农群众开展游击武装斗争。由此，福安中心县委发出诘问：“我们实在不了解，现在闽东党落在这些严重现象，我们不应该指发出来的吗？应该藏匿起来，不应该马上消灭这种现象，要这些现象继续存在与发展才对吗？”“这样的指出为什么是罗明路线呢？甚至以闽东党所有一切错误、现象就是因为这样所造成的。”福安中心县委明确提出：“省委这种批评不是对闽东党有帮助，而且有妨害，是减低闽东党的坚定心，对这种罗明路线的解释是片面的不正确的”，“以揭破出来就是悲观失望、就是罗明路线，这是不对的”；并明确表示对于临时省委对有关斗争领导问题、斗争方式、工农武装和闽东党的问题的指责，中心县委“是不同意与接受省委意见”。信中还进一步指出：“过去市委对闽东党的领导非常不够甚至放弃，及省委此次对闽东问题的解决，不同意马上建立特委、不派干部来帮助闽东的党……”(35) 《中共福安中心县委致临时省委信——关于对省委指示信的意见》(1934年2月19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第253-254页。
此后，福安中心县委对福建临时省委关于所谓“罗明路线”的具体指责釆取了抵制的态度，“自省委指示信到福安中心县委以后，除了好几点他们不同意没有执行外，其他的工作也没有怎样去切实执行”，把主要工作精力放在“红军的行动以及应付敌人的计划”。在3月17日向临时省委的报告中，福安中心县委在关于培养地方干部不足的问题上，依旧认为“县委并不是不提拔干部，现在，政府与区委都是当地干部在着(做)负责，目前这里有这样大的苏区和闽东有这样阔的地方，工作人员实在不够分配”，而福州中心市委对于其他地区“派很多干部去，而这里又不派来”，也是干部缺乏的重要原因之一。报告还坚持认为：“闽东党几年来没有一天不是抓紧抗租、抗税、抗捐、抗债、分粮等斗争来发动群众斗争，不懂得省委为什么还说我们对斗争是放松的。”“我们把错误揭发出来，以后我们才懂得去改正，这什么叫做悲观失望、罗明路线？”福安中心县委认定，福建临时省委之所以会指责福安中心县委，完全是“省委不懂得目前闽东的情形所致的”。(36) 《老叶给临时省委的报告——福安中心县委的情况》(1934年3月17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第282、285页。
1934年1月30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向连江县委(26) 此时，根据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的指示，连江中心县委已改组为连江县委。 发出指示信。临时省委从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进攻路线”的角度出发，强调指出：“在福建事变以来，连江党发动领导和号召了连江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土地革命的斗争，开展着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武装的斗争”，有很伟大的意义，革命形势已更有利于连江斗争的开展，“更加有利于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更有利于实现一省数省革命首先胜利，创造闽东苏区与争取苏维埃在福建的胜利”。临时省委指出，在这样的形势下，县委没有充分的扩大和深入农民的土地斗争和工人的斗争，忽视对工农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领导，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扩大武装的组织，也没有在斗争中来扩大党，扩大和巩固党对群众的领导。临时省委认为连江县委之所以出现这些错误，就是“县委书记老练同志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领导的影响所造成”，“老练同志的错误和罗明路线一样是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不相信党的力量，害怕敌人进攻的悲观失望的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临时省委指示连江县委“一定要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首先是反对老练同志的罗明路线，反对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不相信党的力量，不坚决发动群众斗争，害怕敌人进攻的悲观失望的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临时省委决定撤去练文澜连江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把中心县委改组为县委，并派出省委巡视员苏达指导连江县委讨论和解决“县委的组织和分工”。(27)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致连江县委信》(1934年1月3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213-215、221页。
2月3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向福安中心县委发出指示信。临时省委同样从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进攻路线”的角度出发，强调：“省委认为依靠福安党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和党的影响更广泛的扩大，依靠福安工农群众斗争要求的迫切和斗争的热烈，在全国全省革命发展与苏维埃红军伟大胜利的形势面前，在福安中心县委领导之下，最近福安与邻近县区工农劳苦群众的抗租分粮斗争已经更加发展，游击战争的区域已更加扩大”，而福安中心县委和个别负责同志“对目前的革命形势估计不够，对福安群众斗争力量估计不够，对福安党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力量估计不够”，“没有从全国全省革命发展与苏维埃红军伟大胜利的开展形势中，来估计福安的斗争的环境，来估计福安群众斗争的力量和开展的前途”，中心县委对福安群众斗争的领导和党的工作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和错误：县委对农民群众的土地斗争和工人斗争的领导非常不够，没有在扩大群众斗争中去扩大和巩固工农群众的政权和工农武装，没有在群众斗争去扩大和巩固党的领导，而且时常存在着害怕敌人进攻和轻视敌人进攻的观点，等等。临时省委指出，福安党组织“完全是不相信党的力量，悲观失望的估计，是对党的组织罗明路线的估计”。因此，临时省委指示福安中心县委，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的战斗任务面前，要做好如下工作：要依照中央各种决议、中央最近来信和省委这一指示，彻底转变党的工作，立即扩大抗租抗税抗债和工人的斗争，实行分配土地的斗争；立即扩大工农的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造和扩大红军独立团；立即扩大和巩固工农革命政权和加紧肃反工作；要在斗争中去扩大党巩固党的组织，加强党对群众的领导，等等。(28)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对福安中心县委的指示》(1934年2月3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222-237页。
2月7日，福建临时省委在致各级党部的信中，再次指责连江县委犯有“罗明路线”，不去开展十九路军士兵工作，是存在着不相信士兵群众革命化的力量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是一种不能允许的严重的错误。(29)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为加紧士兵工作致各级党部信》(1934年2月7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249页。
船上的各类物料库，往往大都没有锁闭装置，这不利于保安控制，物料库是否遭受破坏，这直接影响船舶的安全和保安工作,因此要改装添加锁闭装置，保安巡逻期间要重点关注物料间。特别是长期停靠码头，及锚泊船舶，出国作业船舶。上了锁，既可以防止内部失盗、丢失，也可以防止外部的偷盗，顺手牵羊等现象的发生。
3月2日，共青团福州市委也给团连江、福安县委发出紧急指示信，对于两县建立少年先锋队的工作甚不满意，认为“团对这工作的建立与领导，是还落在革命战争胜利发展和工农青年积极斗争情绪后面”，并把这一“严重的现象”归咎于“团存在机会主义的观点，对目前革命形势有利的发展是看不清楚和不愿意去了解的，特别是没有看到工农青年群众积极斗争情绪”。指示信中要求连江团县委和福安团县委在建立少年先锋队的组织和工作中“必须坚决与这些机会主义观点作残酷的斗争”，从而“适合目前革命发展的需要与保障连江、福安分粮、分土地、建立工农革命政权斗争的胜利与扩大及争取保障青年工农一切特殊利益”。(30) 《团福州市委致连江、福安县委的紧急指示信——迅速建立少先队组织问题》(1934年3月2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7，1986年，第271-272页。
3月8日，福建临时省委再次给连江县委发出指示信,要求：“县委必须加紧五六七八各区的工作，不让敌人侵占我们的一寸土地。要深入阶级斗争，将那些反动的残余彻底肃清。”(31)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给连江县委信——肃反工作及俘虏投诚人员的处置》(1934年3月8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261页。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领导人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完全不顾闽东苏区在“福建事变”失败后面临的新的斗争形势，对福安中心县委和连江中心县委向上级反映工作实际困难的行为进行上纲上线的指责，给福安中心县委和连江中心县委扣上“罗明路线”的帽子，并要求在闽东苏区立即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以进一步贯彻“实现一省数省革命首先胜利，创造闽东苏区与争取苏维埃在福建的胜利”(32)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致连江县委信》(1934年1月3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213页。 的指示，从而把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从中央苏区扩展到了闽东苏区。仅仅由于福安中心县委和连江县委对临时省委的指示不同意、不积极拥护，就一律通过戴“机会主义”“罗明路线”等大帽子的方式进行惩办，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严重地影响了党内的政治生态，在闽东党内造成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混乱，使正直面国民党军队猖狂进攻的闽东苏区和闽东党组织面临了严峻的考验。
三、闽东苏区党组织对所谓反“罗明路线”斗争的抵制
1934年2月3日，在省委巡视员苏达的主持下，连江县委在连江官坂莺头村召开县委扩大会。迫于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的严厉批评，会议重点批判了练文澜的“悲观主义与逃跑路线”，针对新任县委书记林孝吉的“宗派主义”及不重视党团组织发展与建设的严重错误进行批评与教育。林孝吉在会上作了检讨和自我批评。
称取每份5.0 g的刺葡萄皮，各加入0.4%盐酸溶液100 mL，于40℃恒温下水浴浸提20，40，60，80，100，120，140 min，过滤，于波长523 nm处测定刺葡萄皮花青素的OD值，确定浸提时间。
此次会议接受了福建临时省委的一些正确批评和指示，并研究部署了改进和贯彻意见，一致通过了关于在反“围剿”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成果斗争中大力培养和发展进步青年加入中共和共青团，健全壮大各级(县、区、乡)党团和少共、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等组织的决议。同时，会议还对福建临时省委关于连(江)罗(源)苏区存在所谓的“罗明路线”表示了异议，决定对刚刚成立就仓促投入反“围剿”战斗因而首战失利的连罗红军第十三团进行整编，并向敌人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罗源县山区转移，在罗源山区打击反动地主武装，发展壮大地方游击队，创建新的基层苏维埃政权，扩大连罗苏区。而莫名地被指责犯有“罗明路线”错误的练文澜(后在福州被捕叛变)，已经被临时省委撤销了连江中心县委书记职务。练文澜也不同意给他硬加上的“罗明路线”帽子，仍然“对自己错误还没有深刻的转变，只承认了自己的官僚主义悲观情绪”(33)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给连江县委信——肃反工作及俘虏投诚人员的处置》(1934年3月8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262页。 。
因此为了做好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把控，行业人员要不断加大对转基因食品分析检测技术的研究，努力研发出系列技术。本文现结合具体情况对转基因食品分析检测技术进行研究。
加里克 · 阿瓦内齐安,捷克人。1959年生于巴库,出版商。1988年至1992年居住在哈萨克斯坦,1992年至1994年在莫斯科工作,1995年以来居住在布拉格,2012年获MFIAP荣誉,在世界30多个国家参加国际摄影沙龙和展览会300余次。
1934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派李平来福州整合福州和厦门两个中心市委，筹备成立中共福建省委。1月28日，李平到达福州，经与福州和厦门两个中心市委讨论通过了“省委名单”报中央审批。(23) 《李平关于福建事变情况的综合报告》(1934年1月22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1985年，第212页。 中央审批意见下达前，在李平的主持下，立即成立了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由于“福建事变”很快失败，2月15日，李平离开福州前往厦门，不久即返回中央苏区。李平离开福州后，在中央尚未明确回复福建临时省委是否取消的情况下，福州中心市委“因为在组织名义尚未得到中央的指示前，故照旧暂以临时省委名义指导闽东北各县的工作”(24)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关于临时省委成立情况及问题给中央的报告》(1934年3月1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第250页。 。
由于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成立之际，正是中央苏区猛烈进行反“罗明路线”斗争之时，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成立后，立即“在一个星期的工作过程中，检查和布置了连江、福安、莆田及福州的工作”(25)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关于临时省委成立情况及问题给中央的报告》(1934年3月1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第249页。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领导人也马上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苏区推行“进攻路线”的错误做法用于指导闽东苏区的工作。
福安中心县委和连江县委旗帜鲜明地抵制所谓反“罗明路线”斗争，遭致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严重影响的福建临时省委领导人更为严厉的抨击。3月19日，福建临时省委致信福安中心县委，对福安中心县委“对上级不尊重与不满的情绪和态度”十分不满，指责：“县委及个别负责同志在这一时期的政治领导上及对整个闽东形势的估计上，还保持着立三路线的残余，以左倾的空谈掩盖了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由于(从)这个基本的不正确的政治观点出发，就必然要走到不尊重省委组织的错误观点上去。”“从县委所提出不同意省委的几点指示和污蔑省委‘不明了最近闽东斗争实际情形’的整个精神看来，县委在政治上是已经陷在‘左’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中。”临时省委还指出，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和深入，尤其是在敌人的进攻更加残酷的环境和困难面前，福安中心县委及个别负责同志是“由于罗明路线的机会主义的估计，便表现了悲观失望和向困难投降”的态度，仍然“只看到党的新的困难的一方面，而不积极想方法去征服这些困难，去提高党和群众的积极性来改造党”；并指责福安中心县委对于新的困难“表现了悲观失望”，“怨声载道”，甚至嘲讽中心县委发出了“悲惨的呼声”。临时省委坚持认为：“如果罗明路线没有在福安党内存在，便不会今天只有个别同志的没有整个组织的领导的现象，以及不知道多少党员的滑稽事实。”(37)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致福安中心县委信——坚决纠正立三路线，巩固和发展党》(1934年3月19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266-275页。 因此，福建临时省委严厉要求福安党组织要迅速改正和克服所犯的“罗明路线”的错误。3月22日，福建临时省委给连江县委去信，针对连江县委的抵制，再次强调要反对“象陈(练)文澜同志那种机会主义者的观点，敌人的力量估计得过大，在敌人前面表现张惶失措和悲观失望”，要求在“不让敌人侵占一寸土地”等口号下，“动员广大群众去回答敌人的进攻”。(38)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给连江县委信——敌军进攻与我们的对策》(1934年3月22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278-279页。
在此前后，共青团福安县委对所谓反“罗明路线”斗争也釆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在给共青团福州市委的报告中仅仅反映“党县委对党省委的指示是不同意的”，却不表明团县委的实际态度，这一举动同样遭到共青团福州市委严厉批评。3月24日，共青团福州市委在给福安团县委的指示信中，对于共青团福安县委的态度十分不满，诘问团县委“是否同意党县委的决定”，认为团县委及其主要领导人“实际上是不但不充分坚决传达与执行党省委及市委对福安革命政治形势正确的估计及整个紧急的战斗任务，而且相反的采取一种极浓厚的中间调和态度、自由主义观点”，是明显的“两面派及畏缩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要求团县委“以列宁青年的警察(觉)性着重的集中团结列宁主义的铁拳迅速向阻止我们革命斗争胜利开展的一切障碍物‘左’右机会主义者及中间调和两面派以及畏缩开展布尔什维克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开火作一严厉残酷的无情斗争”(39) 《团福州市委给福安县委的指示信——立即纠正县委机会主义的错误》(1934年3月24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7，第295-298页。 。
1934年4月3日，因叛徒的出卖，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领导人陈之枢等人被国民党军警逮捕，随即叛变，福建临时省委被破坏。闽东党组织领导人之一叶飞闻讯后，立即通知闽东各地党组织切断与福州方面的一切联系，福建临时省委在闽东苏区推行的所谓反“罗明路线”斗争也就戛然而止。
四、闽东苏区党组织抵制所谓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历史审视
1934年初，闽东苏区的所谓反“罗明路线”斗争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推行者组织和发动的一场错误的政治斗争。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根据1931年8月的中共临时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精神，把反“罗明路线”作为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进攻路线”的工具，在党内搞“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在指导思想上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不调查研究，完全脱离了闽东革命斗争的实际，给闽东苏区带来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混乱，给闽东革命斗争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闽东党组织对福建临时省委在闽东苏区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抵制，是对福建临时省委领导人盲目唯上的教条主义的抵制，也是对福建临时省委领导人以反“罗明路线”斗争为工具开展党内斗争、推行“进攻路线”的抵制，表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高贵品质。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闽东党组织对所谓反“罗明路线”斗争的抵制，是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尖锐对立，表达了闽东共产党人与福建临时省委领导人的一种政治原则的分歧，表现了共产党人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的极大政治勇气。
在面对国民党军队对闽东苏区加紧反革命军事“围剿”的严峻时刻，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领导人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下掀起的这股所谓反“罗明路线”斗争的浊流，终因闽东党组织是非分明，不惟上、不盲从、不退让，坚持进行不妥协的抵制而没能在闽东苏区泛滥，从而避免造成严重的后果，保证了后续闽东苏区的顺利发展壮大。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被破坏后，闽东党组织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为坚持闽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和加强对苏区的统一领导，1934年6月，福安中心县委和连江县委在福安柏柱洋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闽东临时特委。此后，正是依凭闽东党组织坚持从闽东斗争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闽东革命斗争实际的斗争策略及战略战术的精神品质，使得闽东苏区及其党组织和红军迅速崛起，并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独撑危局，完成了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在福建省乃至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灿烂的历史篇章。
在闽东苏区崛起过程中这一段关于所谓反“罗明路线”斗争的推行、争论和抵制的历史插曲，充分说明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中国共产党人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不懈坚持则是革命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高速公路的施工时，实际施工地区的差异比较明显，因此应该进行具体的前期勘察与实地分析，确定施工方案，并将可能对施工产生影响的外部环境进行提前分析与记录，包括施工区域的天气状况、所处的地理条件、交通状况等等。针对具体的情况制定安全管理的示意图，为后期的施工提供参考和依据。
The Arguments and Resistance to the Anti -Luoming Line in the Eastern Fujian Soviet Area
Li Shunyu
Abstract : The Eastern Fujian Soviet Area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volutionary bases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In January 1934,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ang Ming's "Left"dogmatism, the Provisional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Fujian mistakenly launched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Luoming Line". The Fu'an Central County Committee and the Lianjiang County Committee has resisted it firmly and thus avoided the serious results, guaranteeing the follow-up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he Eastern Fujian Soviet Area afterwards. The resistance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s in Eastern Fujian to the so-called struggle against the "Luoming Line" was a sharp opposition to Wang Ming's "Left" dogmatism, and also a resistance to the leaders of the Provisional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of Fujian Province to carry out intra-party struggle and the "offensive route" by means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Luoming line".It has demonstrated the excellent quality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in the Eastern Fujian in adhering to the ideological line of starting from reality an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the political courage of the Communists in the Eastern Fujian in adhering to principles and truth.
Key words : the Eastern Fujian Soviet Area; anti-Luoming line; arguments; resistance
DOI :10.16623/j.cnki.36-1341/c.2019.05.006
作者简介： 李顺禹，男，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主任科员，助理研究员。(福建福州 350001)
责任编辑：魏烈刚
标签：闽东苏区论文; 反“罗明路线”论文; 争论论文; 抵制论文;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