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业”何以长青？——企业家个体层面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要素的识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业论文,企业家论文,层面论文,要素论文,家族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家业长青”一直都是家族企业领域的实践者和理论工作者们共同追逐的目标。顺应此目标，家族企业成功传承的影响因素成为该领域的首要研究主题。但是，要想对这些影响因素做出系统的识别，首先必须搞清楚需要传承的要素到底是什么。否则，开展的研究就是“无本之木”，不同研究基于单纯的经验归纳得到的结论也很难纳入同一理论框架，容易令传承实践者无所适从。Drozdow(1998)和Kaye(1996)等学者都曾指出，家族企业的成功传承意味着一个或几个独特的核心要素的留存或转移。但是，这些需要留存或转移的要素到底有哪些，目前尚不清晰。从既有文献看，绝大多数研究都将重心放在了所有权和/或管理权的代际传递上。的确，财富和权力的代际传递是企业持续成长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企业能够继续以家族企业的形态存在下去的必要条件。可是，仅有财富和权力的传承显然无法保证“家业”的长青。王安曾经实现了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代际传递，但未能很好地将自身积累的社会资本传承给儿子王烈，出现了“人走茶凉”(王安卸任后，其老部下纷纷离职)的凄凉一幕，曾经名噪一时的王安电脑从此走向衰落①。目前，尽管已经有少数几位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要素作了一定的探索性研究，但由于这些研究均未对各要素的内涵及构成维度做出明确的界定，“貌似神异”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不同研究成果之间的可比性和继承性不高，不同要素的相对重要性更是无法考量。这已成为构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基础理论框架和推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实践健康发展的瓶颈。
为突破上述瓶颈，笔者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结果发现，Cabrera-Suarez,De Saa-Perez和Garcia-Almeida(2001)及Sharma(2004)等学者的分析思路为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他们认为，家族企业的成功延续取决于那些给它们带来竞争优势的独特要素在代际间的传递或转移②。据此我们初步推断，在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过程中需要留存或转移的要素就是那些能够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独特要素。然而，来自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表明，能够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要素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涉及企业家个体、组织和组织间等多个不同的层面。家族企业的成功延续并不需要实现所有要素的传递或转移，同时也并不是所有的要素都能够传递或转移，必须要有所扬弃。对任何企业而言，创始人对其长远发展和成功都有着直接的影响(Daily & Dalton,1992)。对第一代家族企业来说，那些能够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独特要素更是多为他们的创始人所拥有。甚至可以这样讲，第一代家族企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企业家这种特殊的人力资本③。鉴于此，本研究将重点考察企业家个体层面需要传承的要素。简言之，本文就是要在梳理和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国内面临传承问题的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需要传递或转移的企业家个体层面的要素做出较为系统的识别，并对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做出初步的判断。
二、文献评述
前面我们提到目前关于该主题的系统研究还非常鲜见，但是在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后，我们还是发现，从该领域诞生伊始，与该主题有关的阐述就零零星星地散落于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比如，d' Amboise和Muldowney(1988)在其研究中强调了传承计划对家族企业成功延续的重要性。他对此的解释是：传承计划的缺失会导致有关市场、产品和员工的战略信息，以及同供应商、客户和资金源等关键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联结的丢失。这就隐约地暗示出，战略信息和公司同关键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联结等管理资源是需要传承的重要要素。与上面两项研究“下意识”的述及不同，Hugron(1991)首次“单刀直入”地冲破了以往研究对家族企业传承要素秉持的“一维观”(企业领导权)或“二维观”(进一步将企业领导权分为所有权和管理权)的思维惯性，率先将管理诀窍提到了与企业所有权同等重要的位置。他认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就是管理诀窍和所有权从前任向其继任者的传递④。
同其他研究领域的演进路径类似，对该主题的探讨之路也是异常曲折。早期学者们的开创性探索之“火”，未能“燎原”。直到1998年，哈佛大学Drozdow教授才根据自己在之前20年间对几百家家族企业传承实践的咨询经验，率先对家族企业的传承要素体系进行了分析性归纳。他认为，所有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都建立起了一系列可以用来界定自我的本质特征，它们是延续的重要元素。基于该假设，他进一步指出，家族企业的成功延续意味着一个或几个本质的、独特的核心要素的留存，同时也意味着一些要素的牺牲。家族企业要想成功实现代际延续，必须确保以下7项要素中的至少一项能够留存下来，它们分别是：战略(这主要是对企业价值观的延续)、所有权和/或治理(包括保留创始人或公司历史上其他“伟大领袖”的印迹或遗产，以及他们对家族或企业未来的愿望)、家族对企业的领导权、家族凝聚力、企业文化(主要是指被领导人或家族具体化，并被部分制度化了的价值观体系)、使命(为什么做，做什么)、以及自主。与Drozdow教授的研究思路类似，Lambrecht(2005)对10家家族企业进行案例研究后提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是一个终生的连续性过程，在该过程中创业家族需要完成专业知识(产品秘密和交易的敲门)、管理理念、企业家特质(核心是努力工作、坚定不移)及家族企业精神(the soul of the family business)向下一代⑤的传递。
与上述基于多案例的分析性归纳研究范式不同，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尝试借鉴其他研究领域的相关理论成果，通过演绎的方法来揭示其中某一类特定要素在代际间的传递或转移。Cabrera-Suarez， De Saa-Perez和Garcia-Almeida(2001)以企业资源观(RBV)和企业知识观(KBV)为基础，率先对企业家知识的代际传承进行了深入的规范分析，并提出了一些颇具洞察力的观点。他们认为，嵌入在组织惯例中的默会知识是家族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企业家作为一“家”之主，在企业中占据着最为核心的位置，这些默会知识往往为他们所拥有。因此，家族企业的传承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继承人充分吸收其前任的关键知识和技能，进而保持和改进组织绩效的能力⑥。Steier(2001)在借鉴社会学领域、战略管理领域及创业研究领域关于社会资本和企业(家)网络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企业家社会资本⑦代际传递的角度对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过程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家族企业中，企业家关系网络是组织社会资本的基础，也是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因而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成败在很多程度上就取决于企业家关系网络在代际间的传承效果⑧。基于企业家精神理论，国内学者朱素英(2007)率先对企业家精神的传承进行了探讨。她认为，继承人对企业家精神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是家族企业成功传承的关键。
除上述“直系”研究外，部分学者从其他角度开展的一些“旁系”研究，尽管无法为我们深入了解该问题提供直接的观点和证据支持，但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后继研究的思路和视野。比如，世界知名家族企业研究专家兰兹伯格(2005)教授就曾指出，“一切成功传承的驱动力就是对未来的愿景。这种愿景是激励人心的，也是将企业传递给下一代所必需的。家族企业的延续需要将每一代企业接班人的个人梦想凝结成一个共同的、集体的梦想(shared dream)。这种共同梦想为所有权和管理权的有效传递提供了背景。”再比如，Tan和Fock(2001)在对影响新加坡华人家族企业成长和代际延续的关键因素进行研究⑨时发现，继承人是否具备像他们长辈那样的企业家领导能力和企业家精神，以及他们是否继承了长辈的关系、网络和价值观，是决定家族企业能否成长和代际传承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这些研究提醒我们，企业(家)愿景、企业家领导能力及企业家价值观等或许也是需要传承的要素。
已有研究为消除我们关于该问题的认知“白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是，与全方位把握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要素体系这一目标相比，仍有不小的距离。首先，这些研究者几乎都没有对他们认为应该传承的要素的内涵做出明确的界说，部分要素之间甚至还存在内涵上的交叠。比如，Drozdow(1998)在研究中提到的企业文化和使命。这样一来，即使不同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中都使用了同样的概念，但对其内涵的认识也可能大相径庭。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的继承性势必不高。其次，由于这些要素分布在不同的层面，研究者们对其归类标准又未能达成共识，因而很难构建一个清晰的类目体系。最后，因为已有的研究都比较零散，彼此间缺乏可比性，所以难以对各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做出准确的判断，进而无法为家族企业的传承实践提具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目前关于该主题的研究还处于零星的探索阶段，我们尚无法对代际传承要素形成系统的认识。并且，现有的研究多出自理论研究者的分析性归纳和理论演绎，对实践界尤其是传承过程中的两类关键参与者——企业家及其继承人关于该问题的真实想法缺乏应有的考察。古人有云：“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企业家和其继承人作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的关键参与者，无疑会对该过程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和感悟。切实了解他们的想法及对该问题的认识，对我们全面认识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要素体系将是大有裨益的。
近年来，随着全国性家族企业“接班时代”的到来，各种媒体纷纷围绕“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这一主题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其中不乏媒体记者对身处传承过程中的企业家或其接班人进行的采访记录。这些报道包含大量的极具价值的信息，为我们全方位了解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要素提供了宝贵的素材。鉴于此，本研究将首先把近年来内地媒体关于家族企业传承的报道信息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它们进行系统的结构化分析，来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企业家个体层面需要传递或转移的要素做出初步的识别。
对媒体报道信息的结构化分析，为我们全面了解企业家个体层面的传承要素体系奠定了基础，但是无法回避二手数据固有的一些局限性。首先，难以将媒体报道中所包含的记者个人主观判断排除在外，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其次，无法对不同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做出进一步的判断。为此，本研究还将通过问卷调查，来系统获取一手经验数据。在选择研究对象时，主要遵循以下3条标准：(1)样本企业必须是家族企业，即：家族成员拥有企业50％以上的所有权(绝对控股)；2位及以上的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的运营管理；家族试图让家族内部成员来继承企业的管理权。(2)样本企业必须是已经处于传承过程中或即将步入传承阶段的家族企业。(3)问卷填写者必须是家族企业的创始人或其(准)继承人。
(二)研究方法
要对媒体报道的信息内容进行系统、客观和量化描述，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无疑是最为合适的方法之一。按照Holsti(1969)的观点，内容分析法至少对以下三类研究问题是非常适用的：首先，数据获取比较困难并且研究者只能获得文件(documentary)资料，或者在主题难以定位的状态下，内容分析法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内容分析法也可以作为数据的补充来源或者辅助测量。其次，当主题的术语和表达方式对研究非常重要时，某些类型的内容分析将是非常必要的。对信息处理协议的分析，对投射检验的反应，或者来自深度访谈或关注组的细致推论，就是很好的例子。最后，对材料做出客观而系统的评价超过了单个研究者的能力范围时，内容分析法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鉴于此，在对媒体报道材料进行结构化分析时，笔者将采用此方法。
在对问卷调查所获一手数据进行分析时，笔者将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配对样本T检验”(Paired-Samples T Test)等统计分析技术。这些分析将通过SPSS16.0统计软件包来实现。
四、传承要素识别：基于内容分析的探索研究
(一)研究范围及抽样
在中国内地，人们很容易将民(私)营企业和家族企业等同起来，传承同交接班在含义上也几乎没有太大差别。因此，笔者通过百度(Baidu)搜索引擎，分别以“家族企业传承”“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民营企业传承”、“民营企业代际传承”、“民营企业交接班”、“家族企业交接班”和“民营企业+富二代”为关键词在所有简体中文网页进行搜索，以搜寻与家族企业传承要素相关的报道材料。
通常情况下，用一个关键字查询，会得到很多和查询目的不相关的冗余信息。为此，我们先对搜索出的相关网页进行概览，找出重复出现频率非常高的相关条目，然后再用“-”运算符对已查询到的信息做出进一步的筛选，尽可能地缩小搜索结果的范围，提高查询结果的命中率。比如，在2007年12月1日⑩，以“家族企业传承”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时，最初搜索到的相关网页多达7810篇，但是对相关网页进行大致浏览后就会发现“家族企业传承潜规则”(图书)、“李锦记：家族企业求解传承之路”、“家族企业传承：由‘家长’到‘船长’的渐变”、“中国家族企业传承：十字路口的抉择”等信息重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为此，笔者在提取了这些报道中包含的所需信息后，利用“-”逻辑运算符将含有这些信息的网页剔除。这样一来，剩余的相关网页就缩小为3320篇。
此外，在关键词的搜索结果中往往包括大量包含类似条目的网页，为我们增添了更多冗余信息。为此，接下来我们又选择了百度搜索引擎自带的“省略了内容相似条目”的功能，尽可能的剔除冗余。再拿以“家族企业传承”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的结果为例，在对第一轮筛选后剩余的信息进行整理时，选择“省略了内容相似条目”后，剩余的相关网页仅为480篇。最后，笔者对剩余的相关网页一一进行阅读，并提取相关信息。
遵照上面的步骤，笔者最终筛选出了76条相关信息。不同关键词的搜索结果(11)分布见表1。在对筛选出的这些网页报道进行反复、认真阅读后，最终提取出了41段与本文研究主题紧密相关的报道材料。
(二)确定分析单元
分析单元是指实际计算的对象，为内容分析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小的元素。在文字内容中，分析单元可以是独立的字、词、符号、主题(对某个客观事物独立的观点)、整篇文章或新闻报道。在电视或电影分析中，分析单元可能是动作或整个节目(李本乾，2000)。由于本研究所要分析的都是(简体中文)媒体关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实践的新闻报道，全都是文本内容。与此同时，各媒体记者在报道相关内容时不见得会与笔者的出发点和思维一致或相似，他们彼此间的用词也很可能不完全一致。因此，本研究中笔者主要选取句子作为分析单元。这些句子都是(或包含)媒体记者直述或转述的受访家族企业传承当事人对那些与“传承要素”密切相关的话题的观点或看法。
(三)类目表的构建
在内容分析过程中，关键的一环是确立识别规则以及编码内容特征的明晰规则。就如Berelson(1952)所指出的那样，“特定的研究必须建立起明确的类目并使之适用于问题和内容”(12)。类目表的构建过程正是识别和确立编码内容特征的明晰规则的过程。
从构建逻辑上讲，类目的构建方法主要包括归纳法和演绎法两种(Mayring,2000)。在归纳法中，类目主要来自对数据的逐步分析；若遵循演绎法的逻辑，研究者主要利用现有的理论或先前研究成果来开发初始的代码，并以此开始数据分析。随着分析的进行，另外的代码被不断地开发出来，初始的代码得到进一步地修正和提炼。尽管目前国内外学者都尚未对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要素开展系统研究，但是已有的探索性研究已经为我们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起点和有益的借鉴。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将遵循演绎法的分析逻辑，以第二部分评述过的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对研究的类目作出初始的界定。
要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构建初始的类目表，首先必须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归类。在进行归类和界定时，笔者发现这些研究还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它们均未对识别出的要素的内涵及构成维度做出明确的界定，并且不同要素所在的层面及其归类标准也未能得到澄清。借鉴战略管理学者关于企业资源、能力和知识的界定及分类，笔者初步将已有研究识别出的要素归为了四类：企业家默会知识、企业家关系网络、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能力。由于目前学术界对资源、能力和知识的关系尚存在不少争议，因此笔者就初始类目的构建问题同自己所在研究团队的成员(包括两位企业管理专业的教授、三位企业管理专业的副教授、十多位企业管理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和十余位企业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学术例会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其中，有几位成员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能力与资源和知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学者甚至提出过‘能力就是知识、经验和技能’的观点，因此将知识和能力放在同一类目体系中，难免会在编码时遇到某一分析单元可放入这一栏目、又可放入另一栏目的现象”。另有成员提出了这样的异议，“关系能力同关系网络看上去有密切的联系，就好比渔跟鱼的关系，在具体编码时很难做出清晰的判断”。此外，在抽象层面，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极为接近。为尽可能地避免不同类目间边界模糊的问题，笔者又在宁波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的一期班上对6位学员(他们都是家族企业的二代接班人)进行了访谈。访谈过程中，在被问及与代际传承要素有关的话题时，没有一位学员提到“能力”的概念。综合考虑，笔者决定将“企业家能力”从初始类目表中剔除。最终将企业家默会知识、企业家关系网络和企业家精神作为本研究初始类目的主类目。
在确定了初始的主类目之后，我们分别借鉴知识管理、企业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企业家精神与创业等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对这些要素的内涵维度做出了系统的归纳。对企业家默会知识，我们主要借鉴Nonaka(1994)、Nonaka和Konno(1998)及洪秀琪(2000)等学者对默会知识的分类界定方法，从诀窍知识和心智模式两个维度来刻画。其中，诀窍知识主要是洪秀琪所指的巧艺型知识，具体包括技术诀窍、管理经验(主要是解决复杂问题的经验等)和(独到的)专家见解或心得体会(对技术、市场、环境等的看法)三方面要素，心智模式主要包括经营理念、价值观、和愿景三方面内容。对企业家关系网络，我们主要借鉴周小虎(2002)对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的划分思路，将其划分为企业家外部关系网络和企业家内部关系网络两大类。其中，外部关系网络主要包括企业家同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银行、客户、供应商和销售商的关系，以及基于血缘、地缘和学缘等建立起的私人关系；内部关系网络主要包括企业家同股东或合伙人、员工(尤其是创业元老)建立起的各种关系。对企业家精神，我们在系统整合国内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其内涵要素归为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开拓精神(13)、敬业精神和合作精神等5个方面。具体见表2。
(四)编码过程
为了能够对媒体报道资料中述及的企业家个体层面的代际传承要素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笔者和另外两位编码员借助表2提供的初始类目表，分别对选取的41篇媒体报道内容进行了独立编码。对于每个类目，如果报道内容中有所“提及”，则输入“l”，若“未提及”，则输入“0”。因为媒体报道并非科学的研究成果，所以在报道中极少使用表2中列出的次类目(14)，通常都是比较笼统的使用主类目中列出的术语，或类似的概念。为此，在对媒体报道资料进行编码时，我们只能使用主类目，无法利用次类目做更为细致的分析。
(五)信度与效度检验
在内容分析中，信度问题主要涉及类目信度(category reliability)和交互判别信度(interjudge reliability)两类(Kassarjian,1977)。其中，类目信度取决于分析者构建类目及对它们进行准确界定的能力(15)。交互判别信度是指不同分析者在对相同的通讯材料进行分析时达成共识的程度。
为了提高研究的类目信度，我们分别借鉴知识管理、企业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企业家精神与创业等领域的相关理论成果，对初始类目的内涵维度做出了明确的界定。为了提高研究的相互判别信度，本研究采取了较常用的3人编码方案，邀请了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的1名副教授和1名博士研究生，同笔者一起组成了3人编码小组。受邀副教授的研究方向为创业与企业成长，受邀博士研究生的研究方向为女性创业与家族企业传承。通过参与前期的课题(本研究为笔者所在研究所承担的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讨论，他们已经对本文的研究议题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在编码前，笔者对编码人员进行了相应培训，并选取5则报道材料进行了预编码，以帮助编码人员就初始代码的内涵达成一致认识，然后利用初始代码表对媒体报道资料进行了编码。编码完成后，在对编码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借助Holsti(1969)提出的编码员间信度计算公式对本研究的信度进行了检验。编码员间信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相互同意度=2M/(
+
)(1)
信度=[n×(平均相互同意度)]/[1+(n-1)×平均相互同意度](2)
其中，M表示两位编码员编码完全相同的次数；表示第一位编码员同意的数目；表示第二位编码员同意的数目；n代表参与编码的人数。
根据公式(1)和(2)计算得到的本研究的信度如表3。
根据Bos和Tarnai(1999)及Ormerod(2000)等学者的观点，在内容分析中，编码员间的交互判别信度在0.80以上是可接受的水平，0.90以上是较好的水平。表3展示的分析结果，代际传承要素各类目的编码者交互判别信度均在0.80以上，可以接受。
就内容分析的效度而言，最常用的检验方法就是检查其内容效度(李本乾，2000)，即检查由概念到指标的经验推演是否符合逻辑、是否有效。首先，本研究中关于企业家默会知识、企业家关系网络和企业家精神类目表的编制都建立在较严密的概念界定和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并且结合了大量调研经验，因此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其次，编码过程严格遵守编码程序。在正式编码前，先根据研究团队成员对初始类目体系的讨论结果和访谈所获信息将可能引起歧义的企业家能力从类目体系中予以剔除，并对编码员进行了相应的培训和预编码，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内容效度。再次，编码过程中，编码人员一致认为编码工具能够从不同维度较全面地捕捉企业家默会知识、企业家关系网络和企业家精神的特征。因此，本研究中的内容分析具有较高的效度水平。
(六)统计结果
通过对媒体报道材料的编码，发现企业家默会知识出现的频次最高，为81次，约占各类要素总出现频次的48.50％；其次是企业家关系网络，出现的频次为61次，约占各类要素总出现频次的36.53％；企业家精神出现的频次最低，为25次，占各类要素总出现频次的14.97％。每类要素出现的频次及其占各要素总出现频次的百分比见表4。
据此可以初步做出这样的判断：在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过程中，企业家个体层面需要传承的要素主要包括企业家默会知识、企业家关系网络和企业家精神三大类。其中，企业家在企业创办和经营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默会知识和企业家发展起来的各种关系网络受到了相对较为普遍的关注。
五、传承要素识别：基于问卷调查的深化研究
由于内容分析中无法对次类目(各要素的构成维度)做出细致的分析，同时，基于简单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结论的统计意义及其外部效度也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为此，我们还通过调查研究法对该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一)研究数据的收集
本部分的研究数据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直接向被试者发放经过试调查后修正的最终问卷，利用被试者的自身经历和体悟来收集数据。由于被试者的身份比较特殊，难以通过一般的途径取得联系，笔者主要借助自身的一些亲缘和友缘关系，来发放问卷，一来减少样本的搜寻成本，二来可以保证问卷的回收质量。
具体来看，本部分的调查问卷主要通过四种途径进行发放和回收：一是在“宁波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的第一期(2007年5月15日至24日)和第三期(2007年12月15日至23日)学习班上进行发放。每份问卷都在笔者的指导下填写，其中的任何歧义笔者都在第一时间予以了详细的解释说明，问卷填写的质量都比较高，通过两次培训班，笔者总共发放问卷28份，回收问卷28份，其中有效问卷23份(一期班11份，三期班12份)。二是由“宁波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的学员牵线，对他们的亲戚、同学或朋友进行发放，总共发放问卷4份，回收问卷4份，其中有效问卷3份。该部分问卷是笔者于2007年12月27日至28日前往浙江嵊州完成的。三是对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少帅班”同学及其父母进行发放，总共发放配对问卷80份(学生和他们的父母各40份)，回收问卷66份，其中有效问卷46份(来自同学和他们父母的问卷各23份)。四是由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少帅班”同学向他们的亲友及同学进行发放，总共发放问卷30份，回收问卷18份，其中有效问卷11份。通过方式三和方式四进行的调查工作集中在2007年12月30日至2008年1月20日完成。
通过上述4种途径，笔者总共发放问卷142份，回收问卷116份，其中有效问卷83份(对样本要求比较严格，控股比例小于等于50％、家族成员参与管理的人数不清楚、子女尚未加盟企业但无意加盟企业的样本，均予以剔除)，占回收问卷的71.55％，占总发放问卷的58.45％。
(二)样本统计特征描述
1.被调查者人口特征统计
回收的有效问卷总共来自60家企业。其中，23家企业的企业家和他们的子女同时对本研究的核心问题“企业家个体层面的代际传承要素”进行了作答。换句话讲，在回收的83份有效问卷中，从被调查对象的身份来看，企业家为23人，约占样本总量的27.71％，企业家子女60人，约占被调查者的72.29％。在被调查的60位企业家子女(16)中，男性为35位，女性为25位，分别占总量的58.33％和41.67％(见表5)。
借鉴西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研究中常用的做法(比如，Handler,1991)，本次调查中，被调查的企业家子女的年龄被划分为五段，分别为：18岁以下、18～23岁、24～28岁、28～35、35岁以上。从被调查的60位企业家子女的整体情况看，他们的年龄全部集中在18～35岁之间。其中，处于18～23岁之间的有37人，占总量的61.67％，24～28岁之间的为16人，占26.67％，28～35年龄段有7人，占总量的11.67％。具体分布情况见表5。
从继承人的接班进程看，30位被调查企业家子女尚未实质性加盟父辈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家子女总数的50％，仍在基层锻炼和已经开始担任中高层管理者的分别为22位和8位，各占被调查企业家子女总数的36.67％和13.33％(见表5)。
从学历方面看，被调查的60位企业家子女中，绝大多数都有大学的经历。其中，大专和本科分别为8人和45人，分别占总量的13.33％和 75.00％。研究生及以上为3人，占总量的5.00％，高中及以下仅为4人，占总量的6.67％。具体分布情况见表5。
2.样本企业基本特征描述
本次调查主要是以“宁波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的学员和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少帅班”的成员及他们的同学或亲友为主，所以样本企业主要分布在浙江省的不同县市，来自其他省份的相对较少。其中，浙江省的样本企业有45家，占到样本总量的75.00％。样本企业所在地的具体分布见表6。
从行业分布来看，调查的样本企业涉及了多个不同的行业，包括机械制造业、冶金业、服装业、印染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餐饮服务业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3年5月14日印发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在被调查的60家样本企业中，除了一家企业所从事的行业数据缺失外，其余样本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二和第三产业(17)，分别为48家和11家(见表6)。
从注册形式看，在被调查的60家样本企业中，民营独资和有限责任公司的数量相对较多，分别有25家和30家，各占样本总量的41.67％和50.00％。而合伙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则相对较少，分别只有2家和3家。具体分布见表6。
在企业规模方面，我们主要借鉴以往学者们(File & Prince,1996；Fiegener,Brown,Prince & File，1994)在实证研究中对家族企业规模的划分标准，以企业2007年的员工人数为衡量指标，将被调查企业的规模划分为5档：50人以下、51～100人、101～200人、201～500人、500人以上。总体上看，在信息完整的样本企业中，规模最小的企业在2007年仅拥有员工16人，最多的则达6000人。样本企业规模的具体分布情况见表6。
创业家族拥有的企业股权份额和参与企业事务的家族成员人数是本文界定家族企业的重要指标。为此，我们也分别从这两个方面对样本企业的分布情况作了描述性统计。具体分布情况见表6。
(三)各要素出现频次统计分析
在以多项选择的形式开展的研究中，很容易出现全选的糟糕结果，不利于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同时也会令研究结论的信度大打折扣。为防止该现象的出现，笔者在问卷设计时强令被调查者从所列诸要素的构成维度中选择三项他们认为相对重要的要素。此外，为避免研究设计可能存在的“选项不完整”缺陷，笔者还特意设置了开放式的“其他”选项，让被调查者自由作答。
由于每位被调查者都被强行要求选择三项要素，所以最终被选择出的各要素构成维度的累积频次为249次(83人×3次/人)。通过对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笔者发现，在60位企业家子女累积180次选择中，有3次选择了“其他”选项，另外有3位被调查者自行填写了其他的答案，2人给出的答案是企业家的社会声誉，其余1人给出的是企业家的服务精神。这样看来，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关系网络和企业家默会知识各维度累计被选择的频次为243次。3个要素各维度出现频次和频率的具体分布见表7。
从表7展示的数据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发现，企业家默会知识各维度被选中的频次最高，累积达121次，占总频次的48.59％，平均被每位被调查者选择1.46次。企业家关系网络和企业家精神被选中的频次相当，分别为65次和57次，各占总频次的26.10％和22.89％。这与前面对媒体报道资料进行内容分析所得结果略有差异。
进一步看，在企业家默会知识的各维度中，管理经验被选中的频次最高，为37次，其余依次为专家见解或心得体会、经营理念和价值观，专家见解被选中的频次相对高一点，为24，经营理念和价值观被选中的频次均为20，而技术诀窍和愿景被选中的频次最低，均为10。由此看来，在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过程中，继承人在向上一代企业家学习的过程中，更加注重诀窍知识的学习(诀窍知识的3个维度累积被选中52次，心智模式的3个维度累积被选中的频次仅有34)，而企业家在向其继承人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对诀窍知识和心智模式的重视程度则更为均衡(累积频次分别为19和16)。
在企业家关系网络中，外部关系网络被选中的频次明显高于内部关系网络，两者被选中的频次分别为53和12。这表明，无论是继承人在继承上一代企业家关系网络的过程中，还是第一代企业家在向他们的继承人传递自己的关系网络时，都会更加看重企业家在企业外部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
在企业家精神方面，无论是企业家还是企业家子女，都对敬业精神和开拓精神给予了较高的重视，两者被选中的频次分别为21和17。与第一代企业家相比，第二代给予了第一代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更高的尊重，有15位企业家子女认为第一代的创新精神是值得继承的，而23位第一代企业家中却只有一位对此做出了选择。此外，在理论界，一谈到企业家精神，人们往往会在第一时间想到冒险精神，但在累积249次的选择中仅有3次将“绣球”抛给了冒险精神。
(四)各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分析
对媒体报道资料的内容分析，以及上面对调查数据的简单频次分析已经使我们对企业家个体层面的代际传承要素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要为面临传承问题的家族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指导，还必须对不同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做出进一步的分析。为此，我们在调查问卷中特意让被调查者对他们选择的三种代际传承要素进行了重要性排序。简单的频次和频率统计结果见表8。
上面的分析表明，在对最需要传承的企业家个体层面要素的认知上，企业家子女选择最多的是企业家默会知识，在被调查的60位企业家子女中，有25位选择了企业家默会知识，占样本总数的41.67％；其次是企业家关系网络，选择的人数为23人，占样本总量的38.33％；再次是企业家精神，有12人做出了选择，占被调查企业家子女的20.00％。与企业家子女的选择略有不同，企业家选择最多的是企业家关系网络，其次是企业家默会知识，两者被选中的频次分别为13和10，各占被调查企业家总量的56.52％和43.48％。
表8
代际传承要素各维度的相对重要程度统计结果
当然，前面的频次分析只是增加了我们对企业家个体层面代际传承要素的直观认知，尚不能据此对各要素的相对重要程度做出肯定的判断，因为从总体上看没有哪个要素被选中的频率超过50％，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直观判断很可能没有统计意义。鉴于此，我们将利用“配对样本T检验”(Paired-Samples T Test)对不同要素两两之间的均值之差与0之间的差异性做进一步的分析，以判断各要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为尽可能地控制外生变异(extraneous variance)，提高研究的质量，在进行统计分析时，有必要对一些可能对被调查者的认知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加以控制。以往有关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研究表明，不同家族成员对传承过程进展的理解或判断可能存在显著差异(Poza,Alfred & Maheshwari,1997)。对传承要素的认知是理解传承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调查者的身份很可能也会对此产生影响。为此，我们将对被调查者的身份加以控制。除了问卷填答者的身份外，企业规模和继承人所处的接班阶段也可能对我们的研究结论产生影响。在企业规模还比较小的时候，各种关键要素的获取往往都落在企业家的肩上，随着企业的成长和规模的扩张，会有越来越多人来分担这些任务，这时企业家个人给企业带来的要素的比重会逐渐降低，企业家离去留下的要素空洞就会减小。与此同时，企业规模也可以从侧面反映一个企业家的业绩，因而有可能对企业家子女对传承要素的认知产生影响。此外，随着传承过程的推进，继承人在企业中扮演的角色会随之改变。相应的，他们对自身和前任的认识也可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很可能也会带来他们对传承要素认知的改变。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还将对企业规模和继承人所处的接班阶段进行控制。
对上面3个变量的控制，我们主要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来实现。分析过程中，我们通过以下方式来对各要素进行赋值：根据被调查者给出的要素排名，对排在第一位、第二位和第三的要素分别赋值3、2和1。由于选项设置的缘故(企业家关系网络原本可以进一步细化为多个不同的维度，但是为了选项设置的简洁和美观，我们只对其作了内部和外部之分)，不同要素的构成维度出现了明显的不对等现象(企业家默会知识和企业家精神分别有6个和5个维度，而企业家关系网络只有2个)，因此我们在对3个要素进行赋值时选取了得分最高的维度，而不是各维度得分之和。
以3个控制变量为分类变量进行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
由表9可看出，被调查者对企业家关系网络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相对重要性的认知，受到被调查者身份(企业家或企业家子女)和继承人接班进程的影响，而被调查者对企业家默会知识和企业家精神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相对重要性的认知不受各控制变量的影响。由此看来，若不对被调查者身份和继承人接班进程两个变量加以控制，就笼统地对三类传承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做出判断，是欠妥当的。鉴于此，我们在控制被调查者身份和继承人接班进程两个变量后，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对三类传承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做了进一步分析(见表10)。
根据表9、表10展示的分析结果，可以做出如下判断：(1)企业家和企业家子女对企业家关系网络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相对重要性的判断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企业家的评价高于企业家子女。两者对企业家默会知识和企业家精神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相对重要性的评价不存在明显差异。(2)在企业家看来，企业家默会知识和企业家关系网络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的重要性要高于企业家精神，但企业家默会知识和企业家关系网络之间不存在显著的重要性差别。(3)处在传承过程不同阶段的企业家子女，对三类要素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相对重要性的评价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其中，在尚未真正加盟企业的子女看来，企业家关系网络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的重要性要高于企业家精神，但企业家默会知识同企业家关系网络和企业家精神之间，不存在重要性上的显著差异。在担任公司普通员工或基层管理者的企业家子女眼中，企业家默会知识较企业家关系网络更需要传承，但企业家精神同企业家默会知识和企业家关系网络之间，不存在重要性上的差别。来自已担任中高层管理职务的企业家子女的数据则表明，三类要素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9 对不同传承要素得分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注：*P＜0.05，**P＜0.01。表格中第一行数字为F值，括号中的数字为Sig值。
六、研究发现与启示
(一)研究发现及讨论
本文尝试在企业家个体层面构建一个关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要素体系的概念框架，并做出初步的检验。通过对41则媒体报道资料的结构化分析和对来自60家企业的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初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从总体上看，在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过程中，企业家个体层面需要传承的要素主要包括企业家默会知识、企业家关系网络和企业家精神三大类。
(2)在对企业家默会知识两个构成维度的传承认知上，企业家和企业家子女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其中，企业家子女较为看重诀窍知识，尤其是管理经验类知识，而企业家对诀窍知识和心智模式重要性的判断则相对更为平衡。这与我们访谈过程中的体会基本一致。访谈中多数企业家子女在被问及“最需要向父辈学习或继承的要素”或“同父辈最主要的差距”时，他们给出的第一答案往往是“经验”或“经验不足”。
(3)在对企业家关系网络的传承认知方面，企业家和企业家子女表现得较为一致，都较为看重企业家在企业外部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网络的传承。这可能与第一代家族企业在创业初期的市场不完善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盛乐(2006)所言，“在市场非完善条件下，家族企业经营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市场资源(比如政府和亲缘朋友)的利用”，这时“企业主投入企业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资本”。这一研究发现同朱素英(2006)的研究结论也基本一致。她对浙江省128家家族企业进行的调查研究也发现，前任比较侧重外部关系网络(她在研究中主要考察了核心客户和主要社会关系)的传递，对企业内部关系的传递不足。现实中，许多企业家在正式交班前频频携子女出席各种重要的公众场合的举动，或许就是对该研究结论的最好佐证。举个典型的例子，2003年9月27日由40多名香港商界大亨及其家属组成的“香港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访京。与之前的访京团不同，本次访京的香港富豪大部分都是“父子齐齐北上”。许多媒体都认为，力捧第二代是这次访京团的一大目的。一个有趣的花絮是，在新浪网上的一个关于“此次香港富豪团携接班人访问北京的目的”的小调查中，50％的网民选择了“为后辈接班做铺垫”(18)。当然，我们目前得出的外部关系网络“一边倒”的分析结果，也可能与我们所调查的样本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单个家族独立创业(或收购转制企业)的有关，在那些由几位股东合伙创立的企业中，这种情况或许会有所改观，但仍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4)在对企业家精神各维度的传承认知上，敬业精神、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受到较高的重视，其他维度没有得到一致认可。在理论界，尤其是西方理论界，一谈到企业家精神，研究者们(比如，Busenitz,1999)往往会在第一时间想到冒险精神，但在本研究中，无论是被调查企业家，还是企业家子女，都基本上没有将其纳入传承要素的行列。对此，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们惯用的“开拓精神”与西方学者强调的“冒险精神”在词义上存在很大的交叉，但在词性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冒险精神”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可能带有一定的贬义成分，而“开拓精神”则更显积极和进取。这样一来，将两者同时放在备选项中就可能带来选择上的偏差。然而，考虑到这种偏差不会对我们的主要研究目标带来实质性影响(在对三类传承要素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比较时，我们使用的是各要素中得分最高的维度的分值，而不是所有维度的得分总和)，并且还有利于我们全面地掌握目前实践界对本文研究议题的认识，避免信息的遗漏，我们最终还是将两者一起放在了备选项中。我们相信，随着企业家精神或创业(精神)研究的不断深入，因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的概念理解偏差会逐渐弱化，甚至慢慢退去，到那时再来重新审视该问题或许会更有意义。
(5)企业家和企业家子女对企业家关系网络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相对重要性的判断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企业家的评价高于企业家子女。两者对企业家默会知识和企业家精神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相对重要性的评价不存在明显差异。
(6)在企业家看来，企业家默会知识和企业家关系网络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的重要性要高于企业家精神，但企业家默会知识和企业家关系网络之间不存在显著的重要性差别。当然，由于针对家族企业的调查难度非常大(Klein,2000)，本研究只调查了23位企业家，相对较少，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论的外部效度。该结论的科学性，还有待未来的实证研究去检验。
(7)处在传承过程不同阶段的企业家子女，对三类要素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相对重要性的评价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其中，在尚未真正加盟企业的企业家子女看来，企业家关系网络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的重要性要高于企业家精神，但企业家默会知识同企业家关系网络和企业家精神之间，不存在重要性上的显著差异。在担任公司普通员工或基层管理者的企业家子女眼中，企业家默会知识较企业家关系网络更需要传承，但企业家精神同企业家默会知识和企业家关系网络之间，不存在重要性上的差别。来自己担任中高层管理职务的企业家子女的数据则表明，三类要素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均不存在显著差异。然而，我们也意识到，目前在我国的第一代家族企业中，完全实现交接班的比重还不高，本研究调查的企业家子女处在中高层管理岗位的也相对较少，这可能会对本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也是本研究的主要局限之一。待大量传承完毕的家族企业出现之后，再对此命题作进一步的检验，或许可以提供更为坚实可靠的结论。
(二)研究启示
企业家个体层面传承要素的识别，无论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理论研究者还是实践者，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理论研究者来说，本研究为他们后继研究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有利于本领域基础理论框架的构建。以往研究中，学者们习惯性地将所有权和管理权“锚定”为家族企业的传承要素，并以传承前后企业绩效的变化或家族成员对传承过程的感知等来对它们的传承结果进行刻画。可是，由于这些指标的综合性非常高，导致测量的效度较差，无法准确反映研究者们想要刻画的变量的变化规律。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将本研究识别出的要素在代际间传递或转移的效果作为中间结果加以考察，提高测量的效度，进而提升研究成果之间的可比性和继承性。
对传承实践者而言，本研究成果可以为他们制定周详的传承计划提供理论依据，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他们传承策略的针对性。在既有研究中，传承计划的重要性被学者们反复强调。可是，在家族企业的传承实践中，传承计划往往被大家所忽视。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大家缺乏对传承计划的内容的缺乏统一认识。本研究对企业家个体层面代际传承要素的系统识别，可以为他们制定周详的传承计划提供理论支持。同时，本研究对不同要素相对重要性的判断，也有助于他们找准工作的突破口和重心，提高传承策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注释：
①尽管王安电脑的没落不仅仅是因为王安个人社会资本未能得到很好的传承，但这方面的解释应还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
②来自实践界的声音也基本上支持这样的观点。比如，浙江萧山杰牌控股集团的董事长陈德木先生在接受央视国际记者采访时道出的一番颇具深意的话就很好的印证了这一点，“我们要做500强的企业或许是不合适的，但要做500年的企业，还是具有这种韧性和吃苦耐劳精神的，核心还是传承，怎么样把这种竞争力慢慢地往下传。”
③比如，Lee，Lim和Lim(2003)就曾指出，家族企业成功所需要的特殊(idiosyncratic)知识往往是企业家个人专有而非企业专有。来自战略和创业领域的研究也表明，企业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是公司创立过程中最具价值的资产(Aldrich，Rosen and Woodward，1987；Hite，1999；Saxenian，1990)，可以这样讲，创业初期的公司网络同企业家的个人社会网络是一回事(Bhide，1999；Zaheer，McEvily and Perrone，1998)。
④转引自Dumas,Dupuis and Richer等(1995)，第103页。
⑤下一代包括在任者的所有后代，并不是特指在任者的第二代(子女)，比如领导权在祖父和孙子之间的传承等。后面如不特别指明，一般都指此意。
⑥Cadieux，Lorrain和Hugron(2002)对四家由女性创立和控制的家族企业的案例研究就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该观点。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当四位女性企业家被问及与传承要素有关的问题时，她们给出的答案是责任、技术诀窍(know-how)、关于商业世界的知识以及她们的经验。
⑦研究中，作者将社会资本界定为关系性财富。
⑧对此，国内学者也有相似的论断。比如，潘晨光和方虹(2003)、许忠伟和李宝山(2007)就曾先后指出，与以“公司股份”为中心的物质交棒相比，“人脉的接续”更为重要。其中，他们所指的人脉主要是上一代经营者培养出来的人脉网络，亦即能与经营者甘苦与共的伙伴与智囊团。
⑨Tan和Fock(2001)以新加坡5家华人家族企业为对象，通过案例研究分析了影响这些企业规模成长、海外拓展及代际延续的关键因素。
⑩之前笔者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对媒体相关报道进行了搜索，2007年12月1日上午笔者又通过百度搜索引擎对以前的收集一一进行了检验，然后又分别以不同的关键词对媒体相关报道进行了搜索。
(11)以2007年12月1日为限。
(12)转引自李本乾(2000)，第48页。
(13)融合了国外学者强调的开创性和国内学者强调的积极进取精神两个方面。
(14)企业家默会知识的次类目相对较为大众化，因而报道中时常会使用经验和理念等相关术语，但为了保持编码口径上的统一，我们在编码的过程中仍然只是使用了主类目。
(15)换句话讲，分析者构建的类目必须明确哪类条款可以归为某一类目，而其他的则不能。
(16)由于被调查的第一代企业家数量相对较少，个别企业家提供的信息也不是很完整，所以笔者没有对他们的人口统计特征作进一步的统计描述。
(17)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是指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
(18)根据《人民网》等媒体的相关报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