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的一代”与“伤痕文学”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迷惘论文,伤痕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46(2004)04-0061-05
“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在美国的一个文学流 派。20年代初，侨居巴黎的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对海明威说 ：“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将这句话作为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 的一句题辞。于是，“迷惘的一代”就成了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专门名词，用来称呼20 年代出现的、具有相似倾向的一些年轻作家。这些作家中，有的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战争感到厌恶，如海明威、福克纳、多斯·帕索斯和爱·肯明斯；有的对战后的社 会抱有幻想，但后来大失所望，如菲茨杰拉德。他们相似的倾向是迷惘、失望和悲观的 情绪。
“伤痕文学”是指“文革”后中国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文学思潮，作者大多是十年浩 劫后余生的知识青年，他们以真实、质朴的文学形式，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宣 泄积郁在心中的痛恨。“伤痕”一词在学术界被用来概括文学思潮，最早出现于旅美华 裔学者许芥昱的《在美国加洲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共文学讨论会上的讲话》。他认为，中 国大陆自1976年10月后，短篇小说最为活跃，并说：“最引大众注目的内容，我称之为 ‘Hurts Generations’，即‘伤痕文学’，因为有篇小说叫做《伤痕》，很出风头。 ”
1977年11月份的《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作者以“救救 孩子”的呼声，震动了被文革麻木了的人们的心灵，拉开了中国当时文坛回顾苦难的序 幕，这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第一次揭露文革中推行的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这种对文革苦 难的揭露真正成为一种潮流，是以1978年8月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发表在《文汇 报》上)为标志。这部小说以悲剧的艺术力量，震动了文坛。作品中对人性、人道主义 的描写，突破了长期以来关于文艺的清规戒律，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而讨论最终 得出的肯定性结论，又使这部作品成为我国文学界在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的先声。人们 真正认识到，他们确实经历了一场人为的空前灾难，以往忍受的一切是应该唾弃的，于 是压抑在人们胸中许久的愤懑便立刻喷涌而出。当这种愤懑大量地以文学形式表现出来 的时候，便形成了中国新时期的第一个文学思潮——“伤痕文学”思潮。
一
“迷惘的一代”都来自参加过战斗或到作为志愿者救护队等其他战地部队服务过。第 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在美国政府“拯救世界民主” 的口号蛊惑下，怀着民主的理想，奔赴欧洲战场。他们目睹了人类空前的大屠杀，发现 战争远不是他们原来设想的那种英雄的事业，所谓“民主”、“光荣”、“牺牲”都是 骗人的东西。他们在战争中经历了种种苦难，了解到士兵中的反战情绪，在他们的身心 中留下了无法医治的创伤。他们的作品反映了这些思想感情。约翰·多斯·帕索斯的《 三个士兵》揭露了战争怎样摧毁了一个音乐爱好者的前程；爱·肯明斯的《巨大的房间 》描写了一个美国志愿者在法国打仗而被当作奸细，关进法国集中营。威廉·福克纳的 早期作品也具有“迷惘的”色彩：《士兵的报酬》写一个在英国空军服役的美国人头部 受伤，回家之后成了瞎子，最后死去；《萨托里斯》中有一个人物在战争中深受刺激， 复员后精神麻木，丧魂落魄，生活毫无目标，最后死于车祸。
十年文化大革命被称作“十年浩劫”，给当时的青年留下的巨大“伤痕”，不亚于第 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年轻人带来的“迷惘”。“伤痕文学”作家中许多人是文革时的特 殊一代——“知识青年”，简称“知青”。他们在当时狂热的政治崇拜、个人崇拜的蛊 惑下，造反，武斗，串联，上山下乡，成为文革中的最大参与者与受害者，人妖颠倒之 间的牺牲品，身心遭受了极大的摧残，他们迷惘、彷徨、痛苦过，他们也曾是“迷惘的 一代”。文革结束后，不再“迷惘”的一代人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 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痛，从而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痛恨，这也契合了文学最原 始的功能：“宣泄”。
《班主任》与《伤痕》对于“伤痕文学”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在艺术性上还十分稚 嫩。另几篇被视为“伤痕文学”代表作的短篇小说，艺术上更为成熟，如张洁的《从森 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从维熙的《大墙 下的红玉兰》、郑义的《枫》等。产生较大影响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有：莫应丰的《将军 吟》(1979)，周克芹描写农村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79)，古华描写小镇岁月的《 芙蓉镇》(1981)，叶辛展现知青命运的三部曲《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洌》、《 蹉跎岁月》。这些作品都先后被搬上银幕或改编成电视剧，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
二
“迷惘的一代”作家也是利用文学最原始的功能，来发泄自己与当时社会的格格不入 ，但他们的“宣泄”都很讲究艺术表现手法。他们不但蔑视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道德， 摈弃传统的宗教信仰和美学标准，而且还认为以往的艺术手法不足以表达自己新的感受 和经验，必须采用新的表现方法来丰富和突出自己的创作个性。诗歌方面的“自由诗” ，戏剧方面的“表现主义”或“抒情主义”，小说方面的“印象主义”和“意识流”便 是新出现的体裁和技巧。
菲茨杰拉德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人间天堂》(1920)，使他成了“爵士时代”的领袖和 桂冠诗人，而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却是他最优秀的作品。在 这部小说中，美国梦的幻觉这一主题通过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菲茨杰拉德描写事 物好用比喻，以增强印象的效果。他笔下的黄昏，像是摸得着的实体：“黄昏柔软如丝 绒，”“他们两人之间相隔几英尺宽的黄昏。”这些比喻所引起的联想构成了一个完整 的意境，像是一首首现代短诗。《了不起的盖茨比》艺术描写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小说始 终维持着一种“双重看法”(double vision)，即作者把自己两种不同的看法统一在一 部作品中，以达到特别的效果：即作家对于现实不能满足于表面，要有更深一层的观察 ，这样才能传达出形象背后更深的意味。《了不起的盖茨比》在爱情故事后面隐藏着一 股哀伤的细流，涓涓地渗流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于美国梦的失望。
海明威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其作品风格独特，文体简洁，在欧美有很大的 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海明威参加了志愿救护队，在意大利前线身受重伤。1926年 ，他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描写一群参加过欧洲大战的 青年流落巴黎的生活情景。海明威在这部技巧与主题都堪称一次革命的作品中，集中运 用了各种文学模式：简洁的性格描写，酒吧与餐后场景的速写，这一切都服务于快节奏 的情节发展。干净、单纯的写法是海明威文体的特色，在他的作品里不胜枚举：“我们 穿过森林，上了路，绕过一块高地，只见前面绿油油的一大片平原，绵延起伏，路的尽 头是黑黝黝的山峦。”1929年，海明威发表了他的第二部重要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 器》，主题是反对世界大战。海明威在作品中把个人在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看作人类的 灾难。在他看来，人好比是着了火的木头上的蚂蚁。有的“烧得焦头烂额，不知往哪儿 逃”；而“多数都往火里跑”，“到末了还是烧死在火里。”海明威对于战争宣传极为 厌恶，他通过主人公亨利的内心独白讽刺道：“我一听到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泛的 字眼儿就觉得害臊”，在这场“拯救世界民主”的战争中，“我可是没有见到什么神圣 的东西，光荣的事物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比芝加哥的屠宰场似的，不同的 是肉拿来埋掉罢了”。海明威否定战争宣传，否定当时社会的一切精神价值。这部小说 也显示出海明威创作艺术上的成熟：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用动作和形象表现情绪，电 文式的对话，简短而真切的内心独白，托讽于有意无意之间，经过锤炼的日常用语等等 ，构成他独特的创作风格。在他的笔下，人物的感情，不论是失望、恐惧，还是悲愤、 轻蔑，从来不作过分的描写，它们总是凝结在艺术形象里。《永别了，武器》中，主人 公亨利在凯瑟琳死后，不顾护士的阻拦，坚持要进屋去看她的遗容。作者不着痕迹地描 写主人公“我”悲哀到麻木程度的神情：
医生顺着过道走掉，我回到病房门口。
“你现在还不能进来。”一名护士说。
“不，我要进。”
“你还不能进来。”
“你出去，”我说，“那一位也出去。”
我把护士赶走，关上门，熄了灯，可这也没有什么用。这像是同一尊石像告别。过了 一会儿，我走了出来，出了医院，在雨中走回旅馆。
这种含而不露的写法为读者留下联想的空间。海明威这部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长篇 小说现已成为世界文学名著。海明威精炼简洁而情感强烈的写作风格影响了一代文风， 在世界文学史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海明威以其简练、含蓄的文体影响过许多欧美作家；菲茨杰拉德也具有独特的风格。 他们的作品以其独特性与真实性打动读者。约翰·多斯·帕索斯和福克纳与“迷惘的一 代”分道扬镳之后，也在各自的领域里成为重要的或主要的代表作家。这是“迷惘的一 代”这一文学流派影响深远的重要原因。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当时的西方青年所造成的重创，在海明威他们“迷惘的一代”的作 品中，描写得淋漓尽致，并将作为名著而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去。十年浩劫给中国当时 的“知识青年”带来的灾难，“伤痕文学”作家们在作品中也作了尽情的控诉。然而， 那个时代过去了，那个时代的作品也过去了。现在，许多青年人不知文化大革命为何物 ，更不用说“伤痕文学”了，他们津津乐道于虚无的《射雕英雄传》和《蜘蛛侠》。那 段历史似乎成了一个空白。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有文革后新时期文学那么多的作家 和作品涌现，“迷惘的一代”也不及“伤痕文学”作家和作品数量的众多。但作为经典 作家作品留存下来的几乎没有。这有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客观原因，也有“伤痕文学”自 身的局限。“伤痕文学”缺乏的是作家对这个世界独到的理解和看法，由此而外化出缺 乏自己独特的创作方法和表现形式。
首先，从社会意义上来讲，“伤痕文学”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 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十年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乏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 识的分析。作品对文革中罪行的谴责往往归之于“坏人做坏事”，表现出一种忠心未被 理解的冤屈与不平，是一种在肯定“个人崇拜”前提下，对“四人帮”野心家的谴责。 “伤痕文学”最大的局限就是没有达到一定的深度，只是停留在一个平面。作品的内涵 要么是政治性的教化，要么是欲望和情感的宣泄。“伤痕文学”作家缺乏自己对世界独 到的哲学性理解，即有学者称作的“穿越”。穿越政治与文化，走向人类关怀；穿越既 定的各种世界观，建立起作家自己的世界观。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阐述了自 己对战争独到的理解：战争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所有的战争都是人类的灾难，都是 罪恶的，只要是战争就要死人，死人本身就是罪恶。诺贝尔和平奖的目的不是裁定正义 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而是不要战争。因为按照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正义和非正义是 很难说清楚的。谁都会把自己的战争说成是正义的战争。现在美国不就把自己发动的伊 拉克战争说成是“拯救民主”的“行动”吗?所以，海明威对战争这个问题的拷问在今 天仍然让人振聋发聩。他使得我们对这个问题产生不同于以往的思考。
卢新华的《伤痕》在当时产生了轰动的效应，基本上是街谈巷议，由此拉开了“伤痕 文学”的序幕。作品控诉了文化大革命对人性、人情的摧残，以及对整个青年一代身心 上的摧残。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上，由于控诉的情绪远远大于思想上的追问，作者缺 乏这样的思考：文化大革命是如何造成的?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专制。批判了 文化大革命，是否这样的人间悲剧就不会重新上演?我们不能回答“是”。因为专制这 种封建意识并没有消除，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也是无处不在。当你认为一件事一种观 点是对的，并且一定要别人接受的时候，你就有不同程度的专制倾向。要避免文化大革 命这样的人为灾难不再发生，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所以，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到最后 应该是我们的自我批判，而“伤痕文学”没有深入到这个层面。这是曾经轰动一时、光 芒四射的“伤痕文学”作品现在许多已没有光芒的主要原因。《永别了，武器》从来没 有像“伤痕文学”那样轰动过，但它却是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其次，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小说中的语言还明显地带有 文革左倾的色彩，如在刘心武的《班主任》中，作者这样描写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 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另外，由于“ 伤痕文学”作家们关注现实的强烈责任感，他们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 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表述自己针砭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 虽然那个时期也出现了“朦胧诗”，有作家在尝试“意识流”等手法，隐喻在“伤痕文 学”中也被大量采用。如，诗人顾城那首著名的诗《一代人》(1979年)：“黑夜给了我 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但总的说来，“伤痕文学”不及“迷惘的一代”作 家的作品那样异彩纷呈，独树一帜。虽然“迷惘的一代”作家的作品大多是半自传体的 小说，但这类作品的感染力不仅在于其情感的真实感人，还在于其作为艺术品的价值。
第三，“伤痕文学”作品虽然重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 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就是将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由此可见，悲剧的深 化应该有两个层次：其一是表现灾难；其二是在灾难中展现崇高。而“伤痕文学”只是 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画。这 样，主人公就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并非美的体现者，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美 的毁灭”，所以只能引起人们“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给人以永恒的震撼和心灵 的升华。如在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1979年)中，作者力图展现文革中的“血统论” 造成的悲剧：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严凉与穆兰受尽了折磨，他们在小河边相识、相爱 并结合了，幸福似乎降临了，这时他们却得知两人竟然是姐弟关系，历史再次无情地捉 弄了他们，小说的悲剧色彩这时达到了高潮，但在读者为这种“乱伦”惨剧叹息的同时 ，却感到其中过分的偶然因素。这种刻意添加的悲剧无疑使作品显得虚假，同时也无法 产生使人震撼的力量。
“伤痕文学”作品几乎都有一个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思想环境 尚未明朗，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结局 ，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如，《在小河那边》中，一场“乱伦” 惨剧后，作者笔锋一转，“四人帮”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亲被平反的消息，从母亲 留下的遗书中他们得知，原来穆兰是母亲在战争中抱养的女儿，与严凉并无血缘关系。 这种完满的大团圆结局充满了人为的痕迹。
结束语
“迷惘的一代”主要繁荣在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文学史上仅是简短的一章。随着30 年代的到来，他们的创作倾向都有了变化，那种把社会苦难和个人欢乐相结合的特征开 始消失。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美国文化的 基调。海明威的后期作品以及约翰·多斯·帕索斯的创作活动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迷惘的一代”这一文学思潮逐渐被像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这类“社会良知 ”小说所取代。
同样，“伤痕文学”思潮也是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上短暂的一页。随着当时政治形势 和思想环境的改善，以冯骥才的《啊!》和金河的《重逢》等作品的发表为标志，“伤 痕文学”逐渐走向反思文学。
总之，“迷惘的一代”和“伤痕文学”这两个文学流派虽然出现在不同的国度，产生 于不同的时代，但却有相似的创作背景和动机：他们都是经历战乱之后劫后余生的“知 识青年”，他们都是受伤和受骗的一代；他们利用文学这个工具宣泄心中的愤懑，诉说 战争的罪恶和自己梦想的破灭；他们采用了一些新的艺术手法，给当时各自的文坛吹去 一股清新之风，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迷惘的一代”的作家有各自不同的独特风 格，他们的一些作品作为经典和名著而留存下来；“伤痕文学”由于思想性欠深刻和艺 术手法的幼稚，很少有作品作为经典留存。但是，因为有像《永别了，武器》这样的名 著的流传，人们没有停止对世界大战的声讨；对文革的控诉和反思，却不能因为没有反 映这段历史的经典作品的流传而停止。笔者将这两个文学流派进行比较，就是希望通过 此文，提醒人们不能忘记这场浩劫，历史的悲剧不能重演。
收稿日期：2004-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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