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虫并雕”和“语”的研究——敬以此文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诞辰论文,此文论文,王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79 （2000）04—0001—12
今年8月15日，是著名语言学家、 一代宗师王力先生百岁诞辰纪念日。先生毕生从事汉语研究和教书育人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发表了近千万字的研究成果，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之一；从教50余年，为国家培养了几代语言学专门人才。当我们缅怀先生的丰功伟绩时，不能不联想到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和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对我们的影响和给予我们的恩惠。
一 “龙虫并雕”思想启发我们进行“语”的研究
季羡林先生曾用八个字概括王力先生的治学特点：“中西融会，龙虫并雕。”（注：见宋绍年、孙景涛《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语言学研讨会纪实》，《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龙虫并雕”本是王先生的斋名，它体现了先生的重要的学术思想。王先生在《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集“序”（注：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集，中华书局，1982。）里说：
“龙虫并雕斋”这个斋名是我在1943年开始用的。当时我为《生活导报》写了一些小品文，总名《龙虫并雕斋琐语》。“琐语”是“虫”，不是“龙”。“虫”指的是文学作品。1980年，我的《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二册出版了，读者不知道我从前用过这个斋名，他们都把“虫”了解为普及性的文章。香港《大公报》介绍我的《龙虫并雕斋文集》，就说那里边只有“龙”，没有“虫”。这样了解也有道理。我的文学作品（包括翻译的作品）以及一些普及性文章（包括一些演讲）都该算是“虫”。
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实践，充分地体现了这种学术思想。他不仅写了《中国音韵学》、《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清代古音学》、《同源字典》等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曾经写了像《江浙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广州话浅说》等浅显易懂的小册子。正是先生这种龙虫并雕的思想和实践，启发和鼓舞我们在调查研究山西方言的同时，在汉语语汇领域里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
山西方言之所以丰富，不仅在于较多地保留了古代汉语的成分，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活化石”，而且在于群众口语中活跃着大量的歇后语、谚语、惯用语、俗成语等语汇，为汉语研究提供了生动的活材料。我们从田野调查到从古今文献里搜集，从资料整理到理论探讨和辞书编纂，作了长期的努力。1985年，当我们组织编纂的《中国俗语大词典》和《古今俗语集成》（六卷本）取得阶段性成果时，王先生应我们的要求，用苍劲有力的笔锋为两书题写了书名，并郑重地写上“王力题”三个字，还盖上章。这使我们深受鼓舞。两书于1989年分别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我们又继续和同行合作编写了有关“语”的大中小型工具书，并继续进行理论探讨。本文记述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心得，作为对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
二 “语”的研究中的两个基本问题
在“语”的研究过程中，我们遇到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是：“语”是不是“词的等价物”；“语”自身是不是一个系统。
本世纪前期，谚语和歇后语等没有纳入语言学研究的范畴，有的把它们纳入民俗学，更多的则是和歌谣、谜语等一起作为“平民文学”、“民众文艺”，把它们看成是一种文学现象。到了50年代，随着汉语词汇学的逐步建立，“语”的研究引起语言学家的重视，开始列入语言学的研究范畴。随之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语”和“词”的关系，“语”是不是“词汇”的组成部分。
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里有这样的一句话：“语言中所有的词构成为所谓语言的词汇。”（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21页。）受这个说法的影响，50年代的词汇学著作在讨论词汇的范围时，只提到词而没有涉及“语”。如孙常叙的《汉语词汇》说：“每种语言所蕴含的词的总汇叫做‘词汇’。”（注：孙常叙《汉语词汇》，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161页。 ）周祖谟的《汉语词汇讲话》说：“‘词汇’是指语言中所有的词来说的，语言中所有的词构成为语言的词汇。”（注：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9页。在叙述词汇构成时， 认为“现代汉语词汇中还包括大量的成语”（77页），但没有提到谚语、歇后语、惯用语。）北京大学语言学教研室编的《语言学名词解释》说：“词汇是语言的词的总汇。某一语言中所有的词总合起来，就成为该语言的词汇。”（注：北京大学语言学教研室编《语言学名词解释》，商务印书馆，1960，13页。）
1961年，黄景欣在《试论词汇学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上述关于词汇的定义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一种语言的词汇是由该种语言的一系列具有一定形式、意义和功能特征的互相对立、互相制约的词汇单位（包括词以及和词具有同等功能的固定词组）构成的完整体系。”黄氏强调，构成语言词汇的，不限于词，“一切具有和词同样功能的固定词组，也是词汇的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注：黄景欣《试论词汇学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61，第3期。 ）这种观点显然是受了当时苏联语言学者O.C.阿赫曼诺娃、B.B.维诺格拉多夫、B.B.伊万诺夫的影响，他们在《论描写词汇学、历史词汇学及历史比较词汇学的任务和几个问题》一文里说：“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汇都包括成千上万的词和固定词组，其中每一个都是一个语义单位，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单一的和不重复的单位……。”（注：中译文见《语言学译丛》（1958）创刊号。）
这种词汇应包括固定词组的说法，一直延续下来，而且越来越具体。如：
“所谓词汇就是语言里的词和词的等价物（如固定词组）的总和。”（注：见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1页。）
“某种语言的词汇，就是指该语言里全部词和词的等价物——熟语的总汇。”（注：见武占坤《词汇》，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1页。）
“语言学一般所说的词汇，不仅包括词儿，也包括由词构成的、性质作用相当一个词的语言单位，叫‘语’，我们叫固定结构，如成语、谚语、俗语、歇后语。”（注：见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5页。）
“一种语言的词汇是该语言词语的总和。现代汉语词汇是现代汉语全部词语的总和。这里的‘词语’指词和各种性质作用大致相当于词的固定结构（即所谓‘语’，比一般说‘词语’的‘语’，范围要小一些），在现代汉语中就是指成语（百花齐放、德才兼备、近水楼台等）、谚语（活到老，学到老；无针不引线，无水不行船等）、歇后语（狗撵鸭子——呱呱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惯用语（穿小鞋、戴高帽、开后门等）等。 ”（注：见林祥楣主编《现代汉语》， 语文出版社，1991，116页。）
于是，词汇单位包括词和固定词组的说法广为流行，《辞海》修订本也采用了这个说法，指出词汇是“一种语言里所有的词和固定词组的总汇”。但这并不是当前的唯一说法。《现代汉语词典》及其修订本，仍然认为词汇是“一种语言里所使用的词的总称”。新近出版的《古今汉语词典》也采用这种说法。（注：《古今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213页。）
从“词汇是语言里词的总汇”到“词汇是该语言词语的总和”，又到词汇是“一种语言里所使用的词的总称”，提出了一个必须加以明确的问题：“语”是不是“词的等价物”，“语”的性质和作用是不是“相当于一个词”，“语”是不是也属于“词汇单位”？
王力先生说：“结论是归纳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开头。”又说：“归纳的重要也就证明充分占有材料的重要。因为归纳是从个别到一般，个别的东西越多，越能证明你的结论是可靠的。”（注：《谈谈写论文》，转引自《王力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603页。 ）通过编纂《中国俗语大辞典》、《古今俗语集成》、《常用语词典》、《谚海》、《歇后语词典》等大中型工具书，我们收集了有关“语”的大量资料。经过分析归纳，我们认识到，“语”在性质和作用上都不相当于词，“语”不是词的等价物，“语”不属于“词汇单位”。
第一，“语”是由词和词组合而成的，是大于词的语言单位。
最短小的语，也是由两个词构成的词组。如：
下去的人，就不会安心，托关系走后门。（丁玲《文学创作的准备》）
可是她仍然不自觉地常常向媳妇摆架子发脾气。（巴金《谈〈寒夜〉》）
明天还能勉强对付着，后天是一粒也不剩了，只好喝西北风。（茅盾《锻炼》一四）
多数的语是由两个以上的词构成的词组或具有句子形式的复杂结构。如：
今之论者，常将“打死老虎”与“打落水狗”相提并论。（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公寓的客人们都管他叫“大智若愚”。（老舍《赵子曰》一一）
凡事百闻不如一见。无论人家说得怎样神乎其神，总要见面，才能相信。（张恨水《啼笑因缘》一九回）
写完题目，就有些踌蹰，怕空话多于本文，就是俗话之所谓“雷声大，雨滴小”。（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说走就走！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洒了油！（梁斌《播火记》一七）
办小刊物，我的意见是不要贴大广告，却不妨卖好货色，编辑要独裁，“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无水吃”。（鲁迅《致曹聚仁》）
自古有几般：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则路，贫不择妻。鲁达心慌抢路，正不知投那里去的是。（《水浒全传》三回）
这些事实表明，在结构上，“语”是比词高一级的单位。
第二，语的意义和词的意义虽然都具有“整体性”，但有着不同的特点和性质。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词的意义有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两个方面，而语只有语汇意义而没有语法意义。
二是词的词汇意义“是概念通过某种语言的手段而得到的体现，同时带有反映某些伴随观念的补充特点以及某种感情色彩和风格特征”。（注：见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43页。）这就是说，尽管概念不是词义的唯一成分，但概念是词义的最重要的成分。概念性是词义的基本特征。而语义则没有这个特征，语义的基本特征是它的叙述性。如：
智者竭其智，勇者奋其勇，富者输其财，举国一致，众志成城。（李大钊《告全国父老书》
是呀，吃一堑，长一智。有了今年的遇险，可保证明年的平安了。（郭沫若《郑成功》二章三）
我没新的办法，你们说啥就是啥，反正一根绳上拴两个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他。（李晓明等《破晓记》二五回）
周仲伟虽然好耐性，却也感到坐冷板凳的滋味。（茅盾《子夜》一六）
我们把这桩事情谈清爽，从此一刀两断，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周而复《上海的早晨》二部四七）
“众志成城”是成语，“吃一堑，长一智”是谚语，“一根绳上拴两个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他”是歇后语，“坐冷板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是惯用语。它们都不表达概念，而是表述一种认识或描述一种状态。不同的“语”，往往包含着不同的形象色彩、感情色彩或风格色彩，引起不同的联想，但叙述性则是语义的共性。这不仅把“语”和“词”区别开来，而且把“语”和同是固定词组的“专名语”、“专门用语”区别开来。专名语和专门用语表现一般的概念，不属于“语”的范畴。
第三，比起“词”来，“语”的固定性是相对的。
从总体上说，“语”的结构是固定的，但这种固定具有相对性。一方面，不同语类，固定性的程度不同。一般来说，成语的结构比较固定，谚语次之，惯用语和歇后语则比较灵活。另一方面，同一个语类，固定程度也有所不同。
拿成语来说，整体意义不能从组成部分的意义直接引导出来的“融合性成语”，如“青出于蓝”、“胸有成竹”、“脍炙人口”等的结构比较固定，而整体意义由组成部分的意义直接合成的“综合性成语”、“组合性成语”，结构就不那么固定，如“久安长治”可以说成“长治久安”；“旧愁新恨”，可以说成“旧恨新愁”；“叶落归根”，可以说成“落叶归根”。
拿谚语来说，古代沿袭下来的、流传较广、比较习用的，结构比较固定。但就是这类谚语，结构上的固定性也是相对的。如：
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逾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汉书·赵充国传》）
安都谓摩诃曰：“卿骁勇有名，千闻不如一见。”（《陈书·萧摩诃传》）
耳闻不如目见，吾曹目见，何可共辨！（《魏书·崔浩传》）
及余来践跻此意，既至欣然，始信之耳闻不如亲见矣。（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二》）
真是耳闻不如眼见，往往以讹传讹……，及至身临其境，只落得“原来如此”四个大字。（《七侠五义》六五回）
我的确有这样的体会：耳闻不如目睹，目睹不如身受。（巴金《谈〈四号病室〉》）
再以惯用语为例：
“打开板壁讲亮话”，这事一些半些，几十两银子的话，横竖做不来，没有三百，也要二百两银子，才有商议。（《儒林外史》一四回）
打破鼻子说亮话，还不是等姓贾的过来尽点心？（《官场现形记》二七回）
老张！咱们打开鼻子说亮话：写卖券非过万不可，不写呢，一千出头就有商议。（老舍《老张的哲学》二二）
荪甫，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益中目前已经周转不灵，我早就知道。（茅盾《子夜》一七）
讲我的亏空，不必关门，我爱打开门窗说亮话。（周立波《山乡巨变》下八）
老师，俗话说得好，揭开天窗说亮话，这乃门生妹子的事。（《万花楼》四○回）
记者个人向来喜欢直截开口的开诚布公的推开天窗说亮话。（邹韬奋《有位助教》）
张飞虎，咱们开天窗说亮话，往后可别老大老二的！（康濯《工人张飞虎》四）动宾结构的惯用语，运用时还时常拆开来。以“碰钉子”为例：
他认定了今天于他不利，到处要碰钉子。（茅盾《子夜》六）
众管家碰了钉子，一声也不敢言语。（《官场现形记》三回）
可是第一次找到潘太太，就碰了个钉子。（茅盾《少年印刷工》八）
这两兄妹自从那晚上到国民小学碰了大钉子以后，看见穿军装的，就觉得有点隔膜。（茅盾《锻炼》九）
《半月》出到十期以后，就碰了一个小钉子。（巴金《谈自己·觉悟与活动》）
严志和一听，碰了个硬钉子，合上眼睛，头上忽忽悠悠地晕眩起来。（梁斌《红旗谱》二三）
汤阿英不吃这一套，坚决把伞退回来，给他碰了个软钉子。（周而复《上海的早晨》一部八）
想不到今天却碰了小金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张天民《鸿雁》（影剧）一）
燕西碰了个橡皮钉子，倒很难为情的站在屋子里愣住了。（张恨水《金粉世家》六三回）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说明惯用语的灵活性是很明显的。
歇后语的灵活性比惯用语更为明显，除了像动宾结构的惯用语那样，前后两部分中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外，组成成分也可以变动。如：
别高兴得太早了，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王英先《枫香树》四章）
二老爷没有工夫和你们磨牙。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马烽《吕梁英雄传》五二回）
你要是有本事，就甭听我的话……，咱们骑在毛驴上看唱本，走着瞧吧！（周立波《暴风骤雨》一部二）
人们情绪都很高，只有于友德不服输，心里暗想：“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袁静《淮上人家》三章一三）
我们这是骑了驴子翻账本，走着瞧。（张恨水《啼笑因缘》一○回）
好啊！从我的头上先开刀。好，骑驴看皇历，走着瞧吧！（陈登科《风雷》一部二三章）
她老是说：骑着毛驴看书，走着瞧吧。她认为总有一天可以证明自己的意见是对的。（周而复《上海的早晨》二部四八）
高生亮是发展是创造，咱们是倒退是保守，咱们骑上毛驴看书：走着瞧。（欧阳山《高干大》一一章）
你，小冯，都想等一等，骑着驴看小说，走着瞧，是不是？（老舍《青年突击队》一幕）
“都要像你这样，你这个队可真要摘掉‘穷队’帽子了。”“还不敢说。骑驴看《三国》——走着瞧。”（李准《两匹瘦马》）
“骑”可以说成“骑在”、“骑上”、“骑着”、“骑了”；“驴”可以说成“毛驴”、“驴子”；“看”可以说成“翻”；“唱本”可以说成“账本”、“皇历”、“书”、“小说”、“《三国》”，等等。
事实表明，“语”的结构远不如“词”固定。当然，这并不是说，“语”是自由词组。即使像“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这样有很多变体的歇后语，结构上的固定性还是它主要的一面：前语（引子）都是讲骑在驴身上看什么东西，从中引出的后语（注释）都是“走着瞧”。但是，“语”结构上的固定性是相对的，则是不容争辩的客观事实。
第四，“语”和“词”一样，是现成的语言材料，都不是说话的人在交际时临时造出来的。但是它们的语法功能却不完全一样。
汉语的词可以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实词是实义词，虚词是功能词；实词一般是自由的，虚词一般是粘着的；实词都能充当句子成分，只表示语法意义的虚词不充当句子成分。
“语”是词和词相对固定的组合，不存在虚实问题。所有的“语”都有实义，都可以充当句子成分。但充当句子成分的频率，不同语类有所区别。一般来说，成语充当句子成分的频率最高，非句子形式的惯用语次之；谚语、歇后语和句子形式的惯用语又次之。
成语和惯用语，充当句子成分的例子，随时可见，不必多举。下面举的是谚语、歇后语和句子形式的惯用语充当句子成分的例子：
1.作主语。如：
“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谚语），是中国人的老毛病。（鲁迅《致曹聚仁》）
古人说的英雄识英雄（谚语），真有点道理。（草明《追悼》）
（他觉得）瞎猫碰见死老鼠（惯用语）是最妥当的办法。（老舍《四世同堂·饥荒》）
2.作谓语。如：
为了革命，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谚语）！（马识途《清江壮歌》七章）
一入伍，他就被分配到侦察连来啦！……他心里白糖拌蜂蜜——甜透了（歇后语）。（峭石《沸腾的军营》）
他说，总有一天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惯用语），——我怕他，会当真……（茅盾《水藻行》二）
3.作宾语。如：
你要晓得：“十个胡子九个臊（谚语）。”（《镜花缘》四五回）
咱是棋不看三步不捏子儿（谚语）。（王东满《漳河春》一）
我可憋不住了，干脆来个针尖对油捻——挑明了（歇后语）。（成一《摇耧记》）
其实，你应该带他一道来，用不着向闯王禀报。你这是六指儿搔痒，额外多一道子（歇后语）。（姚雪垠《李自成》一卷下）
我呢，在黄家镇据点上，所以对这件事是两头摸不到缰（惯用语）！（郭澄清《大刀记》一卷四章）
4.作定语。如：
他可是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邻（谚语）的人物头儿呢！（臧伯平《破晓风云》三章）
对于这些不好的事情，即使我们想抱着“家丑不可外扬”（谚语）的态度，把它掩藏起来，也是不可能的。（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八）
父亲一辈子，是窗户眼吹喇叭——名声在外（歇后语）的老实人。（杨大群《西辽河传》）
没有大的机床，他们就用“蚂蚁啃骨头”（惯用语）的方法。（程树臻《钢铁巨人》尾声）
5.作状语。如：
今天我可是碌碡砸石头——石（实）打石（实）（歇后语）地什么话也给你抖了。（王东满《漳河春》）
真是石头碰在钢板上，硬碰硬（歇后语）地吵了起来，谁也不肯让一步。（羽扬《三号闸门》）
想当初，娘儿俩担惊受怕逃下岭来，可说是能找到一条活路；到如今，还不照样是两个肩膀担着一张嘴（惯用语）回到岭上。（刘江《太行风云》一四）
6.作补语。如：
几句话，把个马连福说得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歇后语）。（浩然《艳阳天》一卷）
这一下，我闹了个武大郎攀杠子——上下够不着了（歇后语）。（刘希天《娜敏伊虹》上）
没想到如意算盘拨拉错了，弄了个偷鸡不成白搭上几把米（惯用语）。（冯志《敌后武工队》一○章一）
事实表明：“语”（包括采用句子形式的“语”）充当句子成分，是它的“常态”，而不是“偶尔”出现的“例外”现象。这说明“语”和“词”一样，都属于语言单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即使采用句子形式的“语”，包括表示判断和推理的谚语，当它作为备用的语汇单位的形式存在的时候，并不具有“完整的句调和语气”，不是“独立的句子”。只有进入句子或句群，才具有句调和语气，成为复句里的分句，或句群里的句子。另外，“语”进入句子时，还往往作为现成的语言单位被整体地引用或被拆开来分别充当句子成分。除了某些实词在一定条件下可带上句调构成独词句外，这种功能是一般词所不具有的。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1.“语”相当于一个分句，充当复句的组成部分。谚语、歇后语、惯用语和成语等各种语类都有这种功能。如：
我见是见的不少，可眼见千遍，不如手过一遍（谚语）。（刘波泳《秦川儿女》一四章）
“十个便宜九个爱（谚语）”，所以大家就喜欢坐东洋船。（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三章）
“在家千日好，出外时时难（谚语）”，因此把交通事业办好，使出外的人不再望而生畏，实在是造福不浅。（《老舍《在火车上》）
“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什么好心眼（歇后语）”，你得注意他。（王忠瑜《惊雷》）
假如一让再让，人家不更得寸进尺，雷公打豆腐，专从软处下手（歇后语）么？（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一二章）
江湖上的道理半点也不懂，头发胡子一把抓（惯用语），全不分个青红皂白，你我咋个闯得过呢？（艾芜《荒山上》）
说时顺口，说后顿首（惯用语）；我如果打了你，也要污了我的手。（郭沫若《卓文君》一景）
唷唷，不得了啦，狗仗人势（成语），连你也打起人来啦！（王西彦《春回地暖》）
他们装腔作势，自命不凡（成语），和同等的人说起下流话来，口若悬河（成语），可是对下级说话就只由口中挤出那么一半个字来。（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
2.“语”单独成句，充当句群的组成部分。以谚语、歇后语比较常见，惯用语、成语较少。如：
他同咱们老八路素无渊源，相处日浅。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翼（谚语）。眼下这种局面，非同平日。万一他心怀不满，……（姚雪垠《李自成》二卷一章）
一犬吠行，百犬吠声（谚语）。草随风偃，人随大流（谚语）。寇胡子带头，众伪军跟后——紧急军事会议结束了。（李英儒《还我河山》二七章）
“那是过去兴时的事，现在背时喽！”“依我看，现在也不背时。走马有个前蹄失，急水也有回头浪（谚语）。胜败是兵家常事（谚语）嘛！
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歇后语）。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我看不如趁早。”“趁早做什么？”“聋子擂鼓，各打各的（歇后语）。”（周立波《山乡巨变》续篇）
摘了奶，忘了娘（惯用语）！自己翻了身，就只想到守男人抱娃娃，享清福啦！（冯德英《迎春花》二○章）
烟消火灭（成语）；水波不兴（成语）。特别的寂静倒使殿上殿下的人们惊醒。（鲁迅《故事新编·铸剑》）
3.“语”常常作为现成话被引用。谚语被引用的频率最高，歇后语次之，惯用语、成语又次之。如：
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谚语）。”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谚语）。”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二位请消消气，有理慢慢地讲。俗话说得好，有理走遍天下，没理寸步难行（谚语）。（宋之的《微尘》）
真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谚语）”哪！谁晓得平常那么好的先生，会是个汉奸！（冯德英《苦菜花》七章）
行者笑道：“该与不该，烦为引奏引奏，看老孙的人情如何。”葛仙翁道：“俗语云：‘苍蝇包网儿，好大面皮（歇后语）’！”
你那爹呀，可是俗话说的，铁板钉钢钉，硬到家（歇后语）啦！（杨朔《三千里江山》）
如今要办的实事，既是一点儿把握都没有，却天天在那里叫嚣狂掷，岂不是俗话说的“带着铃铛去做贼（惯用语）”吗？（《新中国未来记》五回）
牛主任，你终于沉住气了，这叫黔驴技穷（成语）！（杨纤如《伞》）
4.“语”进入句子以后，还可以拆开使用。以歇后语和动宾结构的惯用语较常见。前面讲“语”的结构的灵活性时已经涉及。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歇后语前后两个部分，有时还可以颠倒过来使用。如：
那穿绸穿缎的她不去看，她看上了个灰秃秃的磨倌。真是武大郎玩鸭子，啥人玩啥鸟。（萧红《呼兰河传》七章四）
若有人问他的绳子是马鬃的还是马尾的？他就说：“啥人玩啥鸟，武大郎玩鸭子。马鬃是贵重东西，那是穿绸穿缎的人拿着的。”（萧红《呼兰河传》六章二）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再举一些，如：
“他们倒是一套配一套，歪锅配扁灶。”陈大春对张桂贞和符癞子都很看不起。（周立波《山乡巨变》上二二）
我要去告诉老余，叫他替我出出气，一行服一行，豆腐服米汤，我猜他是一定能降服你的。（周立波《山乡巨变》上二三）
以上四个方面，足以说明，“语”不论在构成形式上和语义表达上，以及语用功能上，都与“词”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说“词是语言里最小的、有意义的、能自由运用的单位”（注：见《古今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213页。），那么“语”则是“语言里大于词的、 结构相对固定的、具有多种功能的叙述性单位”。“语”是“词的等价物”、“语”的性质和作用“相当于一个词”等说法，经不住语言事实的检验。
王力先生曾经说过：“一种语言的语音的系统性和语法的系统性都是容易体会到的，唯有词汇的系统性往往被人们忽视了，以为词汇里面一个个的词好像是一盘散沙。其实词与词之间是密切联系着的。”（注：见《汉语史稿》，科学出版社，1958，545页。）我们在收集、 整理和研究“语”的过程中，也体会到汉语里的“语”不是一盘散沙，语与语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语汇自身具有系统性。
首先，“语”是在历史上形成并不断发展的社会现象。早在先秦文献里就大量记载着，如：
语曰：“莫知其子之恶。”（《尸子》卷上）
语曰：“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荀子·大略》）
齐语曰：“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时雨。”（《孟子·梁惠王上》）
古语曰：“不知，无害于君子；知之，无损于小人。”（《尹文子·大道上》）
语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列子·杨朱》）
“语”前面常加上“鄙”、“野”、“里”、“俚”、“俗”，作“鄙语”、“野语”、“里语”、“俚语”、“俗语”，说明“语”具有民间性，因此，常和“谚”相通。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越来越丰富。近代和现当代白话小说和戏曲，吸收了大量的“语”，构成一个更加完整的体系。
无论古今，“语”和词一样，都是约定俗成的，它的创造者具有群体性。这一点，使“语”和古代圣贤以及中外名人创作的“名言警句”区别开来。名言警句虽然常常作为整体被引用，但它不是语言的建筑材料，它是作家个人的言语行为，不属于语汇范畴。
其次，“语”可以按照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类。
在这一方面，“语”和“词”有相通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通的是，都可以用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类，不同的是分类的标准和结果。如“词”可以按照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相互关系分为实词和虚词；按照语法特点划分词类（名词、动词、形容词等）；按照形态结构分为单纯词、派生词、复合词和复合—派生词；按照词源特征分为固有词和外来词；按照全民性、稳固性和构词能力分为属于基本词汇的词和词汇的外围部分，等等。（注：参看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64页。）这些分类标准和结果都不适用于“语”。
“语”的分类要求体现语汇自身的系统性。常见的有三种分类法：一是以语法结构为标准，把“语”分为“定型的词组”（如：唱对台戏、一回生二回熟、打开天窗说亮话）和“定型的句子（短语）”（如：寡不敌众、旧瓶装新酒、脚正不怕鞋歪、大象的屁股——推不动）；二是以语义结构为标准，把“语”分为“融合性”的（如：塞翁失马、三下五除二、不管三七二十一、长老种芝麻——不见得）、“综合性”的（如：泼冷水、孤掌难鸣、人多出韩信、快刀切豆腐——两面光）和“组合性”的（如：谨小慎微、费力不讨好、人多力量大）；三是以表达功能为标准，把“语”分为“描绘性”的（包括成语、惯用语、歇后语）和“表述性”的（包括谚语、格言）（注：参见孙维张《汉语熟语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66～74页。）。
这三种分类法各有千秋，然均有不足之处。我们主张采用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首先把形式上有明显特征的歇后语分出来。歇后语都是由“引子”和“注释”两部分组成的，意义的重点在后一部分，可称为“引述语”。（注：参看温端政《歇后语》，商务印书馆，1985，16～20页。）然后，根据语义的性质把非歇后语分为表述语和描述语。表述语采用句子形式表示判断或推理，其主体是谚语和“二二相承”的成语。描述语采用词组或句子的形式描述人或事物的形象或状态，说明性质或状况，其主体是惯用语和“二二相承”的成语。“二二相承”的表述语（如：众志成城、众口难调、星火燎原、擒贼擒王）和“二二相承”的描述语（如：兴师动众、轻描淡写、轻车简从、励精图治）合称成语。（注：分类结果可图示如下：
）这种分类也是一种尝试，似乎更能体现语汇的系统性。
第三，语的系统性还表现在各种语类的相互联系以及语义的类聚等方面。
在一定条件下，语类之间是可以转化的。如成语“逆水行舟”后面加上“不进则退”，成语“画蛇添足”后面加上“多此一举”，谚语“三个秀才讲书，三个屠户讲猪”后面加上“各有各的一套”，前后两部分就形成“引”“注”关系，转化成为歇后语。惯用语“大眼瞪小眼”的前面，加上“张飞穿针”，也构成“引”“注”关系，转化为歇后语。成语“孤掌难鸣”如果说成“一个巴掌拍不响”，就成了谚语。成语“班门弄斧”，如果说成“鲁班门前耍大斧”，就成了惯用语；“鲁班门前耍大斧”后面加上“献丑”或“不自量”，就成了歇后语。这说明各种语类不是孤立的。
如同“词”有同义词和反义词，“语”也有同义语和反义语。“一锹挖不出一口井来”和“一把火煮不熟一锅饭”，“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和“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分别是同义谚语；而“万事开头难”和“起头容易结梢难”则是反义谚语。“瞎子点灯——白费蜡”和“丈母娘管外甥——白费劲”，“绱鞋不使锥子——针（真）好”和“狗赶鸭子——呱呱叫”分别是同义歇后语，而“黄连树上吊苦胆——苦上加苦”和“糖里掺蜜——甜上加甜”，“芝麻开花——节节高”和“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则分别是反义歇后语。
三 从汉语实际出发，建立与词汇学平行的语汇学
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和词相比，“语”在语言中的数量要少得多。随着“语”的调查和研究的深入，这种看法越来越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新近出版的《语海》（注：《语海·凡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收“语”达十万条，其中谚语两万四千条，歇后语三万二千条，惯用语、俗语（狭义）三万条，俗成语一万四千条。这还远不是穷尽性的收集。拿歇后语来说，《中国歇后语库》（注：黄晟军编《中国歇后语库》，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和《歇后语大全》（注：原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资料室、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编《歇后语大全》，大众文艺出版社，1997。）所收的歇后语都在六万条以上。从50年代开始，不少学者认为歇后语“是汉语里特有的一种语言单位”。这种说法，今天看来，还能站得住脚。至少有这样丰富的歇后语，是别的语言所罕见的。因此，建立以浩如烟海的语汇为研究对象的语汇学，符合汉语的特点。
建立汉语的语汇学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工程。首先要做的，是建立汉语语汇学的科学的术语体系。目前，研究汉语语汇所用的术语，有的是从外国语借用来的，多数是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传统用语，数量不少，但缺乏科学的界定。如“熟语”，是从俄语的фраэеология译借过来的，本来就是一个多义词，译借过来以后，理解和使用上出现了很大分歧，大致上分两派，一派把它作为“属概念”，一派把它作为“种概念”。作为“属概念”的，用它来总称成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等，或把成语排除在外，总称谚语、惯用语、歇后语等。作为“种概念”的，把它和成语、谚语、歇后语等相并列，或作为“惯用语”的别称，与成语、谚语、歇后语并列。（注：参看孙维张《汉语熟语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1～5页。）现在看来，把熟语作为属概念的居多，并且包括成语。然而，汉语的“语”并不存在生、熟问题。为避免术语使用上的混乱，我们建议用“语汇”来总称“语”，如同用“词汇”来总称“词”。
再如“谚语”。“谚”作为语言单位的名称，在先秦文献里就已频繁出现。后世的解释有“俚语曰谚”（《尚书·无逸》某氏传）、“谚，俗语也”（《礼记·大学》释文）、“谚，俗言也”（《左传·隐公十一年》释文）、“谚，传也”（《广雅·释诂》）、“谚，俗所传言也”（《汉书·五行志》）、“谚，直言也”（《文心雕龙·书记》）等，都嫌笼统。直至20世纪20年代，郭绍虞在《谚语的研究》一文里才给谚语下了比较具体的定义：“谚是人的实际经验之结果，而用美的言词以表现者，于日常谈话可以公然使用，而规定人的行为之言语。”（注：郭绍虞《谚语的研究》，《小说月报》〔1921〕第2卷第2、3、4期。）现在看来，这个定义有许多缺陷，特别是把谚看成是“言语”，容易引起误会，而且把谚规定为“人的实际经验的结果”，也不足以概括谚语的全貌。温端政在《谚语》一书里，认为谚语的定义有广狭之分，“如果广义的谚语相当于俗语，那么，从根本上说，狭义的谚语便可以看成是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俗语”（注：温端政《谚语》， 商务印书馆，1985，11页。）。这个定义，是以明确“俗语”的定义为前提的。温端政认为：“俗语是群众所创造的、并在群众口语中流传、结构相对定型的通俗而简炼的语句。”（注：见《中国俗语大辞典·前言》，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成语、歇后语、惯用语等名称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名不正则言不顺。”正名是建立语汇学的必要前提。
建立语汇学还必须明确语汇学的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这都需要另作专题讨论。
语言直接反映社会的变化，语言的词汇对于社会的变化尤为敏感。政治和经济、文化和教育、科学和技术、思想和道德等各个方面的变化，都在词汇里得到反映。语汇在这方面，比词汇有过之而无不及。季羡林先生指出，“语”“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们涉及人们如何处理人与大自然（天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以及每个人的个人修养等问题，并且都有精辟的意见，对指导我们的人生有重要意义。这些‘语’，在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和国家中，都罕有其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珍贵的文化遗产”。（注：见《语海·出版说明》，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第7页。）可见，建立以语汇为研究对象的汉语语汇学， 其意义超出了语言学本身的学术价值，而具有深远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