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爱国潮侨许雪秋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爱国论文,若干问题论文,许雪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06）02—0062—007
许雪秋（1875—1912）亦作雪湫，原名有若，广东潮州海阳县（今潮州市）人。其父为新加坡华侨富商，雪秋少时随父居住新加坡。后结识黄乃裳等革命党人，立志“逐满兴华”。回国后，领导1905年潮州举义，事泄未发，再赴新加坡。1906年得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被委任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返粤运动。1907年5月，雪秋原定之饶平黄冈起义被部属提前举行，仓促之下，起义军与清军苦战数日后失败。是年秋再谋汕尾未成，1912年5月被潮梅绥靖督办吴祥达杀害。 爱国华侨许雪秋是辛亥革命时期在潮汕组织发动反清武装斗争的第一人，为岭东革命运动先驱。然死于非命，身后褒贬不一，其是非曲直仍需重做评说。
一、辛亥革命功勋的地位必须肯定
许雪秋是潮汕地区民主革命运动的先行者。早在1904年秋，许雪秋就邀集黄乃裳、陈芸生等人由南洋归国开展革命运动，九月与吴金铭、吴东升、李杏坡等在宏安乡故宅密谋潮州起义，商议招揽同志及筹措军饷之事。数月后，得到潮属各县三合会头目余丑（既成）、余通、陈涌波、吴金彪、薛金福等数十人支持。次年正月十二，许雪秋被推举为革命军司令，其余人员皆担负各项任务之职权。不久，许雪秋得知潮汕将筑铁路，设法取得承办铁路建筑工程的特权，密派余既成、余通、陈涌波为工头，召集党人700名冒充铁路工人。又由吴金铭借防盗名义禀请道府镇台，在潮安上七都祠招募团练400名，约定三月十五日同时举事。因李杏坡用人不慎，事泄。总兵黄金福遂派人将杏坡拿获斩首，吴金铭亦被捕。后有人告发许雪秋为革命党首领，雪秋身怀手枪只身向道署力辩，遂得免。
潮州起义后，许雪秋赴南洋筹款以图再举。1906年经张永福介绍加入同盟会并由孙中山委任为东军都督，他是孙中山依据同盟会“革命方略”委任的第一个都督。1906年冬，雪秋邀集各路革命党人及同志，决议1907年正月初七举义。起义计划由饶平浮山攻击潮州，由饶平黄冈攻占汕头及潮州城内接应等三路实施。孙中山十分重视这一次起义，随即从国内外委派一批革命党人回国相助，同时安排新加坡、香港方面予以配合。然而，到起义当日，浮山一路因起兵时间误会，期至而旋聚旋散，黄冈一部遂亦无法集合。雪秋为存实力下令各部暂行分散，静候命令。后风声渐露，同志数人被捕见杀，雪秋赴港报告所遇事变。还未归潮，余既成、陈涌波已因两同志被捕而于5月22日提前举事，血战一日，占领黄冈。待他赴汕之时，清军已于汕头附近严密布防。5月25日夜，陈涌波、余既成先后率兵进攻汫洲清军黄金福大营，剧战二日，黄部不支稍退。不久，清兵援军四集，革命军前后受敌，伤亡数十人，遂向黄冈撤退。27日，革命军于猛烈炮火下伤亡甚众，弹尽援绝，敌我形势悬殊，只好解散。清提督李准统兵到汕，许雪秋曾计划轰炸其运兵轮船，以图再举，但因清军戒备严密，无懈可击而止。
饶平黄冈起义失败后，许雪秋与孙中山共商再举之计，认为革命军军械落后且缺乏，孙中山即令萱野回日本办理购械及租船运输事宜，令许氏负责接械及筹划械到同时于汕尾举事。汕尾举事已安排就绪，然因清军阻挠，日轮不按原计划于夜间入港，遇变故后逃之夭夭不复再回等原因而告失败。
从1904年到1907年短短三四年间，许雪秋就先后在潮惠地区发动了潮州起义、饶平黄冈起义、汕尾接械之役，虽然或者流产，或者失败，但是应该看到，囿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起义和当时许多反清暴动一样，要想取得胜利确实不易。自1907年至1908年，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连续不断地举行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仅两广地区就有六次，其中包括黄冈起义，可是这些起义无一例外地都在清朝反动政府严厉的镇压下失败了，其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不可避免的软弱性和局限性，他们还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因而其革命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孙中山领导的起义可以说都不是以在群众中的耐心的工作为基础的，……他经常组织一批武装的敢死队在西南沿海的某些地方或那些住有清朝防军的地方进行突然的袭击，既没有接济，也没有当地群众的援助，联络工作又做得不好，结果每一次都失败了。”[1]18 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一辈革命家吴玉章说过：“同盟会组织的这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失败了，它说明要举行武装起义，必须首先做好艰苦的群众工作，只有当群众革命高潮达到顶点的时候，才可因势转入武装起义。而且在起义之前，还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准备工作。只有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都充分具备的时候，才可发动起义，起义才有获得胜利的可能。”[1]92 他还认为：“任何脱离群众革命斗争的武装起义，都是军事投机。任何缺乏周密准备的军事斗争，都是冒险行动，而一切军事投机和冒险行动总是要遭到失败的。”[1]92 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早期领导的几次武装起义不可避免地陷于失败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客观上讲，清政府的统治虽然腐朽无能，不可冀之以富强民族，但势力尚强，其国家机器还足以镇压当时少数革命党人的暴乱。据陈历明编校《明清实录潮州事辑》[2]318—320 可知，1907年5月27日到31日五天中， 清政府连下四道谕令，或给军机大臣，或给内阁，严令其迅即堵剿扑灭潮州黄冈起义军民，严饬各军侦探拿捕“逃匪”，务令悉数殄除。黄冈之役于1907年5月22日爆发，23日即克黄冈，25日，革命军进兵汫洲（离黄冈二十里），清兵备道沈传义数电粤督周馥告急，“周督乃令统带胡令宣率第十二营，水师提督李准率亲军三营续备队一营，迅往救援，并电商闽督请派漳州镇马某督带福毅常备军赴诏安堵截会攻，令电痛责总兵黄金福立功自赎，黄镇不得已率其部下往扼汫洲要道”[3]89—90。 革命军与大部清军正式开战后，义军军械不及清军，同志阵亡百余人，26日且退且战，27日夜惠潮嘉兵备道沈传义，亲运开花炮弹到营，革命军于猛烈炮火下伤亡甚众，弹尽援绝，只好解散。
革命如此艰苦卓绝，出身于华侨富商的许雪秋却放弃优裕的生活，立志反清而不顾身家性命，百折不挠，至死不渝地为革命铤而走险，其爱国精神是非常令人敬佩的。正如吴玉章所说：“我们应该承认，那些热烈地充满反清情绪的革命分子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他们满腔热血，慷慨悲歌，处处表现愿意为推翻清朝统治而献出整个生命。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在人民心中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1]18 所以，不能因为起义失败就将他们的贡献和地位抹杀掉。相反，许雪秋领导的几次革命尤其是黄冈之役有着重要的历史功绩。
第一，这些武装斗争对于反击改良派的保皇救国主张，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对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抱着十分恐惧的态度，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和保皇派的主要喉舌《新民丛报》是双方论战的主要阵地。就在孙中山与保皇派进行激烈论战的同时，许雪秋已经领导会党向清军开战了。虽然起义活动失败了，但使得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久蓄于心的民族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成具有民主革命内涵的“主义”，从而使新马地区“改良”与“革命”中两种力量的对比关系得到重新调整，革命队伍进一步壮大，新马地区才有可能成为清末革命党人发动推翻清王朝的武装斗争的重要基地。“素号为保皇党天下之南洋，遂一变而为革命党大本营、司令台”[4]121，这与雪秋积极倡行革命之效密不可分。
第二，许雪秋领导的一系列潮汕地区革命，积极响应了孙中山在华南一带组织的一系列起义，为潮惠地区培养了革命的种子。
孙中山于1907年3月到河内设立了领导粤、桂、滇武装起义的总机关， 计划在广东省的潮惠钦廉四府同时并举，先取广东，继取广西、云南，再占湘鄂，然后挥师北上，夺取全国。方案确定后，许雪秋即以汕头为据点，联络会党，散发票布，积极准备发动起义。黄冈丁未革命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斗争勇气。在黄冈丁未革命的影响下，这一年，潮汕各地更多的进步人士参加了当时的革命团体，同时也推动了继之而起的惠州七女湖、安庆、防城、镇南关各次的起义。黄冈起义消息传出，惠州起义负责人邓子瑜，立即集合会党举行起义，潮惠地区清军一时大为震撼和慌恐。黄冈丁未革命以其反封建、争民主、求光明的力量，唤起了民众，在一定范围内动摇了几千年封建帝制的反动统治，对潮汕及其周围的民主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推翻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的腐朽统治，孙中山在1895—1911年间，曾领导国内各地十多次武装起义。1907年5月22日爆发的丁未黄冈起义， 是同盟会建立后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付诸实施的武装起义，许雪秋是此次起义的实际发动者和领导者，“自丙午同盟会本部编定革命方略以来，总理依据方略以委任都督，雪秋实为第一人”[3]184。他“醉心革命”[5]550，“以岭东运动为己任”[5]541，是辛亥革命时期潮汕地区最有影响的人物。黄冈起义虽失败，但这是孙中山领导的整个辛亥革命中一次重要的尝试和锻炼，它有力地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势力，给民主革命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辛亥革命前辈林凤文所著《黄冈革命史迹》一书中称：“受孙中山先生领导发动，经营最久，流血最多，成绩显著者，滥觞于丁未潮州饶平黄冈镇之战役，国人但知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之轰烈，双十武昌之光复，而不知黄冈倡义，实占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最光荣灿烂辉煌之一页。”[4]111 所以，必须充分肯定许雪秋反清革命斗争的突出贡献及其辛亥革命功勋的重要地位。
二、汕尾接械与投奔光复会
许雪秋的革命生涯充满了艰辛和曲折，汕尾接械失败是他革命生涯的重大转折点。汕尾失败后，当时负责同盟会南洋支部的胡汉民将汕尾接械失败的责任尽诿于雪秋一人，在给汪精卫的万言报告书中片面夸大或歪曲事实，斥许为“浮浪子弟”，“敢大言，是胆怯畏死”[6]，在同盟会中极力排斥许雪秋。1908年3月（冯自由《革命逸史》作“二月”，当为阴历），孙中山由越南至新加坡，正锐意经营钦州及河口军事，无余力帮助雪秋再举。许本是“醉心革命”之人，在同盟会领导对他不复信用、万分失望的情况下，只好转向光复会，以求有所作为。论者常以此事作为攻击许雪秋之矢的，认为他与革命背道而行。然而笔者认为：像许雪秋这样为革命事业不辞奔劳，遇挫不懈的革命志士，是不会随便背叛革命的，转向光复会只是为了另谋出路继续革命。因此，许雪秋汕尾接械失利及转向光复会等事须作深入的考察和客观的分析。
第一，汕尾接械失败之原因。
饶平黄冈起义失败后，许雪秋认为革命军军械落后且缺乏，欲再图起事需从外国购运新式军械。孙中山即令日籍革命者萱野回日本办理购械及租船运输事宜，又令雪秋返香港与冯自由等策划进行。许氏为在军械到达之日及时举义作了准备工作，到1907年旧历八月间已渐告就绪。据亲自参与接械之事的冯自由称，事前曾约定：萱野在船械出发前两天电告香港；届时雪秋需亲赴汕尾筹备接械，用大号渔船二十艘游弋该处近海准备接收；该轮宜于夜间入港，用红灯为号。九月初一，冯自由接到萱野的电告知船械约五日可到。初三日晨，雪秋带刘思咏、谭剑英等人乘小轮赴汕尾，可是登船时见有清碣石总兵吴祥达的侦探同舟，雪秋怕引起清军怀疑遂登岸折回，派刘思咏等人先行。“初六日船抵汕尾洋面，久未见有帆船接应，停泊三小时，始见雪秋驾一小舟来探消息，萱野责其筹备不善，令速以大船至，雪秋匆匆去，谓数小时后大船必来”[3]187—188。
由此可知，雪秋中途折回延误一日，约定用大号渔船20艘游弋该处近海准备接收也没做到，其筹备不周是此次接械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据冯自由回忆，“初六日上午，幸运丸驶抵汕尾海面”[3]181，这与事先约定“夜间入港，用红灯为号”的要求不符，说明日轮未按原计划夜间入港。在光天化日之下，让许雪秋组织20艘大号渔船于近海接械，必然大大增加行动的难度，这应该是许氏未能以大船等候的缘故。其二，“是时汕尾捷胜沿岸连日因雪秋招集会党，风声四起，清碣石镇吴总兵祥达略有所闻，已饬属严密戒备。碣石港原驻小兵轮一艘，时见日轮停驻海面逗留不去，遂驶近日轮侦察行动。萱野以运械船未来，已惹起清舰注意，欲将船驶往别处，伺晚间再来。惟船主以该轮原租与三井洋行载煤，如发生危险，无以对三井，主张径驶往香港再图别法。萱野不能阻，雪秋及党人见日轮一去不返，大为懊丧”[3]181。可见日轮一遇变故则逃之夭夭不复再回。当时情况非常复杂，按照史料记载，日轮在海面只停留“半日”或“三小时”，而许雪秋等人的接应工作又受条件所限，如此之短的时间当不足以待雪秋等伺机行事。其三，须引起注意的还有，日轮幸运丸本“属山下汽船会社租用，该船原有代三井洋行运煤至香港之约”[3]187，并非专程运械来汕尾，由于萱野考虑到同盟会经费紧张，无资租用全船，“遂以友谊关系，由三上命该船船主将此项军械顺道载往汕尾洋面起陆”[3]187。因为日轮并非萱野花钱雇佣之船，只出于友情顺道载往，对运械没有任何必须之责任。所以，船主遇险则不听萱野阻止而将船暂移别处，没有耐心配合革命党人安排卸械。试想，在清军的严密侦查下，日轮却违约白日入港，许雪秋即便事先雇来20艘大船游弋于附近洋面等候，也定会遭遇清军破坏。“雪秋驾一小舟来探消息”，本是想商量对策，伺机谋取接械成功，无奈日轮不候反遭抱怨，故接械失败并非全在许氏一方之失责。
清兵在沿海一带加紧严密巡视，接械之事根本没有可乘之机。1907年6月4日，潮海关税务司夏立士致赫德第3632号呈曰：“最近从北方传来关于查获枪械的消息，又引起官场极大的恐慌。目前正进行着频繁的活动。本地官员和我接到总督的紧急公文和电报，命令严格搜查违禁品，海筹号和海荣号巡洋舰奉命沿海岸巡逻并监视民船的行动。”[7] 如此看来，清政府对沿海之事早有防范，接械失败并非偶然。幸运丸于初七日清晨脱离汕尾抵达香港之后，冯自由即邀胡汉民、萱野及惠州同志温子纯、曾捷夫、曾仪卿等在机关部讨论补救办法，决议选择惠州平海为第二次卸械地点。正在筹备中，驻香港日本代理领事忽以电话召集山下汽船会社经理人到署，谓港督得粤督电，称有日本商轮代革命党人载运大批军械至港，请扣留私运军火之船。日轮遂“不及尽卸存煤，匆匆返日”，更不必说顺利卸械了。
于是，由同盟会南洋支部领导人胡汉民等亲自负责的二次接械亦告失败，但“各方咸归咎于雪秋之筹备不善”，对雪秋而言，未免过于苛责。胡汉民在《购运军火的失败》一文中写道：“许雪秋者，他是一个奇人，为会党江湖之流所推崇的。这种人本来不一定懂得革命，他们的投身到我们革命团体，不过是出于愤激，或者有什么野心也不定规。”[3]190 许雪秋早在1902—1903年间结识了到南洋鼓吹革命的黄乃裳，从此倾心革命，立志“逐满兴华”，并非不懂革命。作为同盟会的领导人，胡汉民对同志的态度如此鄙薄，话语如此苛刻，实为偏激之见。胡氏在其《自传》中又称：“许雪秋者，一浮浪子弟……既以豪纵倾其家，而结纳亡命，遂有异志。”[8]184 他竟将辛亥革命志士（很多后来成为革命烈士）称为“亡命”，实为诋毁崇高革命之言。文中称“来船候之三日，许仍彷徨无措”，也属误载。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为“停泊三小时”，或“在此停留半日”，其他文献均采此说，从具体情况的分析来看，也应本冯氏之说。胡以为雪秋去河内向汪精卫报告事实是“欲卸责于余”[8]184，于是作万言报告书给汪精卫，将汕尾接械过程中的错误全归于许雪秋。虽然，汪针对此事曾作答书劝胡“企兄不以精明者流于刻薄寡思”，但胡仍旧对雪秋的印象很坏，并在孙中山先生面前及同盟会之中极力贬斥许雪秋。这是许雪秋失望无奈之下转向光复会的重要原因。
第二，加入光复会后，许雪秋的活动。
汕尾接械失败后，许雪秋仍“志不少懈”[3]188，重赴南洋筹款以图再举。但南洋“所相识热心国事之同乡，多成强弩之末，无可设法。以是淹留数月，一筹莫展”[3]189。南洋热心革命的华侨如林义顺、林受之、陈楚楠、张永福等人，为支持国内的起义，已毁家纾难，几近破产，所以他的筹款一连几个月没有任何进展。
许雪秋流亡南洋后，因家产被清政府抄没，个人只能靠卖药为生。黄冈起义失败后，随许逃亡到南洋二三百人，同盟会在安排这些人的生活上也发生困难。1908年3月，孙中山由越南至新加坡，正锐意经营钦州及河口军事，无余力帮助雪秋再举。
由于当时负责同盟会南洋支部的胡汉民将汕尾接械失败的责任尽诿于雪秋一人身上，在万言报告书中片面夸大事实，在孙中山先生之前极力贬斥许雪秋。于是，孙中山在致萱野长知的信中说：“其时已了然于东事之失败，其责任全在许雪秋一人。……而且雪秋关于潮事至此已三度失败矣，伊自乏条理，而其左右如李子蔚、林壑松辈才尤劣下，故此后各事不敢复用于雪秋。”[3]116—117
自接械失败后，许雪秋已不复为孙中山所信任，万分失望的情况下，为了寻找革命出路，只好转向当时也主张反清革命的光复会。胡国枢《光复会会员名录》[9] 所附首批名单有324名会员，其中有许雪秋和陈芸生二人，但是他们没有任职，只是普通成员。张篁溪《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革命史》[5]526 一文提到陶成章的活动安排：“以何剑非为招待员，在爪哇以谏他里魏木蘭、也班许绍南两处为机关所，与南洋志士如陈吉宾、何根基、曾赞卿、梁玉田、邹元彩、何德南、蓝亦凡、蔡公哲、胡子春、刘维东、徐伯如、李弼公、陈芸生、陈百鹏等通声气。”在这些安排中，不见许雪秋的名字，说明他加入光复会后，并没有成为光复会在南洋活动的骨干分子。至于陶成章在南洋反对孙中山，抵制同盟会筹款，许雪秋也未直接参与其事。
1907—1909年间，因经费问题引起了陶成章等人的两次倒孙风潮。1908年陶成章得范拱薇之助，易名唐继高，到南洋筹划经济，欲向华侨募捐，“请孙某为之介，孙某不许”[5]525。由于陶成章不是为同盟会去募款，因而在南洋的同盟会干部“以党章不许私人向会员筹饷”为由，极力加以阻止，引起了陶成章与同盟会的对立，“成章知孙某难于共事，遂决计独任艰巨”[5]525。1908年9月，陶成章、李燮和等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捏造种种罪责，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掀起了第二次“倒孙”风潮，指责孙中山犯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之罪状”三种十二条，要求东京总部“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黄兴对此坚决抵制，澄清事实，为孙中山赴美活动扫除障碍。陶成章声称同盟会干部措置失当，另用光复会名义自行募捐，并且开始在南洋各地建立光复会的组织。第一次“倒孙”，许雪秋还未加入光复会。第二次“倒孙”也未见有关于许雪秋直接参与的记载。
许雪秋加入光复会后，“自是息影南洋者三年”[5]190，至辛亥九月，“始偕陈芸生、陈涌波等回粤组织南路进行军，光复潮汕，设司令部于汕头旧道署”，对光复潮汕地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然陈炯明从狭隘的派系成见出发，为了排斥异己，竟委任刚刚反正的清朝总兵吴祥达为潮梅绥靖主任，率两营兵力赴任，将许雪秋、陈芸生所部包围缴械，逮捕许、陈立即将两人枪杀。“这种残害革命党中别派势力的行径，当时人们就已痛惜地指出是‘革命成功，革命党人死亡’，既损害了革命党的声誉，也严重破坏了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关系”[10]。
三、许雪秋被害的原因
《神州日报》1912年5月14日对许雪秋被害的报道是：“5月初，新任广东都督胡汉民下令遣散广东各地民军。同月，吴祥达于深夜包围许雪秋设在汕头道署的司令部，将许部缴械，并逮捕许雪秋。12日，奉广东警卫军司令陈炯明令，将许雪秋枪杀。”枪杀许雪秋的吴祥达为投降革命的前清旧官僚，因挟汕尾旧恨，乘不备遂行杀害之毒手，而负责广东地区军务的陈炯明竟下令吴祥达杀害革命党人。所以，许雪秋之死，亦有莫大冤屈。
1911年武昌起义后，许雪秋偕陈芸生、陈涌波等黄冈诸首领相率归国，组织南路进行军，先后光复饶平、潮安、惠来、大埔诸县，设司令部于旧道署。时革命军虽定潮汕，而群雄各自为阵，各树一帜，民军林立，不相统属，俗称“十三司令”。其中属于光复会的有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等，属于同盟会的有张醁村、孙丹崖、梁金鳌等，派别斗争，分外激烈。当时，张醁村奉都督胡汉民任命为潮汕区第四军司令，并负维持地方之责，可醁村“不直于众”；梁金鳌自署总司令，而“亦久无主义”[11]。所以，潮汕陷入混乱之中，各派“此起彼伏，状如雨后春笋，随处筹饷，搜罗枪支，旗帜臂章，光怪陆离，触人耳目，难以认识。其紊乱程度，实非常理可喻”[12]。潮汕士民苦于军事纷乱，使人请解悬于陈炯明，陈炯明派驻虎门统领陈宏萼为潮汕安抚使，可宏萼“懦不能统诸司令”[11]。时宏萼以孙丹崖为第一标统，陈涌波为第二标统，何子因为第三标统，民军司令陈芸生、许雪秋于革命有大功，不获名位，心怀缺望，遂开始反对很快就成为地方势力工具的陈宏萼，密谋去之。许雪秋因曾被孙中山任命为东军都督，故有意谒见胡汉民，以求得任命，整顿民军，但未成行，胡汉民已委任张醁村、孙丹崖为统领潮属各军正副司令。“许与余既成、陈涌波等佥谓胡都督不念旧谊，且并不征求众意，遽用局外人为正副司令，咸忿形于色”，“不肯就范”[3]270。
1912年初，惠州民军司令林激真擅自行动，以“就饷”为名，率部由惠州开赴潮州。陈宏萼“带无大兵，止卫兵八十人到汕，故人心不慑，宏萼又欲统一兵权”，而且“安抚不足，故来潮三月，茫茫无秩序，又要取消各司令部长”[13]428。陈芸生、许雪秋不服，遂默许林激真来汕。许雪秋等支持林激真入汕的目的是促使“人心不慑”的陈宏萼离开潮汕，使潮汕地区有强有力的人来维持，以保证潮汕稳定，保护革命果实。然而林激真“入汕后，竟对潮汕人民肆意欺压，引起人民反感，加以林为嘉应州人，潮人对之更有地方主义之见”[14]。于是潮汕各属团体及海外华侨、会馆、学校等均函电纷驰，声讨林激真盘踞潮汕，违法乱纪，种种罪恶。林激真入潮后“颇扰商民”，仅驻汕才三月余，商人不堪其苦，费去兵食数十万金。许雪秋是民军司令，与陈芸生等人“都曾领导过或参加过黄冈起义，和农民会党颇为接近，士绅巨贾等上层人物对他们心存戒备，畏之如虎”[15]，许雪秋曾支持林军入汕，因而也颇受林激真扰乱商民罪名的牵连。
至于论者所言许带兵抄抢商会会长赖礼园家一事，虽见于许唯心（无畏）所撰《革命烈士许雪秋传记》及上海《神州日报》所载[16]，然这些记述也有可疑之处。一是许唯心1947年亦曾写过《许雪秋烈士事略》一文[17]，此文对许雪秋备极赞扬，称颂其革命业绩，只字未提抄抢赖礼园家之事，与传记内容前后矛盾。二是上海《神州日报》远离潮汕，撰文记者是否能真正身临其境，据实记录亦未尽知。三是据《中国国民党史稿·先烈许雪秋传》云：“广州光复，雪秋因事晋省，将军队交其部属海阳人蔡某代率，纪律松弛，不无滋扰，外间颇有烦言，雪秋在省故不知也，即归抵汕头，次日即为吴祥达所害。”[18] 所以，纵有许部兵士抢掠之实，亦非他亲自所为。
潮汕光复后，一时派系纷争，造成汕头动乱。孙中山注意到潮汕混乱局面，曾致电省督陈炯明及广东同盟会组织，要求同盟、光复两会协力同心。电文称：“近闻在岭东之同盟会光复会不能调和，日生轧轹。按同盟、光复二会，在昔同为革命党之团体，……两会欣戴宗国，同仇建虏，非祉良友，有如昆弟，纵前兹一二首领政见稍异，初无关于大体。今兹民国新立，建虏未平，正宜协心同力，以达共同之目的，岂有猜贰而生阋墙。为此驰电传知，应随时由贵都督解释调处。同盟、光复二会会员尤宜共知此义，虽或有少数人之冲突，亦不可不慎其微渐，以免党见横生，而负一般社会之期许。”[5]519—520 而陈炯明等则不顾劝止，从狭隘的派系成见出发，利用动乱，剪除异己。继1912年初陈其美使人于上海暗杀光复会陶成章之后，在汕头纵容前清降将吴祥达捕杀许雪秋。
尽管光复会另立总部，但原先加入同盟会的光复会成员，包括章炳麟、陶成章等领导人，并未退出同盟会，他们依旧兼有两会会员的身份。国内各地的光复会员仍继续与同盟会员一道从事革命活动。即使在光复会自树旗帜以后，在重大革命行动中，光复、同盟二会还是互相商量、并肩作战的。陶成章虽有政见与孙中山不合，但他也是“奔走革命十二年。十年中，弃父母妻子于不顾，……生平未濡染丝毫习气。往来皆步行，遇人信义交孚，处几则破衣敝屋。……当此民国成立，竟被匪人谋杀，岂中华民国人民之福哉！”[5]528 郑云山也说：“陈炯明在继胡汉民担任广东都督后，大肆排斥，以致杀害光复会干部。既损害了革命党的声誉，也严重破坏了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关系。”[10]106 方次石（南冈）时主槟城《光华报》笔政，闻讯大愤，即于《光华报》力辩其冤；并致电陈炯明，请为申雪，陈却置之不理，闻者多为扼腕。
曾任辛亥革命时潮汕地区第四军司令的张醁村曾写过名为《潮汕光复回忆》的文章[14]229，客观公正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张醁村在文中没有丝毫攻击谴责雪秋之意，相反从他的叙述中我们对当时的情况可以有更深的了解：陈宏萼被委为宣慰使还未到任时，张醁村的军队已被调去参加北伐，“此时，这些上层人物见我已调省，陈宏萼未到达，乃由商会等机关推出澄海的大商高绳之（由买办出身，因而致富）为民政长官，暂时担任维护地方之责。高接任民政长官后，即以‘秩序紊乱，无法维持’的危言耸听向陈炯明呼吁”。张醁村又说，当陈宏萼不安于位时，“士绅巨贾亦以地方秩序日趋混乱为名，向各方奔走呼吁。陈炯明循其情，决定采取解散民军的措施，当即委任游击现已反正的吴祥达为潮梅绥靖主任率部两营开赴潮汕。责令吴将许雪秋、陈芸生、梁金鳌等民军包围缴械，并将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三人就地枪决”。很明显，陈炯明与当时的士绅巨商有着微妙的关系，醁村在文中道出了其中的关节：“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与封建势力始终不能一刀两断，总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他们本身的革命动机就不纯，他们是为我，而不是为人民，所以敌我不分，为了争权夺利，不惜互相残杀。我记得当时拿获陈兆棠时，首先就有邹鲁（后来的西山会议派头子之一）电请释陈兆棠。但陈兆棠在惠州和潮州知府任内，办理所谓清乡，曾残杀无数群众，满手血腥，不为人民所宽恕，终于难逃法网，受到镇压下场。相反，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等革命党人的被杀，却恰恰符合反动封建阶级的愿望。是非得失之间，值得我们从中吸取教训。”张醁村的叙述中爱憎已然分明，是非得失之间，也是值得人们寻味的。
民国元年四月，都督陈炯明命吴祥达为潮梅绥靖督办。吴来汕后，对真正导致汕头动乱的林激真不敢抗拒，以好言慰之，并许以20万元送其行。可是凡从前参加革命的会党首领，皆诛杀之。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等曾领导过革命起义的同志，在毫无戒备下遭到惨杀，同志莫不哀痛。冯自由说：“降将吴祥达挟汕尾旧恨忌之，乘雪秋不备，突然派兵围攻，雪秋、芸生、涌波等均被惨杀。事后吴祥达电告都督陈炯明，诬称雪秋等纵兵殃民，故不得已行诛等语。”[3]190
冯自由称吴祥达与许雪秋有汕尾旧恨，此话是有根据的。汕尾接械之时，涌波等乘轮赴汕尾，“适遇碣石镇总兵官吴祥达赴平海公干毕，由中途落该轮经汕尾返碣石，下轮即饮酒醉卧舱房。蔡德、涌波、李之渭拟将吴谋杀，适吴有一差官系许雪秋之戚，向雪秋苦求，是以罢手”[19]70。此后，吴祥达对许雪秋、陈涌波等人便怀有忌恨之嫌。当时参与革命活动的陈梅湖了解此事，当吴祥达来汕裁遣民军时，梅湖猜测吴必衔恨于涌波诸人，将来必定藉事泄恨，遂“驰书告涌波早自为谋”[19]72。但是雪秋、涌波等人认为事情总不至于此，不料就在他们毫无戒备之下，惨遭杀戮。吴祥达枪杀雪秋后率部袭击汕头同盟会本部，攻击客家人组织，焚毁汕头革命党人喉舌《新中华报》报社。枪杀许雪秋后的第二年八月，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吴祥达通电拥护袁世凯、龙济光，受任潮梅镇守使。吴祥达一心报复，不分青红皂白杀戮革命士人之性命，背叛革命，终为人民所唾弃。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三志士与吴祥达忠奸异途，然革命功勋，结果如此，不能不让人痛惜。而陈炯明竟直吴屈许，不为申理，故潮人莫不冤之。
民国三十六年（1947）十二月一日，许雪秋蒙当时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时值祖国抗战胜利，潮州建筑忠烈祠，以彰革命抗战先烈勋绩。潮汕人士，追念前功，典礼落成之日，许雪秋与林受之诸烈士，入祠供奉，为民瞻仰，功垂千秋。历史是公正的，为人民的解放和自由而战的人最终会被人民所理解、所认可，爱国潮侨许雪秋是人民心中不朽的丰碑。
收稿日期：2005—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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