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改革失败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斯拉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几十年来，前南斯拉夫卓然不群的形象和它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功吸引着东西方社会的关注。然而在进入80年代后，南斯拉夫又几乎在各个方面暴露出一系列十分棘手的问题：经济上的宏观失控、政治上的地方集权主义、民族矛盾的日趋尖锐，这些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南斯拉夫全面危机和解体。
关键词 南斯拉夫 社会主义改革
前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世界中率先摆脱苏联模式提出走自己道路的国家，几十年来，这一卓然不群的形象和它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吸引着东西方社会的关注。这个僻处一隅的巴尔干国家所引起的国际兴趣同它的幅员大小和经济、军事地位颇不相称——这种兴趣首先是从南斯拉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富于传奇性的抗击轴心国占领的斗争开始的，后来，准确地说是在1948年苏南冲突之后，这种兴趣又集中地延续到它引人注目的探索性航行：即南斯拉夫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应该说，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实践在80年代以前一直是相当出色和成功的，这种成功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稳定发展，经济上的持续高速增长，工业化的顺利实现，恰如其分的民族关系，对外贸易的巨大成就和外交政策的独树一帜，而且它还以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异乎寻常的组织方式与组织原则引起人们积极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讲，南斯拉夫代表了一种形象，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和探索的先驱与象征。但是，在进入80年代以后，南斯拉夫又几乎在各个方面暴露出一系列十分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愈演愈烈，最终衍生引发出全面危机和解体。这一戏剧性的转折，使南斯拉夫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研究和总结南斯拉夫在建设和改革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避免重蹈其覆辙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在这里，本文着重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民族关系三个方面来探讨。
一、经济上的宏观失控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南斯拉夫是第一个冲破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南斯拉夫对经济的宏观控制经历了一个从集中到分散再试图适当集中的演变过程。
从1950年实行工人自治开始，南斯拉夫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向企业下放权利，给企业和劳动组织一定的经营自主权，使企业掌握生产计划权、产品定价权、对外销售权，也就是说把微观经济管理方面的职能交给劳动集体，只对微观经济实行放权，而国家在这一时期基本上控制着宏观经济，把投资、收入分配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样，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必要控制为企业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微观经济的民主化管理又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企业自治与国家宏观管理同时并存，发挥了较大的优势，国民经济高速发展。1952年到1964年间，社会产值增长近2倍，年增长率为8.7%，工业生产增长率达到13.8%，居世界第一位。
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自治认识的深入，南斯拉夫在经济体制方面又进行了重大改革，自治从经济的微观层次深入到了宏观经济管理，从企业内部范围扩大到了整个社会，特别是1965年的改革后，基本取消了联邦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国家将扩大再生产的决定权全部下放，将投资和收入分配的权利交给了地方和企业，并对税收、价格、外汇外贸等经济体制也进行了放权性的改革，地方的权利大大加强了，而联邦的经济职能被严重削弱。与此同时地方主义的分割性，经济过程的自发性产生并日益严重，南斯拉夫整个经济的协调受到影响，1966年到1970年间，南斯拉夫社会产值年增长率下降为5.8%，工业生产增长率下降为6.1%。60年代中期的改革原本是想下放给企业更多的权力，但实际过程中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并没有按照联邦的要求，把中央下放的权力再下放到企业和直接生产者，而是到共和国和自治省这一层次就收住了。国家的经济职能分给了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地方的经济实力大大高于联邦政府，联邦政府作出决定必须与各个地方政府协商一致才行，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的利益，可以随意同银行结合搞重复建设。结果，原来中央集权式的国家主义改变为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的分散的国家主义。
为了克服这种宏观失控现象，70年代起，南斯拉夫又进行了第三次大的经济体制改革，即实行联合劳动的改革。这一改革试图在联合劳动的基础上，通过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来实现宏观经济的控制。然而，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的民主管理和国家的宏观控制这一矛盾，实践中又往往注重企业和地方的自主性，主张自治管理为主，国家管理为辅。同时由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主要依赖于社会契约和自治协议来推动，社会契约和自治协议成为各种经济主体相互联系和协调发展的首要形势，结果客观上造成否定市场关系和市场规律的倾向，国家计划成了共和国和自治省协议的汇总，联合劳动组织的计划则成了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实际是车间）协议的汇总，宏观经济失控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日益严重。进入80年代以后，南斯拉夫整个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1980年到1985年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仅0.6%，到1987年竟出现负增长 ，而通货膨胀则出现了恶性发展趋势，1986年通货膨胀率达88%，1987年达167%，1988年达250%。如此剧烈的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南斯拉夫经济体制的宏观失控突出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经济结构比例失调。南斯拉夫经济结构比例失调，表现在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上，注重工业，忽视农业发展，使农业长期落后，由粮食出口国变为进口国；表现在工业内部关系上，则长期以来偏重发展加工业，忽视基础工业。1950年到1980 年间， 南斯拉夫矿业生产在工业部门的比重由17.4%下降为6.1%，其他基础工业，如煤炭、石油加工、 有色冶金等也从21.3%下降为20.5%。而加工业则由16.8%上升为28%，失调的经济结构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其次，忽视宏观经济平衡，国家对投资和收入分配失控。根据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所强调的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所有，由联合起来的工人共同支配的原则，国家把涉及到宏观经济平衡的投资权和分配权也交给了企业，但由于市场机制（包括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极不健全，造成国家既无法利用经济杠杆合理调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又难以有效控制投资结构的局面。就投资需求来说，从地方到企业都有很强的投资倾向，可企业的内部积累倾向都很低，南斯拉夫原设想通过1966年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促使工人为了将来的利益自觉地合理分配积累与消费，但实际中，企业总是力图将收入更多地作为个人收入分给工人。自我积累较低，投资倾向却较高，这是因为企业的预算约束并没有硬化。企业不承担投资风险，即使投资失败，总可以得到不同形式的救济，损失是由整个社会而不是由某个组织来承担。低积累与高投资的矛盾通过争取外部资金来解决。由于这个时期通货膨胀率一直很高，利率一直处于负数，这无疑激发企业利用信贷资金扩大生产规模的动机。另外，南斯拉夫的联合劳动组织具有直接从国外贷款的权力，于是低积累与高投资之间的差额又依靠外国中、长期贷款来弥补。1979年总投资额占社会产值的45.5%，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占38.4%，而企业的积累率仅为11%，对贷款的过度需求造成信贷规模膨胀。在分配领域里，南斯拉夫经过几十年的放权，逐步丧失了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控制。1970年，企业自行支配的国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比重的70%，国家既不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又不制定统一的收入等级表，企业的收入分配自行决定，在宏观失控和监督机制不完备的情况下，企业会不可避免地追求个人收入最大化，从而导致职工收入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个人消费基金增长速度长期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如1971—1975年个人消费增长速度为5.5%，而同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仅为2.1%，1976—1980年同前五年相比，个人消费增长速度为5%， 同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为2.3%。由于长期以来的投资膨胀和消费过度，国民收入的 国内使用超过了国民收入的生产，其差额只能靠发行货币、债务的增长来弥补，从而造成外债增加，赤字加大，恶化通货膨胀。
再次，这种体制未能有效地约束企业活动，使企业行为趋于合理化。1.由于生产资料不归企业职工所有，却由企业职工支配，便容易使企业产生短期行为，只顾眼前和局部利益，一味追求尽可能多的个人收入，造成积累率下降，大量企业亏损。2.资金缺乏流动性。除非能够得到稀缺的原料和中间投入，否则企业就不愿向其他企业投资，因为横向投资等于转移了对积累资金的控制权，因此企业更愿意进行低效益的内部投资而不愿选择高效益的外部投资方式，这同时也是共和国之间不愿意相互投资的原因。3.劳动力得不到合理的配置。由于企业的目标是追求人均收入最大化，受聘的经理又不能随便解雇工人，这样，除非新工人生产的边际收入大大高于现有工人生产的平均收入，否则增加新工人就会降低现有工人的收入，因此，南斯拉夫社会始终存在着严重的失业问题。1985年失业人数突破百万大关，失业率达16%，这个数字对于一个只有二千万人口的国家而言，无疑会给社会的安定和政治局势带来严重的威胁。
最后，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借债过多，又未合理使用。南斯拉夫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借取了大量外国贷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但是，由于后来国家对借贷外债失去有效的宏观控制，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往往认为，借外债是自己的权利，而有意无意地把偿还外债的任务推给联邦。1970年南斯拉夫外债仅有23亿美元，1979年增加为140亿美元，1988年已达210亿美元，而外汇储备却不足10亿美元。自1982年起，南斯拉夫每年要偿还40到50亿美元的外债本息，这个数字占当年外汇收入的40%，占社会总产值的10%。如此庞大的债务负担使南斯拉夫每年偿还外债额已经大大超过当时世界公认的警戒线。
严重的经济危机，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使群众的游行、罢工和集会接连不断，人们日益强烈地反映出对政府、对共盟的不满和不信任情绪，这在很大程度上危及到南斯拉夫政局的稳定。
二、政治上的地方集权主义
考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源，政治上的地方集权主义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而这种政治上的地方集权主义很大程度上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相联系。
南斯拉夫的政治体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别具一格，它作为苏联传统的政治体制模式的对立物，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这主要表现为从传统的联邦制发展为自治联邦制，从传统的代议制发展为代表团制，从工人自治发展为社会自治，从中央集权化发展到自治一体化。南斯拉夫的联邦已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联邦，它既是联邦国家又是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共同体，这种自治的联邦制必然使建立在国家强制和等级制基础上的传统的政治组织形式，让位给新型的、自治一体的组织形式。在传统的联邦理论中，联邦是垂直权力组织形式，存在上下从属的等级关系，南斯拉夫自治的联邦制与它不同，它逐渐丧失了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垂直权力组织的传统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联邦、共和国、自治省以至区，逐渐地也不再是政权区划组织的传统形式，而是变成自治的区划形式，它们既包含国家政权的因素，又有自治的因素，因此更多地表现出共同体的特点。南斯拉夫政治体制不同于传统的苏联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从传统的议会制发展到代表团议会制。议会制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一般原则，在南斯拉夫政治制度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是一个常数，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议会制的性质和结构已有了很大变化。经过自治改造后的议会制有三个特点，一是政治决定过程的非中央集权化，这主要反映在废除区议会，共和国和自治省议会以及联邦议会之间的等级制——上下从属关系，而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权分工、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建立各议会之间的协商、合作关系；二是议会作为真正的权力统一的民主代表机构，行使国家的三种权力：立法权、执法权和司法权，很明显这与三权分立的议会制有所区别；三是议会结构的变化，即实行代表团制。议会不再是简单地代表公民，而是代表以自治方式组织起来的联合劳动者。
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经历了从工人自治到社会自治的发展过程。社会自治主要是指社会的基层联合体即联合劳动组织、地方共同体、自治利益共同体，不论范围大小，有权按照民主的原则管理自己的事务。在联合劳动基层组织里，劳动者共同决定生产和生产成果，决定剩余劳动的分配；在地方共同体（相当于我国的街道办事处的规模），工人、劳动者和公民共同解决日常需要和关系到居住地共同利益的事务；在自治利益共同体，文教、科技、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门的劳动者通过自由交换劳动，联合劳动和资金，实现共同的利益。通过社会自治不断扩大劳动者真正直接地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是南斯拉夫自治民主的政治体制所追求的目标和理想，因此，自治的扩大和发展，就是一个非集中化的过程。
通过对南斯拉夫政治体制的客观概述，我们可以发现，南斯拉夫的政治体制是以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原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本质是不断扩大工人、劳动者和公民的权利，使劳动者有可能真正地直接行使权力和管理社会事务，它所体现的民主、平等和协商的思想对于那种中央高度集权的金字塔式的传统模式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但是，南斯拉夫的政治体制也包含着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为过份地强调分权的重要性，忽视了适当的集中所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这样，由于自治制度的不完善和不健全，分权的目的就很难达到，反而为形成多中心的地方集权主义提供了条件。具体分析南斯拉夫政治体制的缺陷和弊端，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联邦制过于松散，磋商决策机制运转不灵。南斯拉夫是由两个主席团来领导的。一个是联邦主席团，一个是南共联盟主席团。作为集体国家元首的联邦主席团共有9人组成， 每个共和国和自治省的议会各选出一名，再加上南共党的主席是当然的委员。主席团委员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每年由1人当主席，第二年主席当委员， 副主席继任主席之位，就这样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推选的委员轮换担任主席和副主席。南共联盟主席团组成原则大致也是如此，不同的是每个共和国选三人，自治省选2人，军队出1人，共有23人组成，主席也是一年一次轮换担任。应该肯定这种干部轮换制对废除干部终身制、防止个人集权是十分必要的，但主要领导人“走马灯”式地交替轮换，无疑使本来就缺乏权威的联邦显得更加松散。实际上，由于主席团委员是根据严格的地区配额制遴选出来的，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本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影响和牵制，很难以超然的身份从全国角度行使有效的决策和管理。再看南斯拉夫议会中的代表团制，我们知道，南斯拉夫各级议会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平等的，代表团的代表是自治基层的劳动者和公民以直接的、无记名的投票方式选举产生的，他们在表达意见、利益和需要，以及作出决定时，只能根据自治基层的劳动者和公民的共同立场、方针、指示行事。这一原则决定了代表团及代表必须与基层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和基本保证了议会作出的决定反映劳动者、公民的共同利益和要求，并调动了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使他们真正直接地行使管理国家和一切社会事务的权利，它无疑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创举。但是，由于代表团和代表只反映原选举单位的意志，在讨论全局性问题时，就很难从全国的、整体角度出发，这种貌似“民主”、“平等”的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它使国家丧失了强有力和相对稳定的领导核心，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同时，按照宪法规定：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享有主权，并对本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负责，一切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决定都必须由各共和国与自治省协商一致，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只要有一家不同意，任何决议都无法通过。所以，在70年代，联邦执委会（最高执行机关）还能够以各地区利益的“经纪人”的身份在决策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在80年代以后，各地区经济差距拉大，经济环境日益紧张，经济利益相互冲突，而危机又加剧了各地区的自给自足的倾向，这样，磋商机制开始运转不灵，其原因是各共和国和自治省越来越不愿意牺牲各自的利益以换取不可靠的长期利益。协商一致，这是南斯拉夫宪法的一个原则，也是南斯拉夫政治体制运转不灵、效率低的根源。
其次，联邦政府大权旁落，形成地方集权主义体制。南斯拉夫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废除中央集权式的垂直权力分布的传统模式，然而在改革中，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因为在联邦一级的中央集权被废除之后，权力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分散到社会和各个自治主体，实现自治一体化，而是被共和国和自治省截留。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的权力急剧膨胀，它们把统一的南斯拉夫市场分割成了八个相互封闭的市场，形成了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地方集权主义体制。从本质上说，地方集权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如出一辙，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不同的是地方集权主义体制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可以说，这是南斯拉夫解体的总根源。地方集权主义的恶性发展，使各个共和国和自治省出现了日益强烈的分化倾向，走上了各自独立的经济、政治发展战略，出现了各自为政的局面，也就是南斯拉夫自己所说的所谓8个国家8个党，而联邦则日益失去对全国的政治、经济进行宏观控制和统一指导的权力，最后走上日益空心化的道路。地方集权主义体制不仅给政治、经济带来严重危害，而且给党和政府内部的团结带来不利影响。在铁托总统还在世的时候，由于铁托的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联邦职能被削弱后造成的中央权力真空，在协调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利益关系上起到了体制本身所不能企及的作用，多少遏制了地方集权势力的发展。在铁托逝世后，联邦主席团和南共联盟主席团由于受其组成原则的限制，领导层内部的分歧日益严重，领导层的这种分歧和矛盾是地方集权主义的必然结果，它严重损害了联邦内部和联邦与地方的团结，为日后的分裂埋下隐患。
三、民族矛盾的日趋尖锐
南斯拉夫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列强的入侵和统治给南斯拉夫各民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18年才建立起南斯拉夫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45年成立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下的联邦共和国。这个以不同民族为主体的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组成的联邦制国家，由于在社会、历史、宗教信仰和经济发展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民族关系一直是个十分复杂和敏感的问题，并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均信仰天主教，历史上曾受奥匈帝国统治，政治、文化上受西欧影响较深，经济比较发达。塞尔维亚等民族信仰东正教或伊斯兰教，历史上曾长期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对落后。二战前，南斯拉夫王国曾实行大塞尔维亚主义，各民族之间隔阂很深，纠纷不已，互怀敌意，二战中，克罗地亚乌斯塔什分子又站在德、意法西斯一边杀害数十万塞族人，使各民族结下深怨。为此铁托曾把民族主义称之为危害南斯拉夫联邦肌体的“癌症”。二战后，以铁托为首的南共联盟实行民族和睦政策使南斯拉夫保持了40多年的和平与稳定，但是，随着铁托的逝世，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团结也开始失去了“磁性”，民族主义势力重新抬头，并且愈演愈烈。塞尔维亚族强调“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拯救塞尔维亚”，建立“统一、独立的塞尔维亚共和国”，一向同塞族分庭抗争的克罗地亚族指责塞族“不仅掌握着南斯拉夫的权力，而且还占据着克族的关键性职位”，最富裕的斯洛文尼亚族认为“整个南斯拉夫是挂在斯族脖子上的石头”，斯族遭受的“损失”已达到“再也不能忍受的地步”，在占人口80%以上的阿尔巴尼亚人聚居的科索沃自治省，民族主义分子不仅经常公开书写和散发带有民族敌对情绪的标语和传单，而且驱赶居住在那里的塞族和黑山族。
可怕的是这种民族主义倾向也相当严重地反映在一些身居要职的领导人之间。自1968年起，在党政机构领导人的配置上，南共联盟片面强调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机会均等”，实行“轮流坐庄”原则，并把它推广到一切全国性的社会团体领导机构。南斯拉夫联邦中央领导人均由各共和国、自治省选派，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容易受本民族的影响和牵制，有些共和国认为，“如果谁参加了联邦政府而不为本地区利益斗争，就不是好干部，就要撤换他”。因此，一些领导人，往往只是从本民族的地位和利益出发，对如何克服经济危机，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问题政见不一，分歧严重。早在1983年南共中央在其决议中就强调指出，领导人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分歧是正常现象，应本着密切合作的精神，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和批评加以解决，决不允许从“各自”立场出发，乱发议论。然而，一些领导人在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置中央决议于不顾，利用自己掌握的大众传媒进行公开的争论。如先后担任过南共联盟主席团主席的塞族人马尔科维奇和克罗地亚人德拉戈萨瓦茨，1987年就曾在各自共和国的报刊上相互指责，讽刺挖苦，甚至进行人身攻击。1988年以后，领导人之间分歧和矛盾发展到为本民族争权夺利的地步。最大的塞尔维亚族领导人借修改宪法之机，公开要求两个自治省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应统一到塞尔维亚共和国内，在国防、安全、司法等方面的权力应由塞尔维亚人控制。两个自治省和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怕失去本民族现有的地位和权力，对此进行抨击，指责塞族领导人企图恢复“大塞尔维亚主义”，并表示要为“生存和主权而斗争”，更有甚者，1988年10月，正当群众“抗议集会”此起彼伏时，塞尔维亚共和国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最高领导层之间就当时的社会危机进行相互指责和抨击。1989年1月， 塞尔维亚共盟和伏伊伏丁那共盟向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舒瓦尔发起猛烈攻击，要求追究责任并解除其职务。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和马其顿共和国，出于各种原因联合起来对倒舒运动进行抵制。为此，双方在中央全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们的所作所为，非但无助于克服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反而在社会上引起严重的思想混乱，给不安定的局势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造成这种民族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增大。由于历史、地理条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南斯拉夫各地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北方”地区，历史上同西方关系多，自然条件好，加工工业发达，经济上富裕；而“南方”地区，山峦起伏，交通阻隔，虽是南斯拉夫矿产资源的主要集中地，但因受土耳其统治数百年，经济很落后，解放后，各地区的经济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增大了。1947年落后的科索沃自治省的人均社会总产值为全国的49%，1987年降到24%，与此同时，最发达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则相反，由高出全国水平的62%上升到高出两倍以上，到南斯拉夫解体前斯洛文尼亚基本上没有失业，而科索沃的失业率为50%以上。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落后地区用大量资金发展基础设施，兴建了一些投资多、周期长、见效慢的基础工业；落后地区人口增长过快，尤其是科索沃自治省的增长率高于全国两倍，比克罗地亚高5倍； 联邦对落后地区的援助减少或不落实，从1963年起南斯拉夫设立了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经济的联邦基金，即从全国社会总产值中抽出一定比例的数额，以低息贷款给落后地区，如1976—1980年为1.97%，1981—1985年减少到1.83%，即使这样也没有全部落实，譬如1976—1980年社会计划规定从社会总产值中提取0.93%以资助落后地区发展文教、卫生等事业，但实际上只提取了0.8%。发达地区认为， 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是由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并拖了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后腿；而落后地区则认为，发达地区是靠利用落后地区的原料发展起来的，双方都为本地区受对方“剥削”而不满，加深了固有的矛盾。总之，如果把民族主义与经济上的宏观失控和政治上的地方集权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民族主义往往是贯穿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南斯拉夫民族关系上日益严重的民族主义倾向既是产生全面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同时危机本身又反过来加剧和扩大民族主义倾向，形成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并最终导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解体。
考察南斯拉夫改革的历史，我们发现它最大的失误是它在纠正传统的中央集权模式的过程中，矫枉过正地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过于迷信分权、非集中化、民主、平等、协商的作用，把它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超越了经济水平、人民素质和社会主义发展状况的承受能力，这样，当新的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释放了传统的中央集权制所压抑的社会潜力之后，新体制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就会逐渐暴露出来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这种新体制给社会发展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恰好表现为中央集权模式的反面。事实表明，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利用国家的职能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南斯拉夫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多民族和民族关系极为复杂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不是要放弃和削弱党的领导和国家的宏观调控，而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国家的宏观调控，只有这样，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才有保证。
收稿日期：1996—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