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企业生成过程中的创业行为特殊性与内在规律性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律性论文,特殊性论文,过程中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创业研究的发展脉络
尽管创业研究最近才得以确立其学术地位，但却有其漫长的历史。法国经济学家坎狄龙早在1755年就阐述了创业者的经济学内涵，但在随后的很长时间里，由斯密创建的古典经济学主宰了经济学的发展，而古典经济学并不关注创业者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熊彼特为主的一些经济学家共同推动了创业研究的发展。熊彼特和奥地利学派对创业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且使创业成为了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1948年，Arthur Cole在哈佛商学院创立了跨学科的创业历史研究中心，鼓励采用不同的方法开展创业史研究。后来，由于该中心的关闭和学者们研究兴趣的转向，创业研究一度被边缘化并变得支离破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经历了石油危机、经济衰退、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动荡和巨变，环境不确定性促进了创新和创业活动的开展。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重新得到重视。在这种背景下，创业研究也重新受到重视，逐渐成为管理学者和社会学者的关注焦点，并且也确立了它的学术研究地位。
随着创业研究的发展，创业研究的核心主题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者们主要关注创业者本身，致力于探讨和总结创业者特质，试图揭示创业者相对于其他群体的特殊性。此后，有学者对创业研究进行了反思。例如，Stevenson和Gumpert(1985)在对创业者与企业经理所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比较以后指出，创业研究的核心问题不是探讨创业者是否在个性特征上不同于其他群体，而是要深入考察创业的行为背景。Gartner(1985)也认为，以往的创业研究大多只关注创建新企业的某个侧面，主要目的是考察创业者与非创业者之间的区别。创建新企业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过程，仅从某个方面来考察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包括创业个体、环境、新企业和创业过程四个维度在内的创业研究框架。[1]此后，针对创业过程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并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模型(Bird,1992; Hofer,1992; Bhave,1994; Timmons,1999)。学者们认为，创业研究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描绘创业者本身，而在于深入创业过程内部，揭示新企业的产生机理，并且总结新企业生成过程中的活动规律（Venkataraman,1997; Gartner和Gaiter,2003）。虽然环境因素和创业者的个性会对新企业的生成产生影响，但新企业是创业者实施创业行为的产物(Sarasvathy，1997)，因此，创业行为研究应该成为揭示创业过程黑箱和新企业生成机理的关键。
创业行为研究应该关注创业者在创业活动过程中所采取的决策和其他行为，特别是重视新企业的生成和早期成长阶段。创业是新企业生成的过程，把创业者的创业活动及新创企业作为主要分析单位来研究，其目的不是识别“谁是创业者”，而是要弄清促成创业行为的原因。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强调创业过程的背景本质，认为创业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而创业者个人特质只是影响创业过程的因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创业行为的外在表现（张玉利等，2007）。
二、对创业者行为的初步探索
1.创业者风险行为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人们拥有完全的信息，所有的可获利机会都已被发现。但是，奈特认为，社会环境中存在众多的不确定性，创业者的经济职能就是承担不确定性；并不是所有发现机会的人都能成为创业者，只有那些愿意承担风险的个体才可能成为创业者。因此，创业者为创业而从事的冒险活动就成为了重要的研究主题。关于创业者风险行为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有些实证研究表明，创业者具有高风险行为倾向，如那些亲身经历过创业过程的企业主会比那些没有这种经历的企业主表现出更强烈的风险行为倾向（Hull等，1980）；创业群体的风险倾向明显高于管理人员（Sexton和Bowman，1983和1984；Stewart等，1998）；经历过创业实践的学生比有过管理实践的学生具有更高的承担风险的倾向，女性创业者的风险倾向也明显高于女性管理者（Sexton和Bowman，1986）；创业者的风险倾向也高于非创业管理者（Begley和Boyd，1987）。而另一些研究则表明，创业者在承担风险倾向方面与其他群体并没有什么区别，如Brockhaus(1980)对31位在过去三个月里创办了新企业的创业者、31位在过去三个月里跳槽到其他公司的经理和31位在过去三个月里在本公司得到升迁的经理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这三个样本群体之间以及他们与一般人群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承担风险倾向。[2]Masters和Meier(1988)的研究也表明，创业者和小企业经理在承担风险方面没有什么区别；Peacock(1986)对成功的创业者和失败的创业者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样没有发现他们在承担风险方面的差异。
尽管对创业者风险倾向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但在针对成熟公司创业导向(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EO)的理论及实证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公司的冒险活动是构成创业导向的一个重要维度（Dess和Lumpkin，2005）。具有创业导向的企业往往表现出承担风险的行为特征，如Miller(1983)构建的创业导向测量工具就包括创新、冒险和超前行动三个维度。此后，大多数针对公司创业导向的实证研究都把冒险活动作为测度指标之一。尽管风险承担倾向也被看作是一种个性特质，但与成就需要等其他个性特质相比，承担风险在更大程度上显示了创业者的行为选择，反映了创业者在经济体系中的功能，所以，对创业者承担风险行为的研究标志着创业研究从关注创业者个性特质向关注创业者行为的转变。现在的问题是，风险行为研究主要采用态度量表（如Brockhaus采用的CDQ两难选择问卷），而不是可以观察到的真实行为（Gartner和Carter，2003）。因此，相关研究还未深入到创业活动层面。
2.对创业活动的识别。后来，有学者认为，创业行为研究应该探索创业者开展的活动如何促进组织的形成（主要关注创业者做什么），相关活动的先后顺序和程度，以及相关活动如何有助于建立、发现和发展新的组织(van de Ven,1980; Gartner,1988)。已有的研究表明，创业过程由一系列具有先后顺序的活动（包括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途径、积累资源、确定市场定位、建立企业、进行生产和销售等）构成（Block和MacMillan，1985）；创业者所开展活动的种类、数量和顺序会对能否成功创建新企业产生重要的影响，成功创业者的行为是可以识别的，他们的行为不同于失败的创业者（Carter等，1996）。但也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创业行为没有特定的顺序和类型（Reynolds和Miller,1992; Gartner和Carter,2003）。van de Ven等(1999)认为，创业者开展的活动既非完全有序也非完全无序，创业过程早期的活动无序，而后期的活动有序。Delmar和Shane(2003)则认为，内行的创业者遵循特定的活动顺序，遵循正确的活动顺序有利于成功创业。在解释创业活动的不同顺序时，Newbert(2005)指出，原因在于创业者最初可支配的资源不同。
尽管很难提出普遍适用于全体创业者的创业活动类型和顺序，但是，不少学者通过研究还是揭示了一些有助于成功创业的行为。例如，Delmar和Shane(2004)研究发现，旨在提高新企业合法性的行为能够促进企业的成功创建，这些行为能够帮助创业者建立重要的社会关系和获取创业资源的重要渠道。此外，那些能够被新企业之外的人观察到的活动，也就是可感觉到的活动(tangible activities)，是成功创业的共同特点。通过这类可感觉到的活动，创业者向顾客、投资者、潜在雇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发出信号并赢得他们的信任，从而提高创业成功的几率（Carter等，1996）。长期以来，创业学者忽视了对制定创业计划这种行为的研究。他们普遍认为，创业者应该快速行动以抓住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而不是花时间去思考创业计划(Bhide，2000)。但研究表明，制定创业计划有助于新企业的创建尤其是发展，可以降低新企业中途夭折的风险，并且有利于新企业开展产品开发和其他组织活动（Delmar和Shane，2003）。
随着学者们对创业行为关注程度的不断加深，创业研究超越了以往研究的局限，并且加深了人们对创业过程的直观理解：创业者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来创建新企业。但综观现有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大多从管理成熟企业的视角去考察创业活动，主要分析创业活动是否符合既有管理理论，而忽略了创业行为的特殊性。同时，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也不一致。例如，Honig等(2005)利用类似于Delmar和Shane(2003)使用的数据，得出了几乎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系统和正式的创业计划没有对成功创业产生影响。可见，要想揭示创业行为与创业成功之间的关系，还必须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三、创业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殊行为
坎狄龙认为，在经济体系中，创业者承担着不同于其他参与人的职能。经济体系的参与人包括土地所有者（即出资人）、创业者（即套利者）和雇员（即工资劳动者）三类。创业者是经济体系中的主要角色，因为他们要对交易行为和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负责，正是创业者的存在才使供求达到均衡。创业者的职责就是套利，因此，他们必须保持警觉性和前瞻性。熊彼特持与坎狄龙一致的观点，也把创业者看作是经济体系的主要驱动因素，创业者是企业的领导者和创新者，而不是通常认为的企业管理者。
创业者由于在经济体系中承担着特殊的职能，因此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研究发现，创业者在创业意图形成、机会发现和开发等过程中体现出某些特殊的行为特征，这些行为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创业行为和新企业的生成过程。
1.创业意图形成过程：直观推断。创业意图的形成是创业过程的前期阶段，是决定创业者是否会进行创业活动的关键。人们一直对“创业者为什么要创业”这个问题感到好奇，由此引发了众多的研究。
最初，学者们试图从创业者内在特质的角度考察影响创业意图形成的因素。例如，有研究表明，成就需要与创业者的创业决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创业者与其他群体的成就需要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并且对创业企业的绩效产生影响（McClelland，1961和1965；Collins，2000）。但是，Chen等(1998)则研究发现，自我效能高的人比自我效能低的人更有可能成为创业者。同样，很多外在因素也会影响创业意图的形成，如Eisenhauer(1995)对美国1959～1991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个人财产、失业几率、工作时间等因素与创业可能性正相关，而小时工资、失业保险等与创业可能性负相关；Amit(1995)的研究也表明，机会成本与创业意图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创业者与创业活动的接触（创业接触包括：家人、亲戚、朋友创办过企业，参与过其他人的创业过程，自己创办过企业等）也会影响创业意图的形成（Carroll和Mosakowski,1987; Scott和Twomey,1988; Krueger,1993）。全球创业观察(GEM)调查则把创业意图的形成归结为贫穷推动和机会拉动两种类型。
尽管学者们对创业意图的形成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这些结论只是解释了创业意图的不同侧面，而没有揭示创业意图形成的实质。正如卡森(Casson，1982)所指出的那样，创业者的功能是“创业判断”，创业者擅长判断型决策。判断型决策是指目标相同的不同个体在相同的环境下会做出不同的决策。换句话说，创业意图来自于创业者对创业环境和条件的感知和判断（Young和Dean，2004）。
Kahneman和Tversky(1974)的“直观推断”研究为揭示创业意图形成过程奠定了理论基础。直观推断理论认为，在复杂情境下，个体不可能获得理性决策所必需的全部信息。人们只具有有限理性，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是凭借以往的经验，即直观推断和偏见(heuristics and biases)方式，而基于有限理性的决策具有规律性。遵循这一思路，学者们发现创业者在认知方式上表现出一定的共性，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和决策。例如，Palich和Bagby(1995)以及Mitchell等(2002)都发现，与其他群体相比，创业者在认知过程上存在系统差异。在决策时，创业者比职业经理表现出更高水平的自负(Forbes，2005)以及更多的典型直观推断(Busenitz，1997)和控制幻想(illusion of control)，他们更相信小数法则(Simon，1999)。创业者的这些特征最终影响到他们的决策结果和创业意图的形成。Baron(1998)认为，创业者的这些决策特征是受决策环境影响的结果，创业决策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情感和时间压力往往超过了创业者的处理能力，强化了他们的决策偏见，从而放大了认知偏见和错误的影响。[3]
创业意图的形成基于创业者对创业环境的判断，而不仅仅是外界因素和内在动机作用的结果。如前所述，关于创业者风险行为倾向的研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因为风险倾向并不是形成创业意图的主要因素，而创业者独特的判断（当面对同样的境遇时，其他人看到的是外在的不利方面，而创业者看到的则是内在的有利方面；当其他人把境遇视为威胁时，创业者却把它看作机会）才是形成创业意图的主要因素。大量的研究表明，创业者在进行自我评价时持非常乐观的态度，他们不会考虑同类企业的成功比例。机会对创业者的吸引力往往被放大，同样的信息会对他们产生更多的正面影响。可以看出，创业者的直观推断和偏见充当了复杂环境的简化机制，如果创业者没有直观推断和偏见，那么很多创业行为就不会发生（Endres和Woods，2006）。
2.创业机会识别过程：创业警觉。识别和选择适当的创业机会是成功创业的重要环节，如何解释创业机会的发现就成为创业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人人都拥有完全的信息，机会对每个人都是显而易见的，是否决定从事创业活动取决于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因此，创业过程中也就不存在什么机会识别行为。与新古典学派的观点不同，奥地利学派认为机会不可能被全部发现，也不是发现后马上就得到开发。即便是掌握相同信息的人也不是都能发现同样的机会。因此，识别创业机会就成为创业者必须完成的重要工作。
奥地利学派认为，创业者具有发现和利用市场机会的警觉。Kirzner(1973)指出，创业者不需要专业技能，他们完全可以通过雇用工人和管理人员来工作。但创业者必须具备一种特殊的能力：创业警觉。创业者要做的就是在早期发觉市场机会。在经济体系中，他们是对市场机会最警觉的人，他们也有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创业者是一些具有高度警觉性的人，他们或者天生如此，或者利润对他们的刺激比别人更大。有些研究提供了这方面的支持，如Kaish和Gilad(1991)实证研究发现，创业者通过利用不同种类的信息（这些信息包含市场机会线索）来提高他们对潜在市场机会的警觉性，经常对各种环境信息进行搜索，以便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机会；而职业经理人则更多地依靠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来识别新的机会。毕海德(Bhide，2000)的调查显示，71%的创业者是复制或者修改其在以前的工作中遇到过的机会，20%是偶然获得了创意，4%是通过系统搜寻发现了机会。[4]Ray和Cardozo(1996)认为，创业警觉是一种用心观察的倾向，创业者对所处环境中的各种信息高度敏感，善于发现厂商和顾客方面出现的问题、市场上未得到满足的需求以及新的资源组合方式，高警觉性能提高发现机会的几率。Shane(2000)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创业者不是通过主动的搜寻去发现机会，而是碰巧通过某些途径接触到新的信息，又认识到新信息的价值。
必须注意的是，警觉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天赋，创业者掌握的知识会对他们的警觉性产生影响。如果创业者通过工作经历或接受教育来获得特定的知识，那么就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发现特定的机会。因此，创业者知识的异质性是创业警觉的重要来源(Shane，2000)。Ardichvili等(2003)也认为，创业者的警觉水平受到某些个性特征（如创造性和乐观态度）、所掌握的相关知识和积累的经验、社会网络关系等的影响。这些因素的适当匹配能提高创业警觉性。[5]
3.创业机会开发过程：超前行动与即兴而作。组织研究表明，人们的行为受内外部条件的约束，但并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环境约束，也会影响环境。行动超前性就是一个描述人与环境关系的概念。Bateman和Crant(1993)把行动超前性定义为“不受环境的约束，却能影响环境，使环境发生变化；识别机会并采取行动；具有主动性，采取行动并持之以恒，直至达到目的为止”[6]，人们可以有意识地改变自己所处的社会和自然环境。行动超前性体现了创业者行动导向的特点，他们会在发现机会后迅速加以开发，而不拘泥于自己所拥有的资源。研究显示，行动超前性不但会影响创业意图的形成(Crant，1996)，而且也会对新企业的销售业绩产生影响（Becherer等，1999）。此外，行动超前性会影响创业者的战略导向，不但能推动新产品和市场开发，而且还能促进企业的内部变革和组织结构调整，从而有利于企业成长（Kickul等，2002）。超前行动的创业者不是外部环境的被动接受者和适应者，而是环境的创造者。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创业者不是简单地预测环境的未来变化，而是更关注不确定环境中可加控制的因素，通过控制环境来把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创业者对偶然事件的态度也能体现他们的超前行动特点，他们往往会把偶然事件的发生看作是机会的出现，想方设法地加以利用，而不是规避，把偶然事件转化为实现目标的资源（Sarasvathy和Kotha，2001）。行动超前性不仅体现在创业者个体身上，而且也能够表现在群体和组织层面。在组织层面，行动超前性体现在主动观察和探索环境以发现新机会，鼓励组织内部的创新和变革，预测可能发生的制度变化和社会趋势，重新设计或改变有关的业务、流程或产品以抵御不利的环境变化。因此，行动超前性也被看作是组织的一种动态能力（Aragon-Correa等，2003）。在创业导向研究中，行动超前性同样被作为核心维度之一（Mill，1983；Covin等，1990；Knight，1997）。
即兴而作(improvisation)最初用于描述爵士乐队未做事先准备的演奏活动，这里是指想法的形成、执行和完成几乎同时发生。即兴而作虽然不能保证每次都能成功，但作为一个创造过程，是为开发新事物进行的一种尝试。后来，学者们认为即兴而作也是组织的一种重要活动(Crossan，1998)，组织在进行战略规划和战术调整时都离不开即兴而作（Eisenhardt等，1995；Moorman等，1998）。很多学者探讨了即兴而作在促进组织学习、技术利用、技术变革、产品开发和战略决策方面的作用（Crossan等，1997；Miner等，2001；Kamoche等，2001）。创业者行为研究表明，即兴而作是新企业创办过程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尤其在创业机会开发过程中（Baker等，2003）。Hmieleski和Corbett(2006)认为，面对不同的机会新奇程度和资源约束条件，创业行为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具体如图1所示。[7]
在资源充裕、机会新奇性不高的情况下，创业者表现出更多的战略计划行为，他们有充足的条件制定行动计划；当资源不足，而创业者对机会又比较熟悉时，创业者表现出更多的直观推断行为；当资源充裕，而机会的新奇性较高时，创业者可以采取试错法(trial-and-error)来获得更多的新信息；当面对高资源约束，机会的新奇性也很高时，即兴而作就成为最可能采取的行为。在即兴而作的情况下，由于缺乏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创业者不可能进行充分的计划和试错，只有一次尝试机会；同时，由于机会具有很大的新奇性，创业者不熟悉机会，没有先前的经验可以利用，因此无法采取直观推断的决策方式。即兴而作不仅发生在创业活动中，而且对大量的组织现象也具有重要意义，包括团队合作、产品创新、组织适应和变革等，学者们已经开始探讨即兴而作理论的发展和相关的实证研究问题。[7]
4.创业过程中的资源利用：有限资源的创造性利用。绝大多数创业活动严重受资源制约。根据美国商务部1992年的数据，大部分新企业启动资金不超过5 000美元，通常也没有雇员，只能依靠家庭成员来分担工作（Ruer等，2003）。虽然创业投资和政府资金是高成长行业的一种资金来源，但能得到这些资金的创业者只占很小一部分。就连那些已经获得快速成长的新企业也难以吸引它们所需的人才、资金和其他资源（Penrose，1959；Aldrich和Glinow，1992）。我们的调查也表明，创业者在创业之前的收入大多很低，以贫穷推动型创业为主（张玉利和杨俊，2003）。资源的严重缺乏，迫使创业者采取有别于成熟企业的行为策略，“有限资源的创造性利用”(bricolage)行为便成为创业过程的一个显著特征。“有限资源创造性利用”的含义就是利用手头现有的东西进行创造(Levi-Strauss，1966)。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下，创业者必须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创造性利用；在即兴而作时也同样需要这种行为。即兴而作意味着无法事先计划所需的资源，没有时间提前获得所需的资源，只能利用手头现有的资源来开展活动。例如，Weick(1993)认为，“有限资源的创造性利用”是即兴而作的组成部分。Moorman和Miner(1998)认为，“有限资源的创造性利用”是实施即兴而作的一项重要技能，即兴而作的机会越多，就越需要具备“创造性利用有限资源”的技能。
“创造性利用有限资源”这个概念可以解释从创业过程中观察到的很多行为。创业者虽然面临严重的资源约束，但在缺乏必要资源的情况下，仍能勇敢地发起挑战，很多新企业得以问世和存活，有些甚至还获得了蓬勃发展。创业者经常通过挖掘其他企业忽视或弃之不用的资源（包括物质、社会或制度资源），收到了“无中生有”的效果。Baker和Nelson(2005)分析了“创造性利用有限资源”的含义，他认为这个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含义：(1)主动性。在面对问题和机会时主动采取行动，而不是观望等待；不轻易放弃在一般人看来不利的条件，不断进行尝试。(2)组合资源以实现新的目的。囿于资源的最初用途，对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利用。(3)挖掘手头的资源。每个人都会拥有一些零碎的东西，包括物质资源、技能和主意。这些东西非常廉价甚至是免费的，因为在其他人看来，这是一些无用和不符合标准的东西。创业者所具备的“创造性利用有限资源”的能力为处于资源约束期的创业企业提供了赖以生存的优势；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上，那些创造性利用能力比较高的创业者足以应对资源缺乏的问题，而那些缺乏这种能力的创业者可能会选择中途退却或退出市场。“创造性利用有限资源”行为可以帮助企业发现和开发新的机会，而如果采用其他方式来开发这种机会，代价可能很高。[8]面对资源约束，创业者有两种选择：一是对有限资源进行创造性利用；二是寻找新资源加以弥补。Baker(2007)进行的案例研究表明，在创业过程中都能够观察到这两种行为。特别是在利用网络关系资源方面，创业者更有可能采取“创造性利用有限资源”的行为。[9]无论在创业过程中还是在创建企业以后，创业者都会充分利用手头的各种资源，包括顾客、资金提供者、供应商、顾问、员工等资源。创业者主要是通过以前的网络关系来获得这些资源的。[10]
5.创业过程中组织能力的提升：创业学习。根据演化经济理论，企业通过组织学习来积累知识和技能，进而不断改进管理和营运方式，组织所积累的知识和技能嵌入于组织惯例，而组织惯例是组织能力的基因。创办新企业的过程也是对创业者的创新想法进行检验的过程，从最初产生创意到最终把新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的各个环节都要求创业者有能力识别机会、整合资源并进行有效的管理。同时，创业过程也是新企业形成组织能力的过程，新企业要对初始资源和后续资源进行互动重构，最终形成能够创造效益的资源和能力，这些能力的形成离不开创业学习。创业活动的独特情境使创业学习具有不同于一般组织学习的特征。
传统上，学习理论在涉及组织学习时强调目标导向法。一般认为企业先确定目标，然后才寻找实现目标的手段。为了实现目标，企业对市场、竞争对手、供应商和产品进行广泛的分析研究(Kotler，1991)。在这种范式下，学习过程被认为是为了发现可实现既定目标的适当手段。但在创业情境下，由于受到资源严重不足、环境变化迅速、不确定性高、市场规范和竞争原则模糊等的影响，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目标导向型学习并不是常见的学习方式。创业学习更多是通过尝试、估计、评价等方式进行的。[11]研究表明，特殊的情境使得创业者无法采取系统、理性的学习方式，而主要采取持续调整的渐进性学习策略。此外，有学者指出，创业学习过程涵盖从最初的创业直觉到最终推出新产品的整个过程。[12]在创业初期，个人学习占主要地位，随着企业组织的发展，组织学习逐渐成为创业学习的主要形式(Warren，2004)。创业学习的本质是创业者对不断重复的决策进行校正，以便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积累新的知识。[13]也有研究表明，创业者以前掌握的知识有助于识别创业机会，但与创业成功的关系并不明显（Davidsson和Honig，2003）。已有知识与当前创业活动所需的知识之间往往存在差别，所以创业学习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把过去积累的从业经验（包括创业、管理和行业经历等）转化为目前所需的创业知识。[14]
四、对创业行为规律性的探索
尽管学者们对创业行为进行了初步探讨，也识别出了一些创业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殊行为，但并没有清晰地描述创业者的创业决策和其他行为，未能从理论上对创业行为进行系统的解释。不过，Sarasvathy(2001)的研究为揭示创业者的行为规律提供了新的思路。
Sarasvathy的研究表明，创业者的行为逻辑与传统管理理论的解释并不一致。传统管理理论认为，企业活动遵循因果理性(causal rationality)逻辑，即强调预期报酬的最大化，通过精确的市场预测和复杂的竞争分析来避免偶然事件的发生。而创业者面临的典型情境是奈特不确定性，即市场在最初是不存在的，这里的市场不存在不是简单地指没有需求，而是指市场构成要素中的某一或者某些方面乃至所有方面存在不足，包括供应方、需求方、流通渠道、技术、人力或财务资本等，缺乏信息是市场不存在的主要表现。在市场不存在的情况下进行决策，一方面是不了解未来的前景，更严重的是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在市场尚不存在时，要进行精确的预测是不可能的，战略行为的基础变为因果倒置理性(effectual rationality)。[15]因果倒置理性与因果理性在问题界定和解决过程、决策原则和逻辑等方面都存在差别[16]，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因果理性与因果倒置理性比较[16]
因果模式 因果倒置模式
对未来的认识预测：把未来看作是过去的延续，可以创造：未来是人们现在主动行动的某种偶然结果，预测并不
进行有效预测 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去创造未来
行为动因应该：以利益最大化为标准，通过分析能够：做你能够做的，而不是根据预测结果去做你应该做的
决定该做什么 事
采取行动的 目标：一切从总目标开始，总目标决定手段：从现有手段出发，设想能够利用这些手段采取什么行
出发点 子目标，子目标决定该采取哪些行动 动，实现什么目标；这些子目标最终结合起来构成总目标
行动路径既定承诺：根据对既定目标的承诺来选偶然性：选择现在的路径是为了日后能选择更多更好的途
选择择行动路径径，因此有可能随时变换路径
对风险的态度预期回报：更关心预期回报值，寻求能可承受的损失：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采取行动，不冒超出自己
使利益最大化的机会，而不是降低风险承受能力的风险
对其他企业 竞争：强调竞争关系，根据需要对顾客伙伴：强调合作，与顾客、供应商乃至潜在竞争对手共同创造
的态度 和供应商承担有限的责任未来市场
因果理性假定行为结果是可以事先确定的，人们要做的就是发现最可行的手段去实现结果。因果倒置理性的出发点则是给定的手段，目的是利用这些手段去创造可能的结果。因果理性关注在给定的目标和可能的手段下该做什么；而因果倒置理性则强调在给定的手段和可能出现的结果下可做什么。因果理性的行为方式是向内的，通过把总目标分解为子目标及更细的目标，直到某人的具体任务。与此相比，因果倒置理性是向外的，从个人的行动和任务出发，到偶然出现的结果和目标，最终构成总目标。因果理性认为未来是可以预测的，其逻辑是：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通过预测来控制未来。而因果倒置理性则认为未来难以预测，但有可以控制的因素，其逻辑是：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未来，不必进行预测。因果倒置理性的决策原则是：(1)确定能承受的损失(affordable loss)，而不是预期回报(expected returns)。因果理性倾向于选择最优战略，旨在获得最大回报；而因果倒置理性则预先确定能承受多大的损失，在给定的手段下尽可能尝试不同的战略，以便为将来创造更多的选择机会，而不是在目前获得最大的回报。(2)注重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partnerships)，而不是竞争分析(competitive analyses)。在因果理性下，如波特(1980)的五力战略模型强调详尽的竞争分析；而因果倒置理性则强调战略伙伴关系和来自其他参与者的事先承诺(pre-commitment)，以此来减少和消除不确定性。(3)利用而不是规避偶然事件。当已有的知识成为竞争优势的来源时，因果理性是有优势的；而因果倒置理性在有效利用偶然事件，特别是在未知市场上发现技术方面就更有优势。
因果倒置理性描述了创业者如何从手段出发，在市场尚不存在的条件下创造市场的行为方式。因果倒置理性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植根于很多经济和管理理论并对它们进行了整合，这些理论包括资源论、社会心理学理论、行为理论、创新理论、探索和开发理论等。正如Dew和Sarasvathy(2002)所指出的那样，创业者的决策过程完全不同于理性选择范式，因为创业者面对的是因果理性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境，因此，因果倒置理性是更适合创业行为经验研究的理论工具。但目前的相关研究还主要以案例分析为主，正处在概念发展阶段，还没有发现基于该理论的定量研究。
五、理论启示与未来研究建议
创业研究的意义在于揭示传统管理研究的空白领域。对创业行为特殊性进行的探索极大地丰富了创业研究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创业理论雏形的形成（如Sarasvathy对创业者因果倒置理性的研究）。对创业行为规律性的探索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基于已有研究，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更加深入地考察创业行为中的特殊成分。创业活动不同于一般管理活动，识别创业行为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应该成为创业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同时，创业行为研究也对一般管理活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如创业导向对成熟企业的绩效影响以及因果倒置理性对成熟企业解决创新困境的意义等（Dew和Sarasvathy，2003）。已有的研究表明，创业者在面临资源约束时会对有限资源进行创造性利用。我们也观察发现，创业者创造性整合资源的行为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创造性地整合资源，可以突破资源约束，为新创企业的成长创造条件。管理活动强调企业对资源的控制，创业者则通过整合不可控的资源来实现对资源的利用。
第二，在发展创业行为理论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创业者面对的不是市场业已存在的情境，因此，创业者不是在既有市场上采取行动，而是通过行动去创造市场；(2)由于受信息分布和个人能力的制约，创业者不是完全理性的；(3)创业者不是纯粹的机会主义者，尤其在新生市场或市场还不存在的情况下，创业者不仅不了解别人的动机，而且也不能确定自己未来的目标。因此，创业者倾向于选择合作，而不是竞争。
第三，整合不同理论。创业研究吸引了不同理论流派的关注，各流派从不同的角度对创业现象进行了解释。但是，不同理论关注不同的问题，并且使用不同的概念，导致已有的研究缺乏系统性。例如，创业警觉研究主要关注创业机会的发现，但却忽视了开发机会的行为；而行为学派则更强调机会开发行为的规律性。在概念方面，因果倒置理性强调对偶然事件的利用，而不是规避；而其他文献中的即兴而作有类似的含义。因此，协调不同理论所使用的概念，为创业行为的理论化构建一种共同的语言，是创业行为研究面临的重要任务。
第四，研究方法。过去的创业行为研究大多采用截面调查或资料回顾法，这些方法很难进行因果关系考察，难以发现创业过程的特殊性。为克服研究方法缺陷，创业研究学者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目前，以PSED项目为代表的跟踪式纵向调查方法逐渐成为创业行为研究的主流模式，这种方法通过考察在建企业，记录创业行为、事件、战略决策、典型活动，来追踪新企业的发展过程。基于PSED项目的研究已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具体可参见张玉利和杨俊发表在《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年第8期的文章。在我国，创业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学者们一直在密切跟踪国际创业研究的主流和发展趋势，也有学者开展了基于创业行为的实证调查，如张玉利和杨俊(2003)、林斐(2004)等，但还没有跟踪式的调查研究，对创业行为的探索尚处在起步阶段。因此，借鉴规范的研究方法，是推动我国创业研究发展的关键。
第五，创业行为效果研究。创业行为研究既应该包括对行为本身的考察，同时也要关注创业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因此，考察创业行为对新企业创建过程的影响是创业行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Delmar和Shane(2003)研究发现，计划行为对新企业创建具有正面影响。Baker和Nelson(2005)的研究表明，新企业采用有选择的“有限资源创造性利用”行为比采用固定模式的行为更能够实现业绩增长。但是，相关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如Honig等(2005)的计划行为研究表明，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正如 Sarasvathy和Kotha(2007)在讨论创业者的行为逻辑时提到的那样，虽然因果倒置理论的发展基于多种可靠的研究，但也不能推断因果倒置模式应用与新企业成功创建之间的因果关系。[17]Crossan(2005)也认为，即兴而作能否有效发挥作用，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鼓励探索的文化、即时沟通、组织记忆、专门知识和合作技能。因此，创业行为效果研究一方面需要借鉴规范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需要关注中介或调节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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