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会党论文,全会论文,三中论文,深化改革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里程碑。透过两万多字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可以看出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下面，侧重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谈谈学习领会《决定》的一些体会。
一、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一)《决定》第一次系统提出实行“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当时主要是农村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行以城市为中心的整体改革；十五届三中全会和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和推进农村改革；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提出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制度“六位一体”的全面改革。这次改革的特点：一是“全面”，不是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二是强调“配套”，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牵扯，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实现“中国梦”和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总开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决定》是对35年改革历程的全面总结和新一轮改革的伟大号召。
(二)第一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这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往历次三中全会虽然都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展开，但相对侧重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着眼于计划与市场、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等经济体制改革，这次则提出治国理政的方略，强调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特别是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观念和制度的重大创新和突破。这里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指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六位一体”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或国家制度，其要义，是以执政党为主导、以法治体系为基础、以系统的制度安排为支撑；“国家治理能力”则指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经济社会各方面事务(如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相辅相成：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体现，二者应齐头并进、协调发展。
治理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叫“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科技、国防)，现在可以说是“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从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说就是要做到六个“紧紧围绕”：在经济方面，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在政治方面，要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在文化方面，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社会方面，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形成资源利用更加节约、生态环境更加优美、人与自然关系更加和谐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在党建方面，要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致力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一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方向，发挥“中国特色”；二是发挥大国作用，承担大国责任和义务；三是将全面深化改革与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将国家治理提高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高度，表明了国家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和加强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的能力将跃升到一个新高度。
(三)第一次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都提出发挥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讲话提出“形成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上关于“更大程度”、“更好”、“更大范围”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的提法，都是对十四大报告的坚持和提升。这次《决定》则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到“决定性”的高度，这是党的历史上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和创新，是对2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历史总结，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和科学定位，也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用习总书记的话说是“四个有利于”：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
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结合当前形势，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一是市场开放。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不仅要向国内开放而且要向国际开放。开放对改革具有“倒逼”作用。当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进行了15年，其中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向“市场经济国家”过渡或转轨，所以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新一轮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谈判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从货物到投资、政府采购、服务业，还要求国有企业实行“竞争性中立”①。我国要参与和引领新一轮国际竞争合作必须进一步开放市场，这是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前提条件。二是市场规范。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和法治经济，开放的市场必须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为了解决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竞争不充分的问题，必须反对地方保护、反对自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反对行政性垄断，这是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保证。三是市场效率。市场经济是高效率经济，主要取决于市场经济的三大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主要体现在信息传导、资源流动和供求平衡，这是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具体体现。同时也应看到，市场不是万能的，就像政府不是全能的、也会出现政府失灵因而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一样，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也会出现一定的盲目性和自发性，不可避免地出现市场失灵。因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不是起全部作用，还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也就是说，在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实行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结合，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也是适应当前世界新一轮规则制定和发展战略变革、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需要。
(四)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并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做了部署
以往历次改革的重点都是经济体制改革，这次仍然如此。所不同的：一是范围更加广泛。主要有6个方面：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此外，在“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中还有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这样，加在一起共有8大方面30条，占全面深化改革15项内容、60条的一半及以上。二是任务更加艰巨。目前改革步入“深水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期”，全面深化改革是“非帕累托式”改革，势必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因此比前一阶段的改革更敏感、更艰巨。三是更具整体性、全局性。经济体制改革的教训为其他改革提供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为其他改革增强信心。当下不仅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任务繁重，而且与其他领域改革紧密相连，因而经济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具有“重中之重”的作用。为此，必须正确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系。
二、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一)《决定》进一步重申了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强调了非公有制经济同等重要的地位
一是提出“两大支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二是强调“两个都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比以往历次三中全会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提法都高。三是重申“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经济发展。四是增强“两个活力”。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特别是提出“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这在过去也未提及，足见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寄予厚望。
(二)进一步提出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
一是充分肯定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012年，非公有制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已超过60％，对发明专利的贡献达到65％左右、对技术创新的贡献达到70％左右、对新产品的贡献达到80％左右，吸纳了80％的城镇就业、90％的新增就业，为1.8亿以上的从业人员提供了主要的工资性收入、为3.6亿以上贫困人口解决了生计问题，为国家财政提供了69％左右的税收[2]。二是首次提出两个“不可侵犯”。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多种所有制经济的“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这在党的文件上还是第一次。今后，我国的《宪法》完全可以写下这浓重的一笔。三是坚持“三个平等”。坚持权利平等，为非公有制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基础和保证；坚持机会平等，进一步拓宽了非公有制经济准入领域；坚持规则平等，赋予非公有制经济参与竞争的平等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四是废除阻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歧视性政策。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主要是从企业设立与注册、市场准入、税费方面完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法规政策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主要是拆除“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为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主要是增强特许经营领域的透明度和规范度，消除非公有制企业“不愿进、不想进、不敢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约束，拓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领域。五是实行“三个鼓励”。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企改革，可以进一步实现“体制外推动”；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将推动公有制、非公有制经济深度融合；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目前，全国1086万户私营企业99％为中小企业、90％为家族企业)朝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发展，将进一步提升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水平，实现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三)明确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深化所有制改革和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核心课题
一是充分肯定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制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在以往三中全会没有提过，具有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这是因为，只有混合所有制才能充分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用100％的国有资本带动100％的社会资本，其放大功能只有1；以1％的国有资本带动99％的社会资本，其放大作用为99。根据国资委的意见，未来将允许更多的国有经济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到2020年，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将实行股权多元化，除少数特殊领域外，大部分国有企业都要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可以根据需要实行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参股，也可以实行优先股、黄金股[3]。二是用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办法深化国企改革。主要是提出“三个允许”，其中前两个是“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用这一办法来克服国有企业弊端，具有深刻的含义。通过相互参股、结合、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再造”，顺应了国际上国企市场化的大趋势，国有企业的实力与民营企业的活力相结合，可以进一步增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竞争力。三是“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4]，这对充分调动企业各方面积极性非常重要。从国际和国内经验看，员工持股制度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的微软、思科等世界一流企业都实行了雇员持股，提高劳动生产率15％～30％；我国的华为、海尔等企业也实行了员工持股，成为行业的排头兵。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沈鼓(对企业管理层)、沈阳机床(对科技人员)准备也实行这一制度。员工持股制符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尊重劳动创造价值的产权制度，这一制度也叫“金手铐”。具体来说，员工持股就是企业根据员工贡献大小，将部分股份分给企业管理层、科技人员和普通职工，或由职工自愿出资购买，使全体职工都能获得财产性收入。因此，有人说员工持股的意义不亚于“两弹一星”[5]。
(四)明确提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方向和具体做法
一是明确指出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的重点。主要有六个方面：“规范经营决策”是要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资产保值增值”是要完善国有企业资产经营业绩考评体系，“公平参与竞争”是要分类推进自然垄断行业国企改革和破除行政性垄断，“提高企业效率”是要推动企业创新，“增强企业活力”是要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承担社会责任”是要遵守生产者道德、维护职工合理权益、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权益、保护知识产权、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其中，“承担社会责任”是首次提出。
二是第一次提出“准确界定不同企业功能”，也就是实行分类改革。今后国资委将根据国企的功能定位实施分类：一类是公用类企业。主要指承担人民生活服务的公用事业单位，如城市供电、供水、供气、公交、地铁、机场、基础设施企业等。第二类是保障类企业。主要指自然垄断行业企业和特殊企业，如石油、电网、电信、金融、重要运输、国家储备企业、军工企业等。第三类是商业类企业。主要指前两类企业之外的其他企业，这些企业都属于充分竞争性企业。对不同类别的企业实行不同的政策[6]。同时，提出国有资本要“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国资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还要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主要是由国有资本控制其“网络性”环节(如电网、电信网、航空网、铁路网、原油管网等)，而对其他业务(如供售电两端、机场、火车站、油田及其附属业务)则交由市场，从而为自然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此外，还要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性垄断。
三是对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出新要求。主要是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职业经理人队伍，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深化企业内部人事、用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做到“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企经营投资责任追究，解决过去“拍脑门儿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大腿后悔、拍屁股走人”的“四拍”现象；在政府和市场选择经营者方面，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做到主要由“市场选择经营者”；为了解决国企高管薪酬过高问题和反腐败，要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企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
四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提出量的要求。主要是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国有资本收益俗称“国企红利”。国家从2011年起提高四类央企上缴财政比例：专营类企业(如中国烟草)上缴20％、一般资源型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上缴15％、竞争性企业(如钢铁、运输、电子)上缴10％、特殊类企业(如军工、转制科研院所企业)上缴5％，平均上缴水平约为15％。尽管如此，与垄断行业的收入相比显然偏低，与央企的地位极不相称，因此引起社会广泛热议。这次明确规定到2020年，将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提高到30％，预计年增2％，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从而回应了广大群众的诉求。这个比例大体相当于国际上国有企业平均分红30％的水平[7]。
五是对国资改革、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投资方向做出质的规定。在完善“国家所有(分级代表)、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过程中，着重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企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是具有显著投资银行特征的公司。主要进行企业重组、兼并和收购、发行公司证券等业务，开展资本运作和私募股权投资(PE)及风险投资(VC)。其功能和作用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提高国有资本流动性，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的带动作用，将若干支柱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打造成为优强民族产业。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功能和作用是推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重塑有效的行业结构和企业运营架构，避免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切实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等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壮大。
由此可见，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之一是促进产融结合，培育产融结合财团。这样做有利于提升资本运营效率，形成规模经济，降低交易费用，实现优势互补，促进企业国际化，通过产融结合集团发展子公司成为世界500强，这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8]。今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的方向是“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点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这显然不同于一般的竞争性企业。以上措施既是对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方提出的“竞争中立”的明确回应，也是增强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竞争力、更好地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形象地说，未来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将形成三个层次的架构：第一个层次是国资委，从过去以管企业为主改为以管资本为主、从管全口径的资本向管理出资人投资资本转变、从管企业经营者向管理央企董事会代表转变、从管企业重大事项向部分委托董事会授权管理转变，即主要负责制定规则与监管，“只当老板不当婆婆”，相当于比赛场上的裁判；第二个层次，即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主要负责持有、运营国有资本和股权，相当于运动队的领队和教练；第三个层次是众多的国有企业，相当于运动场中的运动员。这种架构符合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精神、国企和国资改革的市场化方向。
三、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是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一)《决定》第一次阐释了“现代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
市场是沟通微观经济(企业)和宏观经济(政府)的桥梁和纽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十四大以后的提法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十七大提出加快形成现代市场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全面阐释了现代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一是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二是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三是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这样，就明确阐述了生产者主权、消费者主权、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为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提供了理论前提。
(二)进一步提出建立市场规则、完善价格机制和土地市场
具体来说：一是在建立市场规则方面，第一次提出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负面清单”、优胜劣汰的市场进出规则。实行负面清单准入管理方式(“非禁即入”、“法无禁止皆可为”)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改革：它为市场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大空间，可以减少政府审批范围、减少自由裁量权和寻租空间，有利于促进竞争，而且符合国际惯例②。这一方式最早出现在对外投资领域，这次将其推广来用于内外资企业，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表明我国“以开放促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同时，要进一步改革企业登记制度，强化市场竞争规则，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从而为“市场规范”扫除障碍。二是在价格体制改革方面，突出强调市场定价的作用。第一次提出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也就是“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作用，推进资源性产品(水、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价格和电信资费改革，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缩小政府定价的范围，将其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这都有助于提高“市场效率”。三是在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方面，第一次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市场用地。主要是统一土地一级市场，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建立兼配三者利益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这些做法都有利于“市场开放”。
(三)在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实现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举措
我国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是逐步推进的：最早是商品市场，而且先是生活资料市场(如城市集贸市场)、后是生产资料市场、然后是生产要素市场(如各种劳动力市场、城市土地市场、资本市场)，而金融市场比资本市场更宽泛。我国的金融市场也是逐步建立的，利率、汇率、人民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也是逐步放开的，这样做有其必然性。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连逃两劫，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构筑了人民币资本项目的“防火墙”。但是，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乃大势所趋。在四大国有银行商业化的基础上发展民营银行，加快发展资本市场，也是为了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满足人民多元化的投资需求。因此，《决定》提出：一是推进金融机构多元化。在国有商业银行实行商业化经营的基础上，允许设立民间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为了防范和化解大中小型银行发展水平不一而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还要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二是推进资本市场多层次化。在继续完善主板市场、中小板市场、创业板市场的同时，努力建设“新三板”(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四板市场(区域股权市场)，以及国际板市场(上交所)。当前主要是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三是鼓励实行金融创新。就是以虚拟经济促进实体经济的要求，以新的金融供给结构满足多元化的融资需求。如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加速了金融脱媒，冲击了传统融资模式，当前市场上出现了许多“宝”，如支付宝、余额宝、易付宝、活期宝、现金宝、收益宝等，越来越多的网络巨头先后投入互联网金融这片“蓝海”，一方面丰富了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促进了金融市场创新和金融产品创新；另一方面也为金融监管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四是逐步实现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当前网络上流传一句话“人民币对不起人民”，说的是人民币“内贬外升”：2000—2012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达34％、人民币升值超过30％。主要是人民币发行机制有问题。发达国家央行主要以购买国债作为基础货币，我国主要以再贷款、外汇占款作为基础货币。2012年，我国广义货币(M2)为97.42万亿，约占当年GDP的1.88倍，其中外汇占款20.82万亿，占GDP的40.2％。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央行从2002年起发行央票，作为冲销流动性的手段。但央票并非治本之策，只是短期内锁定流动性，随着央票到期，还本付息压力更大。由于没有回流机制，流通中的货币量越积越多，大量货币追逐有限商品必然造成通胀压力。加之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逐年攀升，全球主要货币(特别是美元)对人民币贬值，造成人民币被动升值。因此，为了增长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内生性，必须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弱化对外汇占款的依赖性，由以汇率为基准向以利率为基准转变。从金融改革的顺序看，应是汇率改革先于利率改革，先汇率市场化、再利率市场化。而利率市场化需要有一个“基准”，国债收益率曲线主要用来描述各个期限国债的到期收益率，由于国债的主权信用特征，国债收益率曲线在经济金融运行中具有独特的基础性和指标性功能。今后，要进一步提高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准确性、权威性和完整性，发挥其在金融配置中的作用。为了减轻货币发行过多造成的通胀压力，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使人民币“走出去”，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但这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目前，我国已开始实行从贸易互换到境外贸易结算、再到境外投资结算的“三级跳”，长期目标是成为国际货币。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十分审慎，做到“能管住再放开”，否则要出大乱子。因此，《决定》提出“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9]这种做法比较稳妥，主要是保证金融安全，同时也可以为使人民币逐渐成为世界结算货币、计价货币和储备货币奠定基础，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
(四)从发展技术市场的角度提出深化科技市场体制改革的新要求
技术市场是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实行创新驱动战略必须健全科技市场、完善科技市场机制。一是科技体制机制创新。中国要想成为科技强国必须鼓励科技创新，因此要建立健全鼓励创新和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二是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机制创新。当今之世，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新一轮开放谈判的重要内容，各国都十分重视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我国也不能落后。主要是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技术转移机制，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创新商业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三是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完善政府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机制，构建公开透明的国家科研资源管理和项目评价机制等。
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
(一)《决定》进一步明确了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
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不能忽视政府的作用，但要进行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主要有：一是建立法治政府。这是坚持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需要，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需要。在十八大提出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基础上，《决定》提出进一步建设法治政府，充分体现了依法治国的治国理念，这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制度保证。二是对政府的职责和作用进行了新概括。过去主要强调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并将其明确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大职能。十八大的提法更加宽泛，提出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决定》提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等八个方面，这是提得最多的一次，说明政府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大有可为的。三是第一次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分工。过去主要强调中央政府的职能，这次对地方政府职责也做了明确界定。强调中央政府主要是“加强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地方政府主要是“加强地方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10]，从而明确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四是进一步推进政府改革。对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机构，优化政府组织机构，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管县(市)”等提出了新要求。
(二)对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和调控机制进行了新概括
一是明确提出了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主要有六个方面，即“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其中的第3—5项任务都是首次提出。二是对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有了新提法。就是要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的新体系，其中“以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与“价格”手段相协调是首次明确提出。三是第一次提出要“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这比过去单纯提国际经济政策，更能凸显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四是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提出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主要是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减少政府行政审批，强化新的市场准入标准，建立健全防范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机制③。五是第一次对政府政绩考评体系做出重大改革。提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从而对以GDP为导向的“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亮出了“红牌”，同时提出“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七项指标的权重，实现由“经济GDP”向“绿色GDP”、“幸福GDP”的转变。同时，还要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主要是将R＆D支出作为固定资本计入GDP，改进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核算方法，将雇员期股制计入劳动者报酬等。这些提法不仅对国家和地方的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和晋升，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其重要程度不亚于经济。
五、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一役
(一)《决定》第一次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主要强调国企改革、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为国家提供更多的财源。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之后，我国财政收入(主要是中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为改革带来了“财政红利”，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慢于GDP、财政收入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鉴于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财政正处于“政府过紧日子”以保证“人民过好日子”的过渡阶段，此时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恰逢其时，同时也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为此，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大体说来，现代财政制度主要包括税收制度、预算制度、政府间财政关系、国库与政府现金管理和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制度等五个方面[11]。
(二)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关键一役
一是将财税改革提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35年来，我国经历了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城市改革主要有价格改革、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外贸体制机制改革等各项改革。财税体制也经历“利改税”(第一步和第二步利改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但是，以往的财税改革只是在经济改革、单项改革的层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其提高到国家治理、全面深化改革的层面：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12]这是适应我国当前财政状况，同时也是借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教训、特别是美国两党“债务上限”之争所造成的恶劣国际影响，在财政理论和国家理论上的升华。二是税制改革全面铺开。在间接税(主要是增值税、营业税、国内消费税、关税)改革(如“营改增”、调整消费税等)继续推进的同时，为了解决缺乏地方税主体税种的问题，提出要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的比重，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体制，加快房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三是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将分税制“进行到底”。目前我国地方财政出现很多问题，主要是省以下财政体制迟迟不能进入分税制状态，出路在于将目前的中央、省、地级市、县(含县级市)、乡镇这五级财政逐渐减为三级，逐步推进“乡财县管”、“省直管县”两个层面的“扁平化”改革[13]，其前提就是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确定地方事权，努力实现转移支付结构优化，这也是前一段有人提出的“事权与财权”相统一(《决定》的提法则是“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四是改进预算管理制度。主要是改进年度预算调控方式所带来的“顺周期”问题(如“雪上加霜”、“热上加热”)[14]，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解决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看不懂”财政预决算报告的问题。今后，将不再采取重点支出同财政支出或GDP挂钩的方式，开始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或编制中期预算，这是一项重大改革，旨在避免“数字游戏”、“数据出官”，从长远来看将建立周期性预算平衡机制，这是我国预算管理制度改进的方向。
六、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决定》提出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现路径
2012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5 680美元、开始步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障碍是城乡“二元结构”，扩大内需、实现内需驱动也必须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那样“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在具体路径方面：一是加快构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推进农业经营方式创新，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二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主要是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护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这是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渠道。三是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收益要做到“三个保障”：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护农民公平分配土地增值收益，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同时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重要保证。
(二)明确指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
一是第一次提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现“新四化”，其中之一是新型城镇化。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模式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基本特征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二是建立新型城镇化的投融资机制。主要是“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置投资和运营，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三是有序进行县设市。赋予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四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五是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15]，从而有助于解决“农民变市民”之后穿好就业、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五件衣服”的问题。以上这些都是实现建设新型城镇化目标的重要问题。
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以开放促改革”的必然要求
(一)《决定》对进一步扩大开放、以开放促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当前，我国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和深水期，发展处于转型期和转换期，需要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倒逼”国内改革，为我国再造一个“开放红利期”。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进行了重要部署。一是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十八大提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和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二是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我国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体制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比较突出。相对来说，外贸体制改革更深入一些、利用外资特别是对外投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商品贸易发展较快、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制造业开放比较快但需要进一步深入。因此，今后应加快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三是创新利用外资管理体制。多年来，我国采取逐案审批和产业指导目录的外资管理方式，对内外企业实行不同的法律法规，造成行政成本和营商成本较高。今后应统一内外贸法律法规，为企业创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四是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主要是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做到“三个允许”：“允许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16]，从而为个人和企业“走出去”开辟新的领域。近年来，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创新。如吉利收购瑞典沃尔沃轿车公司、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中石化收购瑞士Addax、沈阳机床收购德国希斯公司等。个人境外投资也有了很大发展，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其投资遍布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同时也提出进一步保护国外投资安全的问题。
(二)提出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新对策
一是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了应对美国“重返亚洲”、“亚洲再平衡”战略和实施“两洋协议”④，积极参与新一轮国内贸易规则制定，提出通过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CSFTI)，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二是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自由贸易区(FTA)是区域一体化重要动力。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有经济全球化向区域一体化方向转变的新趋势。在WTO多哈回合多边谈判受阻的情况下，国际贸易谈判更多地转向双边继而再向多边转变的新动态。截至2013年7月，向WTO通报并仍然有效的区域贸易安排249个，70％是近年出现的，WTO的159个成员中只有1个没有参与。目前，中国已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12个，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总体水平不高、规模有限[17]。今后要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要抓紧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积极推动中韩、中日韩、中澳(澳大利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自由贸易谈判，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以对抗美国的“亚太自由贸易区”战略)，适时启动其他自贸区谈判，从而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三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基础上扩大内陆地区开放。要使其成为沿海加工贸易链条承接地，推进内陆地区面向东南亚、中亚、欧洲等地区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发展江海、铁海、陆航等多式联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四是在沿海开放和沿江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沿边开放。这对于优化对外开放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设繁荣稳定的边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八、就业机制、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一)《决定》突出强调健全就业创业体制机制
一是实现发展与就业联动。习总书记强调要靠改革开放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18]。经济快速发展要保持增长底限，主要关注的是就业。因此《决定》第一次提出要“建立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联动机制，健全政府促进就业责任制度”。二是消除各种歧视、实现城乡均等。主要是“规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完善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三是完善失业保险和统计制度。“增强失业保险制度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功能，完善就业失业监测统计制度”，在完善城镇登记失业统计制度的同时建立农村失业统计。四是协调劳动关系。其中，“创新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是在完善劳动合同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工会和社会组织三方的协调作用，“畅通职工表达合理诉求渠道”[19]，主要是畅通举报投诉渠道。五是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如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和退役军人等。
(二)进一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一是初次分配更好地体现效率与公平。主要是“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为此要建立一系列机制，主要包括：与劳动要素市场相关的机制，如“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和津贴制度，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增长机制；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特别是将“知识”列入要素市场还是第一次；“优化上市公司投资者回报机制，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这些都是老百姓关心的实实在在的切身利益。二是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决定》在十八大报告有关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延展细化，通过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和政策举措，弥补初次分配因生产要素占有不公平而形成的“短板”，形成缩小收入差距的长效机制，这方面尤其需要政府责任到位，如扩大税收调节力度，减轻中低收入者税负，加大对高收入者税收调节力度，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服务支出，完善慈善援助减免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三是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这是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途径，为此要“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20]，通过一系列手段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三)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相当于第三次分配，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为了避免“福利陷阱”、摆脱“福利改革之困”，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个人劳动收入、财产性收入和社会保障大体上各占1/3[21]。我国现在还达不到这个水平，只能实行较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一是保基本、扶最低。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建立健全合理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健全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二是政府、个人和市场相结合。社会保障制度既要发挥政府作用，又要注重个人责任，同时还应重视市场的功能。为此应健全社保财政投入机制，推进基金市场化、多元化投资运营，加快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保险，构建多层次社保体系。三是健全特殊群体的服务保障制度。如社会养老、农村关爱服务、残疾人权益保障和困难儿童分类保障制度等。
九、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一)《决定》提出建立健全资源保护制度和管理体制
一是第一次提出建立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在建立健全物资资本产权制度、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基础上，提出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从而为自然资源保护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和监管体制。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三是强化资源保护责任。“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四是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22]，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扩大资源税覆盖范围，推行水权交易制度等。
(二)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管理体制
一是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二是实行生态补偿制度。“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三是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四是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健全国有林区经营管理体制，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23]。
注释：
①“竞争中立”是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能源和农业事务的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在纽约外国记者中心举行的发布会上提及的概念。根据霍马茨会后对记者的解释，“竞争中立”的意思是使竞争不受外来因素的干扰，其核心是对现有国际经济规则进行更新和调整，以“弥补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无法保证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公平竞争的缺陷”。提出“竞争中立”有一个潜台词，即认为中国模式对美国的经济、安全和世界影响力以及国际经济秩序已经构成直接、重大威胁。“竞争中立”将使中国的国有企业不再因与政府的各种联系而具有特殊的竞争优势。
②2013年9月30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公布了负面清单：对外商投资的“禁止类”项目主要有：新闻机构，图书、报纸、期刊的出版业务，音像制品的出版、制作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电影制作公司、发行公司、院线公司；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网吧)；博彩业(含赌博性跑马场)、色情业；高尔夫球场的建设、经营；义务教育以及军队、警察、政治、宗教和党校等特殊领域教育机构、经营性学前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等教育机构。属于“限制类”的项目主要有：电影院(需中方控股)，广播电视节目、电影制作业务(限于合作方式)；大型主题公园的建设、经营(有一定限制)；外商独资的医疗机构(投资受到明确限制：投资总额不得低于2[)(]0万元人民币、经营期限不得超过20年、不允许设立分支机构)；经营性教育培训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只能采取中外合资方式)；非经营性学前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中教育、高等教育机构，以及非经营性教育培训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仅限合作，且不允许设立分支机构)。
③2012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5大行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3.7％、71.9％、73.1％和75％，均达到国际上低于75％的产能过剩标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实行产业结构国际转移，向国外输出过剩产能，二是淘汰国内落后过剩产能，无论实行何种对策都必须建立健全防范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
④“两洋协议”即美国倡议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简称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简称TTIP)。TPP于2011年提出，计划2013年完成，目前共有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秘鲁、越南、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日本等12个国家参加谈判，其GDP、贸易总量各占世界的40％；TTIP于2013年6月提出，计划两年内完成，主要是由美国和欧盟28个国家参加谈判，其GDP占世界50％、贸易总量占世界30％。“两洋协议”谈判的目的在于排斥WTO、架空APEC、对抗“10＋X”的与东盟谈判进程，进而达到架空、“边缘化”中国的目的。这一协议几乎将与中国前10位的贸易伙伴“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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