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真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谛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的20年。今天，我国的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期，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把握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真谛，总结我国20年改革的经验，探寻改革的规律，对深入推进我国的改革进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真谛是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什么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真谛？我理解，就是变革束缚人们积极性的旧体制，建立有利于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新体制，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全部改革思想的核心，并在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进程中贯穿始终。
早在1975年8月， 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中就指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页。）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中，邓小平同志在谈到经济体制改革时特别强调：“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6页。）
此后，邓小平同志凡谈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谈如何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调动人们的积极性问题。他说：“脱离了当地的客观经济现实，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样制订出来的政策就不能调动积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3页。）他还说，在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1页。）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农村改革的成功，邓小平同志对农村改革做了这样的概括：“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7页。）“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 就是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80页。）
农村改革是调动积极性，城市改革也是如此。他指出：“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80页。）“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 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2页。）“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 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现在我们把这个经验应用到各行各业，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2页。）
1988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 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突出到中心工作的位置。他说：“我衷心希望你们把发展生产力、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作为中心。”（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0页。）
可见，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真谛就是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把它展开来说，包括这样几层意思：
——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即解决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只有通过改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才能真正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才能不断前进。
——调动人们积极性必须重视物质利益，必须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不重视物质利益，只讲革命精神，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只有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才能建立起持久的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才是唯物主义。当然，讲物质利益并不排斥倡导革命精神。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也是调动人民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人们积极性的真正发挥，不仅存在一个调动的问题，还有一个解放的问题。要通过下放权力等一系列改革，破除一切影响人们主动创造精神发挥的束缚。
——调动与解放人们积极性的改革，既包括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激励机制主要靠经济体制改革；而破除一切影响人们主动创造精神发挥的权力束缚主要靠政治体制改革。二者必须相辅相成，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二、20年来我国改革的主线是如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是秩序，二是动力。二者正象汽车运行的控制系统与发动系统一样，缺一不可。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之初，曾一度解决了这个问题。秩序靠计划经济，动力靠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后迸发出来的劳动热情。但随着实践的前进，人们发现靠计划经济建立的秩序，既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也产生不了以竞争为动力的激励机制。而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以后焕发出来的劳动热情，在物质匮乏、民主不完备的社会环境中是难以长期保持的。正象邓小平同志所说，精神激励是可贵的，但却是有限的。从1957年以后，阶级斗争成为驱动人们劳动的主要手段，但阶级斗争从根本上讲是压力，而不是人民群众自觉的劳动积极性。它的作用更是有限的，并且是非人道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改革，说到底，就是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也就是建立调动人们积极性的长久持续的激励机制。
1980年到1983年的农村改革，是最成功的改革。它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以户为单位的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农民群众的劳动付出与劳动所得密切联系起来。交了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余全是自己的。血缘亲情关系使家庭中的每一个个体都不会计较得失，而是尽最大力量从事劳作。特别是人民公社解体以后，从根本上瓦解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大锅饭体制，保证了以户为单位的责任制的巩固与发展。承包责任制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措施，人民公社的解体是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措施。经济体制改革贯彻了物质利益原则，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政治体制改革破除了影响农民积极性发挥的权力束缚，解放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1980年至1983年的农村改革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决了农业发展的动力问题，成为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改革。
城市的改革，或者说工业的改革，比农村、农业的改革复杂得多。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工业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它无法以一家一户为单位来进行。整个社会分工合作的社会化大生产，如何贯彻物质利益原则，使每一个人的劳动付出与劳动所得对等起来，成为这些年来工业改革所要解决的最根本的、也是最难的问题。正是这一问题解决的要求与进程，形成了十几年来我国工业改革的不同阶段。
工业改革的全面铺开是从1984年开始的。在这之前，许多地方工业改革已经在探索。这一阶段的工业改革，主要是“包”字进城，也就是普遍推行承包责任制。城市改革的承包主要分两个层次，一是企业内部承包制，包括车间承包、班组承包、个人承包以及计件工资等多种形式。企业内部的承包，使工人的劳动付出与劳动所得密切结合起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再一个层次是企业对上级部门承包，其作用也是定死上交部分，剩余部分由企业自主支配。工业改革的第一阶段比较容易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因而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特别是一线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带来了1984年至1988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要比较一个企业内部不同单位、不同个体劳动贡献的大小是容易的，但是，要比较不同企业之间到底谁最适应社会的需要、谁的贡献大却是困难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使得价格并不真正反映价值，产品形不成商品而无法在整个社会范围进行交换与比较，因此，也就无法确定每一个企业到底对社会贡献多大，无法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这样也就势必影响企业及劳动群众的积极性。改革的深入呼唤着市场经济，人们劳动积极性的进一步调动迫切需要市场经济。所以，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进行的计划体制、价格体系、金融体制、财税体制、劳动制度等一系列改革，都是围绕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展开的。其目的就是让价格反映价值，让每个利益主体的劳动价值都能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做出灵敏、快速、准确的反映与比较，以便获得相应的物质利益和社会承认，充分调动社会每一个利益主体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承认并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层原因也在于此。
三、今天改革能否深入，关键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调动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
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真谛是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我国20年改革的主线是如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改革的实践是在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它又反过来验证了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正确。实践表明，凡是有利于调动人们积极性的举措，必然能推动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凡是无助于调动人们积极性的举措，必将被改革实践所抛弃。
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找到了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途径——承包制，找到了如何调动工人积极性的途径——加强企业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也已初步建立——它使在全社会范围内比较每一利益主体的劳动付出成为可能。现在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调动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这是改革攻坚战必须去啃的硬骨头。如果企图绕过这一问题，就是没有把握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真谛，就是无视二十年改革的经验和规律，那样的改革必然毫无出路。
要调动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积极性，最基本的就是象邓小平同志讲的：要重视物质利益。重视物质利益，必须使企业经营的好坏和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企业经营好了，所有者得到相应的利润，经营者得到相应的薪水；企业亏损了，所有者的资产要受到损失，经营者的薪水要受到影响；企业破产了，所有者的有限财产化为乌有，经营者只能另谋出路。在动力与压力的双重作用下，所有者才会真正关心自己的企业，认真挑选企业的经营者，慎重对待企业的每一项重大决策，严格监督经营者的行为。经营者才会倾其全力搞好企业经营。
要使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付出与获得相对等，企业必须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传统的国有企业是国有国营，国家通过计划来管理全国的各个企业。实际上，国家是各个国有企业唯一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法律定义上作为所有者的人民与企业经营的好坏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他们并不关心企业经营的好坏，他们也无权决定企业经营者的任免、企业发展战略等重大问题，无法影响企业经营的好坏。在只有国有经济这一个利益主体的情况下，市场竞争、价值法则、优胜劣汰都无法发挥作用，所以根本谈不上调动所有者和经营者积极性的问题。
要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必须以邓小平改革思想为指导，切实贯彻党的十五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加大改革力度。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一是要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确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真正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能再将其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非公有制经济中所有者、经营者的利益与企业经营的好坏是联为一体的，这有利于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二是放活小的国有企业，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使小企业的所有者真正到位，使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与企业经营好坏的关系尽可能紧密地联系起来。三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加快推进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要切实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在这种改造过程中，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是关键。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可以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要允许和鼓励个人、私营企业集团、外资参与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投资。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长期存在的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的问题，真正使所有者成为有利、有权、有责的所有者，使经营者成为自主经营的经营者，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使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在市场激励机制的作用下得以最大限度的调动和发挥。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一是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二是通过大中型国有企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以及相应的改革，逐步调整政府的所有者职能，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者职能。只有调整政府的所有者职能，政府机构才能够真正得以精简，才能够更好地履行社会管理者职能，也才能使名副其实的所有者到位，使所有者和经营者各得其所，发挥出最大的积极性。
总之，我国20年的改革在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指导下，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目标，跨过了一道道艰难险阻，也创造了一次次的辉煌。今天能否建立起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奠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改革攻坚的最后决战。打好这一仗，以市场竞争为核心的动力机制就能真正建立起来，人们的积极性就会被充分调动起来并持久保持下去。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秩序，再有了持久的动力机制，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才能一往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