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士气建设探析_美军论文

美军士气建设探析_美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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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E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11-5381/D(2013)-09-88-05

士气起源于古代哲学家、军事家对军事行为的反思,现已成为军事心理学、军队政治工作学等学科的一个重要概念。自人类有武装冲突以来,士气就在战争舞台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现代战争中,士气作为一种军事“软实力”,不仅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战争决胜的重要因素。诺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中就谈到,当军队士气不振时,任何战术上的规律都不能使其获得胜利。因此,士气建设是古往今来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当今头号军事强国的美国,尤其重视军队士气的培育工作,对士气内涵的理解也由仅仅停留在心理层面,向更深层次的政治和思想层面扩展,士气激励机制不断完善。深入探讨美军士气提升机制,对于我军落实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一、美军对士气的理论解读

美军是最早对士气进行系统理论研究的军队组织之一。早在美国独立战争及南北内战中,美军就意识到军队士气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些激励士气的措施。真正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从理论上进行士气研究,是从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特别成立了一个“士气研究部”,设立专职“士气维护联络官”,对士兵进行打赢战争的意志和信心训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随着战争的扩大,大量国民应征入伍,为迅速提高军人的爱国热情及坚定战斗意志,美国又成立了士气研究组织,对军队士气进行深入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军意识到不应等到作战时才去研究士气的发展问题,因此进行了空前的努力,研究如何在平时培育部队士气。最为人知的是“单位人员配备系统”(Unit Manning System),这个系统试图通过人际关系的稳定性来提高军队凝聚力和士气。美军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士气进行系统的评估。美国陆军行为与社会科学研究院(ARI)和美国沃尔特里德军事研究院(WRAIR)对军队士气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制定和完善了军队士气量表和时期问卷。

对士气内涵的理解。在英语中,“士气”用一个专有名词“moral”来表示。美国传统词典将“moral”解释为个人、团体或军队所具有的勇气、决心和荣誉感。但美军事理论界对士气的认识和理解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士气的动机本质。1981年,美国心理学家Ingraham和Manning将士气定义为“一种心理状态,以基于对自我的信心和在基层群体中良好的感觉为特点”。1985年,北卡罗来纳大学史密斯教授在研究澳大利亚士兵在越南战争中的表现时,将士气定义为“对可分享的、至关重要的目的的一种有远见和自信的心态”。1991年,基于士气的研究和理论,Manning提供了一个官方权威的评论,并给出了自己对于士气的定义,即“士气是一种群体成员从事该群体规定活动的积极性和坚持性。”二是强调士气的多维特性。更多的军事专家倾向于认为士气包含多维特性。1967年,Baynes在对苏格兰第二国步兵团的经典研究中,把士气称作“战争中最重要的独立因素”,指出“当群体要求或期望某个体发挥作用或完成任务时,该个体所表现的一种自信的、坚定的、自觉的、自我牺牲和英勇无畏的态度。”1983年,美国陆军《领导者野战手册》(Field Manual on Leadership,FM22-100)认为,士气是指个体的心理、情绪和精神状态。它是一种自我感觉——快乐、充满希望、自信、欣赏、无价值感、悲伤、不被承认、沮丧。从上述两个侧重点来看,美军对士气的理解主要是从人的心理层次上去把握的。

对士气构成要素的认识。美军对士气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士气构成要素的界定主要包括需求满足、团队精神、组织认同、工作投入、专业精神、目标意识以及牺牲奉献等。这些要素大致可分为无形的军队群体心理状态和有形的军队生活工作质量两个方面。在第一个方面军队心理状态中,通常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军事组织承诺。它是指士兵服役的意愿和状态,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主要包含对组织的行为方式、态度观念和价值标准的模仿、内化和接受以及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的意愿和继续服务组织的愿望等方面。当军人接受了军队的价值,能为军队的目标而努力,并且有着断续服役的强烈愿望时,部队也就具有了高昂的士气。因此,军事组织承诺是军队士气的一个重要维度,通过调查军事组织承诺水平的高低,可以区分出士气水平的高低;二是军队团体凝聚力。团体凝聚力是为了有效地达成团体的目标、并保证团体成员的情感需要得到满足的一种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反应为团体成员愿意留在团体中并爆发出团结的趋势。军队团体凝聚力可以增加军人的责任性行为,有助于军人形成一致的价值观,此外,还可以增加军人的安全感和自信程度。因此,军队团体凝聚力应该是军队士气的一个重要维度。构成士气的另一个要素是军事工作生活质量。军人入伍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或动机,一般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某种内在需要。军人通过入伍参加军事工作可以获得养家所必需的工资报酬,即参加军事工作可以满足人的基本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在军营中,军人过着团体生活,存在广泛的人际联系与群体活动,这又能满足军人的社交和归属的需要;工作中军人可以通过取得成就,来获得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且由于军人的特殊地位与身份,因而较容易获得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军事工作生活质量的高低决定着军人的低级生理需要到高级需要的满足程度,而这种需求满足的程度正是军队士气的重要内涵。

士气的评估方式。美军士气评估工具主要包括士气量表和士气问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行为锚定量表(BARS)、部队风气测定量表(UCP)、战斗准备状态士气问卷(CRMQ)以及战斗排凝聚力问卷(CPCQ)。行为锚定量表为9点式量表,其评分方式是由领导者(如军官)对其下属作行为锚定的评价。量表把士气分为八个维度,即群体关系、合作性、对逆境的反应、上下级关系、表现与努力、纪律、荣誉感及闲暇时间的运用。部队风气测定量表是5点式量表,包括82个项目,有21个纬度,即军官领导力、士官领导力、主管领导、领导的可接近性、晋升政策、奖惩措施、训练质量、工具和设备、工作满意度、远离骚扰的自由度、军事纪律及礼节、人际关系、群体凝聚力、运动活动,、社交活动、药品及酒精滥用的自由度、食物、士兵对单位的态度、风气、再次服役的可能性、指挥官对UCP的使用情况。战斗准备状态士气问卷主要是调查摸清部队凝聚力和“士兵意志”,它采用了陆军研究部的野战部队问卷(Field Force Questionnaire)中的25个条目,其中包含若干个分量表,主要侧重群体因素的内容,尤其是部队凝聚力。陆军研究院的研究员从130多个作战连队中收集了追踪研究的数据,对美军野战部队的群体因素做出评估分析,以确定或判断被调查部队士气状态的优劣。战斗排凝聚力问卷共包括79个项目,每个分量表构成一个独立的因素。这些量表和问卷工具,已被广泛用于美军部队训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美军士气建设的主要机制

美军士气的高涨和低落,不仅受军队组织的直接影响,而且也受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间接或直接影响。如果有意识地改变影响士气的一些因素,就会使士气发生某些预定的变化,从而实现对士气的调节和控制。为此,美军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以求不断提升和保持美军战斗力。

多样的精神激励。美军非常重视精神教育,在参联会《2010年联合构想》中就明确提出:“美军的最大优势是其官兵的适应能力、创造精神、集体观念和献身精神”。为此,美军采用了多种方法进行精神激励,以调动官兵的积极性,激发其集体荣誉感和鼓舞士气。一是爱国主义的激励。美国把“爱国”列为军人“最基本的品质”。美军主要通过向官兵宣传美国优越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帮助军人树立国家观念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把维护国家利益、争取个人荣誉和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官兵普遍存在民族优越感和“美国至上”观念,坚信作为个人无论赞同或反对战争,都必须为美国的利益而奋勇作战。二是军人价值观的激励。美军《陆军条令》指出,军人“价值观”是军人的“精神支柱”。西点军校的价值观“责任、荣誉、国家”已被美军各军兵种奉为军人价值观的核心。为了搞好军人价值观教育,美军还把有些年份规定为“军人价值观年”,各军种还规定了本军种价值观教育的内容,极力向官兵灌输军人职业性质、职业道德观和职业价值观。三是优良传统的激励。美军认为,优良传统对培养官兵的荣誉感、团队精神和勇敢斗志至关重要。他们在团以上单位建有军史室和荣誉室,制定专门条令,论述如何整理和使用军史。军校都有各自的荣誉博物馆和战争纪念馆,军史、战史在军事教学中占有较大比重。四是军功荣誉的激励。美军很重视通过颁发各种勋章、奖章和纪念章,对官兵进行荣誉激励。美军的各类勋章、奖章覆盖面很广,共分六大类、五六十种,其中现行的统一勋章有17种、纪念章20多种。此外,美军还用为数众多的胸牌、袖章、徽章、证书以奖励在某个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军人,鼓舞士气。

优厚的福利待遇。美军认为,“仅仅用爱国心还不足以引起以军队为职业的动力”,重视军人物质利益是稳定军心士气的必要前提,在物质福利方面对军人实行优厚待遇,对于吸引人们从军和维系军心士气具有重要作用。为了吸引人才到部队服务,美军经常调整官兵工资、津贴,美军官兵的工资标准一般高于国家公务人员20%—40%,工资上调指数也大大高于美国物价上涨指数。除了领取基本工资外,官兵还享受各种补助、津贴和奖金,约占工资额的60%,并且有一套复杂完善的住房、退休金等福利制度。战时,美军对参战官兵更是采取了一系列的特殊优抚政策。例如,在伊拉克战争中,凡参加作战行动的美军,每人每月可领取650美元左右的战时津贴。假如在战争中阵亡,家属可得到1.2万美元的“阵亡补贴”和25万美元的人寿保险金。

较完善的心理引导。美军十分重视作战、执勤和其他军事行动中的心理训练,战时主要是通过随军牧师和心理医生开展心理激励,进行防护和救治。美军设有负责心理训练和心理咨询的机构和人员,现有8000多名心理工作者,他们的工作对象除了美军人员以外,还包括军人家属的心理保障。美军还成立了心理战中心和专门的心理战特种部队,对官兵的心理训练和教育工作是其职责之一。另外,牧师是美军正式编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军从事心理引导等思想工作的专职人员,被誉为“士兵心灵的救世主”。战时,牧师深入到前沿阵地,在战斗间隙举行宗教活动,为官兵做祷告、慰问伤病员,为阵亡官兵诵经安魂,以调整和缓解在作战中出现的精神忧郁、心理恐慌、情绪失衡、行为失常等心理问题。

较健全的军地互动体制。美军重视通过社会来影响教育部队,借助社会力量提高精神教育的有效性,同时在与社会的结合中也注意扩大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美军把每年的5月23日作为“军人配偶节”、每年的11月24日至30日定为“全国家庭周”。在这两个节日期间,军地双方都要开展庆祝活动。美军尤其认可军人家属对战斗力生成的作用,在战时,美军动员后方留守部队的主官、社会与家庭支援中心以及社会上的劳军、福利、慈善、宗教机构,共同做好军人家属工作,解除她们的忧虑和担心,为她们提供各种服务;还把家属组织起来,开展谈心和互助活动,教育家属不信谣、不传谣,并组织他们写信给前方的亲人,鼓励他们安心服役。目前,美军各军种均设立了社区与家庭支援中心,由一名准将担任中心司令。全军的家庭支援中心、服务中心达370多个,遍及美国本土和海外基地。这些家属工作部门在协助军方做好军人家属工作和激励官兵士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较成熟的军事训练手段。美军认为,对军队而言,只有战争和非战争时期,没有和平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军频繁发动和介入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除服务于政治目的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使军队始终得到战争实践的锻炼。美军特别强调通过军事演习和训练来锤炼士气。一是在各种军事演习中培育士气。美军认为,结合军事演习培育士气是十分有效的手段。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军队相比,美军的军事演习更具针对性、指向性,而且实战意味更强。美军诸军兵种每年进行的各类演习近千次,而且大都是实兵演习,模拟战场实战,整个演习自始至终都弥漫着浓烈的战争硝烟,让官兵仿佛置身于实实在在的战场环境之中,经历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兴奋、紧张、恐惧抑或胆怯情绪充斥于演练之中。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官兵的心理、部队的士气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和洗礼。二是在高难度训练中培育士气。强度高、危险性大可以说是美军军事训练的一个显著特点。西点军校的新生入校不久即到号称“兽营”的战术和射击训练中心进行残酷的训练,经过严格的淘汰制,最后能顺利毕业的学员不到入学时的80%。正是这些训练极大地考验了官兵的身体、心理、意志极限,培养了官兵坚强的意志和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

较高效的宣传机器。美国拥有美联社和合众社两大世界级通讯社,拥有实力强大ABC、NBC、CBC、CNN四大电视网,在世界各地拥有4000余家广播电台,拥有2000余种报刊。这些都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宣传机器,可以很容易使美国的声音主导世界舆论。美国还吸取了越战期间舆论失控的教训,实行了新闻管制,要求媒体按照政府和军方的意图进行宣传。例如,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媒体就极力对战争造势,不断配合美国政府指责伊拉克“开发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政权同‘基地’组织有勾结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对伊作战是反恐作战,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安全和民主权益等等。正是靠这样的宣传,使美对伊战争赢得了国内70%的民众的支持,同时,也强化了军人的国家意识,激励了官兵士气。在战争进程中,媒体又极力制造“解放”伊拉克人民的舆论氛围,以鼓舞军心民心、提高部队士气。反之,对任何影响军心士气和可能引起民众反战情绪的消息,尤其是国内外反战、平民死伤、美军伤亡等方面的情况大力封杀。从而保证了向官兵和民众单向度的舆论灌输,以增强民众的信心,提高官兵的士气。

较有力的法规保障体系。美军善于用法律来维护军人的权益,拥有较完备的法规体系保障军人安心服役,对保持较高士气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自建国以后,就颁布了一系列军事法规,例如,有《士兵权利法》、《退役军人就业机会法》等服役法规;有《军事统一法典》、《军事人事管理系统法》等军官管理晋升法规;有《军官职业补偿法》、《军人薪金、补贴法》等福利待遇法规,等等。这些法规都较好地保障了军人的权益,同时也保证了军队士气的生长与发挥。

三、美军士气建设的“软肋”

美国政府和军队通过各种方式对官兵进行思想灌输、精神激励、物质刺激等方式来凝聚军心、培育士气,提升战斗力,也确实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深刻剖析美军士气建设的环节过程,其中存在着一些值得我们重视关注的“软肋”。

军队的高度政治性与标榜“军队不过问政治”之间的矛盾。战争的政治目的决定战争的性质,这也是在战争最艰苦时官兵保持士气所必然会发出的终极价值拷问,即:我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我为什么要献出生命?战争价值的这种追问只有靠战争的政治目的来回答,而美军恰恰在这一追问中存在着矛盾。美军要求军队“回避政治”、“淡化政治”,军人不过问政治,并利用宣传工具对战争性质进行欺骗宣传和包装,用国家利益和个人荣誉来替代政治目的。因此,这个终极拷问必然困扰着美军官兵,从而使他们出现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影响军心士气。

军队所需的牺牲奉献价值观与个人利益至上社会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军队特殊的使命和特殊职业决定了军人特殊的价值观,要求军人服从命令、忠于国家、勇于献身、个人利益服从军队整体利益等等,这就使军人时时面临个体重要还是集体重要的价值追问,尽管美军也在军中大力强调爱国主义、牺牲奉献精神,但与美国社会价值观中个体本位观以及“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合理利己主义的矛盾是明显的,这必然影响军人的思想和行为。因为,个人主义已在新入伍军人的血液里积淀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不可能在服役期间完全消除掉。这也是美军士气教育效果受到限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军队运用宗教控制心灵与科学精神、社会信仰多元化之间的矛盾。美军利用宗教来稳定军心、激励士气,的确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宗教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其明显不足就是在信息化条件下与军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科学精神所提出的要求相背离,也就是说,这种科学精神与美军的宗教宣传有时难免发生冲突。此外,官兵的心理需求、社会信仰毕竟是多种多样的,随军牧师不能满足官兵的所有需要,而且宗教都是教人向善且和睦相处的,这与借助世俗政府的一纸命令就公然杀人、造成血淋淋的战争场面是格格不入的。一旦官兵知道了战争的根本原因,宗教就可能失去作用。

美军对高新武器的过分依赖与一旦受挫缺乏勇气之间的心理矛盾。冷战后,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军事强国,美军利用这一点大肆宣扬自身武器装备优势、作战理论先进、作战手段方式高效等,并一再强调这些东西与其他国家形成的时代差。同时,对一些高技术装备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进行了神化,其目的就是要消除官兵的畏惧心理和对战争残酷性的恐怖心理,增强官兵制胜的决心和信心。这些做法在伊拉克战争等实践中曾经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随之带来的重大负面影响是,美军对高技术装备的依赖变得越来越明显,对战场残酷性和伤亡性的心理阈值越来越小,对接触战有了越来越多的恐惧感,一旦遇到强手或战争时间拖延,官兵的士气将会不可避免的低落。(执笔人:朱少华/赤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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