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燕[1]2000年在《对当前我国新闻内容变革的传播社会学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媒介真实与社会现实是对等的，新闻制作是社会现实的建构。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新闻改革使社会资源在新闻制作过程中的分配形态发生了新的变化，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新闻内容也在发生变化。 本文试图概括当前我国新闻内容变革的特征，并借鉴传播社会学相关理论对这种变革的原因进行考察，从新闻体制、新闻组织以及新闻专业文化三方面去探讨当前我国新闻内容变革的深层社会学意义，梳理这一变革的脉络，以求为正在进行的新闻改革提供一点有益的思考及对策。
王庆军[2]2015年在《消费时代的电视体育研究》文中提出“电视体育”单纯从字面上解读就是电视化了的体育,亦即由体育电视制作人将体育及其文化信息等内容经刻意甄选、放大、剪裁、重组和“超文本”链接等,以营造出一种紧张的、刺激的、狂欢的、好看养眼的体育电视作品。它是一种经电视传媒精心挑选和过滤下的体育再现,是一种动态的,生成着的,可变的,偶然性的,具有文本意义的讯息,是引导和影响受众思考和领会体育的电视文本。文章以消费时代为研究语境,在对电视体育展开论述的过程中,以其消费主义的文化演进为“经”,以运用跨学科知识理论对电视体育的“可消费性”生产的机制和问题论述为“纬”,从电视-体育复合体的历史出发,比较系统地解析了电视体育与消费的关系以及它的文本诉求、快感生成机制、消费文化行动、价值批判和理性重构等问题。文章分为引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由六大章组成。全文通过严密的论证结构,丰富的论据材料将电视体育所展示的奇观化快感影像问题一一剖开。引论部分对什么是电视体育做了深度的解析,分别从语义学、符号关系学、图像学、体育学四个角度对电视体育进行了界定,并阐述了研究的语境——消费时代的社会理论以及社会特征,为进一步论述电视体育的消费主义文化演进埋下伏笔。同时也交待了文章选题的缘起、国内外对电视体育问题的研究状况,以及逻辑起点、研究思路、方法、创新与不足等。第一章论证了电视体育传播的前提条件：体育和电视作为不同的社会机构角色是如何发展的,以及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它们是如何相互渗透和彼此为用的,又是如何与现代国家建设的总体需要相结合,以及如何创造出日益分割和不断强化联合的生态关系——体育电视化的。第二章指出了电视体育与消费共舞的历史宿命关系。分析了电视体育与消费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指出宏观性、总体性的电视体育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消费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研究；进一步论述了消费时代下,电视体育的消费功能特别是其娱乐与欲望功能得以凸显和强化的深层原因：分析了电视体育通过捆绑广告而直接参与消费欲望制造的问题；同时,还对电视体育交换价值实现的机理——受众商品化作了深入分析。第三章在认真、全面、系统地分析、批判、借鉴有关传媒文化及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文化研究的语境化原则,解析了作为电视体育文本生产的拟态性本质,并进一步对它的意义再生产及其快感生成的文化机制加以了论证,从逻辑上推进了对电视体育与消费的内在关系的把脉与回答。第四章全面、系统地解读了电视体育消费主义的快感文化运作策略,具体包括：偶像化打造、戏剧化增效、暴力化宣泄、性感化编码以及政治消费化等。第五章对在新媒体“一统江湖”的消费时代背景下,电视体育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电视体育不会消失,它将会和新媒体相互渗透、彼此为用地共同发展,并会从一种形式变成其他更多形式,以适应多元化需求而流行于不同群体之中。同时,对当前电视体育所造成的体育异化,以及由“可消费性”的大肆追求而引发的“格雷沙姆定律”等问题进行了文化批判,并指出与分析了消费时代下电视体育所面临的诸多价值困境。第六章在阐述了中国体育电视消费主义的历史生成与演变的基础上,对理性重构中国电视体育——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体育,提出并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同时还拟定了重建电视体育的文化运作机制以及人才培养战略。结语是全文的逻辑归属,概述了消费时代电视体育传播的双刃剑功能,提醒人们需对之适时纠偏的重要意义。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一、在消费时代和当前的大众传媒环境下,电视体育的生产、传播机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其生产者和传播者转变为消费神话的制作者,而电视体育本身正是这些神话制作者的营销方式和商业手段而已。二、消费时代的电视体育是消费文化的一种形式,其作品的接受者已转化成了文化消费者,他们是“符号消费者”,同时也是“消费生产力”。因此,电视体育的接受过程就是符号交换和符号消费的过程,实现的是体育影像的符号价值。三、为了确保和扩大其观众数目,消费时代的体育电视所采用的文本策略就是,设法让那些缺乏必要媒介素养、立场也许千差万别的观众群体在电视体育狂欢中得到快乐,从而赢得他们的支持与忠诚,最后再将他们卖给广告商。四、消费时代的电视体育不是一个商业化运行和体育影像生产与消费的封闭系统,在其内外存在一个总体的架构,控制着电视-体育复合体的运行理念、管理制度以及运行流程。五、电视体育的消费性存在和繁荣也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因此,必须对中国电视体育的生成加以引导与重建,在体育文化传播中渗透主流价值观以及人文关怀和民族体育文化自觉等,以使其在当下复杂环境下能够健康有序发展。
胡振光[3]2015年在《社区治理的多主体结构形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研究主题是“国家—社会”关系主轴下的社区治理多主体结构形态。社区治理作为一项系统性、基础性、微观性的社会治理,具有“透视”社会的价值。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地方政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共同作为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组成社区多主体治理结构；搭建多主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平台,才能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现实基础；形成多元主体协作共治的合作机制,才能提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自愿性、积极性和主动性。上述观点的启示性意义在于,新形势下创新社区治理,是一项包含政府、市场、社会等力量正确定位与协商合作的系统化工程,而不仅仅是地方政府如何治理社区的问题。实现社区治理结构从政府作为唯一治理主体转向地方政府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互动合作的转变,才能重构社区秩序,实现社区良治。由此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建构社区多主体治理结构及形成合作机制的命题是否是对社区治理“应然”状态的准确判断?日前社区治理多主体结构的“实然”状态是怎样的?各种治理主体有着怎样的行动逻辑和行动方式?当前社区治理的“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之间有着怎样的差异与不同?本文以治理理论、公共性和公共空间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建构“行动者—权力—空间”分析框架,用以分析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行动过程及行动空间。在这一分析框架中,“行动者”是具有价值取向和利益偏好并且拥有资源权力的能动者,具体包括参与社区治理的多主体：地方党政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社区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等；“权力”是“行动者”能力的核心体现,社区治理结构是社区治理主体间权力关系的外湿形式；“空间”是“行动者”的活动场域,就社区空间来说,其既具主体性和公共性,又具分化性和重叠性。借助理论分析框架,本文选取广东省NH区为实地研究区域,在对案例的分析叙述中阐释不同社区治理主体的行动实践及其逻辑。从地方政府的行动来看,当前国家选择进入并积极主导社区治理进程,体现着国家治理重心下移与治理方式转变。实际上,社区治理中国家的“退”与“进”只是表象,不变的是其在基层树立治理权威和汲取合法性资源的政治逻辑。地方政府主导的“村改居”显示了其在社区治理中的权力运用及其策略选择。“政社分离”和“政经分离”并没有使社区居委会“双重代理人”的角色得到改变,反而使其陷入“内卷化”的困境。除了依靠行政权力推动社区治理体制改革,地方政府进一步通过传统空间拓展和新型空间创建进入社区,实践着空间权力的主导。从集体经济组织的改革来看,集体组织需要平衡其“集体性”与“市场性”。集体经济组织诞生于改革开放后土地经营制度创新下的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过程中,作为集体资产的管理经营单位、集体收益和社区福利的分配单位,集体经济组织是“市场性”与“集体性”的结合体。在集体经济组织“共有体制”的运转逻辑下,“外嫁女”争议凸显了集体的边界尤其是集体成员权的确定问题,代表“乡规民约”的集体与代表“国家法律”的地方政府之间进行了激烈的博弈。集体经济组织与党支部和居委会混合一体的“党政经”组织架构,同样引发社区治理困境。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方向是走向市场化、公司化,内部明晰产权、外部理清架构是其走向“市场主体”的关键,“两确权”、“政经分离”、“两平台”正是地方政府主导下的集体经济组织改革,但双重性的角色定位及附带功能依然羁绊其改革之路。从社会组织的发展来看,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合作促进了其发展。地方政府之所以支持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公共服务供给社会化以及政府职能改革密切相关。地方政府通过项目制和评级制对社会组织进行“选择性支持”,当前社会组织的成长空间仍在国家限定的范围内,发展所需资源亦主要从国家获取。在此情况下,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受到很大影响,不同类别社工机构的成长路径及空间拓展表明,实践中只有契合地方政府的需求,采取依附于地方政府的策略才能获得自身发展。研究发现：从治理结构来看,地方政府“元治理”下的多主体是社区治理结构的典型特征,地方政府的“元治理”主体地位由制度的路径依赖、国家治理重心下移以及权力资源等因素共同决定,而主体多元化则与地方政府主动推动、社区组织分化、社会力量参与密切相关；从治理权力来看,社区多元主体的权力在场及其张力是社区治理的新常态,当前社区权力格局呈现以地方行政权力为中心的辐射式结构,地方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间存在着形式和策略不同的权力互动。从治理率间来看,作为治理主体间互动的场域,“分化—耦合”的社区空间正是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空间反映,空间表征的类型分化、空间建构的主体嵌入以及空间实践的互构耦合是社区空间生产的显著特征。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意在强调：第一,当前地方政府在引领社区治理走向的过程中,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区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这种判断是通过对多元主体的行动过程及行动策略的考察得到的。第二,多主体社区治理的提出并非是基于“国家的消退”和“市场的胜利”的流行假设,相反,国家、市场与社会是一种相互嵌入的关系,目前社区治理仍然在国家权力逻辑的影响下,期间更多是“社会治理术”的应用,国家仍带有巨大的行政惯性,党政权威在进一步覆盖基层社会。第三,当前我们进入了一个利益多元化、冲突常态化的社会,地方政府在回应社会问题挑战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调整自身的治理策略,由单向度管理向多维度治理转变,这种转变与民间意识苏醒、民众力量成长的趋势相互切合。地方政府、自治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以及“社区人”都有自己的利益目的和策略思路,他们在相异中追求利益共同点,在力量对比的转换下,从长时态的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社区治理结构的细微变化。第四,在走向治理型社区的进程中,重要问题是“服务—信任—协商”合作机制的建构,多主体社区治理不仅仅是社区公共物品的再生产,同时也是社区公共责任的再生产和社区公共性的再生产。
朱奕霖[4]2016年在《微信新闻生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互联网多样传播技术的演进使得媒介生态环境发生了变革,以微信为代表的即时通信工具作为最基础的互联网应用,成为了全球第三大即时通讯应用。以微信为龙头的传播技术革新树立起了中国互联网时代中的一座新里程碑,微信公众平台给信息传播领域的新闻生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本研究立足于移动互联网时代微信新闻生产的现状,对当前国内微信新闻生产者、内容、发布、生产特点、问题等进行全面分析,以走在国内媒介融合改革前沿的上海地区的微信公众订阅号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在新媒体平台上的惯习与场域的双重作用下,微信新闻生产发展出现了种种问题：微信文风日益僵化、传统新闻资源水土不服、贴标签现象等。新媒体看似形势极好,但是用于规范以往的新闻领域的真实、客观、公正等专业媒体理念,已逐渐在低门槛的多种新闻生产者集一体的微信移动平台上丧失了昔日权威。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法、内容分析法、深度访谈法,选取上海地区的媒体、企业、政府、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各类微信公众订阅号中的典型为研究案例,再结合内容分析法来对微信订阅号推送的新闻讯息进行剖析,归纳新闻生产在微信公众平台呈现的主要特征。然后,进一步结合新闻生产上的微观文化研究,关注新闻生产背后表达的价值观。不同于以往研究学者主要运用中观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视角,本文试图以微观与中观视角相结合。
矫雅楠[5]2016年在《作为媒介的孔子学院》文中指出自2004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设立以来,孔子学院发展已进入第二个十年。目前500家孔子学院,1000个孔子课堂,分布在全球134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建构起一个广覆盖,多层次的孔子学院全球传播网络,以此为依托的语言文化传播实践也在不断深化。在完善教育功能的基础上,孔子学院推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文交流的独特作用更加显著,成为中国语言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和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平台。从传播的视角看,孔子学院的“平台”定位以及“桥梁”和“纽带”的角色阐释,说明孔子学院在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践行多元文化理念方面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建构了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文化对话和文化共享的中间环境,成为中国语言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媒介是传播活动的基本要素,也是分析传播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它是一个话语意义而非实在意义的概念,在不同时代环境和现实语境下被不断协商、接纳、改造和实践。在大众传播勃兴的年代,媒介多被理解为传输信息的载体或技术工具。随着文化世界化和社会媒介化的深入,媒介形态发生剧烈变动,以往以技术为主导的阐释框架已不能完全涵盖媒介对人类社会的多重变革。在学术研究领域,媒介环境学和普通媒介学的理论成果促使我们认识到,人文性是传播与媒介的固有属性,媒介构成了联接全球社会中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开放空间,本身具有宽泛的所指和丰富的内涵。孔子学院的语言文化传播实践为我们突破媒介研究视阈局限,摆脱思维惯性提供了新的思想园地,也预示了一种与社会现实和文化实践同步的学术突破的可能。本文从传播的视角切入,以媒介环境学和普通媒介学为理论来源,运用基于结构和平衡的方法论路径,在对媒介概念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论证孔子学院媒介属性,分析其媒介功能,并进一步探寻实现该功能,维护媒介定位的路径与方法。围绕“孔子学院是媒介”这一核心假设,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在媒介环境学范式下,应如何认识和理解媒介?(2)孔子学院是否具有媒介性质?(3)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是什么?(4)如何实现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5)在当前,孔子学院的媒介定位应如何维护?围绕以上问题,本文共分7章,具体内容如下：第1章,导论。本章主要介绍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理论基础和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2章,媒介概念分析。本章主要基于媒介环境学派和普通媒介学的理论成果,对媒介环境学范式下的媒介概念进行梳理和阐释。首先,通过对媒介一词的中外溯源,以及对媒介理论中“泛媒介”和“媒介环境”观点的梳理与评述,阐明媒介本具有相对宽泛的所指。其次,遵循从学术观点到研究范式的演进逻辑,重点论述媒介环境学和普通媒介学对“将媒介视为环境”的范式建构与补充,阐明媒介概念应是物质与组织构成的生态系统,同时涵盖技术性与人文性。最后,在整合理论,检视实践的基础上对媒介进行再认识,给出本文对媒介内涵的理解。第3章,孔子学院的媒介属性分析。本章首先基于孔子学院宗旨,从现实层面描述分析孔子学院的属性与功能,目标与拓展。指出孔子学院作为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具有汉语教学,文化传播和教育文化交流等基本职能,并作为“综合性文化交流平台”功能逐渐复合。其次,将学理与实践对接,论证孔子学院是否具有媒介属性。本文认为,孔子学院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媒介功能,即具备教育、告知、解释、传承文化和提供娱乐等基本功能,也作为“物质化的组织”符合普通媒介学对媒介属性与功能的相关论述。最后,从符号意义和实体特征两个层面分析孔子学院作为媒介的外在呈现。在符号意义层面,基于对《人民日报》等4家报纸孔子学院报道的内容分析和词频统计,和对国外报道的简要梳理,指出孔子学院“纽带”、“桥梁”等符号意义均指向其媒介属性；在实体层面,基于孔子学院性质、宗旨、办学模式和发展策略的特殊性,指出孔子学院具有整体关涉跨文化交流,植根当地社会文化环境,双向作用于中外社会发展,注重人文交流与民间交往的媒介特征。第4章,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分析。本章首先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分析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内涵。本文认为,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是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功能系统：在静态上,是以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为基础,开展中外文化交流为主体,与政治、经济、生态等各领域结合产生相应功能为延伸的功能体系；在动态上,是以媒介机构、媒介平台和媒介环境为形态,以传递、转换和整合为功能核心,逐步推进的功能连续体。其次,分析孔子学院媒介功能的作用机制,提出需求-利益满足是其基本作用原理,利益框架建构与社会关系协调是基本作用方式。再次,根据媒介环境学相关理论,从感知环境、符号环境和社会环境三个层面分析孔子学院媒介功能作用的层次。最后,从工具取向和社会取向两个方面分析孔子学院媒介功能的效果,并论述在不同价值取向下可能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第5章,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实现。本章基于社会互动论和关系传播理论,首先分析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实现的外部动因和内部条件,认为建构国际信息新秩序的时代诉求；媒介技术的文化本质与社会影响：地方性文化对自我格局的持续超越；中国重构大国形象的多元实践构成了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实现的外部动因。坚持交流互动和人性化的传播理念,加强传播主体的培育,传播内容的建设,传播渠道的完善构成了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实现的内部条件。其次,提出实现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应以理念、价值和程序三方面共识为原则。最后,在功能的实现路径上,着眼于建构与受众的信任关系,强化媒介地位的独立性,提出孔子学院应走专业化、差异化和产业化的发展道路。第6章,孔子学院媒介定位维护。遵循孔子学院媒介环境与整体社会环境互动融合的思路,本章基于媒介环境学的生态视野,从孔子学院的组织基础、技术支撑、生存空间和发展形态等方面探讨如何维护孔子学院的媒介定位。首先,孔子学院应加强组织制度化建设,通过对组织规范、结构和行为的制度化,实现外部规范逐步被主体内化,主体在协调与共享中对规范进行调整和改善的双向互动。其次,加强对数字网络技术的应用,通过运用互联网移动技术；建构数据网络；实现虚拟平台与实体平台的协同,发挥技术对媒介功能优化的推动作用。再次,深化本土策略,通过个体参与社区信息交流,组织上支持社区资源共享,情感上参与建构社区共识,进一步发挥媒介接近性与便用性的优势。最后,推进形态融合,通过培育文化共同体；运用市场机制和建构多元评价体系推动孔子学院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第7章,回顾与总结。总结本文的主要观点、结论和创新点,提出研究展望。
刘春波[6]2013年在《舆论引导论》文中研究指明舆论引导,既是多个学科都要涉足的论题,也是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议题。因此,立足当今中国社会背景来研究舆论引导,不仅具有推进舆论引导研究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理论意义,也具有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繁荣,以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舆论环境的实践意义。本文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视角切入,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量化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系统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舆论引导的内涵本质、理论依据、要素构成、运行机制、载体方法,能力提升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探索。舆论引导的内涵本质,主要是回答什么是舆论引导这个基本问题。在对舆论、舆论引导相关概念及其内涵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舆论是公众针对现实社会或社会问题大体一致的意见、情绪和行为意向,反映了公众的利益诉求、信念、情感、价值观。而舆论引导则是一定政党、组织、群体、个人针对特定社会舆情,依据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设置议题,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公共利益共识、社会信念、社会情感和社会价值观的实践活动。它具有鲜明的导向性、调控性、互动性和艺术性特征。舆论引导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相关学科的理论探索成果。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舆论引导的提出者,也是舆论引导的忠实探索者,马克思恩格斯的舆论引导思想,列宁关于党报的舆论引导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舆论引导理论,是舆论引导研究的指导思想。西方大众传播学的传播效果理论、舆论学的民意调查理论、政治学的舆论管理理论,不仅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引导舆论,也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舆论引导的现实境遇,主要是把握舆论引导面临的现实困境,并从中找到促进舆论引导发展的现实机遇。结合当今实际来看,舆论引导面临着一元化与多元化的冲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博弈、及时性与长远性的困惑、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矛盾以及现实性与虚拟性的交织等现实困境。但是这些现实困境中却孕育着坚持正确导向、提升引导能力、丰富引导方法、拓展引导渠道和拓宽引导视野的现实机遇。舆论引导的要素构成,主要是分析舆论引导主体、对象、内容、渠道、效果所组合而成的要素结构。参照传播学要素构成研究范式,笔者认为舆论引导的要素构成主要是：舆情分析、议题设置、传播策划和议题接受。其中舆情分析包括及时把握舆情和准确分析舆情；议题设置包括主动选择问题和合理设置议题：传播策划包括策划传播路径、把握引导方向和顺势调整议题；议题接受包括接受深度和接受宽度。舆论引导的运行机制,是对舆论引导各要素构成在动态运行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规律的揭示和反映。这就要求舆论引导必须掌握舆论工作领导权、把握意识形态主导权、统一信息把关价值标准、健全引导方案决策程序以健全舆论引导的领导机制；通过建立舆情监测制度、加强网络舆情监测、全面监测舆情分布以完善舆论引导的监测机制；通过设定舆情预警等级、发现焦点舆论事件、及时化解社会问题、实施舆论引导方案来加强舆论引导的预警机制；通过构建效果评价指标、反馈方案实施效果、调整舆论引导过程来构建舆论引导的反馈机制；此为,舆论引导还要通过强化“失语”问责、规范“失实”问责、加强“失度”问责来明确舆论引导的问责机制。舆论引导的载体,主要包括大众传媒、新兴媒体、社会活动和口头语言这四种类型。其中,舆论引导的大众传媒载体主要由报刊、杂志、书籍等印刷类载体和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类载体构成；舆论引导的新兴媒体载体主要由门户网站、新闻跟帖等网络媒体和网络论坛、博客、微博等自媒体构成；舆论引导的社会活动载体主要是会议活动、群众活动和文化活动；而舆论引导的口头语言载体主要是民谣和近年来兴起的网络流行语。与之相适应,舆论引导的方法主要包括权威信息引导法、政策解读引导法、情绪疏导引导法、政府形象引导法和文化感染引导法。舆论引导的能力提升,涉及舆论领导者、从业者和接受者的三个方面的能力提升问题。其中,舆论领导者的能力提升主要是要提升其利益矛盾化解能力、主动设置议题能力、意见交流互动能力、驾驭新兴媒体能力和吸纳转化民意能力；舆论从业者的能力提升主要是提升其信息双向传递能力、议题评价引导能力和引导格局建设能力；而舆论接受者的能力提升主要是提升其参与能力、表达能力和接受能力。
董媛媛[7]2009年在《深度报道的当代审视》文中提出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媒介生态环境的快速转变,在我国深度报道领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也给深度报道这一特殊时代产物的新闻报道形式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当代新闻界中,我国深度报道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压力,深度报道又是凭借什么对这些压力进行抗衡,深度报道未来的发展趋向将会如何,这是本文要解决的三大主要问题。对深度报道的当代审视,是在传统媒体面临新媒体严峻挑战的背景下展开的,深度报道作为传统媒体的优势之一,其价值、功能、意义和影响力都应该得到重视和再认识。本文以深度报道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媒介生态学、新闻生产社会学、法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视域,结合历史研究、理性思辨、实地考察和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对深度报道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审视,以凸显深度报道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对传统媒体的价值和意义,以及深度报道在新的媒介格局下的地位和作用。在本文上、中、下三编的内容中,依照压力——抗衡——趋向的逻辑顺序,分别探讨了深度报道不同层而的问题。首先,深度报道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娱乐化、专业主义、社会控制和阅读方式,在上编的分析中,媒介生态学和新闻生产社会学是主要的研究方法。其次,深度报道的抗衡主要来自于其本身的价值、功能、意义和社会影响力,中编对深度报道起源和社会功能的重新认定,对深度报道正义价值观的构建,对深度报道意义生成的肯定以及对深度报道法律张力的论述,从本质上抗衡着深度报道所面临的压力。中编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研究和理性思辨。最后,深度报道的前景是可观的,这主要从传统媒体中的深度报道、新媒体中的深度报道、深度报道的采编机制和深度报道的媒介分层等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证,其中,深度报道的媒介分层现象将会成为深度报道未来的发展趋向。下编综合运用了实地考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呈现了不少新闻媒体的第一手资料。本文立足于我国当代新闻界的现状,揭示出媒介生态环境中的许多现实问题,这不仅仅是深度报道所面临的压力,也值得整个中国新闻界为之深思。而对于深度报道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的重审,将会有助于使传统媒体发展之路的指向性更加明确。
孔洪刚[8]2006年在《执政党理念下新闻媒体的转型》文中认为从执政党视角看，作为执政资源和执政手段的新闻媒体，其转型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执政理念和执政环境。通俗的说，新闻媒体的转型，必须适应党的大政方针和形势变化的需要。按照这一思路，本文分以下五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是对1942年、1956年、1978年以来三次新闻改革的回顾，以及对当前执政理念、执政环境下新闻媒体面临转型的分析。1942年的新闻改革，适应了革命根据地的特殊环境，适应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诉求，取得转型成功。但这种成功是以取消新闻媒体机构、新闻工作者的独立性，单方面发挥新闻媒体的灌输、宣传作用为前提的。1956年的新闻改革，就是在国家准备转向经济建设的背景下发生的。这次新闻改革，对传统党报理论进行了探索，认为编辑部不一定代表党的立场，主张在报刊上开展自由讨论。由于整个国家受革命党思维主导，加上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社资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这次转型最终没能成功。1978年以来的新闻改革，采取了自下而上、“边缘突破”的形式，适应了经济建设中心执政理念和执政环境的需要，新闻媒体实现了成功的转型。同时，由于经济建设具有纠偏和过渡的性质，这一时期的新闻改革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前三次新闻改革的成败得失充分说明，新闻媒体转型的目标、方式、路径，受制于执政理念、执政环境双重因素，必须适应二者的需要，超前和滞后，将会给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十六大以来，经济建设中心执政理念开始转向执政党理念，执政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社会阶层结构呈现高度立体、低度整合形态，世界性联系加强带来国际规则压力与国际伦理责任。上述执政理念与执政环境的变化，给新闻媒体带来机遇与挑战，转型迫在眉睫。新闻媒体转型，主要包括媒体信息理念、媒体功能定位与机构设置、媒体管理安排三个层次。当前的新闻媒体，只有从整体上进行路径选择，才能完成富有成效的转型。在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梳理和分析后，从第二章开始，进入文章的主体部分：新闻媒体的转型方略。第二章论述新的时代条件下，传统信息理念和做法面临挑战，必须从信息封闭走向信息公开，从信息分层走向信息公平、从信息失衡走向信息公正，树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媒体信息理念。第三章论述媒体功能走向多元的依据、目标和具体做法。新闻媒体一向是党的喉舌，功能较为单一，不能满足人们对新闻媒体的多元需要，这不仅妨碍了它公益性的一面，也使它作为文化产业不能作大作强。新闻媒体要实现功能的多元化，必须进行二元分类，将新闻媒体分为公益性事业媒体和经营性产业媒体。第四章论述媒体管理的科学化，包括分类管理、制度化管理和导向管理三部分。与第三章所提出的二元分类相对应，需要按照公益性事业媒体和经营性产业媒体的不同特点，进行分类管理。在管理取向上，媒体管理需要实现制度化，既离不开制度的创新，也离不开对制度落实过程的监督。在内容管理方面，应从宣传管理走向导向管理，即以间接管理为主、开放引导为主、事后追惩为主。第五章对苏联(俄罗斯)、美国、新加坡等国执政党与新闻媒体关系进行了考察。从比较意义上说，他国的经验或教训，对思考我国新闻媒体今后的转型，具有参考价值。通过横向比较，不难发现，影响我国新闻媒体转型主要有四个自变量，一是国际环境，二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三是政治文化，四是社会阶层结构。通过对我国上述四方面的分析，论文认为，我国新闻媒体的转型，仍需要遵循渐进性原则。真正完成新闻媒体的转型，需要等待具有理性参与政治文化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发育与成熟。结语是对全文内容的概括和总结。
刘津池[9]2012年在《当代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育是一项专注于“培养人”的社会实践，“使人成之为人”是其底线及赖以存在的合法根据。换言之，坚持“培养人”的使命，以“人”为基本目的和出发点，促进人的发展是教育存在的根本。由此，教育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如何实现人的发展问题。在“人的发展”问题中，人的基本素质是核心的要素，它不仅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人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在“培养人”的框架中，对人的基本素质的培育和发展，实际上就构成了教育的基础性前提。当代媒介素养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培育和提高人的基本媒介素养的实践活动，本质上就是以“培养人”为使命的具体教育形式。在当代，媒介迅速发展，“媒介化生存”成为了社会生活的重要表征，人的媒介素养也构成了其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影响着人的生存与发展资源的获得。为此，当代媒介素养教育要实现对人的培养，就不应只是单纯地局限于人的基本素养，还要通过提升人的基本媒介素养来完善人的生活素质，造就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并相应地增加人的幸福。但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世界各国的实践中，媒介素养教育在各种政治、经济、道德等名义下，成为了挽救社会危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并非一开始处于“培养人”的轨道且专门以提升人的基本媒介素养为目的。直至当代，随着媒介社会的发展，教育理念的革新及其实践的不断深入，媒介素养教育的地位和价值才逐渐凸现出来：一是，媒介素养教育成为了获得生存资源的中介性条件；二是，媒介素养教育在参与社会“再生产”和人的“现代化”体现出自身的过程性价值；三是，在当代社会中，媒介素养教育为人过上符合时代发展的生活方式，创造了可能。在我国，媒介素养教育是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主要是在媒介素养教育学者的倡导下进行的。一方面是，我国媒介以媒介社会的发展，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自我国引进了媒介素养教育，就开始了“本土化”的努力，不仅使其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使得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得以顺利进行，特别是在参与社会“再生产”与人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自身的积极影响。但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由于本土化的时间较短、程度不高，就不可避免地阻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整个社会以及人的发展需要并不相符。因此，中国当代的媒介素养教育首先面临着，建立具有本土性格和本国教育现实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在西方发达国家，媒介素养教育开展的时间较早、理念较为先进，实践比较成熟，积累的经验也比较丰富。我国要进一步推进媒介素养教育的深入实践，就需要在立足本国情况下，向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有效地借鉴。具体来说，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要正确地认识媒介素养教育的性质与任务，坚持“培养人”的使命，树立超越“生存”而创造“意义”的价值理想，与时俱进地进行观念的更新；（2）当代中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需要立足国情，坚持“文化关照”的同时，还要加强“本土性”的培育；（3）媒介素养教育需要坚持“主体建构”的原则，激发学生主体意识，完善学生的基本素质结构；（4）在当代媒介社会中，媒介素养教育建立“社会—学校—家庭”三方联动机制，形成强劲的实践合力，推进自身与生活相结合。
傅平[10]2005年在《中国传媒集团组织转型研究》文中提出从我国传媒集团的发展可以看出。人们对我国传媒媒介属性和功能的认知度是同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相联系的。在我国,媒介一贯以来具有行政事业单位的色彩,中国传媒集团的产生和发展不可能完全通过传媒自主行为来实现。走西方传媒的道路既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没有现实的可能性。因此,中国传媒集团组织转型时一定要符合国情、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在方式上,要面向现有传媒组织合作联合,实现低成本扩张发展。在体制上,要强化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可以考虑剥离资产上市,实行企业化运作。在经营上,要以强化集团竞争力为方向,优势互补的强强兼并是上策。双赢或多蠃模式是中国传媒集团组织发展的主流。 中国主流传媒集团目前依然是凭借政府支撑、形成产业和区域垄断,非企业化运作的,不具备市场竞争能力的传媒组织。因此,对中国传媒集团组织转型的研究要考虑我国的国情和特性; 中国传媒集团组织结构的合理化、科学化是传媒集团迎接经济全球化竞争的保证。因此要考虑传媒生态环境与传媒组织之间的关系,从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大结构看中国传媒集团组织转型和变革。 中国主流传媒集团的实质问题是制度缺陷。引发委托—代理关系的异化,造成代理人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的不确定性;因此,其组织转型的难度会更大,应特别关注。 研究从中国传媒企业集团的现实背景开始,详尽地描述了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对传媒产业集团、传媒企业集团组织转型研究的二个前提和传媒企业集团组织转型研究的核心问题做了明确的界定:如对分析国内外传媒集团组织转型模式的前提的认定和传媒集团一般具有信息组织、利益组织和政治导向三重属性的选择,明确了分析的依据。 作为本文的分析工具,方法论与研究设计是重中之重,如一般方法论的组织发展的结构主义有机观、组织形态转型和变革的建构主义观和基手系统结构的传媒生态环境视角都较全面地体现了研究者希图通过立体、动态的描绘来挖掘现象的本质,在具体研究方法中,田野研究与实证方法相结合和组织转型研究的方法架构均是一种积极的探索和深层的思考。 理论与文献探讨是通篇文章的根基,可以说,只要有与组织转型相关的理论,作者就想去研究一番。从传统组织理论学派的研究到发展,我们看到的是行为科学的组织理论、群体生态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新制度组织理论,并对既有组织理论的贡献与不足作了客观的评价。 组织转型前沿理论的研究是这次探索的要点,阶跃均衡理论中的三个主要组
参考文献：
[1]. 对当前我国新闻内容变革的传播社会学分析[D]. 林燕. 暨南大学. 2000
[2]. 消费时代的电视体育研究[D]. 王庆军. 南京师范大学. 2015
[3]. 社区治理的多主体结构形态研究[D]. 胡振光.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4]. 微信新闻生产研究[D]. 朱奕霖.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6
[5]. 作为媒介的孔子学院[D]. 矫雅楠. 山东大学. 2016
[6]. 舆论引导论[D]. 刘春波. 武汉大学. 2013
[7]. 深度报道的当代审视[D]. 董媛媛. 复旦大学. 2009
[8]. 执政党理念下新闻媒体的转型[D]. 孔洪刚. 复旦大学. 2006
[9]. 当代媒介素养教育研究[D]. 刘津池.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10]. 中国传媒集团组织转型研究[D]. 傅平. 复旦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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