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河南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左”倾思潮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南论文,史上论文,思潮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对河南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左”倾思潮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探析。一是深厚的社会历史原因，即封建的宗法观念强而有力，小生产者的心理习惯根深蒂固；二是受中央“左”倾指导思想的制约，尤其是省委负有重大的责任；三是相当一批领导干部在工作作风和方法上素质不高；四是教育的长期落后以及所造成的人们的理论水平和文化素质低下。提出了根治“左”倾错误的基本对策：切实加强干部的教育培训，提高理论思维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彻底摒弃宁“左”勿右的传统观念；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注重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的素质修养。
关键词 河南省社会主义建设 “左”倾 表现 根源 对策
建国以来，作为华夏腹地的河南，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已经且愈益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但是，在50年代中期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20多年间，也曾出现过危害甚烈的“左”倾思潮，它不仅给全省的各项事业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产生了较坏的影响。认真回顾和反思这段历史，对于我们澄清是非，鉴往知来，避免重蹈历史覆辙，保证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左”倾思潮的主要表现
纵观河南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历史进程，其“左”倾指导思想程度不同地贯穿于始终，但形成思潮且危害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次：
第一，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左”倾。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河南省在某些工作中就曾出现过“左”的苗头，但尚未形成气候。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期，尤其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左”倾思潮开始形成气候。1954年底，全省参加初级合作社的户数只占总农户的4.5%。1955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区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批评了各地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错误，决定要加快合作化的步伐。于是会后不久，全省就基本上实现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这种合作化运动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简单划一的“左”倾做法，造成许多不良后果：一是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群众利益，伤害了群众感情。二是大批农业合作社并不巩固。高级社建立后，有相当一部分社员因经济收入的减少而要求退社；三是高级社的规模过大，给办社带来诸多困难。社队干部大多缺乏领导集体生产的经验，上工一条龙，干活大呼隆，瞎指挥必然产生；四是分配上平均主义、“大锅饭”问题严重，基本上是按人头分粮，多劳而不能多得；五是在经营上限制社员搞副业，生产经营单一化，既影响了社员的收入和合作社的积累，也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二，反右派和反“潘、杨、王”运动中的“左”倾。1957年5月，按照中央部署，河南省开展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当时，一大批党内外人士对政府工作和干部作风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和意见。6月初，省委负责人邀请了高校部分教师座谈，请他们发动和支持“鸣放”。但时隔不入，中央部署反右，河南也立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对河南的政治、经济生活均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58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第九次全体会议，由此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反“潘、杨、王”运动（潘指潘复生，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政委、省政协主席；杨指杨钰，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指王庭栋，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副秘书长）。这场运动至1959年春结束，持续时间达半年多。1958年底，经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了潘、杨、王三人的职务。与此同时，中共河南省委还将潘、杨、王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言行材料转发全省各地，传达到县、乡、社、队，要求进行长期的反复的批判。结果造成层层揪“代理人”、揪“小潘杨王”，全省有一大批干部因受株连而遭到打击。此后，“左”的思想更加泛滥，到处“拔白旗，插红旗”，使许多干部和群众不敢说真话，浮夸风猖獗一时。高估产，高征购，大反瞒产私分，终于导致了1959年下半年至1960年4月间一部分地区发生严重缺粮、大批群众非正常死亡的现象。
第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及“反右倾”运动中的“左”倾。河南大跃进运动早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前即已开展起来。1957年冬，全省各地动员1000多万农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翌年1月底，省委根据中央南宁会议精神，确定了全面“大跃进”的奋斗目标：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达到“四无省”（即无苍蝇、无蚊子、无老鼠、无麻雀）、五年超额实现“四、五、八”、地方工业总产值五年超过农业、五年消灭文盲并普及初中和小学教育。此后，河南“一手高指标，一手反右倾”，各地虚报高产，竞放“卫星田”。1958年7月中旬，河南省委召开钢铁会议，要求超额完成1958年铁150万吨、钢30万吨、钢材10万吨的生产计划。会后，全省立即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9月15日，河南放出日产生铁18694吨的“卫星”。为了支援“钢铁元帅升帐”，各行各业也都掀起了“全民大办”钢铁的热潮，一时间，小高炉遍地开花，从而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在发动“大跃进”的同时，由于“左”倾思想的指导，河南农村在全国较早出现了并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视察河南、山东一些农村时，赞扬“人民公社好”，会国各地闻风而动，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到8月底，河南即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1959年庐山会议后，河南按照中央精神，在全省党员、干部中掀起反右倾斗争高潮的同时，又自上而下地发动了“持续跃进”。省委盲目追求工农业生产高指标，重提大干特干实现亩产粮食1000斤和“确保钢铁大超产”的口号，重新大办水利，大办社办工业，再次刮起“共产风”。
第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左”倾。十年动乱期间“左”倾思潮对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冲击，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河南则是受其危害的重灾区。在迫害干部、摧残文化、否定知识、以派代党、派仗武斗等方面，河南与其他省、区相比，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国民经济更是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据统计，“文革”结束时的1976年，全省工农业生产普遍下降，经济建设大步倒退。许多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一度发不出工资，河南社会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
二、“左”倾思潮的根源透析
河南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出现的这种全局性、长期性的“左”倾思潮，固然受制于当时全国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但它又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有着自身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认识原因。
首先，河南的“左”倾思潮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一方面，由于河南地处中原，长期是封建王国的腹地，封闭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绵延千百年而未发生重大变化，封建的宗法观念强而有力。这种封建的宗法观念驱使广大群众在旧社会形成的对帝王的敬畏和愚忠，在新社会演化为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对上级的唯命是从，而他们朴素的阶级感情和报恩思想又强化了这一心理和观念，使他们在“唯上”和“唯实”发生矛盾时，宁可“唯上”而不去“唯实”。因此，当中央发生“左”的指导思想偏差时，河南不仅不能避免，而且还要偏差得更甚。另一方面，由于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小生产者的心理习惯根深蒂固。这种小生产者的空想主义意识使其总是表现为要么循规蹈矩，一切照旧；要么头脑发热，幻想一下即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达到富足康乐的境界。且社会主义在我们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的建立，也使其过分乐观地估计社会主义进步的速度，夸大了主观意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当客观上又有了虚假的大好形势时，广大干部群众就容易一哄而起，凭热情想当然盲目蛮干。
其次，河南的“左”倾思潮除了应归咎于中央的“左”倾指导思想外，中共河南省委负有重大的责任。诚然，河南省的“左”倾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受中央指导思想的制约，而且它的严重程度与中央也是有一定关系的。中央为推行“左”倾方针政策就需要找例子、抓典型，而河南在一个时期里正是被中央作为全国的典型树立的。中央对河南的几次“左”倾运动都是持肯定和赞赏态度的，这无疑强化了当时河南省委的“左”倾意识。但是，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河南省委则负有重大的责任。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政治方面，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省委完全背离了河南的客观实际，不是一般执行，而是变本加厉地推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左”倾政治成为衡量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二是在经济工作方面，由于指导思想的严重“左”倾，省委在抓工农业生产工作中，一味强调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没有把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和革命热情引导到正确轨道上来，而是引向政治运动，引向生产建设中的“唯意志论”。这样，群众中本来就存在的空想主义意识就必然恶性膨胀，朴素的阶级感情就必然演化为盲从蛮干的狂热情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典型的例子。尤其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搞过不久，山东省委就意识到了所有制并非“越大越公越好”的问题，1959年初报告中央要求“从所有制问题上来考虑”，变生产大队所有制为“生产队的所有制”。而河南则坚持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直到1961年中央派人来河南调查，发现了“社队规模过大”、“党和农民关系比较紧张”等问题要求河南省委加以解决时，省委才不得不纠正这一“左”倾错误。
再次，河南的“左”倾思潮与相当一批领导干部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存在着素质不高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在干部的选拔、任命、升降、监督、罢免诸方面都是上级领导说了算，这就造成不少基层干部只管迎合上级旨意而不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思想作风，而且使好大喜功、务虚不务实之风盛行。由于长期在组织上用“左”的标准考察干部，只管一个人的“路线觉悟”，而不注意其思想品德、文化素质，这就不仅导致干部质量下降，使“宁左勿右”成为人们升官晋级或明哲保身的秘诀，致使“左”倾思潮泛滥成灾，经久不衰。
第四，河南的“左”倾思潮与教育的长期落后、广大干部群众的文化素质较低有着更深层次的关系。解放初期，河南省委挪用教育经费去修淮河，这就为挪用教育经费开了先例；1957年，省委同意把一个拥有文、理、法、工、农、医六大学院的河南大学肢解，致使河南长期无一所全国重点高校；1957年河南的教师被划为右派的比例最高，占全国右派总数的近四分之一，致使不少地方不能正常上课；1958年，河南的师生全都被号召参加大炼钢铁和其他政治、生产活动，有些地方学生课时竟被压缩到每天平均1—2个小时。这种教育的长期落后以及被忽视，必然造成人们理论水平和文化素质低下，影响到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能力的提高，这就为“左”倾思潮在河南得以滋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条件。
三、根治“左”倾错误的基本对策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来，河南的“左”倾思潮基本上已经“退潮”，但它仍未绝迹，作为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左”的思想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遇到适当的条件和气候，还会旧病复发。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切实解决好河南的“左”倾问题，仍需付出艰辛的努力。
一是要教育广大干部，特别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理论思维和明辨是非的能力。河南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不被“左”的或右的思想所干扰；才能真正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和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才能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一套符合本省具体情况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约占全省干部总数55%的40岁以下的领导干部，尽管大专以上文凭已占到70%以上，有着较好的专业知识和业务管理能力，但大多数没有受过全面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因此，根据中央关于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中共河南省委关于《1996年—2000年全省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的通知精神，坚持以需求为导向，整体规划，统筹安排，逐步建立起各级党校、行政干校培训与多渠道、多形式培训相结合，按组织计划调训与干部自主参训相结合的充满活力的干部教育培训运行机制，切实加强干部的培养教育，坚持不懈地组织广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学好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较高思想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的干部队伍。
二是要彻底摒弃“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传统观念。从全省思想观念和社会氛围上看，在较长的时期内，“左”的传统观念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思维定式、行为准则和判断是非的标准，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人们往往认为“左”比右好，认为“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因此在行为规范上一般都采取宁“左”勿右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左”的错误倾向不仅在50年代中期以后20多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而且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还像顽症一样继续困扰着河南的改革开放事业。譬如，刚开始搞农村改革，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人就认为是搞私有制，搞单干；在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上，直到现在有些人仍还心存疑虑，一说到设立特区、发行股票、引进外资等，就认为是发展资本主义，引进剥削制度；一谈起“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认为是搞“两极分化”等等。究其思想根源，就是喜欢用姓“资”姓“社”这种陈旧观念来看待事物，用“左”的传统观念来认识一切，没有科学地判定“左”和右的实质和危害，没有充分认识到“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因此，在防止和反对错误倾向问题上，我们必须正视和摒弃河南传统的、浓厚的地域封闭意识和小生产者心理习惯的劣根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和重点论，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不断提高警惕右、特别是防止“左”的斗争能力。
三是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近些年来，河南人民在邓小平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指导下，对教育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教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科教兴豫”的战略方针正在逐步落实。但较之全国各兄弟省、市、自治区，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教育落后的状况仍未彻底改观。因此，要全面提高人们的文化知识、思想道德、认识能力等方面的素质，铲除“左”倾思潮赖以滋生和发展的土壤，各级党政领导部门就必须下大决心，花大气力，从根本上扭转忽视教育的局面，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从本地实际出发，加强对教育工作的全面统筹，把教育发展目标纳入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切实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待遇；对全省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等建设项目以及社会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制定，应请有关知识分子参与意见；要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在行政决策中的咨询、智囊作用，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避免或减少盲目性。
四是切实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提高领导素质修养。河南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左”倾思潮，并非是广大群众自发地搞起来的，尽管封建的宗法观念和小生产者的心理习惯也使他们陷入了盲从的误区。但主要还是自上而下“推行”的结果，即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负有主要的、直接的责任。不少人官僚主义作风、文牍主义作风严重，凭“拍脑袋”主观行事：工作中赶浪头出风头，大轰大嗡，浮夸虚报，为提拔晋升捞取“资本”等等。仍需指出的是，这种不正之风至今仍在某些地方和部门浓厚地存在着。因此，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坚持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和“四化”的方针选用干部；同时严格考核监督制度，严肃党纪、政纪，对于那些品行不端、弄虚作假者及时清除出领导干部队伍，甚至以法惩处，真正形成一种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杜绝形式主义的政治气氛，这是根治“左”倾错误的重要组织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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