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信息社会与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论文,高等教育论文,中国论文,战略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早期，西方各国先后经历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学者马丁·特罗提出，整个人口中，18至22岁年龄段中超过15%的人接受不同层次和形式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发展便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低于15%则仍处于"精英阶段"；超过50%则可称达到"普及阶段"。这一划分法，一直被人们所采用。世界银行1994年报告，经合组织各国高等教育平均毛入学率已达到51%，跨入了普及化阶段；其中，按教科文组织1995年世界教育报告，北美（美国和加拿大）高教毛入学率1992年已达82%；中等收入国家为21%；低收入国家为6%。1965年到1990年，东亚地区从8%增加到17%。70年代到80年代末，全世界高等教育入学率从8.5%增长到13.5%；发展中国家则为8.3%。
1996年，中国共有普通与成人本专科在校生567.7万人，18～21岁人口大学毛入学率为7%，每10万人口中大学生数470人，由此看出：中国的高等教育仍处在精英阶段；同发达国家相差两个阶段；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中国每十万人口中大学生数在亚太地区仅高于巴基斯坦、孟加拉、老挝、越南、柬埔寨和阿富汗（见附表）。
中国将于2000年和2010年把大学毛入学率分别提高到8%和11%左右，每10万人口中大学生提高到500人和700人，预计在2020年前后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
我经常比较这些数字，时时思考一个问题：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能否适应21世纪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需要和有助于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上行列？现提出以下想法。
一、西方发达国家向信息社会、知识经济过渡的两点启示
1.高等教育衰退的预言为何没有成为事实
众所周知，由于二战后经济的快速恢复与发展和人力资本理论的勃兴，此后，由于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西方经济进入"滞涨"阶段，高等教育经费有所降低，战后"婴儿潮"高峰已经过去。据此，西方高教界普遍存在一种悲观情绪，认为80年代开始，高等教育"发展已趋于停滞和收缩，大发展时期已成为历史"。西方高等教育专家们对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几个环境因素的预测是基本符合实际的，但他们的结论错了。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不仅没有停滞或收缩，而是持续发展了，且在整体上迈进普及化阶段后又前进了一大步。其中，美、加大幅度领先。
这是耐人寻味的现象，究其原因，过去的20年，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深入地应用，使西方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社会急速向"后工业社会"即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过渡，"欧洲工业同20年前一比，几乎已面目全非"。"知识的实际寿命越来越短，企业和大学工作的内容需要不断更新"，"从智能性机器中取得最大收益"，"要占据市场的制高点，就只有使劳动者掌握更多的技能。从长远来看，要保持我们的富国地位，唯一办法就是提高人民的生产力，这就意味着让他们受到更好的教育"。欧洲企业家们认为，"各国教育制度虽然多多少少有些变革，但都很快被新技术和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所抵消。人们所需要的教育和实际所受教育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并且存在着进一步扩大的危险。因此，必须大声疾呼：教育必须变革"。因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既依赖于知识的不断进步，更依赖于知识分子的再生产，正如工业社会依赖于资本的不断投资和有技术的管理人员和工人的再生产"。"以智能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和以高技术为代表的技术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经济增长比过去更明显地依赖于知识产生、传播和利用"，"全球的经济成长方式由此产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知识取代资本、劳动力而成为最重要的因素，知识的生产，即创新将成为人类最重要的活动"。美国是世界上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70年代后期以来，90%以上新增就业岗位都要求受过一定程度的高等教育。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美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程度不断提升和劳动市场对求职者要求的提高可以说明：如果说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以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的必经一步，那么，高等教育普及化则是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必然要求。
2.医治结构性失业顽症的良方何在
70年代后期以来，失业始终是困扰西方各国政治家的一个顽症。法、德、意、荷、瑞典等国失业率至今保持在10%以上，欧共体平均失业率为11%。解决不了失业问题而下台的政府屡见不鲜，而美国克林顿把失业率降低一个百分点，成为得以两届连任的重要原因，失业之所以成为顽症，是因为呈结构性，即工业化时代产生的大量制造业乘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东风，升级换代，向资金、知识、技术密集型发展，需要的人越来越少，对人的要求却越来越高，造成大量知识和技能不能跟上这一调整的人"下岗"失业；不少新增职位因无合适人选而虚设以待的两难局面。爱尔兰、西班牙、丹麦、比利时、英国、德国，受过初中和初中以下教育的人的失业率是受过高等教育者的2～4倍，后者失业率在2～3%，属市场经济中可接受的状况。欧洲人士认为，失业带来两个明确信息：一是由于受教育水平低，可培训性差的劳动力处于被排斥于劳动市场的危险，这种危险仍在增长。二是教育的重要。为此，由46家大企业，包括壳牌、雀巢、菲立蒲、菲亚特等一大批跨国集团组成的欧洲工业家圆桌会议于90年代初成立教育政策小组，并与欧洲大学校长会议(CRE)合作，发表了一系列的报告，"大声疾呼"(A Cry of Alorm)政府和社会各界要重视教育，提出要建立真正的学习社会和"教育链条"论（即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相互衔接、开放、灵活，便于人实现终身学习的要求），要培养好公民而不是制造机器人，要注意通过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平衡，高等教育大门应当开放，要调动老师积极性等一系列主张。欧洲企业家们表示：解决欧洲社会失业顽症最重要也是唯一的良方就是提高教育与培训的水准。被信息社会排斥于劳动市场之外的一代人似乎已难以救药。重要的是，要通过提高教育与培训的水准，不再产生新的被劳动市场排斥的一代。
二、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与高等教育的任务
1.国民经济工业化和信息化并举带来的双重挑战
历史时代已不容许中国用一二百年，按照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再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过渡的二步曲前进，而不得不将国民经济工业化与信息化并举。国家计委副主任王春正精辟地指出"发展信息产业，加快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信息化进程，是改造传统产业，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手段，是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克服盲目重复建设和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必然选择"。因此，中国国民经济工业化与信息化并举必将带来双重挑战。
(1)人才准备。中国国民经济信息化面临的问题：信息产业基础薄弱，集成电路产品多数属低档产品；信息服务业严重滞后于信息技术产业和通讯业，导致设备利用率低或设备功能不能充分发挥；信息产品和服务的水平、质量低、开发软件产品的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少；传统产业信息化步伐相对落后；中小型企业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管理和控制生产过程仅占15～20%；企业要求信息服务的意识相对不足；仅10%的企业从市场得到满意的服务等等。专家认为，信息经济和信息社会中，纵向的控制系统将减弱，中间管理将减少，个体活动将扩大，对第一线的专家和需求必然增加。个体必须具备在不断变化的信息海洋里独立摄取分析和利用自己需要的信息，即能力和技能，只接受高级中等教育，即使是良好的高中教育，也是难以胜任的。
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农业产值只占5%左右，制造业20～30%；而第三产业比重越来越大，一般60～70%。金融、交通、电讯、旅游、信息服务、教育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意味着具备高等教育学历的"白领阶层"的增加。欧洲企业家们在1997年发表的题为"向知识投资"的最新报告里明确提出：与信息社会相适应的"学习社会要求高等教育向尽量多的人开放。我们再也承担不起把接受高等教育局限于少数人所带来的后果"。欧洲大学校长在1995年联合发表的报告里还提出，为适应信息社会的要求，大学生都应打好科学与技术、人文科学、经济学与社会科学三个"文化基础"，窄而深的专门化，应由博士生完成。
中国有2000多万个乡镇企业，几十万个国营企业，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中有上百万个科室。设想一下，在规划与启动国民经济信息化阶段，每个企业、科室至少应有一名具备程度不同的三种"文化基础"的技能熟悉的通才。具体数字当然需要另行研究，但因而可以肯定的是：国民经济信息化如果没有相应的人才规划，或用欧洲企业家们的话说，相应的"知识投资"规划为支撑、为主干、为先导，必然困难重重，事倍功半，甚或带来灾难性后果。
尽管我们已经培养2000万大学毕业生，他们仍在发挥重要作用。应当看到的是：50～60年代大学毕业生均年届退休，文革中一代因时代原因不少先天不足。更重要的是，任何学问家或专才，唯有不断学习和更新，才能跟上并跻身于快速到来的信息社会。拿过博士学位，大学教授，由于放不下架子重新学习计算机技能，被排斥于网络社会之外，无论在中国或外国，都不乏其人。国民经济信息化预示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次跨越式的历史性飞跃，培养足够数量的、理解并具备参与这场飞跃的相应知识和技能的一代新人，是其最终实现的必要条件之一。
(2)失业顽症。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面临着三重结构性调整，每一重结构调整都将导致其特有的结构性失业。随着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愈来愈多的剩余劳动力将是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的必然产物；国民经济信息化，使现有产业部门，效率提高，人员减少，将继续导致成千上万的"下岗"职工；此外，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减肥"和"消肿"已经并将继续导致相当数量的人员失业或"隐性失业"，也具备结构性失业的特点。据新华社报道，目前上海劳动力需求总量趋于平衡，但结构不合理。一方面有20多万人下岗待业；同时，1997年又有八成的岗位招不足人，相当一部分岗位技术人才短缺。这是中国社会进步不可避免的阵痛，成千上万失业和隐性失业人员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或所受教育不能适应结构性变化，导致可培训性低，也是历史造成的。问题是，这种过渡将持续几十年，三重结构性失业将长期存在，如何对症下药医治"顽症"？是被动接受一批批"可培训度低"的下岗人员，为他们在日趋紧缩的"夕阳经济"中安排岗位；还是加大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力度，使新的一代人成为"技术熟练的通才"，具备较高教育水准和素质，具备"可培训性"和适应市场的能力，在一生中变换四、五次工作（椐说这是美国求职者的平均数）应付自如，视之正常，能适应结构调整和可能的经济震荡？前者不免被动、消极、治标；后者才是主动、积极和治本。两次石油危机后，美国与西欧同遭经济"滞胀"厄运，但美国经济增长一般仍高于西欧，失业率也比西欧国家低一半以下，除了科学技术实力使其占有众多新兴产业制高点外，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速度和程度大大超越西欧各国，恐怕不无关系。美国人在历史上就尝过通过提高失业者的教育水准，既缓和了失业形势，又提高了人的素质，促进后来的经济发展的甜头。二次大战结束，美国1200万人从部队转业，就业前景十分暗淡。当局力排众议，顶住"成何体统"之类的指责，通过了著名的"复员军人法"，使800万复员军人"接受了培训，200多万复员军人拖家带小"进入了大学校园。此举也使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后来的普及化进程一发不可收拾。
2.中国经济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必要条件
(1)外贸--主战场制胜的关键何在。无疑，外贸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中国融入这一进程的主战场。看中国外贸，亦喜亦忧。喜的是近年来的骄人成就；忧的是仍处于粗放型增长阶段，以1997年中国对美出口为例，纺织品、鞋类、玩具等劳动密集型、附加值相对较低的产品几乎占一半。出口产品从研究开发、产品设计生产、营运都走在世界前沿，如长征火箭，北大方正者还不多。劳动力便宜的相对优势，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和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后来居上，将逐步减弱。只有发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质量的产品，才能在强手如林的世界市场中占稳一席之地。可以预料，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中一切与外贸有关的司、处、科、室，在所有与外贸有关企业的各个部门里，如果没有1～2名掌握一到两门外语，能熟练操作计算机从网上及时获得信息，懂得并能运用国内尤其是国外的"游戏规划"和具备起码的对象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的历史背景知识的"明白人"，就难以走出"大经贸"的路子。
(2)内贸--买方市场的形成和人关带来的重要信息。买方市场的形成，标志着中国走出了建国以来的"短缺经济"，具划时代意义。对于企业家，也许忧大于喜，因为这意味着企业要从不担心销售转变到关心销售，更多地依靠科技和科技人员，不断提高质量，不断翻新品牌去赢得消费者。到"下世纪初我国企业的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并且"短时期内不可能消除"。中国不可能等待差距消除以后再入关，因此，入关对内贸来说，意味着中国企业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双重竞争，意味着中国企业在自身的科技要素明显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去与强手竞争。目前，"发达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2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都在20%以上"，而中国"只有3%左右"，占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2000多万个乡镇企业中，据1990年统计，每150个企业才有一名技术人员。1991年中国每万人中仅有科学家和工程师11.65人，而发达国家为200～300人。先进的装备只要有钱就可以进口，人才只能靠自己培养。
(3)东南亚金融风暴的警钟。正当中国计划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开放资本市场时，东南亚金融风暴不啻是难以估量的一课。教训尚待总结，但有两条已经明白无误：一是金融市场的开放可能吸引大量资金，也可能带来巨大风险；二是"魔高一尺，道须高一丈"。造成泰国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财政、金融决策、营运和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素质下降，在举借和使用外债、投资规划和方向、外汇市场开放、汇率政策和应付国际货币投机客等方面作了一系列错误决策，以至泰铢贬值前8个月遭到国际货币投机客至少三次攻击，中央银行花了230亿美元储备去捍卫泰铢汇率，损失了70～80亿，以至外汇储备几近枯竭，不得不实行浮动汇率。我国要战胜无时无刻不在伺机获取暴利的国际金融投机家们，决非易事。因为"在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中居于重要地位的金融系统，现有人员专业水平比较低，文化素质也不能达到基本要求。在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内，地、州、市级行长中，本科以上占11%，初中以下占18%；县支行行长中，本科以上仅3%，初中以下竟占23%"。如果人民币开始自由兑换，不仅所有各级行长必须具备相关专业的本科毕业，所有允许从事兑换业务的大小分支，至少应有一名合格的本科毕业生，并且确实具备人们称之为当代大学生的三大基本功：外语、计算机和国际知识。没有必要的人才准备及相关条件，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市场开放也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3."教育链"本身实现良性循环的必然要求
学习社会要求各级教育之间如"链条"，各类教育之间如网络，相互连接、开放、纵成链，横成网，呈良性循环。不分时间、地点，为一切想学习、进修之人，永开方便之门。从这个角度看当今中国教育，高教链太细瘦，基础教育底盘巨大但受制于高教细链。这两环之间的通道不畅，犹如盲肠。要实现良性循环，盲肠问题必须解决。
(1)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思想符合终身教育和学习社会要求，对基础教育和对高等教育，都有指导意义。中国高等教育的"精英"性质，造成了一年一度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高考。12年寒窗在此一搏，望子成龙在此一举。它在100个青年中制造了95个失败者或自认为是失败者，扭曲了基础教育的目标、要求和方法，它为高等教育输送的并非一代又一代平衡发展的精英。问题是这种状况无根本性改变，高考指挥棒仍无声、无形地统治着学校、教师、学生、家长，高考依然战况空前，压力依然如故。不把这种过度的竞争降低到正常程度，就难以实行素质教育，也难以向高等教育提供平衡发展的毕业生。为此，必须将高等教育大众化尽早提上日程，使"独木桥"变宽。事实上，能坚持到高中毕业的青年中至少60～70%在智力上是符合升入高等学校继续学习的。高考"落榜"埋没了众多年轻人的潜力。
(2)师资水平与素质教育。中国普及小学教育的进展和成绩，举世瞩目，但同时应当看到，这种普及在大部分地方尤其是农村，仍然是低水平的。小学教师合格的标准只是中师或相当于高中毕业，而目前发达国家，小学教师资格一般是大学本科毕业再加一年师范或教育学方面培训，经考试合格后才能定任小学教师；东盟诸国，小学教师一般都已达到大专或正在向此过渡。中国经济的跳跃式发展，对基础教育的素质教育及其实施者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如果只能弄懂课本本身，课本以外知之甚少，甚浅，实施素质教育是不可能的。如何把500多万小学教师提高到大专水平，把100多万初中老师提高到本科水平，已经刻不容缓。
4.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
(1)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一环。如何争取和实现社会公平，也是一个严峻挑战。西方60～70年代高等教育大发展时期，各国政策虽有差异，但都近乎免费上大学。任何一个高中毕业生，只要智力上达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水平，提供位置和保证其不因经济困难而上不起大学，则是政府的责任。出发点便是促进社会公平，缩小不同阶层的差距。80年代以来，发现近于免费的高等教育，实际上更有利于富裕家庭子弟，在做法上有所调整。目前，中国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不少方面的差距在扩大，这在升入高等学校的机会上也有反映。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为各种不利地区、群体和阶层的子女进入高等学校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实行一些特殊政策，保证他们在智力上合格而不致于经济上无力导致上不了大学，有利于缩小差别，实现社会公平，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优于其他类型的市场经济。
(2)变人口"包袱"为天下第一的"人力资源"。人口在中国是制约一切的因素，从中央领导到县乡长，都不得不经常思考13亿（2000年），14亿（2010年），16亿（2030年）这些数字，一些外国人则预测中国如果解决不了仍在增长的庞大人口的衣、食、住、行，尤其是食，将面临动乱和灾难。文盲半文盲多，受过高等教育者只及发达国家的1/7，人们有一定理由怀疑如此素质的庞大人口养活自己的能力。关键是如何扭转，将这"包袱"和不安定因素改变成"人力资源宝库"。国际大学协会主席格恩教授认为，工业化时代国家的财富是它的厂房、设备和制造能力，后工业社会国家的财富则是它的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民和他们的知识水平。
三、中国面临的战略选择
1.新一轮教育发展战略研究的必要
循序渐进是教育应遵循的一条原则，如普及了小学再普及初中，初中后高中，高中至少普及到一定程度再谈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大致走过的道路。问题在于，已不允许中国如此按步就班地前进，中国不得不实行国民经济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化、两步并进的战略就是例证。这对教育不仅是一个挑战，也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同步跟上并适度超前。
(1)质量观。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应当意味着或重蹈历史不顾条件硬上，造成有数量而无质量的复辙。想说明以下几点：
*质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分众多层次的。美国卡内基基金会把美国3000多所高等院校分成七个层次，实际说明美国高校质量上至少可分为七等。没有也不可能认为，只有都达到哈佛、麻省的水平，才叫有质量。中国如此之大，高校质量分层当更加多样化。若抱定某几所名牌为标准，余皆质量低下或没有质量，此等质量观将束缚高等教育的发展。
*质量提高是一个积累的，渐进的过程。世人瞩目的哈佛大学，开办时只有十几个学生，一百几十个学生办了几十年，经过两个多世纪，才成为世界顶尖大学。到1870年，美国大学校均才10名教师，90名学生。到19世纪中叶，美国还没有一个全国甚至一个地区认可的质量标准。在中国条件下，应当给予一所新诞生、新组建、新提级的学校一定的时间去探索、试验，从而达到预定目标。政府的责任是制定规则，创造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环境，扶持有希望的弱者。
*质量比较应在等质情况下进行。应当承认，总体上中国大学生质量是高的，可能不亚于任何国家，原因是高等教育尚处于"精英"阶段，即100个适龄青年中只能有5～6人"登科"，同已经大众化，甚至普及化了的国家相比，不是一种等质的对比。同样，如果有朝一日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甚至普及化阶段，同自己的"精英"阶段比，也可能产生"今不如昔"的想法。
(2)是削足适履还是扩履适足--大学毕业生就业面面观。每年大学毕业生的安置，仍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大学毕业生失业可能影响稳定大局，是高教发展规划的制约因素。不过部分大学生分配难并不反映实际上的供过于求，问题在于相当数量的工作位置，被不合格的人占着，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力度和正在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还不足以替换他们。笔者在某县调查时，得知该县需要60名合格会计，待教育部门按计划培养出来后，位置已经全部被"占领"，合格的会计成了多余者。现在面临的挑战：是按照目前中国不健全的人才市场上反馈出来的并非真实的信号来规划高教发展，削足适履，还是坚定地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面向必将面临的国际竞争和21世纪的挑战，重新审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按实际需要规划，扩履适足。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大学毕业生2～3%在毕业后半年内一时找不到工作，属正常情况，甚至认为是必要的。因为，少量大学生短期失业或选择性失业所造成的压力，有利于逼着大学毕业生向乡镇企业流动，向基层流动，向某些相对先进的边远地区流动，真正让市场起到优先人才配置的作用。这种压力，加上企业出于提高质量的考虑，必然会热心于争夺人才的引力，也有助于推动劳动人事制度的加速改革。
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是党和国家的生命。有了正确的政策，十几户的小渔村深圳不到20年变成了国际大都市，荒凉的上海浦东20～30年内可能成为太平洋西岸的曼哈顿。如何走出穷国办大教育的困境和20年前中国作为穷国、大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命题，性质上并无差别。后者通过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富国之路，再经过这场亚洲金融风波的检验，更为世人所肯定。沿着这条思路，同样能够走出穷国办大教育的困境。
中国有必要进行新一轮的教育发展战略的大讨论，再次从邓小平的理论中，找到走出穷国办大教育，包括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路子和方略。这场讨论不应局限于教育系统，应如日本和西欧，由宏观经济决策部门、企业家组织和社会的参与，领衔和推动，作为实现科教兴国战略"渡江战役"。
2.扶持和引导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穷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经之路
我曾经按每10万人口中大学生数2000以上、1000～2000和1000以下把亚太地区29个国家和地区分成三组。第一组为韩国、新西兰、台湾、澳大利亚、菲律宾、日本、新加坡和泰国。这些国家和地区已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在向普及化迈进，走的是两条路：一条是大力发展国立、公立高校，大众化和普及化的重任由国家包下来，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较富。另一条则是国家经费主要用于建立一支"国家队"，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普及化，则主要通过调动民间的积极性，靠扶持和引导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如韩国、台湾、菲律宾、日本和泰国。除泰国私立高等教育学生数占全国高校学生数50%左右且在继续增长外，韩、台、菲、日此比例皆在70%甚至80%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私立高等教育发展几乎都经历了"三部曲"：应运而生，得不到承认；既成事实，被纳入国民教育体制；国家补助，控制更严。这三步走了上百年，有的只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国家经济起步、起飞急需人才，学生和家长有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愿望，社会上有办私教的传统、积极性和资金；同时，国家又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包揽下来，这些起始阶段的类似背景及其压力，导致国家迟早要对兴办私立高教开绿灯。
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及普及化是没有条件走"新、澳、新"由国家全包的道路。我们正面临与韩、日、台、菲、泰把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推向大众化阶段的同样背景、挑战和机遇；区别在于，中国尚未作出办好"国家队"，扶持和引导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作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重要途径的战略选择。
我国宪法和教育法都有一条："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这条大法无疑包括高等教育，但1997年8月9日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又明文规定："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机构"。这种同根本法相抵触的规章反映了对社会力量和私人办学"鼓励"与"控制"的矛盾。中国私人办学有着几千年的传统，中国庞大的公立高教系统仍有"肿"可消，有效率、效益潜力可挖，愿意捐助私立高等教育的"富翁"也在增加；境外也有人对合作办学有兴趣；从美国到众多亚太国家或地区，已经和私立高等教育打了几百年交道，他们的经验或教训垂手可得。这些都是中国兴办私立高等教育的有利条件。
3.开放式和网络化的远距离高等教育--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起飞的另一翼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引用，也对传统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办学思想、办学内容、办学方式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开放式"，"网络化"，"教育链"，"学习社会"，"教育时间信用证"等应运而生，以致于教育上衡量许多问题的"标尺"在变，要求人们重新给教育定向、定位、定法。开放式和网络化的远距离教育和高等教育，变得更加开放、灵活、针对性强、容量大，可以覆盖被传统教育忽视和忘却的所有地方、角落和个人，是适应信息社会和学习社会要求的最具潜力的教育模式。欧洲企业家向大学校长们明确进言："如果高等学校希望在明天仍然具有竞争力，就必须把开放式的远距离教育，或者通过与开放式远距离教育学校合作，纳人其今日的现行结构中去"。近年来，传统大学在这方面的探索蔚然成风，尤其是利用国际网络传授课程，包括学位课程，计划筹组全国性、地区性乃至国际性的"虚拟大学"，已屡见不鲜。反过来对开放大学又构成了严峻挑战：传统大学依靠其强大的学术优势，再加上远教、"虚拟"模式，将如虎添翼，自己优势何在？
中国46所广播电视大学，覆盖全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远距离高等教育网络系统，但是，由于没有始终坚持开放性，发挥自身优势，甚至向传统大学靠拢，其潜力尤其是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潜力尚远远没有发挥，也影响其地位、作用和声誉。中国远距离高等教育若能在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必将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一根有力台柱，起飞的又一翼：
(1)"正名"。开放式的远距离教育是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是当今教育体系中同当代最新科学技术结合最紧，最具活力，最能适应未来学习社会要求的部分，但长期以来，这一切统统被纳入"电教"的范畴。它只是手段、方法问题，无法统领远距离教育体系。同样，"广播电视"大学也只强调手段，不反映特色，亦有正名必要。不少学校已经要求改名为"开放大学"。显然，通过正名，有利于明确这种教育模式的性质、特点和地位，发挥巨大潜力和战略作用。
(2)结合--新的一体化。远距离教育从函授开始，多为传统高校一个组成部分，后来不少独立出来，成为单轨式的开放大学，现在有必要再和传统大学合作办学，以借助其雄厚的学术力量，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声誉；同时，保留和发扬自身特点，并为传统大学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贡献，这应当是互有需要，相得益彰的事情，势必是未来有生命力的高等学校模式。澳州人90年代调整合并高校时，断然将9个独立的远距离高等教育中心并入相关大学，正是由于这种考虑。当然，这是一种优势互补，形式可多种多样，因校因地因时制宜，不应是简单的机构调整，也不一定意味着要重新合并。除此之外，还应当同一切有教育与培训需求的企业和单位建立合作，尽可能地满足传统教育体系顾及不到的群体和个人的要求，不拘一格，设计和传授"雪中送炭"的课程，承担起建立学习社会，弘扬终身教育的先锋角色。
(3)分工--网络化。国家宏观调控的任务之一应当是通过立法、拨款、贷款、审批学校、评估督导、信息咨询等手段，使中央和省市的"国家队"、私立高校和开放式远距离高等教育体系，各显其能，各有侧重。三大子系统之间，形成有机、沟通、互助、开放的网络，全国高教一盘棋。这是教育上的"集约化"。例如，开放大学应确实开放，一切愿意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应允许登记作为视听生，修完一年或两年相关课程，考试及格，转到有关高校，完成高年级课程；各类学校都可利用开放大学传播手段先进，覆盖面广的优势，把相当一部分基础课程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和部分理科课程，交由开放大学传授。部分高考录取的学生一年甚至两年不到校，在家通过远教完成学业，经学校考查合格后入校完成学业后半部分，不合格可保留学籍一年补习，这样，传统大学可腾出人手，重点做"半成品"加工，以增加培养人才的数量。开放大学通过与传统大学合作，请名家授课，保证质量。同样，幼嫩的私立高等学校也可借助开放大学的优势，同中央和地方的"国家队"建立咨询、互助、合作甚至挂靠、把关关系，从中吸取营养，服务于又从置身于大网中得益。当今飞快发展的网络联系，技术上已为此铺平道路，需要的是想象力，创造性和判断能力。
当然，开放大学要承担如此重任，必须首先强身，充分认识自己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培养新人，勇于探索、创新。当好历史赋予的促进教育体系开放，建立学习社会的先锋的角色。
4."国家队"仍有潜力可挖
"国家队"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指从中央到地方主要由政府出钱举办的公立高等学校，总体上应包括所有学科，最强阵营的师资，其待遇、地位足以把最优秀的人才，尤其是把最优秀的年轻学者留在学校，同时，在扶持私立高校和开放大学并与之合作方面，尽一定义务。
中国有公立高校1000多所，"国家队"似乎庞大一点。目前公立高校的师生比虽有提高，但同国外相比，仍有差距；教师每周标准工作量为6～8小时，同国外相差4甚至8个小时；高校仍然没有走出学校办社会，包学生住宿的困境，否则，招生量还可增加。通过改革仍有潜力可挖，为较快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立新功。例如：列入"国家队"的学校自身"消肿"挖潜，提高效率、效益；公立学校中未列入"国家队"者可允许一校两制，公"私"合营；选择中专佼佼者升格为"社区学院"等等。5.教育投资占GNP的份额--国家重视教育程度的试金石
一个国家教育投资占其GNP的份额，是判断一个国家及其领导人的战略眼光和重视教育程度的试金石。1961年当西方各国在华盛顿召开教育部长和财政部长会议，决定加速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时，同时也决定将教育的GNP份额十年内提高到4%。60年代末，各国不仅达到且一般均超过了这一比例，史称西方高教"黄金时期"。
世界上大致现状是：经合组织（发达）国家低者占GNP的5%左右，高者6%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近4%。1990年亚洲22个有统计数据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4.45%，中国则为3.05%，低于此地区发展中国家平均数的近三分之一。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教育投资占GNP份额并无增长，却还呈下降趋势(1991年为3.02%，1992年为2.94%，1993年为2.76%，1994年2.52%，1995年2.46%)。在教育投资上，两个问题同等重要。
(1)份额问题。按照终身教育思想，建立学习社会，不仅是教育界，也将是全社会的必然选择。哪个国家能尽快地把自己的教育体系转变到这一轨道上来，就能在下一世纪取得主动。中国确立了"科技兴国"的战略，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愈显出他的高瞻远瞩和洞察未来的战略眼光。只有认真学习和领会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才能解决长期存在于立法机关、教育部门与管钱、管物部门之间关于教育经费占GNP的份额的争议，建立起"向知识投资"，"向未来投资"的新观念，使中国的这一比例尽快达到并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数，使科教兴国战略落到实处，使教育发展有一个起码的宽松环境。
(2)投资方向。教育投资方向的选择必须遵循并反映国家的教育发展总体战略，包括穷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战略。高等教育的发展不能也不应挤占基础教育经费。但教育"蛋糕"增大后，其份额仍应保持。建议按如下方向和顺序分配：①组建和强化"国家队"；②强化开放式和网络化远距离高等教育；③有选择、有重点地择优扶持私立高校；④建立奖学金、学生贷款和科研基金，向各类学校学生、教师开放，促进社会公平与竞争；⑤支持改制、改革试点，优化结构建立高校间与高教子系统间互通、互助、互利和开放的网络。
历史和机遇都要求中国实行并进、跳跃式的发展战略，把西方发达国家按步就班经过100年或几百年走过的不同阶段综合起来，结合中国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相关部门制定的相应战略，不仅要"逼上梁山"，而且要"跳上梁山"。战略选择可以多样，笔者认为可选的是：
以目前公立高校为主干，筹组"国家队"作为"躯干"和"旗舰"，培养并为"躯干"装上两翼--私立高等教育和开放式远距离高等教育，用高技术建立起"躯干"与两翼和两翼之间的开放、互补、互利的"神经"网络，通过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的改革，使"旗舰"上的总指挥主要注重方向，规章，协调营造千帆竞发的环境，让每一所学校真正成为生机勃勃、自主的办学实体。
我相信，从现在起中国用十年时间跨越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是完全可能的。
附表 亚太二十九个国家和地区每十万人所含大学生数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报告1993、1995等
标签：经济论文; 知识经济论文; 信息社会论文; 大学论文; 信息化管理论文; 美国教育论文; 信息化时代论文; 中国大学论文; 国民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国教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