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潜能挖掘到制度创新——中国经济改革特点及问题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潜能论文,制度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在其独特的改革进程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引起世界的强烈关注和探讨。中国的经济改革究竟是一种什么模式、它的主要特点和成功的关键在哪里？这不仅是世界感兴趣的，同时也是我们所需要清晰把握的。这不仅将促使我们自觉地坚持改革的正确走向，并对这一进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有深刻的认识。
一、中国改革的特点分析
目前流行的对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模式和特点的区分主要是所谓的激进和渐进模式：试图在短期内从改变制度的核心基础——所有制着手，在新的财产制度和关系（主要是私有制）基础上建立灵敏的价格体系，并且全面建立、发展和完善市场机制，这一改革特点被认为是激进的模式，并且受到主要是西方世界的推崇。
而所谓的渐进模式是指在基本保持原有体制主要框架的基础上，引入和外生市场因素，在一个较长或很长的时期内是传统体制和市场机制二者并存的局面，而且一般的其改革目标并不是十分清晰的。
总的来说，激进模式是较彻底地抛弃传统体制，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市场经济体制；而渐进模式是以部分因素外生和替代的方式逐渐转变传统体制，其深层核心观念是认为传统体制的原有基础因素（如公有制、政府管理等）在通过一定形式上的转化后，仍具有主要的积极作用。从改革的纯理论角度看，以上所谓渐进改革的模式带有一种机会主义的、甚至是守旧的意味。但实践的结果是受到世界推崇的改革模式其现状使人失望；而使世界失望的改革模式其结果却是受到世界的热烈推崇。因此，认真、细致地分析和研究中国改革模式的具体内容，是非常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激进和渐进模式的划分只是一种从普遍性特征上来讲的，各个国家的改革还有其特殊的一面，其丰富多采的内容是无法容纳的。同样，中国的改革道路被归结为渐进模式，但这远远无法了解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而产生的改革特点，并无法了解这一特点而可能产生的问题和缺陷。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改革特点究竟是什么？我认为可以归结为是最大限度地挖掘和榨取传统体制的潜能。具体地说，就是在保持传统体制主要框架的基础上运作经济活动，同时逐步催生市场因素和机制，释放和发挥传统体制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之下被严重压抑的生产潜能，在这过程中对新旧机制进行修正和改造，使二者在运行中能够配合、协调。
在中国的改革中，保持传统体制主要框架的迹象是十分明显的。中国传统体制的两大支柱——传统的公有财产制度和政府强烈地、广泛地参与经济管理——至今仍是经济运作的基础。虽然中国改革在各个方面都有明显的发展和进步：如在所有制方面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经济运作方面进行市场化的改造和推进，其最大的进展是逐步建立和完善价格体系；推进各类企业积极成为经济主体；等等。但是，传统体制的两大支柱仍是主流：在经济比重、无论是在资产总量、产出总量、就业总量方面，公有制经济占有大部分比例，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仍处于从属和次要的地位。统计资料显示，公有制经济在目前的工业总产值中占75%以上，而非公有制经济占20%左右。在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方面，市场似乎是主要调节者的角色，但真正有力量和在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政府的行政力量，同时政府在市场运作的各个层面都或明或暗地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这种在保持传统体制主要框架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为什么能够取得原先所不可想象的成绩呢？欲解开这一疑惑，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正确地看待传统体制。
改革在世界上逐渐盛行的同时使得人们对传统体制产生越来越厌恶的情绪，也越来越把传统体制看得一无是处。传统体制当然是有缺陷，或是很严重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是全部由传统体制的体制框架造成的，而是由当时形成传统体制总体运作的所有因素错综复杂地综合作用而产生的结果。特别是把传统体制放在那个特定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中看，情况就更是如此。结果只有一个，而影响产生这一结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在中国传统体制所处的时代，传统的公有制度所产生的集中和充分动员经济资源的作用是正面的，积极的，政府强烈地参与管理也有其合理性。但是使传统体制那么早的失败的原因是传统体制所采用的“软件”是低效率的，依附着一些“病毒”，使得体制运行失误，最终这“病毒”的杀伤力使得传统体制瘫到在地。
最简单地概括，传统体制的失误在于“传统体制框架+传统激励。
就如汽车运行状况的关键在于发动机，而决定发动机运行状况的关键因素是燃料的选择。世界上再好的汽车如往发动机里加进不合适的燃料，这汽车也是跑不快的，况且传统体制的这部“汽车”本身的质量是不怎么样的。
中国传统体制中的激励主要是意识形态的激励，是政治动员，当其超过一定限度而无限制使用时，其缺陷和负面影响就明显地表现出来。最大问题是这种激励往往演变成经济活动的主宰，从而干预和影响正常的经济活动。并且，这种激励在一个物品普遍短缺的社会中其效用本身是大打折扣的。
从理论上分析，激励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经济增长和发展。但意识形态的激励往往使得这种激励功能错位，由手段而演变成目的。并在这种激励下，企业和员工的积极性呈阵发性表现，最后归于静寂。当传统体制处在物品短缺阶段时，其失败是无法用缺乏市场因素来解释的，因为在传统体制中，虽然很少或者是没有市场因素，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需求是现实地存在的，并且是强烈地全面地需求，它无需用市场因素（如价格）来表现就可以体现的十分真切。关键就在于意识形态的激励使得企业无法把生产对准社会需求，只能以空泛的政治标准和目的来统帅生产，使得传统体制本身所具有的生产能力没有表现出来。
因此，在中国改革过程中，主要动作是围绕着转变激励机制而展开的：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等等，都是从激励企业这一目的出发和设计的。虽然一些改革措施中含有更深刻的意义，但我们基本上是从有效激励的角度考虑的。因此，中国改革的主要模式可以简单地认为是：传统体制框架+有效激励，其成功的奥秘尽在此。
这种有效激励并不是简单的给予一种利益刺激，而是围绕着利益激励在传统体制的主要框架内建立起一套激励机制和激励系统，它包括、塑造多元经济主体；赋予企业一定的权限；营造市场机制和氛围，给予企业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等等，逐步建立起主客观条件较完善的激励环境。
以最大限度榨取传统体制的潜能为特点的中国改革从实践结果看，具有这样一些成效：
1.改革使得原有体制的潜能被充分动员和挖掘出来。通过某些见效快、成本低、振荡小的改革措施的推行，传统体制中被传统的管理和激励所束缚和抑制的生产潜能被充分释放出来，而且这种能量比在通常情况下要来得更加强烈。因此，改革从一开始就呈现良好的势头。我们看到，中国的农村在推行包产到户的变革后，生产能量被极大地焕发出来。人还是原来的人，地还是原来的地，生产手段也还是原来的手段，但生产状况就如两个天地。所谓激励就是从人的本性出发，给予其获利的可能和途径，获利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作出自己的努力，但只要作出努力，就有希望和可能。这极大地调动和促进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甚至是各级政府的积极性。从中国这一特点的改革看，改革使得中国社会的利益冲动猛烈迸发，经济意识和利益观念弥漫整个中国大地，致富欲在强烈地骚动。在中国，这一改革最显著的功能和效果就是中国长期存在的物品短缺现象得以在短期内被消除。目前中国的市场状况是人们不再顾虑短缺，而是担忧生产的过剩，担忧市场需求的不旺盛。现在不是消费者排队购物，而是生产商和销售商排队推销，想方设法诱使消费者掏口袋。在社会经济呈现短缺的状况下，社会对产品数量生产的评价大于对价值和效率提高的评价，而这与传统体制的基本功能是吻合的。
2.这种特点的改革使得中国的社会经济在平稳中取得很大的发展和进步。中国自改革以来的近20年中，其GNP年均增长率保持在9%以上，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是十分辉煌的成就。社会成员在短期内获得巨大的实惠和利益，其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是惊人的。这些成果使得改革得到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欢迎和拥护。
3.这种特点的改革无疑是从上到下地发动的。而这种改革并没有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和阶层的利益，或这种利益得以产生和取得的体制基础，因此改革表现出典型的“帕累托改进”的特征，人人得益。这也使得改革的发动者乐意推进改革，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至目前为止，中国改革的成功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在正确估价传统体制的基础上，通过有效激励增进和多种获利途径的开通，整个社会的生产潜能被充分动员起来；而在客观上，由于社会处在短缺阶段，使得有效激励的功能极易发挥。因此，在主客观因素协调的作用下，中国改革表现出良好的态势。从中我们可以吸取的经验是：
1.在改革过程中，选择怎样的改革途径固然与客观环境和外部条件具有密切的联系，但与如何看待传统体制、及其如何看待社会经济运动所必须具备的环境和要素有着重要的影响。
传统体制的失误，并不是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系统的无能，而是在不适当的管理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抑制下，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阻滞。而在社会经济运行系统还大有潜力的状况下，对其废弃不用是一种错误。
2.废弃传统体制必须有新的体制来替代，如果在新的体制尚是空中楼阁的情况下就废弃传统体制，就是一个其后果十分严重的错误，甚至是对社会的犯罪行为。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经济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运动，它不是能够脱离社会基础和条件而单独运动的，在其运动中夹杂着无数的社会因素：道德观念、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社会氛围、社会组织、政府功能、等等，因此，新经济体制的形成和产生是整个社会变动的产物，而我们无法想象社会的巨大变动能在短期内完成，并达到运行得心应手的程度。这只是一种理想主义者的单方面愿望，而不是客观事实。其后果是在传统体制崩溃后，社会经济呈现无政府的混乱状况，出现了如某些国家中的“改革比不改革更糟”的局面。
二、中国特色的改革可能蕴含的问题
以上我们分析了中国改革的特点所在，指出这种特点的改革所带来的实际益处和正面影响。但这并不是说这种改革是完美的，其效用可以长久持续，而只是在传统体制长期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国家、及在一个严重短缺的社会中进行改革，这种特点的改革在一定期内可能是有效的。但同时这一特点的改革可能蕴含着一些问题，如果我们不加以清醒认识地话，将酿成严重的结果。
首先，传统体制加上有效激励之所以能发挥出正面作用，关键是利益刺激起了反应，这是主观的因素，但这种刺激是纯粹从局部利益和个体利益及其从短期性出发而产生的，是一种获利天性的焕发，而不是制度因素所产生的内在欲望，它不是从资产和价值增值的角度来考虑的。而客观基础则在于社会经济状况是供给短缺，只要有产品生产出来，就不愁没有销路。但一旦获利可能从只要生产出产品就垂手可得转变为需要花费艰苦努力时，其激励效用就急剧下降。
其次，挖掘传统体制的潜能并不是无限制的，传统体制+有效激励在改革中有一个从其功能的爆发性显现到逐渐平稳，在不断转变的新体制中其不适应性慢慢增大，最后其负面影响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过程。因为，传统的公有制是从属于数量经济、从属于计划管理和行政管理模式，而效率为上的市场经济则无法在传统的财产关系和财产制度中产生内在激励和冲动，产生内在的规范。
所以，当社会经济从消灭了短缺、走向效益为上的阶段时，改革就会步履艰难。从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状况看，其发展轨迹与以上推理是吻合的。
在这里，我们所要探讨的是为什么当消灭了短缺后，传统体制就无法产生其正面效用，或者说是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呢？
数量经济能够运行的必要条件是社会需求的强烈存在，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效率和效益则来源于对社会需求的深度挖掘和开拓，来源于对资产经营的关心，来源于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和提高成本的利用效率。这种对成本的节约和成本利用效率的提高是无法全部通过外在的管理和激励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它必须依靠社会成员和企业的内在冲动和规范。而这必须对传统体制的核心——财产关系和财产制度及政府管理——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
从理论上分析，在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后，传统体制的两大支柱日益暴露出对新经济发展阶段中经济增长的抑制和阻碍：政府所有、管理和干预，影响着对效率提高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资源高效配置和利用；影响着资产的市场化流动和重组；而浅层次的利益激励只能解决短期冲动，没有合理的财产和资产关系作基础的利益激励是外在的，有缺陷的，其与新经济增长阶段的不适应性将越来越明显，以上矛盾强烈地表现出旧体制的潜能发挥到尽头的特征。
同时，这种改革模式在观念上也是有缺陷的，它是在传统体制的框架内运作市场机制，而不是在市场基础上重建体制框架，仅仅靠激励的增强是无法构造一个完善的体制的。合理的经济体制不仅表现在整个社会具有强烈的激励动力，更重要的是表现为这种激励是在合理的基础上产生，通过规范途径运行，利用合法和理性手段、方式来操作，它是在一个讲究效率和节约的基础上进行激励。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获利是唯一的冲动，但获利存在多种途径和手段，可以是守法的，也可以是非法的，是高效率的，也可以是低效率的，甚至可以是在亏损的情况下获利。如果考虑到获利主体的多元化时，这种选择的途径就会更加繁多。因此，确定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合理运作基础、途径和模式，是比单纯的激励更重要的动作。
我们可以这样来简单的概括总结：中国特色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激励方面的改进和增强，而约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则远远的滞后，当然，这种滞后是与这种改革模式一同俱来的。其缺陷表现为这么几个特征：
1.整个社会的获利冲动异常强烈，但对于确定释放这种冲动的规范途径和理性手段是比较漠视的；
2.在经济活动中，对获利结果十分关注，但对于获利的程度或获利的效率是忽视的；
3.在获利活动中，表现为较强烈的以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为自己获利的途径和手段，而不是以服务对方、双方获利为主要手段。市场中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贪污受贿、损公利私、化公为私、污染社会环境、浪费社会资源等等现象十分突出；
4.表现为社会经济的高增长与效率的大滑坡共存；
5.表现在短缺消除、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后，企业一筹莫展，缺乏开拓市场、技术创新的能力和后劲。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作一初步结论：
中国模式的改革—最大限度地榨取传统体制的潜能—使中国社会经济在平稳态势中迸发出强烈的冲劲，被严重压抑的生产能量和潜力超常发挥，表现出强烈的发展和增长势头，并在短短地数年内，消灭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短缺，整个经济开始表现为买方市场。
而在突破了物品短缺的制约后，经济活动反而显得缺乏方向和向纵深推进的动力和势头。这主要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消灭短缺之后其阶段性特征从主要着眼于资源转化到着眼于资源（价值）增值，这就不但需要经济主体的自主性、自由限度和运作权限，而且更需要在内部所产生的激励、制约和理性。但这一要求受到传统体制两大支柱的阻碍而无法达到和完善，也就无法推进经济发展在新阶段中取得显著的成就，反而暴露出越来越严重问题。
三、改革的未来走向分析
在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开始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世界上两大潮流的核心——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经济所十分关注的：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领头羊，而中国是在经济改革中取得巨大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正在向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发展。中国改革的成功，为世界各国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发展本国经济创造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榜样。它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完全有能力来迅速发展经济、赶上、甚至是超过发达国家的经济。因此，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向纵深发展，取得更大成就，中国的改革已到了与传统体制彻底决裂的时刻，到了从基础方面来建设、发展和完善新体制的时期。无论是从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从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从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还是从未来的更大开放、走向世界的趋势看，都需要有这样一个深刻的变革过程。
中国在建设新经济体制中的核心问题是重建约束制度，增强经济活动内在理性化的构造和完善。
中国在现象上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从1995年起，关于建设现代企业制度、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作为主要任务而提上议事日程。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使经济主体真正关心其所运作的资产的增值和运作效率，不管这资产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并且使资产运作状况与其收益状况紧密关联。在给予经济主体越来越大自主权和活动空间的同时，建立和完善约束制度的内在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只有在约束科学和严格的基础上使经济主体自由运作，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未来主要的改革要求是：
1.充分认识原先改革特点的阶段性和局限性。随着经济增长阶段的转变，在进一步塑造多元经济主体格局的基础上，着重建立、发展和完善约束机制和制度，使社会经济活动从单纯追求物品生产和利益获取转换到追求资本增值和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获利的途径上去，从而实质性地推进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更高层次和阶段。
2.重新审视、改变原有传统财产制度，建立、发展和完善新的财产关系和财产制度，在经济基础方面体现内在约束和理性化要求。财产关系和财产制度是经济体制的基础，而新经济体制则要求新的财产关系和财产制度。合理的财产制度本身是激励和约束内在的统一，而有缺陷的财产制度则只能产生单一功能，激励与约束在其内部是相矛盾的。这可以作为一种财产制度是否合理的评判依据。
3.政府对经济运作的管理从政府行为、行政行为和政治行为尽可能地转变为市场行为，这包括企业的设立、行业的进入、计划的制订、目标的选择、企业领导的产生、财产的运作和变换、等等。使社会经济的运作真正地、最大限度地从效率的提高、从资产的增值、向社会经济的深度（效率和效益）、广度（市场范围和市场拓展）和高度（技术层次和质量层次）推进，并且这种推进是建立在经济主体内在的动力基础上的，而不是依靠外部的（主要是政府的管理和促进）而产生的。这是新体制的基础和框架真正建立、发展的特征和表现，也是中国经济均衡、平稳发展的关键。
从世界状况看，在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政府作用的主动消退和积极培育经济主体的更大能量是一个紧迫的任务。目前韩国宣布其开始取消五年计划等类似由政府公布、制订的具体经济指标的做法，认为目前的经济发展到了“自律经济时代”，其特征是通过各经济主体在市场中的活动和能力，综合作用为社会经济全面地、平稳的、均衡的地发展。当然，政府的作用还是存在的，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各项政策和措施来解决中长期课题，如结构调整等。韩国的这一做法可以说是一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因阶段变化而产生的具有共性的要求，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可以期望，中国的改革在前期富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经济增长阶段转变的认识，通过合理的财产关系和政府行为的调整后，将掀起第二次增长高潮。中国的综合实力将进一步提高，同时也为改革增加又一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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