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学理论承诺与理论原则的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社会论文,矛盾论文,原则论文,理论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一个半多世纪的发展，社会学理论达到了相当丰富的程度，不仅已经出现了众多学术流派，而且越来越多的新理论、新方法正在不断地建立起来。然而，无论社会学理论发展到何种程度，它在建立之初就存在的理论承诺和理论原则之间的矛盾一直未能解决，以致一些社会学家反思自己的理论时，常常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境之中。社会学应当在更深入的层面上反思自己的理论矛盾，寻求理论承诺和理论原则的统一，为自身健康发展做出进一步努力。
一
理论承诺是指一个学科或一种学说的理论目标或理论追求，它表现为理论给自己规定的研究对象、研究程度、为社会或人生创造的价值与意义等。这种理论承诺不论是明显自觉的，还是隐含自在的，对于任何门类的学科来说都是存在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以特有的理论承诺为其产生或存在的前提。否则，一个学科就提不出自己的理论任务，也无法明确自己的学科地位。理论原则是指一个学科或一种学说为了实现自己的理论承诺而选定的方法原则、思维规则、表述方式和操作程序等等。可见，理论原则是为实现理论承诺而选定的方法或手段，二者应当是协调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对于初创时期的新兴学科尤为重要。
社会学的先驱们在创立社会学时十分重视对理论承诺和理论原则的探索，他们都反复论述了社会学应当确立何种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理论承诺，并且也都认真地阐明了应当采用何种理论原则来实现自己的理论承诺。简言之，社会学的先驱们不仅明确讨论了理论承诺和理论原则问题，而且自觉地追求了二者的一致性。然而，无论他们为之付出了多少辛劳，社会学的理论承诺和理论原则一开始就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二者的一致性始终也未能实现。这个判断从社会学先驱们的理论冲突和理论困惑中就可以得到证实。
作为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雄心勃勃地向世人宣布：社会学是一门立足经验事实、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孔德，1999）。孔德的宣称包含着社会学最基本的理论承诺和理论原则：其一，社会学必须从经验事实出发，它不能脱离经验事实而抽象地推论逻辑，以此有别于形而上学；其二，社会学要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对社会问题要开展综合性研究，以此而区别于仅仅研究社会生活某一个方面的其他社会科学；社会学要把社会生活看作外在的现象，用客观性的原则对之开展实证性研究。
孔德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宣称中包含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十分坚定地认为：只有不折不扣地贯彻实证原则，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学的经验性和整体性的理论承诺。为了坚持实证的客观性原则，孔德严格排斥社会学研究中的主观意识和价值理想，强调要像物理学研究自然现象那样去研究社会现象。然而，晚年的孔德却深深沉入“人道教”的表象之中，他不仅淡化了实证原则的客观性，而且把情感体验、宗教信念和价值理想等主观因素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许多社会学家都说，晚年的孔德鲜明而激烈地反对了中青年孔德（D.P.约翰逊，1988）。孔德为什么自己反对自己？为什么动摇了自认为精神革命的实证主义信念？为什么从排斥主观情感的实证原则转向了以主观情感为基础的宗教立场？人们对此感到困惑，其实，这就是理论承诺和理论原则的矛盾。
韦伯反对严格的实证主义原则，他认为作为整体而存在的社会经验过程是无法排除情感体验和价值理想的，应当用有别于物理学的方法去理解人们社会行动的主观意愿，应当用解释学的方法去阐释各种社会行动的根据和意义（韦伯，1999/1988）。然而，韦伯并未把解释学的原则坚持到底，相反却用“价值中立原则”限制了解释学方法的主观性，并由此而同实证主义达成了一致。韦伯的主张实质是：社会行动或社会现象是包含着主观意愿的整体，不能否认其中主观因素的存在，否则就无法接近和研究社会行动与社会现象。但是，当社会学面对社会行动和社会现象开展社会研究时，却必须悬置自己的价值观念，用客观的方法去客观地解释和概括社会，进而建立科学的社会学理论。可见，韦伯试图解决社会学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的矛盾，亦即解决理论承诺与理论原则的矛盾。然而韦伯仅仅在出发点上做出了努力，然后就回到了实证主义立场。因此，韦伯也未能克服社会学理论承诺与理论原则的矛盾。
从经验事实出发，对社会开展整体性研究，这个理论承诺同用客观的方法把社会学建成科学的理论原则之间具有难以解决的矛盾。即使不明确提出要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生活，仅从经验事实出发这一点主张就决定了社会学一定要把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都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因为，只有理论是片面的，而经验事实却是完整的。在现实的经验过程中，不仅难以看到纯粹的经济、政治或文化现象，而且也无法找出传统哲学和实证科学所说的、处于分离状态的客观事实和主观意识。经验就是整体，经验就是综合，从经验事实出发，以经验事实作为研究对象，这就从出发点和立足点上决定了社会学不可能仅在社会生活的哪一个特殊方面或主观意识与客观事实哪一个方面做出确定的选择。然而，孔德根据其建立客观的科学知识的理论原则，还是自相矛盾地选择了（应当说“切割出”）经验中的客观方面。
至于从整体上研究社会这个理论承诺同社会学理论原则的矛盾就更加显而易见。当人们把一个事物当作整体来看待时，就要求人们不仅要从全貌、全局、全部因素上来把握这个事物，而且还要从这个事物的历史过程中来把握它。一个完整的、作为整体而存在的事物一定是具体的、有其历史展开形式的。社会生活也是如此。一个社区或一个民族，如果不是仅仅分析其中的某个事件或某个方面，人们看到的一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中存在的形式，一定是从过去走向未来的可变化的过程。具体的具有历史形式和历史过程的整体，不可能是孤立的、片面的、分析式的，更不可能是仅有客观性而无主观性的。因此，除非放弃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研究，要么就不可能把社会学仅仅建成追求客观性的科学。
在社会学创始人和奠基人那里表现出的理论承诺和理论原则的矛盾，在一个半世纪的社会学发展史中贯彻始终，直到当代，这种矛盾仍然困扰着大多数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们。稍加思考就会很清楚地发现，理论承诺和理论原则的矛盾在社会学领域里有多么丰富的表现。譬如：社会学至今也未能清楚地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没有哪位社会学家能够提出既适合自己选定的研究对象又不违背自己理论承诺的方法原则。大多数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们不愿去论及社会学研究对象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人们纷纷指向特殊的社会问题——如人口、婚姻、家庭、社会化、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似乎每一个领域都有人建立了一个分支社会学。不用翻阅什么资料，很容易就可以列数出几十个分支社会学。人们或许以为这是社会学的繁荣，其实这是社会学表面上的繁荣而实质上的混乱。翻开那些五花八门的分支社会学，哪里有什么社会学，不过是某些材料的汇编。
二
社会学的理论承诺和理论原则不是社会学的先驱们任意杜撰出来的，而是有其发生的原因和存在的根据，只有将这些原因和根据梳理清楚，才能有针对性地探寻解决矛盾的途径。
建构一个不脱离经验事实的新学科，这是社会学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理论承诺，正是这个承诺使社会学同形而上学划清了界限。社会学是在反对形而上学的呐喊中问世的，然而，正是这种对立、排斥的关系使社会学首先在传统形而上学中获得了自身规定性。孔德提出社会学应当立足经验事实的观点时，正是形而上学以其最抽象的形式——黑格尔辩证哲学——发展到思辨的极限之时。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全部活动都被黑格尔抽象为同日常语言分离的哲学概念，并以远离现实生活的逻辑推演展示其运动过程。孔德认为，逻辑思辨推至极点的结果就是神学的回复，而要扭转这种倒退的最有效途径就是面向经验事实，在经验事实中提出问题、形成观点，并用经验事实来证明和检验理论观点（孔德，1999）。从抽象的逻辑思辨转向对经验事实的观察思考，是抽象的逻辑思辨极端化的必然结果，是实证社会学反对形而上学的一面最鲜明的旗帜。
如果社会学的经验性承诺具有思维逻辑的必然性，那么整体性承诺则因经验性承诺而获得了现实的必然性。因为，作为社会生活的经验一定是综合性、整体性的，这一点已为实用主义充分论述（杜威，1960）。当社会学立足经验事实、面对经验事实、分析经验现象间的必然联系时，社会学视野里呈现的都是感性的、具体的多元性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其现实过程中不可能是相互分离的，抽象的范围和分析式的逻辑更是难寻踪影。实用主义者曾依据经验一元论亦即经验整体论批评了哲学对物质与意识、自然与精神的划分，提出了事实、效用、价值与选择的多元综合的真理观（杜威，1960）。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论述经验的整体性，但是他依据实践的综合性提出了社会生活是经济、政治、文化的统一，是主观和客观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的观点，实质上也论证了实践经验的整体性（马克思，1985）；并且，马克思关于社会有机体的观点也是对社会生活整体性的理论概括。因此，经验性同整体性是内在联系而不可外在分割的。经验就是整体，整体也一定在经验之中。社会学选择了经验性视野，就必然要承诺整体性的研究对象或研究任务。
整体性承诺不仅是经验性承诺必然产生的理论使命，而且也是社会学在学术之林中获得立足之地的理论要求。社会学创建之时，正值人文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实现了充分分化。不仅新学科纷至沓来，展开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一些传统学科内部也开始不断分化，产生了一个个专注不同层面的学术流派。社会学先驱们面对各学科都对社会生活采取分析性研究方式、学术视野不断分化的趋势，要想创建一个与众不同的新学科，最佳选择莫过于反其道而行之，即从分析走向综合，以整体性的理论视野来看待实际原本是整体的社会过程。孔德认为这种选择不仅可以超越其他学科研究社会现象的分裂式，而且可以使社会学总括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视野，代替传统哲学成为其他学科的统领学科（孔德，1999）。
经验性承诺和整体性承诺被看成社会学的学术价值及其实现。不仅经验和整体不可分，而且经验和整体的统一就是社会，承诺经验和整体就是承诺社会。在孔德和涂尔干等人看来，传统哲学和神学都不是从社会层面来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而是从个人的心理活动来推测问题、编造结论，产生的只能是脱离实际的玄思和信仰。只有从社会出发，在社会生活中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才能避免玄虚，抓住真实。而社会一定是整体性的经验活动，经验的整体是社会的存在形式与展开形式。
如果社会学的经验性承诺和整体性承诺有思维逻辑、现实基础和社会学本质的多重规定性，那么这表明这两个承诺是不可缺失的。事实上也是如此。社会学自产生以来，在社会历史的剧烈变化和自身理论矛盾冲突的多重作用下，形成了许多相互对立的流派或互相否定的观点。但是，无论社会学的变化多么复杂，也无论社会学各种流派之间的对立多么尖锐，经验性和整体性两个基本承诺没有改变。从历史与逻辑的双重关系看，经验性和整体性承诺应被视为社会学获得特殊学科地位的两个基本规定性。在这两个基本规定性的前提下，社会学建构了一套有别于其他学科的把握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概念框架。时至今日，经验性和整体性两个基本承诺，连同与之直接联系的概念框架，成为判别一种学说是否属于社会学学科的标准或尺度。
既然经验性与整体性两个理论承诺是不可放弃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与之相矛盾的、追求客观性的理论原则，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呢？应当说，社会学采用客观性理论原则来研究社会现象，其必要性不像经验性承诺和整体性承诺那样充分。社会学创建之初，在做出了经验性和整体性两个承诺的前提下，没有必要非得照搬物理学追求客观性的原则，而应当针对社会现象的特殊性，提出一些有别于物理学的方法原则。不过，孔德和涂尔干等人那样坚定地坚持追求客观性的理论原则，也有其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演化的逻辑根据。
一般说来，人们谈论实证方法的根据时，首先想到的是自然科学的影响。因为，不仅孔德一再声明社会学要用物理学的方法认识社会，而且实证方法的原则就是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移植而来的（孔德，1999）。然而，如果进一步追问就会发现一些更重要的原因。其实，当时对社会科学有重要影响的方法原则还有辩证分析方法、历史主义方法等等，为什么孔德等人一定要选择同自然科学一样的实证方法，而不选择其他方法？如果仅用物理学的影响来解释，未免失之简单。孔德等人选择实证原则，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那个时代的社会中心任务、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学创建者们的价值理想。
社会学创建时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任务——工业化——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并且是新兴资产阶级加速工业化进程的历史时期。工业化的本质之一是人类征服自然、以空前的力量掠夺自然资源的社会过程，用哲学的语言说，主观同客观的矛盾关系在其中达到空前明朗、空前尖锐的程度。在主观与客观对立之中追求客观规定性的理论原则，实质上是人与自然亦即主体与客体对立关系在人们理论活动中的反映。孔德一再申明他的实证理论是在工业社会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这已经表明他确立的追求客观性的理论原则是以工业化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而在主客二元对立中追求客观性的理论原则，可看作是人在工业生产中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实践原则的理论表达。
19世纪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也是西方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各种社会矛盾此起彼伏，其中对社会生活发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主要矛盾是阶级分化和阶段冲突。不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十分激烈，而且封建贵族同资产阶级的对立也异常尖锐。阶级利益、阶级地位和阶级立场，成为当时思想家们观察社会问题的基本视角。孔德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主张巩固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这是站在特殊的阶级立场上提出了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特殊的阶级立场是特殊主体的特殊要求，它有鲜明的主观性。孔德不敢承认自己理论的阶级立场，更不敢承认自己思想观点的主观性，然而，这是无法掩饰的。立场是特殊的，而问题却是普遍的，这就说明特殊和普遍的矛盾在这里不可回避。
那个时代的某些思想家把自己的观点解释为关于普遍规律的学说（迪尔凯姆，1995），其要旨是说明自己的观点不是仅仅代表某个阶级的，而是代表整个社会的。然而，这样做首先应当避免以偏概全的嫌疑，否则，将难以令人信服。把从某个阶级出发得出的观点解释为社会的普遍性规律，最大的障碍在于阶级相对于社会而言是特殊的——阶级立场、阶级利益和阶级地位都是个别利益集团的主观特殊性的表现。而把主观特殊性说成社会普遍规律性，最容易使人信服的办法，就是把这些观点说成是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客观的原则、对客观事实做出的客观性回答。因此，孔德等人坚定地坚持客观性原则，并且反复声明自己的客观性原则可以得出符合社会普遍性的结论，其实质是从阶级特殊性出发解决社会普遍性问题遇到矛盾后而做出的理论选择。
阶级的特殊性仅仅相对于社会而言才能被明晰，而在阶级的内部，特别是在主要阶级的内部，阶级的特殊性则表现为阶级成员的普遍性。从某个阶级出发而得出的结论，对于该阶级成员而言首先具有普遍性意义。当这个阶级是社会的主体时，这个阶级的普遍性就更容易被认可为社会的普遍性。而当一个事物被认可为具有社会普遍性时，它也就容易被冠以客观性而被人们接受。
孔德等人坚持客观性原则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试图让其他阶级都服从他的主张，如果其他阶级知道他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的愿望就无法实现（马尔库塞，1993/1941）。只有他的理论观点及其所揭示的规律被解释为客观必然性时，他才敢于理直气壮地向世人宣布：用客观性原则揭示出来的客观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它是铁的必然性，是像物理学规律一样，只能认识和遵守，而不能抗拒。孔德的这个观点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希求社会稳定，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愿望。
马尔库塞曾激烈地批评实证社会学对个性和人生的压抑性原则。他认为，孔德强调社会秩序的客观性和必然性，涂尔干强调社会事实外在性和强制性，其实质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论证统治者控制社会、压抑个性的合理性（马尔库塞，1993/1941）。这种批评符合社会学创建者们的价值理想。孔德等人确实渴望急剧动荡的社会早日稳定下来，他曾急切地呼吁无产阶级要接受资产阶级的统治，要服从不要反抗，要忍受不要争夺；如果全体社会成员都能按照社会学的主张去实践，社会必将在和谐、稳定中走向进步与幸福（马尔库塞，1993/1941）。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经验性和整体性的理论承诺是不可抛弃的，否则社会学就会失去自己的特殊规定性而被其他学科吞没。在主客二元对立中追求客观性的理论原则是应当受到质疑且可以调整的，尽管这个原则有其社会现实根据和思维逻辑根据；但是，这个原则同社会学的两个不可放弃的基本承诺是有矛盾的，并且是社会学创建者的阶级局限、价值理想和社会学理论发展不充分的产物。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在维持经验性和整体性两个理论承诺的前提下，调整或转变社会学的理论原则。这里，正要面对孔德所说的由社会学来实现的精神革命了。因为，理论原则的转变就是思维方式的变革，而思维方式的变革才是人类精神领域中最深刻的革命。
三
到了20世纪后叶，人类社会发生了空前深刻的变化。从6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物质生产能力迅速提高，物质生活资料由匮乏变为剩余。曾经作为社会物质生产部门中的第一、二产业的主导地位开始下降，第三产业逐渐成为产业结构主体。社会中心任务，已由通过工业生产征服自然而获得物质财富，转变为通过服务业为人服务。以第一、二产业为主导的“工业生产”阶段的内涵是人和自然的矛盾关系，而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服务业生产”阶段的内涵则是人与人的矛盾关系。如前所述，以工业生产为基础或为中心任务，观察社会、解释生活的理论原则，就应当是在人和自然亦即主体同客体的二元关系中追究社会现象的客观规定性；而当社会中心任务由工业生产转向服务业后，信守经验性和整体性理论承诺的社会学就一定要发生理论原则的变化；就必须调整原来在工业生产基础上、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确立的理论原则。
20世纪60年代，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和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几乎同时问世，它们标志着当代社会学在思维方式或理论原则等方面开始发生变化。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最先明确而坚决地向现代主流社会学提出挑战的。它坚定地把社会学的立足点转移到日常生活领域中，明确主张要用日常人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并提出社会学家研究社会现象时，展开的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关系，而是人际之间的沟通与互动(Garfinkel,1967)。这些观点说明，常人方法学已经越出了在主客二元对立关系中追究社会客观规定性的窠臼，开始从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来研究社会问题。
如果说常人方法学开始了社会学思维方式和理论原则的变化，那么丹尼尔·贝尔则明示了这种变化的现实基础，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实现社会学思维方式和理论原则变革的深刻的现实基础。丹尼尔·贝尔指出：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主要任务都是物质生产，展开的矛盾关系都是人与自然亦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后工业社会的主要任务则是为人服务，展开的矛盾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两种主要任务和两种矛盾关系的变化，使人类社会发生了空前深刻的结构转型，这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丹尼尔·贝尔，1997），对于社会学来说也不例外。
还应当指出的是：人际关系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突显，表明阶级矛盾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已经下降，或者说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常人方法学就是认识到了这种转变，才主张要从日常生活中的人出发来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这似乎比从阶级出发和从社会出发的对立还要尖锐。其实不然。个人是社会的基础，从个人出发就是从社会最真实的基础出发，这不仅能够见到感性存在着的社会，而且还能抓住社会生活的真实内容，因为社会生活不过是个人交往的产物。
另外，从个人出发看到了真实的人，看到了人的主观性——看到了主观性的选择、主观性的意义和主观性的价值，看到了主观性所表征的普遍性。于是社会学家们纷纷放弃严格的客观性，转而敢于明确地从个人的主观性出发去解释或回答社会问题。同时还应当指出的是，常人方法学看到的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交往着的个人。因此，常人方法学看到的是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主观际性或主体间性。
如果说19世纪是社会分化为不同利益集团的时代，并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形式展现的话；那么，20世纪后叶则开始了进一步的分化，即各阶级内部发生了复杂的分化——不仅资产阶级分化为不同的社会层次，而且无产阶级也失去了马克思当年论述的在利益、地位和意识等方面的一致性。这种分化是广大社会成员都能清楚觉察的过程，因此它直接引起人们在思想意识上的深刻分化。直至今天，人类社会仍然处于一个阶级意识逐渐消解、个体意识不断增强的时代。
个体意识增强既是自我意识的增强，也是社会意识的增强。与阶级意识增强导致社会对立和社会冲突不同，个体意识增强可以加强社会团结和社会凝聚。阶级意识使人们在不同的利益群体的对立中看待社会，因此阶级成员看不到完整的社会，也不能形成真正的社会意识。个体意识似乎是社会意识的更深入分裂，其实不然。如费孝通所言：个人与私人不同，私人只知自己不知社会，而个人不仅知道自己也知道社会，因为个人意识的形成是以社会意识为前提的，个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费孝通，1999）。并且，个人在社会中看到的不是分裂的利益集团，而是同自己一样的、相互间发生交往的个人，社会生活的普遍性在人际交往关系中得到了认同。
从交往中的个人或从人际关系来认识社会，社会学突破了阶级视野的限制，可以不必凭借客观性原则掩盖阶级立场的特殊性而直达社会的普遍性。因此，社会学敢于“抛弃”客观性原则并保持对普遍性的追求，常人方法学就是这样展开自己的学术观点的。在日常生活的人际交往中，常人方法学的理论视野集中在日常语言分析、人际交往关系、生活意义阐释等方面，而这些都曾是现代社会学不屑一顾的。然而，正是对这些被孔德等人“忽视”的问题的研究，社会学展开了一个崭新的理论画面，社会学开始了对社会更具普遍意义的研究。
总之，常人方法学和后工业社会理论分别从思维方式和现实基础上揭示了社会学理论原则变革的必然性，并且这些思想理论不是空穴来风，它们是随着社会中心任务转移、社会主要矛盾变迁、社会意识变化而发生的社会学观念变革。在常人方法学和后工业理论问世之后，福柯的知识考古社会学、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社会学、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吉登斯的社会结构化理论等等，纷纷向现代社会学的既有理论原则宣战。这些常常被冠以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学说，虽然内容丰富，理论观点相异之处甚多，但是它们在反对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反对单纯追究客观性的理论原则上是共同的。在这些当代社会理论中，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孔德所追求的同传统形而上学真正对立的精神革命。
综上所述，经验性和整体性的理论承诺同客观性的理论原则的矛盾，是长期困扰着社会学的重要问题。如果经验性和整体性的承诺是社会学不可去除的本质特征和基本使命，那么就应当考虑如何改变客观性的理论原则。单纯追求客观性的理论原则，并非像孔德等人宣称的那样排斥了价值观念或主观要求——其实是社会学先驱们面对社会中心任务和社会主要矛盾，并受其阶级立场和价值理想的限制而做出的理论选择。随着社会中心任务由工业生产转为为人服务，社会主要矛盾由阶级斗争转为人际矛盾，社会学改变客观性理论原则不仅已经具备了现实基础，而且已经成为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
常人方法学率先向单纯客观性原则提出了挑战。从生产世界和科学世界转向生活世界。在人际关系中而不是在阶级对立中思考社会问题，不仅使社会学获得了广阔的理论视野，而且更重要的是开始了思维方式上的革命。但是，常人方法学并没有完成这场革命，还有许多重大问题等待回答，例如，生活世界是丰富的，从生活世界出发不应仅仅考虑人们的语言交往和意义沟通；利益交换、权力实现、传统限制、环境条件和群体关系等等也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其中包含的复杂问题是社会学不可回避的。从生活世界回答这些问题同从生产世界回答这些问题有何区别？从客观性原则转向主观间性原则将会引起社会学原有理论发生何种变化？这些问题都是有待进一步探索的。
另外，从生活世界或主观间性出发就可以实现对社会生活的经验性和整体性研究吗？难道日常生活中不包含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关系吗？如果其中有客观的方面，那么应当从何种视角去观察客观事实？应当用何种原则去回答社会问题？从主观间性出发也许是社会学的另一个片面性，能否把社会学的客观性原则与主观间性原则统一起来，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整体性的理论视角，确实地实现对社会生活研究的经验性承诺和整体性承诺，这是极具挑战性的一个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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