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孝文化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黑格尔一谈起古希腊，心中便会产生温馨的“家园感”，但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永远不会产生类似感觉的，因为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古希腊，而我们中华文明的源头则是黄河、长江流域。中西文明源流不同，性质当然也相异。西方文明重视实证分析，重逻辑思辩；中华文明则尤重伦理道德践履。具体而论，孝文化由孔子奠基，而在哲学上进一步将其体系化、思辩化的人物则是曾子。唐文治先生在《曾子学》一书序言中云：“曾子之学，传自孔子，孔子之学，传自老子。是曾子之学，承老、孔之学为学也。曾子之学，传诸子思，子思之学，传诸孟子。是曾子之学，开思、孟之学以为学也。”由此可见，曾子在中华文化的薪传流变中乃是一承先启后的人物。曾子以“孝”著称于世，其孝道传自孔子，孔子云：“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①又云：“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②孝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立足点，同时由内至外，又是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但是，孔子人伦的基本内核是“仁”，“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追求“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同理想境界，孝仅仅是孔子伦理观的内涵之一。“参也鲁”，他在师承孔子孝道的基础上，经过自身“三省”体悟，遂将孝道无限扩大、膨胀，使之成为绝对的、终极性的道德之源，是总摄仁、义、礼、信等道德范畴的“大经大法”：“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③“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④不唯如此，孝而且是无所不在、适用于社会一切领域、指导人类一切行为的、普遍而永恒的终极性法则：“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⑤“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至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⑥这种解释哲学将本来外延很窄的孝伦理范畴扩充为无所不包、蕴涵一切的世界观和道德本体论。
儒家之孝，立足于家庭人伦。曾子云：“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⑦人伦之孝有两大原则：一为忠，二为礼。忠指发乎内心的敬爱之情，礼指恪守孝之礼仪。基于忠、礼基石之上的人伦之孝，包含着以下几层含义：
其一，养亲。《诗》云：“哀我父母，生我劬劳”。父母抚养子女含辛茹苦，历尽艰辛，子女成人后当思鸟兽反哺之情，尽心尽力供养双亲、照料双亲，使父母在物质生活上尽可能地得到满足，这是儒家孝论最基本的要求。“往而不可还者亲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养，而亲不待也。”⑧青山不老，韶光易逝。俟至子女成人，父母年事已高，在世之日有减无增。子女养亲应有紧迫感，安身处世应以奉养好双亲作为基本价值尺度。因此，曾子提出了一入仕原则：父母在时，子女应“不择官而仕”。“故吾尝仕为吏。禄不过钟釜，尚犹欣欣而喜者，非以为多也，乐其逮亲也。既没之后，吾尝南游于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题三围，转彀百乘，犹北向而泣涕者，非为贱也，悲不逮吾亲也。故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约其亲者，非孝也。”⑨官位虽低，俸禄虽薄，但能供奉双亲，人生价值已得到实现；如果一定要等到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之时才想起奉养双亲，那是一种不孝行为。
其二，敬亲。孟子认为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之别就在于人类有道德观念。孔子云：“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⑩供养双亲仅是人伦之孝的初始要求，只有建立在忠心敬爱血缘情感之上的养亲，才是真正合乎孝道的，否则与禽兽生理本能并无性质之别。何为敬？曾子自释云：“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11)敬的基本含义为忠心之爱，敬亲是指建立在敬爱之心基础上的血缘情感。敬亲是养亲的伦理尺度，敬亲基础上的养亲才是合乎人伦孝道的。《盐铁论·孝养》载：“周襄王之母非无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晳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周襄王位居九五之尊，天下为家，应有尽有，但仍蒙受“不孝”恶名，其原因就在于周襄王之孝只是一种“养口体”之孝，而不是“养志”之孝。《孟子·尽心》篇讲了这样一则小故事：“曾晳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孟子曰：‘脍炙哉！’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曾晳喜食羊枣，曾子因而忌食羊枣，以示对父敬爱。这种行为虽然已趋极端，但却恰恰说明曾子追求的是一种基于血缘之爱、内心之情基础上的精神境界，而不是与禽兽略无差异的“养口体”之孝。
其三，谏亲。曾子主张应将孝亲建立在敬亲的自然情感上，但因此也引发出一个问题：父母有过，子女应曲意顺从，还是以义劝谏？如何做才是符合孝道？曾子就此请教过孔子，孔子虽然不愿意正视这一现实难题，但还是作了回答：“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12)有谏诤之臣在侧，虽遭乱世，天子能保天下，诸侯能保国，卿大夫能保家，士能保全名声。由此推衍，父母有讽谏之子，可以协助双亲避免蒙受不仁不义之恶名。因此，父母若有过失，子女向其讽谏非但不违孝道，而且是子女应尽之义务。基于此，曾子提炼出了以义辅亲、以正致谏、微谏不倦的谏亲原则。不仅如此，曾子还将此从情感上加以消化与认可，升华为“君子三乐”之一，将本来的伦理之规范内化为一种心理之愉悦。“曾子曰：‘君子有三乐，钟馨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问三乐。’曾子曰：‘有亲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遣，此一乐也；有亲可谏，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乐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乐也。”(13)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父母有过失，但拒绝听从子女劝谏，子女如何做才合乎孝道？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14)孔子的态度是子女应反复婉言相劝，如果父母仍一意孤行、刚愎自用，子女不应滋生怨恨之心，而应一如从前孝敬双亲。孔子这种态度对曾子影响至深，曾子弟子单居离也就这一敏感问题请教过曾子，曾子的回答与孔子大抵相似：“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辩。争辩者，作乱之所由兴也。”(15)曾子为谏亲设立了一个界限：谏而不逆。如果父母不思悔改，子女不应指逆其志，不可由婉言讽谏上升为争辩；相反，子女应顺从父母，曲意随从。曾子于此作茧自缚，陷入了一个二难困境：父母有过，子女不劝谏是不孝行为；父母有过，劝谏无效后不循父道而行，也是一种不孝行为。虽然曾子也主张在这一问题上应当“巧变”，临事变通，但实际上这种变通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慰藉。
其四，全体、贵生。曾子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子女躯体是父母“遗体”在另一种生命形式上的延续。基于这种生命理论，残伤自己的身体也就是残伤父母之身体，自然也是一种不孝行为。父母“全而生之”，子女应“全而归之”，成为孝子孝行之一。《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云：“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伤瘳，数月不出，犹有忧色。门弟子问曰：‘夫子伤足瘳矣，数月不出，犹有忧色，何也？’乐正子春曰：‘善如尔之问也。吾闻之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可谓全矣，予是以有忧色。’”乐正子春脚伤虽已痊愈，仍数月闭户不出，面壁思过。因为按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的孝论，子女对自己的生命体就不再拥有所有权，人的一生成为代行父母“遗体”的生命运动过程。因此，全体、贵生也就成了儒家人伦之孝的一项特殊要求，并且由此衍生出众多繁缛而琐细的行为禁忌：“孝子不登高，不履危，卑亦弗凭”，“险途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其身，以不敢忘其亲也”(16)。
养亲、敬亲、谏亲与全体、贵生，构成曾子人伦之孝的基本框架。以忠爱之心孝敬双亲，这是儒家伦理观中的精华之所在，也是中华民族应世代相承的精神财富。但是，曾子人伦孝道也有不足之处。《淮南子·齐俗训》云：“公西华之养亲也，若与朋友处；曾参之养亲也，若事严主烈君”。公西华在人格平等基础上孝养双亲，曾子恰恰相反，将父子关系建立在“有亲可畏”的人格不平等基础上。《韩诗外传》卷八有这样一则小故事：“曾子有过，曾晳引杖击之。仆地，有间乃苏。起曰：‘先生得无病乎？’鲁人贤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门人：‘参来勿内也。’曾子自以为无罪，使人谢夫子。夫子曰：‘汝不闻昔者舜为人子乎？小棰则待，大杖则逃。索而使之，未尝不在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汝非王者之民邪？杀王者之民，其罪何如？”另外，《说苑·建本》、《孔子家语·六本》等典籍并录此事。曾子遭受其父虐待，苏醒后不反思其父行为是否道德，反而弹奏琴瑟，为父消怒。即便是传授孝道的孔子对曾子这种过犹不及的愚蠢行为也大为不满。毫无原则地逆来顺受，似乎是大孝之行，但实际上是“陷父于不义”，恰恰是一种不孝之举。人伦之孝，应以人格的平等为前提，而这正是孔子孝道精髓之所在。
儒家孝论对中华文明总体走向的影响是绵绵流长的。它不仅成为中华民族虽历经劫难仍薪传不息的道德传统，而且内化为一种民族精神。崇尚孝道，以孝为荣，以孝治天下，成为历代膺服之价值观。汉初以孝廉察举士人，设孝悌力田之科。汉代皇帝以孝为谥，蔚然成风，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孝昭等等。《汉书·霍光传》云：“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常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东汉以孝道教化天下，“使天下诵《孝经》”(17)。历代统治者注释《孝经》之现象如长江东流，后浪推前浪：晋元帝有《孝经传》，晋孝武帝有《孝经讲义》，梁武帝、简文帝有《孝经义疏》，唐明皇有《孝经注》，清顺治帝有《孝经注》、雍正帝有《孝经集注》。
儒家孝道不仅作为一种道德价值体系家弦户诵，千载流传，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战国以后政治制度的走向与特点。《孝经》十一章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儒家此论绝非仅一道德评判，事实上对历代法律制度都有所影响。战国晚期的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有一份“爰书”记载：“某里士伍甲告曰：‘甲亲子同里士伍丙不孝，谒杀，敢告。’”官府据此立即派司法官吏前云调查取证，将被告丙逮捕，审讯的结果是“甲亲子诚不孝甲所，无它坐罪。”(18)父亲控告子女不孝，向司法机关起诉，要求判处死刑，司法机关依法受理。可见到少战国以降，法律制度中确实存在着“不孝有罪”的法律规定。唐代以后，“不孝”成为刑法“十恶”大罪之一，“不孝”罪包括：别籍异财；辱骂父母和祖父母；居父母丧自行婚娶；闻父母与祖父母丧，匿不举；等等。
由孔子、曾子创立的儒家孝文化，不仅左右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特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中国政治文化与民族心理的特点。笔者认为，在21世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传统孝文化经过创造性的转换仍将能够发挥其重要的伦理教化作用。只要黄河不枯竭，传统孝文化仍将充满蓬蓬勃勃的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