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朱德熙先生在香山语法会议上的讲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山论文,语法论文,朱德论文,讲话论文,会议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吕叔湘
（1982—06—24）
我看今天搞得挺正式的样子，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以为大家随便谈谈就完啦。
今天本来有个打印东西都发了。原来我能否参加这个会没有把握，预备六月中旬到外地去休假，现在改了日期，所以还是来参加啦。临定同志（李临定）对我说，你得有个书面发言，那么，我就书面发言啦。书面发言已经印好了，现在还要发言；那么我就亏了。现在很多小孩喜欢讲“亏了”，我今天真是亏了。没有什么东西讲，只能随便扯一阵子。
早几天看《北京晚报》。有人写了一段话，中小学里头教师强调死记硬背，压得这些学生喘不过气来，他反对，认为死记硬背不是好的教学法。我非常同意。这个话我本来也是经常说的。我遇到这些教师常说这些，死记硬背不是好办法。我们现在教育上面问题很多，经费不够，教师待遇差，校舍不够用，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教学法的问题。现在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到大学，都是死记硬背，已经到大学里了还是主要是死记硬背，这样子能否培养出很好的人材，我很怀疑。我觉得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一个很灵活的脑筋，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这个脑子很灵活，他遇到问题自己会想办法。他要找知识，反正有的是书。这就好办啦。学理工的人能够动手做实验，用现成的知识往他脑子里灌，他头脑能灌多少？总有装满的时候、装不进去的时候，而且怎么使用也是个问题。
培养人材，人出来嘛，各行各业有各种工作做，其中有一种叫研究工作。这个研究工作也特别需要有个灵活的脑筋。完全用死记硬背的办法训练出来的人，那研究工作做不下去。现在听说有些大学招了研究生，这研究生还要求导师讲，我听呀，你跟我多讲呀，希望能引出研究的路子。在研究当中无非是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一个方面是材料，一个方面是一些想法。这好比我们做馒头，要发面，要有一个面团，同时要有一些发酵粉，然后面粉就发啦。光有面团，等于说光有材料没有发酵粉，发不起来；光有发酵粉，没有面团，也发不成。你死记硬背，只能是多给一点面粉，光有面团在那儿，它不发，你有什么用呢？发酵这个东西，决不是说等他从小学到大学十几年，受了那个死记硬背的训练，到了当研究生的时候，说那个研究生导师轻轻拨动两下他的脑子就灵啦，没那么容易。他的脑子已经搞死啦，搞僵化啦。所以说，现在的教育，从小学一直上去，要逐步地把他的脑子搞灵才成。这个条件没有的话，种种工作都做不好，都不理想。
早几天，为了今天要到这儿来，要说几句，没有办法，我就翻了翻一本什么杂志，一本在国外的一些华裔科学家办的《科学导报》。《导报》上谈到诺贝尔物理学奖金，1979年得诺贝尔奖的，这个人叫Vabo，杂志上介绍他说的话，我看很有意思。我念一下，就交卷。
“第一条：现实世界中的问题，都没有贴上标签，告诉我们它的解决是需要伟大的发现，还是只差小小的一步。”意思是说这个问题好解决还是难解决，不知道。
“第二条：如果你过早地卷进一个你不愿意去研究的问题，那将是一个错误。”说明研究问题不能勉强，奉命研究搞不好。因为对某些事情特别感兴趣，至少显示出这些事情适应你的才能，强迫自己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是个很大的错误。
“另外一条：科学家一个很重要的素质是对于自然的进攻性。不要安于书本上给你的答案，要去尝试下一步。这种素质可能比智力更重要。”对于自然的进攻性，好奇嘛，为了解决问题，钻研去。“素质比智力更重要，往往是区别最好的学生和次要的学生的标准。”最好的学生有个钻劲。智力当然是需要的。
“另外一条：挑选人不能只靠考试，因为考试只能考出一定范围内的知识。要注意思路活，敢于创新的素质。”
我就作个传声筒，把这些话传一传。我看这些话讲得有些道理。
朱德熙
（1982—06—24）
我坐下来讲不太习惯。我本来说不来的，李临定同志强调我非来不可。我就漫谈吧。在这屋里随便谈谈。
前天商务印书馆要我编一套书《中国语法丛书》，就是从《马氏文通》开始一直到解放，国内一些书，把它重印一下，我给它写个序。写序时我想，从《马氏文通》到现在89年，快一个世纪了，我们的语法研究到底有多大进步？当然，考虑的范围，国外的也算。
主要说解放以后，论文我不说。王力先生、吕先生的书是解放以前的，我们也不说。解放后拿成本的汉语语法书来说，如果要挑出来作为推荐的书，我想只有一本书就是《语法讲话》（丁声树等著——整理者）。这是我的估计，不知对不对？《语法讲话》是1952、1953年问世的，到现在已经30年。30年书出了不少，我估计现代汉语语法有上百本左右，但是我想不出有哪一本，水平超出《语法讲话》的。当然我没有看全。我想，好像没有。这样讲不是说《语法讲话》就怎么了不起，《语法讲话》有好些不足的地方，而且不平衡，因为是集体创作，但是我想不出30年来有哪一本超过它，我看不出来。30年不算短。如果从《马氏文通》算起，王力先生那本书，1943年，吕先生的书，1941年。这两本书的出版时间差不多，到现在也不过40年的样子。如果从20年代黎锦熙先生《国语文法》算起，相隔20年，但吕先生王先生的书，和《国语文法》比起来，跨了一大步。现在30年过去了，还没有一本书，超过了《语法讲话》。这个现象怎么说呢？不好。当然这里头要分析原因。有客观原因，说的是30年，“文化大革命”刨掉10年，那就剩下20年，20年里那个17年有很多时间用在干别的去了。当然还应看主观努力。没有什么特点，都差不多，都大同小异，还比较空。现在的现代汉语语法就是介绍语法架子，什么词类啦，什么主语宾语啦，一些术语，一些架子，讲完没有多少事实，它是空的。我不是批评别人，说我们写的书就怎么样好，人家写的书就不好，我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北京大学写的书也是这个样子。北大1962年写的《现代汉语》我认为就是空的。有人说这本书写得很清楚。它是空的，没有多少事实，没有多少规律，有什么用？语法要有语言事实和语法规律。《语法讲话》提出事实和规律。事实和规律很难划。北大的书也是这样。吕先生讲过多次，语法应研究具体问题，现在大家好像对这些问题都不感兴趣。是不是注意理论问题？离开事实没有理论，是空的理论，没有用。我觉得问题就是不研究事实，都是一些教材性的，不深入，也不解决实际问题。我讲话比较偏激一点。不去研究事实，所以没有什么新的见解。事实是根本，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就什么也做不出来。我们去研究事实，新的东西和新的想法就会出来，离开事实就不可能。
汉语语法研究不应该摹仿印欧语，古汉语也一样。中国本来没有语法，对外来的东西可以学习、吸收、借鉴，这并不错。问题是你老跟别人走，看不到自己的特点，就不对。王先生、吕先生的书早就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的汉语有我们自己的规律，但到现在为止，我认为仍受印欧语的影响，不知不觉的影响。这个东西使得我们不能往前走，问题早就提出来，但摆脱不了，这是因为先入为主。各个学科都有这个问题。科学最可怕的是一种教条，或者是框框，这不光是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也是这样。物理学的发展就说明这个问题，受一些老框框限制住啦。先入为主和传统观念对科学的束缚非常大。有的时候超出我们的想象之外，不知不觉地受到这些限制，总觉得这是大家这样说的，不应该有问题呀！其实，问题就出在这儿。过去荒谬的东西，现在都变成了真理。我们语言学也不例外。有些讲法，我想早就不应该那样讲啦。
下面讲两个问题，先说倒装。倒装我现在没有想清楚，倒装跟主宾语有关。这不像是从印欧语来的。请教吕先生，主语是施事，宾语是受事，这个观念不知从哪儿来的？其实，印欧语也不是这样。印欧语里主语不一定是施事，它可以是被动句，不晓得后来这个观念在我们脑子里就生根，生根以后就永远排除不了。有些问题讲来讲去就把主宾语跟施事受事看作一回事。因为看作一回事，主语必然是施事，主语为受事就说是提前、倒装。倒装的说法很可能有些变化，我想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抛弃这个观念。陆俭明写了一篇《易位句》，其实是倒装。我认为这篇文章是比较重要的，这种现象值得研究。他讲的完全符合事实，他举的是主语倒装，述宾倒过来，动词放到宾语后头去，还有连动也可以叫倒装。我跟他说，补语也可以倒装。这是真正的倒装，移到后面去的必须轻读，这是非常重要的。汉语倒装是有形式标记的，“不去，我”。比如说“这辆车修好了”，陆俭明说是易位“修好了，这辆车”。照过去的说法是倒装句，现在《易位句》告诉我们“修好了，这辆车”才是倒装句。受事主语句不能看作倒装，“什么好东西你都吃了”因为不是疑问，所以不是倒装。“什么好东西你都吃了”，也可以是问句，那就是倒装句。陆这篇文章，讨论倒装就深入一步。我的目的不是说倒装不对，是说要研究具体问题。
再说时间处所词是不是主语。“今天种树，明天开会”。时间处所词到底是不是主语？我一直认为是主语，但我不敢说我的看法就一定对。过去讨论时间词是从逻辑上讲的，印欧语时间词作状语。不能因为时间词在印欧语是副词，在汉语就也是副词，比如说“去年种树，今年种树”是典型主语，“马上种树”是典型状语。“今年种树”像主语还是像状语？第一，汉语主谓结构谓语部分可变为选择问“我们种不种树”，“马上种不种树”不行。第二，“我们所种的树”“今年所种的树”，不能说“马上所种的树”。第三点，加连词，“我们要是种树”“今年要是种树”，不能说“马上要是种树”。说到底，时间词是体词性的，体词性的不能作状语。我左看右看不像状语。现在很多书还这样讲，时间词不是主语，唯一理由不是行动主体，不是施事，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我不是鼓动大家要把时间处所词看作主语，而是要大家研究语言事实，把问题搞得深一点。
所谓语法，要从不同角度看，不要混为一谈。任何句法结构要从三方面来看：1.句法syntatic。2.语义学。3.语用学。普通语法学是广义的。这三个名词是从数理逻辑来的。syntatic是形式的东西，讨论符号与符号的关系，把符号连起来的规则。第一，研究语法一定要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这句话不错，但不排斥完全研究形式。从前帽子很多，你这样研究是形式主义，我们没有光研究形式不研究意义。研究主谓结构，从形式看，主语在前，谓语在后，谓语在前的就是易位，主语必须轻读。主语和谓语中间有停顿，而且可以加上语气词，不要小看加语气词。动宾结构不可能加词，要引起我们注意。主语谓语还有词类上的限制。如主语是动词、形容词，谓语有约束，这就是形式上限制。谓语部分常常可以变为询问，“去不去？”“去了没有？”第二，看主语表示意义，在“我们种树”里，“我们”是施事，还可以是别的；“这个人你不跟他说话”“这个杯子可以喝茶”，当然还可以是时间处所词“今天我们开会”。本来主语可以表示很多意思，宾语可以表示很多意思，动宾关系多种多样。动宾关系说不完，格的语法也说不完。主谓关系也多种多样，这样看眼光就开阔。施受是语义问题，与主语在前是两个角度。第三，从语用学角度即从表达角度看，为什么一句话主语可以换：“我跟陈章太写了一封信”“昨天我跟陈章太写了一封信”“陈章太我跟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跟陈章太写的”。主语是说话人的自由，用哪个词做主语有自由，有人不叫主语叫话题。话题跟施事受事两码事，话题是可以选择的，是语用学问题。主语在前谓语在后有很多形式标志，不仅是由词序决定的。
讲汉语特点，有人说汉语没有形态，词序很重要。有点自相矛盾。汉语语法特点是什么？有比较才能看出它的特点。跟印欧语比较，汉语语法特点可以列举一些（形态不说）：1.汉语动词形容词不变形做主语。印欧语在主宾语位置上的动形要变形，这就引起很大争论，汉语有无名物化，名词化？我在有些文章已分析过这个问题，不再谈这个问题了。我认为这是汉语的重要特点，因它引起一系列问题。我去年在密云会上说印欧语构词与造句是两套，而汉语是一套。因为有这种区别，汉语语法体系应与印欧语不同。印欧语词组构造与句子构造不同，原因在于动词形容词做主宾语要变形，它的词组要有另外一套，就是说在谓语里动词是谓语，在主语必须变成To，或者是加ing，或者是用代词that、which变成修饰的东西。汉语没有这些问题。汉语词组结构原则与句子结构原则基本一致。印欧语词组与句子是两套，必须分开。词组与句子是包含关系，词组是部分，句子是全体，一层包一层。汉语词组不一定比句子小，是实现了的。任何词组可以是词组，也可以是句子。“我去”就是词组，“我去好，你去不好”也是词组。独立时“我去”是句子。就是说，词组也可以成句子。不能老是句子的一部分。这样，描写汉语语法就要简单得多。“暂拟体系”的“定+主+状+谓+定+宾”里，宾语又可以是个复杂的东西，怎么弄也不好。我老提复杂谓语，你看成谓语的东西，它不一定在谓语位置上，如“请他吃饭是对的。”所以吕冀平管主语位置上叫复谓结构。我们承认汉语词组与句子看作一套，句子是词组的实现，就可以减少很多麻烦。可以不讲句子，光讲零件，零件讲完，一搭起来就是句子。《语法讲话》就有这个意思。这本书的特点在于：（1）用了层次分析。在传统语法里层次分析不受重视。（2）以词组为坐标的分析法，起码在《语法讲话》里已有这个意思。研究汉语，乃至汉藏语应该有这个做法，可以减少矛盾和混乱。（3 ）讲了很多事实。尽管看起来有些琐碎，但我们不应怕琐碎。我们国内讲的语法体系是对语法规律和语法事实的表述系统，表述系统就是用怎样的话说出来，你叫它动词，我叫它谓词，你叫单位词，我叫量词，这都是表述系统，都是语法教学，不是纯理论问题。纯理论是“三品说”“转换语法”。表述出来有时候比较麻烦，不同语法体系不是实质不同，只是表述不同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语法体系意义不大，以词组为中心也是一种表述系统，并不是高深的语法理论，从大的方面讲它强调汉语语法的特点。
我刚才讲了几点，说乱了，（1）动形在主宾语位置上是动形。（2）汉语词组和句子是一套。（3）主谓结构做谓语。这是汉语很自然的句子。SVO这种写法我不喜欢。“这种东西我不喜欢”， 有人说是不正常句，这是没有根据的。印欧语主谓结构和汉语完全不一样。布龙菲尔德把句法结构分向心离心两种。主谓结构他认为是离心，在我看来，主谓结构是谓词性的，当然主谓结构和没有主语的谓语结构有点区别，说话总得有主语。事实上不是所有句子都是主谓结构，所以主谓结构作谓语应充分估计它的意义。过去讲的主谓谓语的范围还不够大，古书里主谓谓语非常多。
我要讲的具体东西就是这些。
刚才吕先生念的文章，搞自然科学的人写的，我很感兴趣。语法研究要研究具体问题，不要老是那几个问题。把外国人的题目跟我们的比较一下，他们的题目老是变化。他们爱标新立异。我们的框框太多，思想僵化。儿童语言咱们不研究，失语症也不研究。现代汉语研究也不要死守这框框。研究现代不涉及古汉语怎么行？要解放思想，科学家讲的话，研究事实就会解放思想。还是举陆俭明的文章，那些易位句早应发现，说明研究事实，思路就会开放，会给你刺激，给你启发。研究现代汉语还有个框框，大家只会研究抽象的普通话，连北京话也不研究。光研究北京话不行，还得研究方言。方言语法有极大启发。拿现代汉语来说，比它早点的是什么？如有兴趣，稍微往上推，《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看我研究的现象这些书有没有。如“我开的灯”“是我开的灯”“我昨天进的城”。搞宋元的太远了。北京话“我开的灯”，方言怎样说？最近我给汉藏语学会年会写了篇文章。拿张盛裕潮阳话象声词和孟琮北京话象声词作比较，发现里边挺有意思，发现一种类型学“的”字。广州话是一种类型，福州话是一种类型。重迭不但是方言，汉藏语系也有，我们可以研究重迭的类型。不要狭隘，外国人研究工作不太严，但面比较宽，看得比较高。我们是自杀政策。研究汉语的人不管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现代汉语的人不管古代汉语，研究北京话的不管方言，这就非憋死不可。这怎么能培养出人才？一定要打破这东西，这牵涉体制问题。为什么把“少数民族语言所”跟“语言所”分开？我是关起门来随便说说，不一定对。我有点担心，特别是人才的培养。
最后讲一点学风问题。过去写文章无所谓。现在人家要我写，应接不暇。文章要有点内容的话，你一辈子写不了多少有份量的文章。现在有那么多学会，当理事顾问，然后要你写文章。一年能写一篇有份量文章就不少了。一年写三四篇文章肯定写不好。不要求量，真的要以严肃的态度写作，对自己不要宽恕，要有求真理的豪气。我讲的丧气话比较多，请吕先生批评指正，请各位批评指正。
吕叔湘
（1982—06—24）
朱先生讲了很多，我想补充两点：第一点，朱先生讲的是学风问题。大家喜欢谈比较抽象的理论问题，具体问题不太热心。这个，30年来一贯如此。这个学风不是跟语言学学风一家的事情，是整个学风的问题。拿历史来讲很明显。历史学界就是反对考据，说考据不成学问，不是搞史学，是搞史料，所以呢，要以论带史，拿论就可以把史带起来。带来带去现在也没有带出多少，说明以论带史，这个话抽象看好像有道理，具体做起来效果并不太好。具体问题还得具体研究。有位研究生写信给我，问论文做什么题目，我给他写了个具体题目，他说搞不了，要搞很多材料，所以他还是搞理论。搞理论不会有好的结果。大家觉得搞理论容易，搞具体问题难。但是，我说看错了。搞理论问题是表面上容易着手，事实上很难有结果。你没有那个基础呀，没有具体问题研究的基础，你搞理论搞不出个结果来。搞具体问题呢，表面上是难，实际上比较容易，你反正泡在材料里边总多少有点收获，在一段时间中总有点收获，不像搞理论问题可能完全落空。另一点，提到研究具体问题，我觉得在语法问题上，限于在syntatic，在符号那里做文章，语义语用很疏忽，没做多少工作。举个简单例子“今天你去，明天我去”，也可以说“你今天去，我明天去”，你可以研究哪个是主语，是“今天”？还是“我”“你”？老在这上面去研究没意思，开个讨论会是相持不下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能有高低。是不是可以换个角度来研究？这两句回答什么问题，那两句回答什么问题？“今天我去”是回答“今天谁去？”“我今天去”是回答“我什么时候去？”回答的问题不同。这两句话不等价。我们对这些句子在什么地方用，为什么目的用的，不感兴趣。这里大有文章，大可研究，要花点功夫，可以有很多收获。一九五几年写主宾语，很多人请我写文章，我就顶住。五六十年代有两个问题顶住，一是主宾语，还有一个是讨论叫“文法”还是叫“语法”。陈望老亲笔写信给我一定要表态，我婉转回他的信，不表态。
吕叔湘总结发言
（1982—06—26）
谈点感想。第一点，参加了两天会，听了许多同志的论文讨论，跟去年在密云会议比较的话，很可喜。但是也引起一些忧虑，我看它是过虑。我们前进了一步，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可能有一些，遇到一些，怎么说呢，迷途啦等等。什么意思呢？在这两天会上，听到的看到的，有的没报告，也有文章印出来，武器装备比去年大有进步，装备是现代化得多啦。好像精密仪器都摆出来了。光谱仪、质谱仪、射电天文镜，什么都出来了。哎，这些精密仪器呢，当时很有用，可是有个条件，就是要让用的人用起来很方便，不费事。要是用起来很麻烦，那么精密仪器的作用就减少了。比如说，为了使照相机的效果好，就给它设计得更加繁复。但是照相机要人用，你要是很繁复，大家不大能掌握，也是个麻烦。听说现在外国有一种照相机，它里头的构造很复杂，但是用起来很方便。你不要怎么样去调光度呀、距离呀什么的，你拿起来看到的，你要照的东西都在里头，按一下就行了，一切都是自动调节，这样的仪器很好。假如仪器功能提高，用起来困难也增加的话，那仪器的效益就不大了。这个比喻不大恰当。换句话说，制造某个东西，工序很复杂。报道某个工人或技术员说工序有改进，原来是十道工序，一改进以后剩下五道，就可以得出同样的结果，那就证明，原来的工序不很好，他可以改进。原来的工序可能有的是多余的，拿掉以后照样可以达到那个目的。还有的可能原来两道工序可以用一道工序代替它，或者用一道工序来代替几道工序的。再说零件，一个机器里头的零件，比如说原来有十五个零件装配起来的，经过改进，只要十二个零件也许就行啦。总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研究最后还是拿出去给人用的。要是研究的东西很精密，但是人家不能用，或看起来很费劲，我们就达不到目的。我们写一篇论文，总是希望比较多的人能看懂，并且能够了解，要是我这个论文写了以后，很多人看不懂，或者看后似懂非懂，那就达不到写论文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在工作当中，自己总是可以费很多劲儿，曲里拐弯地走进去，最后能走到一条路比较直，比较短，那么，读者不走我原来的那一条路，而走我后来发现的那条路，比较直的、比较短的路，他就方便一些。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看起来很费劲，才能懂，懂了以后呢，读者要是脑子比较灵活的话，啊，原来如此啊！那是不是这样也可以，这样说也是一样呀，这样说还比较简单，比较容易懂。所以我们写的时候，要时时刻刻想到，要容易读，读起来方便，使用起来更方便，更容易懂，那么他就更容易接受我的意见了。他要是不终篇，看一半放下来了，就无所谓接受不接受。有些文章很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难懂，就是太多太繁，繁了以后弄不清楚。当中不一定要那么繁，有些地方可以省掉一些。就是说，工序可省掉一些，零件可以省掉一些，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这当中，不能绝对的。有的不能省，有的只要努力一下是能够省的，这就要花功夫。有时候两篇文章，一篇文章很繁，一篇文章比较简单，一般总以为写得繁的文章花的力气大，花的功夫大，写得简单的花的功夫小。实际不然，往往是写得简单的文章花的功夫大，它已经过一番很繁复的过程，最后他把它搞得很简单。我们还是要多花一点力气，少兜圈子，想办法把话说清楚。
第二点，前人跟我做同一个题目，他已经做过的工作，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它？一般的通例，上来就得说一下，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过谁谁谁，在什么地方谈过，他的主要的结论有哪些？当然有的可以不提，因为，他的文章没有多大道理，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那根本就可以不管。但是，对我这个研究是有些用处的，上来提一提，比较好，比之在文章当中好像附带说一句要好一些。就是上来说一下，随着附带提一提呢，这个方式不是不能用，是用于跟我这个专题无关的，他不是专门研究这个专题的，他是谈另外一个问题，一个通论等等，那我不必在头上去说明，但是我行文当中有时候要提到它，我就在行文当中提也就行啦。最后，文章完了，还是要把我参考的文献列个目录，三篇，五篇，都可以列上。关于列举参考文献，自然科学文章没有一篇不是后头附上参考文献的。当中也会有偏差，有人列了十二篇，实际上只看过九篇，有三篇他是知道有这个文章，他就写上去，他没有看。当然我们不会做这个事情。刚才说的我看过一些，就是说我参考了，做研究的也用上了，我的说明是比较不正式，随便，在当中插一句的，那么，最好还是在头上正式说一下，交代一下，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关于这个问题，从前人说过，比如有三篇文章，我只提一篇，没提那两篇，那两篇我没有看。在国外，跟专题有关的文章都应找来看看。他们那儿条件比较好，有论文索引，一下子就知道关于这个问题有哪些文章，然后你再找那些文章也很容易，他们能想办法帮你办。我们所在那个单位，或地方图书馆，资料可能有，可能不全，没有外国便利，因此我们有时候没办法，应该找来看看就是找不着，这个情况常常有的。但是也有人不去理会它，反正我研究这个问题，我去研究就是，前人讲过什么，好像与我关系不大。要是采取这个姿态，对自己来讲也是个损失。科学工作是一种集体的事业，跟几百年前不一样了。现在，总是踩着前人的肩膀往上爬，往上攀。要是有人站在那儿，有肩膀你不攀，你要站在这个平地上往上攀，你就费很大劲儿。有时候攀得比前人高一点，有时候攀得还不如前人。所以，前人关于这个问题有些什么话，一定要想办法知道。刚才说了，我们条件不好，但是我们在这样不好的条件下，应尽我们的能力，想办法，看不全，至少也要看到我所能看到的东西。在外国的学校里头，研究生，甚至大学本科生，开始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导师首先告诉他你要查文献。这个工序是不能省的，第一步就要查文献。
现在，研究成果是不得了的。每年出来，不要说一年，就说一天，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一天会，全世界出版的，今天6月26号，这一天， 各个学科，数学、物理、化学、语言、文字、历史、文学，总起来，一天起码是三五万篇文章，不得了呀。现在在国外做研究工作，很苦恼的一件事情，第一道工序要化很多时间，查目录，把文章找来看看，看有没有可以吸收的东西，这道工序有时候要花好几个月。他那个文章多呀，比如我们知道的，美国出的化学论文索引，它是全世界的，索引不限于美国出版的，一个月出两厚本。我们语言学论文索引大概抵它一本的几分之几，那我们是好多年文章的索引，它那是一个月两本，一年二十四本，订起来这么一摞。你还非在那里头去找不可，跟我这个研究题有关的，一定要找来看，看人家做工作做到什么地方。当然，我们语言学，尤其是在中国，情况相去很远，但是我们的趋势是在朝那方面走。你可以看看1981年发表的文章，肯定比1980年多得多，1982年比1981年还要多。假如我们不再遇到什么“四人帮”之类的灾难的话，我们是会从现在起，就把这个办法用起来，或者说把这种制度建立起来，这对整个研究工作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