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市场、家族企业及其制度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族企业论文,制度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企业发展史：从家族企业开始
任何企业组织形式的产生都一定是与某一历史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说从企业一开始诞生的那一刻起，企业就是家族企业。从前资本主义时期开始，一直到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前，家族企业一直都是企业的最为重要的一种组织形式。
企业制度主要有三种形式：业主制、合伙制和公司制。因此，若非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可能限制企业利润的增长和个人财富的积累，原始的企业制度就不会向新的企业制度发展。或者反过来说，新的企业制度的出现一定是适应了企业追求更多利润的需要。企业制度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业主制的形式，正是体现了企业追求利润的个人主义的实质。但是，业主制的企业很快就遇到了扩大生产规模的限制，因为个人或单个家庭的资金总是有限的。于是，合伙制的企业应运而生了。
合伙制企业的产生一方面借助了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帮助，解决了企业发展过程中资金不足的问题，从而促进了企业规模的成长。同时，之所以借助于亲缘和地缘关系筹集资金，也是因为金融市场的发育还没有能够为企业的成长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在这样两个企业制度的发展阶段，家族企业都是非常重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也就是说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甚至所雇佣的劳动力往往都来自一个大家族，企业成员之间具有一定的血缘或亲缘关系。在有的情况下，合伙制的企业中，其他一些社会关系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时合作者没有血缘或亲缘关系，而只是有地缘的关系——居住地接近，或者有业缘的关系——从事同一种或相关的行业（职业）。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借助于地缘或业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合伙制企业也与家族企业一样具有筹集资金、分担风险的功能，我们不妨把这种企业称为“类家族企业”。
业主制和合伙制的企业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其起源已无从考证了（这种考证似乎也没什么必要）。相比之下，公司制则是在近代世界发展史中才出现的，是一种年轻得多的企业制度。当然，大家都能够接受这样一种说法，即企业史的不同阶段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随着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两类企业的规模进一步地扩张，于是，借助于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的情况开始出现，企业的股权逐步出现了分散化的趋势，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也逐步出现了分离。经验研究证明，当企业规模以股票的市场值考核时，它与所有权集中度负相关，也就是说，企业规模越大，企业的所有权就越是分散。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了职业经理人作为代理商出现，代理商的出现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虽然公司制逐渐地取代了业主制和合伙制而逐渐成为当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种主要的企业制度形式（特别是在中小企业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企业形式就不再重要了。事实上，在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企业仍然是中小企业，而在这大量的中小企业中，业主制和合伙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企业制度形式。即使是在公司制企业中，由于很多大企业是由业主制和合伙制的中小企业发展而来的，因此仍然带有家族企业或类家族企业的痕迹，表现在企业成长初期的主要合伙人或者一个家族仍然是企业的大股东，仍然对企业的决策有着主导的影响，一些企业的重要岗位仍然被家族内成员占据着。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类）家族企业的存在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和经济的原因。由于企业从最初开始就是家族企业，而大公司也往往是从中小企业发展而来的，因此，即使是一些大的企业带有家族企业的痕迹也不足为怪，就更不用说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了。其次，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众多的人一起努力，而建立在血缘、亲缘（甚至地缘、业缘）之上的关系总是比较可以依赖的。反过来说，如果企业成功了，作为收益者，又往往将家族成员考虑在内，这就使得企业往往成为为亲友和家族成员提供就业机会和生活保障的场所，这种现象在东亚文化里特别突出。再次，企业的成长过程逐步产生股权分散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建立起有效的治理结构，解决所有者（委托人）和经营者（代理人）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股东利益的损害，就要看外部市场是否能够为企业提供制约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效机制。但是，市场总是有缺陷的，选择代理人来经营企业，总是要付出一定成本的，因此，一些企业宁愿选择自己的亲友来经营企业，以此来避免代理人对于自身利益的损害，这就又使得企业内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工和专业化没有深化，从而为企业打上了家族企业的烙印。
从家族企业自身来说，这种企业制度肯定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对于那些具有家族企业性质的中小企业来说，未吸收社会资金入股，是制约其规模进一步扩张的重要因素。其次，（类）家族企业一般都有股权相对集中于某一个（或几个）大股东手里的问题，这就使得大股东的权利过大，往往造成中小股东声音不足，利益受到损害的现象。第三，（类）家族企业的业绩过于依赖于掌权的家族成员的能力，如果掌权者的能力很强，则企业盛，如果掌权者能力差，则企业衰。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正面、反面的都有。反面例子如加拿大最大的百货业巨头、加拿大的骄傲——伊顿百货，这家公司由于经营不善，没有能够与全世界人民一起进入21世纪，其直接原因就是该家族的继承人经营能力太差，多次决策失误导致公司严重亏损。与此形成对照的同样是一家具有家族企业特点的全球最大连锁超市——美国的沃尔玛。该公司的董事长罗布森·沃尔玛，成功地继承了其父（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玛的经营理念，使得该公司成为《财富》杂志2000年度全球500强第二位，罗布森·沃尔玛也位居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000年世界富人排行榜榜首，其身价比位居第二的比尔·盖茨高出110亿美元。由于过分依赖企业掌权者的能力，（类）家族企业的发展往往在老一代经营者由于年龄、身体等原因退出企业管理活动时面临危机，如果企业后继乏人，则可能造成企业新的问题——当其现任的经营者出现知识老化的问题时，企业找不到让其退位的机制。这也有可能带来企业经营的危机。
二、市场成长史：技术、信息和管理创新
企业组织对（类）家族企业形式的突破，或者更具体地来说，对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的重大突破，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垄断阶段才实现的，而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又是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1.技术的进步与市场的拓展
交通运输领域的技术革命大大地拓展了市场的范围，对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新的交通运输工具大大地降低了城市间商品运输的成本，于是很多的商品不再需要在本地生产，地区间的分工和商品交易迅速发展，生产集中得到了促进，工业城市快速成长起来。新的运输手段也使得农产品的运输成本大幅度下降，这就使广大的农村地区能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提高了农业的生产率。随着产品市场范围的迅速扩展，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也同时成倍地增长。
19世纪以来的技术革命不仅发生在交通运输领域，还发生在农业和制造业领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能力和商品的供给能力。在农业中家用机器设备替代了人力和简单的工具，大大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同时，农业科技的进步也引发了农业生产的种植、培育、收获和加工等各个环节的创新。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从单纯的食物生产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从事于其他的生产活动。在美国，农业的就业份额从1840年的69%下降到了1988年的2.8%。在制造业中，钢铁制造的机器取代了木制的机器，使用可替换零件、专业化劳动力和蒸汽机的机械化生产替代了原先的手工操作，制造业中的人均产出和生产中的规模经济迅速提高。制造业中的创新促进了工业城市的成长，大规模的生产使得工业品的相对成本大幅度下降，导致了生产和就业的集中，并引发了城市化过程的出现。
城市内部交通运输手段的进步也对城市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人们通常认为，城市的范围应该是能够让一个居民在一个小时之内由城市的边缘地带到达市中心，显然，城市的规模是受制于交通运输手段的。汽车、电车和地铁等交通运输工具的产生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使得城市的规模在20世纪取得了快速的扩大。交通运输手段的进步还使得企业的选址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工厂的选址范围扩大了，另一方面，由于有了汽车运输，工厂不再必须沿河道和铁路而建。交通运输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促使分工不断深化，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分工、不同城市不同乡村之间的地区分工、国家之间的分工和劳动力之间的分工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对于某个企业来说，分工的发展导致了企业规模的成长，同时又带来了市场的拓展而扩大了企业产品的销售范围，这使得19世纪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生产的集中和企业的大型化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2.企业的大型化和管理创新
技术进步、市场的拓展、城市化是三个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的现象，其中市场的拓展直接促成了企业的大型化，而资本市场的发育又为企业规模的扩张创造了条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由于金融市场的种种缺陷，企业（特别是小企业）通过金融市场进行融资非常困难，所以企业往往通过向亲朋好友直接融资来筹集资金。后来，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育完善，商业银行系统开始为企业大量发放贷款，间接融资占到了主要地位。再后来，由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兴起，直接融资又成为占有主导地位的融资方式。同时，也正是由于资本市场的发育和成熟使得企业间的兼并成为企业规模扩张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从19世纪末以来，全球共经历了五次企业兼并浪潮，每一次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第一次大兼并大约发生在1898年到1904年之间。这次兼并浪潮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大量生产的商品市场的迅速发展，这就必然要打破原来狭隘的地方性垄断。当这种情况扩展到全国范围时，经营规模较小的商人或制造商就再也不能指望仅仅靠在地方上所占有的优势继续在家乡一带生存了。由于地方性市场的打破，市场竞争变得更加剧烈了，于是小型的企业纷纷努力降低成本，而新的运输手段和生产工艺的改进恰恰为降低成本创造了条件。企业开始进行价格战，这种你死我活的竞争的结果是生存下来的企业成了市场的垄断者。另一种结果是“大家合在一起，像一个人那样活下去”，也就是说，借助于兼并，小企业避免了两败俱伤的价格竞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第二次企业兼并浪潮来临了。发生于1919年到1921年间的这场兼并是在股票市场看涨的背景下发生的。一些专以发起新公司为职业的人发现很容易搞到资本，便用来搞投机。这次兼并不论通过控投公司或采取公开合并的做法，其目的都是专门为了利用股票市场的买进风潮。成立新公司意味着持有新的股票，而在股票行市看涨的情况下，就很容易赚得一笔客观的利润。对于工业本身来说，之所以要搞兼并，其动机主要是试图建立各种纵向联合以确保原料的正常供应；或者是出于销售经营合理化的需要。到了1926年第三次大兼并时期，一些新兴的工业如电影制造业、公用事业、无线电制造业和汽车业，都达到了经济成熟期，但企业毫不犹豫地把它们加以改组、合并和吞并，即使在大危机爆发时，他们的这些兼并活动也没有停止过。这一时期的许多合并事件的特点都是大鱼吃小鱼。最大的一次兼并浪潮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资本市场对这次兼并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由于只需要拿出本公司可上市的股票而无需用现金就可收购企业，这就使得兼并更容易进行，也无需缴资本利得税。垄断并非是兼并的惟一动机，有的企业为了减少税额，愿意收购亏损的企业以便在账目上冲掉巨额的盈余，也有的企业收买新公司是为了取得新发明和管理方法，还有些兼并是以生产“多样化”为目的的。也许是出于规避风险的需要，60年代的兼并运动中最为突出的变化就是“多样化兼并”与日俱增，即把各种不同行业的企业合并起来组成联合大公司。90年代，第五次企业兼并浪潮又在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工业国出现了，而这一次兼并浪潮的特点是多发生在金融企业之间，表现出金融资本的垄断地位正在不断加强。
企业的大型化所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是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在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大部分的资产增长都是由扩大股票发行额造成的，股权的分散又进一步加剧了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而这种两权分离又衍生出了股东和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职业经理人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是在大公司里出现的管理创新，也可视作劳动力分工的进一步深化，这一管理创新首先出现于大型的铁路企业。从理论上来说，在任何委托——代理关系下面，都会存在着代理人行为与委托人目标之间的差异。代理人一般都有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目标，而且该目标与委托人的目标往往是不一致的。当代理人的行为或其行为的结果无法被委托人充分观察到的时候，代理人就有可能采取牺牲委托人利益的行为来满足自己的最大化目标。在公司股东和经理关系中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经理的目标与股东的目标是不完全一致的。例如，一个经理可能很乐于增加公司的日常预算开支，这样他可控制或直接用于其个人消费的资金就会更多。
现代大型企业中的代理关系有几个层面，广大小股东和董事会之间的关系，董事会和经理之间的关系，以及经理和职工之间的关系。广大小股东并不真正地关心企业的业绩，他们更关心股票的价格，那么，为什么有的企业的大股东宁愿自己管理企业，从而使企业带有（类）家族企业的特点？
三、家族企业的演变：规模收益和代理成本
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带有（类）家族企业特点的中小企业的历史就不用多说了，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说过，中小企业从一开始就与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联系在一起。19世纪的后半叶，大公司急剧地发展，首先是在金融和铁路领域，到19世纪末扩大到了工业，然后在大多数的其他领域发展起来。一般情况下，早期的巨型企业的组织者既是金融家又是企业的创办人，人们认为这些大商人“在掠夺习惯和对公共福利的缺少关心方面，是同封建领主相似的”，因此被称为“大君”。“大君”效忠于他自己和其家族（在其资产阶级的形态中，家族在本质上只是个人的扩大）。但是，随着公司规模的进一步成长，代理人（职业经理）成了实际上的管理者，并且越来越多地控制了企业。
由代理人控制的大公司有三个主要的特点：第一，控制权掌握在经理部门即董事会加主要行政人员手中，外部利益虽然在董事会里有代表，但并没有实权；第二，经济部门是一个自行永久存在下去的集团，所谓对全体股东负责实际上只是一句空话；第三，公司通过形成内部的资金（而不是借款）避免对于金融控制的屈服。在由代理人控制的公司里，权力存在于企业的内部而不是它的外部。在这之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利益集团”，一个利益集团是处于共同控制之下的若干公司，其权力通常被一个投资银行或商业银行或一个大的家族财产控制，事实上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往往也是由大家族控制的。当利益集团的成员出现利益冲突时，控制权力的利益（比如大家族的利益）就会占上风。等到代理人逐渐控制企业后，依靠利益集团来协调利益的这种纽带被破坏了，集团利益的重要性迅速下降，而公司利益则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当大公司发现自己的垄断利润为公司提供了大量的内部资金时，外部资金来源就变得不再重要。同时，家族财产的奠基人逐渐死去，把他们持有的股票留给了无数的继承人、基金会、慈善事业、信托基金等，曾经对企业实行绝对控制的所有权也变得非常分散，这也使得单个公司的利益变得越来越独立。
家族在现代大公司内的影响力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家族的影响就消失了或者不再重要了，恰恰相反，家族仍然在大公司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经理部门人员的选拔方面，财富、家族关系或是个人（或家族）持有的大宗股票所起的作用就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但是，当代资本主义历史（特别是美国的历史）所出现的情况是，以家族为核心的利益集团的作用在下降，公司的利益显得更加重要了，公司的行动“一切视最大利润在什么地方为转移”。与“大君”相比，经理显然有着明显的不同。
我们所要进一步追问的一个问题是，难道家族影响力在企业中逐渐下降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趋势吗？或者说，这一历史趋势是否可以被大股东（家族）和经理阶层的理性选择所解释？当然，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当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发生分离的时候，当代理人（经理）取得公司控制权利的时候，现代经济学中所说的委托——代理问题便产生了。我们先大致地描述一下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而给委托人带来的成本，这种成本主要产生于代理人由于采取一些机会主义的行为以追求个人利益，而对所有者利益产生的损害，这构成了企业的“代理成本”。在存在代理成本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仍然有大量的企业交由经理来管理，那么我们可以判断——只要我们不否认所有者也是理性的——由经理人来代理企业的管理所产生的收益一定超过代理成本。
大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都是在企业规模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发生的，在企业规模不断扩张的情况下，仍然想通过所有权实施对企业的控制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首先需要考虑规模扩张给企业所带来的收益是否足以抵偿代理成本。随着规模的扩大，企业能够运用更好的装备，能够在科研与开发(R&D)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人力和物力，所以，同小企业相比，大公司能够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追求利润。此外，可能是更为重要的，职业经理阶层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的产生，促进了社会的分工，由于大型企业的业务非常复杂，由一个专门的经理阶层进行代理可以通过分工提高经营活动的效率，其结果就是企业利润的增长。
对于经理来说，虽然个人的目标并不总是与企业的（或者说所有者的）目标相一致，但这种偏离也是有限的。因为大多数的经理是从企业内部提拔上来的，当一个人进入一个公司以后，他就会使自己献身于两个目的：沿着经理的阶梯向上爬；提高他的公司在公司界的相对地位。实际上这两个目的是难以区别的：一个青年人在公司中职位的提高，依赖于他对改进公司的地位所作的贡献。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经理的个人目标并不是与企业的目标相矛盾的，也正因如此，实际上的代理成本问题并不是那么严重。特别是在短期，两者间的目标更加一致。从上面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企业治理结构的变化——家族在企业中的作用下降，而代理人逐渐控制了企业——可以由所有者和经营者双方的理性选择加以解释。不难理解，这种企业制度的变化对于相关的双方都是有益的。当然，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所能够告诉我们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除了经理的利益与企业利益的相关性以外，之所以代理人制度能够在现代企业制度中迅速地发展，一定与一些更加深刻的原因有关。“在这些组织里，决策功能与风险承担功能存在的分离，部分是因为经营与风险承担分散化所产生的好处，还因为有一种普遍有效的方法，可控制决策功能与风险承担功能分离而产生的代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