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日本文明史作品的译介及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明史论文,日本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得益于日本史学界甚多。清季从日本翻译和编译了大量史书，其中包括了为数不少的以“文明史”、“开化史”命名的书籍，这些作品不仅是传播日本文明史学思潮的重要载体，且亦充当了晚清学堂的历史教科之用，对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和历史教育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目前这些文明史书籍颇不易觅得，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当薄弱。本文根据所搜集到的一些资料，拟对清末译自日人的文明史作品的出版、流传及影响，作一粗略的考察，希望能有助于这方面的探讨（注：笔者曾发表了《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初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清季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初探》（《东南学术》2003年第6期）两文，因篇幅限制，未将以“文明史”、“开化史”命名的教科书列入讨论范围，本文可以说是续作。）。
一
中国学界对日本之文明史著作的了解至少可推至1898年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其中列有田口久松《日本开化小史》、福田久松《日本文明史略》、物集高见《日本文明史略》、元良勇次郎和家永丰吉合著《万国史纲》，同时还提到了日译本的西方文明史作品。1902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向国人介绍日本史书时，对文明史推崇有加，他说：“文明史者，史体中最高尚者也。然著者颇不易，盖必能将数千年之事实，网罗于胸中，食而化之，而以特别之眼光，超象外以下论断，然后为完全之文明史。”（注：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并简要介评了家永丰吉的《文明史》、永峰秀树所译基佐的《欧罗巴文明史》、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田口卯吉的《支那开化小史》和《日本开化小史》、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20世纪初在新史学思潮和学堂历史教育的推动下，近代学人开始从日本译介了为数不少的“文明史”、“开化史”著作。这类作品涉及的层面十分广泛，既有西洋史又有中国史，以近代的史学观念来编纂历史，特别是受到西方文明史学的影响，其内容不限于政治史、战争史，而把视线拓展到美术、哲学、法律、宗教、风俗等领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1903年清政府推行新式教育，大中小学校均设立“历史”一科，急需大量的历史教科书。这些文明史著作因叙述简洁，条理清晰，篇幅适中，多数充当了西洋史和中国史教科书之用，在各地学堂广泛流传，并且对当时中国人自己编纂的历史教科书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日本的文明史作品真正译介到中国，时至20世纪初大量知识分子赴日留学之后才出现。目前已很难统计当时翻译了多少种日本的文明史著作，据笔者调查所知有以下若干种（见表）：
从表中可知，这类著作译介时间大多集中在1903年前后，这段时期亦是晚清译书的一次高峰。当时除了译介日人所著的文明史之外，还翻译西人所著的日译本文明史作品，较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塞奴巴的《泰西民族文明史》，系沈是中、俞子彝译自野泽武之助的日译本，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版；英国巴克尔的《文明史论》则是林廷玉译自日译本《文明要论》，上海新民译印书局1903年发行。1903年苏州国学社曾出版过一种《西洋文明史要》，据《中外日报》刊登的出书广告，是书系自“西洋史各部选辑合撰而成”（注：《西洋文明史要》出现，《中外日报》1903年10月26日。顾颉刚回忆自己十一岁（1903年）在苏州“东来书社”第一次买书即《西洋文明史要》，并且还写了《〈西洋文明史要〉题词》（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4页）。）。
《支那文明史论》是中国最早译自日本的一种文明史作品，是书凡十章。此书篇幅很短，择其重点而论，“推论支那人思想性质、风俗政治变迁之理由，巨眼炯炯，上下千古，语语搔痒处，令读者有如梦初觉之感。”（注：《支那文明史论》广告，《普通学报》第3期，1901年。）《东洋文明史》则取材于白河次浪、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和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影响相对较小（注：《东洋文明史》由萨幼实辑译，马君武作序，经郭奇远、马君武润饰，殷次伊校雠。）。《泰西民族文明史》与一般文明史重论断不同，“专纪事实，简易明了，其中是非任读者自为评断”，“洵学界之善本”（注：《泰西民族文明史·原序》，商务印书馆1903年印本。）。《西洋文明史》分七章，上起古代希腊、罗马，下讫近世史，叙述泰西文明进步之源委，以及种族之移殖，政教之沿革，哲学、科学、文学、美术之发达，“译笔尤瞻雅简洁，洵教科之善本”（注：《西洋文明史》出版广告，《中外日报》，1904年6月2日。）。本文将以绍述《中国文明小史》、《万国史纲》、《支那文明史》、《世界文明史》四种教本为主。
二
《中国文明小史》原名“支那开化小史”，日本田口卯吉著，最初先分卷出版，后有合本再版（注：明治16年8月16日卷之一、二、三、四版权免许，明治21年2月8日卷之五版权免登录，明治23年8月11日合本印刷，同年8月19日合本再版，同年12月25日订正。），完整版本是明治二十三年(1890)八月的再版本，著作兼印刷者田口卯吉，发行者盐岛仁吉，印刷所秀英舍。附岛田三郎、小池靖一、末广重恭“批语”（皆用汉文），田口卯吉和中根淑所作“跋”。日文本的眉端有用汉文写的评骘之语，与正文相得益彰。是书首例言，分15章：从开辟至周代、从春秋战果至秦一统天下、从秦一统天下以至灭亡、从秦之亡至西汉之兴、从西汉之兴至其亡、从汉家外戚之情形至王莽之亡、从后汉之初至其亡、从三国至晋一统天下、从晋经南北朝至隋之亡、从唐初至其亡、五代、从宋初至其亡、从元初至其亡、从明初至其亡、总评。1902年广智书局出版了中译本，名《中国开化小史》，刘陶译。田口卯吉是19世纪后半期日本文明史学的代表人物，他与福泽谕吉一起开创了日本文明史学派，在日本史学界甚至对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都有相当大的影响。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是日本文明史学的典范性著作，是受巴克尔《英国文明史》一书启发下的产物（注：黑板胜美为田口卯吉《日本开化小史》一书所作序言中指出：“这本《日本开化小史》，是博士读了一种西洋文明史而后构思撰述的。大概是受了巴克尔的文明史等影响而引起著述的动机，也未可知。……明治时代能够称为文明史体裁的历史，实以此日本开化小史为嚆矢。再广泛地说，明治时代的著述，其以西洋的学问为基础而研究日本固有之历史与文化者，要以此书为嚆矢。”（见田口卯吉著、余又荪译：《日本开化小史·序言》，商务印书馆1942年。））。他以近代西方史学观念来撰写《中国文明小史》，给当时中国史学界带来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田口氏指出，“人情风俗及事情之变迁，多发成于冥冥之间，其关系于史上，殊为紧要，非战乱斗争杀人烧家之比也”，而中国史家重历史事实，虽对兴废存亡之理颇有卓见，然不齿为文，所以中国史书“令读者有龙飞云际首尾不相连续之感”。（注：《中国文明小史·原序》，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印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某些弊病。《中国文明小史》非鸿篇巨制，着重笔墨论述中国历史变迁之大势，他考察中国历史之后，得出一个结论：
中国人民常苦于专制政治之弊害，从周以前数千年间，埋没于封建乱离之祸害时代也。从秦以后，二千余年，沉沦于专制政治之腐败时代也。而中国之人，又未曾预防此弊害，别发一制度，故于封建乱离之祸害，不可耐，乃一扫之而为专制政治，及专制政治之弊害不可耐，乃一扫之而归于叛乱，分裂反复，中国人民历史不过此数事而已。其和平时则必有不忍见之腐败，其乱离时则必有不堪闻之斩杀，茫茫四千年，亦血肉交战之场而已，读者盖不能不戚然于心。当其升平也，诗歌、文章、经学之类非无发达者，然皆贵族隐遁之流，以慰其闲散之心，不足多也，然其于政治则未有别开生面而越于专制政治之外者。不然，则以四亿人之邦国，何至如此之境也。呜呼！支那人民自苦久矣，何不于专制政治之外，开一大活眼，以致其幸福哉！（注：《中国文明小史·总评》，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印本；田口卯吉此论可能受盂德斯鸠之说的影响。《法意》第七卷第七章“支那奢侈之敝”亦有相似的观点（参见严复译：《法意》，上海商务印书馆31年初版）。）
这种见解在20世纪初真可视为“伟论”了，被当时多数留日学生所接受。
梁启超对此书推崇备至，“其论则目光如炬，善能以欧美之大势，抉中国之病源，诚非吾邦詹詹小儒所能梦也。”（注：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新民丛报》向读者介绍该书说：“彼以其新学说新眼光，观察吾中国数千年治乱兴亡之由”，“论断数千年之史迹，目光如炬，读之可辟一新境界。”（注：《中国文明小史》广告，《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1903年《新学书目提要》论及此书，对原书的思想有所发挥，“通雅斋舍人”道：
泰西列国战争愈烈者，文明之程度愈高。而中国则战争之前，民之明义务者，恒多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其富于自治之精神，丰于平民之思想为何如，至其后战争愈多，民见愈愚，民志愈卑，戢戢于专制之下，无纤毫发达之思想。盖泰西之战为公民而战，中国之战为一人而战，易姓者一人，吾民以血肉相搏者曾无丝毫之益，或变本加厉焉。（注：《新学书目提要·历史类》卷二，通雅书局1903印本。）
这种认识在当时应是难能可贵的，从中亦可见此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田口卯吉道出了原先压抑在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心中欲发而不能的声音，引起他们强烈的共鸣。柳亚子年轻时读到该书，感慨万分，说《中国文明小史》掊击专制，不遗余力，“诚近今历史界上一杰作”，又说：“茫茫禹域鼻息如露，而全岛夷策士为我国民作借箸之谋，我同胞其愧也未。”（注：《磨剑室读书记》，见《柳亚子先生文集：磨剑室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3页。）近代知识分子那种无奈的心态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品出其中滋味。
《万国史纲》，日本家永丰吉、元良勇次郎合著，邵希雍译，谢无量作序，上海支那翻译会社1903年6月发行。是书一册分三编，上古编三章：曰古代东洋、曰希腊、曰罗马；中古编二章：曰暗黑时代、曰复兴时代；近世编二章：曰宗教改革时代、曰政治革命时代，迄至美国南北战争。此书尤关注于各国的政治、学术、工艺、宗教、文学等文明史之内容，“虽于王侯将相之事迹，征战之实谈等，不能尽详。至于历史之对于世界文明，有如何影响，则一一论究，莫或遗焉”，原著者认为该书称为《万国文明史纲》亦无不可（注：《万国史纲·凡例》，支那翻译会社1903年印本。），所以本文将此书列入文明史的范围讨论。梁启超也认为是书“最重事实之原因结果，而不拘拘于其陈迹”。（注：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该书大为时人所嘉许，“欲知万国文明之变迁，且研究二十世纪之新史体者，不可不人手一编。”（注：《万国史纲》出版广告，《中外日报》，1903年7月1日。）《万国史纲》本为教科之用而撰，所以篇幅适中，翻译出版后，学部鉴于此书通体叙述简明，颇挈纲领，而于历代之政治、学术，则再三致详，可谓“繁简得宜，采撷有法”（注：《审定书目：书目提要》，《学部官报》第57期，1908年6月19日。），被部定为历史教科书使用。1904年《中外日报》为再版《万国史纲》刊登出书广告说：
是书去年五月间初印二千部，大受一般学者之欢迎，谓原书体制完密，译笔亦复明锐雅洁，于新史学界放无量数异彩。今复补印二千部，披沙炼全，益求美备。（注：再版《万国史纲》广告，《中外日报》，1904年3月24日。）
从中不难推想此书在学界和教育界受欢迎的程度。
《支那文明史》，日本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1903年6月上海竞化书局译印。此书一册十一章：世界文明之源泉及支那民族、原始时代之神话及古代史之开展、支那民族自西亚细亚来之说、学术宗教之变迁概论、政治上之观念及君主政体之发展、历数地理之发达及变迁、建筑土木之发达及变迁、文字书法及绘画之发达及变迁、支那之应用欧罗巴印刷术、音乐杂剧及乐器之发达及变迁、金属之使用及舟车。1903年上海会文学社出版普通学百科全书第67种《帝国文明史》，即由此书和坂本健一所著《日本风俗史》组成，其中《支那文明史》只译了前三章。另有东新译社译本《中国文明发达史》、普通学书室译本。《支那文明史》在当时中国声誉甚佳，中国古代各种文明之发达及变迁在此书中包括无遗，其“叙事处简而该”，“议论处新而奇”（注：《支那文明史》出版，《中外日报》，1903年6月18日。）。特别需要一提的是，20世纪初年在中国学界流传颇广的“中国人种西来说”（注：关于“中国人种西来说”在中国流传的情况，将拟文专论，在此不加赘述。），主要借经此书的绍述而在中国大行其道。
《中国文明发达史》乃《支那文明史》的另一种译本，“黑风氏”补译，“横阳翼天氏”（曾鲲化）作叙论，东新译社1903年5月出版，内容大致与竞化书局译本相同。此书经过译者补译，字里行间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和对专制政治的痛恨，尤其曾鲲化所作的那篇叙论，更具有感染力。但原书系日人所写，难免站在日本立场上立论，书中居然公开表露侵略中国的企图。著者认为清朝能以异族统治汉族，历二百多年之久，其因在于康熙尊崇儒学，采取了愚民政策，而“我日本国民欲取支那乎，当以康熙天帝为法。”（注：《中国文明发达史》，东新译社1903年印本，第26页。）译者未将此类瑕疵删改，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总体而言，此书仍有许多优点，所以在中国学界影响不减。曾鲲化痛指，中国已经处于任人鱼肉的危境，而那些“顽夫痴子”厚颜无耻，仍以“文明发达国”自居，“我中国非循天演公例，日日进步之轨道，而以日日退步轰名于世界”。
在《中国文明发达史》正式出版之前，1902年12月《游学译编》就已向读者预先介绍说，是书将中国四千年来所谓“形而上形而下之种种质点，支配于区区小册子中，而稽考其起原、发达、变迁、进化之大势，评判之，论断之，其尤有特色者，看破中国专制政治、奴隶学术之真相，屡发卓议痛诋，诚救中国之良药。”（注：《中国文明发达史》广告，《游学译编》第1册，光绪28年(1902)10月15日。）《浙江潮》认为该书对我国四千年来文明之梗概，如政治、宗教、学术、工艺、美术等，皆博采兼收，是“历史界中之珍本”。（注：《介绍新著》，《淅江潮》第7期，1903年9月11日。）
《世界文明史》，日本高山林次郎所著，东京博文馆明治三十一年(1898)一月十八日发行。1903年商务印书馆曾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同年还有作新社的中译本，后收入1905年作新社出版的《政法类典·（甲）历史之部》。是书首绪论，分三篇：第一编非文明史的人类，凡两章；第二编东洋之文明，凡六章；第三编欧罗巴，凡九章。作新社译本曾以《世界文明史提纲》之名连载于《大陆报》（注：见《大陆报》第1年第3-7期（1903年2月7日至6月5日），未完。）。《世界文明史》在教育界和学界都有一定的影响，曾作为学堂教科书使用。《大陆报》认为，此书专发明政治、经济、宗教、学术，凡有关于人类社会之进化者，皆能精透说明之，“诚为文明进步时代所不可阙之善本”，欲求文明进步者，“其举此为圭臬”（注：《世界文明史》广告，《大陆报》第3年第1号，1903年2月7日。）。《新民丛报》为商务印书馆译本所登广告言：“世界文明愈趋愈进，然皆有所自来。是书分纪东西洋各国政教学术，循流溯源，凡有可为今日文明之证者，无不备载。展卷读之，不啻萃全世界民族之精华，供吾赏玩。即欲去野蛮而进文明，亦可以识其途径。负文明思想者曷取读之。”（注：《上海商务印书馆新译各种书籍》，《新民丛报》第36号，1903年8月21日。）梁启超在《东籍月旦》言此书叙述全世界民族文明发达之状况，自宗教、哲学、文学、美术等，一一具载，“可以增学者读史之识”，对于此书仅至18世纪嘎然而止，未见继者，“良可惜也”（注：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
三
日本之文明史作品译介到中国的意义基本是正面的。1903年《中国新史学·例言》评《中国文明小史》“为佳”，《支那文明史》“久脍炙人口”，《支那文明史论》亦“尚可观”（注：《中国新史学·例言》，上海镜今书局1903年。）。京师大学堂教习王舟瑶亦认为：“日人新编，较为简要，且多新识”，田口卯吉之《支那开化小史》，白河次郎、国府种德之《支那文明史》，“皆足备览”（注：王舟瑶讲述：《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论读史法》（贰编），商务印书馆1904年。）。1908年《广益丛报》“教诠”一栏向学生推荐历史书籍时，特别提及《支那文明史》、《世界文明史》、《泰西民族文明史》（注：《教诠》，《广益丛报》第5年第10期，1908年6月30日。）。若从史书编纂形式来看，“文明史”似乎可以视为一种新的体裁，它要求历史研究不能局限于政治和战争，而应扩展到宗教、哲学、风俗、礼仪、建筑、文学等领域，重新认识它们的价值，而这些恰恰是传统史学忽视或重视不够的地方。高山林次郎在《世界文明史》中对中国传统史学提出了严厉批评，“自《春秋》以来，以史称者，不一而足，然皆非历史之正轨”，“所谓历史者，多不出政治史之范围。质而言之，不过数十王家兴亡之变迁史已耳。至一艺之著，一学之成，以及一切有关于文明之事，皆莫之表章。”（注：高山林次郎：《世界文明史》，见《政法类典·（甲）历史之部》，上海作新社1905年，44-45页。）这种认识无疑对梁启超等新史家产生一定的影响，启发国人反思传统史学的内在不足。1901年蔡元培认为我国史例有三种：记注、缉比、撰述。记注者，“据事直书”；缉比者，“整齐故事，实录历史”；撰述者，“抽理于赜动之中，得间于行墨之外，别识通裁，非文明史不足当之。”（注：见《蔡元培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2页。）虽以传统史例“撰述”与文明史相比附，未必妥当，然反映了时人对文明史的偏爱。文明史又代表了一种新的史学观念。传统史学往往只注重历史本身的记载，而文明史则要求重建历史事实“互为因果，连绵总续”的关系（注：《中国文明小史·原序》，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印本。）。谢无量为《万国史纲》所作序中说：“吾国数千年不知有新史体，由左丘明至于今，所以为史者，交错相糺，不可悉纪，学者头白而不能究，是以民智日坐暗下”，旧史卷帙浩繁，国人望史却步，他主张采用“文明史”，着重论述历史“盛衰兴坏之故”、“文明变迁之大势”，根除旧史“庞芜而无条理”之病（注：谢元量：《万国史纲·序》，支那翻译会社1903年印本。）。通过译介日本的文明史著作，对更新近代学人的史学观念，推进新史学思潮的深入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章太炎较早认识到文明史的长处，他在《新民丛报》1902年第13号上撰文指出：“顷者东人为支那作史，简略无义，惟文明史尚有种界异闻，其余悉无关闳旨。要之彼国为此，略备教科，固不容以著述言也。”（注：《章太炎来简》，《新民丛报》第13号，1902年8月4日。）他为了编纂一部中国通史，“日读各种社会学书”。章氏设想中的通史特别强调典志的重要性，“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则以典志见之。”他将典志列出了十二类：种族志、民宅志、食货志、工艺志、文言志、宗教志、学术志、礼俗志、章服志、法令志、沟洫志、兵志。十二志有半数是历代正史书志所无之名目，而属狭义“文明史”的范畴，即文化史。对典志分类如此之细，足见他对这部分内容的重视。章氏所设想的中国通史虽没有付诸实践，但他对文明史的好感未改初衷，他始终以文明史作为尺度来评判传统史学，1904年他在《訄书·尊史篇》中说：
自唐而降，诸为史者，大氐陈人邪！纪传泛滥，书志则不能言物始，苟务编缀，而无所于期赴。何者？中夏之典，贵其记事，而文明史不详，故其实难理。……非通于物化，知万物之皆出于几，小大无章，则弗能为文明史。（注：章炳麟：《訄书》，三联书店1998年，第315页。）
返照传统史学，“陈人”、“苟务编缀”、“贵其记事”的弊病就凸显出来了，历史只是少数人的纪传而忽视了人类生活的其他诸多方面，历史事实之间“原始要终”的因果关系很少被关注，而这些恰是文明史尤为强调的。
1903年2月支那翻译会社出版了“支那少年”（注：据郑逸梅《艺坛百影》中《黄炎培的著作》一文，此书系黄炎培、邵力子、张伯初三人编译。）编译的《支那四千年开化史》。《新民丛报》第32号“介绍新书”栏目向读者推荐该书说：
溯世界文明古国，吾国居一焉，开化之早，较之印度、埃及、希腊等国，未遑多让也。徒以群治不进，有其先者而无其继，遂使数千年来史界想象，黑暗昏黯，一若逆乎公理，不进化而退化焉。本书据日本市村、泷川两氏所著之《支那史》，去其廿四姓家乘之事实，而刺取其关于文明之进步者，编译而成。上自太古，下迄今兹，凡分九章。第一章曰地理，第二章曰人种，第三章曰太古之开化，第四章曰三代之开化，第五章曰秦汉三国之开化，第六章曰两晋南北朝之开化，第七章曰隋唐五代之开化，第八章曰宋元之开化，第九章曰明清之开化。每章复分为制度、学术、宗教、技艺、产业、风俗等类，类别明析，条理井然。吾国今日无佳史，得此亦庶足供浏览，若用以为教科书，亦一善本也。
这则广告对《支那四千年开化史》一书作了颇为详细的介绍。编译者痛感传统旧史于“兴灭成败之迹，月舌月舌千万言不能尽”，而于“文化之进退，民气之开塞，实业之衰旺，概乎弗之道”，所以取日本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所著《支那史》“关系于文明之进步者”，删其芜，补其阙，正其误，编成此书（注：《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弁言》，支那翻译会社1903年印本。）。是书颇受欢迎，多次重版，曾作为中学历史教科书使用（注：《支那四千年开化史》1906年6月广智书局第4版发行，封面页题“中学历史教科书”；1906年成都局新印行之《中国开化史》，封面题“中国开化史”，而内题“中国四千年开化史”，内容与《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完全相同。）。
1903年东新译社出版了曾鲲化编译的《中国历史》（上），当时学界和出版界给予了高度评价（注：参考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6-79页。）。该书的“体裁之界说”：
一、仿泰东泰西文明史及开化史例。分通部为若干编，编区以章，章画于项，项附于节。编界一大世变，章界一小时变，而项多系一事，节概限一意，提纲挈领，脉络厘然。
一、值时势之大变迁，则别视线为二：一叙社会大势之成行，一记社会开化之事迹。读者两两相照而玩求之，则古今社会文明之渊源，其庶几矣。
一、叙述体例：一面为纪事本末的，一面为批评推断的。单刀赤手，出入古今。
缘于此书“仿泰东泰西文明史及开化史例”，故全书在内容安排上，每篇都立有专章讨论开化与地理之关系、文明史、社会、国民，包括教育、学术、政治、外交、武备、地理、宗教、风俗、实业、财政、交通、美术诸要点。该书深受文明史作品的影响无须赘言，它本身就是一种很典型的文明史著作，更确切地说，是“日本式”的文明史作品。
日本文明史著作尤其是文明史的编纂形式，对中国近代史学有深远的影响。当年直隶留日学生向国人介绍日人历史教科书编纂法时指出，编纂历史分为两种：一重近代史，二是重开化史。文中引伏尔泰之语道：“真正之历史，不外风俗、习惯、法律、技艺及人心进步数端，不明乎此，不可以造国民。”所以历史应该明了“国家、社会、文化所以变迁发达之故，使读之者晓然天下万事皆人类之所创造，自狩猎时代，以至文明时代，无不遁推遁进，反乎此未有不衰亡绝灭者。”（注：《教科书编纂法·历史编纂法》，《直隶教育杂志》第11期，1905年8月30日。）日本文明史学是在西方文明史学特别是伏尔泰、基佐、巴克尔等文明史家的作品直接影响下而兴起的，对于打破传统史学一味着眼于政治史、军事史的狭隘观念，拓展历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具有重要意义。但多数日人所著文明史作品与西方文明史家的论著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形似而神不似”，明显存在公式化的倾向，机械地叙述学术、宗教、风俗、产业等方面的内容，无法从整体上反映出一个国家、地区文明演进的内在规律，诚如批评者所言：“唯于是等之书，而寻文明发达之理路，则又甚难之事也。”（注：《世界文明史提纲·绪论》，《大陆报》第1年第3期，1903年2月7日。）日本式的文明史编纂特点曾对中国自编历史教科书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吕瑞廷、赵壁编写的《新体中国历史》，这种自编历史教科书在20世纪初年流传相当广泛。此书每篇之后都有开化史，如第一篇秦汉三国史，第五章即“秦汉三国之开化”，此章又分六节，分别是制度、学术、宗教、技艺、产业、风俗。事实上，诸如《新体中国历史》之类的史书，从编纂方法上看，无非就是政治史再点缀部分文化史内容构成，似乎未得西方文明史学的神髓。政治与文化彼此难以分别，互相有因果关系，思潮之变迁会影响到政治之变迁，因政治之变迁，思潮亦受其变动。所以，后来批评者认为以前旧的历史课本，上古史完了，然后接着讲讲上古之制度，上古之宗教，上古之风俗；又接着南北朝之兴亡，隋唐之盛衰，五代之沿革；又接着中古之学校，中古之社会，中古之产业等等，使读者误认为“政治自政治，文化自文化”，如同两种历史书一样，且其中记载，双方又绝不顾到（注：陆惟昭：《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商例》，《史地学报》第1卷第3号，1922年5月。）。翻检那个年代的日本教科书和中国人自编历史教科书，确有此弊病。近代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或多或少都留有日本式文明史的痕迹。甚至到了国民初年，仍有学人强调本国历史教授应采用“传记体”和“开化史体”（注：《实用各科教授法讲义》，上海中华书局1915年初版，1925年20版，第67页。）。民国期间以及建国后所出现的一些通史，我们还可以发现日本式文明史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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