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五”中后期宏观政策评析及“九五”宏观政策走势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政策论文,后期论文,走势论文,八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八五”中后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及绩效
1993—1995年为“八五”中后期。从1992年下半年到1993上半年，我国经济发展中曾出现过热的情况：（1）投资规模增长过猛。1993 年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70%，项目资金短缺已成为普遍现象。（2）金融秩序混乱，乱集资、 乱拆借使大量资金体外循环，造成银行正常贷款不能保证，影响了金融调节经济生活的杠杆作用的正常发挥。（3）通货膨胀压力加大，1993年一季度，35 个大中城市生活费用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5.7%，生产资料价格上涨38%。（4 ）房地产热、开发区热、证券热过头，出现了“经济泡沫”。针对这种情况，政府采取了以紧缩为基本取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为：
（1）整顿金融秩序，公布金融系统“约法三章”，实行包括压缩 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控制信贷规模，提高利率等在内的偏紧的金融政策。
（2）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向能源、交通、 基础设施、农业等倾斜；控制消费基金增长；通过财政体制和税制改革，适当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实行偏紧的财政政策。
（3）公布年度物价上涨率控制目标，控制价格改革措施出台， 稳定物价。
（4）整顿房地产市场，压缩开发区数量，迫使房地产热、 开发区热降温。
（5）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贬值，以促进外贸进出口平衡。
这些宏观经济政策，虽然在实施过程中其力度曾经有所调整，但总体上说，在1993—1995年间其偏紧的基本取向没有改变。
这些政策措施收到的成效是明显的：
第一，避免了经济的过热增长， 保持了经济增长的较高速度。 从1994年开始，过热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进入1995年以来国民经济进一步向“软着陆”的预定目标发展，整体经济运行已摆脱过热状态。“八五”中后期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为，1993年13.4%，1994年11.8%，1995年预计10%左右，三年平均每年增长11.7%。
第二，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通货膨胀的势头。零售物价1993年上涨13%，1994年上涨21.7%，1995年预计上涨15%左右，虽然仍处于较高的水平，但如果没有以上所说的一系列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肯定，物价上涨将会更高。
第三，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变动，使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上升，第三产业比重稳中有升。据初步测算，1995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将达9548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整个“八五”时期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将达21309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9%，比“七五”时期的26.3%下降了6.4个百分点。1995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将达25992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9.0%，“八五”时期第二产业增加值将达84481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0%，比“七五”时期的43.2%上升了3.8 个百分点。199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达17505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0 %，整个“八五”时期的第三产业增加值达59381亿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1%，比“七五”时期的30.5%上升了2.6个百分点。
第四，使分配结构发生了变化。财政体制和税制改革虽然尚未使政府收入比重明显提高，但集体和个人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持续上升，却明显地改善了人民生活，调动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活跃了整个经济。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虽然有所削弱，但金融调控能力却明显增强，这无疑为今后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奠定了基础。
同时，也必须看到，1993——1995年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并没有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所有问题，有一些政策甚至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副作用。突出的是：
1.尽管通货膨胀上涨的势头因宏观紧缩而受到扼制，但由于种种原因，“八五”中后期物价上涨率依然较高，以至给改革和发展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同时，因为在治理通货膨胀过程中也采取了一些行政性的、治标的临时性措施，如推迟一些物价改革措施的出台，实施财政对价格的补贴等，而这些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所以物价上涨率过高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治理通货膨胀依然是今后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
2.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其标志一是城镇失业率上升，二是农村失业问题表面化，这对“九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的压力将是很大的。
3.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对“九五”时期经济健康发展将产生一定影响〔据统计，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全部收入的差距（以西部地区为1）由1993年的1.37:0.93:1变化为1994年的1.41:0.95:1。 见1995年3月1日《经济日报》〕。
4.尽管“八五”中后期政府一再强调加强农业，并在政策上予以倾斜，但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日趋突出，主要是：投入严重不足，政府对农业投资占对整个国有单位投资的比重由80年代初期的5 %下降到1994年的1.9%。耕地逐年减少，仅1994年就减少1000万亩， 人均耕地面积由1978年的1.6亩急剧下降到1.2亩，仅为世界人均数的1/4。农业科技也相当落后。
5.部分国有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困境。据统计，1994年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面为33%，亏损额为448亿元，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95.11，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88个百分点。1995年上半年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上升为44%。导致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宏观环境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一部分企业由于多种原因，长期经营管理不善，产品结构调整不及时，产不适销，产品质量低劣，市场竞争力不强，这样的企业遇到政府实行偏紧的宏观政策，压缩投资规模，紧缩信贷，再加上进口过多的冲击等，便产生库存增加，资金周转不灵，相互拖欠即所谓“三角债”等问题，严重者，甚至倒闭破产。
所有这些问题，都将阻碍改革的深化和国民经济的继续发展，是“九五”时期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不可回避的现实。
二、“八五”中后期宏观调控的基本经验和一些值得研究解决的问题
综观“八五”中后期的宏观调控，如下若干方面的经验和问题有必要进行特别的总结和分析。
（一）对于始于1993年中的以紧缩为基本特征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取向应该肯定，但如何尽可能避免因紧缩而“鞭打快牛”的问题发生则需要认真研究。
自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摆脱了上一轮经济波动的低迷状态，开始了新一轮波动的扩张。正当国民经济增长的曲线以极大的张力向上陡增的时候，要不要实施紧缩的宏观政策，当时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有一种意见以发展是硬道理为根据，认为应该继续创造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以促进经济的更快发展，而不应该刹车。另一种意见也是主流的意见则主张当经济增长太快造成需求过多，通货膨胀、物资短缺、房地产价值猛增和出现严重投机现象时，应强化宏观调控，采取紧缩的宏观政策。现在看来，两年多的实践证明后者的主张是正确的。根据我国几十年的经验教训，不顾经济的可承受能力而盲目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其结果往往是导致经济超常波动和资源的浪费。在新旧经济体制转变和新旧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尤其是这样。
不妨作这样的假定，假定1993年年中的紧缩措施不被实施，而是继续让1993年上半年的过热状态延续，那么国民经济名义增长率可能很高，但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很可能就不是1994年的21.7%，而是更高，由此引起的国民经济结构失调、总量失调以及其它一系列问题，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便会迫使我们采取更为严厉的紧缩措施，其结果造成的震动会更大，损失也会更大。
由此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要准确、全面地理解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硬道理中的发展，强调的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这种发展不仅强调经济增长要有较高的速度，而且更强调国民经济比例的协调，结构的优化和效益的提高，而决不是单纯强调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不应以此作为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借口，也不应以此作为不赞成实施宏观紧缩的根据。第二，要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力避国民经济的剧烈波动。中国发展的几十年中饱受经济剧烈波动之苦，剧烈波动的结果，往往使经济增长陷入扩张即乱，紧缩即死的非良性循环，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失调和浪费。国内外的经验证明，经济增长虽然不可能是一条上升的直线，但通过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尽量将波动的幅度控制在一定的幅度内，不发生超常波动，既是非常必要的，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八五”中后期的这一次紧缩调控，无疑为今后我们提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水平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肯定“八五”中后期的这一次紧缩的基本取向是正确的，并不是说没有需要研究的问题，如何在全国实施统一的紧缩中考虑到各个地区的差异，实施有差异的紧缩政策就是问题之一。
我国是一个大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每次全国性的经济过热在地区之间的表现和程度是不完全相同的。但每当中央的紧缩政策出台，事实上对各地的要求是同样的，这就难免造成“老实人吃亏”、“鞭打快牛”等实际结果，这可能是每次紧缩都不同程度遇到地方和企业一定抵制的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应该解决，然而并不容易。
困难之一在于，经过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利益格局的调整，地方利益不仅已经形成，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得到强化。地方出于对利益的追求，期望在全国资源配置的总份额中得到较多的部分，因而尽可能在本地区投资多一些，把本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搞得快一些，他们对全国的经济发展并不负有直接的责任，但却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负有全部责任，所以每当全国出现经济过热时，几乎没有哪一个地区愿意承认本地区经济是过热的，每当中央政府实施紧缩政策时，几乎没有哪个地方愿意首当其冲地实施紧缩。相反，地方往往以种种借口延缓紧缩的时间，减轻紧缩的力度，有的甚至采取有悖于紧缩的措施。
困难之二在于，从宏观上把握各个地区“热”的程度比较困难。改革开放以来，投资资金的来源由单一化变为分散化。对于预算内投资资金比较好控制，而对于预算外资金则没有有效的控制措施，而“八五”期间的经济过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预算外资金投资过多引起的。
面对以上困难怎么办？这是“九五”期间乃至今后更长时期内宏观调控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二）对于这次紧缩一开始就实施结构性紧缩的方略应该肯定，但如何把结构性紧缩落到实处则需要进一步研究。
相对于在1989年针对1988年发生的严重通货膨胀而进行的紧缩中所实行的“先切一刀而后再不一刀切”的策略而言，“八五”中后期的宏观紧缩从一开始就强调要突出结构性紧缩，以达到通过紧缩促进国民经济结构优化的目的，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我国经济的痼疾，除了一般总是表现为总需求膨胀以外，结构失衡也是其中之一，最突出的表现是农业落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能源、原材料、交通通讯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八五”中后期的紧缩中，对于国民经济的这些短线产业没有与其它产业一样不加区分地进行紧缩，而是给以扶植和投资倾斜，由此收到一定效果，这不仅为实现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为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在宏观调控中如何妥善处理国民经济的总量与结构之间的关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会是我们面临的难题。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管理一般是集中处理国民经济的总量关系，而结构问题由市场解决。但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尚不发达，市场体系尚不完善，完全由市场解决结构问题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不太可能的，这就要依靠宏观调控来弥补。但很显然，比之解决总量关系而言，解决结构问题，实现国民经济的合理化，其难度要大得多。这是因为，一方面，解决结构问题，既要进行增量资产的调整，又要进行存量资产的调整，这会遇到来自许多方面为保护既得利益而产生的重重阻力；另一方面，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要进行结构调整必须对国民经济原有结构状况有准确的把握，并对宏观政策的力度、作用方向能灵活地控制。这都是难度很大的。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八五”期间关于力图在宏观紧缩的同时促进国民经济的合理化的探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当然，必须承认，这种探索仅仅是开端，其收效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在我们国家，认识变成政策有一个过程，政策变成行动并收到成效要有一个更长的过程。以农业为例，尽管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比较早，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经济规划中都把农业摆在首位，但直到1994年，农业发展滞后、基础薄弱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据统计，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占整个国有单位投入的比重，80年代初期为5%，80年代中后期为3 %， 1994年下降至1.9%。由于农业的比较利益低， 农民务农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加之农民自身投入能力有限，所以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低。此外，由于耕地逐年减少，农业科技落后，农村流通体制不合理等原因，因而到1994年我国人均占有粮不足400公斤， 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人均占有650公斤的水平。这种情况， 特别是由农业落后导致1994年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给人们敲了警钟，所以才有了1995年对农业的高度重视。但如何保证今后在宏观调控过程中不发生政策和绩效背离的问题呢？这也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三）坚持在改革中实施紧缩，以改革促进宏观调控手段和方式的转变，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但要使宏观调控手段更加科学化，则需要继续付出更大的努力。
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是我们追求已久的目标。我们曾不止一次地提出，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但真正迈开大步的是“八五”中后期，特别是1994年。
1994年，我国在宏观管理体制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获得了宏观管理体制的重大突破。
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财税体制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体系开始运行，促进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1994年全年财政收入达5181.75 亿元，完成预算的108.9%，比上年增长19.2%。1995年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又比上年同期增长27.1%。财税改革也为抑制1993年曾经出现的社会需求过快增长的势头，改善宏观环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金融改革增强了国家对信贷、货币的宏观调控能力，支持了国家重点建设、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有市场有效益的国有企业的发展。1994年年末国家银行各项存款余额为29328亿元，比上年末增加7940亿元， 增长37.1%，各项贷款余额为3160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5161亿元， 增长19.5%。94年全年基本实行的偏紧的货币政策，对于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减缓需求膨胀的压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95年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加强中央银行监管力度，进一步取得成效。1—9月现金发明显减缓，货币供应量增幅继续平稳回落，据统计，1—9月现金收支行相抵净投放80亿元，比上年同期少投放470亿元。 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得到有效控制，1—9月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增加1512亿元，比上年同期少增加449亿元。储蓄存款大幅度增加，截至9月末，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27570亿元，比年初增加6034亿元，增长38.1%， 金融运行的平稳，促进了国民经济向着宏观调控目标发展。
外汇外贸改革，特别是1994年初的人民币汇率并轨的重大举措，对于增强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促进对外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际收支状况的明显改善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94年进出口总额达236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0.9%，并且扭转了上年对外贸易逆差的格局，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年末外汇储备达51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倍。1995年上半年又进一步达到626亿美元。
投资体制改革促进了固定资产投资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使过热的投资势头有所扼制。1994年全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5926亿元， 比上年增长27.8%，增幅比上年回落30.8百分点。1995 年上半年比1994年同期仅增长25.5%，增幅回落15个百分点。
从上述不难看出，与以往几次紧缩相比，“八五”中后期的这次紧缩的突出特点是：在紧缩中改革，依靠改革进行紧缩。因而这一次紧缩的绩效比以往几次都要好。
从“八五”中后期的紧缩的全过程看，如果说1993年年中从整顿金融秩序入手的一系列宏观调控实践，尚带有应急的性质，那么1994年进行的投资、财税、外汇外贸、价格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则是具有长远意义的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基础性建设。这些改革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宏观调控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且对于促进宏观紧缩目标的实现功不可没。
当然，为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经济手段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宏观领域的改革需要继续深化，已经出台的措施也需要不断完善。例如，金融手段，“八五”中后期的紧缩中，曾两次提高利率，但收效甚微，原因何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常大量运用的金融手段公开市场业务、贴现、再贴现等在“八五”的宏观调控中运用并不充分。所有这些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
（四）重视把握调控的力度，努力提高调控的水平，应该肯定，但如何使调控措施落到实处，避免名紧实松，则需要继续予以注意。
就宏观调控而言，要害的问题有两个：确定调控政策的基本取向和把握调控的力度。一般地说，针对某一时期经济运行的特定情况确定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取向相对说困难并不很大，而要灵活地把握调控的力度则并非容易。综观“八五”中后期宏观调控的实绩，可以发现有不少相互矛盾的现象：从一方面看，经济增长过快的势头已被扼制，但从另一方面看，经济增长率依然高于计划增长率；从一方面看，通货膨胀率过高的势头已被扼制；但从另一方面看，物价总水平仍在高位运行；从一方面看，投资过热的问题已经解决，但从另一方面看，新开工项目增长依然过快；从一方面看，货币流通量已基本正常，但从另一方面看，企业资金短缺，三角债增多；等等。所有这些矛盾的现象都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即如何把握调控力度：调控力度过大，容易把经济搞死；调控力度过小，则不足以解决经济运行中发生的过热的问题。调控主体（政府）的责任就是要在这许多的两难选择中做出合理的决策。
具体评价“八五”中后期的调控力度，首先应该肯定，这个问题得到了重视，整个紧缩的过程都强调“软着陆”，而不是“急刹车”，所以这一次紧缩引起的震荡远比以前几次要小。但是否存在紧而不缩，或者名紧实松的问题呢？可以作一些分析。
以金融为例。1993年6月的紧缩是从金融开始的。其后的两年内， 除了两次提高利率外，还采取了控制贷款规模等手段，这些措施对抑制货币供应量增加无疑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货币流通量似乎依然过多。据统计，1993年新增贷款4200亿元，比上年增长31.7%，年末现金流通量增长35.3%，广义货币M2比上年增长24%，都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在此基础上，1994年末全社会市场现金流通量比年初增长24.3%，狭义货币M1余额增长26.8%，广义货币M2余额增长34.4%，这两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都超过了正常增长幅度（1994年数字见《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1994年金融统计资料》，载1995年1月28日《人民日报》）。 进入1995年以后，到6月末，虽然流通中的现金仅比去年增长21.1%，M1的增长速度也已由1月份的32%降至6月份的21.1%，但广义货币M2却增长32.8%，远远高于23——25%的计划控制目标。从全社会货币总量看，近年积累的货币并没有彻底消化。到1994年底，全国市场流通中现金有7288.6亿元，其中1991——1994年共增加4645亿元，平均每年递增28.9%，1991——1994 年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平均每年增长分别为28.5%和29.8%。而这四年中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1.7%，零售物价每年增长10.4%。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平均增长速度比国民生产总值和零售物价之和分别高出6.8、6.4和7.7个百分点。 即使扣除货币化进程引起的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因素，货币供应量仍高4——5个百分点（参见徐燕：《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载1995年9月8日《经济日报》）。
这说明，金融政策名义上紧而实际上松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着。
财政如何？大致可以作两个判断：一个是，中央财政紧缩到位，但地方财政就未必；另一个是，预算内资金紧缩到位，但预算外资金就未必。今后需要研究的突出问题是如何让财政政策的效用覆盖全社会，如何在对预算内资金实施有效管理的同时也对预算外资金实施有效的管理。
三、“九五”宏观政策走势展望
鉴于“八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实绩和存在的问题， 1996年乃至整个“九五”期间，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而言，突出的问题是两个：一是如何保持经济发展的持续、协调与健康；二是把物价上涨率控制在较低水平，提高发展质量。由此而决定，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取向应该是：总量适度紧缩，谨防超常波动，适时调整力度，突出结构调控。
对于确定这样基本取向的宏观政策的必要性，还可以作如下进一步的分析。
（一）从总体上说，在今后五年内，中国经济还将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是要保证这种增长稳定、健康，避免发生大的波动。
讲中国经济还将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主要根据是：
1.由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中国具有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动力。中国正处于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迈进的经济起飞阶段。在这一阶段，一方面由于工业化后进国所具有的后进性，例如经济增长基数低，所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就比先进国家更为容易；另一方面，由于后进国家谋求经济快速增长的赶超意识特别强烈，因而高速增长具有足够的动力。
2.经过多年的积累，中国资本存量相当可观，已建立起门类齐全、实力雄厚的工业体系，据统计，截止1993年中国国有资产额是34950 亿元，其中经营性国有资产26025亿元，占资产总量的74.5%。 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物质基础。
3.中国保持了较高的储蓄率和国内投资率，这是经济能够实现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国，投资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直接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1979—1993年的数据测算，投资率的变动与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而近几年中国的投资率始终保持在接近40%的水平，1993年为39%，1994年为37%， 估计“九五”期间也不会低。此外，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境外大量资本的投入，也是支持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
4.中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这必将从需求方面大大刺激中国经济的起飞。
5.最重要的因素是，在今后，中国将为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而进一步地深化经济改革，这必将更大地调动各种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优化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从而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根本的动力。
以上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中国经济在今后五年内继续保持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势头，实现快速增长是可能的。对于中国而言，“九五”期间最突出的问题不是能否保持快速增长，而是如何避免经济的超常波动，保持经济稳定和如何提高经济效益和发展质量。而要避免超常波动，这就要靠“九五”期间适当紧缩总量的宏观政策去完成。
（二）“九五”期间高通货膨胀的威胁依然存在，为消除这种威胁，实施适度紧缩的宏观政策也是必要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四次通货膨胀，大致平均每四年一次，从各次通货膨胀的情况看，每一次物价上涨的幅度都比前一次高，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势（每次高峰年的物价指数为1980年6.0，1985年8.8， 1988年18.5）。这一次通货膨胀从1992年开始（物价指数为5.4），1994年达到高峰（物价指数21.7），1995年开始下折（预计物价指数为15）。从现象看，1995年的物价上涨已被控制在预定的幅度之内，但从我国经济的承受能力说，也还是处于过高的水平，更何况，1995年物价下降除了宏观紧缩政策的作用外，在很大程度上也还依靠一些行政手段，如暂时不出台价格改革措施，实行财政补贴等，而这些措施很难持续很久。
从深层次看，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并未根本消除。这些因素包括：经济体制尚未实现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增长方式也尚未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经济效益不高；农业基础薄弱；多年累积的超量货币尚未完全退出流通领域；等等。在“九五”期间，实施偏紧的宏观政策，将有助于避免发生更高的通货膨胀，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九五”期间实施总量适当紧缩，也是深化改革特别是深化企业改革的要求。
“九五”期间，国有企业的改革将被置于深化改革的中心位置，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就必须从宏观上创造有利于这种改革的宽松环境。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高达80%，企业生产周转资金几乎全部靠贷款。国有企业资产盈利率目前仅为6——7%，贷款的平均利息率为12%。企业资产的高负债率和低盈利率使企业把日益严重的亏损转嫁给银行，造成整个专业银行呆帐率高达30%左右，银行不良资产总额达数千亿元。这不仅成为银行效益低下的直接原因，而且威胁着银行的生存和发展（见杨连成：《市场经济呼唤银行商业化》，载1995年11月22日《光明日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通货膨胀导致企业成本加大和负利率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抑制通货膨胀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条件。而为抑制通货膨胀，就要实施适度的紧缩。
如果说以上所述主要强调的是实行总量适度紧缩的必要性，那么以下因素决定了必须突出结构调整。
1.由于指导思想的偏颇和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导致的后果，长期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近些年来，这种不合理的状况虽然有所改变，但国民经济短线制约的情况依然比较严重。最近两年因农业问题导致物价上涨严重集中地反映出我国产业结构尚待进一步调整和改善的紧迫性。可以这样说，结构问题不解决，通货膨胀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
2.在经济体制由计划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由于市场不够发达，市场体系不够完善，如果不有意识地突出结构性调整，也很难达到宏观调控的总量目标。
3.从近几年开始，我国经济的总量关系正在发生着某种变化，在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中，虽然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总需求过旺的问题，但总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显得突出。而总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是结构不合理。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突出结构调整，改善结构状况，实现结构优化和升级，是“九五”宏观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最后，尚需指出的是，根据以往每隔四至五年左右就发生一次经济增长波动和通货膨胀波动的情况推测，“九五”期间有可能发生一轮新的波动，为尽可能地缩小即将出现的这轮波动的波幅，使之保持在正常波动的范围内，从宏观上采取一些反“周期”政策措施，并且，无论是总量紧缩，还是结构调控，都要把握力度合理，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新态势，适时调整调控的方略，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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