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失败与加强党的建设_马克思主义论文

苏共失败与加强党的建设_马克思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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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失败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直接的现实因素,又有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当然,决定性的因素还在内部,应该到苏联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的发展中去寻找。由于苏共失败的原因是综合性的,因此引起我们的思考和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多方面的。本文试从加强党的建设的角度,谈几点看法。

一、必须始终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承认有任何终极状态和终极真理。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开放发展的理论,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在苏共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借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借坚持社会主义为名把苏联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固定化,这种教条主义和思想理论上的僵化,正是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由盛转衰到最后瓦解的根本原因。苏共长期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集体化以及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作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固定化,加之对社会主义建成论、发达社会主义论的虚幻论证,更掩盖了苏联的社会矛盾,助长了体制的僵化,从而使在二、三十年代与资本主义较量中节节胜利的社会主义苏联,在七、八十年代渐渐败下阵来,社会经济发展严重畸形并出现了衰退以至停滞的局面。在对付资本主义问题上,苏共长期坚持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断加深的论点,看不到战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增加了对新科技革命的一定适应能力,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的新变化,不加分析地重复科技革命只会加深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因而对发生在西方国家的科技革命不注意研究,更谈不上主动改革以求适应和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教条主义、思想僵化,使苏共在既定的框框中形成了墨守成规、不思创新的思维定势,逐步把苏联社会引向矛盾重重、积重难返的困境,也使人民对苏共和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并酝酿成了戈尔巴乔夫推行右的路线和政策的社会基础。戈尔巴乔夫则宣称要“从根本上革新苏共”和“打破阻碍机制”,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口号下,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用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提出苏共的目标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使积重难返的苏共雪上加霜,终致失败。可见,苏联的解体、苏共的垮台,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破产,而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破产。就历史原因来说,也是“左”的教条主义和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的破产。

借鉴苏共教训,我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至少应该强调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一定要结合时代特征和本国具体实际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我党历史上,因为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而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但因教条主义和奉行“左”的政策也吃过不少苦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破对社会主义教条的扭曲的认识,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结合和平和发展的时代特征和我国的具体国情,探索和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正是由于有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在国际共运遭遇严重挫折时,才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并走向繁荣。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离不开发展马克思主义,因为不发展就会僵化,也就不能很好地坚持。第二,要把改革看作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并把改革具体体制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是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的中心工作。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也还存在着一定的非对抗性矛盾,只有通过不断变革,解决矛盾求得适应,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相反,如果把一定的社会主义具体体制作为模式固定化,不仅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则会束缚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改革中,为什么我国的改革结出了硕果,而苏联却导致了失败呢?问题的症结在于改革的性质、方向和道路截然不同。我国的改革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进行革命性的变革,但这是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的,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苏共在改革中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抛弃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种变质转向的“改革”正是促成苏共失败的直接原因。第三,一定要坚持对外开放,特别要注意吸收和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首先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吸收和借鉴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关起门来搞建设,拒人于国门之外,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会失去学习借鉴人类先进文明的机会。苏联经济增长速度自50年代以来每个五年计划都在下降,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份额也不断下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盲目自满,不敢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在科技进步和管理经验上落后于西方国家。

二、必须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这是保证党的战斗力、取得事业胜利的根本组织保证。

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是党内民主和党内集中相辅相成的有机统一体,在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中强调任何一个方面而否定或取消另一方面,都可能导致背离民主集中制的结果。苏共执政的历史上,民主集中制运作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高度集中,缺乏民主。苏共的体制本来就强调集中多于强调民主,1934年苏共十七大通过的党章又强调:下级机关和全体党员绝对服从上级机关的决议。这里一方面突出了“绝对服从”,另一方面又没有规定党员有“可以保留个人意见”的权利。由于过份强调集中和服从,党的权力机关的职能逐渐萎缩,以致形同虚设,执行机关的职能不断强化,个人集权和个人崇拜随之盛行,党内监督也流于形式,形成了列宁所批评的“官僚主义的集中制”,造就了一批脱离群众的官僚阶层。从三十年代开始,苏共党内一切方针政策的分歧都上升为敌我之争,不断抓“反党集团”,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还波及东欧各国。这就从根本上窒息了党的生机和活力,压抑了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党内造成了只知盲目服从,不敢探索和创新的状况,对新事物特别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变化和积累的新经验,丧失了分析的勇气和借鉴的胆量,从而使整个党的素质、创造力、领导能力下降。因此,戈尔巴乔夫开始政治体制改革时,以民主化为取向,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问题是,在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从不健全的民主集中制跳到否定民主集中制,丢弃了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其主要做法有三条:一是实施没有界线的“公开性”,允许党员公开批评党的决议;二是开放党内派别活动,不同意见不仅有权公开表达,而且相同观点可以成立横向联合组织,形成党内有派,党内有党的局面;三是新生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使得党内为民主化而下放给基层的权力主要被截留在这个中间层次。这样,苏共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被破坏了,苏共的瓦解也就不可避免了。

以苏共为鉴,包括我们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在十四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贯彻得好不好,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在坚持民主集中制问题上有三个方面值得特别强调:一是发展党内民主,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党内民主的发展,没有对党员权利的保障,就不可能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只有发展党内民主,实现决策民主化,才能使党的领导更加正确而减少失误,即使有了失误也比较容易得到纠正。二是自觉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要坚决堵住苏共所谓“公开性”、“独立性”、“派别化”这三个根本违背民主集中制的错误主张。三是要强化监督机制,保持对权力的制衡。要确保监督的强制性,即不管被监督者的意愿如何,都必须无条件地接受监督。强化监督这一防错机制和修错机制,是在执政条件下,保证党员干部掌权为公,执政为民,防止和纠正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实现党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径。在健全民主集中制方面,制度建设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要以健全的制度来保证党内民主和实现正确的集中,加强党内监督,通过健全的制度促进党的建设走向制度化和法制化。

三、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基本前提。

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是决定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事业,任何怀疑、削弱、否定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的观点和做法,都是根本错误和十分有害的。在苏共历史上,很长时期搞个人集权,以党代政,把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作为党的领导的主要形式,实践证明其弊端重重,贻害无穷。而戈尔巴乔夫又从另一极端背弃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最终导致苏共的垮台。

事实证明,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毁于一旦。以苏共为鉴,我们一方面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同时必须强调,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首先要处理好党与国家政权以及其他非党组织的关系。一方面,党作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核心,必须对各方面的工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凡属大政方针问题,必须由党作出决定,绝不能各自为政,各行其足。另一方面,共产党是政治组织,它与国家政权、经济组织的职能不同,又不应当代替包办它们的工作。其次,必须确保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首先是中央一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手中。广大领导干部一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主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保证党的权力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第三,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密切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共产党的领导权,实质上就是党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争取和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并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就有了实际的领导权;如果脱离群众,失去多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终将丧失领导权。苏共长期高度集权,形成了脱离群众的享有特殊利益的官僚阶层,戈尔巴乔夫经济政策连续失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混乱局面中,党和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大为发展,这种情况使党员队伍趋于涣散,大批党员纷纷退党(至1991年7月,苏共退党人数已达420多万人),也引起群众对苏共的强烈不满。正因为苏共的蜕化变质与丧失群众,其最终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可见,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是党的领导权最深厚的基础,我们只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清除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搞好党风建设,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巩固,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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