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集团：正在形成的全球治理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八国论文,集团论文,全球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七国集团(G7)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美苏冷战趋于缓和的时期。由于西方七国首脑会 议创立后没几年，美苏再次进入新的一轮冷战，七国集团的功能很快从主要协调集团内 各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转变为统一对外立场对付苏联的工具。总的来看，整个冷战时期 ，七国集团的行为受到美苏两极霸权结构的严重制约。
冷战结束后，七国集团先是致力于消化中东欧和前苏联，一跃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在 全球传播和扩展的推动力量，使全球化成为家喻户晓的时髦用语。自1994年以来，七/ 八国集团(G7/G8)一直拓宽其议程表上的问题领域和议题数量，不断加深参与国际事务 甚至各国国内事务，大力推进并力求主导全球化进程，形成类似“联合国内阁”之机制 。这些清楚地表明：七国集团已经由力图保持和受制于两极霸权结构的角色，向着新国 际体系结构的塑造者和全球治理中心转变。(注：对G8的角色定位，G8成员国学术界是 明确的，即G8已逐步地形成为一个有效的全球治理中心，见加拿大多伦多大学G8研究集 团信息中心收集的西方学者论文及专著，http://www.library.utoronto.ca/g7/schola r/index.htm/、http://www.library.utoronto.ca/g7/governance/index.htm/。G8成 员国政府高层虽然从来没有全面、明确地提出G8的角色定位，但是，根据1994年以来历 次首脑会议的峰会公告(SUMMIT COMMUNIQUE)，对G8学术界的角色定位，它是全然赞同 的。)
七/八国集团是否能够形成为“全球治理中心”，关系到21世纪世界秩序的重建和当前 演变中的“一超多强”格局的最终走向，同时对于我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定位和同西方的 互动，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为了更好地揭示这一问题，本文将全面地考察七/八国集 团为将自身塑造成为“全球治理中心”的努力及其举措，然后再提出作者自己关于七/ 八国集团角色转型前景的思考。
一、七/八国集团与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是美国的詹姆斯·罗斯诺(James N.Rosenau)。罗斯诺将治理 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全 球治理论者认为，尽管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通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调整 、组织与集团之间的利益调整以及国家间利益调整，最终能形成人类共同利益。全球治 理论的基本思想是要进一步扩大和健全国际制度，以构筑起一个调整国家间利益的框架 体系。在某些西方学者看来，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只是指塑造或引导国际行 为体的行为结果，使之有利于特定的价值传播、特定的国家及阶级获利。[1]而西方学 术界所谓的全球治理中心，首先是塑造和引导国际行为体的行为结果，使之有利于市场 民主政体国家的团结和壮大，其次是合作应对、解决威胁或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全球、 地区和跨国安全问题，最后是形成以七/八国集团为首的西方民主共同体治下的全球和 平、稳定和繁荣。[2]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价值观，是七国集团自其创建以来的核心价值。冷战时 期，先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再是美苏全球争霸及第三世界的兴起，七国集团向全球 扩展其核心价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受到严重制约。1989年东欧剧变，为七国集团 向全球推行其自由主义的市场民主理念提供了一个大好契机；1992年底苏联解体，更是 为七国集团向建立全球民主共同体的目标迈进扫清了最大障碍。从1994年始，七国集团 加大了向全球扩展其价值观的力度，在那年那不勒斯峰会上，七国集团一是开始加快了 包容俄罗斯的过程，该年俄罗斯加入“政治八国”(P8)；二是已有所意识到全球化带来 的压力，并着手塑造现存国际秩序，首次明确提出了改革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议程。
自此后，该议程一直是七国集团讨论的核心问题。回顾国际关系史可以看到，掌握国 际金融体系管理权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即成为整个国际体系的霸权国或霸权集团，霸权国 或霸权集团失去了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管理权，也就迟早会失去对整个国际体系的主导权 。西方七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七国集团始终将作为八国集团一员的俄罗斯排除 在其关于国际金融体系的讨论之外，可以看出七国集团的着眼点在于构建西方主导的21 世纪的世界新秩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哈里法克斯峰会召开之际，恰好是1994 年底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在美国的大力干预下已得到了有效的遏制，这时，加拿大提 出加强国际金融体系这一议题，即刻得到其他国家的首肯，绝非仅仅是对墨西哥金融危 机的反思。考察1995—2001年七国集团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具体议程(见下表)，可以 看出七国集团改革的核心议题是国际金融体系结构；当今世界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中的 IMF和世界银行，以及几个全球最大的多边开发银行，是七国集团进行改革的重点对象 。
1995—2001年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议程(注：这些议题均 来自于1995—2001年“G7声明”中“加强国际金融体系”部分，其中1997年包括“G7声 明”中的“建立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相关部分。)
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议程
1995年哈里法克斯全面评估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结构的必要性：加强全球经济，促进
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保护环境，预防和应对危机，增强国际
机构的凝聚力、有效性和效率
1996年里昂 加强货币合作的倡议：继续经济政策和在汇兑市场上的合作，更
谨慎地监管金融市场，促进监管当局及机构的合作，加强现有国
际金融机构(尤其是IMF)，加强同国际金融犯罪的斗争，多边合
作限制有害的税务竞争
1997年丹佛 加强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变化世界中的国际金融机构，同腐败
和金融犯罪作斗争
1998年伯明翰加强全球金融体系结构的方法：提高透明度，帮助全世界国家准
备融入全球资本自由流动，加强国家金融系统，确保私营部门对
其借贷决定负责，进一步增强IMF、国际清算银行、世界银行和
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角色及合作
1999年科隆 着重强调下列促进全球金融稳定的举措：加强与改革国际金融机
构及安排，提高透明度和促进良好的实践，加强工业化国家中的
金融管制，加强新兴市场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及金融系统，促进
包括私营部门的危机预防及管理，改进社会政策、保护贫弱阶层
2000年冲绳 改革IMF，改革多边开发银行、高投机性机构、资本流动及离岸
金融中心，地区合作
2001年热那亚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体系的未来安排，多边开发银行的角色，多
边合作与滥用全球金融体系作斗争
经过七国集团七年来的改革，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已经形成，其权力分配主要落在 七国集团、20国集团(G20)、金融稳定论坛(FSF)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IBWs,IMF和 世界银行)为中心而组成的国际金融组织联系网这四种机制上。分析这四种机制，目前
，七国集团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
为了实现向“全球治理中心”的角色转型，七/八国集团不仅控制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进程，而且力图成为应对世界日益全球化的开拓耕耘者。实际上，改革、加强和重新安 排现存国际金融体系，既是七国集团构建21世纪世界新秩序的需要，又是七国集团对世 界日益全球化作出的首要反应。90年代中期，七国集团成员认为，自从1975年甚至更早 时候以来，它们一直在处理互相依赖问题，全球化只会为它们带来利益，而没有什么值 得担心的。不过，对于国际经济体系是否承受得住全球化产生的压力，它们持怀疑态度 ，于是1994—1997年，七国集团主要集中于改革和加强国际多边机构。随着七国集团在 国际体系进程中的作用越发突显，七国集团成员开始意识到，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对其 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维持现存利益分配格局，七国集团成员不仅需要有活力的发展和 有竞争力的市场经济，而且还需要干预市场，为之制定、落实规则，帮助全球化进程中 落伍的边缘化的贫弱国家和阶层。[3]
1996年里昂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到“全球化”一词，峰会最重要 的文件——《经济宣言》提出了“塑造有利于所有人成功的全球化”目标，对日益深化 的全球化进程进行了全面的利弊分析。全球化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投资和贸易史无 前例的扩大；国际贸易向世界上人口最稠密地区的开放，从而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高生 活水平提供了机会；信息、技术革命不断加强的快速传播和熟练劳动力的扩散。全球化 带来的挑战体现在：如果国家不做出调整以应对日渐加强的竞争，那么就不会从全球化 进程中获益；对于贫穷国家，全球化可能加剧不平等，并且造成世界特定地区的边缘化 ；不过，亟待做出的调整要求快速的、有时是痛苦的结构重组，在某些国家，这样做的 影响会暂时加速就业形势的恶化；另外，全球金融市场可以产生新的不稳定风险，而这 又要求所有国家实施健康的经济政策和结构改革。[4]
基于此，《经济宣言》认为，“在相互依存的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和进步是在全球化 进程中实现的，全球化不仅为西方国家，而且为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美好未来提供了 巨大机遇”；继而指出，七国集团成员国“在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推进中作出了决定性的 贡献”，“可以成功地塑造全球化造福全人类”。针对其所认为的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七国集团提出以下战略性举措：加强经济和货币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强劲地互惠增长 ；改进解决就业问题的方式；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提高多边机构的有 效性，增进发展的效益；为全球发展提供必要的多边资助；将转型国家成功地整合进入 全球经济。[4]
根据1996年七国集团对全球化公开做出的反应可见，一方面，七国集团成员已经认识 到，在全球化的时代，甚至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无视最贫穷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 贫穷和冲突所造成的环境、社会、政治和金融后果，不仅仅对自身是灾难性的，而且势 必殃及包括七国集团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因此，有必要缓解世界贫困，将之控制在一 定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在推进世界发展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上，七国集团更多地 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自身责任，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而不是自己做出 多少实质性的举动，突出反映了七国集团只想主导应对全球化的进程，并无意于真正地 促进世界发展和共同繁荣。
自1996年始，以及随着1998年八国集团的创建，七/八国集团对全球化所作出的反应逐 年加强，这突出表现在其议程不仅囊括当前所有的全球问题领域，而且已经深入到各国 国内政策，它关于国内、国际问题讨论的决定，也成为主要的国际多边机制进一步讨论 的基础，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上，七/八国集团是不成功的 。它未能推动解决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的一系列问题以及一些跨国界的问题，如新 一轮贸易和投资谈判问题是于1995年底提出的，到最近才有所进展，再如，减免最贫穷 国家的债务问题总是以不能兑现承诺告终，而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更重要的是， 近年来由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形成的有组织的反全球化运动，越来越多地提出了带有 反全球化色彩的要求。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近年来七/八国集团的一套做法能否使 自己成为全球化的治理者是值得怀疑的。
尽管如此，自1999年以来，七/八国集团还是加快了向“全球治理中心”转变的步伐。 这突出体现在1999年科隆会议上达成的科隆共识及以后的历次峰会活动上。科隆共识包 括两方面的内容，在政治安全领域，俄罗斯作出妥协，放弃了原有的对待科索沃战争的 立场，与七国集团达成共识，可以通过预先使用武力阻止以后的有计划的种族屠杀；在 经济领域，八国集团承认，全球化是有负面作用的，它既带来了成功者，也带来了失败 者，有必要采取行动帮助失败者，维持社会秩序及其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的一致性，通 过这一认识，八国集团达成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和引导全球化的共识，并以此作为走向新 的一致的起点。科隆共识是俄与七国集团在科索沃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基础，重申了八国 集团对全球化进程的主导地位，促进了八国集团成员国对于自己的集体意志在国际社会 发挥巨大影响的信任。[5]
2000年在冲绳，八国集团首脑们在峰会宣言上首次清楚地界定了八国集团在21世纪应 该扮演的角色，而且提出了全球治理新方向：革新并加强八国集团主导的处理全球问题 的进程；吸收发展中国家和公民社会进入这一进程；利用信息技术革命完成发展的任务 ，同时保存世界文化的多样性。[5]这些新方向得到一些具体行动的肯定，它们包括引 人注目的信息技术宪章、数字机遇任务小组(网络任务小组)、发展中国家与贸易有关的 能力培养、为发展中国家改进市场准入、在五个具体领域预防冲突的措施、再生能源任 务小组，以及致力于开发进行钚管理的国际财政计划。
2001年热那亚峰会，在几个领域推进了冲绳峰会制定的全球治理新方向。为了给致命 疾病和持续贫困困扰的非洲大陆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完全合法的治理，七/八国集团在热 那亚首次将联合国作为一个合作伙伴带入其讨论过程；在吸收公民社会组织、国际组织 和发展中国家进入峰会准备过程上，七/八国集团也迈出了跳跃性的一步，继续保留了 去年峰会创建的网络任务小组，还创建了国际艾滋病和健康基金这一新的机制，在这两 个组织的计划实施中，NGO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七/八国集团还调动了一笔资金与世 界最贫穷地区的疾病和不发达作斗争，并承诺“亲自参与和共同发起WTO新一轮宏伟回 合谈判”。[6]
二、对七/八国集团前景的思考
由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冷战结束以来，七/八国集团向其成员的政府高层所希望的全球 治理中心发展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当前，它已经形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核心机
构，对于全球化进程和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社会诸领域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即便 如此，由于受到了来自联合国、全球化进程加深而带来的众多棘手问题、发展中国家、 俄罗斯、美国这五个方面因素的制约，[2]七/八国集团要形成为“全球治理中心”，实 现由它治理下的全球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也不是容易的事。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的今天，民主、公正与合理的全球治理才是非常必要而紧迫的 。可是，由于当前国际体系内的权力分配发生严重失衡，七/八国集团凭借其在全球GNP 、贸易、金融和外国直接投资这些领域占据的绝对优势，(尤其是七国集团)不仅不想改 变其一直以来具有的大国支配世界情结，而且还力图加固和强化由其主导的现存国际体 系，从而阻碍着世界性全球治理的真正实现。
从七/八国集团存在近27年的国际社会现实来看，如果七/八国集团不转变其一直以来 具有的大国主宰世界观念，为大力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制度化扫清障碍，那么即便 它形成为“全球治理中心”，也治理不了日益深化的全球化带来的各类问题，也是名不 副实的。
国际上，南北差距越来越大。1999年，发达国家以20%的世界人口，控制了世界GDP总 量的86%(七国集团成员国GDP总量超过世界的68%)，占有世界贸易总量的81.2%(七国集 团成员国贸易总量超过世界的49%)。发达国家还掌握着世界对外直接投资92%的输出资 本，接受了68%的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世界上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在上述各指标中 只占不到1%的总量。这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从1960年的30∶1上升到1997年的74∶1 。世界银行估计，全世界有12亿人口每天生活费不到1美元，近8.4亿人营养不良。自19 71年以来，联合国指定的最不发达国家数量，已经从25个上升到48个。此外，许多数据 还表明当今世界还存在着触目惊心的技术和数字鸿沟。全世界74%的电话线和88%的因特 网用户集中于国际经合组织成员国，其人口只占世界的17%。(注：数据来自：UNDP，Hu 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Additional sources:Social Development Review,Vol .3,No.4,December 1999;UNCTAD,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1999,New York,Unit ed Nations,1999;UNCTAD,Report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to UNCTAD X,New York,United Nations,1999 TD380;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Foreign Direct Inve stment and the Challenge of Development,New York,United Nations,1999.)
对全球化管理不善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是“亚洲金融危机”。尽管当时不同领域的权 威人士或专家将那场危机归之于亚洲国家政府，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那场危机 是七国集团国家金融市场缺乏治理的首次表现，沉重打击了印度尼西亚等许多新兴市场 国家。
2000年4月10日至14日，由77国集团发起，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召开的首届南方国家首脑 会议上，发展中国家一致认为，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它们近年来一直在艰苦地探索发展 道路，不少国家在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和调整，但是，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和竞争条件 使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并未达到预期成果。为此，它们共同呼吁，全球化越发展，相 互依存关系越深化，越是要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在发达国家内部，越来越多的民众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失业、犯罪和内部混乱、金融恐 慌和世界贫困等问题感到不满，而在近些年逐渐地形成了有组织的反全球化运动。西雅 图会议在游行示威的暴力混乱中结束，对于美、欧、日、加四方政府高层来说，敲响了 一记警钟。然而，各方政治高层继续无所作为，无视贫穷国家的利益，跨国公司继续以 日渐加快的速度将整个世界置于市场的支配之下，进一步强化了国际社会和一国内部的 两极分化。
所有这些事实，一方面表明，七/八国集团所谓的全球治理，只是对西方世界进行“治 理”，而对非西方世界实行“统治”，另一方面表明，七/八国集团成员对七/八国集团 的角色定位是行不通的，它们只有重新定义全球治理，转变其一直具有的大国主宰世界 的观念，才能应对日益深化的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棘手挑战。
“今日世界的一个基本矛盾是经济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短缺之间的矛盾。无论个体 之间的态度如何千差万别，经济全球化及其带来的棘手问题是个基本的现实。为维护国 家的传统政治、控制与统治，民族国家之间相互竞争、争夺、猜疑、各自为政，导致世 界政治的本质仍然是无政府状态的”。[7]因此，全球治理是指，一种为民族国家政府 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严峻挑战而共同行动起来，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的行为，设定限制和 给予激励的规则、制度和可行实践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中，各国政府不论是单独的、共 同的，还是在正式的机构内采取行动，都能够做到互相帮助。七/八国集团试图抛开联 合国系统，建立自己的治理体系是不现实的。因此，自二战后，联合国系统是一个由世 界性机构组成的统一组织，其在维持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和共同繁荣上所做的努力 与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如果以七/八国集团为首的西方，能够真正地将联合国作为一个 解决、治理全球问题的场所，联合国将会为世界和平、人类安全及社会发展发挥更大的 作用。
总之，七/八国集团只有重新定义全球治理，赋予联合国系统以全球治理中心的权威， 彻底改变其一直以来具有的大国支配世界情结，推动扩大世界各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 真正地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制度化，才能走出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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