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时期进步青年学生的角色选择及其影响
樊晶晶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摘 要：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时期进步青年学生在面临民族危机时做出了政治、文化、社会三重角色选择，即担当了五四运动中的先锋队、新文化的接受者与传播者、社会改造的倡导者。进步青年学生在角色选择过程中推动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推动了民族精神升华形成五四精神。
关键词： 五四时期;进步青年学生;角色选择;影响
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学生为领导五四运动的发起和五四精神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进步青年学生在“新旧交替”的社会背景下，最早受到了新式教育和新文化思潮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一经传入中国，就被广大进步青年学生迅速接受并广泛传播。当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候，进步青年学生们率先在政治、文化、社会领域作出角色选择，推动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一、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进步性
毛泽东曾指出：“夫青年乃国家之精华，进步青年尤属抗战之至宝”[1]723。进步青年学生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影响十分巨大。那么，青年学生的进步性究竟是什么呢？
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青年学生具有革命性上，就是能够自主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爆发出强大的组织力量。青年学生在与广大工农民众相结合的过程中，为今后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阶级基础。对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指出，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是不能取得成功的。这说明了五四青年学生的进步性、革命性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影响十分巨大。
为什么这个时期的青年学生具有了进步性、革命性？
首先，这一时期青年学生受到的压迫是前所未有的。从政治大局来看，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令国家前途堪忧；从自身发展来看，面对内忧外患的青年学生“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1]641，人生前途渺茫，毫无希望；从思想认识来看，这一时期的青年学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熏陶，其精神面貌得到提升，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爱国主义运动的武器。因此，这一时期的青年学生开始自主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开展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反动政府卖国的运动。这场由数十万青年学生做先锋、工农群众做主力军的五四运动是比辛亥革命更进一步的、更加具有革命性的运动。
在探索中国救亡的道路上，进步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社会进行了改造革新，以解救处于战乱危亡的中华民族。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率先在文字语言领域倡导“白话文”运动，推进语言文字的改革，促进了反传统的社会运动，更为后期学生运动的报刊宣传、农工宣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后，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讨论社会主义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社团，如新民学会、辅仁社、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等，以各种学会社团的形式进行社会实践和社会改造，其中以邓中夏、罗章龙、黄日葵等进步青年学生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所做出的贡献尤为突出。此外，五四时期学生代表张国焘在其著述《我的回忆》中提到自己与邓中夏、罗章龙等同学组织了一个平民教育讲演团，旨在改造社会，主张平民教育。许多地方的进步青年学生组建了“工读互助团”以及进行“新村实验”，力图用一种平和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改造。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相关组织中进步学生领袖的思想转变，他们最终放弃了新村主义道路，走上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革命的道路。一部分有政治眼光的进步青年学生通过五四运动认识到工人、农民是中国社会改造的坚实力量，于是他们将革命的意识向工人农民群众进行传播与号召。“五四运动后，邓中夏主持的北京大学的平民教育讲演团，把讲演范围扩展到工人中去。其中，尤以在长辛店铁路工人里的宣传工作最有成效”[7]16。最终，进步青年学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与工农群众团结在一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推动社会改造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在小学中年段，这种指向理解的阅读教学摒弃了那些脱离学生学习能力的，远离学生生活体验的教学内容，朴素实在。
二、五四时期进步青年学生的角色选择
近代以来，民族危机感使得一批拥有国家荣辱感的进步青年学生走在了革命的前列。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接受了新式教育教学理念和先进思想文化的熏陶，他们勇敢无畏、团结有力，思想觉醒使他们自觉地承担了救国救民的使命，用呐喊呼告和实际行动来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并在民族觉醒和国家救亡的道路上英勇地作出了角色选择。
（一）政治角色:进步青年学生是五四运动的先锋队
以进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647。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在进步青年学生斗争受挫时，工人阶级英勇挺身进行罢工斗争，以此响应青年学生运动。随后，全国各地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三罢”局面促成了全国性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作为主力军发挥了中坚力量，这已然区别于旧式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评价道：“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1]699。同时，这还是一场具有政治目的的，有领导、有组织的战斗运动，比如进步青年学生在运动中高呼“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等口号，以及后来各大高校学生一起抵制日货等，虽然没有直接喊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但实质已然在进行反帝斗争了。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先进分子与进步青年学生已经具备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性质，进步青年学生推动的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二）文化角色:进步青年学生是新文化的接受者与传播者
在政治运动开展的同时，文化革新运动也在激烈地进行中，进步青年学生的思想动态开始发生新变化。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具有先进思想的教育家为当时的青年学生提供了开放的教育环境和新式的教育方法，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些思想进步的学者任教，促使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强大的思想洪流。不得不说，许多进步青年学生接受了新文化洗礼后，开始了思想上的华丽蜕变，由曾经漫不经心的“闹运动”转变为具有主义思想意识的斗争运动。五四时期进步青年学生在救亡问题的探索中出现了一些思想流派，如以黄凌霜、区声白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主张不要国家，不要家庭，不以暴力解决问题；以傅斯年、罗家伦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崇尚人格自由，进行自由运动斗争；以张国焘、邓中夏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主张反传统，进行思想政治革命。新思想新文化的碰撞交流，推进了新文化的传播，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学术界推动了一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最先受到感染并接受的自然是具有爱国热情的进步青年学生。时年19岁的进步学生张闻天就曾在五四时期发表《社会问题》一文，并在文末摘录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可以看出，一部分进步的青年学生开始接受和宣传这一学说。同时期的湖南学生运动领袖毛泽东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在查阅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思想发生巨大转变。他先是在《湘江评论》中讴歌十月革命，认为俄国的革命胜利“必将普及全世界”，“我们应当起而仿效”，后又在新民学会中汇报，号召青年学生要关注十月革命，迎接风暴。进步的青年学生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便开启了一段勇敢的献身之旅。在天津，进步青年学生周恩来在学习了马克思著作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便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中。在一次请愿斗争中，青年学生代表周恩来和一些学生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给难友们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开阔了这批爱国青年的思想眼界，坚定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必然以其真理性而吸引那些有志于改造中国的先进青年，说明一代新人正在马克思主义的培育下成长着”[7]18。而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一经传播，就如黎明的曙光照射在中国救亡的大地上，激励一批进步的青年学生果敢地走上了救亡道路，并为之而努力奋斗。
（三）社会角色:进步青年学生是社会改造的倡导者
其次，有正确的思想引导。没有正确的思想引导，就没有坚定的方向，就容易在运动中受到卖国政府及其反动分子的诱骗，就会妥协、退步；没有与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众相结合，就会在运动中失去主力，就无法抗击反动派，无法将革命进行到底。回顾五四运动，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积极地团结广大工农群众加入爱国运动中，这一行为证明了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具备了进步性、革命性的精神品质。
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学生还将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付诸行动，催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衍生出了五四爱国精神，对后世青年学生的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五四时期进步青年学生角色选择的影响
基础隐喻和关联隐喻是莱考夫阐述的算术的两种认知能力(隐喻能力和概念整合能力)中的隐喻能力。根据莱考夫的观点，隐喻能力是对算术的扩展，这种能力使人们对算术的认知能力不再仅仅局限于数量顿识、数数和最简单的加法和减法。隐喻能力处于核心地位。因此，莱考夫对隐喻能力进行了详细的研究。[2]54 他阐述了算术的四种基本的基础隐喻：物体集合隐喻，对象建构隐喻，量尺隐喻和沿线运动隐喻。本文主要阐述的也是莱考夫的基础隐喻思想，对于他的关联隐喻思想不作进一步的阐述。
（一）推动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
五四时期进步青年学生充当革命先锋是有着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近代中国有将近半个世纪的民族“救亡”运动都是由中国知识分子发起的，首先是以李鸿章和曾国藩为代表的主张“自强”“求福”新政的洋务派，其次是以“康梁”为代表的提倡教育“实业”政治改良的维新派，然后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进行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上一系列由中国知识分子发起的救之运动，展现了近代中国由西方的器物学习上升到西方的制度学习的进步。尤其是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率先带领资产阶级革命分子进行英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推翻封建帝制、打破旧的封建制度为目标，“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拓宽了视野，为中国的进步潮流开启了闸门”[2]16。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以《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基地，掀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一时间，新思想与新文化不断的渗入和迸发，造就了一批具有时代觉悟的先进青年学生。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1471，新的思想激发了广大进步青年学生的政治性，他们先是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接着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进行反抗斗争。“我们在这里特别来谈这个问题，是为着说明五四运动不是突然爆发的，也不是无组织的，相反，是由于有了这些准备，五四一经爆发，才能很快的成为普遍运动”[4]。虽然这些学生斗争都没有取得结果，但是“学生们开始行动起来了，他们在初试锋芒的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取得了经验”[5]197。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中国人民的幻想破灭了，一批具有强烈的先进性和政治性的青年学生率先觉醒，他们开始思考救国救亡的出路。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先进青年学生率先行动起来，他们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办法，发起五四示威游行运动，呼吁广大民众“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即使五四当天的游行使得32 位青年学生被捕，但并未削弱进步青年学生强烈的爱国情怀和舍生取义的革命精神，反而使他们更加鼓足干劲，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起来反抗。进步青年学生组成“十人团”走上街头进行爱国演讲，提倡使用国货、抵制日货，组织了护鲁义勇军，发布全国罢课宣言等。进步青年学生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感染了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上海、京汉铁路、京丰铁路等地的工人相继进行爱国罢工运动，还有一部分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商人也群起响应进行罢市，爱国浪潮汹涌澎湃。参加过五四时期许多大小运动和斗争的邓颖超回忆，“我们在斗争中锻炼，逐渐提高了觉悟”[6]。在整个爱国运动中，进步青年学生看透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把戏和北洋政府的反动本质，以极高的爱国热情和革命勇气站在运动前线，进行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通过自身的实践推动了五四运动由发起到高潮再到取得初步胜利。
当然，进步青年学生的进步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就产生的，而是在长期的运动斗争和与群众结合的实践中产生的。青年学生进步不进步，要看其是否具有革命性，而革命不革命，就要看青年学生是否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只有在下定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青年学生的思想才不会空虚，行动才不会动摇，才能够在面对国家危难的时候做出人生的正确选择。
（二）推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
五四运动促使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认清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们在学习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后，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此外，“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从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7]13。五四期间，进步青年学生组建了许多社团和组织，譬如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觉悟社、社会主义青年团、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吸收了大量进步青年学生，学习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队伍”[7]16，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培养了和输送了大批优秀干部和革命人才。五四时期进步青年学生罗章龙在《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列举了大量入会的进步青年学生，而这些青年学生后期逐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外，“‘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8]431。如学生领袖邓中夏前往长辛店宣传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群众，调动基层人民的革命意志。“经过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与劳工为伍’的实践，一批先进分子相继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2]49。这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学生开始不断成长，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为后来早期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干部基础，培养了组织成员。虽说革命的道路十分艰辛，但并不孤独，五四运动中的相当一部分进步青年学生如蔡和森、李达、杨匏安、张闻天、何叔衡等人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道路上，陆续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带领和激励了相当一部分进步青年学生一起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的成立。
采用种子生物测定法测定2013年在江苏、上海地区采集的看麦娘种群对精唑禾草灵的敏感性。表2结果表明，23个采自不同地点的看麦娘种群对精唑禾草灵的敏感性存在明显差异，其中12个种群的相对抗性倍数大于5倍，初步认定为抗性种群，抗性比例为52.17%。抗药性种群主要分布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和扬州市，其中江苏连云港的8个种群中，4个表现为抗药性，比例为50%；扬州市的8个种群中，7个种群为抗性种群，比例为87.50%。2地的抗性比例均较高。常州市发现1个抗性种群。在江苏盐城、上海青浦采集到的少量种群中未检测出抗性水平。
（三）推动民族精神升华形成五四精神
进步青年学生的民族情感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后逐步走向深入，深化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五四精神”，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核心内容是“爱国精神”。爱国使得进步青年学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即使在外受列强欺凌内受军阀黑暗统治的环境下，也要为民族为国家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声”，呼吁全国各阶层的人民群众紧密团结起来，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反击，追求民主、自由、科学、进步。这无疑为当时的民族情感增加了厚度，促使五四精神具有了更为强烈深厚的“时代感”和“民族感”。一时之间，各地工商阶层在五四青年学生的精神感染下并发出强烈的爱国情感，相继举行了罢市罢工运动，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三罢”局面，推动了思想启蒙，促进了民族觉醒，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强大的精神震撼。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进步青年学生邓颖超回忆，“我们当时，虽然还不知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有满腔的爱国热情，为了救国、为了民族的独立、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封建势力，有勇于牺牲一切、在所不计的革命精神”[6]。在那样的时代，一批进步的青年学生背负理想和民族希望，同一切反动势力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与斗争，由单纯的爱国运动和革命精神而慢慢衍生成十分珍贵的具有时代性的“五四精神”，为中国精神的扉页增添了华丽篇章。
低信噪比情况下，为避免幅值最大准则下参数估计性能恶化，采用最小波形熵准则对MDCFT变换得到的K×L矩阵Xc(f,u)进行参数估计[7]。根据最小波形熵准则，当信号能量集中于少数采样点时，包络锐化度较高，信号熵值较小；相反，若信号能量沿参数域均匀分布，信号熵值较大。同时，最小波形熵准则将MDCFT的二维参数搜索转换为一维搜索，能够减少参数搜索时间。设某个脉冲组回波信号对应于调频参数u的MDCFT谱包络矩阵为 |Xc(f,u)|=|Xc(f,u1),Xc(f,u2),…,Xc(f,uL)|，归一化包络为定义|Xc(f,u)|的熵为
［ 参 考 文 献 ］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许德珩.五四运动在北京［N］.九三社讯，1951（3）.
［5］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邓颖超.五四运动的回忆［N］.中国妇女，1959（9）.
［7］何沁，张静如，肖超然等.中共党史讲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8］邓中夏.邓中夏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On the Role Selection and Influence of Enlightened Young Students in the Period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FAN Jing-jing
（College of Marxism,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241003,China ）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s that it is a completely uncompromising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feudal movement.During that period,facing the national crisis,the enlightened young students made their own choices regarding the roles they took in terms of politics,culture,and society.They acted as the vanguard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the recipient and conveyor of the advanced culture,and the advocat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In the process of role selection,these students facilitat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Old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China to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drov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rganiza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early years,and promoted the sublimation of national spirit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May Fourth Moment spirits.
Keywords： the period of the May 4th Movement;enlightened young students;role selection;influence
中图分类号： D4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637（2019）01-0005-04
收稿日期： 2018-12-06
作者简介： 樊晶晶（1992—），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 级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
（责任编辑：薛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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