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论题的价值——兼评《历史的创造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论题论文,劳动人民论文,及其他论文,主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022X（2000）05—0070—07
范文澜之所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有高度的理论素养。他不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写出教育了几代人的成功的史著，而且对中国历史和史学发展的许多重要问题作了具有卓识的理论阐释，对于广大史学工作者起到指导的作用。其中，“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观点近年来又受到关注。此一观点，是范文澜于50年代初论述，并且长期为史学界所接受的。但到80年代，历史学家黎澍却对此提出否定，成为当代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笔者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和认识，于史学工作是关系不小的。本文先评价范文澜提出的论题的价值，然后对黎澍先生的论点提出商榷意见，以请教于专家、读者。
“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范文澜总结撰写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及从事修订工作列为第一项的贯串全书的指导思想。他明确说：“本书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把旧类型历史的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否定了。”（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10页。）强调这一基本观点的理由是什么？范文澜于1949年5 月在北京大学所作的一次讲演《谁是历史的主人》里有扼要的论述。
首先，他从人类历史的普遍性，强调“历史的发展不是英雄豪杰，而是由于生产力的增长”。例如初民阶段，生产工具只有人工磨制的石器，生产力水平低下，终日劳动不得温饱，没有剩余劳动产生，因此形成了社会生活资料共同所有的制度，这就是原始共产社会。原始共产社会各游牧部落间常常发生战争。俘虏来的人，最初因为生产力水平很低，生活资料缺乏，无法养活俘虏，大部分的俘虏都被杀掉了。后来发展了农业，俘虏便用来作耕田的奴隶。这样便开始转变到奴隶社会。奴隶社会是人类阶级社会的开始，这是劳动生产力增长到有剩余劳动可供剥削时自然产生的结果。奴隶社会使用铜器作为生产工具。后来发明了铁器，铁器的使用逐渐代替了铜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奴隶社会便过渡到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手工业慢慢发展到手工工场，手工工场又发展到机器工厂，资本制度便一定要代替封建制度。因此范文澜说：“有人说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些偶然的事实凑合成的，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学习历史一定要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从社会生产力的全部发展过程来看，就可以明了这种规律了。”
其次，范文澜将上述原理运用到中国历史的实际，从理论上概括生产力的发展如何推动中国社会前进。他说：“中国的历史也经过了石器时代……夏禹以前大概是原始共产社会。恩格斯说酒和城是奴隶社会产生的标帜。因为酿酒表示农产物已有剩余，筑城表示有财物要守护。在原始共产社会，大家都穷得很，绝对不会有剩余农产物。传说禹的时候已有酒和城，我们可以大致推定奴隶社会在禹的时代已经开始了。禹传子也表示一种财产的继承。商代有石器，又有了铜器，生产力提高了，奴隶社会也发展了。西周时候由铜器转到铁器，生产力又提高一步，因之生产关系主要是封建制度。西周以后，封建制度在中国统治了近三千年……鸦片战争以后欧洲资本主义侵入，引起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它在基本上是农民革命，但已包含有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因此太平天国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可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机器工业在中国逐渐产生，资产阶级也逐渐形成。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作斗争的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更显示出中国人民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第三，既然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都证明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的原动力，那么，自然得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命题。范文澜说：“生产力是由生产工具和‘人力’组成的。‘人力’里面包括劳动技能和生产经验。生产工具是谁制造的？由谁使用呢？很明白，生产工具是劳动人民制造的，也是由劳动人民使用的。例如工人造了铁犁，农民使用铁犁来耕种。既然生产力是历史的推动力，那么制造生产工具和使用生产工具的劳动人民便是历史的推动者，也就无疑是历史的主人。”
第四，范文澜明确地说，历史的主人还应该包括对创造文化有贡献的人物和统治阶级中在政治上、军事上作过有益于人民事业的人：“承认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对于统治阶级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看法呢？统治剥削阶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它的进步性，我们不能一概抹杀。奴隶社会代替了原始共产社会，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一部分奴隶主阶级中人因为脱离了物质生产劳动，从事文化工作，开始了人类的文明时代。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剥削阶级也有它的进步作用和革命作用。统治阶级中的一些进步文化工作者从事于脑力劳动，提高了社会文化，他们也可以包括到历史的主人的行列里来。但请注意：一切文化产物，如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医学等等，都先在劳动人民中产生出来，不过一般是粗制品，经文化工作者精制以后，才被统治阶级保存下来。”
范文澜最后的结论是：“中国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加上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和统治阶级中在政治上、军事上作过有益于人民事业的人。过去的历史是以帝王为主的历史，我们今天要推翻它。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注：范文澜：《谁是历史的主人》，《进步日报》1949年5月29日。）
同月30日，范文澜再次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作讲演，进一步强调和申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观点。他说：“一切的历史现象，追溯到最根本的因素，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是劳动人民在一定的相互关系条件下拿着工具在生产物质资料。现在我们对几千年历史的看法，必须彻底翻它一个身。过去读历史，只看生产关系里面的一面，偏重在各个朝代的盛衰兴亡，典章制度和沿革改订，帝王将相的功过优劣，文武官员的升降黜陟，文人学士的佳话佚事，英雄豪杰的‘丰功伟业’等等，一句话，偏重在生产关系里高高在上的一面（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每个剥削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也曾有过它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对被压迫、被剥削、被统治阶级的一面，即生产关系里受苦受难的一面，是不重视和无视的，把他们反抗压迫的阶级革命看作‘乱民’、‘叛民’、‘流寇’，至于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历史的决定的最后的因素，那就更谈不上了。这样的看法如果不改变，就永远找不到历史的主人，永远看不见历史的本质。”（注：范文澜：《再谈谁是历史的主人——1949年5月30日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讲》， 《人民日报》1949年6月30日。）
范文澜于建国初年，在讲演中和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绪言”中郑重提出和一再论述的观点，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并且此后长时期中普遍受到赞同，一直无人提出异议。这是因为这个观点讲出了一个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真理：劳动群众是物质资料的直接生产者，物质资料的创造、增加和不断丰富，乃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如果离开物质资料的直接生产者，社会便一天也不能存在下去。再者，从人类的蒙昧、野蛮时代，直至今日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最活跃因素是社会生产力，那么生产力的承担者劳动大众自然在历史上应当是创造者和主人翁的角色。可是，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几千年间，劳动群众总是被视为“天生下贱”的“奴隶”，是任人欺压的“无知小民”。在旧时代的历史书上，帝王将相是历史的主人，占据着历史舞台的中心，而人民群众则受歧视、受排斥，被视为“群氓”，甚至是“乱民”。这是对历史的颠倒！连20世纪初的思想家梁启超也斥责旧史是“二十四姓之家谱”，倡导“史界革命”，要求废“君史”，兴“民史”。故范文澜在人民革命刚刚取得全国范围胜利之时强调这一观点，实有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的意义，标志着历史观点上取得革命性的进步。
广大史学工作者和知识界之所以长期接受这一观点，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它揭示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归根结底决定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帝王将相固然占据着旧时代历史舞台的中心，但他们要建立“功业”，归根结底，其作为必须与劳动群众的要求相符合；如果违背人民的意志，即使是不可一世的人物，最后必然成为“孤家寡人”，以可耻失败而告终。历史上这类著名的事例屡见不鲜。
商朝末年，纣王暴虐无道，百姓怨恨，社会矛盾激化。周武王率领大军，并且联合了庸、蜀、羌、髳、微、纑、彭、濮等方国部落，大举讨伐，不久，至于商郊牧野（今河南汲县北）。在这场决定腐朽的商朝和新兴的周朝命运的大战中，商纣王方面也动员了大批力量，如《诗经·大雅·大明》所说，牧野之战，“殷商之旅，其会如林”。但是，在此关键时刻，商朝士兵倒戈相向，他们恨不得商纣这个独夫民贼赶快完蛋，争先为周武王的大军开路，因而在牧野战场上演出了商周两国士兵合力推翻商纣王罪恶统治的惊心动魄的一幕。此即《史记·周本纪》所载：“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周厉王是历史上又一有名的暴君，他倒行逆施，引起民众怨骂，厉王又以高压手段钳制民口，派坏人监视谤者。大臣邵公告诫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也不听，百姓暂时是不敢议论和发泄了，但反抗的情绪却继续滋长。毕竟暴君的高压手段敌不过民众的意志，最后周厉王落了个被国人流放的可耻下场。这就是《国语·周语上》所载：“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众，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蓍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犹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又一伟大事件是号称强大的秦王朝迅速被农民起义推翻。当秦始皇攻灭六国，平定海内之时，自以为创立了万世基业，威振天下，所向无敌。可是秦朝的暴政却把百姓逼向绝路，穷兵黩武，严刑峻法，残酷剥削，徭役繁兴，阶级矛盾极度尖锐，全国好像遍布了干柴，只要有火种点燃便会引起燎原之焰。结果秦王朝只存在短促的14年，便被雇农出身的陈涉带领“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农民起义军所推翻。西汉初著名政论家贾谊在其脍炙人口的《过秦论》中议论说，由于秦朝仁义不施，其暴虐统治为人民所痛恨，所以它原先的强大顷刻变成虚弱，而手持锄耰棘矜的民众却变成为强者。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赞赏并发挥贾谊的论点，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他的不朽著作《史记》破例把甿隶出身的陈涉立为“世家”，与王侯人物同列，并在《太史公自序》中论述《陈涉世家》撰述义旨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表达了对平民阶层伟大力量的礼赞。
秦亡之后，在楚汉相争，逐鹿中原之际，民心的向背又一次显示出对历史进程的伟大作用。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用对比手法，揭示项羽失败的原因在于一贯实行杀戮政策、刘邦成功的原因在于一向争取民众拥护的深刻道理。刘、项先后入关中，刘邦约法三章，财物无所取，“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喜，秦军解，因大破之”。项羽却“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司马迁尤其重视记载刘邦的约法三章如何得到关中民众的拥护：刘邦召集当地父老豪杰，宣布悉除秦法，“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勿恐！”又使人遍告各郡县百姓，于是“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秦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这些记载有力地证明：不必等到成皋对峙和垓下之战，而刘胜项败之结局已定。
历史事实已经一次次雄辩地说明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归根结底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历代许多具有卓识的思想家、史学家也已逐步地积累了对这一真理的认识。而范文澜则是站在20世纪的时代高度，用明确的语言，更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真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总起来说，范文澜所强调的“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论题的重要理论意义是：第一，对二千多年来旧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英雄史观明确地提出了否定，是历史观的一大进步；第二，从本质上对任何一个社会都由直接生产者创造物质财富、生产力的体现者推动社会前进、人民群众的意志最终决定历史前进的方向这些普遍历史现象和大量重要史实作了理论概括，对于推进历史学的科学化意义重大；第三，这一论题将鼓舞人民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创造新的更美好的世界；同时也帮助文化人和官员们摆正自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尊重人民，依靠人民，自觉地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与承认个人、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将相或英雄人物的作用，并不矛盾。对此，范文澜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一再如此论述，并在研究工作中有切实体现。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历史学家黎澍于1984年发表题为《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的论文，对范文澜的上述论题提出否定。他著文的动机是为追求真理、弄清问题的真相，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据我看来，黎文提出论辩的主要论据及其得出的结论，却都是值得商榷的。黎文中存在两种情况：有不少地方是用比附的手法给论辩的对方外加上去的；有的则属于观点的不妥。
譬如，黎文开头说：“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他们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物。只讲英雄创造历史固然不对，提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有片面性，而且这两种说法都离开了历史创造的前提，仿佛历史是按照英雄或人民群众随心所欲地创造的。显然，二说都没有脱离唯心主义的窠臼，都不足以说明事实……想加以弥缝，于是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以‘并不否认’为由，大肆宣传个人崇拜。”（注：黎澍：《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4～265页。）这段话中指责主张“劳动人民是历史主人”者大肆宣传个人崇拜，这显然是子虚乌有。持这种观点的人也绝对不会认为人民群众“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相反，人民群众的意志所反映的是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或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它绝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不能违反（本身恰恰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黎文又说：“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物质财富的生产是创造历史的前提……实际上，创造历史的前提即当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条件，好比是舞台……但舞台不能决定在它所提供的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戏的具体内容。”黎澍先生举例说，如古罗马，从事生产的广大群众，即奴隶，只不过做了当时阶级斗争舞台的消极的台柱，台上的阶级斗争是在自由穷人和自由富人之间进行的。“可见把舞台看做是戏，确实是荒谬”（注：黎澍：《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268页。）。对此，我们要问：在牧野战场上倒戈相向，为武王开路，合力促使商纣王垮台的商代士兵们，难道不是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吗？揭竿而起，推翻暴秦统治的陈涉起义军，难道不也是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吗？究竟是谁造成谬误呢？黎文又说：“这种把人民群众同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对立起来的思想观点，在中国经过长期的传播，深入人心，甚至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轻视知识，以无知自炫，在‘文化大革命’中导致了千千万万青年如中风狂，对学术文化进行了严重的践踏。”（注：黎澍：《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8 页。）“中国的史书向来被称为‘相斫书’，‘帝王家谱’，所以中国人就很容易误解为这个历史要反过来看，这就是文澜所说：‘过去历史以帝王为主人……今天要推翻它……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到十年内乱时，这种误解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几乎普遍地认为历史上不应当容许再有帝王将相存在的痕迹，这才算是一种最新式的历史观，以致竟对全国文物古迹来了个大破坏。”（注：黎澍：《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270页。）在“文革”这场全面内乱中，明明是“四人帮”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蓄意煽动“全面打倒”，“全面专政”，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搞打、砸、抢，而黎澍先生却将之归结到有人主张“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种学术观点，这岂非曲解史实？如果这种逻辑说得通，那岂非轻轻地为“四人帮”的罪行作开脱？
以上几项，说明黎澍先生文章中为证明“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错误观点而提出的论据，是脆弱的、站不住脚的。黎文中观点的不妥，主要有两项：
一是，黎澍先生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提法，不见于马列原著（注：黎文云，只有列宁《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有一句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是由什么决定……”如此处“人们即人民群众”这个提法在列宁著作中仅此一见。）。其根据只是《联共（布）党史》中的这段话：“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便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是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言下之意，《联共（布）党史》中的论述不足据，甚至若以之立论便肯定错误。我们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主要是领会其立场、观点、方法，作为我们解决问题的引导，并努力从事新的理论创造。如果只会寻找其中的现成字句，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地生搬硬套，那是贻误革命、贻误工作的“本本主义”。其实，如果一定要找到马列的原著作根据的话，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讲：“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以及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中所讲：“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历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由什么决定……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注：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86页。 ）讲的不都是“劳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道理吗？同样道理，如果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上没有讲过的话就不能讲，那也是一切唯以“本本”为据的不正确态度。斯大林尽管在理论上有严重的形而上学的失误，但《联共（布）党史》书中也不是没有讲得正确的话。譬如该书中讲，历史研究要真正成为科学，首先应该重视研究劳动群众的历史。这就是很有价值的论述。如果因为斯大林有过错误，那么他讲得对的话也不能相信，那就不免“因人废言”。何况范文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并不是生搬硬套，如斯大林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他就只活用其精神、原理，而不是套用其结论，并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对汉民族形成问题作出了极富理论创造性、极具说服力的分析。
二是，人类历史变化多样，大千世界，包罗万象，极其复杂，极其多样。理论家或史学家通过研究，得出某一种观点，自然只能说明某一方面或某一层次的问题。如果要求拿一种观点就能解决这复杂万有的人类历史的种种现象，那必然是圆凿方枘，扞格难通。“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论题，是针对旧史书上记载帝王将相的活动，而把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最根本动力的劳动群众排斥在外，因而提出这一论题来揭示劳动群众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它不可能解决历史上种种复杂问题，而黎澍先生的文章却忽视了这一点，不恰当地要求以此一观点对各种复杂问题作出解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论述，也都是有所针对性的。恩格斯晚年，鉴于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者忽视深入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复杂多样的历史现象，而只把唯物史观原理当作现成公式，用它来剪裁历史事实的倾向，曾在一系列的著作和书信中强调研究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强调要研究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宗教的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研究各种社会集团和不同的个人构成的“合力”推动历史的进程。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论述历史的动因时说：“人们通过每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信（1890年9 月21日）中又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到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这些论述，都是为了强调认真地下功夫搜集史料，研究各种复杂的历史现象，而不要犯公式化、教条化的错误。
总之，“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原理，是为了帮助认识历史的一个本质问题而讲的。“各个人的意志，构成一个总的合力”，则是为了强调研究历史的复杂的现象而讲的。它们因针对的方面不同，因而所强调的问题也不同。它们讲得都对，互相也不应否定，但是所论述的层面不同，故而不能混淆。我认为，黎澍先生的文章恰恰在这个带有原则性的理论认识上，不自觉地混淆了两个层面的问题，故对“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论题作了错误的指责。黎澍先生曾经一再告诫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要注意原作者是何时何地、何种场合下针对何问题而发，这一点至今仍值得我们谨记。明乎此，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列宁在1894年所讲：“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一原理在理论上毫无意义。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活动构成，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动……”（注：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列宁全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75页。 ）列宁当时是告诫俄国革命者要善于认识历史的本质、认识当前运动的本质和规律，就是说，列宁所要解决的即是上文所指出的本质层面，所以他强调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一观点在理论上毫无意义。假如不这样理解，而只从字面上理解的话，那么列宁讲的这段话岂不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各个人的意志构成一个总的合力”的论述都否定掉了吗？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本质的观点，是积累了许多思想家和史学家提出的带有真理性的认识而逐步推进的。在这里，还应该讲到梁启超在20年代的一段论述：“文明愈低度，则‘历史之人格者’之位置，愈为少数所垄断，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故‘历史即英雄传’之观念，愈古代则愈适用，愈近代则愈不适用也。”（注：《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第113～114页。 ）梁启超不愧为能深入体察历史实际的具有卓识的近代史家，他的见解与唯物史观的论点有相通之处。当代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观当然应该比梁启超更加进步，我们应该前进，不应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收稿日期：2000—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