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10届年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年会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10届年会，已于1997年11月1日至4日在桂林举行。来自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以及芬兰、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专家学者200 多人聚会在一起，交流了最新的科研成果。另有20多位专家学者因故不能与会，送来了论文和参展成果。
此次会议，由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与广西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得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委员会和桂林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会议的特点是：
①学术研讨会与学术成果展览会同时举行。大会收到论文168篇， 近百名专家学者送来的参展成果200多项。 美籍华裔学者丁肇琴的《王若虚〈滹南诗话〉述评》，台湾学者李景溁的《昭明文选新解》、香港学者陈国球的《胡应麟诗论研究》与《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等，首次与大陆众多学者的新著同台展示，呈现出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创造的丰富成果。
东亚艺术研究中心主任芬兰学者索妮娅·塞尔俄玛的《诗中的山》、韩国学者金民娜的《文心雕龙的美学》和金周汉的《韩国文学批评史》等，展现出中国古代文论美学的永恒魅力和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光辉前景。
②献礼多和协办单位多。向大会献礼的有：黄鸣奋教授《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阮国华教授《中华古代文论溯洄》、詹福瑞教授《中古文学理论范畴》、彭会资教授《中国古代文论教程》、林焕平教授《林焕平文集》、作家牛建农先生《中国画圣石涛》、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东方丛刊》、广东省古代文论研究会《广州师院学报·岭南古代文艺思想论坛》等，计有1017本。为办好此次会议，有17个协办单位和两名贤达鼎力相助。
③互敬互爱成风。中青年专家学者占70%左右，多是高学历高职称的后起之秀。老一辈文艺理论家亲临指导，学会常务副会长徐中玉教授主持大会，左联作家林焕平教授为大会题字“继往开来”。两位老先生在致词中都对中青年学者寄予厚望。大会筹委会主任张葆全教授向八十多岁高龄的徐中玉先生和林焕平先生赠送敬老荣誉证书，内页书写“文论富矿勤采炼，光辉业绩随寿高”，表达后学的敬仰之情。众多专家学者异口同声地说：“在桂林形成的这种同行互敬互爱的好风气，应当成为学界的好传统，世代相传。”
学术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由中国专家和外国专家共同主持，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一、新话题引爆—系列现代呼唤
如果说1995年南昌年会上只出现彭会资的《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现代转换》这一篇论文，那么，本次桂林年会收到的有关论文就再也不是个别现象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和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论的融合，成了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徐中玉先生在致开幕词中说：“几十年来，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一直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及其现代转换规律，‘现代转换’提出后，好几个刊物都发表了文章，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次会议有不少文章谈到这个问题，希望大家自由交流互相帮助。”从递交的论文和讨论发言中，可以看到“现代转换”这个话题引爆出一系列现代呼唤：中国古代文艺学的现代转换——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现代运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诠释——增强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意识，等等，带有“现代”二字的呼声，频繁出现，深刻地体现了来自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外国文论各学科领域的学者们投身于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体系建设的自觉精神、灼热心情和积极行动。
对上述种种提法，各抒己见，百家争鸣。蔡钟翔指出：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不是改头换面地恢复传统，而是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因此，要将对古代文论的研究与利用结合起来，要研究古代文论的显体系和潜体系，走推陈出新之路。张少康教授所提交的论文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主要精神和当代价值是追求先进理想的奋斗精神和反对压迫抨击黑暗的抗争精神以及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理论，后者对我们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有着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
杜书瀛介绍了1996年西安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的盛况，他认为中国特色的根是中国传统，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不能无视传统。面对传统，既要超越，又要发展。说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个命题的“转换”二字，就必须强调超越和发展，也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创造性的转化”。超越和发展就表现在“创造性”上。首先要对古代文论的文本作科学的创造性的诠释，其次是在此基础上，对全部文论传统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辨析。
朱良志提出“中国文论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他将“传统文论”和“文论传统”作了区别，认为活着的“文论传统”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习惯、审美趣味、表述方式等，它是文论新话语的“根”，民族文论之花只有在这个根上才能绽开。文学理论系统、文学批评系统、人文系统是现代转换的入手处。
有的学者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提法不够明确，不能称之为命题，但它却反映了当前古代文论研究的新趋势。提“现代转换”不如提“发展说”、“古为今用”、“现代诠释”，东西方文论都通，才可能搞好“现代诠释”。有的学者说，对古代文论文本进行“现代诠释”，实质上就是“现代转换”。
彭强民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至少历经两次大的质变，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受佛经的影响而产生，第二次是变法维新到“五四”前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现在面临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建设的需要，体现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家的自觉意识。虎维铎认为年青学者要努力学习，“以学养心，以心立言”，“以古鉴今，反本开新”，促进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杨星映认为提“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如提“古代文论范畴的现代运用”，目前古代文论范畴进入当代文艺学体系大抵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借用，二是间接溶入。直接借用即成为某些章节、层次的题目与核心内容。间接溶入则是作为一种思维的方式与材料，与体系中原有的观点、材料相融合。她以她主编出版的《文艺学基本原理》为例作了具体的阐明。
彭会资不赞成纠缠于“转换”这个概念的解释上，也不赞成仅仅局限于古代文论部分范畴的现代运用，主张探讨中国古代文艺学的现代转换规律，因为古代文艺学所包含的古代文艺理论、古代文艺批评、古代文艺发展史三个分支学科都有其由古入今的现代转换的客观规律，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不谈现代转换而自有现代转换”。他认为应当从研究方法和具体途径上，注意“高起点、抓精华、重实践”，运用“古今中外打通法”，自觉地把握和利用古代文艺学的现代转换规律，从文艺核心目标、哲学基础、思维方式、语言表述等方面作出深入研究，把握古代辩证思维转换为现代辩证思维这个关键，从整体上把握古代文论的范畴网络系统及其理论体系的推陈出新，才有助于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的建设。“中国古代文艺学的现代转换”这个命题，不仅表明中国文艺学要继承与革新，要进行革命的转换，要继往开来，而且还表明中国文艺学要在当今全球性的文艺学交流融合中走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
蒋述卓指出，要促使当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有机融合，关键是要做到“古为今用”。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谈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论的融合，没有古今文论研究者、批评家的双方配合、携手共进是做不到的。如果没有一定的运用，双方就很难互相促进和共同提高，更谈不上融合。古代文论价值的转换，古代文论观点与思维方法的发扬以及古代文论话语的转型，只有在参与现实之中，才可真正实现“今用”。我们要实现中西对话，首先得做好古今对话；我们要从“失语”走向“得语”，就应该立足于本民族的立场，建立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而传统理论话语就是我们当代理论话语体系的基石。
陈洪和沈立岩提交的论文，分析了中国文论“失语”的原因在于古代文论自身的弱点妨碍其直接转化为现代意义的文论话语系统。弱点之一：概念、术语使用随意，欲确定其内涵非常困难；弱点之二：分体文论极不平衡，诗论一枝独秀，小说、戏剧理论薄弱；弱点之三：理论创新的动力不足，主流理论发展不明显。要重新建构文论话语系统，进而加入国际平等对话，采取“不薄自家爱高邻，清词丽句是同仁”的态度无疑是通达的。孙立冷静地考察了近代文论话语转型的历程，提出救治“失语”的途径有二，一是继续挖掘民族传统的精华，通过各种传播途径予以普及，在局部范围内将一些有价值的话语予以重新“移植”，使现行理论话语体系有自己的“声音”；二是对民族传统贴近的作品作分析，从强调美感体验的诗文评中吸取营养，创制自己新的理论或理论体系。倡导中国古代文论的普及的，还有澳门学者林朗提交的论文《中国古代文论对中学语文教学的指导作用》，他以澳门的教学实践为例作了阐明。
刘凌提交的论文阐明了古今文论融合三原则，一是“经济”（节约）原则，只有引入古代文论“经济”时，才会出现融合；二是“创新”原则，实现古今文论融合的关键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创新；三是“多样”原则，古今文论的融合有多样化的表现和途径，或取用古代文论的范畴和命题，或取用古代文论的思想精神。刘泰隆从鲁迅的杂文创作实践出发，探讨了古今文论融合的趋向。
二、中外文论交流融合的现代趋势
东西方文论交流和亚洲汉字文化圈各国文论交流，都有助于人们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流播及其现代转换规律的进一步认识。
韩国、日本跟中国的文论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韩国学者金周汉的《新罗人接受中国文学理论情况》说，新罗第31代神文王二年（682 ）六月“立国学”，国学“教授之法”则有“毛诗、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左氏传、论语、孝经及文选”等科目，崔致远（857—？ ）对《诗经》、《文选》、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的接受，对新罗文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早在唐代，日本弘法大师空海（遍照金刚）来中国留学，他回国后编撰了《文镜秘府论》，专论中国南朝以后至中唐以前的文学，以利于日本人学习汉诗汉文。书中“九意”的作者是谁？卢盛江赴日调查，从“土马”一词入手，以丰富的材料考证，认为“九意”的作者是空海自己。
李庆在日本调查中，新发现了一些有关王国维的资料，计有题跋、校本、抄本等20余种。
中外文论的交流，不仅有助于外国学者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新的启示。
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吴台锡认为中国文化的思维体系追求综合性的直觉观照，表现为隐喻方式，不同于西洋的分析性的理性思维。以农耕为主的中国文化根本不同于海洋、丘陵的商业性的西洋文化，中国人孕育了天地循环的调和与顺应观念，自然形成了互相尊重的完整的世界观，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抒情成分比叙事成分大大发挥了强力影响的缘故。据此，他对中国诗史和文学史的发展规律作了探讨，认为诗史演变历经自诗歌产生到东汉末的“歌诗性阶段”、魏晋时期的“吟诗性阶段”、经唐到宋以后的“说诗性阶段”。悲哀抒情诗的演变历经初期的“虚无悲哀”、六朝至唐的“审美悲哀”、中唐至宋的“思辨悲哀”三个阶段。文学史展开的演变历经先秦两汉的“以散文为中心的纪事文学阶段”、六朝到北宋的“以诗为中心的抒情文学阶段”、南宋到明清的“以小说戏曲为中心的虚构文学阶段”，文学的主动趋势是向重视想象力的方向发展。
林其锬提交的论文介绍了《文心雕龙》在国外之传播与研究的情况，他说迄今为止。已有日、英、韩、意四种文字全译本，德、俄全译本也即将完成问世。据不完全的统计，世界各国、各地区已经出版的研究专著已超过150部，发表的研究论文也在2500篇以上。 由此可见其传播范围之广，影响之大。俄罗斯的李谢维奇、意大利的珊德拉等汉学家已开始摈弃传统的欧洲中心思维模式，强调“要从如何理解同本民族思维方法有重大差异的异族文学和异族文化的角度分析《文心雕龙》”（李谢维奇语），他们开始重视中国文学创作独特、基本、典型的因素和表达方式，主张在承认民族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上彼此肯定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从而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验证了刘勰的“通变”论。韩国学者金民娜的《〈文心雕龙〉的通变论》指出：“文学的通变原理是所有古今文学现象的常理，也是使文学永有新生命的常则”。文学基本原理，是不分古今，不分国界的，一旦被发现，都可以成为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芬兰学者索妮娅·塞尔俄玛对中国诗歌创作中的隐喻原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她对中国古代诗词的“山”的意象，如元代散曲家张可久的“青山爱我，我爱青山”等作了哲学的思考，认为“山的隐喻”内涵丰富，自然界的山及其周围的一切：云雾、草木、鸟兽、山石、冰雪、风雨、瀑布以及季节的变换等等，在诗人心中转化为各具特性的意象。自然的物体隐喻了人类的情感、志气、希望和信仰。这种表达的意义并非直接来源于自然，而是来自诗人的内心深处。作为读者，必须深得其妙，才能欣赏诗歌的语言。诗人的意图不在于他周围的山景，而是要通过所描写的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趣、期盼、爱憎、失意以及幻想。中国古代诗人，同时又是哲学家，试图超越自我的生命，在诗中用大自然作隐喻，超越时间和空间。我们虽然无法与中国古代先贤们相比，但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风格进行创造。他们启迪我们从诗的角度看待世界与生命，通过创造性的艺术追求，达到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
台湾学者许玫芳运用西方主题学的方法，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主题学思想资料作了梳理，并对《红楼梦》“幻”之主题作了研究。她认为主题学与比较文学关系密切，同样重要。
中国和韩国有不少学者就王国维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探讨了中西文论融合的现代趋势。吴中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王国维的“能动”论及其学术独立、以我为主、中西化合的主张。宁子红就王国维提出的“理想派”和“写实派”，指明中西文论走向融合的趋势。李凤亮的《从王国维的批评实践看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韩国学者李哲理的《王国维“境界”说的理论贡献》等，都从不同角度作了深入的探讨。这样的研究，正符合徐中玉先生所倡导的“贯通古今，融合中西”的研究方向。
黄鸣奋利用计算机技术，对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传播的情况作了研究，他建议组织中国古代文论资源上网，扩大它在电脑空间及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古风以丰富的资料阐明“意境”的现代化和世界化的态势，并认为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我们一定要做好以“意境”为龙头的古代文论的现代化和世界化的工作。杜黎均提交的论文《21世纪建立文学理论的中国学派》就中国文学理论的特征和怎样走向世界的途径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与展望。
三、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与广西桂林文论家群进入现代视野
王佑夫对近年来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作了理论概括，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文论学科以中国少数民族丰厚的文学实践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及独特而完整的知识体系，它起步于八十年代初，于九十年代进入发展期，已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研究队伍，涌现出一批有一定理论深度的族别性的专著和专题论文，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论概述》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的初步形成。少数民族古代文论与汉族古代文论共同丰富着中华文艺理论的大宝库。
王卓提交的论文《另一种眼光——纳兰性德诗词探源》，采用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认为满族文化及其内在精神给予纳兰性德“另一种眼光”，对当时的文坛积弊体察深刻。过伟提交的论文认为民间诗学美学有五个特点：实践性、现场指导性；形象思维与理论逻辑思维统一性；不平衡性；多样性；佚名性。
黄绍清对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生成发展、存在形态、价值地位作了充分肯定，指出我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著述中的宗教意识、宗教色彩，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李玩彬就清代壮族文论家郑献甫的诗论发表了见解，认为郑献甫的诗论，既是壮、汉文化交流的结果，又有壮族文化独特的理论色彩，对于揭示中华民族文论史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包容的关系和加强民族团结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广西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太平天国到近现代的文论，涉及外地文论家的影响，如赵盛德的《桐城派促进了广西近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桂林的文论家群成了研究的重点，论及石涛的有周锡山的《论石涛画论中的美学思想》、张学军的《混沌里放出光明——浅谈石涛“一画”论的生命美学》，都是从石涛的“一画”入手，从美学的角度肯定石涛之所以能取得创作和理论上划时代的伟大成就，就因为他能全面深入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绘画艺术被尊为“中国现代艺术之父”，他的画论被称为“理论之母”，备受西方绘画大师巴尔斯蒂的赞赏。王拯、王鹏运和况周颐之间有师承关系，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被称为晚清四大词人。蓝少成将王鹏运的词学理论和创作实践联系起来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他的“重、拙、大”的文学主张。李启军对王鹏运和况周颐的词学成就作了概括，指出他们作为晚清临桂词派领袖人物在词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李日东将况周颐和王国维的词学观作了比较，指出了各自的特色和理论贡献；徐志平进而认为《蕙风词话》是富有新意的词论之作。梅运生将临桂词派与常州词派作了比较，认为桂派与常派的分野在于况氏的性灵说与常派倡言政治寄托说有区别，况氏认为花间词不可学而与常派有异，倡导学习宋人词而学习途径、方法有分歧，桂派的词学新崇尚是重、拙、大，有别于轻、巧、纤。黄怡鹏的《略谈吕璜的散文理论及其在广西的影响》，概括了清代文论家吕璜的学术成就，特别是他培育了广西一个散文家群，其代表人物有朱琦、龙启瑞、王拯、彭昱尧、唐启华等人，前四人和他被称为“岭西五大古文家”。黄桂玲则从另一角度，认为诗论家廖鼎声的《拙学斋论诗绝句》可看作广西古代诗歌发展简史，其意在阐发广西诗界闪光的东西，让世人知晓。
对广西籍的现代著名学者王力、秦似的研究，也以他们在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上的贡献为主，并旁及他们的“古今中外打通法”和严谨、创新的治学精神。
云南古代文论的发展跟广西、广东很相似，也是发生于明代，到清代形成文论家群。张国庆的《云南古代文学理论概览》作了专题介绍，其中着重介绍了许印芳的《诗法萃编》、朱庭珍的《筱园诗话》、王寿昌的《小清华园诗》等。
区域的、民族的古代文论研究，正在兴起。
四、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呈纵深态势和向美学高度迈进
要促使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和古今文论的融合，还需要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可谓任重而道远。航道已经开通，新的目标又出现了。
（一）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的新指向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这门学科始建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历经七十年来的努力，已是硕果累累。王运熙、顾易生二先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集近七十年批评史研究之大成，把本学科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今后的有关研究该如何拓展呢？王运熙提交的论文，回顾了本学科的发展历程并概括了自己的科研工作经验体会后指出，要向深细方向发展，如断代批评史、分体批评史、断代分体批评史（如清代词论史）。又如各种专题批评史，像性灵说、神韵说、格调说等。详细完整的资料工作是使批评史研究走向深细的必要基础。彭玉平、吴承学合作的论文《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问题与展望》，就古代诗文评的发展和《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编成作了评述，认为文学批评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封闭的自身经营，而是与时代风气、学术传统、文人生活息息相关。因而需将其置于广阔的背景上予以多维审视，尤其要重视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的结合以及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结合。还要加强学术史、政治史与批评史的关系研究。应当认识到文献资料是从事历史研究的生命，在研究工作中增强创造性思维，批评史的研究要向纵深发展，理论研究势必要加强。建构中国文学批评史理论体系，将是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学者的共同任务。为此，不少批评史学者要投入到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之中。
至于断代史、分体史的研究，也有不少真知灼见。周裕锴认为北宋中叶后出现的整合会通的文化思潮，虽带有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因子，但主要是根源于受到佛禅思想影响的理学家提出的“理一分殊”；与此相应的是文苑的“出位之思”，于是便产生了新的观念。而首先提出文艺各门类互相融通与互相越界的是苏轼，如他提出“诗画本一律”、“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这就深刻地揭示出文艺理论批评史上新的范畴和命题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其哲学上的认识论和思维方式做根基的。陈书禄将明代诗文创作与理论批评结合起来研究，开拓了古代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交叉传感、交叉刺激、交叉碰撞、交叉补救等多样形态，采用交叉研究方法，可看出意象理论的丰富性：“意取适象”的古典型意象论、“飘然虚无”的浪漫型意象论、“妙在含糊”的象征型意象论；明喻性的意象批评、隐喻性的意象批评、借喻性的意象批评、博喻性的意象批评。吴晟提出划分审美意象类型的根本原则是逻辑起点，逻辑起点不同，划分的类型就不同。他认为审美意象的类型不外乎从三个逻辑起点来划分，一是从表现手法——赋、比、兴来划分，可分为赋象、喻象和兴象；二是从感觉功能来划分，可分为视觉意象、听觉意象、嗅觉意象、触觉意象；三是从物质属性来划分，可分为自然意象、社会意象、人体意象，动物类凡是野生的归于自然意象，家养的可归于社会意象。许结对二十世纪赋学的研究作了回顾与展望，认为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中赋学是值得开垦的领域之一，应建立赋学的批评理论与方法。张寅彭梳理了诗话发展的脉络，对“诗话由记事向理论发展”说提出了质疑，认为诗话的体例特征是“记事间杂议论”，诗评、诗法、诗话是我国诗学中三种不同类别。诗学体例和有别于西方诗学的诗话，有待深广细致地展开研究。丛远东认为清代翁方纲创立的自成体系的“肌理说”，在传统诗论框架内对各家进行了一次理论综合，应给予充分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地位。
（二）古代文论专题与范畴研究的新主潮
跟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研究并行发展的，是古代文论本体的研究。古代文论整体是由文源论、价值论、文体论、创作论、作品论、作家论、鉴赏论、批评论、通变论等若干文学分论构成的，范畴和命题是文学理论和基本表现方式。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研讨中，理所当然地受到更多学者的重视。
1.关于理论范畴和命题的研究
古代文论的元范畴、主要范畴、范畴群、范畴体系和相关命题，成了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跟或以“味”、或以“道”、或以“意境”、或以“和谐”为元范畴不同，牛月明认为“境”可作为中国文论话语的元范畴，以其为生长点或逻辑起点，来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范畴群及理论体系。作为中国文论的元范畴，至少应该具备四个条件：有独到深广的历史文化积淀；有切近艺术基本问题的理论深度；有动态开放的理论弹性；有广泛深刻的现实影响力（符合惯例期待）。“境”是具备这些条件的。香港学者刘伟林对中唐以“境”论诗的诗学及其特色作了深刻的概括，认为诗学中的“境”受到佛教天台宗《摩诃止观》中“境”概念的影响。
张皓提交的论文认为在文化寻根的基础上，可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大致分为本原范畴、主体范畴、对象范畴、创艺范畴、形态范畴和品格范畴六大层面，它们之间互相渗透，立体交叉，组合为多元兼通的动态网络体系。本原范畴处于体系的核心部分，主要指“人”、“气”、“道”、“心”、“物”诸范畴。对象范畴主要指“物”、“象”、“景”、“境”等客体范畴。主体范畴则指“心”、“意”、“情”、“志”、“性”、“气”等表现心理活动与创造力的范畴。二者往往体用互见，物我交融，合称主客体范畴。创艺范畴主要指“感”、“兴”、“游”、“观”、“悟”、“化”等表现艺术创造的动态性范畴。形态范畴指的是“诗”、“赋”、“文”、“小说”等表示文体式的范畴。品格范畴则指“美”、“味”、“韵”、“趣”、“品”、“和”以及“刚”、“柔”、“雅”、“俗”等有关欣赏与评论的诸多范畴。上述基本范畴又可组合为“意象”、“中和”、“风骨”等复合范畴，进而形成一系列命题术语，构成完整的古代文论体系。
汪涌豪提交的论文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无论是本原范畴、还是体用范畴，皆存在着序列化现象，它与内蕴的多样性，构成的复合性，共同突显传统文学范畴的基本特征。对这一特征作考察，是可以一觇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运思方式，乃至整个文学理论批评的独特品格的。郭外岑从运思方式的角度，揭示了赋、比、兴的原始文化内涵，认为赋、比、兴当是原始先民的一种独特思维方式，或曰“原逻辑”思维方式造成的语言表达特殊性之历史积淀。后世形成的意象文艺，其“艺术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整体，它是能突破身观经验限制，充满着强烈感情和生动形象，并在心物同一的心理状态下突然触发起来，能够沟通各种感官局限的极为活跃的创造性思维形式。詹福瑞对中古文学理论范畴群作了比较全面的梳理，认为特定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和创作基础，加上我们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影响甚至决定了文学理论范畴，形成了中古理论范畴的一些重要的特点：极强的概括性、鲜明的现实性。不能只重视文学理论的哲学渊源而忽视文学创作的现实基础对文学理论范畴的影响。
有些重要的范畴和命题，备受重视。伍晓阳对作为文艺学和美学的“典型”这一范畴的生成流变作了初步的梳理，认为“典型”及其系列命题“因小喻大”、“以小见大”“以少总多”、“万取一收”等形成为一个重要的典型论，它跟西方“典型”论有惊人的相似，而又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范军从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入手，深入地分析了“理趣”的诗学内蕴，认为它包含有四种审美形态：凝合之美、形象之美、情韵之美、气韵之美。跟过去将“意境”看作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思相融合而极少涉及意境中的主体人格的观点不同，董玲认为意境是一个蕴含了诗人全部情感和人格精神的自足宇宙。李建中提出人格是审美文化的承担者，他认为西晋文学家的人格，以一种“冲突”或“痛苦”的方式，承担着悲慨而厚重的审美文化与艺术精神，西晋诗人的人格悲剧表现为三种类型：情悲言靡、文雅行鄙、才高势窘。香港学者罗思美认为王夫之论诗“以意为主”的美学意义，是重在感兴，强调心物合一后所产生的“意象”，以组合、缔造作品中的“意境”——即“景中生情，情中含景”。钟茜对心与物及艺术关系作了探讨，认为以艺术为“心画心声”，以审美为“缘心感物”，“心”也就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美学关于心的讨论，主要是围绕“性”与“情”展开的，而“性”与“情”的问题，实际就是人格问题。这种审美中的人格关注，很值得重视。吴高泉对诗学中“穷而后工”的美学学理机制作了探讨，认为这个命题揭示了诗人的心理状态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的一个普遍原理。欧贵明对“文醒诗醉”说作了评解，认为刘熙载提出的“文善醒，诗善醉”，从一定的美学高度概括出文的清醒明朗美和诗的醉意朦胧美的不同审美特征。
李俊彬将“反常合道”与“无理而妙”联系起来研究，认为这是辩证思维在文学艺术创作上的一种表现。李祥林从系统论和思维方式的角度，对“离形得似”说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认为“离形得似”是标志着中国美学形神论走向成熟的重要命题，它出自晚唐司空图诗学理论，对宋元以后的艺术和美学有着全方位的影响。朱恩彬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传神”论的发展及其意蕴，认为“神”的内涵有三种：神，生气是也；神，精神是也；神，味外味也。王绍辉将朴素美与华丽美作了比较，认为朴素美是艺术创作的高层境界。
2.关于理论专题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专题研究，是指对古代文论的整体研究、文学分论研究、个案研究和交叉学科的研究。
从文学分论研究的角度看，文体论、创作论、鉴赏评论、批评论、风格论等受到了较多的关注。澳门学者邓国光提交的论文认为西方文学观念，根本不存在文体的问题。文体是我华夏古代文论的核心问题，必须实事求是探求其中义蕴，还其本来面目，以此建立具有真生命的学科。至于西洋种种说法，可资参证，但不能喧宾夺主。本文之作，乃在唤起共同建设的热诚，趁香港回归之时，自觉回归自己的文化母体。日本学者甲斐胜二考察了六朝文体论的形成及其背景，认为文体理论从东汉末萌芽，到了齐梁时代《文心雕龙》、《诗品》就差不多完成其理论体系。朱迎平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文体论的演进大致可以分为六个阶段：先秦两汉为滥觞期，魏晋为形成期，齐梁为成熟期，唐宋元为发展期，明清为繁盛期，清末民初为总结期。文体论的内容约有十端，即文体的作用论、分类论、渊源论、缘起论、释名论、体制论、风格论、辨析论、流变论、演进论。文体论的总体特点可归纳为四项：体系完备而凝固，体式繁多而琐碎，重诗文而轻俗体，重辨体而轻总论。对古代文体论这份丰富的遗产，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整理和研究，并进而挖掘它对建设新文体学的借鉴作用。
鉴于过去时代重诗文而轻俗体的偏向，朱志荣探讨了中国古代雅俗文学之间的关系，认为仅从文体上区分典雅文学与通俗文学是不妥当的，应从理论上进行把握和界定。典雅文学一般显得蕴藉、庄重、严谨，通俗文学则显得率真、平易、谐趣。典雅文学有着严格而固定的格式，其语言则是规范的，经过精心锤炼的。通俗文学则形式灵活多变，不拘一格，语言明白易懂。
与轻俗体相反，小说理论格外受到重视。张兵首倡“准话本”之名，认为“准话本”系指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的那些可作话本看待的非话本类作品，它介于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之间，其集中出现于北宋初、中期，是我国小说由文言变为白话转轨期的产物和重要标志。张开焱指出以今人小说观念来研治中国古代小说与小说理论是不符合历史本然状态的，对中国古代小说概念流变与定位应当进行再探讨。薛洪溁和王汝梅认为中国古籍中有两种小说观念，第一种，可以称为史家的小说观念，其基本特点是重道崇实。这里的“实”，也可称为“信”，指的是记载符合事实，而不是艺术真实。第二种，可以称为文家的小说观念，其基本特点是爱奇用虚。这里的“虚”，也就是虚构的意思。马成生对明清作家关于英雄形象的论述作了梳理，指出自明以下的作家们都认为英雄形象对全民道德精神方面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但对英雄的看法有分歧，一种是把英雄形象加以神化，另一种是让英雄形象与普通人也有某些联系或相通之处。陈少松对明清小说批评中的“神理”作了阐释，认为它的涵义有几种：①指作家精妙的文心；②指作家用笔的意思；③指作品中人物的内在精神；④指现实生活的情理。谭帆对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价值系统作了探讨，认为它包括三个层面：文本价值、传播价值、理论价值。陈慧娟对金圣叹评点批评的读者立场表示赞赏，认为以文本为批评对象，从读者的立场出发，是金圣叹评点批评的主要方法。刘良明提出古今小说理论相融合的见解，如“人物性格”说，完全可以金圣叹的理论成果为核心，而以其后中外相似的成果为其羽翼，让这些理论成果的精义融合为一体，相辅相成，建构当代新的小说理论批评体系。
饶龙隼对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位一体在中国文学中确立的演进历程作了纲要式的描述，认为在审美层面上，这四位一体的观念确立于明代隆庆、万历年间。李正西主张建立中国散文艺术理论的范畴体系，而且应该坚定不移。他认为中国散文艺术应该用中国文学理论去解释，不能抛弃自己的立足点，让外来的思想在自己的头脑中跑马。可以考虑以“道”和“文”为核心，建立散文艺术理论的范畴体系。
在文学创作论方面，韩国学者沈揆昊认为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靡”，强调了人的情感要素，将情感与美感联结起来，不同于强调理性要素的“诗言志”。诗歌创作源于创作家的情感，外界对象自然引发情感。主体的“情志”怎样连结到创作活动上呢？陆机借以传统的“感物”说来答复，而其中最主要的理论是“情感动荡”说。郭正元认为我国古代抒情文艺特别发达，对文艺的心理学把握可谓源远流长，《乐记》的首要理论建树在于以心理层面为基础，深入阐述文艺产生的心理过程和性质，从而提出对中国古代文艺美学发生深远影响的“感物”说，建构起深刻辩证的文艺本体论。刘松来认为文质论即“文”和“质”作为表示形成和内容的一对范畴而正式进入文艺美学领域，是始于《乐记》中“乐之文”、“礼之文”和“乐之情”、“礼之质”的对举提法。陆家桂对先秦以来有关内容美与形式美的论述作了梳理，认为对声音之于音乐美的最早发现，见于《国语·周语》所载，比古希腊科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发现还早一百多年。既重视内容美而又突出形式美作用，并对形式美有深一层探讨的，要数刘勰的《文心雕龙》。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西学东进，受西方美学的影响，对内容美与形式美及其二者关系，以及形式美的相对独立性的认识才渐趋完善，且有了理论依据。谈形式美而不脱离内容美，这是研究形式美与形式主义的本质区别。
在鉴赏批评方面，钱鸿英提出“词无达诂”，认为自古至今对词的鉴赏“无达诂”界限，可概括为四种：一、开放性的“词无达诂”，二、限制性的“词无达诂”；三、引申性的“词无达诂”；四、“词无达诂”的迷误。何土林对“误读”作了辩证的阐释，认为“误读”、“曲解”在阅读中有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文学接受的美感，但并不等于肯定、提倡任意的“误读”、“曲解”。吴瑞霞将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中提出的“六观”说与俄国日尔蒙斯基的《诗学的任务》中提出的“三概念系统”说作了比较，认为刘勰的批评理论与当代形式主义的批评理论的相异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就其都有理性化这一点而言，却又有共同之处。杜奋嘉认为中国古代的文艺批评，在批评的视角、批评的方法、批评的思维方式、批评的语言表述方式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这些特色形成的原因很多，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批评者的深层心理基质。
在个案研究方面，呈现出不同角度的展开和深入。跟过去称《文心雕龙》为文学理论专著有所不同，林飞认为《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一部独立而系统的文章写作理论专著，简称写作学专著。写作学理论包括文学写作理论、理论写作理论、新闻写作理论和公务实用写作理论。其中文学写作理论又可简称为文学理论。写作理论与文学理论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交叉和互相包容的关系。我们并不否定《文心雕龙》也是一部古代文学理论论著。台湾学者李景勣认为《文心雕龙·原道》中所“原”之“道”，意即原求为文之常道也，所言“为文之德”，“德”是“道”的实践与表征。属文之根本，乃是以“道”为体，以“德”为用的立言事业。韩湖初认为不懂得刘勰的文道观，就算不上真正把握《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刘勰以文道观为核心所建构起来的我国古代文学美学理论体系，既是全面继承前人的经验、知识，又是顺应时代潮流，并运用了崭新的研究方法而得出来的理论成果，它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王一川提交的论文认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奇体”论不是单纯的文体理论，而是在文体理论中寄予了远为深刻而重要的文化意味。梳理这种“奇体”论应该有助于理解中国古典美学中尚奇求异传统的发展和演变，也可以为今人把握这种传统提供有益的启示。涂光社认为刘勰既强化了逻辑和分解剖析的一面，又保持了传统思维方式在艺术论中的优势，这就是《文心雕龙》话语成功的奥秘。它对我们解答今天有关“话语”的问题似乎有这样的启示：合乎时代要求，能对文学现象进行科学阐释和把握的话语，就是好的话语。新的话语未必就是好的话语。先进的艺术理论话语是在艺术的实践和理论思维进步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有继承也有创新。刘文忠提交的论文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著作的一个高峰，它以“体大思精”著称，又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关于文学的起源与本体、文与道的关系、文与经典著作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创作论、鉴赏论、批评论、文体论、风格论等诸多方面，发表了许多精辟的看法，不但可以借鉴，而且可以用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另外，还有不少学者对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司空图、严羽、苏轼、沈德潜、袁枚等的著作作了研究。
中国古代文论与古代美学是紧密相关的。杨乃乔将儒家诗学本体范畴“经”与西方诗学本体范畴“逻各斯”作了比较，认为儒家诗学的“向日式隐喻”就是“经”（即儒家经典如日中天），儒家诗学的隐喻美学就是官方的话语权力在诗学与文学中的显现。张节末则认为中国古代美学史上，至少有过两次意义巨大的突破，第一次发生在先秦，由庄子所完成；第二次延续的时间要长一些，历经魏晋至唐宋。第二次突破可分为两波，第一波玄学美学，第二波禅宗美学。庄子美学的基调是追求逍遥的，而禅宗美学的基调则是追求解脱的。从物化到境化，从逍遥到解脱，中国古代美学经历了两次大的突破。观察美学的历史，与伦理学的历史正好相反，唱主角的始终是非主流文化，引导审美心理的变迁，引导艺术思潮的兴盛，是庄、玄、禅，而不是儒。中国美学史上有三次大的综合，第一次是荀子美学，他从美学角度综合了礼乐文化，第二次是魏晋美学，以玄学综合了儒与道的美学，代表人物是王弼和嵇康，第三次是船山美学，他综合了儒道佛的美学。孙汉生从分析中国现当代的艺术审美批评状况入手，提出要对古典美学进行现代转换。他认为传统审美观念断裂的痕迹，可以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身上考察，找出裂痕，再寻找现代转换的契机。深得古典美学之精髓，而又能以现代话语出之，宗白华先生可算是佼佼者。
张海明对七十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美学的研究作了宏观的考察与微观的审视，认为根据专题和范畴研究面临的问题，应注意处理好史论关系、古今关系、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还要注意史家方法与论家方法、还原性解释与创造性解释的选择和运用。
这次盛大的会议内容丰富，发言踊跃，会后交流也有许多新的想法和建议，相信不少论文近期内会相继发表。以上简略的综述，不过是个人匆匆的介绍，不足会议内容的什一。遗漏、不当处，请同志们指正。
我们学会下届预定将于一九九九年在保定市举行，由河北大学牵头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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