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推进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力推进论文,最低生活保障论文,制度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是现代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旨在保障居民的最基本的生活。在全国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我国政府提出要在我国逐步推进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这是对我国现有社会救济工作的一项重大改革。所谓最低生活保障线，即每个城市根据自己经济发展情况和人民生活水平所确定的维持居民基本生活的最低支出标准。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指由政府对实际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的居民进行社会救济的一项制度。其内容包括保障对象和保障标准的确定方法、资金来源和管理体制等。
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同于过去小范围、低标准的社会救济和过年过节前的慰问和临时救济，它是社会救济工作走向法制化、规范化、并向国际惯例靠拢的一个标志。它是完善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要使这项复杂、浩大而意义深远的系统工程真正发挥其效益，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坚持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三原则”
所谓“三原则”即保障基本生活的原则、政府保障的原则、社会化的原则。其一，最低生活保障线是为保障生存权而定，保障内容必须限于基本生活的最低要求，必须与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当地居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和各方承受能力相适应。其二，政府是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的主体，政府各部门间的协调和社会行为的协调以政府为主导。其三，最低生活保障线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对象，其保障范围的确定、方案的实施要打破行业、部门界限，不分社会阶层，实行全方位的一体化协调管理。应该看到，从发展的要求看，全国城乡都应该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但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特别是城乡差距很大，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首先只能在城市推行，而且也不可能在全国所有城市同时起步，而只能有步骤、有计划地在条件较好的大中城市、省会城市首先展开，然后逐步推广。
此外，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作为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是有持久性、稳定性、强制性的实质，因此，在制定、运作和完善的全过程中都要贯彻规范化、法制化的原则，保证这次改革工作优质完成，发挥应有的效益。
第二，搞好前期调查工作，科学确定保障对象和保障标准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所涉及的范围是持有城市户籍的全体居民，具体保障对象是城市居民中以家庭为单位计全部收入人均在最低保障线以下生活无法维持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享受的对象和标准的确定，是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的关键。保障范围过大、标准过高，超出财政经济发展水平，既不利于减轻财政负担，又容易滋生懒惰，扭曲救济金的作用，而保障范围过小，标准过低，又难以起到社会保障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可见，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关键是要科学确定保障的对象及给付的标准。要求财政部门一定要主动会同民政、统计、物价等部门认真开展调查测算工作，科学确定保障的对象和标准，总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不搞攀比”，坚持低标准、低起点，同财政经济发展水平及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
现阶段，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保障的对象按类型主要应包括这样四类人员：一是无固定职业（包括失业两年以上），无固定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或抚养人的城市居民；二是家庭中有在业人员，因赡养系数高或所在单位、部门的经济效益差，收入降低或中断而生活无法维持的居民；三是失业期满仍不能就业，生活无法维持的职工；四是因天灾人祸等其他各种原因导致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而无法维持生活者。
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的救济办法仅包含了上述“三无”对象，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将生活水平低于保障线以下的居民全部纳入救助范围，能够全面救助城市居民中的生活困难者，大大提高了社会稳定的系数，并可以解除企业的后顾之忧，有力地支持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关于保障标准的确定，目前国际上采用的方法很多，如恩格尔系数法，生活形态法，国际贫困法，市场菜蓝子法等，我国各城市应以当地居民最低生活必需品及其准确的平均价格来确定最低消费需求，据此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并根据社会年均工资和物价水平适度调整提高给付标准，如首创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之先河的上海市，1993年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为人均每月120元，1994年调整为135元，1995年又调整为165元。为确保贫困居民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生活标准， 上海还实行粮、油、糖等物价补助措施，对困难居民每人每月补助米10公斤、食油、白糖各0.5公斤。
第三，多方筹资、分级负责，确保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资金来源
目前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在筹资上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全部由财政负担，二是分别负担，财政兜底，即由财政和企业分担，通过鼓励捐赠、兴办慈善事业等多渠道筹集一部分资金。以财政为主体的社会救助经费负担模式也是一种国际惯例，但目前在我国只有极少数城市有足够的财力这样做，如果要求所有的城市按这种模式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显然是不现实的。采取第二种方式较符合中国的实际。也就是说要坚持“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的分级负责原则，按财政分灶吃饭、分级负担原则，各供其资、各负其责，即没有单位的社会上的救济对象，由民政部门管理，经费来源于各级财政；凡现在有单位管理的救助对象，原则上由单位负责给予救助，经费来源从干部、职工生活困难救济金中列支；单位经济效益不好实在无力负担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在自有资金中或通过统筹解决；主管单位也无法解决的少数救助对象，可以通过财政补贴解决。
第四，建立有效互补的运作机制，搞好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与其它社会保障措施的衔接配合
实行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是实施经济体制改革配套工程的重大步骤，是关系今后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的百年大计，而不是短期行为和权宜之计。实行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涉及全社会的各个方面，是社会系统工程。它要求建立一个全社会协调的完整的科学的运作系统与有效互补的运作机制，否则就会流于形式，不了了之。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的完善以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养老保障、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的逐步完善为前提。只有建立、健全这些制度，才能有效地防止贫困面的扩大，减轻最低生活保障“防线”的压力，并让其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要与其他社会保障措施搞好衔接配合。如，凡是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家庭，如果有在职人员，应以在职人员按规定领取的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其家庭成员人均收入；如果有离退休人员，应按离退休人员领取的最低离退休费计算其家庭成员人均收入；如果有失业人员的，应按家庭失业人员领取的失业保险金计算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其差额由最低生活保障金支付。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既不能代替其他社会保障措施，又不是其他社会保障措施的终止。相反，只有不断提高社会保障各个措施的保障功能，才能减轻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承受压力。因此，注重发挥各种社会保障措施的能力，重视近期保障能力和长远保障能力的有机结合，从实质上讲，也是提高了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救助能力，在保障和其他保障措施交叉、重合时，都应采取承认差别、鼓励脱贫的政策，促进相互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
第五，处理好生活保障线与再就业工程的关系
就业机会是城市贫困人口的收入之源，再就业工程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战略工程，它对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和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增加贫困人口群体中的就业率，无疑是减轻了社会的贫困压力，在实施再就业工程时，要结合城市反贫困，有计划的安排好在保障救助线内的，有劳动能力的尤其是下岗待业和正在待业的贫困人口的培训就业工作。劳动部门的培训就业，应着力于培训就业相结合，以减轻政府的救助压力。与此同时，在长期的系统培训就业工作中，对停业改制等造成的整行业职工处于社会救助状态的贫困人口，要提前和优先安排培训和就业，把贫困消除在萌芽状态。
第六，抓好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与相关政策的协调
应建立政策补偿机制和政策激励机制协调各行业、各部门对社会救助的贫困人口的政策倾斜。政策补偿机制，以优惠政策为主，分担政府的财政压力减轻贫困人口的生活压力。如：粮食部门制定为贫困人口供应平价粮、油的政策；公共交通部门对贫困人口的乘车车票的减免优惠；市政电力部门对贫困人口的水、电费和住房、取暖费给予减免优惠；教育部门对贫困人口的上学学费给予优惠；劳动就业部门对贫困人口的就业培训收费给予优惠等。
政策激励机制主要以提供贫困人口就业和发展生产的途径，激励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积极性，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战略措施。如：在住房制度改革中，对贫困人口住房可采取成本价销售，分期付款、减免利息；或政府给予适当的住房补贴等办法为贫困群众解决安居的困难。城市工业部门、辖区和街道办事处在发展城市经济的项目安排中，开办一批扶贫企业，解决贫困人口的就业。
效率与公平是社会发展的两大主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但市场机制不能自发地实现社会公平，更不能自发地保护弱者的生存与发展。必须通过政府干预，调节收入再分配，建立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贫困者的基本生活，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同时，“最终安全网”式的低层次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既为社会上“最困难的人”提供救助，也为今后在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原则下逐步实现全面社会公平打下基础。
实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已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头戏”。到目前为止，全国有100 多个城市已经实施或正在准备实施这项制度。愿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修筑好城市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