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识的迷失与重构——试论建国以来抗战故事片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故事片论文,试论论文,重构论文,建国以来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距今已逾半个世纪。五十年前这场空前壮烈的神圣民族战争构筑了当代银幕世界极其绚丽多彩的一大景观。自抗战起始，几十年来，反映抗日战争的故事片一直没有中断过。它的壮丽画面及其深远影响，无论怎样抒写，似乎都不算过分。这类影片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自有一条运行轨迹，形成了一个系统。本文试从历史意识的视角，仅对建国以来的抗战故事片的嬗变及其走向作一番粗略的扫描。
尽管抗战故事片的创作最早可追溯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但它的繁荣鼎盛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纵观建国以来以“抗战”为题材的故事影片，大体上可分为四种类型，并在历史意识的把握上，显示出各自不同的迹象。
1、歌颂型：历史意识的张扬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抗战题材的影片在国产故事片中，不仅在数量上占有很大比重，而且质量也堪称上乘，并以此教育和影响了一代观众。其中的优秀影片如《赵一曼》、《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已成为经典影片。这类影片正面歌颂我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气概和丰功伟绩，真实反映了长达八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历史风貌。在这类影片中，革命人民的大智大勇和日本侵略者的色厉内荏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历史意识得到了有力的张扬。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影片中的英雄人物大多是普通的人，他们是那样的质朴和平凡，甚至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缺陷，但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他们是那样英勇顽强，光彩照人。这些英雄的塑造，既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的完美统一。尽管也有些理想化的描写，但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与“文革”期间文艺作品中出现的那些“高大全”因而也必然“假大空”的“英雄”相比，有着天壤之别。而且，这些影片也不象前苏联某些反映卫国战争的影片已流露出“个人崇拜”、“神化领袖”的倾向，而是着力刻划军民携手抗敌的英雄的群体形象。即使是《平原游击队》中智勇双全神出鬼没的李向阳，也是千百万抗战军民的代表和化身，已成为抗日英雄群体的一个“代名词”，就象“松井”、“岗村”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一个“代名词”一样。这类影片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不容抹煞，应予充分肯定。
如果说，这一时期的抗战故事片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题材上大都局限于游击战生活和地下抗日斗争。尽管传达的生活气息浓郁，但没有也不可能对壮阔雄伟的抗日战争作多方位多角度的全景式描写。特别是“左”的文艺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桎梏，使某些题材不敢触及，即使触及也得不到准确的反映。《五更寒》这部影片由于描写了地主小寡妇巧凤帮助游击队抗日，结果，遭致了极不公正的批判。至于，中华民族在日寇侵华期间蒙受的奇耻大辱，如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等；国民党爱国将领在抗日中的义举，如可歌可泣的“血战台儿庄”等；……在当时如在银幕上稍加表现和反映，定会遭致“没有正面歌颂抗日精神”、“长敌人威风”、“美化国民党”等“左”的责难。这说明，这一时期的“歌颂型”抗战片，在历史意识的张扬上还是有范围、有限度的，“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使我们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神经有时显得异常脆弱和敏感，历史意识在总体予以张扬和倾斜的同时，往往在一些局部却趋于弱化和消弭。
2、亲和型：历史意识的弱化
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文艺冲破了种种“禁区”。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一批以《樱》为代表的“抗战”故事片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反映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爱情，说明日本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灾难。这样的认识和表现也许是一个进步，起始也给观众以耳目一新之感。但从《樱》、《玉色蝴蝶》到《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等，又似乎陷入了另一种模式：出于中日和平友好的政治考虑，一味渲染中日两国人民在战争时期的友谊和爱情，反复强调战争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而且其惨烈的程度并不亚于中国人民。一部部影片娓娓动情地讲述了一个个至情至爱、生死别离的感人故事，可诅咒的战争使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爱情经历了磨难、阻隔和摧残，遭到了破坏、夭折和毁灭。这里的战争是指日本的侵华战争，还是我国人民的自卫抗战？在个别影片中交代得似乎并不清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模糊了侵略与反侵略的界限，造成了历史意识的误导和弱化。而且，一时间，“松井”、“岗村”型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形象在银幕上消声匿迹了。侵略者的凶残狡诈化为温文尔雅甚至不乏正义感、人情味的笑脸。但是沉重的历史毕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银幕上的友谊、微笑和情爱消弭不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人民心中刻下的深仇大恨。当然，我们应当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普通的日本人民区分开来，日本人民在侵华战争中也确实蒙受了灾难，日本的“反战者同盟”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也确实给予了巨大帮助。这是不言而喻的题中之义。但一些“亲和型”的抗战片肆意渲染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爱情，显然是出于中日和平友好的政治考虑和迎合当代观众愉悦感官的商业动机。如此诠释和化解战争，无法取得中国老一代观众心理上的认同，也不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需要世代友好和平相处，但我们的故事片及其它文艺创作，绝不能为了和平友好而羞于回顾和正视历史，忘记或抹煞日本侵华的真相，有意无意地为军国主义者梳妆打扮。与此反唇相讥的是，日本军政部门中一直有人苦心孤诣地篡改侵华历史，从文部省教科书的编写到“靖国神社”的参拜，直至今天，仍把“侵略”说成是“进入”。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篡改历史，另一方面我们的文艺创作却不敢正视历史，即使写“抗日战争”，还要拼命地突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这种历史意识的迷失和弱化不是太荒唐、太可悲了吗？
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批评“亲和型”的某一部具体的影片，而是因为这类影片在一个时期内拍得太多太滥，以至形成了一种模式和倾向。作为一部具体的影片，即使是“亲和型”，也有一些处理得比较好的，而且，这一时期，除了“亲和型”的抗战片外，在表现抗战的题材上也不断地拓宽，发生了很大的演变。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直接描写中华民族蒙耻受辱的《屠城血证》和正面表现国民党军队参与抗日的《血战台儿庄》填补了“抗战”故事片的两大空白，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屠城血证》是五十年来第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它以一组照片为线索，编织了若干悲惨的场面和一个壮烈的故事，说明“国弱必被欺，国破则家亡”这么一个永远不该被人忘记的历史教训。并试图说明：不能片面地认为，只有弘扬民族光彩的一面，才能促使民族的振兴，重温我们民族所经历的大灾难、大屈辱，同样可以寻找民族自尊，重铸民族之魂。编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胆识和气魄使这部影片获得了巨大的历史价值。
3、思考型：历史意识的解构
进入八十年代中期后，抗战故事片出现了一个新的景观。作为历史剧的“抗战”片，已开始摆脱就历史论历史、就战争写战争的模式，逐渐把对战争本身、对人的生存环境以至对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思考渗入叙事的框架中。《喋血黑谷》、《黄土地》、《红高粱》、《晚钟》、《一个与八个》、《战争子午线》等都不同程度地泛显出这种色调。如果说，在这之前的“抗战”片主要是重现抗日战争的历史，着重写“人的战争”，而《晚钟》、《一个与八个》等这类影片则着重写“战争的人”，主要表现抗日战争中的人性。前者看重的是故事和叙述，后者强调的是观念和思考。当然，思考型的抗战片并不排斥故事，而是在叙述语言和叙述方式上，予以大胆的变革和创新。这类影片试图回避冲突，淡化情节，把“抗战”作为叙事的框架，甚至“推到幕后”，作为叙述的背景和引子。思考型的抗战片也不排斥英雄人物的塑造。但这些“英雄”，与“歌颂型”抗战片中的“英雄”迥然有别，他们的外表不再完美，甚至不乏猥琐，内心世界也比较复杂，在丰富的人性、人情中，显示出人格力量，因而更加接近生活的原生相。应当说，如此表现抗日战争和解构历史意识，是极富意义和创见的变革。因为，对历史的再现，往往只能停留在浅表层次上，只有从重现“人的战争”进入到思考“战争的人”，才能在深层次上表现战争。我们的银幕应该多一点对战争、对战争的人的思考。上述影片在这方面作出了极其艰辛的努力和富有创意的探索。但这类影片大多出自“第五代导演”之手，强烈的主现色彩，沉重的题旨负载及过于新潮的表现形式，远远超过了普通观众的接受程度。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固然不能只是描摹史实、叙述故事，不能把抗战故事片只充作抗战史实的记录，它应当也可以多视角、多手段地加以表现和再现。然而它不应丢开历史，摒弃故事，造成历史意识的失落。观众往往是在故事情节的重现和历史意识的包容中体味到人物的思想情感，否则给人的印象好象是在云里雾中观赏表演，失去理解与共振的依托和基础。正因为此，全世界范围内，对具有浓重纪实风格而不乏哲理思考的《辛德勒名单》才产生如此强烈的轰动效应，也正因为此，人们对以“还原历史”为主旨的《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等“抗战”影片才寄予如此热切的期待。
4、娱乐型：历史意识的扭曲
去年恰逢电影诞辰百年和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双重献祭。影视圈内竟拍“抗战片”，达四、五十部（集）之多，以此重构历史意识，重铸民族精神，其意义自不待言。面对如此空前未有的抗战片热，不由叫人们亦喜亦忧。尽管五十多年来，我们从未中断过“抗战”故事片的制作，甚至“文革”期间也未例外。但以如此的声势推出抗战片，在我国尚属首次。阵营之强，数量之多，题材之广，摄制之快，也是前所未有。并与传记文学、历史小说、回忆录、电视剧、话剧等多种文艺形式相呼应，形成了一股空前规模的纪念抗战和反法西斯题材热。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经受了一次活生生的爱国主义教育。然而也许是过于热火的宣传包装使观众产生了过高的期望值，也许是市场经济体制使一些创作人员产生了一种浮躁的创作心态，近期推出的抗战片除几部成功之作外，大多流于平庸。难怪有些观众认为，纪念反法西斯题材的影视片“新片不如老片，国产片不如外国片，故事片不如纪实片”，即使是为数不多的优秀作品，也不尽如人意，独领风骚的抗战片当数吴子牛执导的《南京大屠杀》。这部“全景式”的史诗作品多侧面、全方位地展现了这一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历史，没有把“屠城”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来表现，这点较《屠城血证》远胜一筹，影片既有粗线条的勾勒和大场景的写实，又有细腻动人的感情纠葛和细节刻划，既有对历史的再现，又有对战争的诠释，充满了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和人类生命的尊重，极富艺术的震憾力和历史的穿透力。
隔了半个世纪，对抗战片的制作仍表现出如此巨大的热情和关注，让我们重温和思考那场战争，这体现了历史意识的回归和复兴。但应当指出的是在重构历史意识的进程中，一种娱乐型的“抗战”片也随着中国娱乐电影大潮的崛起应运而生。早几年的《烈火金钢》已初露端倪，老片（《铁道游击队》）新拍的《飞虎队》和《绝境逢生》、《悲情枪手》等更是公开亮相。在商业片成为世界电影一大潮流和趋势的今天，用娱乐片的形式表现“抗战”并非绝对不可。但问题在于，象《飞虎队》这样的影片，在拍摄动机上，一方面作为历史片标谤为抗战纪念献礼，另一方面作为娱乐片又充满了赤裸裸的商业动机，显得暖昧不清；在构思处理上，明明是充分显示我国抗日军民大智大勇、带有传奇色彩的出色题材，却硬是拍成夹杂港式趣味和好莱坞模式的枪战动作片，未免有些不伦不类；在手法技巧上，几乎沿袭了外国娱乐电影的惯用招数——追车、打斗、凶杀、枪战，给人以一种简单摹仿和粗制滥造的感觉。这说明：如果完全出于一种商业动机和仿效港片的游戏心态来拍“抗战”片，形成严肃主题与平庸形式、厚重题材与游戏心态的巨大反差，那就会扭曲战争主题和民族精神，造成艺术品位的滑坡和对抗战历史的背叛，那倒是值得警惕的一种倾向。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之词。因为在这类“抗战”故事片中，我们消解了悲壮的情感，淡忘了崇高的意味，而且这种淡忘和消解还成为一种时髦，使得“抗战”片只是逗乐解乏的娱乐游戏，这不是一种历史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扭曲，又是什么？
从建国以来抗战故事片嬗变的轨迹中，可以看出：无论是电影创作工作者还是广大电影观众，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抗战片仅仅停留在“真实再现历史”这一层次上，而是力图作出种种的尝试，对战争本身和人类命运进行思考。因为只有从描写“人的战争”上升到思考“战争的人”，才可能从深层次而不是浅表意义上表现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壮烈的民族战争。当然，电影是一门最大众化的艺术，“抗战片”对战争、对战争的人的思考，决不能摆脱抗战历史的本相和叙事的框架，当代人思考往昔的战争，必然会掺进现代意识，但对战争的重新诠释，必须具有正确的战争观和历史观。如果说，过去我们研究历史片的创作时，在较长时期里，关注的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我以为现在亟待探讨和解决的重要课题应该是如何在历史片中，体现历史意识和现代意识的融合。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我们在观照建国以来的抗战故事片时，才发现了这样和那样的不足，特别是历史意识张扬过后的消解、迷失和重构历史意识过程中的误导、扭曲。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有理由呼吁和期待抗战故事片的创作应进入更深的层次，在下一个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中，有更多更新更好的足以与那场伟大战争相媲美的抗战故事片问世，在历史意识与现代意识的交融中，重现往昔战争的辉煌，重铸当代民族的精神。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抗战片及其它战争片的发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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