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湖论文,小说论文,场景论文,个性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晚明“西湖小说”的源流与背景》一文中（注：载《晚明至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待刊）。在那篇文章中 ，我已对拙作讨论的所谓“西湖小说”作了一点说明，即以西湖为背景的白话小说，尤以短 篇白话小说为主。），我已就西湖小说的形成及其在中国小说 史上的地位谈了一些看法。由于篇幅的原因，在那篇文章中还没有涉及西湖小说的特殊性及 其文学意义，而这恰是我认为地域性中最值得关注的地方。众所周知，说话艺术往往直接面 对特殊的城市接受群体，自然要用受众熟悉、喜欢的人物、故事和语言来迎合他们的兴趣。 这种习惯在话本小说书面化后依然随处可见。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开篇处，当提到杭州晋时“西门”时，作者称此“即今之涌金门”。又说“山前有一亭， 今唤做冷泉亭”。在叙及许宣追荐祖宗时，作者又写道：“许宣离了铺中，入寿安坊、花市 街，过井亭桥，往清河街后钱塘门，行石函桥，过放生碑，径到保俶塔寺……离寺迤逦闲 走，过西宁桥、孤山路、四圣观，来看林和靖坟，到六一泉闲走。”类似的叙述在有关小说 中相当普遍。这种特别提示和一连串的真实地名，在叙述上的意义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作 者和读者对当地都非常熟悉，从而可以唤起受众的亲切感和现场感。
不言而喻，亲切感和现场感只是地域性之文学意义的一个方面。就话本小说而言，它原是 作为市民的文娱活动而产生的，天然地与相应的城市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定城市的文化对其 精神内涵既是一种馈赠，又是无可避免的牵制，因而地域性往往就是其历史与文化价值的见 证。选择西湖小说为例，也正是因为它在这方面具有丰富的代表性。西湖小说的层出不穷， 并在晚明前后达到高潮，不但从一个侧面昭示了古代小说的嬗变轨迹，而且由于杭州独特的 城市个性——这种城市个性既表现在与乡村的对比中，也表现在与其他城市的对比中，小说 对 它的描写还反映出作家对城市生活认识的角度和程度，而这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演进过程 中，同样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
西湖小说的世俗性和文人性
“雅”与“俗”的对立与交融是宋以后文学发展中经常出现的现象，但对此现象的性质乃 至存在与否却时有争议。很多情况下，这种争议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所谓“雅”和“ 俗”都不是简单的艺术表象，甚至也不仅仅是文化品性与地位的问题，它们往往有着与自己 相对应的、特定的社会文化基础。只有从这种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基础出发，我们才能对“ 雅”与“俗”及其关系有更深刻地把握。就杭州而言，作为一个大都市，它在中国古代城市 的发展中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它既有市列罗绮竞豪奢的商业气息，又有山水烟霞和诗酒风流 的 文化氛围。这双重性格自然也体现到了西湖小说中，并构成了西湖小说特有的文化张力与艺 术生命。
首先，西湖小说中不同程度地具有世俗文化的特点，而这种特点的产生除了与白话小说的 性质有关外，更与作品所反映的城市生活联系在一起。
马克斯·韦伯考察了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城市后，提出了关于城市的著名论断，他认为一 个完全城市社区，必须在贸易—商业关系中占有相对优势。作为整体需要具备下列特征：(1 )防卫力量，(2)市场，(3)有自己的法院，(4)相关的社团，(5)至少享有部分的政治自治（注：参见康少邦等编译《城市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虽然小说不是社会史料，我们不可能从中找到对一个城市如此面面俱到的描写，但如果我 们把有关作品联系起来看，还是可以得到一个较为鲜明和完整的城市印象。《西湖二集》之 《寄梅花鬼闹西阁》中，就用一大段文字“把临安繁华光景表白一回”。对小说家来说，这 种繁华景象远不是表面风光，它反映了市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的热爱与自豪。更重要 的 是，它还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如果脱离了城市中以商业活动为中心的种种人际交往 ，作品中人物的生活将无以为继，作者的叙述也失去了依托。而由于小说中的这种描写都是 与社会生活的动态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反而可能比一般的史料更具体。比如中国古代的建 筑多采用木材建筑，很容易引起火灾，在杭州这样的大城市尤其如此。《宋史·五行志》就 记载南宋定都临安的一百四十多年间，共发生了三十多次重大火灾，这还是不完全的统计。 最大的一次“延烧五万八千九十七空，城内外亘十余里，……死者五十有九人，践死者不可 计”。《西湖二集》中有一篇《认回禄东岳帝种须》乃是据《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相关 记述敷演而来，其中也写道：
话说杭州多火从来如此，只因民居稠密，砖墙最少，壁竹最多，所以杭州多火，共有五样 ；民居稠密，灶突连绵；板壁居多，砖垣特少；奉佛太盛，家作佛堂，彻夜烧灯，幢幡飘引 ；夜饮无禁，童婢酣倦，烛烬乱抛；妇女娇惰，篝笼失检。
这篇小说的情节就是围绕一次火灾展开的。虽然对主人公周必大当宰相的描写有非现实的 成分，但火灾之后官府的追究、法律的制裁等等细节，却也表现了古代城市管理的一个侧面 。又比如在《型世言》之《吴郎妄意院中花 奸棍巧施云里手》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当一个 姓赵的裁缝在钱塘县为邻居作证时，官员怀疑他是买通邻居：
赵裁慌道：“见有十家牌，张壳过了赵志，裁缝生理便是小的。”三府讨上去一看，上边 是：周仁 酒店 吴月 织机 钱十 淘沙 孙经 挑脚 冯焕 篦头 李子孝 行贩 王 春 缝皮 蒋大成 摩镜
这里所写的实际上就是城市中的里甲制度，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杭州的社会构成， 这也是在正史上所不容易看到的生动记述。
与此相关，一些小说家还对在城市中出现的一些特有的社会现象抱有浓厚的兴趣。如上面 提到的《型世言》之《吴郎妄意院中花 奸棍巧施云里手》就极为细致地描写了杭州城中的 一 起复杂的婚姻诈骗案。不只作品的人物是普通市民，而且城市生活的特点也是这一诈骗赖以 发生的条件。对于类似的在城市中出现的新的犯罪形式，《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曾有记 载。可以想见，这种故事很容易获得同为市民的小说接受者的认同。
同时，在一些西湖小说中，还反映了杭州人特有的生活观念、文化心理和风俗特点。其中 对风俗民情的描写非常多。如《西湖二集》之《宋高宗偏安耽逸豫》就插入了杭州“游观买 卖 ”和观潮两段风俗描写。由于这些描写十分详尽，以致阿英在《〈西湖二集〉反映的明代社 会》中说：“若细加择录编排，那是有一篇《杭州风俗志》好写的。”（注：参见阿英《小说闲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本来，西湖地方文 献很多，这种风俗描写可资借鉴的资料不少。但作者不是一般的袭用，也不只表现了对杭州 的热爱，实际上也反映了明代文人共同的趋俗尚实态度。从小说叙述的角度看，这种风俗描 写虽然有些是游离于情节之外的，如上书之《邢君瑞五载幽期》中关于杭州清明插柳的风俗 就是如此。但也有一些是与情节安排联系在一起的。如同书《李凤娘酷妒遭天谴》中有这样 的描写：
杭州风俗，每到七月乞巧之夕，将凤仙花捣汁，染成红指甲，就如红玉一般，以此为妙。 ……宋时谓之“金凤花”，又名“凤儿花”。因李皇后小名凤娘，因此六官避讳，不敢称个 “凤”字，都改口称“好女儿花”。
接下来写到宫廷矛盾：
往常旧规，若是太上出游，官家定有一番进劝之礼，以奉太上皇饮酒肴馔并左右扈从人等 。这日东园关市之时，绍熙帝偶然忘记，失了进劝之礼，那太上皇倒也不全在心上，只因左 右要离间二宫，因这一件事，故意将数十只鸡丢将开去，四围乱扑，捉个不住，却又大声叫 道：“今日捉鸡不着。”原来临安风俗，以俟人饮食名为“捉鸡”，故意将这恶话说来激怒 太上皇之意。
这里的风俗描写都不是单纯的背景介绍，而是与情节安排和人物刻画联系在一起的。无论 风 俗描写与小说情节的关系如何，它都是小说地域色彩的生动体现，而对西湖小说这种自觉意 识越来越突出的地域小说来说，它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由于杭州作为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开放性，历史上曾经有过大量外地人在动乱之时移 民杭州，和平年代过往、寄居杭州的外地人也不在少数。而今天的本地人可能就是昨天的外 地人。所以，西湖小说的地域性在包容中也充满了矛盾。这从小说中杭州人对外地人的态度 可以看出。一方面，不少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外地人流寓杭州的。如《醒世恒言》之《卖油郎 独占花魁》中的秦重和莘瑶琴，原来都是东京人，战乱中逃难到杭州；《西湖二集》之《侠 女散财殉节》还描写了蒙古人在杭州的生活；同书《巧妓佐夫成名》则描写了汴梁秀才与杭 州妓女间的爱情婚姻。也许正是因为这种“五方杂处”市民构成，《梦粱录》卷十八介绍杭 州民俗时，特别称赞了杭州人对“外方人”的高谊。不过，在一些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 外地人的歧视。《西湖二集》之《吹凤箫女诱东墙》就颇为典型。男主人公潘用中是闽中人 ，随父亲来临安听差。而女主人公黄杏春系宗室之亲，从汴京扈驾而来。这种因政治公务的 迁居或暂住，正是当时临安作为政治中心的特点。两家人本来都不是杭州当地人，但黄家来 得早，又是定居，所以被看作了杭州人，而潘家只是来听差的，就依然是“外方人”。而这 居然成了这对才子佳人婚姻的最大障碍。至于《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白娘子之所以钟情 许宣，原因之一是“娘子爱你杭州人生得好”，或许多少也包含了杭州人的自许吧？
此外，方言的运用在西湖小说中非常普遍。关于杭州方言，《西湖游览志》等书中有记载 。小说中的方言出自人物之口，较之一般文献往往更为生动。《西湖二集》之《文昌司怜才 慢注禄籍》叙及杭州人罗隐之语有灵应时，说因此“浙江人凡事称为‘罗隐题破’者此也” ，这是一个与地方人物相关的俗语。又如《月下老错配本属前缘》形容蠢愚之人，就引杭州 俗语道：“飞来峰的老鸦——专一啄石头的东西”，则是一个与杭州地名相关的俗语。诸如 此 类，不一而足。这种地域性极强的俗语，外地人不只不会用的，恐怕也不易懂。而方言俗语 的大量使用，既加强了小说的地域性，也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
世俗文化最主要的体现当然还是思想观念中的趋俗。比如《西湖二集》之《巧妓佐夫成名 》，作者借人物之口发了很多议论，其中在文人愤世嫉俗中，就浸淫着世俗社会的思想意识 。“巧妓”曹妙哥对穷书生吴尔知说：
你既会得赌，我做个圈套在此，不免叫几个惯在行之人与你做成一路，勾引那少年财主子 弟。少年财主子弟全不知民间疾苦，撒漫使钱。还有那贪官污吏做害民贼，刻肃剥小民的金 银，千百万两家私，都从那夹棍拶子、竹片枷锁终日敲打上来的，岂能安享受用？定然生出 不肖子孙嫖赌败荡。还有那衙门中人，舞文弄法，狐假虎威，吓诈民财，逼人卖儿卖女，活 嚼小民。还有那飞天光棍，装成圈套，坑陷人命，无恶不作，积赞金银。此等之人，决有报 应，冤魂缠身，定生好嫖好赌的子孙，败荡家私，如汤浇雪一般费用，空里得来巧里去，就 是我们不赢他的，少不得有人赢他的。杭州俗语道：“落得拾蛮子的用。”
这一番为赌博开脱的话，与社会主流意识格格不入，显然是作者站在民众立场发泄的对社 会的不满。而把这样一个“骗人”的妓女称之为“巧妓”，并给予正面的描写，也反映了作 者一定程度上对世俗化社会观念的认同。
如前所述，杭州文化具有双重性格。除了世俗性外，它还带有鲜明的文人色彩。如果从小 说史的角度来看，西湖小说的世俗性似乎呈减弱的趋势，而文人色彩却不断强化。在《西湖 二集》中，真正以市井社会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只有《张采莲隔年冤报》数篇。而宋元话本中 的“西湖小说”则无一例外地是以市民为主人公的。“三言”中的明代作品也充满了市井社 会 的生活气息。《欢喜冤家》的文化品格较为特殊，从故事内容上看大都很浅俗，行文中却又 不时流露出文人的思想观念。《西湖拾遗》只有一篇取自“三言”，其他都选自《西湖二集 》、《西湖佳话》。这唯一的一篇，出自“三言”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几乎完全袭用原 作，只在结尾处删去了原作的“风月中市语”。但即使是这轻微的改动，也可以看出文人色 彩的增强。事实上，当文人从事小说创作开始形成风气，市井社会的小说就自然氤氲出 更浓厚的文人气息。《西湖二集》第一卷《吴越王再世索江山》有一段议论，表明了文人小 说家的创作意图：
看官，你道一个文人才子，胸中有三千丈豪气，笔下有数百卷奇书，开口为今，阖口为古 ，提起这枝笔来，写得飕飕的响，真个烟雾缭绕，五彩缤纷，有子建七步之才、王粲登楼之 赋，这样的人，就该官居极品、位列三台，把他住在玉楼金屋之中，受用些百味珍馐、七宝 床、青玉案、琉璃钟、琥珀盏，也不为过。叵耐造化小儿，苍天眼瞎，偏锻炼得他一贫如洗 ，衣不成衣，食不成食，有一顿，没一顿，终日拿了这几本破书，“诗云子曰，之乎者也” 个不了，真个哭不得，笑不得，叫不得，跳不得，你道可怜也不可怜！所以只得逢场作戏， 没紧没要，做这部小说，胡乱将来传流于世。
这种寒儒本色与才子心态使得文人小说家更愿意在小说中抒发个人的感受，而这种感受一 半来自现实，一半来自书本，势必淡化或转移对生活本身的发现与描写。
有关钱镠的作品也许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个案。钱镠是杭州历史上第一位重要的人物 ，很多西湖小说都提到过他。《古今小说》中有一篇《临安里钱婆留发迹》，它与话本小说 中其他“发迹变泰”类的作品有共同的思想倾向，那就是对成功者的艳羡。这种艳羡由于与 成功者“发迹变泰”前卑微生活的描写结合在一起，更有一种现实的感染力。而《西湖二集 》之《吴越王再世索江山》的内容就略有不同（注：由于吴越王之于杭州的重要，我以为在《西湖一集》中就该写到他，从《二集》的排序
看，前六篇均与君王有关，殊非随意编排；除《二集》第十七卷提到过《一集》，连《二集
》之序都无一语涉及《一集》，看上去也不近情理，以致我对未见传本的《一集》是否完整
辑刻印过，略有怀疑。）。作者说：
然吴越王发迹的事体，前人已都说过，在下为何又说？但前人只说得他出身封王的事，在下 这回小说又与他不同，将前缘后故、一世二世因果报应，彻底掀翻，方见有阴有阳、有花有 果、有作有受，就如算子一般，一边除进，一边除退，毫忽不差。
所谓“前人已都说过”，很可能就是针对《古今小说》而言的。周清源不把叙事重点放在 “出身封王的事”上，而是着力表现因果报应，正是小说由市民社会的情趣向文人的观念世 界转变的反映。而《西湖佳话》之《钱塘霸迹》所表现的文人性更加突出。在小说的开篇， 作者有这样一段议论：
草莽英雄乘时奋起而招集士卒，窃据一方，以成霸王之业，往往有人，不为难也，然皆侥 幸得之，不旋踵即骄横失之；惟难在既成之后，能识时务，善察天心，不妄思非分以自趋丧 亡，不独身享荣名而子孙且保数世之利如钱镠王者，岂易得哉！嗟乎！吾过西子湖滨，谒钱 王祠而有感焉。
在篇尾，作者也表达了同样的“敬羡”心情。不但如此，在具体情节中，也可以看出作者 的叙事态度。因为他看重的是英雄“既成之后”的作为，所以在叙述钱镠封王之前，对其 混迹于市井的描写就一笔带过，而且赋予了主人公“贩卖私盐，此小人无赖事也，岂大丈夫 之所为”的思想，与《古今小说》对此类故事的津津乐道迥异其趣。在结尾处，又突出了钱 镠不理会风水先生的劝告、坚持造宫殿于凤凰山的明智之举，很明显是为了表现作者对所 谓“真正英雄”的理想。张岱《西湖梦寻》卷四《西湖南路钱王祠》也曾特别提到此事，可 以印证文人思想的一致处。
概括地说，文人色彩在西湖小说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西湖山水风景的颂 扬，是有关作品共同的倾向。在《西湖二集》、《西湖佳话》、《西湖拾遗》诸书的序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小说家对西湖美景的激赏之词。《西湖二集》之《救金鲤海龙王报德》中曾 描写玉帝颁下诏书曰：“表彰西湖山水，厥功懋焉。”这几乎就是作者的自许。所以，在众 多作品中，都散见着对西湖山水的描写，它们构成了西湖小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尤其是《 西湖佳话》的立意，仿佛就是一部地方风物传说专集。
其次，在文人作家笔下，历史题材更受重视。历史上与杭州有关的重要人物，是这些小说 家取材的源泉之一。在《西湖二集》34篇作品中，正话为明代题材的只有7篇，而且这7篇多 数也是明前期的。最后一篇《胡少保平倭战功》虽然故事发生在嘉靖年间，但题材性质仍属 于 历史类。另外，在编排上，此书的前6篇都是与君王有直接关联的，接下来才是普通人的故 事，与冯梦龙编《古今小说》之类，把蒋兴哥置于宋仁宗、梁武帝之前相比有明显的不同， 也反映出作者所关注的重点。《西湖佳话》的情形也类似，这部小说集共有16篇作品，其中 以佛道人物为主人公的有《葛岭仙迹》、《南屏醉迹》、《虎溪笑迹》、《三生石迹》和《 放生善迹》5篇，以历史人物（文人儒士、帝王将相等）为主人公的有《白堤政迹》、《六桥 才迹》、《灵隐诗迹》、《孤山隐迹》、《岳坟忠迹》、《三台梦迹》、《钱塘霸迹》7篇 ，婚恋题材的则有《西泠韵迹》、《断桥情迹》、《梅屿恨迹》和《雷峰怪迹》4篇。这种 题 材分布同样明显地反映了文人的取材倾向，即世俗题材的故事大为减少。即使是《雷峰怪迹 》这种因袭《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而来的作品，也多少淡化了原作浓厚的市井气息了。正如 韩南指出的，作者“只是真心欣赏杭州文化史上的浪漫传说”而已（注：参见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中译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页。）。
同时，用世热情与道德教训在一些文人创作的西湖小说中却有所增强。话本小说原本主要 是市民的一种娱乐形式，对它的社会功用的重视是在文人大量投入小说创作之后的事。在《 西湖二集》中，我们甚至看到《戚将军水兵法》、《海防图式》、《救荒良法》之类，都附 于相关的小说之后。这种对话本小说体裁大破其“格”的作法，正反映了作者的别有用心。 又如《欢喜冤家》劝世警俗的目的也很明显，其中《王有道疑心弃妻子》叙一书生与一少妇 偶然避雨郊外，虽行为端正，而少妇终为丈夫所弃。角度颇新颖，叙述亦平实，本来是一篇 极为生活化的作品。从取材上说，较之以往刻意追求情节奇巧的话本小说实有进步。但作者 在篇中反复强调书生看过《太上感应篇》而能自我约束，又让他善有善报金榜题名，表现出 鲜明的道德说教意味，使生活化的描写因思想的平庸顿失光彩。
值得注意的是，西湖小说中文人色彩的增强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明清之际的西湖戏曲中 ，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徐扶明曾将西湖戏曲分为六大类，其中绝大多数也是以历史人物 为题材，并大量展示西湖佳景（注：徐扶明《西湖与戏曲》，载其文集《元明清戏曲探索》，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一些具体作品的演变也十分突出。《醒世恒言》中的《卖 油郎独占花魁》在叙述市井细民的情爱时，固然已经加进了一些文人习性，从主人公的命名 （“秦重”似寓“重情”之意）到其怜香惜玉的关键细节，都与小商贩身份略有出入。而李玉 据以改编的传奇《占花魁》中，更将原作人物的身份、性格和结局，都作了较大的改动，使 之成了落难公子与小姐婚恋模式的翻版，小说中的商业气氛随之淡化。所以，西湖小说的文 人色彩其实是与整个西湖文化的特点联系在一起的。
与创作倾向相关，文人创作的西湖小说在艺术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首先，这些作品 往往有统一的构思，作品间存在着内在的思想与艺术联系。如《西湖二集》第一卷《吴越王 再世索江山》末尾提到宋高宗，第二卷的主人公就是宋高宗，与前一篇形成呼应之势。第三 卷《巧书生金銮失对》在第四卷也被直接提及。这些都表明了作者创作的联贯性，是以前的 小说集所罕见的。
其次，作家的主体性表现得更为鲜明。以《西湖二集》为例，它的叙述语言在古代白话短 篇小说中可以说是最富感情色彩的。如《会稽道中义士》触目皆是这样的叙述：“话说元朝 真是犬羊禽兽之俗。”“还有一个党类杨琏真加，这个恶秃驴尤为利害。”情绪之激愤，溢 于言表。正因为这种主体性的加强，小说中的议论也随之大量增多。如同书《觉阇黎一念 错 投胎》的入话，竟是近两千字的长篇大论，这种情形在早期的话本小说中也是很罕见的。
与上一特点相关，不少作品情节淡化。如《西湖二集》之《天台匠误招乐趣》的情节性就 很平淡，只简单叙述了一个工匠与尼姑的一夜幽会。与此相应的，文人小说的情节结构也比 较松散，这在《西湖佳话》中一些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表现最为明显。不过，西湖小说在结构 上也表现出了一些新意。如上面提到的《天台匠误招乐趣》、《邢君端五载幽期》都自觉运 用了分层叙述的方式；同书《寿禅师两生符宿愿》中间部分有一处插入了一句“且听下回分 解”。这与宋元话本《碾玉观音》中的类似套话不完全相同，后者应是说书体制的遗痕，而 前者则隐约表现出一种短篇白话小说新的结构方式，稍后的短篇白话小说多有分回叙述的安 排，很可能就是由此发端的（注：西湖小说艺术上的特点与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是一致的，关于这一点请参看拙作《文人精神的世俗载体》，载《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世俗性与文人色彩并不是矛盾的。这同样是与杭州的地域文化分不开 的。杭州城内“参次十万人家”自不必说，而南宋以来，“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注：周煇《清波杂志》卷三，中华书局1994年版。）。
所以，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生药铺主管许宣忽然壁上题诗，虽然与其身份教养不合 ，但置于西湖的背景中，却也不令人感到特别突兀。而从文人的心理上说，杭州与西湖，城 市山林，互为表里，正是他们理想的家园。方回在提到南宋“钱塘诗人”恋恋西湖以终其生 时，就说他们“当时升平，看人富贵，以一身混其中，亦不为大无聊也”（注：《瀛奎律髓》卷三九。），是很有代表性
的。当杭州有西湖的陪衬，平添了一种文化气息；而西湖有杭州作为依托，也不只是湖光山 色而已。对此，小说家深有感触。《豆棚闲话》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议论：
天下的湖陂草荡，为储蓄那万山之水，处处年年却生长许多食物东西，或鱼虾菱芡草柴药 材之类。就近的贫穷百姓，靠他衣食养活。唯有西湖就在杭州郡城之外，山明水秀。两峰三 竺，高插云端。里外六桥，掩映桃柳。庵观寺院，及绕山静室，却有千余。酒楼台榭，比邻 相接。画船箫鼓，昼夜无休。无论外路来的客商仕宦，到此处定要破费些花酒之资。那本地 不务本业的游花浪子，不知在内嫖赌荡费多多少少。一个杭州地方，见得如花似锦，家家都 是空虚。究其原来，都是西湖逼近郡城，每日人家子弟，大大小小，走到湖上，无不破费几 贯钱的。
正因为城市与湖山相互补充，使得西湖小说在精神内涵上左右逢源。俗时，不致于俗不可 耐；雅时，又没有雅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白居易《春题湖上》说得好：“未能抛得杭州 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有了西湖垫底，文人小说家避免了在城市、山林中艰难取舍的尴尬 。同时，也使得本来源于市井的通俗小说逐渐淡化了其自身的特点。在欧洲，“城市与乡村 在许多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小说中也互为对照，有时作为藏垢纳污的罪恶之所对立于田园诗 般的净土，或作为魔术般致富的可能性对立于农夫的辛勤劳作，或作为权势之所对立于乡村 人民的无权无势”（注：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9
。而这种对立虽然在当时中国文人的观念中也已经明显存在，袁宏道在 一篇小品文中曾这样写道：“余最怕入城。吴山在城内，以是不得遍观，仅匆匆一过紫阳宫 耳。”他很欣赏紫阳宫石如水墨画一般，感叹：“奈何辱之郡郭之内，使山林僻懒之人，亲 近不得。”（注：引自《四时幽赏录》（外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不过，即使是这种明显的偏见，也没有在西湖小说中反映出来。或许，杭州贴 近自然的城市个性从一开始就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上述对立。只是对立的化解对小说而言， 却未必是件幸事。至少，小说家可能因此失去了一个观察社会矛盾的角度和机会。
小说的场景：西湖的叙事意义
小说情节总是在一定的场景中开展的。所谓场景，就是人物活动的空间环境。需要说明的 是，在近年出版的叙述学方面的译著中，“场景”经常用来翻译scene一词，而作为scene的 “场景”则是与“概述”(summary)对应的，主要是指一种叙述或表现的方式。而这里所说 的“场景”，在这些译著中实际上约等于所谓“场所”即place(location)。如本文引用了 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一书就是如此（注：实际上，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里，很明显地感到在叙事理论中，对空间的关注远不如对
时间、视点之类的关注。这一点厄尔·迈纳在《比较诗学》（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中曾经提到过。他批评说：“空间受到的注意少得可怜。”而且指出，在他供职的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公开目录里，人们会发现许多关于时间的主题目录，关于地点的却一条也没有。）
。但我没有用“场所”而是用“场景”来 指称人物活动或事件发生的环境，是因为“场所”一词过于僵硬和客观化，而“场景”则更 为灵活，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更重要的是，“场景”总是与一定的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的 ，不是一个单纯的空间地点而已。所以，在我看来，它也更符合小说的实际。
对于空间环境的设置，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只有少数作品如《红楼梦》中的贾府和大观园 等，完全出于作者匠心独运的编造。而现代小说从外国学来的什么“A省B市C地”之类虚构 地名，更是古代小说中所没有的。通常，小说家总是利用故事发生的“实际场所”作为情节 展开的舞台。真实的场景与虚构的故事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逻辑关系，这不只是为了给 人一种历史般的真实感，正如本文一开始就指出过的，对于地域性极强的作品来说，这也是 为了唤起受众的亲切感和现场感。实际上，场景有时就是地域性最集中的体现。而同一场景 在近似的描写中反复运用，不但营造出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氛围，也为小说的情节安排提供 了一个具有叙事学意义的环境。例如宋元以来以东京为大背景的话本小说中，颇有几篇的场 景是樊楼。樊楼是当时东京著名的酒楼（注：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书记载，樊楼是北宋东京的一所规模
宏大的酒楼。直到清代，赵翼《西湖怀古》“两堤灯火似樊楼”、钱谦益《金陵杂题》“灯
火樊楼似汴京”等句，仍以樊楼作为富丽繁华的象征。）
，作为一个公共场所，它可以让各色人等汇聚一处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甚至写到这个人来人往的酒楼竟有皇帝的光顾。因此，樊楼便成了 不同性质冲突展开的绝妙地点。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就是一篇颇有代表性的作品。男女 主人公的相识与自我介绍，极富喜剧意味，而这种喜剧意味只可能产生于酒楼这样一个公众 场合 ；而在《水浒传》第七回中，陆谦哄骗林冲到樊楼喝酒，樊楼的“阁儿”（单间）又成了阴谋 与悲剧冲突展开的一个环境；由于樊楼几乎就是东京富丽繁华的缩影，所以宋代诗人刘子军 在《汴京纪事》诗中写道：“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在《杨师温燕山逢故人 》中，樊楼就作为东京的象征，成了亡国之痛的深刻写照。与此相似，东京的灯市也经常作 为一个富于变化的场景出现在小说中。如《志诚张主管》（注：《警世通言》中题《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就描写了东京元宵端门灯市的 情景；《张生彩鸾灯传》（注：见《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古今小说》中题《张舜美元宵得丽女》。）入话则描写了东京灯市的一段艳遇，而其正话所述杭州灯市艳遇 实际上也是前者的翻版。还有一个常见的场景是金明池。如《计押番金鳗产祸》、《金明池 吴 清逢爱爱》等或以其发端，或以其为中心，展开情节。此外，宋元以来，相国寺作为东京百 姓交易和游乐的一个中心，小说也时有描写。上述这些场景共同之处在于市井色彩都非常鲜 明，这或许也是“东京小说”的一个特点（注：金明池之于东京的城市功能，约等于西湖之于杭州，但因其为人工开凿，规模小得多，
城市的联系似乎也更紧密。所以，《金明池吴清逢爱爱》结尾处说到去金明池游玩，是“
入城”，与去西湖要“出城”有所不同。）。
如前所述，西湖小说在发展中，隐约表现出不同的观念意识。宋元话本中的“西湖小说” 颇有一些是以市井社会作为故事场景的，如《错斩崔宁》，故事发生在城中箭桥一带，这里 宋元以来就是繁华的街区。至《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也主要是在市井 街巷中。但在后来的发展中，西湖更多的成为小说家钟爱的场景。这与西湖小说世俗性减弱 、文人性增强的总趋势是一致的。
虽然有时候场景只是一个人物活动的舞台。不过，从小说的叙述上看，场景具有十分重要 的结构意义。在西湖小说中，特定的场景往往是情节开始的契机。比如清明的扫墓，就是杭 州的一个特殊的风俗。吴自牧的《梦梁录》卷二有这样的记载，是日——
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以尽思时之敬。车马往来繁盛，填塞都门。宴于郊者，则就名园 芳圃奇花异木之处；宴于湖者，则彩舟画舫，款款撑驾，随处行乐。此日又有龙舟可观，都 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虽东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酒贪欢，不 觉日晚。红霞映水，月挂柳梢，歌韵清圆，乐声嘹亮，此时犹未绝。男跨雕鞍，女乘花轿， 次第入城。
这种万人空巷的景象是其他城市包括东京都难得一见的。它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了一个机会 。所以，在情节发展的序列中，这种郊游往往是情节的开始，而有关的场景则处于结构的表 层，为人物活动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环境。它虽然不是情节展开的必然条件，却是一个不可或 缺的前提。如《西湖三塔记》故事的开头作者即声称：“今日说一个后生，只因清明，都来 西湖上闲玩，惹出一场事来。直到如今，西湖上古迹遗踪，传诵不绝。”《白娘子永镇雷峰 塔》中也说：“俺今日且说一上俊俏后生，只因游玩西湖，遇着两个妇人，直惹得几处州城 ，闹动了花街柳巷。”《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中的《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描写得更为具体 ：
其时春间天气，景物可人，[徐景春]无以消遣。素闻山明水秀，乃告其父母，欲往观看 。遂分付琴音童，肩挑酒垒，出到涌金门外，游于南北两山、西湖之上，诸刹寺院，石屋之 洞，冷泉之亭，随行随观，崎岖险峻，幽涧深林，悬崖绝壁，足迹殆将遍焉。正值三月之望 ，桃红夹岸，柳绿盈眸。游鱼跳掷于波间，宿鸟飞鸣于树际。景春酒至半酣，仰见日落西山 ，月生东海，唤舟至岸，命琴童挑酒尊食垒，取路而归。还了舟银，迅步而行，至于漏水桥 侧。琴童或先或后，跟着徐生。徐生忽然见一美人，娉婷先行，侍女随后。其女云鬟绿鬓， 绰约多姿，体态妖娆，望之若神女。
以上三篇男子所遇皆为妖鬼，而《西湖二集》之《邢君瑞五载幽期》则略有不同。这 篇小说也有一大段文字铺陈杭州清明时节的繁华热闹，在这春意盎然、生机勃发的场景中， 主人公邢君瑞的感情也凸显出来，“话说邢君瑞在苏堤上捱来挤去，眉梢眼底，不知看了多 少好妇人女子”。但他很幸运，碰到的却是“仙女”。从这些作品的叙事看，已经形成了一 个较为固定的模式——
时间：清明。这虽是风俗节令，但也与所谓春情勃发相关，是情爱故事产生的美好季节。
地点：西湖名胜。不但景致优美，而且游人众多，也是意外的情爱故事产生的先决条件。
人物：年青男子及在游玩中邂逅的美貌女性。
正是在这几近俗套的场景与人物安排中，男子的艳遇得以顺势展开。至于所遇或妖或仙， 则反映了对这种艳遇又恐惧又期盼的复杂心理（注：明万历余象斗编纂《万锦情林》卷二中有一篇《裴秀娘夜游西湖记》，孙楷第《日本东
京所见小说书目》推断为宋元旧本。其中叙述秀娘清明游西湖，对美男子一见钟情，最后结为夫妻。性别易位，而结局圆满，在同类型作品中颇为罕见。）。
与此相类似，由于杭州宗教文化十分兴盛，寺庙也是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因为俗众往往 要去那里烧香拜佛，也就有了与其他人发生联系、进而产生矛盾的可能。所以《欢喜冤家》 之《黄焕之慕色受官刑》一开始就写到明因寺因“光棍”生事，向官府求禁游客。但即使是 偶 然开禁，也不免出现僧俗或信众间的纠葛。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如果许宣不是执意 要去金山寺，就不会遇到法海和尚，后来也不可能到净慈寺找他。在这里，寺庙就成了人物 感情生活与“危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西湖众多寺庙中，天竺寺是被经常描写到的寺庙 之一。《西湖二集》之《巧书生金銮失对》就叙及甄龙友出游西湖，在天竺寺题诗。后来孝 宗皇帝也驾幸天竺进香，看到了甄的题诗，大为赏识，特意召见了他。在这里，天竺寺可以 说是沟通皇帝与普通人的一个桥梁，这正与上文提到的《赵伯升茶肆遇仁宗》中的“茶肆 ”相映成趣。同书《巧妓佐夫成名》也描写了男女主人公在天竺进香的相遇。也许由于寺庙 本身的象征性，它作为场景的意义还可以用来收束情节。《卖油郎独占花魁》的结尾就是秦 重与失散多年的父亲在天竺寺相会，为这个“重情”的故事涂上了一层淡淡的宗教色彩。
由此可见，场景在结构上的作用可谓开阖自如。而且，由于场景作为客观存在的真实性， 其功能意义绝不止于形式层面。它的安排首先符合中国古代读者的欣赏习惯。我们知道，话 本小说最初作为一种表演性伎艺，很重视现场效果的传达，这一点实际上与古典戏曲有相似 的地方。中国戏曲特别重视情节的提炼，戏剧冲突起承转合的阶段性十分明显，因而场景安 排也往往比较单纯，或者说与整个戏曲风格一样，有突出的写意性。例如后世戏曲家在改编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故事时，就突出了“断桥”这一场景，使之与整个爱情故事凄美哀婉 的风格相一致。小说也是如此，《西湖佳话》中有一篇《断桥情迹》，也是爱情题材的作品 ，其中描写姑苏士人文世高因慕西湖佳丽，来到杭州，整日去湖上遨游——
信步闲行，偶然步至断桥左侧，见翠竹林中，屹立一门，门额上有一匾，曰：“乔木人家 ”。世高缓步而入，觉绿槐修竹，清阴欲滴；池内莲花馥郁，分外可人。世高缘景致佳甚， 盘桓良久，……忽见池塘之上，台榭之东，绿阴中，小楼内，有一个娇娥，倾城国色，在那 里遮遮掩掩地偷看。
实际上，本篇只在上述引文中有一处提到“断桥”，但作者却以之名篇，足见其重视。而 对断桥人家的景致的描写，更突出了作者的用意。对于篇中所描写男女主人公爱情的悲欢离 合来说，断桥显然也是一个富有隐喻意味的场景。
因此，虽然场景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是一旦它作为小说形象世界的一部分，就不可避免地 带有主观性。而小说家也往往能将场景能动化，调动其内在的文化内涵，使之本身就具有一 定的意义或与整个形象世界的意义相吻合。例如钱塘江潮是杭州的重要景观之一，历代文人 多有咏叹。《武林旧事》卷三“观潮”对观潮的热烈场面有具体记述。南宋亡后，王室不存 ， 昔日杭州沿江一带被视同禁地的王室观潮处所，悉已向庶民开放，纵人观赏，元代中秋节前 后观潮都达到了万人空巷的程度。观潮的场面在不少小说中都出现过，如《西湖二集》之《 宋高宗偏安耽逸豫》就详细描写了八月十八日的盛大观潮。《警世通言》之《乐小舍拼生觅 偶》更是一篇极富象征意味的佳作。这篇小说的情节极为简单，它用夸张的笔墨描写了乐和 对喜顺的强烈爱慕，而爱情高潮的展现就置于八月十八日的潮生日。作者用了约占全篇六 分之一的篇幅介绍江潮的情景，这不单是为了记述故事发生的背景，也是对人物的心潮澎湃 的衬 托。在这隆重的观潮活动中，男女主人公却只倾情于对方，于是，就出现了与潮水一样惊心 动魄的一幕：
却说乐和与喜顺娘正在相视凄惶之际，忽听得说潮来了。道犹未绝，耳边如山崩地坼之声 ，潮头有数丈之高，一涌而至。……那潮头比往年更大，直打到岸上高处，掀翻锦幕，冲到 席棚，众人发声喊，都退后走。顺娘出神在小舍人（即乐和）身上，一时着忙不知高低，反向 前几步，脚儿把滑不住，溜的滚入波浪之中。……乐和乖觉，约莫潮来，便移身立于高阜去 处，心中不舍得顺娘，看定席棚，高叫：“避水！”忽见顺娘跌在江里去了。这惊非小，说 时迟，那时快，就顺娘跌下去这一刻，乐和的眼光紧随着小娘子下水，脚步自然留不住，扑 通的向水一跳，也随波而滚。他那里会水，只是为情所使，不顾性命。
我一向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小说有关爱情的极精彩描写之一。在小说的篇尾诗中，作者写 道：“钟情若到真深处，生死风波总不防。”这就把上述描写的寓意揭示出来了。所谓江潮 风波，既是实写，又是象征，它代表了这一对热恋中的情人所面对的难以克服的障碍和他们 至死不渝的感情。而观潮虽然有危险，毕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赏心乐事。因此，那热烈的气 氛最终也成了颂扬伟大爱情的最佳场景。
从上述西湖小说的场景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它与“东京小说”不同的取向，即从市井向自然 的偏移，而且也隐约可以感受到它向中国传统抒情文学的靠拢。当场景的选择和描写与诗歌 中的意象表现接近时，西湖小说又折射出一种诗意的美，这也就是我在前面强调场景不同于 场所的原因。质言之，场景绝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或结构上的要素，它是地域文化在小说 叙 述中的一个凝结。近十几年，叙事学理论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运用得较为普遍，由于其基 本术语都是从欧美移植过来的，并不完全符合古代小说的实际；而过于形式化的思路，也阉 割了小说的丰富性，不足以揭示小说叙述的真正成就。西湖作为小说场景的广泛出现，也许 给我们又一个启发，即我们可以从古代小说中提炼相关的命题，使之与形象构成、情节类型 等研究相呼应，探讨中国小说独特的叙事特点及其理论表述。
总而言之，西湖小说在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这种重要性不只在于这 些作品反映的社会内容如何深广、艺术水平如何的精湛——就这一点而言，其他小说多有出 于其上的。最值得重视的也许是，为什么杭州和西湖能造就如此广泛的创作群？而这些作品 又以怎样的姿态折射出小说家们对区域文化以及特定城市生活的体认？如前所述，杭州在小 说史上并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但是，确实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地方像杭州那样，在中国 小说中得到了如此全面和鲜明地表现。这显然与杭州文化的个性分不开。不过，也正是由于 这种个性，具体地说，就是由于西湖丰厚的文化积淀和优美的自然景观，在一定程度上也冲 淡了杭州市井的世俗气息，并遮蔽了小说家审视城市社会新动向的眼光。当然，这不仅仅是 小说家的局限，即使是晚明所谓思想最解放的文人，面对西湖，最终也还是遁入了高雅的精 神世界，这只消看一下张岱著名的《湖心亭赏雪》所流露出的孤芳自赏情趣就不难理解了。 这也是为什么《儒林外史》描写“马二先生游西湖——全无会心”成为经典片断的原因。
众所周知，以话本小说为代表的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在清代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下去。我不知 道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究竟是中国古代城市自身发展的缓慢，使这种原本属于市民的文艺形 式先天不足，还是由于小说在演进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疏离了城市生活的核心，从而失去了 与时共进的活力。不错，我们在西湖小说中也能看到不少城市生活特有的情景，但它们几乎 是与其他描写毫无差异地自然呈现出来的。城市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社会实体在中国小说中 打下深深的烙印，也许还是到了晚清才开始。当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极为鲜明地把乡下 人到上海“闯世界”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来描写时，城市就不只是一个喧嚣的场景了， 它确确实实是一种新的文化。所以，传统的道德批判在韩邦庆那里，渐次让位于“个人感受 ”——一种在城市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特殊心理与价值观念（注：王德威曾指出《海上花列传》“预言上海行将崛起的都市风貌”，“试图以一种真正对
话方式，进行一场美德与诱惑的辩证。”洵为精当之见。参见其《想像中国的方法》，三联
书店1998年版，第13、31页。）
。它使我们想到欧洲都市化为现
实主义作家提供的关于某人到大城市去寻求出路，却只落得惨败结局的主题（注：参见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中译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02页。）。也许，宋明 以来的城市与近代城市终究还有很大的不同。从这一点来说，晚明与晚清虽然只有一步之遥 ，但至少对小说家来说，还是跨越了几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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