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及其政策价值分析_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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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迅猛发展的国际贸易显现出日益纷繁复杂的贸易态势,以比较优势原理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已很难完全给以确切的诠释。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新贸易理论则从新的角度,借鉴新的研究方法,对比较优势和利益获取进行了动态和细分的考察,硕果累累。其中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便是一系列新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堪称为新国际贸易理论的一朵奇葩。本文拟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逻辑起点、理论要诣及其政策价值作一番探讨。旨在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为国家和企业决策部门制定国际经济贸易战略、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逻辑起点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逻辑起点应当是绝对优势理论。国家优势理论最早源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论或称绝对成本论。该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均有其绝对有利的适合某些特定产品生产的条件,如果各国都按照其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去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彼此交换产品,那么它们就能有效地利用各自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从而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增加贸易各国的物质财富和社会福利。实际上这也是竞争,不过这是一种低层次自然禀赋差异的竞争罢了。

斯密理论固然正确,但有一个前提条件是各国都存在有别于别国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生产条件,即一个国家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有绝对优势。如果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生产上都没有绝对优势,那么这个国家是否可以参加国际分工呢?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解决了这一问题。根据斯密的观点,一个国家输出的商品一定是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生产成本绝对低于他国的商品,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一个国家不一定生产各种商品,而应集中生产那些利益较大或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出口在生产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进口在生产率方面具有比较劣势的商品,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生产总量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这就是比较优势论。

比较优势论成功地解决了绝对优势论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到底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比较成本差别呢? 在这方面, Heckscher—Ohlin要素禀赋理论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根据该理论,在不同国家同种产品的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生产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

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形态上相当成功,并在较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但它们终究只是粗略考察供给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忽略了需求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此外,国际贸易已经渐渐向着要素禀赋、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间的贸易发展,收入越高的国家之间,其相同产业中相似产品的“产业内贸易”越发达,这无疑构成了对要素禀赋理论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二战后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涌现了诸如新要素贸易理论、收入偏好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等各具特色的解释框架,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国际分工、贸易和竞争的理解。但由于它们只是对贸易现实的某一方面进行的解释,又各有自己的特殊假设,相互之间以及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间尚未建立起有机的联系,所以还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贸易实践的发展,呼唤着更具统一性和说服力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出现。美国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ter)1990 年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书中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也称“波特菱形理论”),发展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实现了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飞跃。

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飞跃

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实际上也是一种竞争理论,不过它强调的是一国处于相对优势的行业和产品参与国际竞争,而不是一国的所有行业和产品都参与国际竞争,形成整体竞争优势。

波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中心思想是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国际竞争中是否赢得优势,它强调不仅一国的所有行业和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并且要形成国家整体的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的取得,关键在于以下四个基本要素和两个辅助要素的整合作用。

(一)资源与才能要素。它是指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状况,包括熟练劳动力,以及在某行业竞争所必须具备的基础设施条件。波特把这类要素按等级划分成基本要素(或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两大类。前者是指一国先天拥有或不需太大代价便能得到的要素,如自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人口统计特征,后者则指必须通过长期投资和培育才能创造出来的要素,如通讯基础设施、复杂和熟练劳动力、科研设施以及专门技术知识。波特认为,高级要素对竞争优势具有更重要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级要素与自然赋于的基本要素不同的是人、企业以及政府投资的结果。因此,政府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投资——通过提高人口的普通技能和知识水平,通过刺激和鼓励在高等教育与科研机构的高级研究——将极大地提高国家的高级要素质量。

高级要素与基本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基本要素可以为一国提供一些初始的优势,这些优势随着在高级要素方面的投资得到加强和扩展。反过来讲,基本要素方面的劣势地位会形成一种向高级要素方面投资的压力。日本便是这种现象的最明显的例子,作为一个严重缺乏可耕地和自然矿产资源的国家,日本通过国民教育投资,创造了丰富的高级才能要素。事实上,日本拥有庞大的工程师队伍,就是日本在许多制造行业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二)需求要素,特别是国内市场的需求状况。需求要素,指对某个行业产品或服务的国内需求性质。波特十分强调国内需求在刺激和提高国家竞争优势中的作用。一般说来,企业对最接近的顾客的需求反应最敏感。因此,国内需求的特点对塑造本国产品的特色,产生技术创新和提高质量的压力起着尤其重要的作用。波特认为,如果一国国内的消费者是成熟复杂和苛刻挑剔的话,会有助于该国企业赢得国际竞争优势,因为成熟复杂和苛刻的消费者会迫使本国企业努力达到产品高质量标准和产品创新。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成熟复杂和苛刻的顾客促使本地两大电信设备制造厂商——芬兰的“诺基亚(Nokia )”和瑞典的“爱立信(Ericsson)”早在其它发达国家对移动电话需求形成之前就开始大规模投资移动电话技术。结果,“诺基亚(Nokia)”、 “爱立信(Ericsson)”以及“摩托罗拉(Motorola)”成为当今全球移动电话设备行业的三大巨头。反之,如果本国企业不能应付挑战,那么国内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势必会受到外国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强烈引导,最终将本国市场拱手让给外国厂商。

(三)相关和辅助性行业。它是指国内是否存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供应商和相关辅助行业。在国内拥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供应商和相关辅助性行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贸易能够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条件,相关行业和辅助性行业在高级生产要素方面投资的好处,将在行业之间相互扩溢产生“溢出效应”。从而有助于这些行业取得国际竞争的有利地位。例如瑞典在制造组装金属产品领域(如滚珠轴承等)的竞争优势就得益于瑞典自身特种工业的世界领先技术力量。同样,美国的电脑产品的全球竞争优势,得益于美国世界领先的半导体工业技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行业如此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具有竞争优势的相关行业趋向集中,形成竞争优势行业群,象德国的纺织和服装行业就是这样一个关联行业群。它包括从高质棉、高质羊毛、高质合成纤维、缝纫机针的生产、加工,一直到机械领域。

(四)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它们是指一国国内支配企业创建、组织和管理的条件。作为国民经济细胞的企业,都有其各自的规模、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竞争目标、管理模式等,它们的选择和运作,不仅与企业内部条件和所处产业的性质有关,而且取决于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例如一些消费资料部门,为了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赢得竞争优势,企业的组织结构必须精干灵活;而制造大型机械或精密仪器的生产资料部门要赢得竞争优势,企业必须保持组织管理上的严格有序,形成规范的组织结构。

波特同时强调,国内同行业中的激烈竞争是该行业产生竞争优势并强劲不衰的重要条件,他反对传统理论有关“国内竞争是一种资源浪费”的观念,明确提出了,必须抛弃政府提供的特殊关照,以扶持国内少数企业成长的政策,否则企业将走不出“政府保护——不思创新——竞争无力——进一步保护”的怪圈。诚然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在短期内可能会损失一些资源,但从长远看,则利大于弊。国内竞争给企业带来创新、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通过投资提升高级生产要素等一系列压力,这一切都有利于产生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同时国内的激烈竞争,也会直接削弱企业相对于国外竞争者所可能享有的一些优势,从而促进企业努力“苦练内功”,争取获得更为持久更为独特的优势地位,最后,也正是国内激烈的竞争,迫使企业向外部扩张,力求达到和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占领国际市场。

除了上述四个基本因素之外,机遇和政府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对国家整体竞争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包括重大技术革新在内的一些机遇事件会产生某种进程中断或突变效果,从而导致原有行业结构解体与重构。给一国的企业提供排挤和取代另一国企业的机会。政府部门通过政策选择,能够削弱或增强国家竞争优势,例如法规可以改变国内需求条件,反托拉斯法能够影响行业内竞争的程度等。

三、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政策价值分析

与其他国际贸易理论相比,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有多方面的重大突破。它不仅对当今国际经济和贸易格局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而且对国家未来贸易地位的变化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预见性,为我们从事国际经济贸易理论研究及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一)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关键是优势产业的建立和创新。波特指出,只有抓住产业这个经济运行的主体进行分析,才能正确理解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而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关键在于优势产业的建立,凡优势产业大多是生产效率高的产业,而产业不断提高生产率的源泉在于企业建立和培育自我加压、不断进取的创新机制。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对于企业建立积极进取的创新机制不无深刻的启迪。(1)企业应有“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的不畏风险的创新精神。企业在创新过程中肯定有风险,但不能回避风险相反要迎接挑战。通过创新化险为夷,变挑战为机遇,比如开拓市场,就要主动寻找最为挑剔、最难侍候的顾客,并充分满足其需求。同时企业要主动寻找最富有挑战性的竞争者并与之公平竞争。为了保证竞争的成功,企业内部应尽可能严格地制定管理规范、质量标准,并严格实施。此外企业要通过提高待遇,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并做到人尽其才,以防人才外流,提高雇员对企业的忠诚度和他们的工作技能。(2 )企业要建立创新环境预警系统。通过这一系统不断观察和分析顾客需求、技术开发、营销渠道等方面的形势变化,以利于在创新竞争中先发制人、掌握主动权。(3)企业创新应以国内为本。在本国进行核心战略制定、 关键技术研究和主导产品的开发,并努力协助本国上游产品供应者,提高效率,同时要促进客户不断提高需求档次,并与它们共同合成优势产业群,为保证优势产业群具有强劲的国际竞争力,并经久不衰,企业在规模经济的前提下,应抵挡住合并的诱惑,刻意保留国内竞争者,努力开拓国际市场,通过艰难的国内外竞争换取高效率。(4 )在与国外厂商的合作中,争做元帅,不当士兵。企业与国外厂商合作不能成为长期合作中的士兵(追随者),必须建立起元帅的领导地位。否则这种合作会限制企业追求卓越、不断进取。

(二)国家竞争优势的提高,有赖于政府作用的发挥。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系统地阐述了政府在提高竞争优势中所发挥的作用。波特认为,政府在提高国家竞争优势中应起一种催化和激发企业创造欲的作用。政府政策成功的关键既不是越俎代庖,也不是无所作为,而在于为企业创造一个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

波特理论对于政府制定政策指导意义深刻。(1 )政府不仅要承担一些基本、公用事业的职责(例如,初、中级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全民医疗保健等,政府应根据国力,逐年加大对它们的投资),同时还应特别注重对国内专门要素的培育,这里的专门要素是指那些高级、且与特定产业关联,并对形成竞争优势有特殊意义的那些生产要素,如一些专门性高级技工、与新兴工业直接接轨的科研机构等。(2 )政府要致力于营造一个市场化的宏观环境,要让生产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健康有序地运行,那些以种种理由故意压低生产要素价格和本国货币汇率,甚至冠之以各种名目的政府补贴,试图以此来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政策,最终往往是事与愿违。(3)政府要强制实施产品质量、 安全与环境标准,促使企业技术创新及产品质量创新,更好地满足顾客和全社会的需要。相关措施应当赶超国际标准,从而使得本国企业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捷足先登处于有利地位,(4 )政府要制定并有效实施反垄断法,防止国内同产业的企业间的超出一定限度的横向联合或合谋垄断。在观念上必须抛弃“合并、兼并必然有益”的理念,认识到垄断可能严重损害企业活力。甚至在鼓励国内大企业之间搞合作研究开发这类问题上,政府也要谨慎,因为企业独立的研究开发有利于增强企业技术和产品的独特性,促进企业发挥创造力。(5 )政府要放宽对于国际贸易的管制,贸易政策的重点,是促进贸易各国相互开放市场,而不是相互设立配额和提高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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