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德良[1]2003年在《竞争型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电信与计算机行业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企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外部资金，融资成为企业日益关心的问题。企业在进行融资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融资成本问题，企业的资本结构是直接影响企业融资成本的关键因素。随着上市公司竞争的加剧，资本结构对公司竞争力的影响日益显着，导致不少竞争型企业的融资决策和资本结构管理行为是企业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环境、公司战略以及资本市场环境的商业选择。这些企业的资本结构是否合理呢?这是企业和监管机构都非常关心的问题。由于企业的最终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因此，考察目前竞争型企业的资本结构水平与企业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显得非常迫切。 本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是本文的绪论，主要阐述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在现代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竞争型企业的资本结构管理特点，重点阐明了产品竞争与资本结构的动态机制关系。 第二章首先总结了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历程，包括传统的资本结构理论、现代的资本结构理论和新资本结构理论，接着对MM理论和权衡理论的实证检验研究方法作了详细介绍，最后总结了我国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情况，并重点分析了我国资本结构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第叁章主要阐述了我国的研究背景、分析资本市场达到弱型有效研究假设合理性，并对资本成本、企业价值和资本结构等操作性变量进行了设定。其中笔者针对我国现实情况，对债务融资的构成、利息支出的处理等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分析与调整。同时在本章还介绍了数据的来源和样本选取情况。 第四章笔者应用统计方法和2000年和2001年沪市电信与计算机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研究了电信与计算机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情况，研究发现，电信与计算机行业上市公司的长期债务融资水平偏低，而短期债务融资水平较高。在综合考虑到各种研究方法的利弊之后，笔者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检验了电信与计算机行业我国上市公司目前资本结构水平与企业价值对应关系。 第五章主要阐述了根据研究发现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和相关结论。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电信与计算机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与加权资本成本显着正相关。根据权衡理论，我国企业目前的负债水平过高。企业应该通过适当降低财务杠杆的方法来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监管机构应该适当降低对电信与计算机行业等竞争性行业上市公司的融资要求，鼓励其进行权益性融资。另外短期财务杠杆与加权资本成本正相关，企业应适当降低短期债务融资，但是长期财务杠杆与公司资本成本负相关，说明上市公司应在降低债务融资规模时中应该提高长期债务融资的比例。在本章最后是对论文局限性的总结和后续研究的建议。
江剑平[2]2016年在《中国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效果评估研究》文中指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在中共十五大正式确立。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收入分配制度是影响国有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处理不好容易引起社会诟病。本文通过构建以参与权、收入权和保障权为核心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论分析框架,结合现有研究将我国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划分为“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改革探索时期(1979-1992)、改革突破时期(1993-2002)、改革完善时期(2003-至今)”等四个阶段,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年至2007年的相关数据,对国有企业内部的要素分配格局按所有制、行业垄断、地区、规模、行业等进行分类测算;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收入差距进行测算,并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和不平等指数对收入差距进行了合理性评估;紧接着对劳动报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评估研究;另外还对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主要得出六个方面的结论。第一,人力资本天然地附着在劳动者身上,是劳动者的个人私产,提高劳动报酬能够提升企业绩效。第二,国有企业相对而言要更加注重劳动者的利益。通过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要素分配格局进行详细的测算,本文发现国有企业的劳动要素收入占比相对而言要高于非国有企业。第叁,国有企业的收入结构不合理,工资收入占比较低,福利收入的不合理成分较高。长期以来,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工资总额进行了控制,因此国有企业职工的基本工资通常都要低于非国有企业职工的基本工资;但是在福利收入方面,国有企业职工的待遇则要显着优于非国有企业职工的福利待遇,这种分配结果未能充分激发国有企业职工的工作积极性。第四,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比例较低。通过测算得出,2006年至2015年中央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收入总计为7465.07亿元,扣税后的净利润总额为95956.8亿元,利润上缴比例为7.78%;2012年至2015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上缴的利润收入总计为7807.64亿元,净利润总额为70352.3亿元,利润上缴比例为11.1%,远低于发达国家20%-50%的水平。第五,国有资本经营支出中用于民生改善的金额和比例都较低。通过测算得出2010年至2014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中用于民生改善的支出总额为534.69亿元,而中央国有经营总支出为4638.62亿元,占比为11.52%;2010年至2014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支出为6289.55亿元,而用于民生的总支出仅为597.37亿元,占比为9.5%。第六,要加快将金融类国有企业的利润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金融业属于寡头竞争型行业,其资本回报率通常保持在较高水平,并且其回报率一般而言要高于国有工业企业的回报率。仅是五大国有银行,2015年其净利润之和就已超过9200亿元,如果按照目前第一类上缴比例25%计算,那么五大国有银行就可以提供2312亿元的财政收入,完全可以解决当前的农村贫困人口问题。最后,围绕权利配置,本文从国家、企业和居民叁个层面的权利配置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在国家层面,国家要让国有企业的参与权与收入权相匹配,同时要实现对金融类国有企业的收入权;在企业层面,企业要让职工的参与权与收入权相匹配;在居民层面,国家要让国有资本的收入权与居民的保障权相匹配。相比其他相关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第一,提出将公正分配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衡量标准。公正分配的核心是承认收入差距,但是收入差距必须要保持在合理范围内。第二,继承和发展了叁权理论,并将其应用于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效果评估,既从微观层面为我国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又从宏观层面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战略制定提供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指导思路。第叁,提出了权利配置要匹配的重要概念,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势参与权要与强势收入权相匹配,二是收入权要与保障权相匹配,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的大部分比例应用于民生改善和社会福利的改进。
丁茜[3]2013年在《行业竞争、企业社会责任与债务融资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征程中,上市企业的贡献巨大。作为中国企业群体中最为重要和特殊的一类,除了传统上要求其提高盈利水平和股东实际投资回报外,上市企业不仅要担当起支撑国内经济发展的重任,而且逐渐对上市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企业社会形象是否良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现代企业来说,融资能力的大小对企业的发展尤为重要,在上市企业融资与再融资的过程中,社会各界大多鼎力相助,上市企业是否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声誉将直接影响其融资能力的大小。实践证明,在企业所有的融资渠道中,债务融资对于企业的外部融资和增长作用非凡,那么如何通过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来提升上市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呢?尤其是在当今行业竞争变得更为激烈和动态化的大环境下,企业不得不根据具体的行业竞争特征制定差异化的债务融资决策,那么行业竞争究竟是如何影响企业债务融资的呢?行业竞争能否调节上市企业社会责任与债务融资决策间的关系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和实证检验的。考虑到上市企业嵌套在具体行业的特性,行业竞争特征既可能直接影响企业的行为,也有可能对企业行为间的作用机制产生调节作用,因此本研究将基于企业和行业两层的跨层次模型,利用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年至2011年的数据,对行业竞争、企业社会责任与债务融资这叁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对债务融资决策有着直接的影响。即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将会显着的降低债务融资成本,会使企业更容易获得短期债务融资,并将显着改善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结构,即显着提升商业信用融资比率,降低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比率。(2)行业竞争对债务融资有着显着的直接影响。即激烈的行业竞争将直接导致较高的债务融资成本,降低行业内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需求,却会相应地提升其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比率,同时还对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决策产生倒“U”形的影响。(3)行业竞争因素具有调节作用,能够调节企业社会责任与债务融资决策间的关系。即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企业面临的债务融资成本将越低,将获得更大比率的商业信用融资,但会降低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的比重,进而对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产生调节作用,使得短期债务融资比率有所上升。
陈雅芳[4]2005年在《管理者控制权与资本结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自公司制企业发展以来,中外学者就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求解“资本结构之迷”,从传统资本结构理论到MM定理的突破,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在不断开拓研究思路,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80年代改革开放后,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逐渐认识到资本结构问题,开始了对资本结构的一系列研究。我国学术界主要从资本成本测算、股权融资偏好和影响因素等角度展开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这些研究对优化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是,至今这些研究仍无法完整的解释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中“重股轻债”的问题。 本文以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为理论原点,采用规范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管理者持股比例为控制权的替代变量,研究管理者控制权与资本结构之间的相关关系,以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行为。 第一章是本文的概论部分,分析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我国资本结构研究的现状,介绍了研究思路与文章的整体框架,并界定了资本结构、股权结构和控制权结构的概念。 第二章—第四章是文章规范研究的主体部分,回顾了现代资本结构的理论成果:分析了我国管理者股权激励的主要方式及股权激励的理论基础;分析了我国资本结构的现状,由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这个问题很多学者也作过解释,本文概括了已有的解释。 第五章首先回顾了国内外的有关实证结果,分析了管理者控制权与资本结构的管理,并依据资本结构的控制权理论提出两个研究假设;然后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434家对管理者采取股权激励的公司为样本,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最后分析实证检验的结果,主要结论是:我国管理者持股比例与资本结构负相关,这种关系与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不相符,但是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行为相符。接着,本文分析了形成这个结论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第六章介绍了全文的不足之处和未来研究的一些设想。
孙金华[5]2006年在《经济转轨时期企业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的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公司金融理论的发展，人们对企业资本结构的研究视界逐渐拓宽，其中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的互动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不仅跨越公司金融和产业组织两大学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在商业实践中，为企业经营者将融资决策、资本结构选择同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策略和竞争能力直观地联系起来，特别是处于经济转型的中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资本市场的完善和缩短企业在全球市场竞争中与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的差距，因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经济转轨时期中国企业资本结构选择和产品市场竞争的特点入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系统地研究了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从产品市场竞争的角度对中国企业的资本结构选择提出了新的解释，并将股权结构引入分析框架，拓宽了该领域现有文献中对代理问题的研究思路。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走过了初期的探索和体制的初步建立阶段。由于不同行业和地区在转轨方面的不同步，导致垄断与竞争、竞争不足与过度竞争并存的现象。外资的进入、加入WTO以及民营经济的发展对中国产业组织的优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相关行业的市场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转型时期中国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与成熟市场条件下是有差异的，其中特殊的股权结构是市场发达国家所没有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股权融资的偏好，财务杠杆偏低，部分行业的资本结构与行业竞争结构和收益风险特征不匹配。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转轨经济时期企业资本结构决定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之间的一般性关系，并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竞争行业样本，采用适当的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指标，对有关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二者之间呈二次平方关系的结论。这充分表明，企业要取得竞争优势和良好的绩效，在进行资本结构决策的时候，必须考虑其所处行业的市场结构和竞争方式。
蒋雪湘[6]2009年在《产业融合环境下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组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1世纪以来, IT业、通信业、出版业、传媒业等产业间的边界不断模糊和收缩,产业间的交叉业务越来越普遍,产业融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产业融合环境下,我国图书出版产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都发生了改变。市场主体增多,市场集中发生互逆效应,既加剧了竞争,又促进了垄断；新技术、新媒体产品的出现为消费者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长尾需求曲线的出现推动市场行为转向范围经济；产业融合环境下的网络外部性、梅特卡夫定律引起产业链价值变迁,内容资源成为增值价值环节；产业融合突破资源产业边界,提高共有资源利用率,节约成本,促进有效竞争,推动产业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从总体上考察,我国图书出版产业发展还存在种种问题：我国图书出版产业集中度低,产品结构单一,过度依赖教材教辅；市场形成森严的行政进入壁垒和地区条块分割；出版社长期享受计划经济下的垄断利润,市场行为同质化,缺乏市场竞争意识。本研究主要针对我国图书出版产业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其他经济管理理论,全面系统地研究我国图书出版产业组织现状以及合理化目标模式,结合产业融合环境下产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实现合理化目标的途径和方式,建立有效市场竞争结构,推进产业融合发展,满足人们个性化文化消费需求,使我国图书出版产业组织趋向合理化,提高产业绩效水平,促进该产业在产业融合环境下健康、持续、快速发展。本文对我国图书出版产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现状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图书出版产业整体产业集中度低,市场分散、条块分割、呈原子型结构,教材图书出版集中度高,呈高垄断结构；产品结构不均衡,教材教辅“一枝独大”,同质化现象严重；市场行政进入壁垒高,资产需要量构成一定的经济壁垒。电子图书的掠夺性定价降低了传统图书的收入需求弹性,图书出版市场上以价格战来争夺销售码洋和市场份额；教材市场上呈现非合作竞争策略特征,形成刚性进入壁垒；我国图书出版市场行为主要为组织调整行为,从1999年开始进行集团化改革,这一行为提高了我国图书出版产业集中度,但没有改变原子型市场结构,而且集团化改革中还存在市场动力不足、地区并购行政壁垒尚未打破、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问题。我国图书出版市场存在政府交叉补贴、买卖书号、刚性进入壁垒,因此我国图书出版产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不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由于出版企业一直是粗放型管理,因此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不高,存在X非效率；教材出版市场呈现规模经济,但我国图书出版市场规模结构无效率；通过对我国图书出版市场结构、行为和绩效的实证分析,发现该产业存在“相对市场力量”假说,X效率、规模结构效率和市场绩效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实现产业规模结构效率和X效率能促进市场绩效的改善。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通过与国外图书出版产业发达国家的产业组织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并结合产业融合环境特点,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了产业融合环境下产业组织合理化评价指标,提出了适合我国图书出版产业组织合理化目标模式：建立“寡头主导、大-中-小”结合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促进有效竞争,既有规模经济,又有竞争活力；提高产业融合度,促进融合发展；进行个性化需求生产,为人们提供多样化文化消费选择。本文在确定我国图书出版产业组织合理化目标模式的基础上,结合产业融合环境下产业经济运行规律,有重点地探讨了如何推进我国图书出版产业组织趋向合理化的方式和实施途径。主要有：深化我国出版体制改革,培育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建立科学的组织管理制度,提高企业X效率；重构增值价值链“内容集中平台”,搭建模块化的生产网络；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推进教材市场的并购、打造教材出版龙头企业,通过推进资本化运营、组建“国际传媒巨鳄”,以建立有效竞争市场结构,实现“寡头主导、大-中-小”结合的产业组织合理化目标。最后,本文提出了我国图书出版产业组织趋向合理化的调整方向以及具体政策建议：促进有效竞争,提升产业自组织能力；纠偏政府行为的“合成谬误”,改革教材采购模式；激励创新人才、提高创意性竞争力,促进文化传承；放松产业管制,增进产业融合,使我国图书出版产业发展更壮大、更繁荣。
赵惠萍[7]2013年在《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国家与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关系总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而出现相应调整与变化。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我国国有企业未向国家上缴过任何收益。2005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一篇意义重大的研究报告——《国企分红：分不分?分多少?》,激起了各界对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热烈讨论和持续研究。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机制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方面看,收益分配有利于改善公共财政资源的整体配置,有利于缓解长期储蓄、消费失衡所导致的结构性问题,有利于真正启动国内消费需求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从微观方面看,收益分配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有助于降低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程度,减少代理成本。此外,国有资本收益分配还能够推动民生不断改善,增强社会稳定。鉴于此,2007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2010年12月财政部又颁发了《关于完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事项的通知》,这使得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在机制建设和具体实践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然而,各界普遍认为,现阶段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比例不合理、配套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依然突出。本文基于我国国有企业的特征,结合国有所有权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和收益分配的代理理论,围绕“文献综述和基础理论一历史沿革和现状分析——实效检验——他国经验——机制构建”分析路径逐层推进,重点探讨完善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机制及构架的有关思路。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已有研究进行回顾和评析,试图找出研究的切入点。其次,整理了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基础理论。然后,分别回顾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改革历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沿革,梳理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与企业之间利润分配的历史规律,并对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再次,通过数据分析和实证研究考察了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新政对国有企业投资绩效和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总体上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抑制,并且对企业业绩有相当正面的推动作用。然后,分析比较了其他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制度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以便给我国提供最直接的借鉴与参考。最后,基于国有资产委托代理链条视角,构建了完善的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机制框架,具体包括：收益分配比例决定机制和收益分配配套机制的构建。其中,分配比例决定机制的构建应该充分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类型差异和不同类型企业利润性质、利润构成的差异,并结合我国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特点和改革发展阶段选择适宜的分配模式,使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尽快实现与公共预算的对接。与此同时,还需要考虑国有资产委托代理链条中各个层次的委托代理问题对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效果的内生性影响。
李德升[8]2012年在《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文中提出软件产业是信息产业的核心和灵魂,具有高成长性、高附加值、高带动性、低能耗等特点,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不断普及,软件技术和软件产品广泛应用,软件产业快速发展,成为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同时,软件技术和软件产品在各行各业不断扩散和渗透,带动了其他产业进而是整个经济的增长。目前,软件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部分,世界各国对软件产业越来越重视,将其作为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不遗余力地支持其创新和发展。经过二叁十年的发展,尤其是近十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软件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创新能力得到较大提升,培育出一批骨干企业和人才队伍,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美国、欧盟、印度等软件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软件产业整体发展水平仍比较低,国际竞争力不强,自主创新水平较弱。由于软件产业具有技术外溢性、高风险、高投资、产业带动性强等特点,而且与国际科技竞争和国家信息安全密切相关,世界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促进软件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实施了各种财税支持政策。我国基本形成了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但许多政策还不够完善,需要适应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进行调整和改进。国内对促进软件产业发展的相关研究中,对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系统的研究也较少。本文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国际经验借鉴与国内实践比较相结合的方法,以相关理论为基础,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结合我国软件产业实际情况,分析了财税政策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依据、必要性、原理、效果和具体措施,对支持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进行研究,探讨了促进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其他配套政策,力图形成我国软件产业财税政策的分析框架,并提出政策建议。全文共8章,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为绪论,主要分析本选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并对软件产业领域的研究进行国内外文献综述,安排与介绍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及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2章是软件产业的特征与发展意义,主要介绍了软件和软件产业的概念、分类和特征,从全球背景、国际竞争和国内现实等角度分析了促进软件产业发展的现实必要性,并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了软件产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提出促进软件产业发展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就业、国家安全等都有重要意义。第3章是软件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简述了经济发展理论、演化经济学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并从这些理论视角对软件产业发展进行研究,探讨了信息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软件产业的演化机理和演化动力机制、软件产业的生命周期、集聚发展和后发优势、软件产业的技术进步机制和创新模式、软件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等理论性问题。第4章主要对我国软件产业发展进行分析,首先回顾了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经历的四个阶段,然后重点对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现状、发展特点、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我国软件产业的主要发展特点是：产业生态体系逐步完善；产业增长在高位趋于平稳；产业结构向服务化方向调整加快；业务向价值链中高端发展；新技术新模式为产业带来新的增长点；企业兼并重组现象增多。同时,我国软件产业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国际竞争力较弱、企业规模普遍偏小、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市场环境有待完善等,还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成本不断上升、行业规范管理更加复杂等挑战。第5章的主题是软件产业发展中的财税政策理论基础。本章首先从政府支持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出发,分析了软件产业发展中政府的作用,提出了政府介入软件产业的基本理论依据,并阐述了财税政策是政府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其次,本章分析了财税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政策工具、政策作用环节和政策支持的主要领域。第6章为我国软件产业财税政策评价,主要回顾了我国软件产业财税政策及相关制度的演变历程,总结了我国现行软件产业的主要财税政策,并对其效果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然后对现行软件产业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整体上看,我国已经形成软件产业财税政策基本体系,政策效果也比较明显,但政策间的协调性不够,优惠方式和支持对象的选择不够科学,政策对相关因素和中小企业考虑不周,政策在实际操作还存在交叉、模糊不清的问题。第7章的主要任务在于总结和梳理世界软件产业发展较为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在运用财税政策促进其发展方面的主要做法和成功经验。本章主要选取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爱尔兰等国家和地区为样本,分别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战略举措和财税政策进行总结,并对财税政策的共同点和差异性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各国在促进软件产业发展方面,财税政策手段工具多种多样,而且各国都非常重视产学研结合和成果转化,同时各国还异常重视中小企业的作用,并以立法来保障财税政策与其他政策的连贯性与协调性。这些国外经验为我国软件产业财税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提供了难得的参考和借鉴。第8章是我国软件产业财税政策选择及相关建议。为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功能,更好地促进软件产业发展,本章首先明确了完善我国软件产业财税支持政策体系的原则、目标与方向,认为要加强政策间的整合和统筹,支持重点转向技术研发,支持方式从直接优惠为主转向直接优惠与间接优惠并重,优惠对象从特定企业转向以项目和业务为主,优惠倾向从规模企业转向中小企业,并要充分发挥政策对社会资本的引导和带动作用。然后,本章从财政支出、税收优惠和财政投融资叁个方面提出促进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具体的财税政策建议,并初步形成我国软件产业财税政策支持框架。软件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财税政策的支持,更需要一系列环境的配合。本章进而提出了促进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其他配套政策建议,包括完善自主创新体系、完善市场环境、加强投融资体系建设、加快人才培养和引进、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最后,本章还对软件产业财税政策绩效管理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加强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和提升税收优惠政策绩效的建议。
赵淑英[9]2014年在《模块化生产网络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模块化具有“持续创新+敏捷制造”的特征，可最大限度地发挥产品研发和设计的自由度，对市场多变的个性化的需求能快速响应，所以，在计算机、汽车、手机、建筑、家具等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强调个性化的持续创新的高技术复杂产品系统得到广泛应用，并有日渐扩大趋势，导致这些行业产业组织形态演化出现模块化网络化新趋势。模块化以及模块化生产网络因对高技术复杂产品系统技术创新的独特影响引起国内外学者高度关注。国内外学者结合计算机、汽车、手机等产业，主要从技术操作层面和产业组织模块化层面关于模块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但模块化是个全球开放系统，应融入模块化带来的全球范围的影响，即从模块化生产网络视角，深入分析模块化生产网络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并使用模块化最彻底的计算机制造业行业数据给予实证检验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在学术界对这些问题还鲜有研究的情况下。研究结论对引导中国本土计算机制造业如何高效利用模块化生产网络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进而实现产业升级意义重大。本文从理论与实证相结合角度展开研究。首先使用产业组织理论、分工理论和博弈论等系统地分析了模块化生产网络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模块化生产网络通过模块化分工、“背对背”竞争、合作和技术溢出四种途径影响技术创新。其次，因计算机制造业是模块化最彻底的产业，是模块化的典型代表，且本土企业较“叁资”企业更能代表一个国家技术创新能力。接下来，对中国本土计算机制造业的模块化生产网络和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了全面分析，包括中国本土PC产业产品设计和生产模块化分析、中国本土PC产业在模块化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分析、参与模块化生产网络后中国本土计算机制造业的研制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分析。最后，利用1995-2012年中国本土计算机制造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模块化生产网络对中国本土计算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进而验证了模块化生产网络对技术创新影响机理是否成立。因为创新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增加创新绩效利润，所以进一步完成了模块化生产网络对中国本土计算机制造业创新绩效利润影响的扩展检验。同时，还做了中国本土计算机制造业R&D经费投入“挤出”效应的进一步分析讨论，以便给模块化生产网络对中国本土计算机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更加全面的分析与检验。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论文提出的模块化生产网络对技术创新影响机理成立，模块化生产网络内具有垂直专业化分工技术特征的模块化分工深化、模块化分权基因带来“背对背”竞争加剧、合作加强和知识共享带来的更多技术溢出有利于提升中国本土计算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第二，参与模块化生产网络，有利于增加中国本土计算机制造业创新绩效利润。同时，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本土计算机制造业R&D经费投入不存在“挤出”效应，即中国本土计算机制造业自主R&D资源没有因垂直专业化分工从创新系统中“漏出”。第叁，依据中国台湾以低端价值模块切入全球价值链最终实现成功转型的经验分析，对中国本土计算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瓶颈给出一个与文献不同的解释——中国本土计算机制造业自身的原因和没有高效利用好模块化生产网络原因，导致中国本土计算机制造业不能向模块化的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本文研究结论对始终由技术创新驱动的关系国计民生的中国本土计算机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存在一定的启示作用，对实施模块化生产方式，参与模块化生产网络的其他行业如何高效利用模块化生产网络提升自身技术创新能力，进而实现产业升级也具有借鉴意义。实证检验的结果也能在某种程度上验证鲍德温、克拉克和青木昌彦等学者与该问题相关的一些理论分析，因为本文提出的影响机理中的一部分是源于他们的思想，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基于他们的理论分析进行后续的实证检验。
魏芳[10]2010年在《基于产业组织的高技术产业成长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技术创新的推动和产业规制的放松,高技术产业成长出现集聚化、融合化、模块化等现代特征和趋势,高技术产业组织呈现出纵向分离和网络化的发展趋势。在产业新的发展趋势下,如何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健康快速成长,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运用产业组织理论、产业成长理论、自组织理论方法等相关理论和方法,从产业组织的视角对高技术产业成长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构建了高技术产业成长的集聚化、融合化和模块化等现代特征和趋势相适应的产业组织模式,揭示了产业组织结构促进高技术产业成长的作用机制。这一研究对于丰富和发展产业发展理论,对于制定高技术产业发展政策,指导高技术产业健康快速成长,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全文共七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叁章为基础理论,明确界定了高技术产业成长内涵,分析了高技术产业成长的生命周期、成长阶段和演化规律,研究了产业组织结构与高技术产业成长的相互关系,揭示了高技术产业成长的现代趋势和组织特征,为本文的研究奠定相应的理论基础；第四章到第六章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构建了与高技术产业在集聚化、融合化和模块化发展趋势相适应的产业组织模式,揭示了产业组织结构优化促进高技术产业成长的作用机制;第七章是对全文工作的总结和展望。研究表明,产业组织绩效的提升是高技术产业成长的重要标志,包括产业规模的扩大(成长规模),产业创新率的提高(成长质量),产业利润率的增加(成长效益)等；产业组织结构则是决定高技术产业成长的关键因素。高技术产业发展已呈现出集聚化、融合化、模块化的特征和趋势,与此相适应的已不再是由企业间竞争与垄断关系构成的产业组织结构,而是由企业之间稳定联系方式的构成的产业组织结构。与产业集聚特征和趋势相适应的产业组织结构是空间网络组织；与产业融合特征和趋势相适应的产业组织结构是横向联系组织；与模块化特征和趋势相适应的产业组织结构是模块化组织。空间网络组织有水平分工、垂直分工、混合分工叁种组织结构模式,通过空间外部性诱发规模扩张、集聚规模形成效益提升、网络效应引致创新能力强化,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成长；横向联系组织有技术横向联系、产品横向联系、业务横向联系叁种组织结构模式,通过合作研发拉动结构升级、有效竞争增强产业活力、协同经济实现配置优化、复合效应引起绩效提升,促进高技术产业融合成长；模块化产业组织结构有无核结构、单核结构、多核结构叁种组织结构模式,通过替代经济引发效益提高、多样化竞争产生创新激励、协同效应带动竞争优势提升,促进高技术产业模块化成长。
参考文献：
[1]. 竞争型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电信与计算机行业的实证分析[D]. 仝德良. 中国海洋大学. 2003
[2]. 中国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效果评估研究[D]. 江剑平. 湘潭大学. 2016
[3]. 行业竞争、企业社会责任与债务融资的实证研究[D]. 丁茜. 福州大学. 2013
[4]. 管理者控制权与资本结构关系研究[D]. 陈雅芳. 福州大学. 2005
[5]. 经济转轨时期企业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的研究[D]. 孙金华. 四川大学. 2006
[6]. 产业融合环境下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组织研究[D]. 蒋雪湘. 中南大学. 2009
[7]. 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机制研究[D]. 赵惠萍. 天津财经大学. 2013
[8]. 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D]. 李德升.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2
[9]. 模块化生产网络对技术创新的影响[D]. 赵淑英. 辽宁大学. 2014
[10]. 基于产业组织的高技术产业成长机制研究[D]. 魏芳. 武汉理工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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