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如何定义民主：理论分歧与实证测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分歧论文,测量论文,民主论文,公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毋庸置疑，民主是当今世界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之一，无论是在学术研究、新闻报道还是政治实践中，“民主”二字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关于民主的观点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一方面，关于“民主应该是什么”的规范性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另一方面，关于“民主实际上是什么”的描述性分析也大相径庭。应然与实然层面争论的叠加，使得形形色色的民主理论、琳琅满目的民主概念层出不穷。根据澳大利亚学者让—保罗·加侬(Jean-Paul Gagnon)研究团队的统计，目前常见的“带修饰词的民主”多达507种①，从“自由”、“平等”等抽象的政治价值理念，到“代议制”、“竞争性选举”等具体的政治制度安排，再到“福利”、“社会保障”等微观的社会经济权利，大量内容被装进了民主的“概念筐”里，“民主”一词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指代功能，以至于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认为我们身处一个“民主观混乱的年代”。② 民主观的“混乱”不仅局限在政治理论上，而且深深根植于公共舆论中。与思想界对民主莫衷一是的阐释相对应，公众对民主的定义亦是千差万别。调查显示，与“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论”所宣称的自由民主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广泛接受的唯一民主观念相反，公众对民主的定义不仅存在着显著的时代和地区差异，而且在同一时空背景下也呈现出基于年龄、阶层、职业、受教育水平等人口学变量的不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公众在民主定义上的“巴别塔”(Babel)现象已经构成了民主研究难以回避的障碍③，倘若研究者无法对“当我们谈论民主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进行准确地“锚定”，那么，与之相关的民主意识、民主评价、民主支持、民主满意度等一系列概念都会出现理论歧义和测量偏差。④由此可见，公众如何定义民主是比较政治学一项不容忽视的研究课题。本文尝试对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梳理与述评，并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一、理论分歧：作为“本质 争议性概念”的民主 公众对民主的定义牵涉到对“谁统治”、“如何统治”等一系列政治哲学问题的回应，因此，有必要从民主思想演变的历史进程中追溯其争论的理论背景。众所周知，“民主”一词起源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其最初意义是“人民的统治”。在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类型学中，民主是对雅典等城邦由公民大会通过直接讨论和投票表决来做出政治决定这种特定政府形式的经验化概括，作为“多数人按照法律进行的统治”，民主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并不包含任何正当性基础的涵义。⑤ 在民主产生之后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它都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汇，人们往往把民主与暴民、多数暴政联系起来。根据约翰·邓恩(John Dunn)的研究，直到近代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之后，民主通过与自由、平等等政治价值产生关联和融合，才逐渐摆脱了狼藉的声名，变成了“充满普世性魅惑的终极政治赞誉”。⑥在此过程中，“民主”一词发生了“概念延展”，而思想家们基于不同的价值元叙事所提出的异彩纷呈的民主理论进一步加剧了民主概念的复杂性。正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所说：“并没有一种真正的民主理论，而只有各色各样的民主理论。”⑦近代以来，民主定义的理论分歧可以概括为最小化和最大化两条路径(见表1)。
最小化路径秉承约翰·洛克、美国联邦党人、约翰·密尔等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基于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清晰划分，将“民主”定义为保障公民个人基本权利免于国家强制和他人侵犯的政治制度。之所以称之为“最小化”，是因为该路径仅仅把民主视为一种“政治方法”或“游戏规则”，而并未赋予民主本身更多的理想主义价值。由于主要关注点在于对“消极自由”的保护，最小化路径把民主的适用范围严格地限定在政治领域，尤其强调宪政、分权和制衡等政治程序对民主的重要性。这种相对“有限”和“弱势”的民主定义在20世纪经过熊彼特等思想家的精英主义改造，成为奉代议制、竞争性选举等为制度圭臬的“程序民主”理论，其对“民主”的经典定义是“为了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⑧。与之相对应，最大化路径延续的则是古典共和主义的思想传统，从卢梭的“人民主权”和“社会契约”理论出发，强调民主在赋予政治体制合法性以及实现公民“积极自由”方面的重要功能。在这种相对“全面”和“强势”的民主观念看来，最小化路径的精英主义立场导致了民主的“空心化”，过度简化的定义使民主沦为一种政治形式而丧失了实质。作为对“程序民主”的补充和纠正，最大化路径主张通过直接民主、参与民主和治理民主等形式复活民主本身的价值内涵。⑨这种对“实质民主”的追求到了马克思那里，则从政治领域进一步延伸至经济社会领域，发展为更加“激进”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 上述两条泾渭分明的民主定义路径引起过许多民主理论家的注意，比如，哈贝马斯将其概括为“自由主义民主”与“共和主义民主”之争；⑩罗伯特·达尔则总结为“麦迪逊式民主”与“平民主义民主”；(11)萨托利从层次上将其区分为“微观民主”与“宏观民主”；克劳福德·麦克弗森(Crawford B.Macpherson)、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则从特征上将其区分为“保护型民主”与“发展型民主”。(12)还有学者提出了“个性型民主”与“共性型民主”、“代议型民主”与“代表型民主”等概念。(13)尽管随着冷战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自由民主的政治模式不遗余力地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与输出，最小化路径的民主定义成为更具意识形态宰制性的流行政治观念，但是，理论界关于民主定义的争论并未终结，分歧依旧存在，其原因在于民主属于“本质上可争议”的概念。在沃尔特·盖里(Walter B.Gallie)看来，像民主这种兼具评价性与内在复杂性等特征的抽象概念，本身存在多元、开放和竞争性的解释空间，围绕此类概念的不同界定方式背后涉及不同的价值判断，没有所谓“客观标准”或“正确答案”的争论，因此寻求所有人一致认同和接受的民主定义是一种徒劳。(14)所以，与其拘囿于“应该如何定义民主”这类形而上争论，毋宁将研究重点转向“人们实际上是如何定义民主的”这类实证性问题。 与理论上的“本质争议性”相对应，公众的民主定义也呈现出能力、价值和内容三个维度的差异(见图1)。首先，有些人不仅能够捕捉民主的抽象原则，而且能够考虑到民主的制度属性、限制条件，从而给民主下一个完整、复杂的定义。而有些人对民主的定义则相对简单片面，还有一些人则根本没有民主定义的能力；其次，公众的民主定义不可避免地涉及价值判断，有些人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有些人则从负面的角度定义民主，当然也有人持中立的价值立场；第三，与“最大化”和“最小化”路径的理论分歧一脉相承，现实中有些人会从政治“输入”端(input)的角度定义民主，强调民主作为政治制度本身的“理性价值”；另一些人则倾向于从政治“输出”端(output)的角度定义民主，强调民主的经济社会功能等“工具价值”。
图1：公众民主定义：能力、价值与内容 既然民主定义不仅存在理论分歧，而且在公共舆论中也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那么我们自然要问：公众民主定义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民主定义的差异对个体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乃至整个政治体系的维持和运转有哪些影响？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差异？当代社会科学的实证调查方法为解答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 二、实证测量：描述统计与因果分析 对公众民主定义的实证测量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其理论背景是政治文化范式的复兴，方法背景则是概率抽样、问卷调查、定量统计等研究技术的成熟以及在民意研究中的广泛应用。(15)以“世界价值观调查”和“全球民主动态调查”为代表的大型历时性跨国调查均设计了测量公众如何定义民主的问题，测量方式包括开放型问题、封闭型问题、态度量表、虚拟情境锚定等(见表2)。
此外，从事国别或区域研究的比较政治学者设计、组织和实施的社会调查有时也会询问受访者对民主的定义。基于这些测量数据的实证研究，按照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描述统计和因果分析两大类。 描述统计类研究 描述统计类研究旨在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呈现公众民主定义在能力、价值和内容维度上的特征。首先，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多数公众具备定义民主的能力，但在国别间存在较大差异。比如胡里奥·卡里翁(Julio F.Carrion)根据2006-2007年的拉美调查数据指出，从最低的巴拉圭(54％)到最高的乌拉圭(90％)，平均约有75％的拉美民众能够定义民主，而该比例在同期的加拿大约为85％，在美国则高达92％。(16)迈克尔·布拉顿(Micheal Bratton)等对1999年非洲民主动态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也发现，从最低的纳米比亚(54％)到最高的马拉维(88％)，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平均约有71％的民众具备定义民主的能力。(17) 其次，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多数公众倾向于赋予民主正面价值，但在价值强度上存在差异。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等对世界价值观调查的跟踪研究指出，当人们定义民主的时候往往同时包含“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价值判断。(18)朱云汉等学者的研究发现，超过2/3的东亚受访者认为民主不仅是可欲的，而且是适合的。(19)阿马内·贾马尔(Amaney Jamal)指出，即便在伊斯兰教传统观念强大、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多数公众的民主定义也包含了大量的积极评价。(20)不过，与此同时，仍然有一些人对民主的定义是负面的，比如，根据辛道辙的研究，在台湾和香港就有约5％的受访者将民主的概念同混乱、低效率等负面词汇联系在一起。(21)还有一部分人对民主的价值倾向呈现混合的特征，比如，安德烈亚斯·谢德勒(Andreas Schedler)对墨西哥的研究发现，只有13.6％的受访者是明确的自由民主支持者，而大多数人对民主的态度模糊。(22)皮特·德·索萨(Peter de Souza)等学者基于南亚的调查数据提出了民主支持在价值强度上的“漏斗”(funnel)理论：虽然对民主表示“笼统”支持的受访者比例高达92％，但是，在同一份问卷的其他问题上，这些受访者中一部分人的回答可能是与民主价值相悖的，在排除了“可以接受威权统治”的人后，该比例降到了67％，再经过“军人干政”、“专家治国”等问题的过滤，最后只有9％的人是“真正”的民主支持者。(23) 第三，现有研究普遍承认公众民主定义内容的多样性，但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都存在价值偏见和立场倾向，认为只有最小化路径下的民主定义才是“主流”和“正确”的。在对47个政体的比较研究中，罗素·道尔顿(Russel J.Dalton)将公众民主定义的内容划分为自由权利、政治过程和社会福利三类，认为与自由权利型和政治过程型相比，社会福利型的民主定义“微不足道”。(24)迈克尔·布拉顿等人则将自由、人权等政治概念视为民主的本质内容，将社会公平、福利保障等社会经济概念视为民主的工具内容，他们一方面承认基于两种内容的民主定义在非洲公众中同时存在，另一方面又强调只有政治范畴的民主定义才能带来稳定的民主支持，因为“如果人们把物质上的好处作为支持民主制度的理由，那么这种支持随时可能会随着经济的下滑而撤销”。(25)理查德·罗斯(Richard Rose)等对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研究也认为，与物质回报相比，公众更倾向于把民主定义为基本政治权利的保障。(26)法雷斯·布雷扎特(Fares Braizat)对1999-2008年阿拉伯国家的调查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绝大多数阿拉伯民众会把民主与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联系在一起，只有11％左右的受访者把民主视为社会经济发展，他由此得出的论断是：尽管存在社会经济定义，多数公众仍然能够很清楚地分辨出“民主的政治之维”。(27)当然，也有学者对上述“自由民主的乐观主义”的结论提出怀疑和挑战，比如史天健对中国人民主观念的研究发现，仅有1/4左右的调查对象是按照自由主义传统的程序型定义来理解民主的，比起怎样组建政府，中国公众更关心政府的表现如何，民本主义、精英统治等“儒家思想的影子”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人对民主内容的理解。(28)朱云汉等人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也表明，不管受访者对社会经济治理绩效和民主价值的评价取向如何，持程序型民主观的人在东亚都是少数。(29) 因果分析类研究 与描述统计类研究停留在事实层面不同，因果分析类研究旨在更加深入地分析公众民主定义的前因后果：一方面将公众的民主定义视为自变量，探究其在能力、价值和内容维度上的差异对人们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将公众的民主定义视为因变量，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政治文化等角度解释这些差异背后的宏观逻辑和微观机制(见图2)。
图2：公众民主定义：自变量与因变量 首先，公众的民主定义在能力、价值和内容维度上的不同会导致其个体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差异。在政治态度方面，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民主定义与民主支持的关系，主要观点包括：第一，民主定义能力越强的人，民主支持度越高。韩国学者赵允浩(Youngho Cho)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民主支持的认知起源，在他看来，“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效应决定了人们往往利用自己已经掌握的信息强化对事物的既有看法，正所谓“越了解，越热爱”，民主定义能力与民主支持之间存在一条正向的关系曲线。(30)第二，赋予民主正面价值越多的人，民主支持度越高。胡里奥·卡里翁对拉美的研究显示，民主支持最重要的差别存在于对民主给出积极定义与给出消极定义的人群之间，前者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制度，而后者对民主的批判立场使他们容易转而支持民主的对立物。第三，公民民主定义的内容影响其民主支持。在对阿根廷、巴西、智利、危地马拉四国的调查研究中，悉达多·巴维卡(Siddhartha Baviskar)发现把民主视为“手段”(means)的人比把民主看作“结果”(ends)的人对民主的支持度更高。(31)大卫·克罗(David Crow)对2006年墨西哥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选举民主主义者”的民主满意度最高，“自由民主主义者”次之，“物质民主主义者”最低。(32)罗伯特·马特斯(Robert Mattes)等学者则进一步提出了“民主定义—民主评价—民主满意度—民主支持”的因果链条，认为相比于“实质型”民主定义，“程序型”民主定义使调查对象对本国的民主状况评价更高、对民主更满意，结果导向更强的民主支持。(33)然而，黄闵华等台湾学者对东亚1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析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他们基于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数据构建的分层线性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表明，“程序型”民主定义会削弱东亚受访者的体制性支持。(34)在政治行为方面，戴莫瑞斯·卡纳克(Damarys Canache)利用2006-2007年拉美调查数据检验了公众民主定义的结构复杂性和实质内容对其政治参与的影响，结果发现受访者的民主定义越复杂，其政治参与方式越常规化、制度化；受访者对民主的定义越负面，越倾向于采取游行、示威等非制度化手段表达利益诉求；将民主理解为自由的受访者更倾向于传统的政治参与方式。(35) 其次，现有研究对公众民主定义在能力、价值和内容维度上的差异提出了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两种解释。在理性主义看来，现代化是塑造公众政治观念的决定性力量，公众的民主定义通过政治传播、社会学习、政治社会化、民主推广等机制得以形成和发展，因此，教育水平、城乡差异、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制度与经历等因素都会对公众的民主观念产生影响。在对俄罗斯、乌克兰的研究中，亚瑟·米勒(Arthur H.Miller)等学者根据受访者对开放型问题回答的数目判断其民主定义能力的强弱，结果发现两国精英阶层比大众阶层的民主定义能力更强；(36)在对南非的研究中，罗伯特·马特斯等人发现白人的民主定义往往强调定期选举、言论自由、多党制，这种对民主的“程序性解读”实际上是其在南非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决定的，由于人口占少数却支配着大量的社会经济资源，所以他们特别重视和依赖宪政对他们的权利的保护；而人口占多数却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处于弱势地位的黑人，其民主定义则往往强调缩小贫富差距、结果平等。(37)再比如，在理性主义看来，政治制度塑造着人们的政治经历，因此，自由民主制度建立的时间越长，越有利于人们形成“正确”、“规范”的民主观念。迪特·福赫斯(Dieter Fuchs)在1999年对德国的调查研究认为，由于受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影响，生活在前东德地区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将民主的定义“最大化”，因此也更容易把生活水平的下降归咎为政治制度；在2006年把比较的范围扩大到中欧和东欧13个国家后，福赫斯发现只有生活在前西德地区的受访者的民主定义最符合“自由民主”的标准。(38)与理性主义“经济发展带来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带来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塑造公众民主定义”的逻辑链条及其背后隐藏的“线性历史观”相反，文化主义强调特定的政治文化传统对公众民主定义的结构性制约。以中国为例，陈捷认为由于受到国家依赖、价值趋同以及对社会福利的感知等因素的影响，转型期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对民主的理解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自由民主”特征，在价值维度上的民主支持甚至低于下层阶级。(39)黎安友、吕杰等人的研究也都强调儒家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民主观念等对“中国特色”民主话语的形塑功能。(40)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政治的文化逻辑》一书中，史天健则尝试从文化规范的角度对中国公众的民主定义提供更加一般化的理论解释。通过将政治文化操作化为“对权威的定位”和“对自我利益的定位”两个变量，他发现与科层型权威定位、非自我中心型利益定位的人相比，互惠型权威定位、自我中心型利益定位的人具备更强的民主定义能力，且更倾向于将民主的内容理解为自由、参与权、选举、权力制衡等政治程序，而非能够提供物质利益的“好政府”。(41) 三、总结与展望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归纳出目前公众民主定义研究的以下特点。 第一，实证测量的结论带有理论分歧的深深烙印。尽管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强调方法的科学与价值的中立，但民主概念的“本质争议性”导致研究者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从不同的理论假设出发进行研究设计、数据分析及因果推断，并利用调查数据为已有的理论观点提供注脚。尤其是在“西方中心论”的指导下，许多实证研究背后都隐含着“只有程序型民主定义才是正确的”这样一条根本性假设，一旦调查数据呈现出不符合理论预期、所谓“反直觉”的结果，则归咎于测量误差等技术问题，或者社会意愿偏差、政治担忧等受访者的心理原因，而鲜有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本身的反思。对这种意识形态化研究提出的挑战在美国学术界则很容易被边缘化，比如史天健的研究结论长期面临学术发表困难的尴尬处境。(42) 第二，实证测量的精确性有待提高。以民主定义能力为例，目前多数研究都是根据受访者对题目的回答情况将其民主定义能力区分为“是”与“否”两类，这种二分法尽管简洁明了，却忽略了公众民主定义的能力是从弱到强的连续统(continuum)的事实。而像亚瑟·米勒在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研究中根据受访者对开放型问题回答的数目判断其民主定义能力强弱的处理方法，虽然成功地将民主定义能力从二分变量转变为定序变量，但其缺陷也同样明显：即不考虑答案语义结构的简单计数方法很有可能会导致错误比较。比如，受访者甲列出了“多数的统治”、“人民的统治”、“人民当家做主”等三个同义反复的定义，而受访者乙列出了“民治”、“民享”两个反映民主不同侧面的定义，很显然，乙的民主定义能力强于甲，但在米勒的简单计数赋值的规则下，甲得3分，而乙只得2分。而且该方法还容易受到回答者性格、回答意愿等因素的干扰。 第三，缺乏整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因果分析类研究中，虽然很多研究者都认识到公众的民主定义会对其政治态度、政治行为产生影响，或者注意到了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在塑造公众民主定义过程中的作用，但由于整合性分析框架的缺乏，其研究焦点往往集中于某些特定的命题与假设，很少能够从更宏观的角度把握公众民主定义在整个逻辑链条中扮演的角色。事实上，比较研究中的许多谜题和悖论背后都蕴含着更深层次的机制。比如前文提到，同样是在内容上秉持“实质型”民主定义的受访者，为什么在非洲、拉美该群体普遍表现出较低的民主支持度，而在中国该群体的民主支持度明显高于“程序型”民主定义的受访者？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公众总是关注其生活的社会中所缺乏的东西，许多非洲、拉美国家并不缺乏符合“竞争性选举”等标准的“民主”制度，缺乏的是有效的国家能力、良好的社会经济治理绩效，因此，如果以“实质型”的民主定义为衡量标准，人们当然不会认为现有体制就是他们想要的民主；而中国的情形则恰好相反，“实质型”民主定义的人群因为感知到较好的社会经济治理绩效而对民主现状的评价较高，从而强化了其体制支持。这意味着，某个社会中由历史和现实所构成的特定语境是公众民主定义对其政治态度发挥影响的基础性约束条件，只有将该因素纳入理论分析框架，才能得出具有理论穿透力的解释。 鉴于此，今后公众民主定义的研究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不断拓展与完善：一是理论的开放性。在当今世界，民主几乎已经成为了“普世宗教”，成为了对现代政治生活合法性的最基本的论证方式，然而，尽管大多数人都宣称自己是民主的信徒，可实际上他们诵读的经文却大不相同。公众在民主定义上存在的巨大差异要求我们审慎地对待民主这一概念，并对民主理论抱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尤其是要跳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反思自由主义的民主“迷信”、“神话”和话语霸权，通过对不同国家民主实践的“去意识形态化”比较研究深化我们对民主的认识。二是测量的精确性。对公众民主定义的能力、价值和内容的测量牵涉复杂多维概念的测量问题，其精确性的提高仰赖统计方法的进步与研究设计的完善：一方面，在统计方法上要利用因子分析、潜在类别分析等能够反映数据结构特征的分析手段取代传统的加总、取平均值等简单方法；另一方面，在研究设计上要利用准实验设计等手段更加准确地界定公众民主定义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因果序(causal ordering)。三是方法的整合性。由于公众的民主定义贯穿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因此，在研究中，调查路径与阐释路径不可偏废，数据收集和理论构建需要统筹，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亟待整合。唯有如此，公众的民主定义才能得到机制性解释，该领域的研究才能发展出对比较政治学来说更重要的一般化理论。 注释： ①Jean-Paul Gagnon et al,"Five Hundred and Seven Theories of Democracy",2014,http://sydneydemocracynetwork.org/wp-content/uploads/2014/11/Democratic-Theories-Database.pdf. ②[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③参见Ariel C.Armony,Hector E.Schamis,"Babel in Democratization Studies",Journal of Democracy,Vol.16,No.4,2005,pp.113-128。 ④Michael Bratton,"Anchoring the 'D- word' in Africa",Journal of Democracy,Vol.21,No.4,2010,pp.106-113. ⑤[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⑥[美]约翰·邓恩：《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史》，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 ⑦(11)[美]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页。 ⑧[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7页。 ⑨关于“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区别，参见杨光斌：《政体理论的回归与超越：建构一种超越“左”右的民主观》，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⑩[德]尤尔根·哈贝马斯：《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http://www.aisixiang.com/data/15691.html。 (12)参见Crawford B.Macpherson,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13)燕继荣：《两种民主观和民主理念的现代性变革》，载《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2期；王绍光：《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 (14)Walter B.Gallie,"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Vol.56,1956,pp.16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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