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技术是如何可能的--对“开放空间会议技术”及其实践的理解_协商民主论文

使协商民主运转起来：技术如何可能——对“开放空间会议技术”及其实践的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论文,民主论文,会议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5)04-0055-17

       近年来，协商民主逐渐成为国内学界广泛讨论和关注的重要议题。①这一概念也逐步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先后出台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把协商民主从学界讨论的热点推到了社会政治生活舞台的中心位置。②在党和国家的宏观政策层面、学界的理论研究层面以及社会民众的评论层面，“将协商民主嵌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去”[1]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达成了共识。[2]

       然而，面对有热情而少思路、有目标而少路径、有想法而少办法的现实环境和条件，协商民主究竟如何“落地”？已有若干基于地方性实践的思考和探索。其中，对于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典范——温岭民主恳谈会而言，权力、观念和治理技术的结合被理解为实践模式形成的根本原因。[3]而协商民主的各种形态如公民共识会议、公民陪审团、协商式民意调查、愿景工作坊及其具体操作方式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掘。技术与理念、制度等被提升到相等同的层面来观察，但运用何种技术以及如何运用技术于协商过程之中，为之推进提供理念可靠、规则明确、流程清晰、技术可行的行动方案，仍然是有待深究的问题，显得迫切而重要。这一过程，也体现出技术推动协商民主发展的内在机理，及其对于民主发展和民主治理所蕴含的丰富价值。

       一、技术—民主的理论资源与本土命题

       民主价值实现需要技术的支撑，哈贝马斯将民主比喻为旋转的陀螺，“重要的是旋转的过程，离开了这个过程民主价值就无从谈起。”[4]而“民主的陀螺正常运转除了民主运转的机制和程序外，还要强调使陀螺旋转起来的外力和抽打技巧，推进民主政治也同样需要技巧，借助时势，循序渐进”[5]。协商民主是以平等协商沟通的形式来推进民主，也是一种民主技术，“通过全体公民广泛参与决策来对政府决策过程进行控制，实现民主政治。”[6]技术对于协商民主乃至于民主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研究取向与演进路线

       进入工业时代以后，技术的发展给西方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后果，如生态的破坏、传统文化的商业化、家庭生活的异化等等，对技术实施某种控制已经势在必行。与此同时，技术专家统治论(Technocracy)将技术专家推上统治舞台。但人们日益发现，试图通过技术专家的统治来解决技术的控制问题是有缺陷的。与此同时，工业技术权力与政治权力联手，技术创新与民主之间的刚性张力日益暴露，普通市民对于技术决策的参与遭到了破坏。人们开始追问：“对于今天的技术决策而言，什么样的模式能够更好地与平等、自我实现这些民主承诺相协调？”[7]

       在此背景下，学界赋予了民主技术三种类型的定位：(1)将民主技术的中心话语定位在电子民主，“信息和通信技术是民主技术的典型代表”；[8](2)是将民主技术的衡量标准定位在技术的广泛适用性，特别是跨社会阶层的使用，与民主的消费观联系起来[9]；(3)将技术的民主控制定位为民主技术的中心话语，强调公众共享技术决策权力并参与决策过程。[10]

       更为重要的是，技术与民主互动关联的研究呈现出具有不同特征的“两种不同路线”[11]：(1)关注技术权力在民主条件下的重新归属。在技术精英控制民主政治生活的情况下，主张向国家和政治权力主体施压，力图使技术决策民主化。“新的技术使社会出现反民主化趋向，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改变民主的技术、控制权力归属，实现更民主的社会制度。”[12]民主技术的最低限度是支撑起公众参与民主生活，温纳主张“20世纪晚期以来，技术与社会、技术与文化、技术与政治多元化相互链接，技术和民主实践在技术精英权力扩张的背景下侵蚀公众对决策制定的参与，因而要倡导民主技术的塑造和民主社会的重建。”[13](2)关注技术设计与技术决策的民主参与过程以及实践参与工具的开发，使技术走向民主化成为可能。[14]这样就“既能使技术发展与民主承诺相协调，也能为技术控制开辟新路”。技术的民主控制囊括了公众对民主技术的选择概念和民主技术实践的首要价值以及民主技术的社会化授权，“使民主技术本身也符合民主要求”[15]。

       协商民主理论源自西方，民主实践亦走在前列。加上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高政治参与度、代议制民主设计、政治运作、民主技术融入，议事讨论、社区自治、事务自决的各种新式的协商议事处处可见：大到国家领导人选举、某项法律法规出台、税收政策的更动，小到社区健身设施规划、楼道垃圾处理都可以进行有效协商。

       西方的民主实践已经形成了一些常规的协商方式和技术。如丹麦技术委员会创设的“共识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已经成为一种公民参与科学事务决策的新工具，对于公众参与可续技术的路线设计和科学评估提供了很好的路径和工具，类似会议已经就各种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举行过44次，收效甚好。[16]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前，通过充分的协商保证美国民众对当局发动战争的支持，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协商不足引发伊战中国内反战情绪高昂，世界协商——即有作为“名义选民”的伊拉克人民和国际组织共同参与的协商无法实现造成伊战后重建困境。[17]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已经突破了一国范围，将协商视野拓展到地区和国际范围内，并且以欧盟的成立为样本进行国际协商的全面解读，跨国协商成为常态。

       (二)理论渗入与本土命题

       比照国外学界研究的快速扩展，用比较苛刻的标准来看，国内学界“对于民主技术的相关研究整体上处于空白状态。”[18]相当一部分文献是对西方民主技术研究的代表人物的典型观点进行译述、梳理和总结。[19]如从技术的民主控制视角剖析民主技术在西方的产生背景、政治属性以及民主技术设计的五个方面：民主的社会关系、条件、政治关系、自治能力以及民主社会的可持续性，并在此基础上总结西方民主控制的实践模式，[20]比较系统地总结了西方民主技术缘起、本质、技术准则、民主技术实践和技术发展走向。

       值得注意的是，一批较早关注协商民主的学者开始自觉地将协商理论拓展到实践和技术操作层面。《协商民主的技术》(现代政治治理技术丛书)的出版，在探索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之下，成为把现代政治治理技术引入协商民主领域的先行尝试。

       “治理技术是现代治理所使用的工具、方法和行动方案的统称，它有特定的价值关怀，也有特定的制度指向。”[21]从技术本身来看，它是“政治学在最为具体、最具应用性的层次上积淀的许多有关制度安排、实践技能和操作性知识，为当代政治生活提供具体的行动方案和操作指南。”[22]将其引入协商民主领域，实践的方向和预期十分明确：治理技术可以在实现有效治理、回应民众参与诉求、推动民主法治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基于协商民主的理念和理论共识，研究者们将当前各国协商民主中最为主要的若干类型实践形态纳入视野之中。譬如公民共识会议、协商性民意调查、愿景工作坊、世界社会论坛、民主恳谈会等国内外的协商案例及其详细的操作步骤、协商办法和协商工具成为理论生成和实践指引的重要参照。

       而如何将治理技术引入中国的协商民主实践？这一现实命题的前提是承认协商过程既不纯粹是程序性的，也并非纯粹是实质性的。这一过程是在去中心化之时在群体中寻求公平合作的问题解决路径，在充分的探讨、商议之后汇聚公民的最大共识形成决策。从运作流程来看，至少有四个关键性的技术操作环节：确定协商议题、设计协商流程、选取协商形式、选择协商策略。其操作技术可以从这些实质性环节去突破。[23]理论阐释与经验分析固不可少，技术研发与应用对于实践而言更为重要。如何运用现代治理技术在协商民主的这些实质性环节获得突破，这正是当前协商民主研究的本土现实命题。③

       二、协商民主的基层型态及运作缺陷

       协商民主作为政治运作的一种内在机理，是服务于民主价值、落地生根于平民大众的，其理论本身也有走向公共决策、切实助力公民参与政治的实践需要，这也是当前一个阶段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转向，即“将协商民主理论与现实民主实践相结合，力图使人们对协商民主的思考从理想状态推进到现实中来。”[24]

       (一)基层协商的实践特性

       协商民主的基层实践一产生，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开。以浙江温岭为代表的民主恳谈会、南京的市民论坛、社区议事会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给基层民主治理注入了新鲜的思维和活力。

       从笔者所调研的中部H省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来看，城乡协商都对与居民密切相关的社区、村委事宜进行广泛的协商，协商主体涵盖了社区、村委会干部、居民代表、党员代表、相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辖区威望人士以及政府部门、国家公务人员，协商事项涉及到公益资金使用、社区村庄建设规划、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办法、一事一议资金筹措等。特别是在协商方式方面，城乡基层都展开探索和创新，W市的“四民工作法”、X市孝南区的“理事会+协会”、G县Y村的“三三制工作法”都极具创新性，丰富了协商内涵，创新了协商方式。

      

       总体上看，这些基层协商实践呈现以下特点：

       (1)协商议题的“强具体性”。基层协商面临的协商事项相对具体，局限于一个社区、一个村庄的范围内，如村庄道路硬化方案的制订、村委会年度财务预决算制定、社区内停车位使用章程制定等，这些都是贴近居民实际，居民可以切身感受到自身权利存在并且依据自身的积极参与就可以影响最终决策的事情。

       (2)协商过程的“非政治性”。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明确规定，我国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村委会和居委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基层协商是群众就自身相关问题展开的民主讨论，由群众自我组织、自我引导、自我决策。在这一点上，基层协商完全不同于高层协商，后者是在政协这一体制框架平台上进行的，具有公共权力主导的特点。当然，这也是由协商事项的重要性、宏观性和高度影响性决定的。

       (3)协商结果的“高集中性”。基层协商是在相对狭小的区域内进行的，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明显，协商的操作性、目的性、可控性都较强，在较小的范围内也易于达成问题治理的共识，其协商影响的范围是在特定的人群之间，地域范围明显。

       (二)运作缺陷与技术缺失

       上述草根性极强的民主实践尽管个性鲜明，生机勃发，但在运作中也暴露出若干不足。“协商民主就是要实现和推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目前，人民群众缺少参与政治生活和协商民主的舞台，协商的形式化、随意化、非制度化成为一种常态，多元化的群众诉求无法得到表达。”⑤有效的实现机制尚未形成，基层协商的技术性极度缺乏，民众协商的积极性、参与性未能有效调动。以三种典型的协商民主实践为例：

       其一，有热情而少思路，如何畅通民意？“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是河南邓州村民自治进程中出现的关于村庄重大事项的一种决策运作方式。所有村级重大事项都必须在村党组织领导下，经过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会议决议这“四议”程序才能决策实施，做到“两公开”，即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25]“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核心理念就是“让群众成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主体，村级事务让农民自己议、自己定、自己干，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实现了由‘被动旁观’向‘主动参与’的转变”[26]。

      

       图1 “四议两公开”流程

       但从“四议两公开”的工作流程来看，村务决策“四议”的前三个环节都没有村民参与，整个决策安排都是在村委会主导下敲定的，普通村民只具有投票表决的权利，而这时的投票表决对于形成定论的安排已经意义不大。过程设计中的村民参与并不意味着在实际中就能奏效。另外，复杂环节下的六步流程仍然缺少引导村民主动参与的技术方法，传统的行政命令式的口号式协商已经失效，环环相扣的审议协商安排是否就能保证高效的协商？缺少技术化的协商平台和协商载体，缺乏公民参与心理学的理论融入，空洞的概念化方式是难以真正推进基层协商民主落地生根的。

       其二，有想法而少办法，如何促进参与？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在解决社区重要事项问题上，探索以充分尊重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权利为出发点的“四民工作法”，坚持社区事务治理遵循“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评”。力图通过把群众观点、民主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和办法，使广大基层干部有规可依、有章可循。[27]四民工作法旨在充分尊重居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权利，包括广西柳江“六民工作法”例、福建尤溪“五民工作法”[29]、广东惠州“四民工作法”[30]、江苏沐阳县“三民工作法”[31]，其共同点就在于力图将居民参与作为民主决策的重要参考，从民众需求出发，在民主管理、充分自决中践行协商精神。

      

       图2 “四民工作法”流程

       然而，协商制度安排在实践中也遇到重重困难，四大流程的安排从决策科学的角度讲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实践操作中可行性不强，操作难度大，“我们的四民工作法说得很好，观点我也认同，就是实行不了，有想法，没办法。”⑥协商中有效的公民参与能否保证？公民是否有参与协商的热情？协商有无常态化的形式和技术保障？这些都制约协商的成效。

       其三，有目标而少路径，如何保障平等？南京市民论坛一经推出，就被视为挖掘现有制度资源和实践活动，推动基层协商民主的典型案例。[32]南京市民论坛的设计初衷是搭建普通居民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直接对话平台，给予居民反映生活困难和对城市建设意见的机会，打开高层领导了解民众所需所求、回应群众、倾听民声的管道，“强化政府与市民之间对各种难以实施的社会政策的沟通与理解。”[33]市民论坛试图赋予每个公民平等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驳斥他人的不合理的根据，保证所有参会者对话是自由、公开的，并且只遵循“最好观点的力量。”[34](P42)

       从相关学者的调研来看，认为市民论坛作用很大的受访公民比例仅占10.7％，认为市民论坛增加了自己参与政府决策的公民仅占8.6％，更有甚者，没听说过市民论坛的南京城区居民占10.1％，相同选项南京郊区居民达到31.1％、南京郊县地区则为62.1％。[35]总体来看，市民对市民论坛的认可度偏低，城市居民和郊区居民存在较大的差异，公民参与的平等性无法得到保障。其教训就在于“公民对于政府的不信任、公民的参与度较低、城乡地区应当选择不同的协商实践方式。”[36]

       基层协商的种种困境，在于协商平台缺乏，制度化的协商路径尚未形成，现有的协商方式和手段无法承载居民的参与热情，有限的协商热情也在失当的协商方式上消磨殆尽，导致当前的基层协商尝试多，办法少，问题多。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基层协商缺少技术性支撑，协商民主的理念没有通过一定的居民认可的组织形式呈现出来，引导民众参与公共事务商议的办法不多，协商价值由于协商机制不畅、认知不准、方法不当、路径不明难以奏效。

       三、开放空间会议技术：流程、要素与技术设计

       开放空间会议技术(Open Space Technology)是一种源自西方的会议技术，创始者是美国人哈里斯·欧文，他也被称为“开放空间大师”。哈里斯·欧文受雇在筹备一次500人的会议时，花了一年的时间精心安排论题、论文，邀请主讲者、参与者，会议结束时的问卷调查却显示，与会者最有活力、最有学习力的时候是在“咖啡时间”，“他决定要找出一种可以保有‘咖啡茶叙时间’那种能量的有效的开会形式，结合自己在非洲作拍摄记者时观察达到的土著部落围成圆圈来讨论议题的办法，再加上不断地尝试，就形成了当今在世界上广泛使用的开放空间会议技巧”。[37]

       开放空间会议是包括会议流程、会议控制、会议规则、会议记录等在内的自成一体的会议模式，其最大特点是包容多元的会议主体共同参与讨论，并通过灵活的技术设计、商谈技巧、主持人引导实现与会者充分、自由、高效的协商，真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自我讨论的协商，从而达成共识。这种会议人数50～500人不等，实行主持人引导制，会期3～5天，由于内在平等性、包容性、开放性和高效性，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使用广泛的会议模式。

       开放空间会议技术目标指向会议的自由性、平等性、协商性和共识性，用新的技术和方法反思传统会议的封闭性、等级制、低效能，综合运用物化手段和会议的软技术，实现有效的会议。

      

       (一)流程设计与运行要素

       开放空间会议是一套完整的会议流程，从议题的提出、讨论、对策、执行再到反馈，是有机衔接的整体。“对正确原则的重视和采纳是任何事情有效运作管理的重中之重”[38]。

       开放空间会议技术采用围圆圈的方式安排座次，打破传统会议模式等级严密的上下层级桎梏，撇开了传统会议技术中固有的“传达式”、“宣告式”的方式，换之以多元的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议并通过对话的形式，让与会者成为发言主角，不仅可以自由地发出声音，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且可以参与到问题解决的行动方案的设计中来，甚至可以加入到具体行动实施的执行监督过程中。与会者在会议中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或想要解决的问题及需求，通过分组、搜集议题、议题分类、小组讨论、与会者分享、行动方案设计、执行监督规程确立等一系列环节，逐步将分散的意见、建议归纳起来，达成较为统一的共识，最终选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实施项目[39]，明确项目实施时间表，得出具有普遍共识性的议题解决方案，同时有效监督方案执行。

      

       图3 开放空间会议程序⑧

       贯穿于开放空间会议流程的是“4321要素”，即4项原则、3大动力、2类参与和1项法则。

       1.运作原则⑨

       原则之一，在场的人就是合适的人。开放空间会议中，只要是到会的人员，都有其参与的理由；而没有参会的，也是有千万个理由不来参加会议的。只要到场的人，都是会对会议讨论有益处的人，都是能给其他与会者带来观点、看法、建议和分享的人。秉持这一原则，会议组织者会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每一个参会者，每位参与者都是合适的，都有机会作出贡献，大家彼此之间没有地位身份的差异，都是平等的与会者，会议过程中的平等性得以充分的展现，彼此之间商谈的起点和姿态也会趋于一致。

       原则之二，凡是发生的都是有原因的。开放空间会议赋予所有与会者充分地表达自由的权利，包容各种不同甚至于对立的观点。所有人都是从自身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并提出意见，根据自身的利益偏好来做选择，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行为、观点负责。开放空间会议对于与会者彼此之间的分歧、误解甚至冲突都负有责任，有义务对每一种结果负责。在会议中，总会或多或少地出现各种出乎意料的插曲、争执或者矛盾，都有其内在原因。而对于既有的冲突，开放空间会议承认矛盾现实，倡导包容会场中的大小冲突，主张将观点呈现，放在桌面上展开讨论，注重所有人通过主动协商的方式，彼此说服，以调整偏好，聚焦共识。

       原则之三，只要开始了时机就到了。开放空间会议正视既有的利益矛盾，认为会议就是来调和矛盾、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的。会议尊重人性，根据会场的参会人员状态、会议进度等实际情况来确定会议的休息时间、茶歇时间，并且随时开启会议，打破传统僵硬的时间束缚，将严肃的会议活泼起来，生动起来。开放空间的会议是在一种公正、公平和民主氛围下进行的，对于每一个与会者来说，开会的每一分钟、每一个与会者的时间分配对其来说都是表达自身关切、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只要会议开始，每个人的机会也就到来。

       原则之四，结束了就让它结束吧。开放空间会议尊重每一次讨论，每一次的协商都是与会者观点的争锋，允许无序，允许混乱(语言的交锋)，既然在既定的时间框架内多方均有表达，而且最终形成了结果，这个结果就应当被所有与会者接受，成为决定性的决议。对程序尊重，对每个人的表达权尊重，就要对会议结果表示尊重。不论如何，一旦形成了会议结果，那么协商目的也就实现，会议就必须结束。开放空间会议可能预定2个小时讨论完1个议题，有时候观点相近1个小时就完成，那么会议就结束了，没有必要再浪费1个小时来调整结论，修改结论，免得“让已经商讨好的结论又变回到未完成状态”，“并且也不耽误与会者本来可以完成的事”[40]。

       2.运作动力：公共性、热情和责任感

       开放空间会议技术有效运行的三大动力是公共性、与会者的热情和责任感。会议议题由围绕这一问题的利益相关者共同确定，利益相关者构成会议的参与主体，事关重大的问题成为对于特定群体而言具有公共性的议题。而一旦成为公共性问题，就要求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不仅成为必要，而且构成问题化解的必须，倒逼这些与会者高效投入讨论，迅速达成共识。因此，与会者充分的讨论投入对于会议正常进行至关重要。高度的互动性、参与性、讨论性是会议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会议的重要特征，参与者的会议热情、对于议题讨论的热忱、对于知识共享的需要都是参与热情的主要来源。

       同时，开放空间会议只有利益相关，才会产生热情和责任感。对于参会人员的选择，不会盲目追求参会人数的数量与规模，仅仅定位于与讨论主题直接相关的群体。通过会议流程中各种具体技术的精心串联安排，充分调动与会者的氛围，引导人会通过小活动进行“破冰”，消除与会者的讨论的种种顾虑和障碍。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议题本身对参与者的巨大吸引力，责任感来自于参与者对自身需要和利益实现的诉求及对会议目标的期待。会议中所展现的责任感，主要包括对参会者的主体责任、对与会者群体的组织责任、对所探讨的公共事务的责任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层面的责任。一方面，会议由责任心带动，另一方面也会形塑与会者的责任感。会议流程可以引导与会者尊重自己的真实想法，尊重自己的利益诉求，向别人分享自己的见解，学会倾听别人不同的观点，对别人负责，对团队的荣誉负责，在参与事务的讨论中更加增进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增加社会情怀。

       3.特殊参与：蜜蜂和蝴蝶

       “蜜蜂”是指会场中既在自己的小组内发表自己的观点，跟组员分享经验，也参与其他小组讨论，为其他小组提供有用参考信息的与会者。这类人是会场中勤奋付出的“劳动者”，是会议中的活跃分子。“蝴蝶”是指会场中到处游窜，但并不参与任何讨论、发表任何观点的人。前者的重要性对于任何会议都不言而喻。而对于“蝴蝶”，开放空间会议也包容他们的存在。在会议过程中，由于个人气质、性格、环境的因素，总会有一部分纵然有丰富的想法但却不愿口头表达的参会者，会议本身就是要包容这些参与主体“沉默”的权利。因为纵然“蝴蝶”们一言不发，他们也了解到其他发言人的想法是什么，有哪些与其利益诉求相近的观点，等等。这些对他来讲都是重要信息，这也是会议应当给予他的权利和机会。

       4.双脚法则

       开放空间会议秉承开放选择的准则，赋予所有与会者充分的自由选择权。会议过程在主题确定之后，由与会者再围绕主题选出若干具体议题进行小组讨论。会议通常运用卡片法确定各小组的议题，与会者对议题进行卡片归类，并选出召集人组织关心这一议题的成员组成小组展开讨论。小组形成后，小组内自行展开自由协商。一般而言，会议小组都是由带有既定观点和需求偏好的与会者组成。但在实际运行中，某些与会者可能会发现自己与小组其他成员的观点差异较大，或突然发现有其他自己更感兴趣的议题，或他的观点偏好突然发生变化。出现这些情况，他们都可以重新选择，比如加入其他的小组进行讨论，也可以只是旁观其他小组的讨论，甚至可以离开会场完全退出会议。在自由选择的空间中，完全不用担心会场会无序或者人走“会”空，因为与会者没有人会轻易放弃自己知晓、表达和追求满足个体需求和利益诉求的权利。

       (二)目标设置与技术设计

       开放空间会议以其会议的开放性、平等性、自由性、充分性而区别于传统会议。其之所以得以成功运行，一方面得益于会议倡导的开放氛围、自由选择、理性导向、包容情怀的支撑，更重要的还在于会议流程中各环节的技术设计。开放空间会议自由平等的氛围、人性化的协商环境是通过会场布置、会议技巧和主持人引导这些环节的技术安排来实现的。开放空间的自由氛围、全民表达、深度协商可以分解为五个目标指向，在每一个目标的实现上，都通过具体的会议技术来实现。如图4所示。

       人人有声音。以会议的形式来商讨关乎与会者个体和群体利益的公共事务，就是通过共同讨论和意见交流形成共识。传统会议模式中，往往强调层级性，“行政会议行政级别说了算，企业会议资本说了算”，与会者充分表达的机会很少，协商的空间和余地很小。此外，传统会议模式较为僵硬呆板，气氛严肃，即使赋予参会者发言的权利，也不一定愿意表达，不具备沟通交流的良好氛围。开放空间会议在空间和环境方面打破传统会议的模式，使人人能表达、人人愿意表达，每个人都能发出声音。

       会议场地通常布置为圆圈形，打破了主席台和观众席、领导和群众的界限，空间位置上打消行政层级的影响，“去权威”、“去领导”、“去大咖”。这种自由开放，既在于空间布局，更在于这种布局所营造的氛围。会议主持人给每一环节设定时间，“每人发言三分钟”、“关键词”、“简练”，会议同时使用卡片法，避免由于直接的语言冲突，由主持人引导分享与会者的观点，并便于对议题归类。这种意见搜集和整理的技术，促使会议中人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图4 开放空间会议的目标指向与技术设计⑩

      

       图5 开放空间会议会场布局(11)

       人人有选择。两脚法则赋予了与会者在会场范围内用脚投票的选择权。正如在存在着公共物品供给差异的地方，选民既可以通过投票表决要求增加政府投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也可以用脚投票，从比较差的地区迁移到服务质量高的地区。开放空间会议充分运用了这种原理，对于讨论的议题，与会者可以移动双脚，离开他不感兴趣的议题，而加入任何特感兴趣的议题小组，也可以完全退出会场，这本身也是表达自身判断和选择的方式。

       人人有分享。分享贯穿于会议的全过程，分享赋予了每个参与者表达参与会议的感受的机会。在分享阶段，与会者倾听其他人的观点，并尝试理解和尊重别人的观点。与会者也分享参会的感受，并对会议环节的组织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样，与会者在参与会议的同时，也促使会议流程更加完善，这也是开放空间自我更新的特性所在。

       人人在协作。开放空间会议旨在引导和鼓励与会者掌握会议的主动权，体现会议主体的“自助”精神。自助式会议要求与会者自己组合完成议题的确定，并就议题的解决方式进行协商，最终形成行动方案，解决问题。会议相对固定在小组的范围内，民主推选议题讨论的主持人、记录人、汇报人、时间管理员，以群体协作的方式就议题展开充分协商。这种分工协作的设计，既是协商程序中的一部分，并在协商中表达利益诉求的需要，也是一种训练与会者协作精神、增强团队配合的重要形式。

       人人有平等。平等是开放空间会议技术实施的基本前提。没有平等公正的机会，意味着相当部分参会者的权利被剥夺，最终只会带来更大的不公。“会议成了形式，会议方法成了技巧，最后形成一种官僚文化的犬儒主义”。[41]开放空间会议制定了主持人引导制度，要求会议主持人必须经过专业性的引导者能力训练，能够深刻理解开放空间会议技术的核心内涵，掌握会议主持人的主要功能。会议中，主持人的职责在于告知与会者讨论的基本规则，引导与会者按照会议流程一步一步展开，运用大家认同的规则维持会场秩序。

       在讨论中，主持人不占任何立场，不参与任何事项的表决，不引导讨论走向。会议主持人给予所有参会者平等的发言时间、公平的发言机会，对于超时发言主持人有权要求其停止，并且善意引导所有人制定会议规则，同时遵守会议规则，进而执行会议规则，对于会议中的违规行为，任何与会者都可以提出申诉。

       人性化的会议控制，赋予每一个参会者尊严，竖起大拇指的动作表示安静，不用禁止、不准字样的严厉字眼，会议程序的每个细节设置都体现对与会者主体权利的尊重，赋予平等的人格尊严，在协商讨论利益相关问题的同时，也是对与会者参与能力和参与技巧的训练，以及现代公民素质和精神的塑造。

       四、技术引导的协商样本及模式比较

       作为一门高效的会议技术，开放空间会议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使用。中国专家学者也开始将其引入本土，特别是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展开了积极探索。(12)其中，北京市菊儿社区68号院落运用开放空间会议技术，有效调动居民参与、共同民主协商决定“社区环境卫生整治”。这一“社区参与实践”荣获2012年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

       (一)问题导向、议题辩议与行动流程

       长期以来，68号院落居民普遍反映社区环境卫生较差，但居民们很难能够坐在一起商量如何解决，每个人都想改善院落环境，但是找不到方法。为此，社区居委会邀请北京参与行动服务中心的宋庆华律师引导院落居民组织起来解决此问题。

       社区居委会通过走访入户的形式告知院落居民，定于2010年3月7日召开一次院落环境整治讨论会，请院落内的每一户派一名代表参加。会议主持团队组织人员在社区内找到空间开阔的会议场地，按照圆形结构布置讨论会场，购置咖啡、水果、点心、卡片纸、白板笔、彩纸、移动白板、粘胶等会议讨论工具。

      

       会议开始时，共有社区居委会成员、68号院落居民以及自愿前来参会的社区其他居民共计20人，都对这种全新的会议形式产生浓厚的兴趣。会场不设主席台，与会者围圆圈自由就座。主持人形象化地解释会议的由来、技术、原则，并且和所有与会者一起默认基本规则“竖起大拇指表示安静，这个规则每个参会人都可以用”、“我们的会议只讨论，没有对错，不批评”。正式讨论前，主持人引导大家完成一个互动小游戏，暖场破冰，然后请每一位与会者简单介绍自己，相互熟悉(自愿，不想介绍直接跳过)。

       随后，进入会议的主题讨论，主持人引导大家回顾院落生活的感受，请大家谈院落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居民谈的内容会很多，主持人提示请大家把握探讨主题，围绕院落环境来分享，参会者在卡片上写上当前院落环境的主要问题，在白板上逐一张贴，并且在张贴的同时简要表述自己的观点，其后由会场所有人一起就所有问题进行分类，形成若干议题。主持人请大家在各类自己感兴趣的议题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并找到这一个议题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如此形成若干议题的讨论小组。通过这一程序，初步形成三个议题：

      

       议题和议题小组产生以后，就由小组成员民主推选议题召集人，组织小组成员讨论：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如何解决问题？并推选出汇报人、记录人、时间管理员，分工协作。各小组约定讨论30分钟后，由小组汇报人逐一汇报小组讨论情况。汇报中，其他小组成员可以提出异议和看法，随时提问，随时分享。最终形成院落环境治理的解决方案。

       在会议上，形成了三个议题的行动小组，大家选择了院落内环境整治小组主题活动进行分析。该议题小组在明确议题之后，自主召开会议，投票选举产生“68号院落环境自管会”，选举产生自管会会长1人、门栋长6人，并且与社区居委会签订院落自管责任书，承担起院落环境整治项目。自管会首先召开居民会议，共商环境治理大计，随后选择垃圾清理、小路翻修、休息亭建设四个事项分期解决，并请院落居民捐款用于卫生整治，成立项目理财小组，监督直至全过程，并且有居民按照开放空间会议技术讨论如何设置小路整治规划、休息亭设计的尺寸等等。

      

       图6 菊儿社区68号院落开放空间会议环节(14)

       当开放空间会议技术嵌入北京市菊儿社区68号院落环境整治这一社区公共议题的治理过程中，有效的居民参与协商出现了。特别是在第一次会议协商后，社区居民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自觉参与环境整治的实际行动，甚至不惜自掏腰包解决社区休息亭的建造问题。由此可见，社区民众并非缺乏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和责任心，而问题在于这种热隋和责任心没有得到有效的激发和维护。

      

       图7 68号院落环境整治小组行动流程(15)

       与之不同的是，开放空间会议中所产生的协商议题，都与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最能唤起基层民众的关注、热情和责任感。而基层协商民主正是在这些议题的推动下，由居民自愿组织、自由协商和自主服务，以实现自身和群体共同的价值目标和利益追求。在此过程中实现人人平等、自由参与公共生活，公正实现个人诉求。

       开放空间会议技术支撑的基层协商，充分尊重了居民自我选择的权利和利益表达的高度自由，充分实现了观点碰撞和交流，形成最大共识，并且达成了实现利益的行动共同体。整个会议过程高度重视营造人性化、细节化的民主参与氛围，切实有效展现了协商民主的理念和价值，创新了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形态。

       (二)传统转向及模式比较

       开放空间会议技术是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运用的现代会议技术，在中国本土的运用也产生了积极的效应，呈现出与传统协商会议不同的特征，推动了传统协商模式的两种转向。

       从会议主体的角度，实现从“参加”到“参与”的转向。一直以来，我国的各种协商会议，主要是各级党政部门制定政策后，在政策出台以前邀请相关的人民团体、群众代表就政策草案征求意见。对于固定的议题和已经成形的政策文本，与会协商的代表探讨的范围和深度非常有限，大多局限在个别和细节问题上。即使是提出较大的质疑或者根本性的反对意见，要么得不到充分的讨论和回应，要么被否定掉，造成参会者较大的分歧。传统会议中，与会者往往是被动的“参加”，而不是主动的“参与”。

       在开放空间会议格局中，多元的利益相关者主体一旦进入会议现场，就要参与每一项议程。既要有设计合理的会议流程，又要让与会者主动参与会议进程。民主和协商是一体中的两面，会议中既要有高质量的协商行动，又要有民主的理念和氛围。高质量的协商要求协商内容包括议题的提出和选择、决策方案的提出和表决等，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每一环节都有与会者的整体参与；而民主的理念和氛围要求在流程的技术化安排中要体现与会者平等、公正、尊严等主体基本权利，最终激发与会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真正参与会议的全程。

       从会议过程的角度，推动从“会谈”到“商议”的转变。民主协商重在一个“商”字，也就是多方位、多回合的商议、谈判和协调。传统的协商会议模式由于缺乏技术支撑，使得客观上协商会议重心偏向“会谈”的形式，而忽略了协商的“商议”本质。传统会议重视将各方代表聚集在一起，搭建多方会晤的平台，往往通报、告知和解释说明的成分较多，商议分量不足，大量时间精力消耗在与主题无直接关系或者无直接作用的环节和方面，会议的效率和质量不高。新技术支撑下的协商会议，就要回归协商的本意，重在“商议”。通过程序设置，就议题本身展开多轮次的探讨，协商就是反复博弈和讨价还价的过程。通过技术引导，能够把不同的意见和争论向理解和一致方向推进，最终达成共识性的结论和方案。这种新型的会议技术力图克服和避免传统会议中的种种弊病，廓清矛盾，明晰诉求，吸纳差异，消解争议，最终凝练形成汇聚最大共识的决策。

       当前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各地的新实践新探索开始涌现，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和安徽“南塘议事规则”都是其中的典型样本。浙江温岭市“民主恳谈会”获得第二届(2003-2004年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已经在学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开放空间会议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赋予了协商会议更为先进和适用的方法和操作技术，与“民主恳谈会”与“南塘议事规则”相比，这是探索基层协商民主实现形式的进一步创新和提升。

       作为实践形态的基层协商民主，围绕着为什么协商(协商动因)、谁参与协商(协商主体)、怎样协商(协商流程)以及如何保障(协商精神)这四个环环相扣的问题展开，开放空间会议技术支撑的基层协商民主与温岭“民主恳谈会”、安徽南塘试验的对比分析，可以凸显其独有的作用机制与效果(表4)。

      

       从议题的确定方式来看，民主恳谈会是由乡镇或村级组织根据当前乡村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事项先进行内部商议，比如农村建设规划、新民之家建设、垃圾处理、村级经济发展等。然后在群众中收集意见，确定需要商议的公共事项。南塘试验中，村级合作社运用罗伯特会议技术就合作社发展的具体事项进行表决，协商事项主要由村组织酝酿并提请会议表决。开放空间会议的议题完全是由参与者在协商会场现场商讨产生。针对某一类型的主题，会议主持人引导征集与会者提出若干具体议题，确定探讨哪项议题完全由与会者共同决定。完全尊重与会者的价值诉求和理性选择，体现了对参与者主体性的尊重，增强参与者的责任意识，“我提出的议题，我对这个议题就富有责任”(16)，真正体现议题的居民需求导向。

       议题选定后，就面临确定谁参与协商。对于参与者的选择上，民主恳谈会按照不同乡村组织的群体比重分配名额，保证各方利益的均衡。南塘试验的参与者主要界定在村合作社社员和村干部群体范围。开放空间会议坚持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原则，欢迎并鼓励与协商主题相关的所有群体参与，在保证协商主体的最大化的同时也欢迎其他毫无相关的“好事者”在遵守会场秩序的前提下观摩，并鼓励其成为会场的“蝴蝶”，为协商共识的达成分享自己的观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有利于提高协商群体的精度和会议效度，对自愿参与者开放则加彰显了协商会议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如何进行协商是开放空间会议技术运用的核心和关键。要使协商民主真正“落地”，就要特别重视协商的技术设计，在程序和结果层面体现出参与者的责任感、公平感。民主恳谈会意识到行政化的会议形式容易带来沟通不畅和公平感缺失，但由政府主导、精英推动的会议形式，“首先由村支部书记对来宾(包括专家学者和镇领导)致欢迎词，接着宣布恳谈会内容和会议要求，然后分组讨论，之后是大会讨论，最后是问卷调查。”[42]这在一定程度上听取了基层群众的意见和意愿，但各种意见的权重各不相同。“南塘十三条”对会议的每一步流程和环节都做出较为详细的安排，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实现了对传统村级公共事务决策模式的突破。当然，“南塘试验”主要在村级事务决策领域，一定程度上窄化了规则使用范围。

       开放空间会议以参与式的互动形式展开“自助式”会议，从与会者的需求出发，通过专业主持人的引导，并通过多种意见表达方式，使不同的观点可以全面呈现，可以充分交锋、对比，在分享中交流观点、充分协商、纠正偏好，实现最大程度的共识，并且根据共识决议形成行动小组，把决议落实到行动中。破冰暖场游戏、参与式需求调查、卡片法表达、口头分享、讨论结果的展示、小组谈论活动等一系列相互衔接的会议安排，完全尊重会议参与者意见的表达和碰撞，给予与会者身份上的平等感、人格上的尊重感和协商的自由感。

       如何促使参与者成为具有公共精神和责任意识的协商主体，是协商民主可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必须承认，当前的基层协商实践中，参与民众的理性认知和参与能力还有待加强。民主恳谈会、南塘试验和开放空间会议都强调注重培养基层民众的责任心、公共精神和参与能力。民主恳谈会“有助于政治发展，为公民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开辟了新的利益表达渠道，帮助他们提高民众素养，还能体验到政治效能感”[43]。南塘试验通过会议规则的专门训练，实现农村也能开会，村民也能民主表决。开放空间会议将与会者的议事决策能力训练贯穿到协商的全过程，通过互动式议题选择和行动，引导与会者树立并自觉增强公共责任意识，承担主体责任。特别是在决策的行动阶段，将公共事务的治理落实到通过小组成员的自主协商，形成行动方案，落实公共事务的治理责任。将民主训练融入到公共事务的自治之中，参与者都能成为公共事务治理的自我管理者和服务者。

       五、技术嵌入协商：实践贡献及其应用边界

       民主技术运用中所产生的协商议题，与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最能唤起基层民众的关注、热情和责任感。而基层民主正是在这些议题的推动下，由居民自愿组织、自由协商和自主服务，以实现自身和群体共同的价值目标和利益追求。在此过程中实现人人平等、自由参与公共生活，公正实现个人诉求。

       (一)技术实践的多维贡献

       当前的基层协商面临民众参与不足、议题不明、平等性低、意见冲突等一系列现实问题，而将开放空间会议技术应用于基层民主协商中，将充分发挥技术优势，有效破解当前的协商困境。

       协商主体的参与性。协商民主旨在最大限度地动员具有不同利益的相关群体参与讨论协商，诸如政府、社会团体、学者、居民、媒体等。当前我国的协商民主的基层实践中遭遇的最大困难就是居民的参与度极低，主要原因在于居民已经厌倦传统的会议模式，面对总是由官方主导的“一言堂”会议失去兴趣，参与不参与、发言不发言毫不影响会议结果，居民变得冷漠和消极，沉默和拒绝成为一种“弱者反抗的武器”[44]。通过开放空间会议技术明确所有居民参与协商会议是不现实的。因而以开放的姿态鼓励居民参与协商，让居民自由选择议题，用双脚决定自己的去留，最终的结果往往是真正的利益相关人会留下来，他们最关切将要讨论的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也具有建设性意义。这一过程让居民产生被尊重的感觉，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可以发挥作用，甚至可以影响会议的进程，这样其参与热情才高，协商才能汇集民意，汲取创意。

       协商议题的可诉性。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增多，风险社会的特征日益明显。这种风险的源头在于一部分弱势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不同，诉求理应得到的回复缺失或者滞后，导致戾气积累，怨气滋长。基层民主协商显然出于回应公民诉求、听取居民需求的目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传统的协商依然流于形式，阻塞民意，无法发挥化解矛盾的作用。开放空间会议技术运用于协商会议之中，采用全新的方式赋予居民诉求权。会议采用卡片法的表达方式，让与会者将自己的观点写在卡片上，简洁明了地表明自己的观点，避免了相互之间的口头争端和语言冲突。既然与会者的利益诉求总会多种多样，在技术设计上就会对不同需求之间的重要程度通过集体打分排序，与会者共同投票决定最急需解决的议题和最好的解决方案，使居民需求不仅可诉，而且可得到明确的回应。

       协商过程的平等性。传统的协商会议一般都由官方领导或者专家主导，通常是以一种告知、通知、通报甚至是强制命令的形式来与会场内的与会者沟通。居民、媒体等代表大多是旁听者角色，最多也不过是提一点意见，与会各方之间完全不平等，这就造成一种拒斥心理，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距离较大。开放空间会议打破传统的等级排序的座次安排，以围成圆圈的方式各自入座，制造出一种平等的氛围，在会议中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并且时间都是一样的，“没有权威，只有伙伴”、“只分享观点，不作出评判”。所有的发言没有对错之分，都是大家贡献的智慧，应当受到赞扬，这样的平等氛围就能达到协商的良好效果。

       协商路径的适用性。开放空间会议技术的参与导向和最大共识导向，与当前我国的协商民主愿景完全一致，二者存在共同的目标诉求：最大限度地引导利益相关者参与当前的社会和政治协商，为公民顺畅地表达自身诉求提供常规化渠道，以参与求共识，以多元促和谐，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协同治理。由于这一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成功案例颇丰，在基层治理中作用发挥最为明显，因此，将开放空间与民主协商的有机结合落脚在基层民主实践这一特定层面，以确定民主技术与协商理念融合的适用性方位。这就将其与欧洲的“共识会议”(17)区别开来。协商民主要落到实处，真正实现从民主理念转化为民主现实，必须有一套实际操作的技术方案。开放空间会议技术秉承的协商原则和价值取向与协商民主是完全统一的，这样就在给予基层协商民主技术支持的同时，也赋予了技术自身深厚的社会价值。

       协商共识的可达性。最大限度地汇集民意、凝结共识，是协商民主的根本价值取向。协商就是强调多元治理，听取最大多数相关者的意见和建议，使最终的方案取得最大的社会公约数，让决策得到尽量多的人的接受。当前我国的民主协商，特别是基层民主协商取得的效度极低。应该讲基层民主协商涉及范围相对较小，空间相对封闭，听取多方意见得出广泛民意基础相对容易，事实上却不然。原因就在于之前讲到的公民参与率极低、参与方式僵化，利益诉求无法表达、话语权被剥夺等，共同导致最终协商的效度低下，共识无法凝结，政策制定不能把握居民需求，出现众多“无效供给”，政府“买单”而居民不“买账”的现象，公共资源浪费严重。透过开放空间的会议形式开展的民主协商，可以规避以上风险，真正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凝聚最广泛的社会共识。

       (二)应用边界与运作条件

       开放空间会议技术被引入国内基层协商领域，产生了诸多与传统协商形式不同的效果。当然，“协商民主是一个全新的事物，要在中国推行必须做相应的限定和调试。”[45]由于客观环境和诸多因素的影响，需要审慎地把握技术应用的边界及实际需要的运作条件。

       技术应用的层级范围。开放空间会议当前主要运用于基层协商，主要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开放空间会议技术自产生以来，在国家立法、多党派领袖意见磋商、利益集团的博弈等高层领域得到运用。而中国已经具备了政治协商会议等体制内的固定形式，新技术的应用首先从基层协商实践开始，然后逐步拓展。其二高层协商，涉及重大事项的商议在当下中国还不具备完全的无拘束、开放性讨论的条件。而基层协商面对的都是具体性的事务，协商活动体现为日常性、常态化、开放性和相对简单性的特点，协商会议的气氛较为轻松，与高层协商会议的固定化、规范化等相区别，较为方便开放空间会议技术的运作。

       技术应用的去行政化。当前由政府部门主导或组织的协商会议，仍然是一整套较为严肃的官方会议形式，会议的程序性极强，不同群体的意见表达和权利行使也体现出自上而下的行政化色彩，讲求等级和次序，主要围绕重大公共事项的表决和重大活动的安排部署等。而开放空间营造自由、活泼、融洽的会场氛围，以平等的发言机会和公正的现场流程控制，促成观点的全面表达、利益诉求的相互碰撞和最大共识的形成，并不存在唯一的权力中心、权威领袖或者自上而下的会议秩序，是一种去行政化的协商形态。

       技术应用的灵活贯通。在开放空间会议技术的具体操作层面，要求秉持会议开放、平等、分享和人文关怀的精神，结合具体的协商议题，充分考虑协商会议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根据会议的进展对会议流程适时调整，同时也借鉴其他有效的形式，将协商落到实处。“南塘试验”就是在农村协商会议中的经典应用，“南塘十三条”也可以融入到开放空间会议的流程设计中。特别是会议之前模拟农村生活场景，有助于与会者尽快进入会场氛围，完全可以吸收利用。技术运用的本土化要求在既有的现实环境中和基础上做出灵活的调整。

       技术应用的主持角色。传统会议模式中，会议主持人只需按照既定的程序，按部就班地推进各项会议进程即可，主要发挥会介绍、播报、串联的作用。由行政部门的领导担任主持人往往代表了官方立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会议的进程。开放空间会议技术设计独立主持人制度，主持人的引导成功与否对于协商质量至关重要，对于主持人的要求极高。这要求主持人由具备深厚专业素养的人来担任，在会场中发挥穿针引线、调节氛围、调控节奏、促成协商的作用。主持人要具有心理学的基础知识，能够瞬间观察与会者的表情变化，感知其情绪体验，注重营造平等、自由的协商氛围；要具有管理学的能力素养，具有掌控会议节奏、调配的会场气氛的超凡能力，善于在尊重与会者的同时保持会场“活”而不乱，“议”而高效；要具备专业社工的基本素养，要有社会工作的情怀和视角，注重会场的引导，增强与会者的自助能力、表达能力；最重要的是还要具有人格魅力，以自身言行获得与会者的信服和认可。

       六、技术—民主的价值定位及发展预期

       民主精神的实现，有赖于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转。而民主制度的落地实践，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民主技术的支撑。开放空间会议作为现代治理技术应用于基层协商民主领域，在参与、协商、反馈和保障等诸多层面增强了民主实践的执行力和有效性。技术嵌入协商民主的过程，具有丰富的理论意蕴与价值。

       (一)技术—民主的价值定位

       从参与式治理的角度看，开放空间会议技术作为现代治理技术应用于协商民主过程中，意味着参与式治理的巩固和深化。治理既然是个人和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46]，那么它必然是多元主体的互动协商过程。

       在开放式的协商中，政府、社会组织或民众个体都不是主导进程的唯一权威。参与式治理不仅是亚里士多德时代“城邦的所有事务都要有全体居民共同协商”的命题，而且成为“只有容许所有人在国家主权中都有一份才是终究可以想望的”[47]目标。历史的鉴证是，希腊式民主崩溃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人口数量的迅速膨胀导致全体公民的参与变得不可能。正如此，代议制渐渐取代直接参与的民主政治形式，以竞争选举为标志的代议制全面覆盖民主政治领域。当然，竞争选举带来的低效率、对少数人的民意和利益的忽视等等问题出现，使选举制饱受诟病，人民不再满足于只是通过选举将公共权力交给政治精英，并对政治精英毫无监管，而要求在“民主过程的前、中、后，即选举过程、决策过程和监督过程都有民主的有效参与。”[48]在此背景下，民主政治出现了重大转向，带有直接民主色彩的各种参与式民主政治实践如涓涓细流汇集起来，开放空间会议技术的出现，正是参与式民主发展中的典型技术成果，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实践，极大地推动了参与式民主和参与式治理的扩展。

       开放空间会议技术的运用，是民主价值的精确注解和行动彰显。民主价值的实现、民主制度的运转需要民主技术的支撑，开放空间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并获得广泛认可，是民主价值达成整个社会的普遍共识之后，追求民主效能过程中的有益摸索。对于广义上的现代民主而言，代议民主、多数民主和远程民主都是民主实现的具体形态。特别是面对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不断更新的全球环境，代议制民主等各种制度都面临巨大挑战，既有的制度改革和创新路径日益狭窄。

       开放空间会议技术并不涉及到制度变革，而定位于基层民主实践，在协商过程中营造平等、自由、宽松的会议环境，明确利益相关者的地位身份，充分调动参与者热忱和责任心，赋予与会者人格尊严和平等权利。与会者都能在会场内确定自己的位置，找到归属感，进而树立必要的社会责任意识，实现不同利益诉求的有效整合。所有这些都是在开放空间会议技术的引导下完成的。有序的协商沟通，使与会者之间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与会者对集体讨论并确定的议题能随时表达建议和意见，并能通过合理的途径对行动方案和最终结果产生影响，为与会者之间加强互信奠定坚实的基础，有利于建立稳定而又充满活力的群体秩序。这正是民主政治的价值追求所在。

       此外，在公共事务决策中，政府角色究竟如何定位，国家的职能和功用究竟如何安排？这些问题在学术界一度引起争议。经典理论认为国家是人们出于保护私人财产的需要，以社会成员订立契约的方式，作为公益的裁判者处理纠纷的主体。[49]进入现代政治发展时期，西方国家开始从“小政府—大社会”向“大政府—大社会”转变。特别是以美国“9·11”事件为转机，政府更加深入地介入社会事务，加强对私人领域的干涉，欧洲的福利国家危机也是这一问题演化的外在表现。

       传统上中国一直是管控型的国家，政府和社会高度重合，历史上甚至还一度出现政社合一的国家体制。开放空间会议技术的兴起与应用，折射出政府权能的再次调适，新的会议技术强调多元主体的协商参与，政府只是会议中利益相关主体的一方，在整个公共政策的决议过程中所有利益主体集体发出声音，合力推进共识的达成。政府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权威，这就会促使政府对自身进行重新审视，厘清自身的定位和权限。事实上，为办好事情，“政府可以动用新的工具和技术来控制和指引，并且政府的能力和责任均在于此”[20]。

      

       图8 开放空间会议技术的价值定位

       既然“民主就是人民自己创造、自己建立、自己规定国家制度，并运用这种国家制度决定自己的事务”[50]，协商民主作为民主的一种“属概念”，就要为民主提供实践形态和可以利用的工具性路径。而开放空间会议技术恰恰实现了理念与路径、理论与实践、目标与路径之间的契合，促成了参与式治理、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理念以及公共决策在技术层面的实现。

       (二)发展预期：中国式民主2.0

       整体上看，不断创新的新技术被运用于民主制度的运作中，不断激活制度力量并催生新的民主形态的出现，这是民主政治发展进程的大趋势。反观当前的中国，民主技术设计的缺位使当下基层民主发展处于“悬停”状态，民主流程引导的“不在场”直接导致民众协商的低政治效能感。因此，在技术—民主时代到来之时，从既有的理论探讨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中，通过富有创造性的技术运用，使协商实践既契合特定的社会土壤和环境，又不偏离协商本意，既彰显民主的价值，又不陷入传统的窠臼。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乃至于民主政治发展的当下之需，而且是城乡基层从“选举民主”走向“协商民主”的中国式民主2.0版本的重要支撑。

       早在党建设革命根据地时起开始，丢黄豆、举手示意、鼓掌通过等生活化、操作性极强的技术方法就在根据地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中得到运用。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电子表决器、秘密投票区等现代工具大量运用于不同层次的民主会议中。从村委会“七瓣章”印章管理到乡镇长票选“海选”，不论成功失败，中国基层民众从未停止以自己的方式来追求和实现民主权利。因此，民主技术注入基层协商框架，必定要结合辽阔大地上的地域地貌、人文风俗、文化传统等特点。既要大胆借鉴西方科学的民主技术，进行本土化的改造、转化和利用，又要深度挖掘具有本地特色的方式路径，不拒绝所谓的“土办法”。民主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理念，而是大众常态化和世俗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民主技术的探索也应当讲求多样化，兼容并蓄，为我所用，促进各种类型协商民主细节的完善。

       尽管在兴起之时，协商民主就面临着程序价值和实质意义的争论，但程序价值与实质功能的并重统一，是民主政治发展中孜孜不倦追求的理论和实践目标。一方面，协商民主本身是民主价值实现的一种方式，具有技术属性的工具价值。中国特色的基层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实现形式，具有明显的工具属性。从形式上，协商就意味着民主技术引导和促成民主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基层协商定位于参与者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达成共识，在协商过程中体验平等、公正、自由的民主感知，收获协商的政治效能感，公民的责任感和公民精神在此过程中得到提升，从而体现出民主的实质价值。技术推动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既是一种仪式性、程序性的民主实践形态，也是一种现代公民融入民主生活体现民主价值的方式和路径，作为一体两面的二者，都在此过程中得到展现。

       协商民主是完整的理论框架，也是完整的实践体系。在中国，在整个民主政治建设框架下，由于协商群体和协商主题的差异，产生了高层协商和基层协商的区分。高层协商事关宏观决策，基层协商直面社会现实。为此，协商民主需要在形式、流程层面更加规范，协商主体更加精确，实现上下协商的融合。基层协商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分类协商后的整合，充分考虑城市和农村的不同协商地域、环境特点，实现技术操作的精细化，搭建起参与式协商的联结机制，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促成基层协商一体化。

       同时，协商民主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路径选择，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以协商的方式来回应诉求解决问题。民主参与的重要基础，是公民民主实践能力的提高。开放空间会议技术根植于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平等、独立、自由、民主传统，并在现代公民责任和公共精神的驱动下不断完善。它得益于民主社会的长期积淀和自治传统，与公民民主意识和能力密切相关。

       当前城乡基层民主发展中遭遇的一系列问题，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难以成型，重要的一点就是具有参与热情、能力、素养的现代公民的培养。为此，运用现代技术展开协商民主的实践，使之承担起社会公民民主能力训练的责任，就是针对基层民众参与能力较弱、公共责任精神相对薄弱的现实，使协商过程实现居民的有效表达，变政治冷漠为积极参与。这是协商民主可续发展的根基，也是民众在参与协商实践中推动民主发展的内在动力。

       简言之，基层协商民主是致力于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渐进式路径选择，开放空间会议是嵌入基层协商实践的一种重要民主技术。在技术民主时代，以开放空间为代表的现代治理技术以其开放性、易用性和适用性，使基层协商民主有效运转起来成为了现实可能，并构成了未来中国民主发展2.0时代可期待的良好愿景。

       收稿日期：2015-07-28

       注释：

       ①国内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外国协商民主研究的介绍与中国协商民主理论建构和实践总结两方面。

       ②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确认“协商民主”的概念，并就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进行规划和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继《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之后，近期中办、国办又印发了《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

       ③在此方面，议事规则专家袁天鹏首次将西方的“罗伯特议事规则”翻译成中文以后引入中国农村，尝试制定村民民主议事的本土化规则。他于2008年带着翻译的《罗伯特议事规则》进入安徽省阜阳市南塘村，开展民主议事规则训练，培训村民如何使用议事规则来讨论和决定村级事务，并制定了“南塘试验议事规则十三条”。这是将村级民主“实化”、激活民主制度的大胆探索，使可操作的民主成为现实，并卓有成效。参看《“五四”前重温南塘村试验》，《经济观察报》2012年4月30日，第16版。

       ④资料来源于2014年3月21日“H省城乡基层组织协商民主建设工作座谈会”会议材料。

       ⑤2014年3月21日“H省城乡基层组织协商民主建设工作座谈会”上H市Y社区书记的发言。

       ⑥2014年7月2日笔者对湖北省武汉市花楼水塔街东民社区居民的访谈。

       ⑦(11)根据Harruson Owen著，吴资杏、钟琮贸、林慧玲译：《开放空间科技：引导者手册》(台北开发智慧引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整理。

       ⑧⑩此图来源于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陈伟东主任团队主持的“社区社工能力训练”资料。

       ⑨参见Harruson Owen著：《开放空间科技：引导者手册》，吴资杏、钟琮贸、林慧玲译，台北开发智慧引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09-114页；社区参与行动主办的“第二期公众参与会议技术主持人系列培训”《开放空间会议技术学员手册》，2013年10月。

       (12)目前国内影响较大的技术专家是宋庆华高级培训师。宋庆华在2002年12月专门创办NGO组织“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该中心的宗旨是传播参与式发展理念和方法，推动社区层面的参与式治理。通过运用参与式方法提供社区公共服务、化解社区冲突、解决社区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促进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核心目标是推动社区层面的参与式治理，通过运用参与式方法提供社区服务、化解社区冲突、解决社区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促进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宋庆华以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为议题，作为会议引导人在北京主持了多场旨在调动社区居民有效参与、共同协商、民主解决社区事务的开放空间会议讨论，议题主要围绕“新老社区居民融合”、“社区消防安全自治行动”、“社区业主与物业的关系协调”、“社区停车难”、“社区狗患”等与居民密切相关的社区“公共小事”。她主持的以开放空间会议技术为核心的“城市社区参与式治理能力项目”获得中国首届“社会创新奖”。

       (13)(14)(15)根据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陈伟东主任团队主持的“社区社工能力训练”资料整理。

       (16)笔者于2014年7月2日参加湖北省武汉市东民社区举行的“社区牛皮癣治理”开放空间讨论现场记录。

       (17)欧洲“共识会议”起源于丹麦，其主要是国会议员、社会科学家、政府首领、公民代表、媒体代表共同就议题进行探讨，多方对话，这种会议模式主要应用于高层的决策咨询。参见刘锦春2007，(2)：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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