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汉前期民国文学与学术_淮南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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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文学与学术在藩国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藩国论文,刍议论文,西汉论文,学术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10-0142-04

       一、儒学中心在藩国

       西汉初期,刘邦集团选择了独特的“郡县”与“封国”并存的“一国两制”。受此影响,汉初儒学有齐鲁之地、楚国、河间三个比较大的中心,显然皆在藩国。其中齐鲁之地与楚国的学术兴盛于高祖、吕后时期,河间兴起于景、武之间。

       1.齐鲁之儒学

       战国之际,天下并争,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可见乱世之中齐鲁之地的学者仍然坚持学术传统。傅斯年先生云:“儒者在战国时,曾西流三晋,南行吴楚;入汉而微,仅齐鲁之故垒不失。”①据《汉书·儒林传》,“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其中淄川国为文帝置,鲁为景帝置,所举经学大师8人,齐鲁之地便有6人,占百分之75%。而燕、赵两位也是藩国的学者。除此诸先生外,见于史籍者还有很多。据《汉书·艺文志》《儒林传》,《易》学方面:有淄川杨何、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等人,皆以《易》至大官;《尚书》方面,有济南伏生以二十九篇今文《尚书》教于齐、鲁之间,从之受学的有济南张生、千乘欧阳生及伏胜生孙子等人,另外有孔安国传孔氏古文《尚书》②;《诗经》方面,有鲁人申公的《鲁诗》、齐人辕固生的《齐诗》等;《礼》学方面,有传《士礼》十七篇的鲁高堂生,善为颂的鲁徐生等;《论语》方面,有《齐论语》《鲁论语》及出自孔壁的古《论语》,不仅这些重要的版本出自齐鲁,传《论语》的也大多出自齐鲁③;《春秋》学方面,有治《穀梁春秋》的鲁申公、《公羊春秋》的齐人胡母生等。另外有出自孔壁的古文《孝经》等,皆有专人研究。

       2.楚国之《诗》学

       西汉高帝六年(前201)以“三十六县”置封刘交为楚王,楚国不仅地近齐鲁,学术也可以看成是齐鲁之学的分支。据《汉书·楚元王传》,刘邦的少弟楚元王刘交“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由于刘交个人对学术的喜爱及修养,被封为楚王后,不仅招徕学者任楚国的要职,还以学术教授子弟,同时自己也为《诗》学之专家:“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鲁迅先生云:“汉初治《诗》大师皆居于楚;申公,白公之外,又有韦孟,为元王傅,傅子夷王”④,使楚国形成了以《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团体。这些学者及以《诗经》为主的学术传统,影响甚远,楚元王刘交一系,数代以学术为业。如其孙刘辟疆亦好读《诗》,能属文,辟疆之子刘德,刘德之后刘向、刘歆父子,学术虽各有偏重,而皆可以追溯到楚元王刘交所奠定的家学基础。累世传经,不仅在武帝前宗室里面少见,即使士人之家也不多有。钱穆先生认为“汉武帝代表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治的统一政府’即‘士治’或‘贤治’的统一政府之开始”⑤,如果以楚元王论,则这种文治、士治、贤治的政府在汉初的藩国就已经有初步的样板了。

       3.河间国之经学

       河间国是景武之间的一个儒学重镇。景帝前元二年(前155)用皇子刘德为河间王。刘德“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每召集有学养的士人。《西京杂记》云:“河间王德筑日华宫,志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⑥,与偏好智辩、文学之士的藩国显然不同。河间王刘德在儒家文献的搜集、典籍研究、儒学在政治上的践行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史云:“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又云:“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正是这种笃实广博的学风,很快“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河间国不仅成为当时的儒学圣地,也为后世经学家所追慕。

       今可以考见河间国学者有:毛公,传《诗经》;贯公,从贾谊修《春秋左氏传》;贯长卿,亦治《春秋左氏传》,兼传《毛诗》;王定,习古乐。据《春秋繁露·五行对》,有河间献王向董仲舒问《孝经》事,则董仲舒或许曾于河间国游学。

       4.其他藩国之经学

       除了齐鲁、楚、河间几个儒学中心外,其余讲传儒学的大师也多在藩国,如在燕、赵间传《诗》《易》的韩婴,所传《韩诗》,为《诗经》学四家之一;梁国的《易》学专家丁宽,著有《丁氏》八篇;《易》学大师周王孙的弟子卫人蔡氏有《蔡公》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有《淮南道训》二篇等,《淮南子》中“除大量引用了《诗》、《易》之外,《礼》、《乐》、《春秋》皆为其征引所及,且发挥《六经》的微言大义。《春秋传》遍及《公羊》、《谷梁》,更大量援引《左氏》”,保留了许多“未受五经博士制度拘束,未受阴阳五行掺杂的儒家思想,经学思想”⑦,在学术史、思想史上都有重要的价值。

       二、诸子学中心在藩国

       1.齐国的诸子学

       汉初齐国延续着战国之学风,不仅保持着阴阳五行灾异等学说的发展,同时也是道家黄老之学的重镇。战国时期,齐威王好宾客,至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今《汉书·艺文志》有《慎子》十卷,在法家;《田子》二十五篇、《捷子》二篇,在道家;《驺奭子》十二篇,在阴阳家。加上儒学等,可见齐国学术流派之多。《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又云:“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则诸家之中,黄老之学为大宗。这个学术传统直到汉初仍未间断,据《史记·乐毅列传》,“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又云:“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似乎齐之高密、胶西是黄老学最为兴盛之地,并在汉初影响力扩展到了汉廷。据《史记·曹相国世家》,惠帝元年(前194),曹参任齐相,“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可见齐国学术之盛,并已影响到了汉廷。

       2.淮南诸子学

       刘氏淮南国前后存在70余年,仅刘安之淮南国便近46年。由于淮南王刘安自身的文化修养及其对学术的爱好,使淮南国成为汉初相当重要的学术中心。《汉书·伍被传》:“淮南王安好术学,折节下士,招致英隽以百数”;《论衡·道虚篇》云:“淮南王学道,招会天下有道之人。倾一国之尊,下道术之士,是以道术之士并会淮南,奇方异术莫不争出。”⑧淮南王招致的士人中有许多才能特殊的异士,他们议论天下之事,推求道术,创作诡奇瑰怪的文学作品,《淮南子·要略》所谓:“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⑨《汉书·淮南王传》云:“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另据《文选注》,刘安还有《庄子略要》《庄子后解》等研究《庄子》的著作,可见当时淮南士人子学方面著述之丰富。

       《汉书·艺文志》将《淮南子》列入杂家,而杂家本身就以“兼儒、墨,合名、法”,内容驳杂,思想丰富。《盐铁论·晁错》云:“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⑩就现在传世的《淮南子》而言,九流十家的思想都可以找到,而以道、儒二家为其思想主干,徐复观先生在《〈淮南子〉与刘安的时代》一文中做了精确的概括。其中,儒家“未受五经博士制度拘束,未受阴阳五行掺杂”,而其道家思想,也与齐国的黄老不同,徐复观先生云:“《淮南子》这一集体著作中的道家,他们所抱的道家思想,与‘黄老’这一系的道家思想,实系分门别户,另成一派”。这一派便是道家学说中的“老庄”一系,《淮南子·要略》云:“揽掇遂事之踪,追观往古之迹,察祸福利害之反,考验乎老、庄之术,而以合得失之势”(11),可见作《淮南子》之淮南诸士,已经老、庄并举了,这与通常认为汉末至魏晋时期老庄才并称的说法显然不合,则道家“黄老”之学于此时已开始向“老庄”之学转变,此间学术升降的消息实在不可轻易忽视。

       三、汉初文学中心在藩国

       关于汉初藩国的文学,陈中凡先生曾有述及:“他如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皆折节下人,招致四方宾客,内中有不少文学之士,如严忌、枚乘、司马相如、小山等,各以辞赋著名。文学得到这班侯王提倡,应当十分发达,较晚周更加进步了。”(12)汉初的文学中心,先后有吴、梁、淮南等国。

       1.吴国、梁国的文学

       吴国是刘邦置以镇东南的藩国,为汉初少有的大国。据《汉书·地理志下》,刘濞“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汉书·邹阳传》云:“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又云:“阳为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则吴王偏好的是有文辩智谋之“游士”。这些人皆以文学见知当时、留名后世,而《汉书·艺文志》未载他们在吴国时期之作品,也未记载他们在吴国时期文学创作的情况,或许与吴王看中的是他们的智辩谋略而非文学才能有关。此时见于史料的只有邹阳《上书吴王》、枚乘《上书谏吴王》等文字,在汉初文学史上都有重要地位,尤为后世文章家所重视。

       梁国是继吴国之后另一个文士的汇集之地,成为重要的文学中心。景帝时,由于特殊的战略地位、梁孝王本人的尊贵身份,加上平定七国的功劳,梁国很快成为一个拥有许多特权的大国。原来吴国的一些士人,也纷纷去吴至梁。梁王待士条件优渥,如公孙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对游士有极大的吸引力。《汉书·枚乘传》云:“汉既平七国,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又《汉书·司马相如传》云:“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也,更名相如。以訾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这两则材料值得注意的是:汉廷在枚乘眼中,不能算是“大国”;汉廷对士人的待遇远不如藩国,待枚乘止以弘农都尉、司马相如不过郎官,与梁王待公孙诡之待遇相去甚远;二人离开汉廷的原因:一为梁国可以“得其所好”,一为“景帝不好辞赋”,更可以想见汉廷的文学氛围远不如藩国。鲁迅先生云,“天下文学之盛,当时盖未有如梁者也”;徐复观先生云:“这(梁国)是当时文学活动的中心,其文学氛围,远非朝廷所能企及。”(13)此评可信。

       正是如此,梁国很快聚集了各种人才,而以文学之士最著名,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文人团体。《西京杂记》有梁孝王在忘忧馆与群臣以赋酬唱的记载,此材料若可信,则梁国文士已经开始像后世的宫廷文人群体那样宴饮酬唱了。于迎春说:“此虽小说家言,但‘至亲’、富足的梁孝王在辞赋之士的环绕下,在国中建立起一个文学的地方中心,实为不妄。”瑏瑤此时的作品中,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不仅是梁国文士之精品,也是汉赋中的明珠。文章有枚乘《上书重谏吴王》、邹阳《狱中上梁王书》等,皆是出自赋家的手笔,立意、遣词与其他作者明显不同。清人浦起龙评二人云:“邹、枚以赋手为文章”;吴汝纶评邹阳此书:“此体殆邹生所创,其源出于风骚。隶事之多,而以俊气举之,后人无继之者,由是分为骈体矣”。可见赋家的文章自有特色,与源自经史的文章自有不同。

       2.淮南国的文学

       淮南国除了是一个诸子学重镇外,还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中心。《汉书·淮南王传》云:“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每与武帝宴见,便“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其所致的士人中文章学术之士占有相当的比重。《楚辞·招隐士·序》云:“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徳,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据汉高诱《淮南子·序目》,当时有“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技、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徳,总统仁义。”瑏瑥再据《汉书·艺文志》:“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则淮南国的文学较吴、梁远为发达,不仅有诗歌及当时的新文体“赋”的创作,还继续着楚辞创作的传统,并且作品数量也相当惊人。日本学者冈村繁先生云:“这为数众多的辞赋直接反映出当时高帝的创作盛况,在此文坛中虽然没有枚乘、庄忌那样卓越的作家,但是君臣们对辞赋的推重,想必决不下于吴都及梁都。”瑏瑦另外,与吴、梁以士人为创作主体的情况不同,淮南王本人也是一个重要的作者,现存作品有《熏笼赋》《屏风赋》。

       据《汉书·淮南王传》:“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可见刘安个人在文学、学术方面的成就,足以使淮南王流誉于当时、见赏于君上了。另外,武帝“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据此可以推断:除了敏捷的才思、深厚的文学修养外,刘安还有着特别的文学评论及鉴赏能力。刘安《离骚传》全文已不可见,但就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所引用的内容来看,分析了《离骚》创作的外在原因、主观动机、精神状态,《离骚》的风格、文辞与作者修养之关系及《离骚》的价值等,涉及文学评论的诸多方面,也是当时其他藩国文士很少具备的,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另外,淮南子学名著《淮南鸿烈》在文学上的成就也非常引人瞩目。

       3.其他藩国的文学

       在文学上有所表现的藩国,还有赵、广川、长沙等国,如《汉书·艺文志》载:“赵幽王赋一篇”,“广川惠王越赋五篇”,“长沙王群臣赋三篇”等。另据《汉书·武五子传》,燕王刘旦“壮大就国,为人辩略,博学经书杂说,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之事,招致游士”,虽然无传世作品,而当时在学术及文学上不会毫无表现。明人胡应麟《诗薮》云:“唐诗千余家,宗室于列者不能屈全指。先秦、汉赋六十余家,而刘氏占籍者十数人,东汉不与焉。是唐宗室能诗者不过百之一,而汉宗室能赋者,几得十之三,何其盛也!虽湮没不传,名存实史籍,亦厚遇矣。”瑏瑧而这些载在史籍的宗室多在藩国,这些都足以见藩国文学之繁盛。依据藩国文士、诸侯王的文学成就而言,我们有“汉初文学中心在藩国”之论断。依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所录民间歌诗的创作情况来看,有燕、齐、郑、河间、淮南、临江、吴、楚等地之作品,亦可证明藩国文学之盛。

       注释:

       ①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88页。

       ②《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

       ③《汉书·艺文志》:“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

       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09—410页。

       ⑤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94页。

       ⑥向新阳、刘克任:《西京杂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93页。

       ⑦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5页。

       ⑧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中华书局,1990年,第317、320页。

       ⑨(11)(15)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1454、1446—1447、5页。

       ⑩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第113页。

       (12)陈中凡:《汉魏六朝文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144页。

       (13)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2页。

       (14)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25页。

       (16)〔日〕冈村繁:《周汉文学史考》,《冈村繁全集》第一卷,陆晓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1页。

       (17)〔明〕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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