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供给
张鹏飞
(中国人民大学 劳动人事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在全面二孩政策下设计了四种总和生育率方案，并通过育龄妇女生育模式的设计测算了我国未来总人口规模、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以及老龄化规模。在此基础上，通过劳动参与率的假设预测了我国2018—2050年劳动力供给规模和结构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总和生育率每提高0.1，劳动力供给数量相应增加1300万～1400万，但是四种总和生育率方案下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都呈现下降的态势，这表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确实有助于改善我国劳动力供给规模，但是作用有限；随着总和生育率的提高，15～29岁年龄组劳动力供给结构占比得到了一定的缓解，30～34岁年龄组劳动力供给结构占比逐渐上升，35～64岁年龄组劳动力供给结构占比逐步下降，同时男性劳动力供给结构占比逐步下降。可见全面二孩政策能够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最后在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 全面二孩政策；劳动力供给；总和生育率；年龄组
一、问题提出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计划生育的实施显著降低了我国人口出生率，缓解了我国人口基数大的压力。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伴随而来的劳动力需求明显上升，但总体上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处于基本平衡。21世纪以来我国老龄化步伐加快，无可置疑计划生育是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因素，中国的生育模式也逐渐发生变化。在低出生率、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的形势下，劳动力供给逐渐与劳动力需求脱节，导致各地区相继出现了“用工荒”的现象，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并决定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标志着我国提倡的独生子女政策结束。那么全面二孩政策在改善我国生育模式的同时是如何影响劳动力供给的？本文将在生育率假设的基础上予以回答。
随着我国老龄化步伐的加快，众多学者对我国劳动力供给变化进行了研究。一些学者从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劳动熟练程度、劳动强度及经济活动人口比重变化等方面分析了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综合影响并发现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劳动力供给下降趋势不可逆转，但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会弱化或延缓这一趋势(王立军 等，2012；王欢 等，2014；张车伟 等，2016)。也有部分学者通过分析老龄化对我国劳动力供给带来可能的影响，认为老龄化会引起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下降并且年轻劳动力下降表现的较为迅速(童玉芬，2014)。
国外关于研究生育率的变化与劳动市场之间关系的文献较为充实，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短期内生育率的变化与劳动市场关系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以育龄女性为对象，研究生育率的变化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生育率的提高对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考虑到女性在家庭分工中的角色，生育率的提高导致已婚女性整体上参与非市场工作的时间增加，尤其是花费大量时间从事家庭工作和养育孩子的活动，进而导致女性劳动参与率降低(Vere，2007；Bloom et al，2009)。但是生育率的提高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降低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其很大程度上受到女性生育孩次的影响。另一类是关于长期内生育率的变化与劳动市场关系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以人口老龄化的角度为视角。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出生人口的数量逐渐小于步入老年人口的数量，导致人口老龄化加剧，进而影响到劳动年龄区间人口数量，最终导致劳动供给量的减少。而通过合理的生育激励政策，虽然短期内可能会降低育龄女性劳动参与率，但是在长期内会增加出生人口数量，改善人口年龄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更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Bijak et al，2008；Maestas et al，2016)。
在学校管理实践中，面对新教师培养的压力和学生安全管理的压力，我带领全校老师关心培养青年教师，狠抓学生安全教育，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素质和能力，出色完成学校的管理工作，从而减轻工作带来的压力。
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二孩政策下总和生育率的假设、生育模式的设计以及劳动参与率的假设，进而得出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主要分为：第二部分通过生育率的设计构建人口预测模型，进行了总人口的预测、劳动年龄人口的预测以及老龄化趋势的预测；第三部分则在第二部分的基础上，通过劳动参与率的设计构建劳动力供给模型，测算了我国按年龄组、性别分劳动力供给规模并对劳动力供给总规模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则是不同总和生育率方案下的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分析；第五部分是在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二、生育率的设计与人口预测
(一)总和生育率( TFR)的设计
结合学术界众多学者对我国生育政策的研究，认为我国目前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取值在1.4～1.6之间。本文选取总和生育率1.5作为生育政策不变时的基准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促进人口的持续增加。本文借鉴张鹏飞等(2017)研究，设计了全面二孩政策下四种生育率假设方案作为2018—2050年人口的预测：生育政策不变的方案(TFR=1.5)、低生育率方案(TFR=1.6和1.7)、中生育率方案(TFR=1.8和1.9)和高生育率方案(TFR=2.0和2.1)。在全面二孩框架下，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法或很难确定分年龄段妇女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因此必须对分年龄妇女生育率作出假设。采用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一方面通过各种生育设计方案全面的预测出全面二孩政策下可能出现的各种生育情况，由于全面二孩政策放开时间不长，单独使用一种方案预测会由于诸多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导致测算结果出现较大的偏差，而采用多方案预测更有效地避免不可观测因素带来的误差，同时还有利于针对不同生育方案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另一方面，通过不同方案之间的比较，更能直观有效地研究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影响。因此本文以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全国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数据作为基础，将处在生育年龄区间15～49岁的妇女生育年龄区间等距分为7段，并假设各年龄段妇女的生育率之比保持不变进而得到各方案对应的按年龄段分生育率。
(二)人口预测模型的构建
为了预测2018—2050年的按年龄和性别分人口数量，本文假设2015年人口年龄和性别分布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人口年龄和性别分布一致，进而得到2015年按年龄和性别分人口数，并在此基础上假设：(1)男女人口出生比为1：1；(2)忽略国际人口迁移因素；(3)不考虑生育妇女和婴儿的死亡因素。则：
1.第t+1年出生的人口数量为：
(1)
其中x 为年龄区间数量，即把0～99岁等距分为[0，4]、[5，9]…[90，94]、[95，99]共20个年龄区间。Pt .x 为第t 年x 年龄区间女性人口的数量；Bx 为x 年龄段妇女的生育率。
各生育方案中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于2018年达到峰值10.26亿，之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下降，在生育政策不变的方案中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得最快，从2018年到2050年平均每年下降0.65%，至2050年为8.11亿；而在其他生育方案中平均每年下降0.59%(TFR=1.6)、0.53%(TFR=1.7)、0.47%(TFR=1.8)、0.41%(TFR=1.9)、0.35%(TFR=2.0)和0.29%(TFR=2.1)。至2050年分别有8.31亿、8.51亿、8.71亿、8.90亿、9.10亿和9.30亿。可见在总和生育率处于1.5～2.1区间内，每提高0.1，劳动年龄人口平均下降速度相应减少0.06%左右，至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相应的提高约2000万，这表明总和生育率的提高能够明显的减缓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趋势。
2.第t 年已出生人口数在第t +1年的数量为：
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多种多样，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以及劳动参与率对劳动力供给都有深刻的影响；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等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较大。劳动参与率作为重要参数，对劳动力供给具有直接的影响。表1为2000年和2010年按年龄组、性别分劳动参与率，由表可知无论2000年还是2010年，按性别分劳动参与率或总参与率都是随着年龄组逐渐上升到达稳定状态，之后逐渐下降。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中在15～24岁处于上升阶段，于25～49岁之间达到高峰并趋于稳定，从50岁开始劳动参与率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降低。
(2)
2.3.1 粒径及Zeta电位 用纳米激光粒度仪对白藜芦醇DPPC脂质体的粒度和Zeta电位进行测定，温度为25 ℃，体积为1 mL，每份样品平行测定3次。结果发现白藜芦醇DPPC脂质体的平均粒径为（191.5±4.5）nm（图1-E），多分散指数（PDI）为0.3±0.1，载药脂质体的Zeta电位为（12.4±1.5）mV（图1-D）。
其中P 1t.i 表示第t 年i 岁女性人口的数量；D 1t.i 表示第t 年i 岁女性的死亡率；P 2t.i 为第t 年i 岁男性人口的数量；D 2t .i 为第t 年i 岁男性的死亡率。
3.第t +1年的总人口数为：
Z t+1 =E t+1 +T t+1
(3)
(三)人口预测结果
1.总人口规模
在不同的总和生育率方案下，总人口规模差异比较明显。在生育政策不变时(TFR=1.5)，总人口数量将于2028年达到峰值14.47亿，之后逐年下降，到2050年总人口数量下降到13.24亿；在低生育方案中，总人口分别于2029年(TFR=1.6)和2030年(TFR=1.7)达到峰值14.62亿和14.78亿，到2050年，人口分别降至为13.62亿和14.00亿；在中生育方案中，总人口分别于2031年(TFR=1.8)和2032年(TFR=1.9)达到峰值14.94亿和15.12亿，截至2050年分别降至14.39亿和14.79亿人；可见在总和生育率在1.5～1.9之间时，每提高0.1，人口峰值年份相应的向后推迟1年，人口峰值数量相应的增加1700万左右。而在高生育方案中，总人口分别于2034年(TFR=2.0)和2050年(TFR=2.1)达到峰值15.30亿和15.62亿，与生育政策不变时相比，截至2050年高生育方案分别多出1.96亿和2.38亿。
2.劳动年龄人口规模
体质量指数(BMI)是衡量人体营养状况的主要指标，有研究指出，BMI更适宜于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筛查，也是最常用的儿童青少年肥胖评价指标[13，14]。故本研究采用BMI作为超重肥胖的评价指标。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1学年后，儿童超重肥胖检出率有所下降。这可能与干预实施过程中，制定了促进儿童体力活动水平、促进健康饮食行为的干预目标，同时家长和教师共同参与进来，促进儿童培养健康生活方式有关。
另外，企业财务人员通过进行计算机系统的数据压缩与宽带网络的传递，不仅仅将财务数据的实现无纸化制作，而且企业决策者能够实时地通过强大地网络系统传递而获取企业的财务数据，不需要传统纸质档案的存储。除此之外，会计信息化能够实现远距离的服务，有利于企业下辖分公司获取财务数据，跟进企业总部的发展。
2.2 不同部位独活种子的千粒重 对不同部位的独活种子进行千粒重测定，发现独活种子千粒重为3.21～4.34 g(表2)。经方差分析发现，第1部分、第2部分、第3部分之间的独活种子千粒重差异不显著，但均与第4部分存在极显著差异；不同部位间千粒重有显著差异，这与粗柄独尾草、油菜、川泽泻等种子的研究结果[15-17]相似。这可能因为植株上部与中部种子结实较早，成熟度较高；而底部种子结实较晚，成熟度较低所致。
以TFR=2.1为例，见表6。15～24岁劳动力规模占总劳动规模的比重由2018年的12.10%下降到2050年的10.16%；25～49岁劳动力规模占总劳动规模的比重由2018年的66.21%逐渐下降到2050年的59.38%；50～64岁的比重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由2018年的21.68%上升到2050年的30.45%。而在男性和女性占比中，男性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由2018年的55.61%上升到2050年的56.40%。
生育政策不变时的65岁及以上人口老龄化规模于2018年—2050年不断扩大，每年平均扩大4.75%,截至205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25.91%;同样其他生育方案中老龄化规模变化趋势与生育政策不变时的趋势相同，老龄化规模每年平均扩大4.56%(TFR=1.6)、4.37%(TFR=1.7)、4.19%(TFR=1.8)和4.02%(TFR=1.9)、3.85%(TFR=2.0)和3.68%(TFR=2.1)。至2050年分别为25.19%和24.50%、23.83%、23.19%、22.57%、21.96%。可见总和生育率处于1.5-2.1区间内时，每提高0.1，老龄化扩大速度相应减少0.2%左右，这也证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总和生育率越高，人口老龄化规模扩展的越缓慢。
三、未来劳动参与率设定及劳动力供给规模的测算
(一)劳动参与率的设定
国际方面，全球竹产品市场产值约600亿美元。在环保低碳这一世界大趋势背景下，欧美市场对竹制品有很大的需求，特别是中国作为全球主要的竹产品出口国，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有由劳动密集型的竹产业向劳动力便宜的非洲转移的趋势。埃塞产品出口欧美及中国可以享受零关税政策。
表 1 2000年、 2010年按年龄组、性别分劳动参与率(%)
王金营等(2006)、马忠东等(2010)认为伴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影响最显著的是15～19岁和20～24岁年龄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还有进一步的下降空间。本文在此基础上同时结合发达国家的经验，假定自2010年起15～19岁和20～24岁年龄组按性别分劳动参与率每年下降1%，至2025年分别降到19.8%、17.04%(15～19岁年龄组)、61.22%和54.34%(20～24岁年龄组)，之后保持稳定。25～49岁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较高且下降的非常缓慢，整体上呈现稳定的态势，故假设25～49岁年龄组劳动参与率每年下降0.1%，至2050年下降到91.78%、78.09%(25～29岁年龄组)，93.04%、79.19%(30～34岁年龄组)，92.95%、80.40%(35～39岁年龄组)、92.50%、80.82%(40～44岁年龄组)和91.14%、76.05%(46～49岁年龄组)。50～64岁年龄组中劳动参与率随着健康水平、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总体趋势会呈现下降状态。但是考虑到我国未来要实行的延迟退休政策，预计50～60岁年龄组劳动参与率会在延迟退休实施的时间段内出现上升趋势。故综合考量假设50～64岁年龄组劳动参与率在2010—2050年保持稳定不变的状态。
据悉，为培养公司需要的管理会计人才、高端金融人才、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复合型人才，打造一支“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财务金融干部队伍，南方电网公司于 9月在广东佛山举办第四届会计知识大赛暨“精益杯”财务金融专业技能竞赛，云南电网公司高度重视，在公司系统财务队伍内组织两轮笔试、一轮面试，通过过关斩将，从全省财务队伍中海选出16名后备选手参加为期2个月的封闭式培训。
(二)劳动力供给规模的测算
将劳动年龄区间15～64岁等距分为[15，19]、[20，24]、[25，29]......[55，59]、[60，64]共计10个年龄区间，则在第t年的劳动供给数量为：
(4)
其中，i 表示劳动年龄区间数量；L t 表示第t 年的劳动力供给数量；P 1t.i 和P 2t.i 分别表示第t 年第i 年龄区间的男性人口数和女性人口数；R 1t.i 和R 2t.i 分别表示第t 年第i 年龄区间的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2018年5月13日下午，五建华东分公司里一场颇具未来感的机器人焊接试验在此进行。只见一个带轮履的铁盒子，自动爬行到待焊接的两块钢板接缝处，确认焊接位置后牵动焊头，霎时间火花四溅，大约在15分钟时间内就完成了2米长的模拟储罐横缝板根部焊接。而同等工作量通常需要1名焊工连续作业1小时才能完成。这个机器人即是五建以潘际銮院士专家工作站为平台研发的。
在生育政策不变时，如下页表3，15～24岁劳动力规模占总劳动规模的比重总体呈现一种下降的趋势，由2018年的12.10%下降2050年的8.26%；25～49岁劳动力规模占总劳动规模的比重逐年下降，由2018年的66.21%逐渐下降到2050年的57.08%；50～64岁的比重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由2018年的21.68%上升到2050年的34.67%。而在男性和女性占比中，男性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稍有上升，由2018年的55.61%上升到2050年的56.79%。
表 2不同生育方案下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规模(百万)
四、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
(一)生育政策不变时( TFR= 1.5)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
表2可以看出在不同生育方案下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规模的走势，各方案均在2018年达到峰值7.73亿，之后各方案都呈现下降的趋势。可见生育政策的改变已经无法扭转我国劳动力供给规模下降的趋势，总和生育率的提高只能降低劳动力供给下降的速度。通过表2还可以看出不同生育方案下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的具体规模，各生育方案从2030年开始出现差异。在生育政策不变的方案中，截至2050年我国劳动力供给量下降为5.74亿，年平均下降速度为0.81%；在低生育方案中，截至2050年劳动力供给量分别为5.87亿(TFR=1.6)和6.00亿(TFR=1.7)，年平均下降速度分别为0.75%和0.70%；在中生育方案中截至2050年劳动力供给量分别为6.13亿(TFR=1.8)和6.27亿(TFR=1.9)，年平均下降速度为0.65%和0.59%；而高生育方案中截至2050年劳动力供给量分别为6.40亿(TFR=2.0)和6.53亿(TFR=2.1)，年平均下降速度分别为0.54%和0.69%。可见总和生育率每提高0.1，于2050年我国劳动力供给量将提高1300万～1400万，而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速度相应减少0.05%左右。
表 3生育政策不变时劳动力供给结构(百万)
(二)低生育方案时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
以TFR=1.7为例，见表4。15～24岁劳动力规模占总劳动规模的比重由2018年的12.10%下降到2050年的8.95%；25～49岁劳动力规模占总劳动规模的比重由2018年的66.21%逐渐下降到2050年的57.91%；50～64岁的比重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由2018年的21.68%上升到2050年的33.14%。而在男性和女性占比中，男性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同样稍有上升，由2018年的55.61%上升到2050年的56.65%。
表 4低生育方案( TFR= 1.7)劳动力供给结构(百万)
(三)中生育方案时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
以TFR=1.9为例，详情见下页表5。15～24岁劳动力规模占总劳动规模的比重由2018年的12.10%下降到2050年的9.58%；25～49岁劳动力规模占总劳动规模的比重由2018年的66.21%逐渐下降到2050年的58.68%；50～64岁的比重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由2018年的21.68%上升到2050年的31.74%。而在男性和女性占比中，男性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由2018年的55.61%上升到2050年的56.52%。
表 5中生育方案( TFR= 1.9)劳动力供给结构(百万)
(四)高生育方案时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
3.老龄化规模
表 6高生育方案( TFR= 2.1)劳动力供给结构(百万)
(五)各生育方案的综合分析
表7反映了2050年各生育方案相对于2018年时按性别和年龄组分劳动力供给量占总供给量比例的变动情况。计算方式为2050年各年龄段、性别对应劳动力供给量占2050年劳动供给总量之比与2018年各年龄段、性别对应劳动力供给量占2018年劳动供给总量之比的差。它能反应出2018—2050年各年龄段、性别对应劳动力供给量的变化幅度。
表 7 2050年同比 2018年时年龄组和性别下的劳动力供给量占总供给量的比例变动(%)
由表7可知，随着总和生育率的提高，15～19岁、20～24岁、25～29岁年龄组劳动力供给量占比的下降趋势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尤其是25～29岁年龄组，当总和生育率达到2.1时，2050年25～29岁年龄组占2050年劳动供给总量之比与2018年基本相同。
随着总和生育率的提高，30～34岁年龄组占比逐渐上升；35～49岁年龄组占比逐渐下降，50～64岁年龄组占比同样逐步下降。这是因为总和生育率的提高增加了出生人数，导致了15～34岁人口的增加，相应得劳动力供给量也得到了增加；但是截至到2050年，二孩出生的人口还未进入40～64岁年龄组，只是劳动供给总量也得到了增加，导致该年龄组劳动力供给量的占比随着总和生育率的提高而下降。而总和生育率的提高降低了男性劳动供给量占比。
五、结论、建议和展望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可以提高我国的总和生育率，而在四种生育方案下总和生育率每提高0.1，截至2050年我国劳动力供给数量相应的增加1300万～1400万，可见全面二孩政策可以增加我国劳动力供给数量。但四种总和生育率方案下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规模都呈现下降的趋势，这表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行已经无法扭转我国劳动力供给规模下降的局面。对于劳动力供给结构而言，随着总和生育率的提高，15～29岁年龄组劳动力供给结构占比得到了一定的缓解，30～34岁年龄组劳动力供给结构占比逐渐上升，35～64岁年龄组劳动力供给结构占比逐步下降，同时，男性劳动力供给结构占比逐步下降，可见全面二孩政策能够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
虽然全面二孩政策能够促进劳动力供给规模的增加，但是由于出生人口需要经历15年的少儿期才能进入劳动年龄人口阶段，即生育政策的调整对劳动力供给规模的增加需要一个15年的“过渡期”，这会导致在一定时间段内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并不能看到全面的效果，甚至会因为女性的生育高峰期而出现女性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大规模减少，进而对总劳动力供给造成不利的影响。在本文分析的四种方案下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规模都呈现下降的趋势，这表明老龄化在2018—2050年中对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还是要强于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这也佐证了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已错过了最佳时期的观点。结合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是一种必然，这也会导致全面二孩政策对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增加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由本文结论可知，全面二孩政策能够增加我国劳动力供给数量，但是受到二孩生育率的影响，因此在具体的做法上，一方面要解除部分群体因为生活压力导致的“能生不愿生”的顾虑，以增加短期内二孩生育数量；另一方面加大政策宣传，积极有序推进全面二孩正常平稳运行。全面二孩对医疗体系影响较为深刻，生育率的提高对于医疗资源的需求较为迫切，应合理有效配置医疗资源以适应全面二孩政策的发展。
第二，由本文预测可知，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行在缓解我国劳动力供给规模下降趋势问题上存在局限性，基于此，在放开二孩政策的同时，要辅之以其他政策来改善我国劳动力供给规模。具体做法上，可通过提高工资水平、改善工作环境、加强社会保障等方面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有助于整体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增加。同时要消除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歧视现象，如性别歧视、职业歧视等，保障劳动者待遇公平。
按照条例，哈尔滨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发展改革、环境保护、城乡规划、农业、林业等部门，根据市水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组织编制市水生态监测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市和区、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市水生态监测规划，组织设立水生态监测站点。
影响总和生育率的因素错综复杂，考虑到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的变化，人口流动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取向、地区差距的新变化、女性学历水平的提高、生育保险政策的变化等，均可能会对总和生育率产生促进或抑制影响，这些都有待做进一步研究。整体相对于人口政策不变而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于总和生育率的影响是积极的。
参考文献：
马忠东,吕智浩,叶孔嘉.2010.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力增长:1982—2050年[J].中国人口科学(1):11-27,111.
童玉芬.2014.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我国劳动力供给变化特点及面临的挑战[J].人口研究(2):52-60.
王欢,黄健元,王薇.2014.人口结构转变、产业及就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劳动力供求关系分析[J].人口与经济(2):96-105.
王金营,蔺丽莉.2006.中国人口劳动参与率与未来劳动力供给分析[J].人口学刊(4):19-24.
王立军,马文秀.2012.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劳动力供给变迁[J].中国人口科学(6):23-33,111.
张车伟,蔡翼飞.2016.中国“十三五”时期劳动供给和需求预测及缺口分析[J].人口研究(1):38-56.
张鹏飞,陶纪坤.2017.全面二孩政策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支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1):104-115.
BIJAK J,KUPISZEWSKI K M.2008. Replacement migration revisited: Simulations of the effects of selected population and labor market strategies for the aging europe, 2002-2052[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7(3):321-342.
BLOOM D E, CANNING D, GÜNTHER F, et al.2009. Fertility,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4(2):79-101.
MAESTAS N, MULLEN K,POWELL D.2016.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economic growth, the labor force and productivity[Z]. Nber Working Papers.
VERE J P.2007. “Having it all” no longer: Fertility, female labor supply, and the new life choices of generation[J]. Demography, 44(4):821-828.
Universal Two -child Policy ,Population Aging and Labor Supply
ZHANG Peng-fei
(School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
Abstract : This paper designs four plans of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under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and calculates the future total population scale, working-age population scale and aging population scale under the birth model design for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Through the hypothesis of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this paper forecasts the trend of scale and structure of labor supply in China between 2018 and 2050. It is found that with every increase of 0.1 in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the number of Chinese labor supply will increase by 13-14 million. But the future labor supply in China decreases under all four total fertility rate plan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can improve the scale of labor supply but with limited impact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the proportion of the 15-29 age group in labor supply structure has been alleviated while that of the 30-34 age group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that of the 35-64 age group has gradually decreased. In the meantime, the proportion of male labor in labor supply structure has gradually decreased which shows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can indeed improve the labor supply structure. The paper also offers policy suggestions based on conclusions.
Key words ：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Labor Supply; Total Fertility Rate; Age Group
作者简介： 张鹏飞(1993— )，男，山东聊城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劳动经济与社会保障研究。
中图分类号： F24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096( 2019) 03-0134-08
收稿日期： 2018-10-29
(编校：延河)
标签：全面二孩政策论文; 劳动力供给论文; 总和生育率论文; 年龄组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