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产业组织角度看韩国大企业集团的破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角度看论文,企业集团论文,组织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韩国爆发了大企业集团破产的浪潮，排名在前30位的大型企业集团中就有起亚集团、汉拿集团、韩宝集团、双龙集团、真露集团、三美集团、海天集团和高丽证券公司等多家企业破产。如此多的企业集团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破产，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韩国快速发展大企业集团的战略曾被认为是韩国经济创造“江汉奇迹”的重要措施之一，因此，客观公正地评价韩国大企业集团的发展战略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出发来考察韩国大企业的成长过程及其经验教训。
一、SCP循环的缺陷与政府在企业发育过程中的作用
西方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一般是以SCP为其基本框架的，S(Market Structure)指市场结构，包括产业集中度和进入壁垒等；C(Enterpri-se Conduct)指企业行为，包括企业发展战略和兼并、联合等竞争行为；P(Performance)指经济绩效，是在一定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影响下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益分配状态。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逻辑结论是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影响经济绩效，也就是说存在S=>C=>P的单向链。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则认为：不仅结构可以决定行为和影响绩效，行为和绩效也可以反过来影响结构，即还存在着P=>C=>S的反向链，采用这种双向的分析思路，就形成S=>C=>P=>C=>S……这样一个SCP循环。企业集团就是企业在SCP循环中自然发育的结果：在这个循环中，任何运行绩效良好的优势企业都可以通过P=>C=>S的反向链来扩大规模，而这种规模扩张导致的产业集中度、进入壁垒的提高（即S的变化）又通过S=>C=>P的正向链进一步改善企业的运行绩效，并由此引发新一轮的企业规模扩张。市场通过SCP循环使最具竞争优势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大企业集团。
SCP循环较生动地描述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发育壮大的过程。但是，SCP循环也存在着自身的缺陷，那就是只有S=>C=>P=>C=>S的正反通道都畅通时，这种循环导致的企业发育才能比较迅速有效。然而在现实经济中却存在着阻碍SCP循环畅通的因素：主要有市场交易费用、资产专用性和市场垄断。
首先，企业的规模扩张一般是通过兼并与联合实现的，在SCP循环中，当绩效良好的企业通过P=>C=>S反向链来扩大规模时，由于存在市场交易费用和资产专用性风险，就会给企业的兼并与联合带来困难，使SCP循环的速度放缓或受阻。如美国等市场经济国家，其早期的市场体系不甚健全，SCP循环缓慢，通过市场自发培养大企业集团的过程大约经过了200～300年的时间。其次，如果市场中存在垄断，就会排斥市场竞争，垄断利润还会影响到经济绩效，因而可能导致SCP循环的终结。
SCP循环的缺陷使政府参与企业的发育过程成为必要。政府在企业发育过程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1.对市场结构(S)的调节，通过制定反垄断法和保护中小企业法等来促进SCP循环的延续。2.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和企业资产专用性风险以保持SCP循环的畅通。如日本于50年代由通产省出面引导企业间的兼并与联合，在实际运作中，则由政府、产业界、学者、行业组织等各方面的代表共同审议和协调，这种“官产学”一体化的协调机制，大大降低了企业市场发育中的交易成本，推动了企业发育的进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国企业发育情况的好坏，首先取决于该国的市场机制是否完善，SCP循环是否得以畅通；其次也受到在企业发育过程中政府行为是否得当的影响。在西方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SCP循环较为畅通，政府的干预行为仅限于通过立法限制垄断，通过立法建立市场游戏规则、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等以促进SCP循环。而在市场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市场SCP循环容易受阻，需要政府对企业发育过程进行较深的干预，这样，企业发育过程是否顺利就与政府行为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通过对韩国企业发育过程的分析来认识韩国大企业集团的破产浪潮。
二、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过渡的韩国企业发育过程
1.政府主导的企业发育过程及其终结
韩国大企业集团的发展经历了政府催生——垄断扩张——破产危机3个阶段。
第一阶段：政府催生。本世纪50、60年代是韩国政府催生大企业集团的时期。1947年，刚刚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韩国，资本和资源十分有限，市场经济也非常落后，要迅速实现经济起飞和民族自强就必须尽快培育一批大企业集团，然而，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单纯依靠SCP循环来实现企业的发育壮大是不现实的，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使韩国走上了政府主导的企业发育道路。当时，韩国政府手中的王牌就是它所掌握的资源，这些资源的投放就是政府催生大企业集团的有力武器。50年代，韩国政府依靠美国占领者当局没收日本人的包括2690家企业，相当于当时韩国总财产产80%的“归属财产”和美国提供的21.5亿美元的援助，催生出一批靠美元起家的大企业，如三星、金星、大韩、第一制糖、乐喜等。60年代，朴正熙政府为了谋求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培育私人大企业，将原来由官方经营的企业移交给私人大企业，这一时期催生了现代、乐喜金星、鲜京、大宇、双龙等大企业（注：孙鲁军、张旺：《韩国——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页。）。因此，在韩国大企业集团的发育初期并没有遵循绩优企业通过内部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达到规模扩张的SCP循环，而是依靠企业与政府的亲密关系，直接由政府投放资源催生出来。
第二阶段：垄断扩张。本世纪70、80年代是韩国大企业集团垄断扩张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垄断扩张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70～80年代初，完成了对本行业的垄断和国内市场的多元化扩张。70年代，经过政府催生后的大企业，利用自身的规模优势很快完成了对本行业的垄断，进而利用在本行业的垄断地位和政府推行“重化学工业化”政策所提供的特惠贷款支持，迅速向其它行业扩张，到80年代初期，韩国大企业已经形成了对国家资源和经济命脉的垄断和控制。如：从经营规模上看，韩国50家大企业集团1985年的营业额为776303亿韩元，比当年国民生产总值(GNP)723170亿韩元还多出7.3%。（注：孙鲁军、张旺：《韩国——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第二步是80年代的大规模海外扩张。早在60年代末，少数大企业就在政府“出口第一”、“贸易立国”政策的鼓励下开始了对外投资，但真正大规模的海外扩张是在80年代，因为此时，在政府推行“重化学工业化”政策中又一次获得资金和资源“倾斜式”分配的企业集团，实力得到增强，垄断利润也助长了企业集团的扩张冲动，加上政府对企业资本输出的积极扶植，为海外扩张提供低息贷款以及在税收、保险制度等方面的优惠，促使韩国企业集团利用80年代日元升值的机会大肆向外扩张。如：1988年初，现代企业集团在海外有100多个分公司和24个法人机构。（注：孙鲁军、张旺：《韩国——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
第三阶段：破产危机。进入90年代以后，韩国大企业集团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国际市场上，昔日依靠美国市场来发展韩国经济的缝隙越来越窄，韩国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受到来自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强劲挑战，而技术密集型产品又难与日本和欧美等国相抗衡；在国内市场上，国际压力迫使韩国不断扩大开放国内市场，使大企业集团的垄断地位受到极大的威胁，当原有的垄断利润消失以后，韩国大企业集团高成本、低收益的隐患就暴露出来。由于企业的过度扩张，引起韩国资本的稀缺，借贷成本十分高昂，1996年贷款利率高达10.94%，而企业的获利能力却非常低，1996年，韩国20家最大上市公司的资产回报率只有3%，股票收益率仅为0.8%，这样的盈利水平即使在亚洲地区的企业中也是最低的。（注：陶士贵、韩继云：《韩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影响及其启示》《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2期，第73～76页。）与此同时，政府却再也无力保护这些大企业集团，因为50、60年代政府催生大企业依靠的是“归属财产”和美国援助，70、80年代政府向大企业的倾斜依靠的是对外举债，到了90年代，韩国外债负担沉重，国家外汇储备枯渴，国际资信降低，1997年10月底，韩国外债总额达1100亿美元，银行呆帐、坏帐累累，许多银行已经无法再举新债。市场垄断利润的消失，政府保护的乏力，终于引发了大企业集团的破产浪潮，它宣告了韩国政府主导型企业发育过程的终结。
2.破产浪潮是韩国企业发育过程强制市场化的开始
大企业集团的破产浪潮宣告了韩国政府主导型企业发育过程的终结，但并不说明政府不应该参与企业发育过程，也不能以此而完全否定韩国大企业集团发展战略的作用，这一点早已是韩国经济所创造的“江汉奇迹”证实过的。问题在于，政府参与企业发育过程的最终目的，不是取代市场SCP循环，而是促进SCP循环和保证SCP循环的畅通，政府主导必将让位于市场主导。在韩国，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这一转变显然是滞后的和被动的。
首先，从韩国企业的发育过程来看，韩国企业发展是在政府催生大企业改变S（结构）后带来C（行为）变化即企业规模扩张的。但是，韩国大企业并没有按照SCP循环中的反向链，依靠P（绩效）的改善来实现进一步的规模扩张，而是依靠对行业市场和国家资源的垄断地位，依靠政府的扶植和优惠政策。如果说50、60年代韩国政府利用“归属财产”和美国援助直接催生大企业，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又面临国际竞争的条件下为实现经济起飞所选择的便捷之路，还是值得肯定的话，那么，到了70、80年代，大企业集团已经拥有相当的实力，政府就应该让位于市场主导，让企业通过SCP循环发展壮大，这时政府又不惜大量举借外债实行所谓的“倾斜式”政策来直接干预企业发育过程，排斥市场SCP循环，就导致了C（企业行为）的变异。由于规模大就会受到政府的重视，得到政府更多的资源投入，难免会产生企业盲目多元化和过度扩张的变异行为。据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韩国30家最大企业集团的负债加在一起占全国财富的1/3，企业自有资本的比率只有18.2%。（注：陶士贵、韩继云：《韩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影响及其启示》《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2期，第73～76页。）
其次，在对SCP循环理论的分析中已知，政府参与企业发育过程的作用是通过限制垄断和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等来促进SCP循环的延续、保持SCP循环的畅通。但韩国政府在50、60年代催生大企业集团取得初步成功后，过高估计了政府的力量而忽视了市场竞争在企业发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没有充分认识到只有在市场SCP循环中发育起来的企业集团，才具有较强的组织结构调整和组织创新能力，也才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对于80年代已经形成的大企业集团对行业市场和国家资源的双重垄断，韩国政府不仅没有通过立法加以限制，促进SCP循环的畅通，反而一味地注重规模，继续给垄断企业以政策上的优惠，这与SCP循环所要求的适度竞争、限制垄断恰恰相反，也与促进SCP循环的合理的政府行为背道而弛。在缺乏市场竞争压力和政府的过度保护下，企业绩效难以改善，竞争力也没有随着规模的扩张而得到相应的提高。
再次，由于大企业对政府的过分依赖，企业间的相互关联被割断，市场交易费用和资产专用性风险有增无减，大企业依靠通过政府所获得的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先是依赖国外市场的原材料供给，然后在集团内部逐步形成系列企业的配套网络，因而不需要局外中小企业的配合，形成韩国所特有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互不关联的二元企业结构。据韩国中小企业金融公司的调查，韩国电子工业所需要的零部件，大企业集团的自给率高达85%以上，（注：陈佳贵、黄速建：《市场经济与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而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向中小企业采购零部件的比率却在80%以上。（注：李柱锡：《韩国经济开发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页。）这种缺乏企业间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二元企业结构，使韩国大企业集团发展成为“大而全”的低效企业。
对于引导企业进行专业化分工、走向市场化的问题，韩国政府在90年代初就已经有所认识。1993年，金泳三政府上台后，就试图引导财阀企业走上“业种专门化”即生产经营专业化的道路，并把它作为旨在构筑新经济体制的5年发展计划的重要一环，（注：陈佳贵、黄速建：《市场经济与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但是，由于政府自身的决心不大和垄断势力的强大，改革效果甚微，在外来竞争的压力下，韩国政府主导型的大企业集团未能实现向市场化的平稳过渡。破产浪潮是多年积累隐患的总爆发，是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过渡阵痛，它意味着韩国的企业发育在外力作用下开始了强制市场化的过程。
韩国大企业集团的破产浪潮，是企业发育过程中缺乏市场竞争而未能按SCP循环来规范企业行为和改善企业绩效所造成的，也是韩国政府在初期催生大企业集团获得成功后，在认识上低估市场竞争的作用，推崇政府主导，没有及时实现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过渡的必然结果。一个运行了半个世纪的模式被强制改变，无疑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消除政府主导企业发育过程的惯性也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已经拥有强大实力的韩国企业集团在经历了市场竞争的洗礼后，一旦走上正常SCP循环的发展道路，仍将能够再次展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