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问题及左翼文学的分歧之反思——兼论胡风与鲁迅的精神传统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胡风论文,左翼论文,分歧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恩来和胡风在发挥“鲁迅精神”上的异同：从1945年10月的“重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说起
自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去世之后的一段时期，各地文艺界在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举办各种追思一纪念活动，但这些活动常常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刁难、阻挠以至特务的捣乱。比较起来，1945年10月19日在重庆举办的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则可谓胜流云集、盛况空前，参加者不仅有郭沫若、柳亚子、茅盾、叶圣陶、老舍、胡风等重要作家，还有周恩来、冯玉祥、邵力子等政界要人，并且整个纪念活动进行得非常顺利。这和此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之所以会有这样大的差异，其原因则显然如柳亚子先生所说，“过去举行鲁迅先生纪念会，总遇着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今年好了，在抗战胜利之后，毛泽东先生来重庆和蒋主席握手言欢，使孙先生所主张的三大政策，很有复活的希望。”①看来，在举国同庆抗战胜利和“双十协定”签订之际，国民党暂时放松了文化控制，所以举办这次鲁迅逝世纪念会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与会者才能畅所欲言，使会议获得圆满成功。当然，即便在这种“大好”形势下，“鲁迅精神”仍然感召着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所以面对反动势力仍然顽固、民主革命尚未成功的现实，一方面高扬鲁迅的革命旗帜、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另一方面借批判“阿Q精神”来针砭现实，便成为此次鲁迅纪念会的宗旨。同时这次鲁迅纪念会也显示了在新的政治形势下，中共在文化界影响力的扩大及其统战策略的成功，这一点从冯玉祥、柳亚子、老舍的发言与周恩来的呼应，就一目了然了。就此而言，这次纪念会可以说是国统区文化界统一战线在新形势下的动员会、誓师会，对我们观察国统区文化界的向背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重庆纪念会的次日(1945年10月20日)，《新华日报》就对这次纪念会和周恩来的致词以及柳亚子的纪念诗进行了报道。这些文献后来也被收编到《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中了，②所以并非难见的文献。可是学术界对这次国统区最为盛大和成功的鲁迅逝世纪念会显然关注不够，周恩来的讲话迄今只有个别人简短引述过，③而关于这次纪念会的情况，即使在鲁迅研究界也鲜有人提及。这种忽视可能与《新华日报》的报道比较简略有关，至于诗人力扬的比较详细的追记《记重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则刊登在一个刚问世的小刊物《民主教育》上，这个刊物影响不大，很少被人注意。
在这次鲁迅逝世纪念会上，周恩来和胡风的发言最为重要。从《民主教育》上的《记重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来看，周、胡二人的话是既有呼应也有差异的——
胡风先生以他写文艺论文那样欧化而冗长的语法发扬鲁迅先生的精神和指出我们应走的道路。大意是说：“这次纪念会的筹备人要我讲点关于研究鲁迅先生的意见，我原来是推辞的——并不是因为去年在鲁迅先生纪念会上讲了话，挨了骂，不敢讲，而是对于鲁迅先生还没有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和理解。要理解鲁迅先生，首先得理解他所生活、所斗争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这八年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是很不容易的事。从抗战发生以后一直到现在，文化界和知识青年对鲁迅先生的态度有了变化，他们的战斗精神也有了变化。抗战初期，大家的热情普遍地爆发，以为这一下，鲁迅先生的希望实现了，他所生活、所斗争的中国过去了，他所希望的中国到来了，于是远离了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却没有把那热情拿来，使自己更沉着地走入实际的战斗。武汉撤退后，抗战转入持久阶段。许多文艺界的同辈人和年青人，才渐渐觉得鲁迅先生的斗争精神，犹有学习、参考的必要。看见了现实，接触了现实，认识到鲁迅先生所生活、所斗争的中国并没有过去，我们所生活、所斗争的仍然是他所生活、所斗争的中国，我们还要继承他整个斗争的过程。
“过去天真的乐观，是说明了我们只有热情，没有认识清楚，没有真切地和社会交锋，而忘记了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是长期的持久的斗争。
“我们看一看鲁迅先生全部的生活和著作，就可以知道他所认识的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是长期的。‘未来是我们的，我们的将来是光明的’，但他决没有透露过：斗争是容易的。因为他懂得社会，懂得中国，而他是在这社会、这中国里负责斗争，旁人看不清楚，正在斗争中的人，他清楚……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封建社会和一百多年帝国主义的侵略相结合的国家，压在我们身上的是沉重的负担，我们要完成我们的使命，就有必须本着鲁迅先生底光明的目标和远景，向现实作流血流汗的斗争的必要。鲁迅先生不仅是极坚韧、极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也是有极宽阔的胸怀与眼光的极坚强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现实主义者，必须有理想！”
最后是周恩来先生被邀起来说话，他的话清晰而宏亮，在着重处常常挥着阔大而有力的手势，他开始谦逊地说，对于鲁迅的研究，可以说是很幼稚，但他说：“我也读过鲁迅先生许多著作，受过他精神的感召。刚才胡风先生说鲁迅先生是理想与实践相结合的文化战士，是不错的。他的许多话，至今还活着，做我们的指针。现在抗战结束，怎样和平建设一个新中国，是全中国、全世界共同注意关心的事，所以国共谈判，不只是国共的问题，而[是]全中国人民的问题。
“胡风先生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化革命的任务还未完成，鲁迅先生的路尚未平坦地建筑起来，但我们必须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方[面]要斩荆披棘，一方面就要开辟道路。过去我们的新文化是批判的居多，建设的较少。敌后解放区，虽说有了新的方向，成绩也不大，这工作须[需]要大家动手来建设。
“我又记得十几年前鲁速[迅]先生曾经说过：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斗争，要坚决、持久，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实力。这句话说明了、指示了我们三点：第一，和封建的、复古的、法西斯的文化的斗争，必须是坚决的，他的目标非常清楚。第二，认识清楚了，如果没有持久的精神战斗下去，新文化建设的胜利还不易获得。第三，我们的战线应该扩大，文化斗争不是小圈子的、宗派的，应该依靠广大的人民的力量来开辟道路，广泛地吸收文化战士来参加，对青年总要抱着欢迎、合作的态度，而不是关门的。这点甚为重要。
“鲁迅先生一生与革命息息相关，他不是孤独的。我热烈地期待着文化界共同起来为新文化的建设而努力！
“鲁迅先生生平的态度是：对敌人恨[狠]，对自己严，对朋友和。这态度是文化界的朋友应该学习的，我自己就这样学习着的。恨[狠]，是‘打落水狗’的精神，今天，反动的文化并未‘落水’，还得打！严，就是谦虚学习。和，并不是不批判，要善意的批判。批判、斗争却是为了团结。这样才有力量持久下去，把中国新文化在中国的土壤上培植、生长起来。”④
显而易见，周、胡的话语风格有所不同。胡风是鲁迅的学生，在鲁迅逝世后以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为己任，但作为文艺理论家的他在文风上相当欧化、过于学究气，接着胡风发言的周恩来就简明亲和、颇富感染力。周恩来特地强调：“我们的战线应该扩大，文化斗争不是小圈子的、宗派的”，直至呼吁文化界朋友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对自己严，对朋友和。……严，就是谦虚学习。和，并不是不批判，要善意的批判。批判、斗争却是为了团结。”周、胡二人的这个差别可以理解为，胡风只是一个有主张的左翼文学理论家，他因为特别景仰鲁迅，所以便特别地强调鲁迅的战斗精神，而周恩来则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在推崇鲁迅的战斗精神之余，又强调“对朋友和”与“团结”的重要性，表达了中共的文化统战意图。可是，除了这层明显的差异之外，周恩来的话还有没有特别的针对性或者言外之意呢？比如说有没有针对胡风及其影响下的那个文艺小群体的某些片面性而给予含蓄的提醒和委婉的纠正之意呢？笔者觉得联系具体的讲话语境和抗战以来左翼—进步文艺界的纷争来看，周恩来似乎不无此意，甚至可以说是有感而发的。
毋庸置疑，胡风及其影响下的文人群体是抗战以来国统区左翼—进步文艺界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对推动抗战文艺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但同样不可讳言的是，胡风及其影响下的文人群体在当年的一些思想和言行也有明显的偏差。这些偏差在胡风乃是根源于他隐然以最得鲁迅精神真传者自居而又对鲁迅精神做了片面性的理解和发挥。按周恩来的理解，“鲁迅先生生平的态度是：对敌人恨[狠]，对自己严，对朋友和。……和，并不是不批判，要善意的批判。批判、斗争却是为了团结。”这是比较全面而且符合鲁迅精神实际的概括。众所周知，从二十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论争到三十年代的两个口号论争，都发生在左翼—进步文艺界内部，鲁迅都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他既遭到过批判也批判过别人，但同时鲁迅也严格地解剖自己，他对那些在革命文学论争和两个口号论争中误解过、批判过自己的人，也保持着基本的善意，比如对郭沫若就是如此。同样的，郭沫若在两个口号论争中虽然观点与鲁迅有所不同，但他后来也自觉维护鲁迅、维护左翼文艺界的团结。比如当鲁迅逝世之初苏雪林快邮代电地谩骂鲁迅、胡适之又态度暧昧之际，正是郭沫若第一个站出来发表了“替鲁迅说几句话”和“借问胡适”的长文。⑤人们也不会忘记，鲁迅即使在抱病回答“国防文学”论者的文章里严厉批评周扬和徐懋庸等，但仍然对他们有恕词并有所期待(其中最著名的两篇是冯雪峰笔录或拟稿的，但最后都经过鲁迅的修订和审定，所以仍然可以视为鲁迅之作)。而抗战爆发后，周扬等人也都认真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改变了对鲁迅的态度，并努力纠正自己的宗派主义，而对一些来自鲁迅弟子的不很友好的挑衅性批判，他们也从维护团结的态度给予宽容和忍让。其实，就事论事，当年“左联”的负责人固然有宗派主义，没有能够处理好与鲁迅的关系，而一些围绕在鲁迅身边的弟子们何尝没有宗派情绪，他们在鲁迅与“左联”之间、以至于鲁迅与茅盾等人的关系上何尝没有起过消极作用。可是，事过境迁，胡风等鲁迅弟子们却似乎一直耿耿于怀而缺乏自我批评，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以与鲁迅关系的亲疏作为划圈子的标准，不注意维护进步文艺界的团结。他们在抗战及四十年代继承鲁迅的战斗精神、注重开展文学批评和文化思想上的斗争，这本来是好事，可他们的文学批评往往以自己那个小群体特别偏好的注重发挥“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观念作为唯一正确的标准，凡不同于这个现实主义的作家就被视为堕入客观主义、反现实主义和庸俗社会学，于是茅盾、沙汀、姚雪垠、陈白尘、臧克家等左翼—进步的作家都成了他们批判的目标；他们的文化思想批判坚持的乃是以鲁迅为代表的那种全面反传统的“五四”思维，却几乎不加分析地把民族抗战背景下的一切对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研究都视为复古倒退之论，于是左翼史学家郭沫若的古史和古代思想研究就成了他们批判的靶子。当然，在左翼—进步的文艺界内部也不是不可以开展批评，正如周恩来所强调的那样，“和，并不是不批判，要善意的批判。批判、斗争却是为了团结”，而胡风一派的批评恰恰缺乏批评的善意和团结的旨趣。胡风甚至如其研究者王丽丽所概括的那样，乃是“主动选择不与人为善”的，对此当年许多人也都有同感，而作为中共在国统区负责人的周恩来不可能不知道。事实上，正如王丽丽所说，当年“包括周总理在与胡风的谈话中也曾经委婉地指出：要和同代人合作，与人为善。换句话说，在人们普遍感觉到的胡风‘宗派主义’当中，胡风的不大与人为善大概是最明显的一条证据之一。”⑥窃以为，王丽丽转述的周恩来的委婉提醒，正印证了周恩来在这次重庆举行的鲁迅逝世纪念会上的话——“对自己严，对朋友和。……严，就是谦虚学习。和，并不是不批判，要善意的批判。批判、斗争却是为了团结”——其实是意有所指的，并非泛泛而发。
“仇恨”心态和“战斗”愿望缘何而生：一个“青年鲁迅派”暨“启蒙左翼”的“主观战斗精神胜利法”
然则，胡风为什么要在左翼—进步文艺界里“主动选择不与人为善”的“好斗作派”呢？
这或许与胡风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坛纷争的不愉快记忆及其对鲁迅性格气质的特别认同有关。带着耿耿于怀的不愉快记忆进入抗战以来，胡风对鲁迅弟子之外的左翼作家之表现越来越失望，尤其是1941年末的香港沦陷和脱险的经历，在胡风是自以为经过了一场“炼狱”，他觉得自己到此“才知道‘文坛’仇恨得那么深，因为我不‘拉’他们写稿”，⑦他慨叹终于看清了文坛上的“文化战士”的真面目，于是决意放弃以前与其他左翼文化战士貌合神离的合作，而对之报以更大的“憎恨”，生发出“更强的战斗愿望”。胡风从香港脱险后抵达桂林致聂绀弩的一封信(1942年)就表达了这样的心态：
十年来，特别是战争后的五年，我(以及我们)，并没有作过真正的斗争。我痛切地看到了“文化战士”们的愚蠢和罪过，我憎恨他们，因而也憎恨了我自己。我憎恨他们，而他们并没有感到我的憎恶，那不就证明了我自己是应该诅咒的么？我一向自以为不是和他们和平共处。但现在却自己也不相信了。我真正地感到过问题的严重么？⑧
可是，事态当真如胡风所感觉的那么严重么？我们从当年公开发表的文献和后来陆续发现的资料里，并不能找到当年的其他左翼“文化战士”们对胡风一群有多大“仇恨”的证据。当然，些小的不调和、认识的不一致以至于误解也是难免的，但其他左翼文化战士即使对胡风有不同意见，也还是把他引为同一战壕的战友的。成问题的倒是1942年以后的胡风对其他左翼“文化战士”的仇恨、憎恶，却当真成了他解不开的心结，并传染给了受他影响的一些年轻作家，而胡风不惜一切地转向左翼—进步文艺界内部开展“更强的战斗愿望”也于焉形成并陆续付诸行动，却是一个分明的事实。
从现存的种种文献史料中不难看出，胡风这种倍感压抑而又自觉悲壮的困斗心态，深深地打上了鲁迅的性格—心理烙印。对此，一些胡风研究者并不讳言。如王丽丽就指出“自1941年在香港时候起，在胡风所经受的一系列试练中，每当他感到疲乏和力有不支的时候，鲁迅先生就成了他精神的和力量的源泉”。⑨应该承认，鲁迅孤军奋斗以至绝望抗战的勇气确实让人佩服，但是鲁迅也不讳言自己灵魂里确有“毒气”和“鬼气”，而既然是“毒气”和“鬼气”，那也就不宜简单地全盘接受。比如鲁迅那种“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⑩和“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11)的心理定式，就未必可以不加分析地据为典要、不分对象地普遍施用，并且连鲁迅自己也一直在努力克服和化解这些东西。可是，胡风以伟大的鲁迅作为精神资源和心理支援，这在给予他一种孤军奋斗于文坛困局中的勇气之时，也强化了他之自觉为文化悲剧英雄的崇高感、自负心和好斗性，于是胡风对其他左翼“文化战士”的“仇恨”、“憎恶”，也就似乎不仅不需要检点反倒显出革命的彻底性了。由此导发的不再顾及左翼—进步文化界团结的斗争言行，在1942年以后的胡风及其同道者那里是颇有表现的。对此，熟悉国统区文化界内情的周恩来是不能不忧心的。也因此，周恩来当着胡风的面、接着胡风的话特别强调说“鲁迅先生一生与革命息息相关，他不是孤独的”，以及刻意强调“要善意的批判”等等，就可以理解为是在委婉地提醒胡风学习鲁迅心胸开阔、顾全大局、严于自我解剖、努力自我拓展的一面，希望他能够走出自觉悲壮的孤独和自以为是的孤傲，在批评他人时多点善意、注意点团结。然而，对鲁迅的无限崇敬几乎使胡风亦步亦趋地模仿着鲁迅，包括鲁迅不无偏颇的性格和心理气质，不幸的是其他左翼“文化战士”都多多少少与鲁迅有过矛盾，因之要胡风对他们讲团结、坚持“善意的批判”，那在他就成了一件非常困难、极不乐意的事。
当然，对鲁迅的感情和对鲁迅性格气质的片面肯认，即使助长了胡风对其他左翼“文化战士”的“憎恶”甚至“仇恨”，但这毕竟是个感情问题，还不足以使胡风及其影响下的一派有充分的理由把“战斗”的矛头指向其他左翼“文化战士”。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胡风一派对鲁迅思想精神的继承与发挥，恰好给了他们充分的理由，使他们觉得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大义凛然地向其他左翼“文化战士”展开战斗，根本用不着考虑什么“团结”的问题。
这说来有点不可思议，所以需要略作解释。
如所周知，自鲁迅逝世后，尤其是抗战以来，胡风特别注重发挥鲁迅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精神，而这种精神也确实是鲁迅思想的根本特征——从早年在日本受到哲学上“新神思宗之至新者”的启发，产生改造国民精神的“立人”观念，到“五四”时期本着启蒙主义的思想宗旨从事新文学活动，直到三十年代强调要真革命必须先有真革命人的革命启蒙主义，鲁迅的思想虽然不断演变，但注重人的思想启蒙的反封建精神无疑是他一以贯之的特色。胡风作为鲁迅的学生，显然与鲁迅的思想一脉相承而又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发挥，并通过他的发挥进而影响了一批青年作家，形成了一个独树一帜的文学以至文化群体。今天的学术界似乎已经认识到胡风一派对鲁迅性格气质的学习未必全然可以肯定，但对胡风一派继承和发挥鲁迅反封建的思想启蒙精神，则大抵是肯定有加的，以为这最得鲁迅精神之真传，正弥补了抗战及四十年代政治革命压倒思想启蒙的缺陷，与此相关的是胡风一派对文艺自主性和主体性的强调——这构成了一种富于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也得到了高度的评价。可是，人们在赞叹之余，似乎忽视了胡风及其影响下的一派在发挥鲁迅那种注重人的思想精神启蒙的革命观之时，也不由自主地形成了一种思想精神革命不仅深刻于而且高超于社会政治革命的革命优胜观。当然，早年的鲁迅也不无此种优胜观，但随着介入社会改造的实践，鲁迅逐渐对思想精神革命和社会政治革命的关系有了比较平衡的理解，而不再片面地强调前者的优胜。可是，胡风及其影响下的一群青年作家对鲁迅精神的发挥，却往往失去了这种平衡，从他们那些振振有词、理直气壮的革命话语中，尤其是对主张社会政治革命的文化战士的批判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一种只有思想精神革命才最为革命，其余都不在话下的优胜感。
这不免让笔者想起“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发挥。说实话，笔者一直觉得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胡风派，正仿佛“青年黑格尔派”一样，可称为“青年鲁迅派”。按照哲学史界公认的说法，所谓“青年黑格尔派”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发挥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思想流派，又称“黑格尔左派”，该派试图从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中引出革命的和无神论的结论，但他们对宗教和政治的批判一直局限于纯思想的范围，着意用理论批判代替实际斗争，片面强调只有自我意识才能把人类从宗教异化中解放出来。看得出来，“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成分，而又加上了启蒙运动的批判倾向和对法国大革命原则的崇拜，这使他们相信理性精神是一个不断自我展示的过程，这个过程会达到最终的统一，但在实现最终的统一之前应当先有分裂，而通过激进的批判来迫使种种分裂发展成为一种最后的决裂、从而加速解决的过程，则被该派自认为是其思想义务。所以“青年黑格尔派”派确是向“左”、向主观的方向发展了黑格尔哲学，其激进的革命精神颇为可嘉，同时也暴露出过于迷醉精神、脱离现实和蔑视群众的问题，后来甚至产生了像施蒂纳那样标榜至上的“唯一者”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而在真正的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门前止步了。鲁迅虽没有黑格尔那样的客观的绝对精神观念，但他早年的确受过后黑格尔哲学——包括所谓“新神思宗之至新者”——的深刻影响。从鲁迅对精神界战士和思想启蒙的特别强调，就不难看出他和黑格尔之后的主观意志哲学以至于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的关联。这可以说是早年鲁迅精神思想革命主张的哲学基础，当然，后来的鲁迅走向了唯物主义，深切地认识到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同样重要。可是胡风及其影响下的一群青年作家，在继承和发扬鲁迅的这种精神的同时，却显然大大地强化了人的主观方面——思想、精神、人格、意志——在社会革命中的意义，认为那才是革命的决定性要素，而先进先觉者如何发扬其主观战斗精神、如何深刻揭示一般群众千百年来被奴役的精神创伤并发掘其革命性的生命之原始的强力，也便成了革命和革命文艺的首要问题。
应该说，胡风一派的这种注重主观精神和思想启蒙的革命观，既表达了一批激进知识分子之可贵的革命理想和激情，也包含着激进知识分子对自己走向革命途中的精神痛苦与欢乐之沾沾自喜的自我欣赏、自我崇拜，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思想上的自大，此所以受胡风影响的这群青年作家都很激赏罗曼·罗兰笔下之痛苦并快乐着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例如，他们所主持的一份刊物的封面，就大字摘登了罗曼·罗兰关于知识分子痛苦并快乐着的语录——
我们应当敢于正视痛苦，尊敬痛苦；欢乐固然值得颂赞，痛苦亦何尝不值得颂赞，这两位是姊妹，而且都是圣者，他们锻炼人类，开展伟大的心魂。他们是力，他们是神。(12)
如此高调地自我欣赏其痛苦和欢乐，显出颇为浪漫自恋的心态。同时，这群激进的知识分子尽管在理论上认识到应该“理解现实生活”、“向大众学习”，但自居于且自矜为革命的启蒙者的他们，其实是难免有些脱离社会和大众之实际的。这些优点和缺点，在胡风最欣赏的青年作家路翎的创作里就有很典型的表现——不论对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途中的痛苦与欢乐之抒写，还是对人民大众精神奴役的创伤和原始的生命强力之发掘，路翎都可谓笔力千钧、臻于极致，然而也正如他自己所坦承的，“我企图‘浪漫地’寻求的，是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的积极解放。但我也许迷惑于强悍，蒙住了古国的根本的一面，像在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所显现的。我只是竭力扰动，想在作品里‘革’生活的‘命’”。(13)看来，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乃是把革命看成是有助于知识分子“个性的积极解放”的事业，至于他们眼里的人民大众，则除了有待启蒙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还有些反抗性的“原始的强力”可供挖掘——路翎笔下卡门式的“饥饿的郭素娥”即是一例。应该说，路翎的这番自白实属“革命的浪漫蒂克”，典型地反映了胡风一派激进知识分子自我陶醉的个性主义革命想象和本本主义的革命做派。
当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知识精英之浪漫蒂克的思想精神革命，仍然有助于中国社会的改造，所以在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和革命文艺运动中，不论胡风一派左翼还是另外一派左翼，都有其地位和贡献。后一派左翼大多是中共党员，他们葆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其文化活动也尽可能地与中共的社会政治革命路线保持着政治上的一致步调，所以可简称之为“党派左翼”或者说“政治左翼”；而胡风一派虽然与从事社会政治革命的中共有着政治上的认同，但比较强调思想精神革命重要性的他们，也自觉不自觉地保持着某种文化思想上的相对独立性，所以可以简称之为“独立左翼”或者说“启蒙左翼”。应该承认，左翼文坛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以至派别原本是在所难免的，只要各派的“大方向一致”，即使发生一些分歧，出现一些矛盾，也是正常的事情。
但问题是，胡风在抗战后期文坛上所发动的批判运动，似乎远远超越了这个合理的限度。
这里笔者指的是胡风利用1944年4月为“文协”第六届年会起草主题论文和1945年1月《希望》杂志创刊之机，所发起的那场清算文坛“混乱”及思想“逆流”的批判运动。如所周知，由于胡风和舒芜在这场批判运动中提出的“主观论”后来引起了论争，并且在建国后成为“胡风集团”冤案之“原罪”，所以近二十年来胡风研究者差不多都在热心地替胡风一派从政治上辩枉、从理论上辩解，可是鸣冤辩护者们却几乎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胡风当年率先在文坛上发起了一场批判运动，而其批判之目的也在“整肃”文坛。直到近几年才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比如吴永平先生的《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和茆贵鸣先生的《文艺论争中的乔冠华与胡风》二文，(14)就如实揭示了胡风及其小团体在四十年代中后期的国统区对左翼—进步文坛持续进行“整肃”的事实：除了胡风自己一派之外，国统区比较优秀的左翼—进步作家几乎都在批判以至“整肃”之列，其批斗面相当广泛而批判态度相当严厉。诚如吴永平先生在文章的末尾所感慨的那样——
抗战后期，胡风所发动的“整肃”运动是一把双刃剑，既严重地伤害了姚雪垠等进步作家；更暴露出他的文艺理论与批判实践的偏颇之处。他对姚雪垠的清算只是他推上山的第一块“西绪福斯之石”，而他与主流文艺思潮山崩地裂般诀别的底线就埋在这里。(15)
这的确是明敏的观察和准确的判断，而他提出的问题也确实值得进一步追问和反思——胡风的文艺理论和批判实践到底有何偏颇？下面不妨回头看看胡风一派到底依据什么样的文艺理论和革命理论，来理直气壮地开展他们的批判实践——一场文坛“整肃”运动的。
所谓“胡风的文艺理论和批判实践”有一个生成演变的过程。据王丽丽的分析，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9月《七月》停刊的4年间，左翼文坛就在“大同”之下不无分歧——
从大的方向而言，《七月》的战斗目标与当时党的战斗目标当然是一致的，但由于“同人杂志”所具有的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胡风在选择批判对象的时候所用的“封建/进步”的标准，与党所使用的严格的“敌/我”标准和阶级标准就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而是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具有一定的矛盾。况且，在胡风的理解中，封建思想的遗毒不仅可能附着在没有觉醒的人民大众身上，即便革命阵营里面的同志也不可能毫不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因此，在革命阵营里面存在着少数的“市侩”与“市侩习气”，这对胡风来说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对这些对象进行批判，就不可能不引起一定的反弹，而这种反弹在他们距离拉近的时候就格外表现出来了。(16)
王丽丽的话揭示出左翼阵营的分歧和矛盾由来已久的事实，但她对分歧和矛盾的因缘及根源的分析却有含混之处。比如，她把胡风一派的独立自主性，归因于“由于‘同人杂志’所具有的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不免倒果为因。其实胡风一派的独立自主性植根于他们所坚持的那套“封建/进步”的启蒙主义革命观，而他们的启蒙主义革命观又是来源于鲁迅的。再如，王丽丽说“胡风在选择批判对象的时候所用的‘封建/进步’的标准，与党所使用的严格的‘敌/我’标准和阶级标准就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这又给人一个的错觉，那就是“党”的标准严，胡风一派的标准宽；同时她也把中共、接近中共的“党派左翼”和具有独立自主性的胡风一派“独立左翼”的矛盾不加分析地混为一谈了。其实，胡风一派的“封建/进步”标准要苛严得多，除他们自己一派人之外，别的文化人很少能够符合其反封建的“进步”标准的，几乎与他们不同调的所有其他左翼文化人都被视为“封建”、“市侩”之流——这恐怕不能说是细微的差别和些小的事情；相比之下，抗战爆发后中共的“敌/我”标准和“阶级标准”倒是调整得相当宽容，力求最广泛地团结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力量，尽可能扩大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并且中共领导层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并没有卷入两派左翼的矛盾，更没有特意支持一派去打压另一派。至少据胡风自己说，毛泽东对他主编的《七月》是喜欢的，而正因为毛泽东也崇拜鲁迅，所以他对曾经错误地反对过鲁迅的周扬等人给予了严肃批评，在延安的周扬等因而长期受到压抑而言行小心翼翼，倒是同时在延安的鲁迅弟子萧军等要趾高气扬得多。事实上，这一时期胡风批判的主要对象并不是远在延安的周扬，而是近在身边的郭沫若和茅盾等等战斗在国统区的左翼文化战士，而他们面对胡风一派自抗战以来多次含沙射影的批判，也都保持了克制，维护着团结，并未做出什么过激的“反弹”。也因此，王丽丽紧接着上文说“但反弹的压力不仅没有让胡风的锋芒有所收敛，相反更加坚定了胡风走自己的路的决心”，这所谓被批判者的“反弹”似乎并无什么事实根据，至于说胡风的批判锋芒没有收敛，则确属事实。
胡风批判锋芒的大显露是在他1943年初返回重庆之后的两年间。在那里胡风恰好遇到了中共的几个青年才子如乔冠华、陈家康等，他们响应着延安反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也在国统区的重庆发起了一场批判教条主义的小运动，主旨是批判党内以及左翼文化界一些人对唯物论的庸俗化理解和把历史必然性当作近乎宿命的客观规律来依从的决定论，而大力张扬一种强调知识分子启蒙主体性的“生活态度”作为救济之道。重庆才子们的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他们的“生活态度”论把问题的解决归结为人本的、人性的范畴，表现出新的主观主义和“左倾”幼稚病，所以很快就被延安叫停。重庆“才子集团”的主张显然与胡风的注重思想精神启蒙的革命观接近，所以他非常赞赏并对其被叫停特别惋惜。应该说，正是重庆“才子集团”的被压才引起了胡风的反弹，于是他便利用自己作为“文协”理论部负责人的身份和创办《希望》杂志之机，发起了上述的批判—整肃运动。
这场运动的主要理论成果，便是一种张扬“主观战斗精神”的革命文艺观以至革命观的出世。胡风1944年4月撰写的《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可以说是他的文艺理论的“搭架子”之作。该文依据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辩证统一的逻辑，对六年来抗战文艺的发展进行批评性的总结并指出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他指出抗战初期文艺思潮的特征是“主要地表现在主观精神的高扬和客观精神的泛滥分离地同时发展这一点上”。不待说，按照理论逻辑的要求，那当然最好是达成主客观的辩证统一，但胡风真正首肯的乃是主观精神的决定意义，所以他特别惋叹的是“在客观精神的这样的泛滥里面，很难看到文艺家自己，很难看到文艺家自己的精神力量。”紧接着，胡风说武汉撤退之后抗战文艺本来应该走向主客观的彼此融合了，但实际情况是除了“若干被生活斗争养育起来的心力俱旺的新作者”渐渐登场(这事实上指的是胡风影响下的一批年轻作家的登上文坛)之外，大多数作家都被战争的日常生活化所包围而疲乏而腐蚀以至被俘虏了，其“结果会引起主观战斗精神的衰落，主观战斗精神的衰落同时也就是对于客观现实的把捉力、拥抱力、突击力的衰落。”于是在他眼里，抗战文艺从此便陷入了一个充满病态和混乱的时期，突出表现是出现了“各种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客观主义、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等等。然后说到最近的情况，胡风又给人一点希望：“近一两年来，在文艺家里面，表示了种种的希望，提出了一些问题，这就是这个混乱期的不满或苦闷的反映。”只是这样有“希望”的人并不多，比较有希望的也就是胡风和他影响下的一群年轻作家，他们继《七月》之后，正在筹办《希望》，此外大概还包括重庆的几个倡导“生活态度”的才子吧，更多的人则陷于混乱之中不能自拔。然则如何才能使文艺界走出混乱、恢复健康呢？胡风最后开出的药方是发扬主观战斗精神。这主观战斗精神的具体化，便是“文艺家的人格力量，文艺家的战斗要求”，文艺家所要做的就是带着其人格力量和战斗要求去“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入和献身”。在胡风看来，“文艺作品是要反映一代的心理动态，创作活动是一个艰苦的精神过程；要达到这个境地，文艺家就非有不但能够发现、分析，而且还能够拥抱、包围这一代的精神要求的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不可。”并打保票说，只要“深入并且献身到现实生活的战斗里面，所谓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不但不会成为抽象的概念，反而能够得到思想的真实和感情的充沛，而且也绝不会向个人主义的各种病态的死路走去。”
这就是胡风文艺理论的基本思路，这思路其实是在模仿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比如，胡风对武汉撤退后一个时期文艺前景的展望，就几乎成了黑格尔精神辩证法的教条演绎——
原来是使世界变形了的主观精神，渐渐由自我燃烧状态落向客观对象，伸进客观对象，开始要求和客观对象的结合了。原来是无我状态的客观精神，渐渐开始要求主观的认识作用，生活事件更强地更深地现出了在全体联结上的潜在的内容，政治号召能够成为认识复杂的现实生活以至历史过去的引线了。这，一方面走向主观的分析、综合能力的加强，一方面走向所注视的客观对象的扩大，也就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彼此融合，彼此渗透的一个现象。(17)
当然，胡风与黑格尔也有所不同：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乃是以客观精神即绝对理念为主导的，主观精神显然不足，所以舒芜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去势”的辩证法，而胡风所做的就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了，变成了以主观精神为主导，这不啻是为它恢复了被阉割的生命力——“势”，并且那“势”也较比黑格尔原来的“主观”概念更富现代生命哲学和心理学的特色，因为其核心观念实际上是被鲁迅译介过、又经胡风加以革命改造的“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的生命观及“苦闷的象征”的文艺观。笔者说胡风一派是与“青年黑格尔派”近似的“青年鲁迅派”，正是就他们的这种思辨方法和思想倾向而言。即如《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全篇都在推衍着这样一种带有左翼现代特色的主观精神辩证法，而欲使六年来抗战文艺的复杂实际就范，并力图以此作为未来文艺以至文化的发展方向。
这样一种想法和做法实在不能不说是既主观又教条，但无论如何，胡风文艺理论的大架子算是搭建起来了。满怀着理论的自信和批判的激情，胡风紧接着在1945年1月《希望》杂志创刊号上又发表了《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文，同时重点推出了由他指导舒芜写作的哲学—美学论文《论主观》，进一步完善和发挥了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学，并将其拓展为一种革命观。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从“意识斗争的任务是在于摧毁黑暗势力的思想武装，由这来推进实际斗争，再由实际斗争的胜利来完成精神改造”这样一种启蒙优先的革命观出发，发展出了一种注重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强调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一方面要求主观力量的坚强，坚强到能够和血肉的对象搏斗，能够对血肉的对象进行批判，由这得到可能，创作出包含有比个别的对象更高的真实性的艺术世界，另一方面要求作家向感性的对象深入，深入到和对象的感性表现结为一体，不致自得其乐地离开对象飞去或不关痛痒地站在对象旁边，由这得到可能，使他所创作的艺术世界真正是历史真实地在活的感性表现里的反映，不致成为抽象概念的冷冰冰的绘图演义。”这个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要求着力表现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对象血肉搏斗过程中的“自我扩张”、“自我斗争”的“精神状态”，二是着力“对于几千年累积下来的各种程度各种形式的奴才道德的鞭挞”(18)(这一点集中在揭示劳动人民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和“原始的生命的强力”上)。凡是不符合这样一种极富主观精神色彩的现实主义标准的创作，在胡风看来都是客观主义的、反现实主义的，由此胡风发出了向“所谓客观主义进行文艺思想上的斗争”的战斗号召。舒芜的《论主观》则首先诉诸所谓新哲学的最新权威——“约瑟夫(斯大林)”，断言“所谓约瑟夫阶段，反映着历史新形势而作为其特质的，就正是对主观作用的充分强调；换言之，今天的哲学，除了其全部基本原则当然仍旧不变而外，‘主观’这一范畴已被空前的提高到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了。”随后在卡尔(马克思)和伊理奇(列宁)那里略作周旋、从他们手中拿到“主观”的通行证后，舒芜便依据“人类所发出的一切作用就都是内含有着社会因素的主观作用”的大判断推而广之，一方面将整个人类历史描述为发挥主观作用的斗争史，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强调“我们的一切斗争是都为了解放和发扬人类的主观”。如此一来，“主观”就既是斗争方法也是斗争的目的。然后，舒芜便依据他这套“重主观”的哲学观和革命观，对抗战以来的文坛和思想界进行清算。他所清算的对象与胡风的批判矛头完全一致，但所扣的帽子有所不同——胡风扣给对手的帽子是“客观主义”、“反现实主义”，舒芜扣给对手的帽子是“机械—教条主义”。之所以有此不同，是因为爱好哲学的舒芜意识到“客观主义”可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客观”的原则相混，于是便改称之为“机械—教条主义者”。(19)
毫无疑问，胡风、舒芜的这套“重主观”的文艺理论和革命理论，表现出鲜明的“主体性”特征和反政治教条的理论勇气，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得到越来越高的评价。可是，倘若联系这套理论的哲学根据和现实针对性来看，其理论上的“左倾”幼稚病和实践上的宗派主义也是无可讳言的。从中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像胡风、舒芜这样把“主观精神”张扬到几乎是马克思主义第一原理的人，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这或者不失为创见，然而要从“卡尔”、“伊理奇”、“约瑟夫”的哲学里找根据来论证“主观的决定作用”，那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而哲学思辨又究非胡风和舒芜所长，他们的哲学论证不过是将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简单地倒转过来，再点染上“卡尔”、“伊理奇”、“约瑟夫”的革命色彩而已，虽然论者心高气傲、自以为是，其实他们的论证相当粗疏而且浮夸，实在不成体系，在理论上并无多大说服力。当然，哲学的发挥并不是胡风和舒芜的目的，他们真正倾心的乃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人的反封建的启蒙主义精神，而试图在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时期将之发展成为一种革命的启蒙主义，哲学的论证只是一种修饰和装饰而已。胡风对舒芜说“论主观”的真正目的是强调“个性解放”，就是交底之言。经过这样一番哲学的修饰，主观精神的斗争和人的个性解放，不仅成了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而且成了最正确、最革命的举措，而唯其以为主观的思想精神革命才是最深刻、最正确的革命。所以胡风一派便以最为革命的革命者自居，高谈阔论地指点革命、整肃文坛，在理论气势上才显得那样理直气壮、盛气凌人，在批判斗争中才表现得那样唯我独革、特别排外，以至于除他们自己一群之外，其他那些坚持政治—经济的革命和阶级—人民的立场者，都被视为“机械—教条主义者”，国统区里的其他左翼文化人和进步作家，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斥为“客观主义者”、“庸俗社会学”、“封建市侩分子”，悉数成了他们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批斗对象和清算目标。这种近乎横蛮、极端排外的批判态度，固然与胡风一派在性格心理气质上的自我偏执、自以为是有关，但归根结底，还是根源于他们怀抱着内在的主观思想精神革命比外部的社会政治经济革命更胜一筹、更高一等的优胜观，而又自以为最得鲁迅思想启蒙精神和革命斗争精神之真传，并且深得革命导师的革命哲学之真髓(舒芜的文章里几乎是左一个“导师”右一个“导师”地频频拉扯着“卡尔”、“伊理奇”、“约瑟夫”)，于是发现了所谓“主观战斗精神”的他们，就仿佛是掌握了革命文艺以至革命事业取胜的不二法门似的……如此自我感觉优越、自信唯我独革，这表明胡风一群对其“主观战斗精神”已经自我执迷到了近乎“主观战斗精神胜利法”的程度。
正由于胡风一群带着如此主观的“主观战斗精神”和这样强烈的宗派主义排他性，所以他们蓄意发动的这场批判运动给国统区左翼—进步文化界带来的困扰和造成的内伤，也就非同小可。即以胡风执笔的《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来说吧，那原本是为“文协”起草的一个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文件(20)，按理说，作为左翼文艺理论家的胡风当会尽可能地表达左翼阵营的文化政治诉求。可是胡风却借机将这份文件写成了一篇宣扬其“主观战斗精神”的论文和特别向所谓“反现实主义”倾向开战的檄文。这两点对国民党方面都构不成真正的威胁，因为貌似激昂的“主观战斗精神”其实是意思抽象、政治笼统，所以国民党方面并非不可接受；而胡风所着重批判的“反现实主义”，其矛头实际上是指向同属左翼阵营的茅盾等人的，对此国民党方面当然是暗暗窃喜。虽然胡风后来辩解说，他执笔起草时受到张道藩、李辰冬的多方牵制，所以不能不在政治指向上含糊其辞，可是无论怎么说，胡风依据一种自以为是的“主观战斗精神”牵强地规范六年来的抗战文艺，于是除了自夸受他影响的一群青年作家有希望之外，其他左翼—进步作家在他看来不仅乏善可陈，而且是堕入了混乱和逆流。这很难说是实事求是、合乎实际的判断。无可讳言，把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其他左翼—进步作家，确是胡风蓄意而为的“清算”之举，他自然知道自己的这个“主观”会带给茅盾等一大批左翼—进步作家什么样的冲击，但他没有丝毫顾忌，因为对不屑与其他左翼—进步作家为伍的胡风来说，那冲击正是他所要的效果。至于年轻的舒芜在胡风指导下写作《论主观》，则一面沾沾自喜地把自己一派打扮成深得“主观作用”的先进革命者，一面趾高气扬地将一批资深的左翼作家贬为“完成”了的也即落伍了的“机械—教条主义者”：
机械—教条主义者们，并不是没有运用主观作用和客观势力作战的。他们确曾有过一个时期，积极发扬了变革创造的主观作用，在各种困难的情况里，征服了许多客观势力的敌人。并把这些征服的客观势力摄收到主观作用中去。如果他们摄收了这些客观势力，是为了营养那作为战斗武器的主观作用，是为了增强主观作用以便继续并更加扩大这个战斗，那么当然能够始终作为一个真的战士而存在而运动。但是，他们摄收那些被征服了的客观势力，达到某一种限度时，便不再是为了战斗，而相反的，却把这些战利品给自己建造起了一个完成了的小世界来，用它们把自己“完成”起来，把自己的主观作用“完成”起来。从此以后，即使还在实际上战斗着，也只是外部意义的；换言之，即从自己那已经“完成”了的小世界里，运用着那已经“完全”了的自己的已经“完成”了的主观作用，机械的一方面的去和客观势力作战，而不能在对客观势力的作战里面同时改造自身，同时对自己的主观作用有所变革创造。总之，这乃是主观作用的变革创造力的中断或偏枯，在战斗形势基本上还没有大变化时，或者还能“动者恒动”似的机械的继续着工作，但一到形势发生大变化时，必然就要由于对形势的隔膜而被新形势所抛弃了。(21)
诸如此类“主观作用”的夸夸其谈和自以为是的批判分析还有很多，而最耐人寻味的是其批判的逻辑，与二十年代后期提倡“革命文学”的论者对鲁迅之落伍的批判逻辑，几乎完全一样——当年创造社的一帮年轻人自以为获得了最革命的“阶级意识”，于是视鲁迅等资深进步作家为落伍者，四十年代的胡风一派自以为获得了最革命的“主观作用”，于是视郭沫若、茅盾等资深左翼作家为“完成了”的落伍者。幸好郭沫若、茅盾等顾全大局，没有像当年的鲁迅那样奋起反击，只有看不过眼的黄药眠对胡风和舒芜提出了公开的批评。稍后，尽管受到周恩来的委婉劝告，但胡风一派却并没有停止他们的批判。
事实上，在抗战后期直至四十年代末的国统区文坛上，胡风及其影响下的一群青年文人乃是最激进、最左倾的文学群体，他们的批判整肃运动一直在持续进行着并且不断扩大，其批判的锋芒几乎指向他们自己一派之外的所有进步作家。不妨举姚雪垠之外的两个例子——就以沙汀和陈白尘的遭遇来说吧。沙汀的长篇小说《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及许多短篇小说，陈白尘的讽刺喜剧《升官图》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难得的好作品，可是胡风影响下的一些青年批评家却怎么也看不入眼，在他们的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法眼里，沙汀的作品如《困兽记》成了“客观主义”或“自然主义”的坏样品，而陈白尘的《升官图》则简直是“色情”的低级趣味之作，于是大加攻击和谩骂。面对这种极“左”的批评，沙汀忍了；而陈白尘则哭笑不得，因为那批评文章居然发表在一个以鲁迅字体为刊名、以鲁迅精神相标榜的刊物上，气愤难耐的陈白尘也因此产生了误解，他怀疑这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批评与国民党“官方”有关联，所以反唇相讥道——
不过，那杂志的封面，我请求你们换一换吧。最好是改请叶青先生题个字。否则，也就不仅于无耻了。(22)
这样的争论和误解还在进一步发酵。即如稍后就有进步文艺界人士严肃区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差别，充分肯定了沙汀和陈白尘的现实主义成就，而指斥“通红”的胡风派理论家的极“左”批评乃是与反动派相配合、有勾搭——
可是，近来的情形怎么样？《升官图》已没有演出的自由了，《困兽记》又有了查禁的明文。这儿倒证明了通红的“理论家”的通红理论，原来是与屠伯们的袖子有勾搭的。呜呼！(23)
所以，胡风一派的理论批评所积累下来的不少理论是非问题，及其在左翼—进步文艺界所造成的伤痕、矛盾与误解，确是有待解决、也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1948年初，邵荃麟、乔木(乔冠华)、胡绳、林默涵等人在香港创办《大众文艺丛刊》，对“主观论”提出批评，就是试图解决理论是非问题的一次努力。参与批评商榷的都是左翼人士。据胡风回忆，作为香港“文委”负责人的冯乃超特意从香港致函于他，“很客气地希望我看后提意见”，这表明批评者并没有像胡风一派那样带着敌意和仇恨。1948年12月13日胡风抵达香港，受到乔冠华、邵荃麟、冯乃超等人的欢迎，而作为这次批评主将的邵荃麟和乔冠华也都曾是胡风的交心好友，邵荃麟并在《论主观问题》里特意加了这样一段话——
但是我们也应指出，即主观论者的这些理论，是针对着抗战中后期文艺上教条主义的倾向而提出，这在动机上说是很好的，因此这种思想在反抗黑暗的意义上，未始没有它的作用，即在今天，也不应完全抹煞它某种程度的作用，但是由于他们只把病象当作病源，没有更深入去追求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同时也不是从现实革命形势发展与要求上去把握问题，他只是以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去对待另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因此，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其本身思想也成为一种偏向。(24)
看得出来，批评者确实努力坚持了周恩来所要求的“对朋友和。……和，并不是不批判，要善意的批判。批判、斗争却是为了团结”的批评态度。应该说，在胡风一派那么多年进行了那么严厉的批判整肃运动之后，邵荃麟等决定利用左翼文人集中转移香港之机，开展这次批评讨论活动，以解决左翼文坛积累已久的思想分歧，这从中共所倡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来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而胡风的发言权也并未被剥夺，他随后精心撰写的长篇答辩《论现实主义的路》，当年年底就在上海出版了。这些情况表明，1948年的“主观论”之争是一次严肃的思想理论论争，尽管批评者的观点未必都很妥当，但批评态度严肃而不乏善意，并不像晚年的胡风和当今的一些研究者所慨叹的是什么不可理解的恶意攻击之举。
可是，对于一向理论自信甚坚、一贯善于批评别人的胡风来说，这次被这么多人批评、而且主要批评者又曾是他的好友，这确乎是让他意料未及而深感难以接受的事情。胡风晚年的回忆披露了他对香港批评的真实感受，尤其是对乔冠华的反感——“原来在重庆时，他成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重要批判对象，现在他忽然跑出来‘找出’了胡风是主观唯心主义，他自己就成了当然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他用胡风的名字洗了手”。(25)大概在胡风的眼里，像乔冠华这样曾经与自己的观点一致的同道者，就应该在派别上从一而终、在思想上一成不变，而一旦乔冠华改变了思想，反过来批评了他，那乔冠华就是想借批判他来洗刷自己、投靠对方了。不能不说，胡风的这种反应和他后来看到舒芜致路翎的公开信因而斥舒芜为大逆不道的“叛徒”、“混蛋”一样，都表明在以反封建自诩的胡风的意识中，其实有一种深重到近乎封建行帮习气的宗派主义情结。至于当今的研究者，则大多由于有感于建国后“胡风集团”冤案及其对手在政治上的一度得势，不免让情感反应左右了历史的研究，加上近二十年来厌恶政治、竞赏自由的主体精神之影响，便出现了不加分析地用左翼两派后来在政治上的沉浮作为衡量其当年理论是非之标准的逆向思维。这给人的感觉是，正由于胡风的对手们在政治上曾经得势，所以他们从头到尾都是错的，而正因为胡风一派在政治上不得势，所以他们的言行自始至终都是没有问题的。其实，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文艺两派的是非恐怕没有这么简单。记得刘勰在比较了魏文帝曹丕和陈思王曹植互有短长的才情成就之后，曾感慨地说：“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26)刘勰的慨叹也警示我们这些后来者，倘不加节制地带着同情失势者的人情思维和对政治的逆反心理，去评判当年两派左翼的是非，那是难免片面论事之弊和简单归罪之嫌的。
最后的“斗争”为何遭遇“团结”的处理：“胡风集团”冤狱的成因与左翼文学运动的终结
说到底，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派左翼的矛盾，毕竟是左翼内部的兄弟之争而非不共戴天的阶级对抗，不论两派之间的分歧有多大、论争有多么激烈，都只是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而非政治上的歧异，并且双方在论争中也是你来我往，胡风一派并不只是被动挨打的一方——比较而言，胡风一派倒是咄咄逼人、常常发起进攻的一方，至于中共高层则虽然未必乐见两派左翼论战不已，却没有直接介入二者的矛盾，更没有做出偏袒一方的政治组织处理。
胡风一派的问题真正演变成一个非解决不可的政治问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
就像《国际歌》所唱的那样，“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尽管两派左翼矛盾重重、纷争不已，但他们为中国革命而奋斗的政治大方向毕竟是一致的。如今革命胜利了，新中国建立起来了，为胜利而斗争的两派左翼终于在明朗的天空下会合了。按说，会合的双方真应该如鲁迅所说“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题三义塔》)了。殊不料双方的内斗却呈现出短兵相接、无法阻挡的态势，直至胡风一派被彻底清算、打入牢狱，而独存的另一派则如鲁迅所说，变成了奉命“恭维革命颂扬革命”者。(27)至此，作为革命文学的左翼文学运动，也就同归于尽地终结了。
这当然不是个好结局，尤其是“胡风集团”问题演变成“胡风反党集团”冤案，无疑是个大悲剧。然则这场悲剧究竟谁使为之、何以致之？通行的解释是，那一切都是周扬一派和中共最高领袖蓄意制造的，至于胡风一派则纯属清白无辜的受害者。应该说，这个解释作为对“胡风集团”冤案之道义上的平反昭雪，是合情合理的，可是若说这就是作为“胡风反党集团”冤案的唯一成因，那似乎太近于“冤有头债有主”的简单逻辑和因缘推理了。其实，事情终于演变成“胡风反党集团”冤案，乃是当事的两派左翼都没有料到的，也未必是他们所希望的，即使中共最高领袖大概也不想看到这样的事发生。可是事情毕竟无可逆转地这样发生了，然则其前因后果是否真如近些年来许多论著所揭秘和解密的那般简单明了呢？坦率地说，余窃有疑焉。因为，“冤有头债有主”的判断忽视了以下的背景和事实：
其一，在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文艺上的其他各家各派因为曾经不怎么革命或革命的成绩不足，所以暂时都还老老实实、服服帖帖，文坛上几乎是一片“和谐世界”，可就在此时此地，中共的两支革命的文艺亲兵却仿佛恃宠而骄的双雄，陷于狭路相逢、互不相让、矛盾激化的内斗之僵局。而两派左翼的矛盾不外三个焦点：一是关于抗战及四十年代国统区文艺的评价之争。胡风一派的评价在他们1944-1945年发动的文坛整肃运动中就提出了，如前所述，他们的评价除了自我肯定之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以郭沫若、茅盾为代表的一大批左翼—进步作家；另一派则在第一次文代会报告中提出了不同的评价，其中涉及到对胡风一派的看法，则与香港对“主观论”的批评一脉相承。如此针锋相对的评价之争，可以说是两派左翼在新中国之初就矛盾大爆发的导火索。二是关于新中国文艺的领导权力之争，这其实是两派左翼在新中国文艺界的人事安排和权力分配问题。虽然胡风一派也得到了安排和荣誉，但显然无法与另一派相比，尤其是周扬掌握了文艺界的实权，特别让胡风一派心怀难平。可是，从周扬那边来说，这是中央的安排呀，不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吗，你何必计较、何必跟我较劲呢。三是关于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方针之争，这矛盾其实已不限于两派左翼了，而暗含了胡风文艺思想与中共文艺方针也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矛盾。面对这些矛盾，两派左翼显然无法找到让各自都满意的解决之道，于是互相逼上绝路的双方也便上书的上书、整材料的整材料，把矛盾提交给了领导一切的党中央来解决。由此，两派左翼也就在互不相让、难分胜负的对决中，不约而同地启动了要求中共中央对他们的文艺之争进行政治裁决的程序。这是问题的发端，但却预埋了结果。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就看伤着谁了。
其二，尽管毛泽东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与两派左翼的关系有近有远，但他未必早有成心只支持一派而蓄意将另一派打入冷宫，毋宁说他更希望两派左翼消除隔阂和矛盾，其方式便是双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达成团结一致，共同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奋斗，否则他也不可能让问题迟滞四五年之久才解决。事实上，在新中国之初的几年间，两派左翼都受到过中共领袖的批评，而为了解决两派左翼的矛盾，中共领袖也耗了不少时间和心思，包括周恩来亲自出面进行说服、调解，可是都无济于事，两派左翼之间的攻守斗争没完没了，双方的矛盾似乎成了解不开的死疙瘩，而解决不了矛盾的两派最后也都把矛盾上交到中共最高领袖那里。那时的新中国正可谓百废待举、根基未稳，而两派左翼却矛盾激烈、内斗不已，然则毛泽东面对这纠结难解而不得不上交给他的矛盾究竟该怎么办、会怎么办——是听任“内斗”继续，还是为了维护团结而消灭“内斗”？这是毛泽东责无旁贷、无法推卸的难题，他不是周恩来，再无可以上交的余地，必须做出最后的裁决。应该说，一场文艺界的纠纷闹到这个地步，政治的组织的解决已成难挽之势，只等政治的大板子什么时候打到谁的头上而已。
其三，应该注意，中共高层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一方面要求继续发扬革命的斗争精神，另一方面特别强调革命阵营的团结。可是这个既要斗争又要团结的平衡其实是很难维持的，因为革命胜利后，在革命阵营内部是很可能发生因为胜利而争权内斗闹分裂的局面的。这是中共高层最为担心的问题。不幸的是，这样的内斗确实发生了——在中共内部就是“高饶集团”引发的问题，而在革命文艺阵营内部则是“胡风集团”引发的问题。笔者一直隐约觉得中共最高领导对这两件事的处理是有关联的。这不仅因为两案的定案时间，仅仅相差一个月——“高饶集团”的定案是1955年4月，“胡风集团”的定案是紧接着的1955年5月，而且因为两案之定案也有一个共同的着眼点，那就是维护团结、遏止内斗、反对分裂——前者是反对在党内争权夺势、另立山头的分裂主义，后者是反对在革命文艺界内部争权夺势、另搞一套的分裂主义。这样的着眼点反映了中共领导集团，尤其是最高负责人毛泽东对革命胜利后党的团结、文艺界的团结之重视和对分裂内斗之忧虑。这重视和忧虑不难理解：革命虽然胜利了，但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生的共和国基础并不稳固，所以毛泽东最担心的事莫过于革命者因为胜利而争权夺利导致分裂了。为此，中共中央在1954年1—2月间特意起草、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而高、饶之所以遭重谴，就是因为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率先在党内争权夺利闹分裂者。同样的，毛泽东也特别关心文艺界的团结。说起来，那时的毛泽东对周扬并非像一些人所想像的那么信任和倚重。据张光年晚年回忆，1953年初毛泽东曾把周扬叫去狠批一顿，将他撤职、外放，连当年筹办第二次文代会的事都不让周扬参加，而交给胡乔木去办。可是当毛泽东知道胡乔木主张解散“文联”后却大为光火，原因是这样做不利于文艺界的团结，所以他又叫回周扬主持筹办事宜。“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毛主席那时很注重文艺界的团结，注意团结老一辈文艺家”(28)——张光年如是说。不难想像，如此注重文艺界团结的毛泽东在观察了两派左翼多年的争斗之后会作何感想，并且也不难推定毛泽东最后在周扬和胡风之间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周扬诚然不是很理想的人选，可是他毕竟还有“党性”、愿意服从党的领导和安排，不会背着中央另搞一套，并且周扬也比较注意团结文艺界的大多数，至少不会排斥郭沫若、茅盾等左翼文学元老和巴金、曹禺、沙汀、陈白尘等资深进步作家。可胡风就不同了，他的“派性”要比“党性”强得多，而又孤傲自负，在文学上除了鲁迅和他自己影响下的那一群年轻作家之外，几乎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他甚至喜欢“主动选择不与人为善”，并且胡风在文艺思想上也确实另有想法。再说，两派左翼的纷争已达四五年之久，问题不解决，文坛无宁日，现在既然双方都要求党中央裁决，看来也只有动用政治组织措施，才能彻底消除文艺界的内斗问题……这样的权衡考虑再加上同时发生的“高饶事件”的刺激，遂使毛泽东把胡风及其一派看成文艺界的害群之马，决意对之痛加惩处，从政治上清除搞分裂、闹派性最激烈者，来达到维护文艺界团结之目的。
一场本属文艺思想派别上的分歧，就这样由当事的三方搞接力赛似地推向不可逆转的政治解决之途。关于具体的责任问题，学界已有很多分析，此处不赘述。这里笔者想强调的是当事各方的“共同问题”。这一点似乎被学界忽视了。其实，事情之所以闹成可悲结局，可能根源于各派左翼和中共文艺政策的共同特性——善于开展文艺斗争而且惯于把文艺斗争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却都从未考虑过为文艺斗争建构足够自由容忍的争论空间与和而不同的文化制度。这一共有的特性是集利弊于一体的，并且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成为了各派左翼及中共领导的思维和行为惯性。其利好是显而易见的——在革命时期文艺斗争作为对敌进行政治斗争的手段，确实极富批判的效果和战斗的威力，革命的左翼文艺因此成为革命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弊端则由隐而显——把文艺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本来就是片面的偏至，只是在革命时期左翼各派集中致力于对敌斗争，其内部分歧还比较隐蔽，内斗尚且受到抑制，到了敌人消灭、革命胜利之后，左翼文艺的战斗精神之发作，便不可逆转地集中在内部并激化到公开对抗因而不得不政治解决的地步。说来，文艺界的不同派别之间产生分歧以至矛盾，原本是很自然的事情，倘若当事的各方能够通过自由论争和相互商榷达成一致的意见，那自然是好事，如果一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则不妨各存其见、相互容忍可也。即使两派左翼在三四十年代不断发生矛盾、频频进行论争，也由于那时政治格局的不统一，不仅两派左翼谁也难以管制对方，就连作为他们共同上级的中共领导也鞭长莫及、碍难管制，所以那时的两派左翼也还能够在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中“相安无事”——至少还没有造成被政治处理和刑事处罚的悲剧。说来颇为荒诞而其实势所必至的是，偏偏在革命取得胜利后、中共领导一切的新中国里，两派左翼的矛盾斗争却激化到了非解决不可、却只能政治解决、而政治解决条件业已具备的地步：一方面，“大团结”会师后的一统空间不仅没有缩小反倒激化了两派左翼之间的思想分歧和权利之争，而由于狭路相逢的双方都富于斗争精神也都缺乏宽容的态度，所以面对激化的矛盾，他们既不能相互容忍，又不能自行解决，于是只能就近诉诸党中央来采取组织措施给予解决。另一方面，负有领导之责的中共高层对两派左翼的矛盾也不能坐视不管，解决之道便是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两派左翼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风，达到消除矛盾分歧、获得团结统一的目标。这套通过批评斗争达到团结目标的解决程序，乍看其来是不错的，其实它带出来的问题比它要解决的问题还大。因为它所谓批评斗争不可能是自由平等的论争，而是必须决出是非对错的交锋，它所谓团结不是相互包容和宽容的并存不悖，而是包含着政治统一意志的整合。这样一来，既要斗争又要团结的平衡木，就很可能变成要斗争就不可能团结、要团结就只能制止斗争的跷跷板。事情的发展正是这样：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风中，两派左翼都希望确立自己绝对正确的地位，谁都不愿居于下风，谁都没有包容对方之心，加上周扬一派作为矛盾的一方却又代表党来领导和组织批评讨论活动，那其实是同时扮演了运动员和裁判的角色。这就很难让胡风一派心服口服，胡风一派的不服当然会导致更大的批评和压力，而批评和压力又会导致胡风一派的更大反弹。如此反复争斗，双方的矛盾也就激化到完全不能沟通以至水火不容的地步，于是双方也就只能诉诸党中央的裁决，都希望借助党中央的力量打压对方。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矛盾不仅激化而且公开化了，“团结”荡然无存，文坛一片混乱。这样的局面显然有违中共政治高层要团结的意愿，他们不可能听之任之、坐视不管，何况不管也不行了——闹得不可开交的两派左翼不都强烈要求中央来管吗？于是党中央动用政治组织措施制止文坛内斗、强行维护文坛“团结”的整肃运动，也便不能不上演了。当然，到了这个时候，“团结”已由革命时期左翼各派必须顾全大局、一致对外的政治要求，演变成了革命后左翼文艺阵营必须消除内斗、达成一统格局的政治组织整合。对这种要求，从延安过来的周扬等人是比较愿意服从的，这一来是因为他们已经养成了服从党的领导的纪律性，二来也因为这种整合其实对他们是比较有利的事情。可是对胡风这一派另类左翼来说，所谓“团结”的要求就意味着他们的被整合、被领导，那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步的事情，何况他们这一派也不是任人捏的软柿子。其实，胡风一派未必是为文艺自由而战，他们同样具有左翼文艺之整肃异己的思维—行为惯性，早就惯于开展内部的帮派斗争，特别缺乏维护“团结”的意识和顾全“大局”的态度，如今为了自保，他们必然坚持斗争、毫不妥协。不待说，正是胡风一派的这种一味“斗争”、不顾“团结”、目无“组织”的“态度”，才让毛泽东把他们当成搞小集团、向党闹分裂的“坏典型”。胡风一派的“思想”问题就这样转升为“态度”问题。
至此，一场旨在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消除矛盾分歧获得团结统一的文艺整风运动，终于演变成了中共最高领袖不得不亲自出面动用党的权威来清理左翼门户的政治整肃运动。如此以斗制斗虽然使文艺界恢复了既有“斗争”又要“团结”的平衡，但那是一种政治监控下的恐怖平衡。平衡的结果，胡风被打入牢狱，他觉得“心安而理不得”，周扬一派似乎大获全胜，其实不过一时侥幸而已。这样一种结果，确乎是胡风和周扬都始料未及的，却也是理有固然、势所必至的事。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两派左翼与革命政党都只善于开展文艺斗争而且都惯于把文艺斗争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却都从未考虑过为文艺斗争建构足够自由容忍的争论空间与和而不同的文化制度。这就为左翼文艺阵营埋下了自我毁灭的隐患。在革命时期，两派左翼的斗争目标主要指向外部敌人，内部的矛盾尚未激化、他们还不得不相忍并存；等到革命胜利之后，外部的敌人消灭了，左翼内部的矛盾就陡然激化到不能相容的地步，而缠斗得难解难分的他们也都习惯成自然地把文艺斗争诉诸政治解决，所以也都迫切地要求着党中央的政治裁决，于是因文艺斗争而在政治上遭谴也就轮到左翼自己了。只不过今天遭谴的是这些人、明天是另一些人而已——1955年是胡风一派，1966年不就轮到周扬一派了么？
周扬的缺乏自由宽容精神和毛泽东的整肃“胡风集团”之误，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所以此处不论。需要补充分析的是胡风——他当真显然无疑地是一个为文艺自由而献身的人么？
可以理解，由于胡风乃是“胡风集团”冤案的最大受害者，加上其文艺理论乍一看颇有些自由主体性的魅力，所有近二十年来研究者们都很乐意把胡风及其影响下的一群看成是在左翼文艺内部捍卫文艺自由的斗士，而很容易忽视他们的文艺斗争——文艺理论和批判实践——也同样缺少必要的宽容和民主的精神。当然，“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中的胡风也不无强调文艺民主的言论。比如他在1944年4月所写的那篇纲领性文献《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中，就着意强调了文艺批评作为斗争形式和民主行为的关联——
努力不能在和平里面实现，要胜利就得发动斗争，发动在明确的斗争形式上的文艺批评。人生的真理不会一下子跳进我们的眼里，而是要经过互相抗争也互相吸收的批评作用才能够渐渐现形的。所以，只有通过批评，才有可能追索到生活世界和艺术世界的深的联系，只有通过批评，才有可能揭开而且解剖一切病态倾向的真相，保卫而且培养一切健康力量的生机。但批评要实现这样的任务，就非处在能够各人直说真话的民主政治的条件下面不可，因为批评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民主性的行为。只有在民主政治下面的民主的批评，才能够反映时代，把创作实践以及批评实践本身推进真理之门。(29)
在这里，胡风说批评是一种民主行为、需要以民主政治为条件，又说批评是一种斗争形式，这都是不错的。但胡风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批评作为一种民主行为，首先需要批评者从自身做起，养成民主的精神和宽容的心态，倘若没有这个，则批评者就不免自觉真理在手甚至自以为就是真理的化身，于是恣意裁判和批判别人，那所谓批评就很可能变成只有斗争的旨趣而没有民主的意味。再看胡风的言说逻辑，是先强调斗争的必要，然后才说民主的必要，其间是否无意识地流露出准备专以斗争之道批判别人、所以不能不拿民主的说辞来保护自己之意呢？不能说没有。因为如前所述，正是从《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开始，胡风发动了一场专门针对除他影响下的那个“健康力量”之外的其他左翼—进步作家的文艺批评斗争，不由分说地将之一概视为病态和逆流，其涉及面之广大、批判性之强横，实在是既无政治分寸、也无艺术民主。1947年元月，当胡风把他的这些战斗檄文结集为《逆流的日子》时，他在该集的序言里不胜欣喜地宣告，“为民主的斗争开始在生长，在扩张，文艺的战斗的有生力量也是一直在开拓着自己的道路的”，这所谓“文艺的战斗的有生力量”指的其实是胡风自己影响下的那一群。进而胡风就慷慨陈词、发出了战斗和整肃的号召——
这就急迫地要求着战斗，急迫地要求着“整肃”自己的队伍，使文艺成为能够有武器性能的武器。有武器性能的武器才能够执行血肉的斗争，是血肉的斗争才能够和广大人民的血肉的斗争汇合，使广大人民的血肉的斗争前进，削弱以至击溃那个大逆流的攻势。(30)
在这里，胡风明确地将文艺批评斗争提升为具有武器性能的战斗，而战斗的目标则是“整肃”自己的队伍，但胡风所谓“自己的队伍”并非他自己影响下的那一群，而是指他那一群之外的其他左翼—进步作家。据研究者的不完全统计，在胡风发动的这场文艺“整肃”运动中，“被点名清算的作家包括了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沙汀、姚雪垠、臧克家、碧野、严文井等，后来又增加了朱光潜、马凡陀、陈白尘、许杰等众多的作家。”(31)除了朱光潜算不上进步外，其他人都是国统区比较优秀的左翼—进步作家。这样一种既无政治分寸、也无艺术民主的文艺斗争，不能不说是粗暴的和极“左”的。可是，胡风自己丝毫不觉得过分，所以他在序言里盛气凌人地斥对方为可耻的逆流，并在文末模仿鲁迅惯用的口吻，把自己发动文艺“整肃”斗争的行为修饰得相当悲壮和正当——
也是由于这个可耻的特色，我还敢于把从剪刀、厌恶、暗刺下面偷生过来的这一叠纸送给读者。这里面的一些微弱的感受和微弱的要求，虽然是从那一段腐烂的时间的腐烂的现实发生出来的，但我相信，它们不但还可以适用到现在，而且还可以适用到将来，甚至是并非太近的将来。(32)
搭着解放战争的顺风船，胡风激进的文艺理论批评在国统区文艺青年中颇有影响，热情的追随者热心地扩大其影响。比如，朱自清1947年5月17日的日记中就有记载——
朱谷怀与何孝达来访并借给书籍多册，多系胡风的评论。他们喜欢胡风，远过茅盾，颇喜路翎的现实主义作品。此来欲启发我同意其观点，然恐最后令其失望，因我毕竟是头脑冷静的人。我愿受启发，因我要永远保持宽阔的胸怀。(33)
胡风自己则既不宽容也不冷静。他本来就是个很自信的人，新中国之初一些追随者已把他吹捧为可继“马、恩、列、斯、毛”之后的“胡”了，胡风欣然接受之，头脑更不可能冷静了，遂误以为新中国文艺的领导权是非自己莫属了。他大概以为也很崇拜鲁迅的毛泽东一定会支持他而清算周扬等人，把管文艺的权转交给他这个鲁迅的出色弟子吧。可是，经过一段对两派左翼斗争行为的比较观察和对文艺界团结统一的权衡，毛泽东还是支持了周扬一派而整肃了胡风一派。这是一次真正的“文人党争”，所以作为真正革命党的中共领导不能听任“党内文人”的内斗漫延下去，而惟其是“党内之争”，“党”的政治组织处理也就特别严厉而绝不宽假——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政党的最大力量，就在于它有严格的政治组织纪律来贯彻统一的政治意志。
由此造成的冤案肯定是大错特错的，但倘以为让胡风一派执掌新中国的文艺大权，就会是一派文艺自由的局面，那恐怕是一种想当然的幻想。窃以为，即使比胡风和周扬都高明的鲁迅，大概也不行。这“不行”一则当然是毛泽东等中共领袖未必容许鲁迅“自由”，二则恐怕鲁迅自己也未必会那么“宽容”——鲁迅不仅在临终曾发誓对自己的文化对手“一个都不宽恕”，他甚至在北大的课堂上对学生宣称：“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34)这不就是很耐人寻味的消息么？
二十多年前，笔者曾经讨论过“自鲁迅、毛泽东以来的中国艺术思维、文化思维和政治思维”的偏颇问题，并针对当年正在兴起的另一种“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狂热而聊作提醒道——
毛泽东由于其在当代政治上的巨大失误，最终迫使我们痛苦地承认了他的思维的片面、偏颇和不健全。而鲁迅则因其早逝而与当代思维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一直非常容易也非常乐意忽视他的思维的偏颇与不健全，更不愿意承认他的思想通过毛泽东，通过一代代人不加反省的学习，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当代思维中，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历史的进程，而这种影响也就很难说只有益而无弊——“文革”中的极“左”思维和近几年文化讨论中的偏颇，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化思维的延续。我们从当代一大批最杰出的中青年学者在评论重大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讨论有关民族群体生存的根本问题时，所表现出的种种令人震惊的偏执、轻率、狂热和急躁的论调中，就不难听到其中有着鲁迅(和毛泽东)的巨大回音。由此造成的以及可能造成的现实后果，当然不应该由鲁迅来负责，但是不管我们自觉还是不自觉，我们都是鲁迅遗产的继承者，因此在今天我们的确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新文化既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它又是带有极大缺陷和偏颇的思想遗产。这是我们继承这笔财富的思想前提。早认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少付点代价。(35)
现在当我们来讨论“胡风与鲁迅的精神传统”问题时，也很可能非常容易而且非常乐意地在与毛泽东及周扬们的对比中，把鲁迅和胡风树立为既追求革命又坚持自由的完美文化典范，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他们与同样作为革命者和革命文化战士的毛泽东及周扬们所共有的偏颇和不足。
这并不是要苛求历史和历史人物。其实，既没有完美无缺的历史人物，也没有圆满无误的历史运动。尤其是那些旨在进行社会改造、民族独立、国家重建以至人类自由解放的革命历史运动，总是因其崇高的历史目标而拥有巨大的历史正义性和感召力，然而惟其是非常的历史大事变，所以革命运动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同寻常的历史局限性和极端化的偏颇。如此这般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局限性乃是革命历史运动之集于一体的两面，它们在实践上既难以分别去取、在认识上也不可分而观之。而这样的革命运动一旦发动起来、推行开去，就会形成巨大的运动惯性(所谓势所必至不可阻挡之“势”是也)，直至彻底发挥出其历史必然性的势能、完全暴露尽其历史局限性的偏颇而后止(所谓走向“极端”直至“反面”是也)。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和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大革命，就是这样非同寻常、真正革命的历史运动，所以它们都挟带着历史的正义而开展得轰轰烈烈、进行得势不可挡，然而也都异常激烈、血火交集，以至在无以复加的专制中走向反面，在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恐惧中偃旗息鼓。许多历史研究者都很感慨于这些大革命运动的走向反面，却很少有人意识到真正的革命运动既具有争自由解放的历史正义，同时也不可或缺地具有注重集中、统一以至专制的基因，可倘若没有后面这些强有力因素的作用，再合理美好的革命理想都只是一纸空谈，而不可能真正付诸于历史的实践、真正落实成历史的实际。由于同样的原因，从事革命和革命文艺运动的人多少都会拥有某些共同的革命品格，譬如真理在握的理论霸气、坚定不移的斗争精神和毫不宽容的思想态度。这些近似的品格未必纯属个人气质，而更可能是革命的需要所感召出来的精神品质。即以那种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的理论霸气而言，就正如西方学者霍布豪斯所说：“(那些实行一场革命的人)他们需要一种社会理论……理论来自他们感觉到的实际需要，故而容易赋予仅仅有暂时性价值的思想以永恒真理的性质”。(36)正因为都程度不同地拥有这样那样充满“正气”和“豪情”而又不无“霸气”以至“杀气”的品格，所以革命者才能够坚定不移地把革命斗争进行到底；但也同样因为有这些品格，他们都不可能真正宽容政治上和文艺上异己派别的存在，即使在革命阵营内部，也往往纷争不已，甚至闹到互不相容、自相残杀的地步。此所以杰出的革命者之充满“正气”和“豪情”而又不无“霸气”以至“杀气”的品格，往往是集非同寻常的力量与非常偏执的极端于一身。惟其如此，革命的过程和革命的结果，都不可能是革命理想的完美无误的实践和丝毫不差的落实，而几乎必然地带有不容异己、行事专断以至专制残酷的并发症，至于诊治和消解这些并发症及其后遗症，却只能是每一场大革命彻底耗尽其势能之后的“后革命”时代的任务了。
为“鲁迅与胡风的精神传统学术研讨会”作，2009年12月11日草成，2010年1月25日修订，2012年9月修改、删订。
注释：
①④力扬：《记重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民主教育》杂志创刊号,1945年11月1日重庆出版。
②重庆《新华日报》的报道是：《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陪都文化界集会纪念——大家发出一个呼声：跟着鲁迅的道路前进！》《周恩来同志出席致词 希望文化界能参与政治会议，依靠人民建立民主的新文化》《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为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纪念，敬献旧体诗两律 柳亚子》，这三篇报道都已收入《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4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
③参见王珊、程凯华：《周恩来论鲁迅》，《河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及程凯华：《周恩来论鲁迅与郭沫若》，《邵阳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⑤郭沫若：《借问胡适——由当前的文化动态说到儒家》，《中华论坛》创刊号，1937年7月20日出版。
⑥⑨(16)王丽丽：《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70页，第478页，第471页。
⑦胡风：1941年8月13日致路翎，《胡风全集》第9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6页。
⑧胡风：1942年x月31日致聂绀弩信，《胡风全集》第9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7-428页。
⑩鲁迅：《记念刘和珍君》，《华盖集续编》，《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75页。
(11)鲁迅：《再论文人相轻》，《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36页。
(12)这段语录见于“七月派”外围刊物《诗与音乐》创刊号的封面，1945年4月15日成都出刊。
(13)路翎致胡风信中语，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14)参阅吴永平：《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茆贵鸣：《文艺论争中的乔冠华与胡风》《文史精华》2006年第3期。
(15)吴永平：《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
(17)(29)胡风：《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胡风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5-181页，第183-184页。
(18)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希望》第1集第1期，1945年1月出版。
(19)(21)舒芜：《论主观》，《希望》第1集第1期，1945年1月出版。
(20)参加这个文件起草讨论的人员，既有国民党的文化官僚张道藩、王平陵，也有左翼文化阵营的代表茅盾和胡风，以及接近左翼的黄芝冈，后来又增加了张道藩的代表李辰冬。经过一番讨论之后，交由胡风执笔。
(22)陈白尘：《“色情”与“开心”》，文艺丛刊之三《边地》，1947年12月出刊，该文亦见1947年12月8日出版的《星岛日报·文艺》第2期。另按，陈白尘所说刊物当是指胡风派刊物《泥土》第四辑，1947年9月17日北平出刊，该期所载灼人的《一个色情的彩棚——看〈升官图〉后的一点感想》和杜古仇的《堕落的戏，堕落的人——看〈升官图〉演出以后》，都是批判《升官图》的文章，刊题“泥土”二字采自鲁迅的笔迹。
(23)洪钟：《论灰色人物和丑恶人物》，同代人文艺丛刊《由于爱》，1948年4月20日。
(24)邵荃麟：《论主观问题》，《大众文艺丛刊》第5辑，1948年12月出版，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此处引文见《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第238页。
(25)胡风：《关于乔冠华(乔木)》，《胡风全集》第6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第516页。按，“他(指乔冠华)成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重要批判对象”一句似有语病，胡风的实际意思是说乔冠华在重庆时期乃是党内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代表，因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26)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700页。
(27)鲁迅：《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讲》，《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18页。
(28)李辉：《与张光年谈周扬》，《往事苍老》，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276-277页。
(30)(32)胡风：《逆流的日子·序》，《胡风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2页-173页，第173页。
(31)茆贵鸣：《文艺论争中的乔冠华与胡风》，《文史精华》2006年第3期。
(33)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0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56页。
(34)冯至：《笑谈虎尾记犹新》，《冯至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8页。
(35)解志熙：《鲁迅遗产的代价》，《北京大学·学术理论副刊》第9期，1989年3月25日刊印。
(36)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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