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盟国家媒介与政治发展的互动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互动关系论文,媒介论文,政治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5072（2000）04—053—07
新闻，既是政治，又是文化，政治是它的头，文化是它的尾。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就会有什么样的媒介体制，媒介只能在社会控制体制下才能发挥它有限的作用。在东南亚这个不同的时空里，不仅国内政治等各种因素对媒介产生影响，国际政治和经济及科技的发展也使它呈现出独特的形态。
东南亚国家在西方入侵前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西方入侵后，殖民者依靠暴力建立起高度集权的殖民统治，战后，东南亚各国在民主的道路上走了一段弯弯曲曲的路。媒介，随着政治这个龙头，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冲突和各种思想的碰撞中沉与浮。本篇主要探讨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ern Asia Nations）中几个主要国家的媒介在其发展历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色，分析媒介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一、媒介为谁而生？
走进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媒介是为有权有势者而生的。所谓有权者，指在政治上占有统治地位的人，有势者则是那些掌握着经济力量和文化技术的人。三种势力下的媒介所呈现的形态不同，产生的作用也不同。西方国家报纸是在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那时的报纸是国王和教会的信使，是传达统治者意志的工具。到了启蒙时代，虽然思想家们认为个人权力与生俱来，应超越于政府和社会之上，但自由主义者并没能在激烈的斗争中真正让各种思想在“自由市场”得到交流，大多数政府仍然掌握着报纸和报人的生存权。东南亚报纸诞生在殖民主义者的怀抱中，它为殖民者而生，为殖民者效劳，所以早期东南亚的报纸都带着一副“殖民主义的面孔”。但正是殖民主义者的报纸对民族报纸的产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1.文化霸权与话语霸权。东南亚各国报纸的起源印证了文化霸权与武装侵略同时存在。东南亚国家由于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和技术方面处于劣势，先后都受到过殖民主义者的掠夺（泰国除外）。十五世纪末，从欧洲通往印度和美洲的航路被打通后，便开始了殖民主义时代。武装占领、文化渗透乃至直接掠夺是早期殖民主义的手段。到了18世纪中叶，文化霸权作为对武装侵略的辅助手段，更加突出地表明了侵略者长期殖民的目的。而报纸在当时就充当殖民主义者文化渗透最得力的工具。
马来西亚从16世纪以来先后遭到葡萄牙、荷兰、英国殖民者的入侵，19世纪正式沦为英国殖民地，直到1957年8月才获得独立。1806年3月1 日由商人博恩在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下创办于槟榔的英文报《政府公报》是马来西亚第一张报纸，它接受殖民政府的津贴，目的是为了满足当时英国殖民者对信息的需求。英国传教士于1815年在马来半岛西岸创办的第一张华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也是为了向马来半岛的华侨宣传基督教和西方新科技。殖民者们在印尼、菲律宾等其他东南亚国家不仅要求通商通航，而且要求有传播宗教的自由。他们认为，被奴役的人民属于劣等种族，应该用西方宗教和文化进行“开化”。东盟国家的报业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被外国殖民当作传播西方文化和宗教的主要渠道而建立起来的。
殖民主义者通过报纸大量输出本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向殖民地人民灌输西方文化优越的思想，并从各方面扭曲、丑化殖民地文化，造成了对殖民地人民的歧视，为西为人侵略、征服东方提供理论根据。殖民者的报纸首先把文化渗透的切入点放在宗教上，这是因为宗教信仰是一个国家国民意识形态的理论根据，在殖民地传统的宗教观念中，植入新的宗教观念就等于割断了国民对本国传统价值观依靠的纽带，转而对异族宗教和文化、价值观产生认同。这种文化霸权对西方文化的移植起到强化的效果，虽然这给当时落后的封建社会注入一股新鲜的空气，但更重要的是它为殖民者在精神上统治殖民地人民奠定了基础。
语言是西方文化渗透的第二个切入点，话语霸权最典型的表现是使用殖民者的语言可产生优越感和支配感。在马来西亚，由于英国殖民者的长期统治，英语成为象征权力和地位的语言，当地各民族间的交往甚至也以英语为共同语言。所以，英语报纸大行其道。据统计，从1806年到1970年，马来西亚出版了至少122种英文报。 英文报的读者大都是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他们是首先接受了西方思想的人，对国家发展的方向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他们又是英语的传播者，这种传播对本国语言的地位起到贬损的作用，不会英语的人是难以进入到上流社会中去的。时至今日，英文报不仅仍是马来西亚报纸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人们心目中高级报的代表。其他东南亚国家也大都如此。
2.民族意识的觉醒催生了民族媒介。殖民主义的扩张政策和殖民者傲慢的文化传播，以及殖民者散布的民族优越性，刺激了殖民地人们的危机感，激发起政治精英们的反抗意识。这批精英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他们高扬起本民族文化的大旗，把追求本民族自由与平等作为政治目标，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媒介充当了唤醒民族意识的主角。
1671年，西班牙占领了马尼拉，之后对菲律宾进行了长达300 年的殖民统治，菲律宾媒介的历史就是从西班牙殖民时代开始的。比较正式的第一张报纸是 1811 年由西班牙总督创办的周报《高级政府杂志》（Gazette of High Government）。该报虽然只出了15期，但直到反西（班牙）革命爆发前，菲律宾报纸都以该报模式出版：从欧洲杂志上翻译文章，大部分内容与所谓的“母国”西班牙有关。殖民者还组成了由政界和教会人员构成的八人检查团，对有关政府、宗教、道德等新闻实行严格检查，以保证殖民者对文化传播的独霸权。这种“文化霸权”的行径使政治界和知识界精英们深感屈辱，他们意识到了传播本民族思想和文化之迫切性。
19世纪后半叶，菲律宾民族反抗运动兴起，催生了菲律宾本地报纸。现在被称为国父的黎刹（Jose Rizal）与皮拉尔（Marcelo H. delPilar）及哈恩纳（Graciano Lopez Jaena ）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1880—1896）。这场运动的政治目标是在西班牙议会中选派菲律宾代表，菲律宾人与西班牙人在法律上得到平等待遇，同时主张将教区市俗化、废除修道院以及实行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等等。为了宣传这些主张，皮拉尔于1882年在马尼拉创办了第一份菲律宾语的报纸《他加禄文日报》（Diariong Tagalog）。该报因鼓吹政治改良仅出版三个月就被封闭。接着民族主义者伊沙贝洛（Isabelo de Los Reyes）创办了真正的第一份菲律宾的报纸《伊戈罗人报》（El Illocano 1889—96）该报声称要为菲律宾人启蒙，捍卫他们的利益，并为提高菲律宾人的知识水平、改善他们的精神及物质生活而努力。一批流亡在西班牙的知识分子还创办了《团结报》（1889—95）。这批报纸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将自由、民主、平等等现代价值观作为民族解放的旗帜，是宣传运动的喉舌。后来，这批流亡西班牙的精英分子回到菲律宾后成立了同盟会，这就是菲律宾历史上著名的反西革命的开始。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是《自由杂志》，这份刊物出版一期后，同盟会成员便增加到3万人， 可见它对读者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民族主义者们的传播使民族意识突破了殖民者的层层堡垒而迅速扩散，
1897 年菲律宾终于通过“邦克那泼多协定”（Pact of Biaknabato），该“协定”规定了出版自由、菲律宾人与西班牙人享受平等待遇等，民族主义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暂时的胜利。1898年5月，阿基纳尔多将军宣布成立菲律宾共和国，同年6月，又宣布菲律宾独立， 并创办革命机关报《革命先驱报》（El
heraldo
de
laRevolucion ）（1898.9 ）。 随后， 由菲律宾共和国总司令卢纳（Antonio Licna）创办的《独立报》（La Independencia ）及《菲律宾共和国报》（La Republica filipina ）等一批鼓吹民族解放的报纸应运而生。
菲律宾早期的报纸在反殖民主义的历史中，造就了一大批媒介精英和民族英雄，是他们对当时社会、政治、思想进行了一次洗礼，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抵抗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的民族文化，为菲律宾以后的革命奠定了基础。
二、在议会民主制中的媒介
二战后，东南亚国家由于长期受西方殖民统治，同西方结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大都选择了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制作为基本的政治体制。但是东南亚国家最大的特点是多样性：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多。如印尼有669种语言，有300多个不同的民族集团，马来西亚、菲律宾有150种语言，泰国有80 种；宗教有伊斯兰、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印度教等。这种多样性造成了整体利益的不一致性，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媒介只为自己的集团呐喊，使得整个社会充满着民族矛盾和民族隔阂。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议会民主正好让各种政治势力得以在民主的旗号下展开活动，把国家变成了争权夺利的场所。形形色色的政治势力、经济势力和军事势力控制了整个国家，呈现出波澜壮阔的“战国”局面。媒介在这汹涌的波涛中失去了自我，它被不同势力所左右，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政治冲突时期新闻的责任。殖民地解体后，人民满怀着挣脱了异族统治的喜悦期盼着民主与自由的来临，但什么是自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有不同的回答。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1945年宣布成立印尼共和国，苏加诺当选为第一任总统，经过5 年的反荷兰殖民主义的斗争，才正式实行议会民主制。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自由是，各种势力都可在国家中获得一席之地。所有的政党都可以合法地活动。一时间印尼国内政党繁多，军队派系林立。代表着强烈地方色彩的政党和军队用他们办的报纸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毫无顾忌地批评政府，有的报纸不仅为自己党派摇旗呐喊，甚至鼓吹分裂。各报纸在本国发展道路和建国方略上意见也大相径庭，使得执政集团束手无策。结果是党派斗争愈演愈烈，社会动乱，时局不稳，政府难以把主要精力放在本国社会经济发展上，最后导致经济状况恶化，社会政治结构几乎崩溃，人民的自由幸福成了泡影。
或许有人要问，为什么多党制在西方国家能够维护社会控制系统，而在东南亚却变成北桔南枳。在美国历史上也一样经历过党派报纸互相攻讦的黑暗时期，但其后却很顺利地转向了商业报的发展阶段。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第一，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已经历了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历史，到了后阶段，它已建立了正常的竞争机制和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拥有大批私有工商业和中产阶级作后盾，而私有制和自由市场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核心；第二，大批高素质的知识分子为决定国家政治方针和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明智的选择方案；第三，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自愿地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合作是民主机制正常动转的必要条件。然而，当时的东南亚国家几乎都缺乏这些条件，它们还带着殖民统治留下的创伤：经济结构单一，民族矛盾、上层统治集内部矛盾重重等。这样的社会迫切需要一个稳固强大的政权来创造有效的社会稳定机制和约束机制。媒介，在政府还不够强大时，除了向人们展示社会当前的状况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以外，最迫切的任务是调节社会矛盾，团结民众，争取各种社会力量加入到社会发展进程之中。东南亚各国无限制的自由显然使媒介忽略了自己应对社会担负的责任。当然，在东南亚国家短暂的民主中，媒介也还发挥了其他一些作用。
印尼战后报纸的发展显示，殖民地的解体为媒介发展提供了契机，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实质就是追求民族独立和自由平等，言论出版自由作为民主和自由信念中的基本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首先得到实行，这在当时仍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它也给了人们这样一个启示：机械地搬弄西方的民主制，并不能直接把人民引上幸福之路。只有根据东方的实际情况使用它才能克服它“水土不服”的症状。
2.媒介控制是经济控制的产物。议会民主制使菲律宾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它一直持续到1972年马科斯宣布实行军管为止。美国在西班牙殖民者之后统治菲律宾长达40年，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文官制度。战后，美国通过扶植一个唯命是从的政府来保持它在菲律宾的特权，并将菲律宾培养成“远东的民主橱窗”。其主要手段是“美元外交”。菲律宾的经济在二战中遭受惨重损失，美国国会自1946年给予它5.2 亿美元的支援后，经济支援源源不断。然而依靠美元建立起来的“民主”只是大资本家的民主。美国的资金纷纷落入菲律宾的美国公司和菲律宾中介商的手中。从1946年独立到1972年军管前，菲律宾因此而产生了200 个经济显贵，形成一股强大的经济势力，他们不仅控制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也掌握着文化和传播事业。媒介，由于投资巨大，中小企业无法参与其中，特别是战后，广播电视的迅速发展，要求在技术设备上投入大量资金，媒介的生存完全依靠广告收入，因此菲律宾的媒介大都被掌握着广告权的显赫家族所控制。例如拥有电力公司和银行的洛佩斯家族创办了《纪事报》后，又夺得了菲律宾第一、二家电视台的创办权，此后他还买下了《马尼拉邮报》、《论坛报》等，现在他至少拥有30 家广播电台和5个电视台。
媒介控制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媒介的庸俗化。菲律宾的家族势力一统天下，有的家族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官商的结合，给媒介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天地，直到实行军管法以前，菲律宾没有制定新的新闻法，所采用的仍是1931年通过的广播控制法，而这一过时的法规在民主制度下已很不适用，使得媒介如脱缰的野马，毫无顾虑地走上歧途。掌握着媒介经济大权的人视媒介如家奴，肆无忌惮地利用媒介为自己做宣传。例如在1961年的大选中，一侯选人竟然占用整个广播电台的节目。媒介被大家族控制的另一恶果是媒介之间的恶性竞争。媒介的发展超越了经济能够承担的限度，其质量便无法得到保证。据196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2个小时的广播时间里，大多数电台安排4小时的肥皂剧， 只有一个小时的新闻。在这些肥皂剧中充满着私生子、弃妇，不是穷汉子找了富家女，就是灰姑娘嫁给了白马王子。如此看来，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媒介在不得不拼命提高收视率的时候，已无暇顾及什么社会责任或者社会效益了。
经济势力以自由的竞争决定自己的社会位置，然而在这一竞争过程中，它以控制国家政治和媒介为手段，使自身权利与社会权利严重失衡，导致了政治道德的沧丧和巨大的贫富悬殊。在马科斯军管法以前，菲律宾政界腐败，政治丑闻、行贿、受贿行为大行其道。媒介也不能幸免，它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失去职业道德，将庸俗低级故事的演绎来代替其传播信息的功能，以互相攻击来代替对政界的监督，它对实现健康的政治民主所起到的作用可说是微乎其微。显然，媒介已远离大众而去。
三、在专制与民主之间的较量中沉浮
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另一特征是军人专制统治与民主力量之间的激烈争夺。国家表面上实行议会民主制，但政府实际由军人控制。泰国、菲律宾等国都经历过此阶段，其中最典型的是泰国。泰国是东南亚唯一没有被殖民主义者侵占过的国家，但是它在民主道路上的发表却最为艰难。泰国历来以军事政变而闻名，从1932年至1982年，先后发生了16次以上的政变，维持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就是在1932年被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文官和武官发动的政变所推翻的，从此形成了国家由国王、军人、官僚共同统治的独特政治。政变后，新政府取消了战时新闻检查制度，颁布了保证个人自由和表达任何思想自由的新法规，使报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以《大泰报》为代表的一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报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创刊，它们与代表着贵族利益的《民主报》和《曼谷日报》开展了激烈的争论。然而拥有强大势力的军人集团拒绝民主制度的推进，1938年銮·披汶（1938—1945，1948—1957）又以政变的方式推翻政府，对泰国实行军人统治。此后，民主派与军人集团展开了长期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从1932年至1982年止，泰国媒介为争取民主经历了三次大起大落，新闻记者为争取新闻自由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军人执政的本质就是专制，它通过暴力获取政权，并用武力管制国家，因此军政府最忌讳的就是来自人民和媒介的批评。为了钳制媒介，维持它的统治，军政府必须从法律上保证舆论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军政府控制媒介的途径不外乎四种：一是对不顺从者吊销执照；二是制定法律条例限制媒介内容；三是实行新闻检查；四是控制信息来源。如銮·披汶政府于1941年9月颁布了《新闻出版条例》， 规定报刊不得危及国家安全、惑乱民心，不得损害国家、政府部门或个人的声誉，以及在必要时警察总监有权下令取消一切政治公报和日报报道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国际新闻等等。从当时泰国社会来看，政府的法规规定了它与媒介的对立关系，虽然有利于政府管制媒介但却会造成人们对政府信任度的下降，甚至激化人民的反政府情绪。
泰国的民主派与军政府几番较量，于1945年8月取得了短暂的胜利，成立了自由泰政府，并在第二年通过了新宪法，实行了多党民主制。在这段时间里，媒介的民主精神高涨，报业协会为提高新闻记者的地位做了许多工作。1952年，当銮披汶再次执政时，报业协会向政府递交了备忘录，要求政府取消新闻检查这一制度，但直到1956年，銮·披汶政府才解除了有关国际新闻的禁令。1957年，通过政变上台的沙立政府慑于人民日益高涨的和平民主情绪，不得不放松了对媒介的控制。然而，媒介与军政府的对立关系始终没有改变，1958年再次政变上台的独裁者沙立（1958—1963）和代表着右派势力和王室的他宁政府（1976—1977），都将媒介当作政府的首要敌人而将之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媒介稍有犯禁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泰国是记者遭到暗杀最多的东南亚国家， 从1979年到1984年，有大约48名新闻记者遭到暗杀。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媒介不得不采取较为“策略”的方法对抗政府，它们或者大量刊登社会新闻，借客观事实反映社会丑态，或者旁敲侧击，借古讽今，或利用图片讽刺内阁成员。还有第三类媒介，它们以刊登娱乐和体育新闻作为生存的掩体，头版由大字标题和新闻图片组成，具体新闻报道则登在后面各版。《世界新闻媒介》一书的作者海瑞（Harry Drest）认为， 泰国商业性报纸都较“低级”（除英文报外），例如发行量最大的泰文报《泰叻报》（75万份）就是一份专刊登耸人听闻消息的报纸，它在彩色的版面和鲜艳大字标题下，刊登的大都是煽情主义的黄色新闻。官方还会借助其他方法控制媒介，如通过一些官员资助某些报纸，或干脆自己办报，如《国家报》、《泰叻报》等就是这一类报纸。广播电台也是如此，泰国广播电台总数达480个，其中60%由武装部队操纵， 其他的一些由政府、王室、公关部、各部部长以及警察等操纵。泰国形式上的议会民主制虽然在政治上只剩下一个空壳，但它最终却点燃了人民争取民主与自由的熊熊烈火。1992年5月， 曼谷爆发了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大规模反对军人干预政治的群众示威，旋即发展成流血冲突，这个运动对泰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也结束了一个媒介时代。
综上所述，东盟国家的媒介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表现在它与政府的三种关系上：一是媒介从属于政府，这种情况发生在殖民统治和军管时期，这个时期政治黑暗，人民没有言论自由，媒介由政府掌握和控制着；二是媒介与政府共生，这时的国家处在建立政权之初，政府需要媒介的支持，媒介也需要得到政策的保护，如实行议会民主制阶段的媒介就是如此；三是媒介与政府对立时期，随着腐败现象普遍蔓延、诸多社会矛盾无法解决、人民对政府日益不满，揭露和抨击成了媒介的主要任务，这时，媒介与政府对立的关系便出现了。总之，东盟国家的媒介与政治的关系血肉相连，它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地演变，国家的发展决定了它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东盟国家媒介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给我们的启示。
[收稿日期] 1999—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