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斯批判”以及批判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卢卡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卢卡斯（Robert E.Lucas）及“理性预期”学派的工作，于1995年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的承认。在此，我想借介绍卢卡斯的工作之机，发挥一下我对经济学存在的基本问题的看法。
这篇文章分成三节。第一节综述卢卡斯本人的主要工作，这些工作又分做“早期”，“中期”，和“后期”。因为从新闻中知道诺贝尔委员会奖励的是他“发展和应用理性预期假设，由此改变了宏观经济分析和深化了我们对经济政策的了解”〔1〕，据我的理解这是卢卡斯“中期”的工作，又被称为对凯恩斯主义的“卢卡斯批判”。第二节评价卢卡斯及“合理预期”学派在整个经济学中的地位。第三节讨论经济学存在着的基本问题以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学未来的走向，这构成我所谓“批判的批判”。
一.对凯恩斯宏观经济分析的“卢卡斯批判”
卢卡斯，1937年生于美国华盛顿州，1959年于芝加哥大学得到历史学学士，1964年仍于芝加哥大学得到经济学博士，1970年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得到教授职位，1974年加入芝加哥大学任教至今。
在我看来，卡内基—梅隆学派的西蒙（Herbert Simon，1978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其非正统的分析方法至少影响了曾经在他身边工作或学习过的两位目前著名的经济学家——卢卡斯，和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卡内基—梅隆的风格是“管理学院”的风格， 一切理论都应当切合经济，社会，和人类心理的现实，因此卡内基—梅隆学派注重行为学和组织理论的研究。西蒙最早把“有限理性”假设引入经济学，同时觉得有必要深究“不确定性”给经济分析带来的变化。西蒙的两篇论文对卢卡斯早期的研究有很大影响，一篇讨论不确定性情况下的动态规划，另一篇综述经济学中的决策理论（Herbert Simon， 1959）。
卢卡斯早期的研究（60年代中到70年代初）集中于单个企业和单个工业的最优投资问题（Lucas，1965），这在当时（60 年代）的经济学系和管理学院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受到大经济学家诸如西蒙，阿罗（Kennith Arrow，以其一般均衡理论与希克斯一起获197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乔金森（Dale Jorgenson，哈佛教授），莫迪格利雅尼（Franco Modigliani，1985年获得诺贝尔奖，六十年代初在卡内基—梅隆任教，后终身任职于MIT），法玛（Eugene Fama）， 格里利希（ZviGriliches，哈佛教授，60年代中期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等人工作的推动。那个领域是应用最优控制理论的活跃场所（以阿罗的研究为先导）。我相信卢卡斯当时所用的那种动态规划分析方法始终伴随着他的理论表述，以致“合理预期”学派及其“新宏观经济学”必须在80年代末推出一本专门讲授动态经济学“递推方法”的大部头著作，以消除那些在萨缪尔逊经济分析传统下长大的经济学家的陌生感（Nancy Stoky
andRobert Lucas，1989），而我本人（以中国科学院最优控制理论专业数学硕士的资格）至今仍不认为那是表述动态经济学思想的必要方式。
单个企业的最优投资问题成为当时宏观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因为：（1）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30 年代经济危机产生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投资正是需求方面最重要最主动的因素（凯恩斯《通论》的基本假设之一是“消费惯性”假设，也就是说在总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由于习惯而变动缓慢；对比之下，资本投资的变动不居成了经济波动的主因）。但是凯恩斯并没有深究投资者的动机，他凭着直觉把投资动机分成两部分。首先是“自发性投资”，受到资本的“野兽冲动（animal spirit）”的驱使。 其次是投资者基于对市场信号（例如利率变化，价格变化，总产值的增长等等）的观察作出的理性投资决策，我们不妨称之为“理性投资”。随着凯恩斯主义在战后的成功，对投资动机做深入研究。从而理解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是战后经济学顺乎自然的选择。但是当经济学家们深入研究投资与增长的各种因素时，在英国和美国的学术思想传统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史称“两个剑桥”之争。争论的焦点是资本理论，但由于资本理论的深刻性，争论几乎涉及了社会和经济学全部领域，从50年代延续到60年代，读者可以参考洪与马修斯的综述文章“经济增长理论”（Hahn and Mathews，1964）。以上的讨论造成了卢卡斯所受教育的第一个大背景。（2）投资与市场信号的关系，尤其是从古典经济学承传下来的所谓“加速度原理”（即认为投资总额正比例依赖于总收入的增长额），在战前的经济研究中已经传统地被认为是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型经济周期的主因。道理很简单：当总收入增长时，不论是价格信号，边际利润，利率信号（有争论），还是按照收入减去习惯消费所剩余的可供投资的基金，都相应增长，于是投资者为追求利润而增加投资。但是增加了的投资，按照凯恩斯的解释，进入总需求，产生了“乘数效应”（即初始的需求诱致初始的供给，但是供给同时产生了对投入品的需求，这第二层需求又诱致第二层供给，如此无限推引，如果所有这些需求加在一起是收敛的，那么就存在一个大于1 的实数，它是每一单位增加的需求在这个无限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新的收入），也就是进一步增加了总收入，这个加速的运动会一直进行，直到整个经济膨胀遇到某种资源（或者货币供给）限制为止。一旦扩张停止，利润率下降，投资就会缩减，并且形成反向的加速运动，一直到整个经济下降被某种“底线”阻挡住（例如资本品自然消耗殆尽，又例如出现了新的市场和外来的需求增长），然后开始新的循环。在这个传统观念的主导下，投资问题就成了经济波动研究的核心问题，另一方面，波动与经济信号的不确定性给投资理论提出了新的问题。事实上，以艾兹涅尔（Robert Eisner）为首的企业投资与推广了的加速度原理研究给了卢卡斯早期研究很大的影响。（3）投资问题的时间特征要求使用远比由萨缪尔逊在40年代后期完善了的马歇尔的静态分析方法复杂的动态方法。试想一个简单的故事：你用第一个月节约下来的午餐钱在第一个月的第一天买了将在下个月到期的银行存款证（bank CD），你的最优决策应当是比较以下两件事，首先，你放弃了一些午餐，也就是一些“幸福”。这叫做“成本”，如果你不投资，你原本可以享受那些幸福的。其次，你所放弃的午餐幸福，在第二个月给你带来了一定的利息收入，也就是增加了你将来可以享受的幸福，这叫做“收益”。你的决策是使收益减去成本在某种投资策略下达到最大值，你的任务是找到那种最优的投资策略。在静态分析中，这个最优策略是保证你从未来利息所得到的“边际效用”（即利息带给你的最后那一单位的幸福）等于你所放弃的午餐所带走的“边际效用”（即你放弃的最后那一单位的幸福）的那个策略。实践起来，你可以先通过你自己的价值判断实验地画出一组“无差异曲线”（问你自己当你正在享受某一定量的现在幸福和未来幸福时，你打算放弃多少眼下的幸福来换取一个单位未来的幸福，这就是你正在享受的幸福所对应的那个无差异曲线在对应于现在幸福与未来幸福量处的斜率，你将能够在现在幸福和未来幸福的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画出一组曲线在每一个点处的斜率），然后在你目前正享有的现在与未来幸福的那一点上，问你自己，为了换取利息带来的一个单位幸福，你愿意放弃多少单位的现在幸福？把这个答案与和它相等的那个无差异曲线的斜率重合起来，你就找到了一个静态最优策略。现在我们把这个故事稍微变化一下：假设你每一天存入银行的午餐费都按照复利计算到下个月换取利息。现在你的问题复杂得多，因为较早存入银行的午餐费产生较多的利息，另一方面，较早存入银行也较早地放弃了享受午餐的幸福。所以为了比较，你应当把所有距离今天不同时间的幸福按照某种折现率贴现到今天，然后寻找投资策略使总的现值计算的收益减去成本达到最大值，从原理上说，上面讲的静态方法仍然可以用于这种情况，但非常麻烦。所以我们通常使用动态方法，它只需要用一个贴现值计算公式把每一项成本和收益结合进去，形成一个所谓“净现金流”（netcash flow）。投资决策就是最大化这个现金流的现值。这种方法的时间特征与资本理论使用的最优控制理论是一回事。这就是卢卡斯早期工作的第三个大背景。
为了说明卢卡斯及合理预期分析的方法，我们不得不先说明一下最优控制理论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象上面的故事所显示的那样，所谓决策，就是在每一个时刻，决策人必须采取一个“行动”，当时间从所考虑的时期的开始时刻流向重点时刻，就要求决策人一连串的行动。我们称这一连串的行动为一个“方案”或一个“策略”。决策人通常在每个时刻可以有许多选择，于是从这许多各个时刻上的选择可以组合成许多方案（假如你在两个时刻各有两个选择，那么你可以组成4 个不同策略；假如你在三个时刻各有三个选择，那么你可以组成27个不同的策略。通常，策略的数量比可供选择的行动多得多）。最优控制理论就是研究如何在如此众多的可能方案中找到最优的那些方案（“最优”可以是净现值最大，可以是总效用最高，可以是任何对计划者有意义的“目标”）。读者可能会不以为然：现代计算机的能力足够从任何数目的方案中一个一个地试算出那些最优的来，其实不然。在第八个“五年计划”中有一个重点研究项目是以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为首的几十所“重点院校”合作开发一个“系统设计软件包”，其中数学家们努力的目标之一就是寻找优化算法。当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80年代试图计算未来50年最优的人口生育率时，他们发现最先进的计算机仍远远不够用来计算以“年”为时刻点的按年龄分布的人口控制过程产生出来的如天文数字之多的可能方案。这个事实非常重要，因为早期的海耶克反对计划经济的理由之一就是这种社会计划的“空想性”。我们在第三节还要看到，理性主义运动始终要与之对抗的困难之一就是如西蒙（“有限理性”假设）早就说过的，没有人能够完成如此复杂的理性计算。
现在可以介绍著名的“卢卡斯批判”了，这是他“中期”的工作（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这个名字来自卢卡斯自己的文章，“计量经济政策评价：一种批判”（Lucas，1976）。在这篇论文中， 他批判了凯恩斯主义企图把市场经济当做一架机器来调节的宏观经济政策。从现代博奕论角度看，卢卡斯的观点以及他在其他文章里的思想（Lucas，1972），可以分做两个部分来解释。首先，任何政策都是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博奕。双方力图猜中对方的最优策略。因此如果政府把私人部门当成被动的“机器”来控制，其政策的基本假设已经错误了。当把政策制定过程视为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博奕时，政府的每一个策略（例如货币政策的改变，利率调整，实行最低工资率，增加社会福利开支等等），如果已经被私人部门准确地预见到，则政策的“货币效应”将消失。顶多，政策所包含的实质性变化，即“物质性”的行动，将会产生如同一个私人部门的“物质性”行动一样的经济效应。因此，政府的货币政策将是“中性”的，不会产生任何物质力量。而政府的财政开支将以其物质力量与私人部门竞争资源，产生所谓“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即以每一元政府开支从市场里挤出去一元钱的私人开支。结果政府开支仅仅是替私人花钱而已。纳税人知道，让别人替自己花钱，不如自己花自己的钱来的节约。所以政府的任何政策，不论是货币的还是实物的，都不会产生有益于社会的效果。这个论证，如果被经验数据证实，当然是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重大打击，所以称为“卢卡斯批判”。其次，理论必须解释为什么在战后确实出现了持续繁荣，是否与凯恩斯政策有关系；如果有关系，理论上如何解释。于是卢卡斯批判需要引进很强的“不确定性”以便产生所谓政府政策的“惊讶”效应。不必使用什么随机过程分析，我只需要读者想象一个接电话的故事（我认为这是卢卡斯的“岛屿模型”的生活版）：假如你在美国通过越洋电话用英语指示你在香港的股票经纪人买卖股票，并且你知道你的电话听不大清楚。假设你打算买卖两种股票，它们在股票市场上的计算机号码分别是15（跌的时候买进）和50（跌的时候卖出）。这时候你听到经纪人说，代号15的股票突然下跌，你会做如下两种设想。第一，实际上经纪人说的是代号50的股票跌了，第二，他说的确实是15号跌了。你应当做的计算是，首先，估计一下到底你听错的可能性是多大。其次，如果错的可能性不大，你计算买进15号股票的数量，尽量使可能赚到的钱超过可能因为听错而亏损的钱。最后，如果你认为这电话听错的可能性相当大（接近百分之五十），你可以选择“不行动”，等候你的经纪人第二次来电话。经过多次通话，你总可以认定正确信息。卢卡斯觉得，凯恩斯政策如果短期内有效，那就是因为市场中存在大量“接电话”的噪音使私人听不清信号。当大多数私人因为听不清信号而放弃行动时，政府相当于在与一个完全被动的机器博奕，所以很容易实行“最优控制”以达到预期效果。但是当人们反复听取信号，终于搞清楚了政策意图时，博奕就又回到主动的理性人之间的博奕了，也就是上述第一部分解释的情况。战后繁荣的代价就是，政府为了不断造成“惊讶”效应，必须不断使自己的政策强度升级。于是我们观察到各国财政赤字以加速度上升，终于难以为继。这是凯恩斯式经济政策的代价。
卢卡斯的这些工作使他成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人物。但是使这个学派的工作能够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则是经济学大师是弗里德曼，虽然“理性预期”派的学者总是声称计量经济学家慕斯（Muth，1961）是他们的先驱。弗里德曼在1968年的文章“货币政策的作用”（Fredeman，1968）中已经说明了为什么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只可以产生“惊讶”效应。“理性预期”在弗里德曼文章里被叫做费雪（Irving Fisher）效应。费雪是投资理论的美国祖师爷，他的预期学说又是承袭了北欧学派本世纪初的大家，挪·威克赛尔（Knut Wicksell）的利息理论。 后者提出的所谓“实质利率”就是名义利率减去预期的通胀率（在类似一般均衡状态下）所得。在对凯恩斯革命反击的运动中，只有弗里德曼的思想，分析方法，及语言才显出对正宗经济学传统的承当。
卢卡斯在发表“理性预期”派的文章同时，几乎马上就开始了他“后期”（80年代）的工作。这是因为其间理论上的密切联系。如上述，投资问题直接就是经济增长与波动的研究领域中的主要课题。于是卢卡斯在反击凯恩斯货币政策的同时，就在经济增长与波动理论方面展开了他“理性预期”的思想。随后，他的动态理论中又融入了贝克尔（Gary Becker）关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大作用的思想。 这就是他著名的文章，“经济发展的机制”。这些工作使卢卡斯成为新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人物。我个人以为，他后期的工作是最精彩的。
二.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
随着卢卡斯工作在上一节的展开，我们看到经济学中一直存在着的，我称为“理性主义”的运动。我想，卢卡斯的贡献只有在这样一种视角下才看得更为深远和清晰，同时带给我们某种对未来发展的预见性。这一节将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
马歇尔在为现代经济分析奠基时考虑到解释现实世界可以有两个基本的思路。其一是进化论的，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我们不需要假设“理性人”也可以解释现存的社会现象。其二是“工具理性”的，靠了“理性人”假设，我们可以逻辑地说明现存社会现象的理由。马歇尔选择了后者。从此，经济分析开始了它的理性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在经济学而言大致可分做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马歇尔《经济学原理》问世起，至本世纪50年代止（因为萨谬尔逊写了《经济分析基础》）。第二阶段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历经30多年，第三阶段从90年代开始，至今方兴未艾。
马歇尔的方法是所谓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即我们常见的供给和需求分析。他的理论集中于一个市场上的均衡及影响均衡的各种因素（著名者如马歇尔四个“诱致需求律”现在仍是劳动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为什么马歇尔从理性人假设出发，就必定导出均衡分析的框架呢？这是因为“理性”必定是选择下的理性。试问当你没有任何选择余地时（虽然这是很难想象的情况），你如何表现出你的理性呢？当你没有选择时，你就是“物”，而不是“人”。我赞同理性假设，因为它的前提是人的自由，选择的自由。
当理性人在选择中表现其理性时，任何一门实证科学都要求观察到这种理性行为。于是你不妨问自己第二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永远混乱不堪，前后矛盾，或者完全随机，你怎么能观察到他的“理性选择”呢？一个永远观察不到的事物，从实证角度看，是不能说它“存在”的。而一个人当他的行为开始一致，有序，有目的时，在哲学意义上他就开始表现出“理性”。记住，凯恩斯写的出色的《阿尔弗莱德·马歇尔传记》告诉我们，马歇尔不仅有数学天分，而且曾经热衷于“高级哲学”。当时为经济学奠基的几位剑桥教授，都有良好的哲学修养，否则他们是不可能完成把经济学从古典的“道德哲学”领域中分离出来的艰巨使命的。
可观测性，或实证性，要求经济学必须而且只能研究“均衡”，只有处于均衡状态的人的行为才是稳定的，才表现出“理性”。不要忘记，当克莱因（L.Kiein，因计量经济研究及解释凯恩斯理论而获得1980年诺贝尔奖）战后为如何估计需求曲线而发愁时（解决的办法是寻找一个所谓“工具变量”间接地获得所要观察的变量包含的信息），他所遇到的问题正是由于供给曲线随时间的移动而引起的。“稳定”，这是我们人类理解世界的最低要求，我们的头脑实在是太愚钝太缓慢了，对转瞬即逝的现象我们只能感到困惑和神秘。
但是经马歇尔建立的均衡分析方法始终受到来自另一方面，进化论方面的挑战。对直接观察现实经济的人来说，变化才是事物最显著的特征。收入的增长，产品的多样化，社会福利的改善，人口繁衍，市场扩张，以及战争带来的反向变动。例如来自熊比特（Joseph Schumpeter），海耶克（F.Hayeh），奈特（F.Knight），西蒙， 钱德勒（AlfredChandler），和卡尔多（Nikolas Kaldor）等大经济学家的批评。马歇尔的理论一直到了40年代末，才由萨缪尔逊在其博士论文中加以全面整理并系统地改造成了使用方便的数学方法。“使用方便”，在这里至关重要，分析方法就相当于“工具”，一个方便的工具要比其他工具更可能成为主要工具。在今天的教科书里（例如克莱珀斯1990年的《微观经济学教程》），萨谬尔逊的方法已经被写成“菜单”或计算机程序，人们可以不动脑子就得到一切分析结果。这种方法的要点是：首先把一个正在做出理性选择的人所面临的可选择的东西叫做“变量”，把他面临的不可选择或一时不可改变的那些东西叫做“参量”。然后用上面讲过的方法实验地找到他的效用函数，或其他的什么目标函数，在给定的参量下（这些参量往往通过某种联系约束着变量的取值范围），寻找变量的最优值。这些最优值叫做“解”。下一步是验证这些解是否确实使目标函数达到最大，那些检验条件叫做“二阶条件”。最后一步叫做“比较静态分析”，就是稍微变动一下参量的数值，看看解是怎样变化的。这也是最重要的步骤。只有在这一结果中我们才能得到可以通过实证观察来验证的命题。萨谬尔逊为此，为了他全面推进了经济分析的方法得到诺贝尔奖，同时，在我们的论述中，是他结束了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的第一阶段。
在理性主义运动的第二阶段，阿罗领导建立了“一般均衡”理论，并使其成为公认的经济分析的语境（即使对话双方得以相互理解的背景环境）。例如当我们谈到“效率”，“帕累托最优”，或“国民生产总值”等问题时，往往已经假设了一般均衡的概念。“理性假设”发展到了这一阶段就与博奕论相接了。德布洼（G.Debreu，因一般均衡理论得到1983年诺贝尔奖）证明一般均衡（即所有市场上的均衡同时实现）的存在性，用的是卡库塔尼不动点定理。而博奕论中纳什均衡的存在性也用到同一个不动点定理（或它的等价定理）。这两者的核心问题是一样的：如果每个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的条件是依赖于其他市场上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时的状态，那么如何保证所有的市场同时达到它们各自的均衡呢？在博奕论里这个问题变成了：如果每个人的最优决策都依赖于他对其他人行为的（均衡的和非均衡的）猜测，那么如何保证所有的人猜测同时达到某种“集体”均衡呢？这类问题由拓扑学的不动点定理解决〔2〕。一般均衡理论是理性主义运动在这一阶段的主流， 尽管我们知道同时期还有“理性预期”学派的推动。
理性主义运动同时还在如下领域兴起：动态经济学，如上述主要受到资本理论研究以及20到30年代，拉姆希（Ramsey）最优储蓄理论，侯太灵（Hotelling）资源最优消耗理论的推动；家庭经济学， 时间分配与生育率下降的选择理论，这方面，以贝克尔为首的研究已经为人熟知；劳动经济学，以信息搜索模型表述的最优寻找理论，以斯蒂格勒（芝加哥学派领袖，获得1982年诺贝尔奖）为首；公共选择理论，把威克赛尔的“一致通过”理论结合于“选票市场”的设想，以布坎南为领袖；公共财政理论，先是梯伯特定理（Charles Tiebout Theorem），建立了国内自由移民的一般均衡理论，其后是围绕李嘉图等价定理（Ricardo Equivalence Theorem）展开的讨论，与上述卢卡斯的工作有关，认为政府税收（等于政府开支）等价地减少了私人开支，以巴罗 （R.Barro）为重要人物；新经济史学派，重新认识“奴隶制度”的合理性方面，以福格尔（Robert Fogel）和巴塞尔（Y.Barzel）等人为首的研究；技术进步理论，例如，认为技术与制度进步都可以由市场上要素的稀缺性和市场价格诱导产生，以哈牙密和罗丹（Y.Hayami，and V.W.Ruttan）为首。
这一时期，理性主义仍然必须与来自进化论的思想抗争。例如贝克尔写了“非理性行为与经济理论”（Becker，1962）。许多人对主流经济学“理性假设”的批评集中于微观分析的两个主要对象——家庭和企业，他们诸如西蒙等来自行为学和管理学的研究者，后期如著名的新熊比特学派著作《经济变迁的演进理论》的作者尼尔森（Richard Nelson）和文特（Sidney Winter）认为企业决策实际上不是如此理性的，由于判断能力，信息收集能力等等的限制，决策规则往往基于习惯或长期有效的简单规则（Rule of Thomb）。贝克尔的回击是， 经济学理性假设只是工具性的，它只是假设“如果已经观察到了一组均衡的行为，那么与那些中途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持续下来，从而无法被观察到的行为相比，这些被观察到的行为必定是看上去理性的行为”。以家庭选择为例，如果最初有两类家庭，一类是胡乱花钱，随机消费；另一类则遵循微观经济分析，仔细计算每一分钱的最大效用。那么千百年以后，当我们来观察这个社会时，我们还可能看到那些随机消费的家庭吗？他们毫无疑问地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了。他们的消失是因为他们无法适应生存环境，这里确实是演进的力量在起作用。但是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假设他们消失是因为他们没有理性。这种对“理性”的理解，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经验主义哲学家休漠（David Hume）的《人性论》，《人类理解论》等著作就已经确立了。读者可以从休漠的著作中发现，他走得更远，认为据此看来，动物如狗，也具有理性（因为他们也要“适者生存”才能被观察到）。大约与贝克尔同时，艾智仁也发表了他的名篇，“不确定性，演进，与经济学”，以从洛杉矶出发到芝加哥，随机选择行车路线的一群汽车为例，论证了与贝克尔的同样的道理——生存下来的行为必定看上去是理性的。
我所谓“正宗经济学传统”就是指从休漠和亚当·斯密发端的经验主义哲学基础上的经济学传统。这一传统，由于其内在的认识论特征，必定是古典自由主义（不同于现代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朋友，所以它才能经过了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发展，成为今天的自由主义经济学。
第三阶段是从80年代末博奕论重写经济学开始的。博奕论是目前社会科学研究可以使用的最好的工具了。当理性主义运动把经济学家们带到信息社会的90年代时，他们发现所处理的几乎所有经济问题都应当被理解为理性的人们之间交互作用进行决策的问题。早在1978年，哈佛大学著名思想领袖，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就写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他告诉我们，在后工业社会里，我们玩儿的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的博奕”（Bell，1978）。经济学家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克莱珀斯（David Kreps），这个年轻的博奕论“四人帮”首领， 他应当与宾默尔（Ken Binmore，密西根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奕论基础研究者）并列，成为首先认识到博奕论存在的基本问题的学者。〔3〕纳什（John Nash）那种真正天才的（具有强大想象力的）开拓性的工作（有些仅仅是笔记）使他当之无愧为这个领域的先驱者。但是我想强调，夏仙义（John Harsanyi）对政治和道德哲学的关心， 使他成为把博奕理论应用于社会基本问题研究的先驱者。
我们看到，诺贝尔委员会把1995年的奖项给了卢卡斯在“中期”的工作，从上述理性主义运动的广阔意义上看，这只是1994年博奕论得到诺贝尔奖的余音。
三.对批判的再批判——理性的极限
做为这篇相当冗长的评论文章的结语，我想对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做一简短评价。如上述，主流的正宗的经济学家们，继承了休漠开创的经验哲学传统（以及卡尔·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把“理性”假设做为一种方便的“工具”推展到了一种极端的境界。以贝克尔后期的新经济增长模型为例，在贝克尔模型里，第一代家长在决策时使用的是所谓“王朝效用函数（Dynastic Utility）”。我们可以理解，贝克尔是依据了同样的，上面引述的他反击进化论时的理由——那些能够生存下来被我们观察到的家族或“王朝”一定是看上去理性的，祖祖辈辈最大化他们王朝效用函数的家族。但是当我们在博奕论中试图接受贝克尔的观点时，我们会遇到麻烦。
克莱珀斯和宾默尔详细讨论了均衡的意义，他们的结论，象老前辈阿曼（R.Aumann）的看法一样，仍然是：所谓“均衡”只不过是大家都认为显然的，游戏的一种玩儿法。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大家都认为这同一种玩儿法是“显然”的呢？克莱珀斯在《微观经济学教程》（Kreps，1990）410—417页列举了五种解释。总括来看，这些解释最终依赖于人们共享着的知识传统的特性。这在我自己的研究里称为“知识结构”。
举一个例子说，在著名的“囚犯悖论”博奕里，两个囚犯都知道互相信任可以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好处，但是他们仍然选择了“不合作”的策略，即纳什均衡。每一个人的推理过程都是无限理性的：假如我选择“合作”策略，我的理由是什么呢？我必定是相信他也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他根据了什么理由选择与我合作呢？必定是他相信我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他为什么相信我将选择“合作”而不是“不合作”策略呢”必定是他认为我相信他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他据了什么理由相信我将相信他将选择“合作”策略呢？必定是他认为我将相信他将会相信我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如此类推， 以至无限多的“但是”。读者能够想象这个无限的推理过程吗？不仅读者想象不了，连西尔顿（R.Selten，1994年分享诺贝尔奖）也认为人类理性不大可能完成这么无限的任务。那么我们如何对待贝克尔那个著名的理性主义辩护呢？在贝克尔的（以及卢卡斯的）理性选择模型里，人的理性只需要计算无限遥远的将来的成本与收益。这在贝克尔和艾智仁论证的工具理性与演进淘汰过程等价的道理中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奕时，彻底的理性假设就要求博奕各方做上述的无限推理。那是一种无限的“由己及人，由人及己”的反复过程。如果我们采用贝克尔和艾智仁的论证说：那些存在的，被观察到的行为，一定是均衡的，看上去一定是理性的结果。那么我们就等于取消了博奕论研究的目的。不是吗？博奕论学家们关心的正是在许多可能的均衡中，人们将会停留在哪些均衡状态里。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到根据来排除一些可能的均衡状态，来认定一些更可能出现的均衡状态。因此我们完全无法接受“凡是存在的必是合理的”这类黑格尔式的论证结论：“贝克尔—艾智仁辩护”在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的博奕论阶段完全无效。
现在让我们站在一个超越经济学的层次来看待这个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困境。早在维也纳小组的核心人物恩斯特·马赫的时代，哲学知识论的学者就已经表述了上面那个令读者头痛的博奕论里所谓的“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 用哈佛大学老资格分析哲学家魁恩（W.V .Quine，1992年）的术语，当我认为“我知道”的时候，我知道了某件事情。当我认为“我知道我知道”的时候，我已经确认了“我知道”这件事。所以用我所谓的“知识算子”K表示这个推理，就是K（P）＝我知道，K（K（P））表示我知道我知道。而魁恩的论证是说：K（K（K（P）））＝K（K（P））。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必要无穷地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也就是说， 我们说两次“我知道”就算是到达一个“不动点”了，就是均衡了。
但是博奕中出现的问题不是重复说多少次“我知道我知道”，而是重复推演“我知道他知道”，这才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困难。用现象学创立人胡塞尔（E.Husserl）的术语，这叫做“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指称一件知识当我认为真确时，是否别的人也认为真确。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也是维也纳小组哲学家争论的焦点。但是只是通过现代哲学的现象学诸流派（如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努力，由“主体间性”及其缺失所产生的“现代性危机”，才成了当代社会思想关心的核心问题。
另一方面，社会学法国学派的创始人孔德（Augustu Comte）及德克海姆（Emile Durkheim），德国学派的创始人韦伯，和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都已经强烈感受到社会进入现代时的那种“社会基础瓦解”的失落心态。是什么东西造成社会基础的瓦解？什么是一个社会的基础？这些问题正是早期社会学大师们研究的主题（不同意的读者可参见 Jonathan Turner，《Structure of Sociological Theory》，5thed.，Wadsworth Publishing，1991年）。上述社会思想家们思考得到结论是：知识的分裂，每个人（由于分工和专业化）占有与其他人不同的知识，这造成人们价值观念的分野和进一步瓦解了社会的道德共识。我们从美国最近的辛普森审判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律知识的局部化造成陪审团的决定是多么出乎意料。事实上你从大街上找不到一个人，他或她的知识结构不使其从其局部的特殊主义的角度（肤色，职业，国籍，等等）来理解原来应当是普遍主义的法治下的法律。这就是我们的危机。
让我总结一下。我们从非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得到这样的印象：如果均衡（例如纳什均衡）是一群人得以组成“社会”的基础，那么这个基础是建立在共享知识上面的。这个共享知识在分析哲学中叫做“主体间性””，在社会理论中叫做“道德共识”，在海耶克看来叫做’传统”，在我自己的研究中叫做“知识结构”。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大家共享的知识的传统”，它使得人们在许多可能的均衡策略中一眼就看出哪些是“明显”的玩儿法。我的阅读和研究表明，目前的理论家中只有三个人的著作表现出来他们对这个基本问题是意识到了的。他们是宾默尔，克莱珀斯和绍特（Andrew Schotter，1981）。 为了解决这个基本问题，经济学必须结束它那种“帝国主义”态度，虚心向非经济学家学习，必须重新了解我们经济学所使用的“理性”的涵义，甚至必须先了解“意义”的意义。我们不必从头开始，非经济学的学者们早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前沿性的思想，我们一直以来的问题是“视而不见”，也许因为我们自己的学术危机尚未降临吧？
目前，由博奕论重写经济学的理性主义运动正在方兴未艾，我不想给读者结论性的结论。我的文章的结论只是勾画出我对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的现代批判。这种批判的方向是把经济学带回由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开创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去。希望我的“批判的批判”引起更多经济学家或非经济学的学者的兴趣，对经济学未来的走向做深入思考。
注释：
〔1〕见《明报》1995年10月11日。
〔2〕请参见我在《信报财经月刊》1995年初的连载文章。
〔3〕他们的著作及文章太多，这里不一一列出了， 读者可以参看他们最近的著作：克莱珀斯，《博奕论与经济建模》（《Game Theoryand Economic Modeil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年），宾默尔，《博奕论与社会契约》（《Game Theory and Social Contract》，MIT Press，1994年，第1卷）。在博奕论研究中，诺贝尔委员会实在是忽略了太多的杰出贡献者（例如Rober Aumann，John Shapley ， Herbert Scarf，Martin Shubik，...）。
标签：卢卡斯论文; 凯恩斯论文; 理性主义论文; 卢卡斯批判论文; 凯恩斯经济学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奥地利经济学派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 工作选择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 经济论文; 马歇尔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