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再认识论——高尔基创作思想危机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尔基论文,再认论文,危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高尔基历来被誉为优秀的无产阶级作家，无产阶级文学的杰出代表。以前，由于种种原因，在对高尔基的研究中，回避或忽略了对他思想和创作发展过程中的危机的深入探讨。高尔基在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期间经历的两次重大危机以及所犯的政治错误和创作失误证明他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起码是在1919年底之前不是一个成熟的布尔什维克，而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作家。
〔关键词〕社会主义革命 主观唯心主义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革命民主主义作家
俄罗斯新文学的一代宗师，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优秀代表高尔基是世界级的文学大师，他的思想和创作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以前，由于政治功利因素的影响，前苏联对高尔基的研究回避或忽略了他的思想和创作中的危机。对这位大师进行客观而全面的深入研究和再认识，不仅对有助于广大读者深层了解高尔基，而且对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本文作为《高尔基再认识》系列文章之一，试图通过对高尔基思想和创作发展过程中的两次重大危机的辨析说明，高尔基虽然创作了被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长篇小说《母亲》，并于1905年底加入了布尔会维克党，但在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并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而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起码在1919年底以前如此，并以此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
第一次重大危机发生于1908--1913年，即高尔基流亡意大利期间。
1905年革命失败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暂时处于低潮阶段。反动派大力扶持和宣扬宗教与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暗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动分子，也披着马克思主义者的外衣，争先恐后地著书立说，“修正”和“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动派对革命力量的猖狂进攻“引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抽象、最一般的哲学原理的修正。各种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哲学影响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马赫主义的流行病上。”①当时气焰最为嚣张、危害最大的是波格丹诺夫②及其宗派组织——前进派。以列宁为首的真正的布尔会维克和他们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场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的斗争，“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③高尔基从谋求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善良愿望出发，企图站在斗争双方之中调和斗争。“在这样的问题上不可能有中立，也不会有中立。”④事实证明，高尔基正是在“调和”中思想产生了危机。其错误，主要表现于宣扬了“造神”思想，参加了“前进派”。
“造神说”是波格丹诺夫在其反动的“代换说”和“经验一元论”的基础之上，炮制出来的一种唯心主义学说。在波格丹诺夫看来，“所有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都是意识——心理的生活……社会性和意识性是不可分离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按这两个词的确切含义来说是统一的。”⑤客观世界的一切都是意识和经验的产物，社会意识就是社会存在。这就是他扬言要用来“补充”、“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一元论”哲学。以此为基础，波格丹诺夫和马赫主义者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企图创造出一种调和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的学说，提出了“造神说”。他们认为在打碎沙皇统治者强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反动宗教的同时，还应创造出一个新的真正的上帝来。这样才能满足人民大众的“精神需要”，才能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他们把这一套麻醉人民的神秘主义货色称为“社会主义的宗教”和“无神论的宗教”。
“造神说”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和反动性。因为人民群众较容易识破千百种罪恶和暴行，却较难识破精巧的、精神上的、用最漂亮的外衣装扮起来的神的观念。对于长期受沙皇封建统治的俄国农民来说，尤为如此。高尔基在波格丹诺夫的影响下，接受了“造神”思想，并在1908年发表了中篇小说《忏悔》，公开宣扬“造神思想”。
小说的主人公马特维依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进入修道院去寻找上帝和真理。但是，在修道院他看到的是更多的丑恶和罪行。最后马特维依终于意识到：上帝是找不到的，它不在我们之外，而在我们之中。“人民是造神者，要创造一种‘新神——美和理智、公正和爱的神’。”高尔基借小说主人公之口说出：“上帝，是人民心理一致的要求，根据他们自己的思想把它制造出来的。”小说揭露和批判了宗教的腐朽性和反动性，同时又宣扬了“造神”思想。“造神说”在高尔基的某些文学评论文章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1913年他发表了《论“卡拉马卓夫性格”》和《再论“卡拉马卓夫性格”》两篇论文。文中写道：“没有播种就没有收获。你们那里并没有神，你们还没有把它制造出来，不要寻找神，要创造神。”在这里高尔基反对寻神，主张造神。实际上“寻神说同造神说、建神说或创神说等的差别，丝毫不比黄鬼同蓝鬼的差别大。”⑥1909年春，前进派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纲领《现时形势和党的任务，布尔什维克集团所拟定的纲领》，并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开办被列宁称为“欺骗党、欺骗工人”的反党学校。他们假借中央名义在国内挑选工人前来受训，培养骨干力量。还千方百计地拉拢当时有影响的革命理论家和革命作家到学校讲学。高尔基就是被他们邀请的人之一。
当时高尔基被迫流亡卡普里岛，在前进派的影响和拉拢下，高尔基捐款资助前进派和学校。他参加了校务委员会，亲自登台讲课，还在校务委员会决议上签名，以示对前进派的支持⑦。高尔基曾多次写信给列宁，为波格丹诺夫辩护，请列宁前来卡普里与前进派讲和。1912年，前进派参加了托洛茨基组织的反党组织——“八月同盟”时，高尔基还在前进派之中，站在列宁的对立面。因为列宁在同年八月写给高尔基的信中还说道：“我不明白，您打算把我从哪个党派中赶出去呢？是不是从社会民主党中赶出去？”⑧当时列宁也承认说：“我们用不着掩饰下面一个资产阶级报刊已经大肆宣扬的（当然是经过他们歪曲了的）事实，即马·高尔基也属于这个新派别。”⑨对于高尔基当时的立场和态度，列宁还有再明确不过的说明：“亲爱的阿列克赛·马克西维奇！我一定深信您和米哈伊尔同志是新派别的最坚决的分子。”⑩这个新派别就是前进派。
高尔基思想危机的产生决非偶然，他的错误有其特定的根源。原因是多方面的。那就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暂时处于低潮阶段；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思想较为混乱，斗争尖锐复杂；高尔基本人置身于波格丹诺夫一伙的包围之中，远离国内的革命斗争。这些特定的客观条件，对高尔基思想危机的产生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主要根源，还是其内在的因素。
1、高尔基的世界观尚存在有唯心主义的因素。他常常过分地强调人的精神力量，把思想意识提高到创造一切、决定一切的高度。他在1903年发表了哲理性长诗《人》，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大写的人”的形象。这首诗对于人民反抗沙皇暴政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但是“思想”却在诗中处于主宰地位。“所有的一切都由它造成”，“思想创造了众多的神，创造了哲学体系和打开世界之谜的钥匙——科学”，“思想”甚至“还从动物中创造了人”。(11)思想可以游离于人体之外，因为是它“从动物中创造了人”；也可以进入人体，变成人的精神，因为“各种东西都是人类精神的具体表现”。(12)显而易见，这种思想是脱离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实践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
不难看出，高尔基的这些认识与波格丹诺夫的“代换说”，“经验一元论”有某些相似之处，无怪乎他赞同和宣扬“造神说”。高尔基认为“神是部落、民族和人民所制定的那些观念的复合”，(13)“这些观念为了把个人同社会联系起来……而去激发和组织社会感情”(14)事实上，神“一贯麻痹和消弱‘社会感情’，以死的东西偷换活的东西，神的观念从来也没有把个人同社会联系起来，而且是一贯用对压迫者的神圣性的信仰来束缚被压迫阶级”。(15)高尔基对神的认识抛开了历史和生活的真实，脱离了一定时代的一定阶级，是千百年来积淀在俄罗斯人民心理记忆中的基督中心主义的反映，曾被列宁批评为“是抹杀了观念的物质起源的波格丹诺夫的唯心主义”，(16)高尔基给神所下的定义“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不科学的、反历史的）”。(17)
2、高尔基还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对待复杂的客观现实。世界观中的唯心主义因素，使高尔基忽视了教育的阶级属性。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录中就谈到，列宁看了《母亲》的初稿后指出，高尔基不适当地夸大了知识分子的作用。高尔基在“调和”列宁与波格丹诺夫的斗争时，认为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是重要人物，党内没有人比得上他们”，(18)理由是他们受过“极高的、完全的教育”。(19)就是到了十月革命胜利后，高尔基还认为“一般的，职业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本质上都是革命的”。(20)他抽掉了教育的阶级性，仅用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来衡量一个人的本质是否革命。我们不否认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知识分子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育、指引下，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成为先进阶级的一分子。高尔基恰恰忽视了这一点。
3、高尔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是模糊的。他曾坦率地对列宁说，他“不很清楚哲学问题，从小就不相信所有的哲学，不相信的原因是哲学往往与个人的‘客观’的经验相矛盾”。(21)他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它哲学派别混为一谈。尽管他看到了布尔什维克内部的分裂是严重的，其“程度并不次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分裂”，(22)但认识不到列宁与波格丹诺夫分歧的本质所在，竟认为双方斗争不属于敌对性质，双方“终级的目标是一致的”，(23)分裂的原因在于双方没有“得到深切地了解和领会”。(24)来自于社会底层、饱受反动统治阶级欺压的高尔基，当时只有朴素的阶级情感，却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学习和正确的理解。所以，他世界观中的唯心主义因素得不到克服，不能有效地抵制反动哲学思想的侵袭，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不能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犯了政治性错误。
高尔基的错误，给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损失。首先在客观上加速了党的分裂。高尔基的《个性的毁灭》第一稿寄到了《无产者》报编辑部。在刊登与否的问题上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内部的分歧。高尔基拒绝了列宁让他删去稿件中关于唯心主义思想言词的建议。对此，列宁痛心地说：“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将会使布尔什维克中的冲突更加尖锐，使新的争吵难以制止，使实际上和政治上的迫切需要的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事业遭到削弱”。(25)
其次，高尔基不自觉地助长了革命阵营内外敌人的气焰。当时高尔基在广大人民中间享有很高的声望，在国际上也有较大的影响。他和列宁的分歧使敌人十分高兴。资产阶级的报刊曾大张旗鼓地宣扬高尔基被布尔什维克开除的谣言，借以打击革命力量。高尔基被前进派利用的确“是他对无产阶级所做的巨大贡献中的缺陷”。(26)
再次，在错误思想的影响下，高尔基在自己的作品中宣扬了唯心主义思想。《忏悔》遭到了列宁的严厉批评。高尔基向列宁解释，他写作的意图是想表现一个人通过什么途径可以把“个人同社会联系起来”。他主张造神是好意，想借此来说出“善良和美好”的东西，指出“真理——正义”。尽管高尔基个人有善良的愿望，小说所起到的客观作用却是麻痹了人民。
高尔基毕竟是一个暂时迷途的战士，与波格丹诺夫有着本质的不同。十月革命胜利后，卢那察尔斯基都回到了正确路线上来，波格丹诺夫却仍然坚持其反动立场，至死不变。高尔基不遗余力地调和列宁与波格丹诺夫之间的斗争，其主观愿望是为了维护布尔什维克内部的统一。他积极资助卡普里学校，亲自讲授俄国文学史是为了提高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认为学校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共同的事业。他曾多次给列宁写信谈自己对革命队伍分裂的忧虑。列宁也复信劝他不要因党的暂时分裂而被“沉重的心情压倒”。(27)高尔基在思想危机时期，仍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他在1908--1913年间同文艺界的颓废主义、神秘主义文学派别、同“托尔斯泰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文学理论观点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还写出了《意大利的童话》、《俄罗斯的童话》、《夏天》、《童年》等优秀作品。他写的《俄国文学史》（他在卡普里学校的讲稿汇集而成），首次提出以知识分子对人民的态度为文学史主线的正确观点，这些都得到了列宁的支持和肯定。
革命导师列宁十分关心高尔基的成长。据苏联文学史家们的考证，高尔基在这次思想危机期间，前后共收到了列宁的五十封来信。列宁在肯定高尔基成绩的同时，耐心地帮助高尔基认识自己的错误，指出他错误的根源及其危害性。列宁还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两次到卡普里与高尔基面谈。在列宁的帮助下，在前进派土崩瓦解的事实面前，高尔基觉醒了，于1913年同波格丹诺夫决裂。
二
高尔基虽然对卡普里时期的错误有了认识，并在实际行动中有所改正，但并没有从世界观上根本解决问题，因而十月革命前后，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下，过去未能得到彻底克服的错误思想又一度支配了他，导致了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第二次重大危机。
高尔基的这次思想危机发生于1917年初至1919年底他居住彼得堡期间。他在这次危机中所犯的错误，主要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认识问题，他把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看不到广大贫苦农民中蕴藏的革命力量。这些错误，使高尔基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及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思想上、政治上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1917年3月12日（俄历二月七日），俄国人民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举行了著名的二月革命，以暴力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表面上由各党派组成而实际上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临时政府，一个是代表广大工农利益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这是一种过渡的，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俄国处于走什么道路的决择关头。为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列主义同各种机会主义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认为，摆脱了专制制度的俄国，应按照欧洲别国的经验，在一个“尊严”的议会制度下，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临时政府则利用已掌握的权力，极力搜罗和组织反革命力量，企图根除苏维埃，建立单一的资产阶级专政。在苏维埃主席团里占优势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和孟什维克，认为推翻沙皇政府就是革命的完成，现在应把政权完全交给资产阶级，苏维埃只需承担监督的职责。布尔什维克内部的机会主义分子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还不成熟，还不能担负领导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他们还诬蔑农民有护国情绪，只能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不会跟工人阶级走，以此而反对工人阶级同贫苦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
列宁认为，“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政权落入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手中。”(28)俄国的资产阶级力量有限，又不被广大人民所信任，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已锻炼成长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并且与千百万劳动农民有着密切的天然联系，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已经有了自己的有一定斗争经验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党。革命条件已经成熟，无产阶级联合劳动农民应该而且能够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列宁的领导和主持下，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同贫苦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用革命暴力推翻临时政府，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正确路线。激烈的阶级斗争给俄国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社会重大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高尔基也不例外。
沙皇专制统治被推翻，高尔基奋斗了多年的愿望终于变为现实，他感到由衷的喜悦，但他认为连年的内外战争，给俄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需要一个安定平稳的局面来治疗。他指责正在积极筹备武装起义的布尔什维克，认为武装暴动只能导致新的国内战争，不能减轻也不能解决任何实际困难。在他看来，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当时还处于愚昧落后状态，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的首要任务是为发展文化创造条件，教育劳动人民，培养他们的“理性”，然后再领导他们夺取政权、管理国家。他天真地把希望寄托在临时政府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竟然认为，除了临时政府外，在1917年没有“任何别的力量能够夺取政权、组织乡村。”(29)1917年4月到1918年7月，高尔基在他主编的《新生活》报上以《不合时宜的思想、革命与文化札记》为标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呼吁各政治派别团结在临时政府的旗帜下，拯救俄国文化，搞人民教育，鼓吹安定秩序，反对一切武装暴动，公开谴责列宁、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
革命领袖们及时地批评了高尔基的错误观点。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高尔基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不仅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其流行的偏见，而且还反映了一部分受小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的偏见，”(30)“并对这位大艺术家搞政治斗争和重复小资产阶级的偏见表示遗憾。”(31)列宁在《用圣象对付大炮，用空谈对付资本》、《经济破坏问题上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等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批评过《新生活》报及其政论家们，当然这些政论家也包括高尔基在内。斯大林在1917年10月写的《有许多公牛围绕着我》一文中，也非常担心高尔基会“被‘死命地’拖到他们那里去，拖到档案库里去。”(32)《真理报》和其它一些布尔什维克报刊，也都发文批评《新生活》报和高尔基的错误观点。与此同时，工人和红军战士们纷纷写信劝告高尔基，并派代表团去拜访他。在革命领袖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在1918年8月10日列宁被刺伤这一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现实的教育下，高尔基初步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去探望列宁时，承认自己美化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对待苏维埃的错误态度，他还在报上公开声明：反动派对革命导师列宁实行的恐怖手段，促使他走上与苏维埃政权合作的道路，并表示愿把自己全部著作的出版权交给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未根除毒素的病体上出现的健康景象是暂时的，不稳定的，高尔基对自己的错误虽有了一些认识，但在后来国内战争的艰苦年代，又旧病复发，重蹈旧辙。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人民政权处于异常险恶的环境之中。内外敌人的进攻和瘟疫等自然灾害，使俄国尤其是彼得堡处于混乱和贫困之中。为了巩固人民政权，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红军战士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广大贫苦农民节衣缩食，为前线和城市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燃料，发挥了革命同盟军的巨大作用。苏维埃政府，坚决地镇压了那些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大搞反革命活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威力。俄国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用自己的鲜血生命保卫和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人民政权。
但是，高尔基只看到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某些临时的、非本质的、不健康的现象，他错误地认为当时的“贫穷、困苦和疾病，都是共产主义的过错，”(33)他觉得“生活令人厌倦，和共产主义的分歧日益加深”；他不理解无产阶级专政，认为它“太残酷”。因此，他鼓吹“博爱、平等”，混淆了革命动力和革命对象的界限。在他看来，“贵族‘残余分子’倒似乎是对‘苏维埃政权抱有一种近似同情的感情’，而‘大多数工人’却在产生坏人、混入党内的共产党人”，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制定的对待农民（主要是中农）的政策是错误的，工农联盟是把“极少数有理智的工人出卖给农夫当俘虏了。”他多次在《新生活》报上发文公开谴责苏维埃政权“独裁”、“残忍”，谴责人民政权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残酷镇压”。高尔基在这段时间内发表的一些特写、政论文及短篇小说都明显地反映他的错误观点。在他的笔下，只有灾荒、贫穷和疾病，只是旧世界毁灭的残砖碎瓦，丝毫没有表现出无产阶级创造新世界的伟大斗争中蓬勃发展的新生事物。
三
把高尔基的第一次危机和他这次在彼得堡出现的第二次危机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二者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两次危机的客观原因相似，第二次危机中，高尔基也是远离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他本人也是置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之中。又如，两次危机中所犯的错误相似，都是对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认识不清。那么，两次危机是否都由同一主观原因形成的呢？
在第二次危机中，高尔基认为没有文化知识的俄国农民蒙昧无知，粗鲁野蛮，“几乎毫无社会感情”，只具有“动物式的个人主义，”(34)他曾用参加全俄第一次贫农代表大会的农民代表用粪便污损皇宫中的艺术珍品的例子，证实他对农民的偏见。在他看来，建立工农联盟是“把数量微小而品质优秀的受过政治教育的整个工人队伍和所有真正的革命知识分子作为俄国农民的牺牲品。俄国的这个唯一积极力量，将象一把盐一样被投入农村的淡水塘里，溶解和消失得无影无踪，丝毫也改变不了俄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历史。”(35)所以，他得出结论：农民绝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他甚至还认为，没有受过教育的大多数工人也不是革命依靠的对象，而是“产生坏人和混入党内的‘共产党人’”的土壤。无产阶级革命不能联合广大农民，不能依靠大多数工人。那么联合和依靠谁呢？高尔基的回答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认为受过教育的、具有很高文化程度的“科学家、技术家，总之，具有专门本领的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革命的；他们跟工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一起，是俄国所积蓄的最宝贵的力量，”(36)甚至有文化教养的贵族“残余分子”都“对苏维埃政权抱有一种近似同情的感情”，革命不能不靠这些知识分子。
主观唯心主义的致命弱点是无视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现实，高尔基对农民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看法恰恰表现了这一点。他脱离了阶级斗争现实，抽掉教育的阶级属性，仅用受教育的程度来衡量人的本质是否革命，用文化程度的高低做为标准去选择敌友，这正是他世界观中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在第二次危机中的表现。经过多次反复，多次批评教育，甚至在经受了列宁被刺这样血的教训之后，高尔基仍然重蹈旧辙，足以证明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之大。
在第二次危机中，高尔基表现出了他的不彻底的人道主义。我们所说的人道主义是广义的人道主义，即主张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重视人的价值，要求人能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等等的思想和观点。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必不可少的因素。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以往的人道主义学说有一定的批判继承关系，但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尤其是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之间。
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点，认为用“爱的呓语”去改造一切是根本不可能的。当反动阶级用反革命暴力来对付人民以维护最不人道的制度时，使用革命的暴力就是最人道的行为。马克思主义把废除人对人的剥削、最终消灭私有制作为具体的斗争纲领，为根本铲除一切不人道的现象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一种最彻底的人道主义。
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以唯心史观为理论基础，否认人的阶级属性，从抽象的一般的人出发，缺乏对人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鼓吹脱离现实基础的博爱、平等、自由，调和尖锐的阶级斗争，把人性的改善、宽恕作为消灭社会不人道现象的灵丹妙药。事实上，进步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充其量只能对种种罪恶表示一下无力的抗议，根本找不到消灭罪恶的现实途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成为腐蚀劳动人民斗志的麻醉剂，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有力工具。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反动唯心主义的产物。
二月革命后，高尔基曾天真地把维护国家安定，改变国内混乱和贫困局面的希望寄托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临时政府身上，幻想在资产阶级的“民主”之下，发展俄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他反对一切暴力行为，指责劳动人民为彻底解放自身而举行的武装起义，认为人民政权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所采取的措施是“残忍的暴行”，呼吁“博爱、平等”，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鸣不平。高尔基的人道主义忽视了人的阶级属性，脱离了社会阶级斗争，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并无质的区别。
列宁早在1913年高尔基第一次危机后期时就批评高尔基受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离开了无产阶级的观点而去“迁就‘一般民主’观点”，(37)后来在高尔基第二次危机初期，又及时地提醒他不要重犯以前的错误，这就更有力地表明高尔基两次危机的主观根源，都是他头脑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而这两次危机则是同一错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重复，第二次危机是第一次危机的延续。
高尔基思想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他世界观中主观唯心主义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对他的影响又很大，所以即使他在彼得堡看到一些“新的生活建设”，并承认新生的人民政权所取得的某些成就，仍然不能很快地彻底改正错误。列宁十分清楚高尔基的弱点，就多次写信奉劝他不要涉入复杂的政治斗争，专心去搞文学创作，说他不“非常了解政治情况”，不“具有特别丰富的政治经验”，“不是一个政治家”(38)提出了使他少犯错误，尽快改正的最佳方案——离开彼得堡，到工农兵中去！因为高尔基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布尔什维克，只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作家。
经过革命导师和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客观现实的教育，高尔基的思想发生了转变。1928年他病愈回国后，严格地按照列宁生前的教导，深入基层，接触和观察“十分之九的人口生活中新事物。”他在晚年为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和创作队伍的建设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收稿日期：1995年3月24日。
注释：
①《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列宁选集》2卷401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以下同。
②波格丹诺夫：本姓马林诺夫斯基。19世纪90年代参加俄国革命，1912年前曾被选为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和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常务委员。马赫主义分子、向无产阶级哲学进攻的急先锋。
③《列宁选集》2卷365页、483页。
④《列宁全集》34卷395--396页。
⑤⑧⑥(13)(14)(15)(16)(17)(25)《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上卷25页。399页、433页、433页、433页、449页、338页、440页、350-351页。
⑦卡普里学校校务委员会决议于1909年8月26日公开印了。决议中声称：“派别之争和它的（学校的）纯粹全党性目的和任务毫无关系。”高尔基在此决议上签名。详见《列宁全集》16卷63页。
⑨新派别即前进派。《列宁全集》16卷202页。
⑩《列宁全集》34卷414页。
(11)引用《人》中的诗句均由本文笔者译出。
(12)高尔基《回忆安德列耶夫》39页。
(20)(21)(23)(24)高尔基《与列宁相处的日子里》新文艺出版社，39页、39页、37页、28页、29页、29页。
(22)《列宁全集》34卷416页。
(26)《列宁全集》16卷202页。
(27)参看《列宁全集》34卷395、400、402、416页。《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上卷361
(28)《列宁选集》3卷1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9)(34)(35)(36)高尔基《列宁》37页、38页、36页、37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30)(31)《列宁全集》23卷342页。366页。
(32)《斯大林全集》3卷370页。
(33)以下引文除注明出处者外均见《列宁选集》4卷58-61页。
(38)见《列宁选集》4卷58-61页
标签：高尔基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认识错误论文; 列宁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