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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者的天下
虽然1998年8月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俄罗斯的经济依然不稳定， 去年其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6%，1999年可能还会再降一个百分点。 在过去的10年中（1997年除外），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都在下降，从1991年至今已累计下跌了40个百分点，而同时通货膨胀率在1998年上升到了84%，且一直居高不下。然而俄经济可能已经摆脱了最低迷状况，工业生产在今年可能会大幅度提高，而且增长速度最快的不再是原料，而是机械、林业、纺织、食品和建筑材料。这无疑是一次质的变化。西方的决策者们不应一律主张向俄罗斯贷款，而应该重新考虑西方能够和应该做什么来帮助俄罗斯。
许多人认为俄罗斯的恶性发展是由于“休克疗法”过快过激所致。但改革并未使俄罗斯的经济实现充分的自由化，金融危机揭示了俄罗斯的问题是由于改革的缓慢性和片面性所导致。一小撮商人暴富之后，用金钱腐蚀了一批俄罗斯的政客和官员。他们合谋阻碍经济自由化改革。因为改革虽然能促进经济增长并有利于广大人民，但却会威胁这些人对经济的控制力。俄罗斯的问题不在于市场过度自由，而在于政府控制过多以致腐败丛生。改革者从来没有力量去制服这些贪得无厌的利益集团，这才是俄罗斯的悲剧所在。
俄罗斯不再神秘，她比以往更加开放。任何一位最近参观过一家俄罗斯企业的人，都会明白其经济日趋萎缩的原因。税法条文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税收人员大都不按税法办事。俄罗斯大约有200 种不同的税项，其中大部分税项所得无几，但却成为阻碍商业发展的繁文缛节。税收人员也明哲保身，其所收税款大部分来自那些没有政治背景的小企业，只有少部分来自那些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尽管进行基本的税收早已是当务之急，但那些少纳甚至不纳税的有影响的商人对此横加阻止，使税改一拖就是几年。
从那些限制弱者参与竞争的烦琐规章和无情的检察员那里，这些大商人大受其益。政府下设67个不同的商业监督机构，一个普通的俄罗斯工厂，几乎每天都要接受他们之中的一个的检查。这些机构的真正目的是索取贿赂。1992～1998年切尔诺梅尔金任总理期间，俄罗斯政府增加了120万名官员，几乎占了所有劳动者的2%。他们处处插手，使俄罗斯每55个人才有一个合法的注册企业，而在荷兰、匈牙利和西方国家，这个比例则达到了10∶1。缺乏竞争导致市场价格居高不下、 市场上物资匮乏。
巨头的敛财之道
俄罗斯的商业巨头在苏联解体前已经开始敛财，其主要途径有三：商品出口、银行信贷、食品进口。
从80年代末到1993年，暴富的最佳途径是以政府制定的低价在俄罗斯购买金属或石油等商品，然后在国外以世界市场价格出售。 例如， 1990年初，在莫斯科1包万宝路香烟的市场价为30卢布，几乎等同于1吨原油的价格。提供有利可图机会的是戈尔巴乔夫的局部自由化政策，该政策导致成千上万的企业去追求海外贸易。1988年，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们被允许同国有企业建立私人的合作团体以获取利益。这使得国有石油公司的经营者们得以私人名义从他们的企业购买石油，然后设法从腐败官员那里获取出口特许和出口份额，将石油以世界市场价格销往国外。
90年代初，商业巨头们有了第二个生财之道，即从俄罗斯中央银行获取低息贷款。在苏维埃体制下，利率没有经济功能，并且被固定为年利率3%，中央银行原处于旧的半民主的最高苏维埃的监督之下， 在共产主义落下帷幕之后，改革者也没能控制中央银行。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极力主张低息贷款，并取得了成功。1992年，当通货膨胀达到2500点时，银行贷款的年利率仍只有10%到25%。尽管比起商品出口，以此种手段获得的财富比较分散，但仍有许多的俄罗斯银行家富裕起来。银行家认为信贷是“新凯恩斯主义者”对工业生产的帮助，但滥施信贷引起了极度膨胀，随后就是俄罗斯工业生产直线下跌。但只在1993年末改革者才试图去结束这种“偷窃”。
过渡时期暴富的第三种方法是利用食品进口津贴。一个食品进口商在从国外购买必需的食品时只要付现行价格的1%， 但却可以在国内市场以高价出售，这样津贴被他装进了腰包。这些进口是由西方所谓的“人道主义者”的出口信贷支付的，当然这些信贷会算到俄罗斯的国债里。1992年，进口总额占到了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7.5%。
总之，以此三种寄生的商业活动谋取的暴利，总计不少于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79%。大多数的收益被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商业巨头之手。金融巨头的出现是改革缓慢性和局部性的直接产物。如果商品价格和进出口在1992年得到调整，如果市场利率得以发挥作用，这些情况就绝不会出现。
改革成败论
改革者们努力采取的重要步骤之一是私有化。奇怪的是这项改革经常被认为是俄罗斯所有灾祸的罪魁祸首。几乎所有大企业的股票都在俄罗斯证券市场上进行交易，这使得证券市场成为公有制公司的市场价值的指示器。在证券市场达到顶峰的1997年，所有俄罗斯的企业的市价之和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0%；现在只相当与国内生产总值的5 %（以美元计算，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当时的一半）。公司的经营者们拥有其股票的1／5。这样，他们在私有化过程中捞取的财富总量，最多可达国内生产总值的4%， 但这同他们通过出口津贴信贷和进口津贴获得的利润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私有化之所以受到攻击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所有人都看到了它是唯一开放的和透明的财富转移，但他们看不到进一步的更大规模的金融流动。第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石油商在私有化之前已聚敛了暴利、并在实际上反对私有化，或者是知道了银行家是利用从津贴信贷和商品贸易中获得的财富去购买企业。最后，改革者非常不明智地助长了公众对政治上推进私有化的成果的期盼，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1995年底的“贷款购买股份”丑闻涉及俄第一副总理丘拜斯，并损害了大规模私有化的声誉。几家大银行被允许谨慎地将它们控制的几个大企业私有化。实际上只有15家大企业卷入此事。大多数的新经营者表面上没有自利行为，实质上仍然通过将产品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卖给他们自己的贸易伙伴，进行经营偷窃，导致了这些老的国有企业的恶化。在短时期的繁荣之后，这些公司的价值跌得比它们的低购买价还要低。1998年，新的“大资本家”表明他们不可能不关心他们企业的市场价值，许多小股东作出的反应是卖掉他们的股票。俄罗斯的股指从1997年的高峰下跌94个百分点。金融危机之后，这些生意人试图从政府攫取更多的钱——不幸的是，国库几近空虚。
很明显，私有化没有引起俄罗斯的经济问题，对私有化进行猛烈抨击的正是那些从中受益的商业巨头，因为真正的财产私有权的出现会威胁到他们在国有体制下的生财之道。所以问题不是贸易的形式上的私有化，而是政府官员的无所不在而又独断专行的干预严重限制了财产私有权。当共产党的反对使得大部分土地都归国有时，要谈论真正的私有权是很难的。俄罗斯最大的问题，是一些经营者已经利用政府的非持续性的调整和津贴赚到了钱。当然，80年代末的腐败丛生，也阻碍了共产主义专政的继续并促进了其和平演变。因为许多头面人物更关心的是如何赚钱而不是支持社会主义。但苏维埃的主要领导人已经赚到了足够多的钱，所以他们很快又收买了政府。现在，俄罗斯的官僚机构、政府、议会和地方政府中，腐败无处不在。
尽管私有化并没有获得如改革者所愿的成功，但一些积极的改革措施还是得以完成。许多苏维埃时代的经营者已经被替换掉，这往往是重建的前提（这种事情在几乎没有私有化的后苏维埃国家如白俄罗斯、乌克兰没有出现）。在1992～1996年之间，33%的已经实现私有化的企业的经营者被替换。最近的一次广泛的民意测验显示了人们对重建市场导向机制的渴望，尽管在那些进行了更加激进的改革的国家这一进程更快些。私有化可能最终会引发更加重要的和广泛的积极结果。毕竟，俄罗斯现在拥有2700万合法注册的私人企业。
外资面临的危险
俄罗斯现在的悲惨形势是：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债务累累。一份1997年的《世界银行报》显示：在一个后共产主义的国家，其改革的国内条件越差，改革失败的可能性越大。然而，好的政策可以克服不利的前提条件。那些顶着重重阻力进行大规模改革的国家，比如波罗的海诸国、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等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功。因此，俄总理盖达尔以及他的改革政府希望能在反对力量组织起来之前，在俄罗斯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
西方，尤其是美国，在俄罗斯有很大的商业利益和影响。它本应该运用这种力量去推动实施对完成俄罗斯经济改革非常必要的各种措施——放开商品价格，取消出口禁令，建立市场利率——这些是所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常规条文。叶利钦总统呼吁西方国家给予帮助，却呼高应寡。1992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出了一个小计划， 但此时俄罗斯的改革已遭败迹，原因之一是他们过分依赖西方的帮助。而西方国家此时只关注如何保证前苏联欠债的归还。他们提供的贷款不是用于改革，而是投向不确定的商品贸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俄罗斯的接触在1995年春天达到了高潮，他们签订的一份协议规定将预算赤字减半，并降低通货膨胀。丘拜斯在1995年执行了成功的经济政策，将预算津贴降低了7个百分点。然而1996 年1月，他和其他老资格的改革者被踢出了政府。尽管如此，1996 年春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提供了一个为期3年、总额达100亿美元的贷款计划，当然，政府没有承诺将这些钱用于改革。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帮助面临强大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叶利钦再次当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失去了其经济信誉。
俄罗斯人和外国投资者都看到了这一点：俄罗斯的幅员辽阔及其重要地位使她不能失败。这鼓励了外资的过多流入。1997年外资额达到了460亿美元，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0 %——远远超过了俄罗斯所能吸收的数额，最终导致俄罗斯在1998年8月17日发生了经济危机。 政府不得不宣布延期90天偿还外债，卢布自此也贬值至其原价值的1／4。
缓慢的崩溃
关于俄罗斯的金融危机有一件事情令人奇怪，即它显然在1997年10月俄证券市场在一天之内下跌20个百分点之时就已开始，然而却没有引起足够的政策调整，而且尽管通货膨胀率年增长在10%左右，年利率的提高却几次超过100%。重要的统计数字很容易得到， 危机却被讨论了几个月。俄罗斯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国家都在推动相同的一揽子合理政策，这些政策在1998年7月被提交给国家杜马。 在商业巨头的支持下，杜马无情地否决了它，将他们的国家从金融崩溃的边缘推向了深渊。
为什么这些商业巨头会否决拯救危机的一揽子计划？他们并非没有考虑到后果。他们如此做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他们的所有商业经验鼓励他们孤注一掷，而且他们从中得到了回报。他们通过欺骗国家而赚到大部分的钱，却根本不考虑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其次，是因为那些最大的商人已经习惯于迅速转变其生财之道。对他们来说，每一个游戏只能玩一次。他们阻止西方的投资者，是因为他们认为新的财路来了。最后一个原因，是许多俄罗斯商人认为外国投资者是一些找上门来的受骗者。1997年，外国投资的流入如此之大，以致于一些商业界的巨头认为他们最好尽可能的捞钱。没有法律可以保护这些流入的巨资。1997年末，外国人所控制的俄罗斯的股份总额高达市场资本总额的30%左右——约是300亿美元或国内生产总值的7%。这部分几乎得不到保护的资产，对许多俄罗斯商人来说太具诱惑力了。
俄政府的信用也不太好。1998年7月，俄罗斯未偿还的700亿美元国债中至少有250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是外债。外国向俄罗斯政府提供的周期性的贷款，减轻了俄企业的纳税负担，并使它们享受到政府的津贴。私人和地区的信誉甚至更糟，根本不能保证借款的归还。另外，有影响力的商人利用卢布的不稳定提高利率。只要卢布没有崩溃，这种赌博就有利可图，而且它的回报率是100%。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附加的条件是经济改革，但那些从国家干预中得到的人总是试图阻止自由化，有时是在得到国际贷款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受到了欺骗。然而金融崩溃使几乎所有俄罗斯的大商人遭到巨大损失。他们曾经令人吃惊地找到了依靠国家的供养的新方法，但他们的年收入从1992年就开始下降了。企业巨头们看起来简直是不顾一切而又刻毒。8月的金融危机是巨头之争的必然结果， 因为他们试图不择手段地维护他们的不能确定的高收入。最后，俄罗斯国家没有能力再提供给足够的现金，以满足他们的贪欲。危机急剧减少了腐败商人从国家得到的钱的数量以及他们的权力。
拯救私有化的俄罗斯
在莫斯科流行着一个笑话：解决俄罗斯的经济危机有两条出路，即自然的和超自然的。自然的方法就是天使长米迦勒和所有的天使降临人间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拯救俄罗斯的经济。超自然的方法就是俄罗斯人民靠自己解决。一些大招贴宣称：“除了俄罗斯人自己，没有人能帮俄罗斯”。大多数的俄罗斯人已意识到轻松赚钱的日子结束了，外界不会帮助他们，解决经济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工作。先前，几乎没有人讨论未来，然而现在俄罗斯人开始为以后打算了。
另一个笑话，是俄罗斯的掌权者宣布隧道尽头的灯因为缺乏燃料被暂时关掉了。尽管90年代初俄罗斯的笑话是关于暴发户的，但现在它们反映的则是新近破产的银行家。俄罗斯的经济每况愈下。我曾在波兰听说过有关天使长米迦勒的轶事，这发生在1981年12月军事法被通过之后。那时的波兰和现在的俄罗斯一样弥漫着的紧张气氛。无论人们对俄罗斯自由经济的失败作何评价，大多数俄罗斯人知道唯一可行的选择仍旧是一个合理的正常的市场经济。即使是共产主义政治家也认同这一点。然而，正如在1981年的波兰，在今天的俄罗斯，这种结果在政治上似乎是行不通的。
对波兰转变的一个重要的解释是那时的波兰——就像现在的俄罗斯——贿赂成风导致了腐败者被削弱。那些希望赚钱的理智的人们转向了国内市场。在80年代，波兰人民认识到如何才能使自己的国家正常运作，大部分人选择了改革。在1989年的选举中，改革派当选为议会多数，激进的改革得以在波兰实行。人们只能希望俄罗斯的选举得到同样的结果。
要贸易，不要援助
俄罗斯的经历表明，有一个短暂的改革派政府和一个断断续续支持改革的总统是不够的。连续几届俄罗斯议会都投票反对重要的市场自由化改革。真正的改革者只是在1991年11月到1992年6月短暂地掌了权。 改革的阻力从来都不是知足常乐的普通百姓和工人。威胁来自那些以腐化为生的商业巨头——控制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行有效的民主。
金融危机给俄罗斯带来了大量难题。但这样一次震动表明了转折的开始。一个势在必行的改革就是明显缩小收入差距，因为金融危机的最初受害者是那些新的金融部门，最明显的后果是引起了政府中对市场自由化的强烈不满。
金融危机对现有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全国年税收从稳定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降至28%左右。实际税收的降低将会削弱特权者的免税权，使得削减税率更容易。无保证的公共预算将须削减5%， 但这不应该伤害穷人。俄罗斯劳动和社会事务部于去年进行的调查表明，70%的社会资产在转移过程中流到了占人口30%的最富有者手中。更少但更明晰的公共预算能更容易被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国家税入的降低已经迫使官僚机构裁员，它还促进了改革，使得商业更好地运作。
最后，商业重建和新产品开发活动似乎风靡起来。莫斯科的商店里忽然摆满了俄罗斯的优质产品，上一次，这种情况出现在60年代。物物交换正在减少，其所占工业公司交易额从1998年8月的54%降至1999年1月的46%。主要的公司1999年2月上缴税收中的49%是现金，而上一年8月只有35%。破产的不断增加，使得问题丛生的公司被淘汰，而正常运作的公司保持繁荣且收益率不断提高。金融危机强加于商业和政府难以达到的目标约束，促进了真正经济增长的实现。
俄罗斯政治仍旧动荡不安。下一届议会和总统选举将可能产生一个有更多中间派的议会，地方代表将会增多。这将会促进民主的发展。尽管严重的腐败问题依然存在，但俄罗斯媒介会即时加以揭露，以减少国有资源的流失。
在经历了许多的创伤之后，俄罗斯正在慢慢复苏。幸运的是这次经济震动引发了社会价值的基本变化，但任何变化的完成都要假以时日。
摘自美国《外交》杂志1999年9～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