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文化”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声音是早期人类最重要的生存手段，原始初民相信世界万物的生长变化取决于神灵。巫祭的目的是会通人神，祈福避灾，巫是会通人神的中介，他上达神界，将人类的愿望送达神灵，下降人界，把神灵的旨意传递民众。“听”于是成为通神的最重要的方式，听觉遂成巫觋最重要的感官之一，“耳文化”因此产生。音乐便是耳崇拜的产物之一。早期的乐师均由巫担任。上古时代，礼乐为一，乐(歌舞)是巫祭仪式的主要内容，它赋予原始初民的社会生活以秩序。在初民的心目中，乐便是通过巫传达的神圣法则。乐即诗，诗是口耳相传的历史。耳文化是原始巫术图腾文化的产物，但它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巫术、图腾文化时期，在其后漫长的日子里，它仍然发生着潜在而深远的影响。
一、耳：会通人神的媒介手段
《山海经》多有“聂耳”的纪录。《海外西经》：“聂耳之国，在无肠国东，使两文虎，为人两手聂其耳。”郭璞注：“言耳长，行则以手摄持其也。”聂耳即大耳，大到只有手持才能行走。《淮南子·地形训》：“夸父耽耳在其北方。”注“耽耳，耳垂在肩上。”《大荒北经》：“有儋耳之国，任姓。”注“其人耳大，下垂在肩上，朱崖，儋耳，镂画其耳，亦以放大也。”儋，大也，儋耳即大耳。《山海经》所载为上古之事，可见对大耳的重视起源甚早。四川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人物雕像，大多有两只夸大的耳朵，上齐眉梢，下至嘴角，耳宽近面部的一半。二号坑纵目人面具的耳朵更为突出，耳尖向上方伸展，似一对伸展的鸟翼，与《博物志》“南方有落头民，头能飞，以耳为翼。”的记载相符。
在殷墟符号群中，巫师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耳形饰”。耳形饰犹如两把扇子，实为耳的夸大。《淮南子·修务训》：“禹耳有参(三)漏，是谓大通。”注“参，三；漏，穴也。”《白虎通·圣人》：“禹耳三漏，是谓大通，兴利除害，决河疏江。”三星堆二号坑D型人头像的耳上沿耳廓至耳垂连续穿了三个小圆孔，证实了古代典籍的记载。普通人耳只有一孔，禹耳三孔，自然能听到普通人所无法听到的声息。法术是人类最早的生存方式，通过主体自身的动作——模仿或机械行为——影响或控制客观对象。巫术则是继于法术而起的更高的活动，意在借助于超自然力对客体强加影响或控制。法术巫术都起于人类控制和改造自然的意愿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源于人类生存的需要，但前者产生于人类的初期，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不是顺从于客观，而是把主观意愿强行投射于客体，后者产生于人类自我艺术发展到较高程度的阶段，人类已经意识到主观意愿并不能带来主体的变化，意识到自然的强大和人类的渺小，从而匍匐在客体面前，幻想借助于更高的能力——神灵——控制自然，求得生存。[1]耳崇拜产生于法术文化，后被巫术文化所强化而发展。由于思维的发展，初民逐渐认识到主观意愿并不能带来客体的变化，于是才有所希望和戒惧，有所祈祷和反抗，而乞灵于更高的能力——神灵。他们把语言视为神灵的赐予，将声音视为巫魔力量的负载者。“禹耳三漏”就是接听神旨的标志。
在巫祭仪式上，巫祝具有双重功能：于神是人的代言人，于人是神的使者和化身。他把人的祈祝送达神灵后，便虔听神灵的答复以告民众，此即闻的原义。据赵诚先生考证，“闻”为巫祝在祭祀中“耸耳而听”。1986年湖南大庸西汉墓出土的一个铜俑，双耳宽长圆阔，头顶和左右肩有“空心管”，管中可以插放“柱形引灵物”。整个形象的内蕴是由铜俑的大耳听知墓主灵魂的“语声”，并负责与灵魂“对话”，从而招引灵魂附凭到“柱形引灵物”上来。山东寿光三元孙墓出土的车饰件上铸有一人面，人面上却长有神兽的竖耳。据前苏联学者捷瓦兹卡娅的研究，叶尼塞河流域出土的大量兽面具，“常有一些复杂的头饰”，结构变来变去，大都离不开兽耳这一重心。日本学者狄原三郎认为，这些兽耳实为一些“竖着耳朵能迅速地听到异界情报”的巫术神兽异听觉的象征。[2]
对于人类而言，已知领域总是有限的，未知领域永远无限，人力所不及的尽头便是巫术的开端。原始初民相信事物的生长变化取决于神灵，“所谓人事之外尚有天命，……在不幸事件发生之前，似乎是有预兆的，事先的推演又似乎含有内在的一贯的逻辑，可是人们觉得他对于命运似乎有相当辨证法可以左右在这种神秘的力量。”[3]初民以为这种神秘的力量来自于祖先神灵，祖先神灵可以佑护施福，也可以降罪给灾，这就需要愉悦神灵，使之佑护部族人类，会通人神就成为必要。巫术于是应运而生。初民认为巫觋是会通人神的中介，巫术是对宇宙客观秩序的补充，它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对某些事件加以控制，在事件的因果链中插入自己的力量，去干预自然。巫，《说文》以为“与工同意”，“工”则是“象人有规矩也”。张光直先生认为：“卜辞金文的巫字可能象征两个矩，而矩用作巫的象征是因为矩是画方画圆的基本工具，而由此可见巫的职务是通天(圆)地(方)的。”[4]通天地，即会通人神，巫向控制未知领域、推动事件发生、发展的神灵献上牺牲和祝福，送达人类的愿望，祈求神灵佑护部族人类，又向民众传达神灵的旨意，对自然现象和人间事变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根据征兆预知事件和行为的结果，使人更好地趋利避害，优化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巫于是具有了双重功能，他既可上达神界，作为人的代言人，又可下降人界，传达神的旨意。耳听、耳闻是巫术活动中巫觋会通神灵的重要方式。能以耳通神者即“圣”。应劭《风俗通》释为：“圣者，声也，闻声知情，故曰圣。”圣人就是能听到普通民众听不到的东西，与神灵相交流并把神灵的旨意传达给民众的人。圣的古字为聖，从耳从口。大耳即圣人可直接聆听神的诏语，小口便是向民众传达神的旨意。既通神，故无事不通。《尚书·洪范》：“聪作谋，睿作圣。”传“于事无不通谓之圣。”郭璞注《山海经》“珥两蛇”为“以蛇贯耳”，即蛇为其图腾神灵，巫祝在巫祭仪式上接听神灵的旨意。“人面鱼纹”即“以鱼贯耳”，为鱼图腾部族的巫祭活动。《韩非子·解老》：“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託于天智以思虑。”巫觋宣称他们能像听到风声一样听到神灵的降临。《太平御览》卷九引王子牛《拾遗记》：“伏羲坐于方坛之上，听八方之气，乃画八卦。”八卦可“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可见耳之通神的功能。《山海经·海外西经》：“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淮南子》：“轩辕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注曰：巫咸知天道，明吉凶。”王夫之道：“巫咸，神巫之通称。楚俗尚鬼，巫咸降神，神附于巫而传语焉。”日本学者贝冢茂树释“祝”的原意为将神的话转告于人。加藤常贤认为文王、武王、周公以及成王皆为“巫祝”，他们听神的声音，直接承受了神的吩咐，以神人中介的资格统治中国。[5]
因为巫术对初民生存的重要意义，巫对事物意义的阐释，不仅能对部族的生活产生影响，而且能制约、影响部族、社会的发展，巫一身系部族人类万物生命的兴衰，巫职因此而神圣崇高。所以，巫只能由那些“民之精爽不携二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职能听彻之。”①的人担任。因之，早期的巫都是部族首领，黄帝、炎帝、颛顼、太昊、少昊、西王母、鲧、禹、启等都是著名的大巫。巫所背负的神圣光环，使他们处于社会生活、部族事务的决断地位，能成为巫的人，或有非凡的出身，或有不同一般的特征——如大耳、跛足、盲目，或有较普遍民众更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使人认为其具有极大的超自然力量。而这力量源于神灵，耳文化由此而生。耳文化在耳崇拜的基础上形成，耳崇拜是耳文化的核心。
二、乐：神灵的旨意，生活的秩序
由于生理结构的非专门化，人类生存能力先天不足，单个个体无法生存，只能依靠群体才可能存活下去。群体是早期人类的生存形态，加强群体的凝聚力是初民生活的重要内容。原始初民并没有个体间的交流，只有群体的交流，仪式是他们交流的中介，是把部族成员集结起来的重要方式。他们把社会生活与仪式合二为一，“祭祀仪式对原始人的社会生活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把原始游牧或狩猎部族的非理性的野蛮生活纳入某种形式，从而使原始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化、社会化的一种最重要的手段。”[6]马林诺夫斯基说道：“标准的和传统的巫术并非他物，乃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将人心加以安排，加以组织，并使它得到一种积极的解决方法，以对付知识及技能所不能解决的难题。”[1]原始巫祭仪式不是一种宗教体系而是一种社会体系，它使初民的社会生活规范化。
巫，《说文》释：“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两袖舞形。”巫的主要职责是以舞降神。郑玄《诗谱》曰：“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周礼·春官·大司乐》道：“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悦远人，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作动物乃分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尚书·伊训》：“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疏曰：“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为巫觋之风俗也。”王逸《楚辞章句》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舞以乐诸神。”歌舞可以通神悦神，使人获得神赐的力量，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日本学者白静川认为“歌”的本义为“可”，即祝咒之咒。可者，呵责也，用大声呵叱督责，其声诵之“呵”，祝诵时的韵律于其声即“呵”，即歌。歌，本来是在于咒诅的目的而歌诵，谓之咒歌。因此，《诗经》作歌时，多赞颂其咒能。“‘歌谣’连用之‘谣’系歌曲，此原来亦具咒能。《说文》(三上)以‘谣’作徒歌，即不用乐器而唱者。但‘谣’字其又旁部分本是‘肉’与‘言’相叠之字，是具有供肉而念祈语之意的字形。大概是其祈语也是加上节奏的歌谣形式，那是含有咒能的。”[7]雅克·夏耶认为，早期的音乐是一种“巫术音乐”。在原始初民的眼中，巫术宗教仪式与音乐是同一个东西。音乐在原始文化中并非艺术，而是一种力量。把歌舞与巫术宗教仪式区分开来，是后人为方便解释而为。在原始文化里，歌舞与巫术宗教仪式内在地、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巫术宗教的信仰观念就存在于一系列仪式之中，而各种仪式都必须借助歌舞来实现。
在早期艺术里，音乐处于支配地位，“像面具一样，舞蹈也是音乐这种超人力量的一种普遍形态，人的本能使他在倾听音乐时无法保持静止状态，……音乐活跃在我们身心的各种结构之中，这就是舞蹈之所以是音乐最古老的表现的原因所在，并且，这也是为什么舞蹈被降低到它最原始的形态时，它还能够是卓越的宗教艺术的原因。”[6]原始歌舞可以制造出一种神圣的气氛，最初的舞蹈可能是一种圈舞或轮舞，它以祭坛为中心，创造出一个舞台，将世俗存在与神圣事物划分为两个绝然不同的世界。巫觋头戴面具，身着祭服，手持法具，口念咒语，边歌边舞，如痴如狂，民众随之歌舞。随着舞蹈动作的加剧，每个参与者都在一种由韵律节奏所产生的催眠效果中从对现实的意识中摆脱出来，进入到潜意识的幻象中去，而这个幻象对群体中每一个成员都是相同的，“正是在这个幻想的内心世界中，他们恢复了去进行新的活动的能力。而祭礼中的模仿性诗歌和舞蹈，也就是被强烈的巫术所提高了的说话和姿态，在很长的期间内，诗歌和舞蹈依赖于它们共同的起源和作用，变成是不可分离的。”[6]初民把这种幻象的获得归因于音乐能够通神。处在一片混乱和无秩序的异己客体包围中的原始初民从歌舞中体验到秩序和节奏，更体验到自身的力量、意志和愿望。虽然仪式的目的是通过歌舞去召唤神灵，控制自然，使自然秩序化，但实际效果却是把初民主观幻想的因果关系强加于自然，从而克服主客体分离所造成的精神危机，把自我信念和强大的客体力量反馈于自身，使焦虑得到宣泄，心灵得到安慰。最终结果，是以音乐舞蹈所创造的秩序控制了人类自己，使人类自己秩序化。仪式对原始人进行了最早的约束，它把原始人的社会生活纳入一定的轨迹中，使之理性化。
乐之所以能通神和人，是因为乐原本就是神灵所赐。《吕氏春秋·音律篇》：“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含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声以风成，风以气起，气以神生，听风气而成乐。制乐的目的是藉此以通神。乐是神用以规范人类社会行为的，“乐者，礼乐之使，万物之首。”①巫是会通人神的中介，能听到神的旨意，故音乐就被认为是巫听风而创的。《吕氏春秋·古乐篇》：“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以之阮隃之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拾遗记》卷一也有同样的记载：“(颛顼)乃令飞龙作乐，效八风之音，命曰《承之》，以祭上帝。”
三、诗：口耳相传的历史
《尚书·尧典》：“诗言志”。闻一多考察出“志”的最初意义是记忆，诗言志即诗言记忆。他说道：“一切记载既皆谓之志，而韵文产生又必早于散文，那么最初的志(记载)就没有不是诗(韵文)的了。”“诗之产生本在有文字之前，当时专凭记忆以口耳相传。诗有韵及整齐的句法，不都是为着便于记诵吗?所以诗有时又称诵。”[8]顾颉刚先生言：“《楚辞》之《天问》、《荀子》之《成相》、《大、小雅》及《三颂》纪事之篇章。诗也，而皆史也。”[9]史由诗演化而出。钱钟书先生主张“史即诗”：“诗者，文之一体，而其用则不胜数。先民草昧，词章未有专门。于是声教雅颂，施之于祭祀、军旅、婚媾、宴会，以收兴观群怨之效。记事传人，特其一端，且成文每在抒情言志之后。赋志之诗，与记事之史，每混而难分。此是古诗即史之说，若有符验。然诗体而具纪事作用，谓古史即诗，史之本质即诗，亦何不可。”[10]清人邓廷祯提出“古人用韵文字，不必诗歌也。”他列举百余例以说明《礼记》当初亦可讽诵，先秦诸子皆用韵，尤以《老子》为多，几不亚于诗。[11]史可诵颂，主要原因在于文字产生之前的很长时期里，部族的历史是靠人们口耳相传的，原非有意作为事实的记录，而是维系部族社会的手段。格罗塞在考察了澳洲现代原始部落文化后说：澳洲人很崇拜九个属于久远的过去时代的著名诗人的名字，可见诗的重要性，在狩猎民族的意识里早已存在了，这种意义在他们的生活上，诚然没有像在文明民族生活上那样占势力，但也够强大的了。在横的方面，原始的诗虽则缺乏团结同时代的人们的手段，但在纵的方面，仍能联结后代的人，由第一代传给第二代的诗歌和故事中，子孙可以认识他们祖宗的声音；当他们听到他们祖宗的忧患，分享他们的感情时，他们就感觉到他们自己是给予他们的个人生活以维护和意义的那个集团中的分子。所以诗歌在这里也尽着他处人和人之间媒介的职务。[12]
如前所述，仪式是初民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孩子出生后，初民就在各种各样的仪式中使之养成必要的生活习惯和劳动技能。达到一定年龄，就要举行成年礼(冠礼)。成年礼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由部族首领对新成员讲述祖先神灵的神圣出生和与之有关的神话传说，并向其陈说各种戒忌、习俗和礼仪等社会行为规范，使之认识整个部族的风俗，教其履行伴随着初民生活的各种规则，要求他们熟记仪式上诵颂的祝咒和神话传说而不管是否理解——意义就在声音里面。在原始社会里，神话传说是培养习俗品行的特定性格特征的源泉。二是举行图腾舞蹈。仪式过后，图腾就可完成对肉体的占有，此后，青年就能获得图腾的生命和力量，并得到图腾的保护。
在仪式上诵颂的祝咒和神话都以诗歌的形式出现，诗即史，史即诗。从现在残存的一些古代诗歌中仍可见出史的痕迹，《山海经·大荒西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印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两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大荒北经》：“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诗经·载芟》为周族“祈社稷之所歌”，《良耜》是其“报社稷之所歌”。诗中描述了当时的社会形态和文化状况。《大雅·生民》是周人祭祀其祖先后稷的祭歌，在同一祖先的名义下巩固血缘感情，从宣扬祖先神的“威灵”中培养对本部族前途的信心。诗中关于祖先圣迹和周族早期社会生活形态的记录，是名副其实的“诗史”。因此，中西方最早的诗人(乐师)和史官都是盲人自不足奇了，无论是《伊利亚特》、《奥德修纪》，还是《诗三百》和中国早期的神话传说，经由众多乐师的传诵、教训，终于深入人心，成为人心中的历史，建构起各民族的普遍心理结构，把各民族的子孙紧紧地凝聚在一起。
诗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是个体喜怒哀乐的记录，而是维持群体利益的工具，是保存文化的努力之一。诗人们自觉地以诗承传文化传统，使作品成为伦理道德规范和文化价值标准的感性显现。“史诗”是对一个作品最高的评价，诗圣是古代诗人的最高荣誉。史即诗，诗即乐，故而布克在他的《关于艺术的遐想》一书中说道：“每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从音乐开始的。”
四、耳文化的影响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声音曾是人类交流的最重要的媒介。现代医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婴儿在出世之前就已学习声音了，人类的学习是从声音开始的。在人类感官的发展顺序中，听觉成熟的时间要早于视觉。在早期文化里，听觉的重要性远远高于视觉。①人类学家发现，在原始社会中有这样一种奇特的情形：“在巫术的甚至宗教的仪式中使用的为听众所不懂得、有时连念诵的人也不懂得的歌曲和经咒，为了使这些歌曲和经咒能被认为是有效的，只要它们是按照传统用祭神的语言口传下来就够了。”即使在文字发明以后的很长时期内声音的地位仍然稳固。H·Q·韦尔斯《世界史纲》指出：“文字起初和在很长时期内不过是特殊阶级中只有少数人感兴趣和秘密的东西”。“(僧侣)长期以来是唯一的写作阶级，唯一的读书界。”在中国，卜辞出现以后的很长时间只是巫觋、巫师和史官等少数人的工具，决非人人都能享用的东西。普通民众的主要交流媒介依然是语言，相当多的地方依然沿用原有的听觉通讯方式，如利普斯所载苏美尔文化和现代乡村中的通讯方法。费孝通先生说道：“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13]耳文化的影响也就在很长时期内、很多地方得以维持。在周代，“听”之一意为决断，治理。《周礼·秋官·小司寇》：“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目为听之器，视为听之辅。听觉丧失而为愚，“即聋从昧，与顽用嚣，奸之大者也。”听觉灵敏为聪。《尚书·舜典》：“明四目，达四听。”听觉灵敏亦为明察多知，《尚书·陶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孔疏：“天之所闻见，民之所闻见也。”孔子有言：“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耳顺”的本义即能接听神灵的诏语。这也是李白《明堂赋》：“听天语之察察”的意思。无事不通者为圣，是故后世称孔子为圣人。老子名聃。聃，《说文》：“耳曼也。”即耳长而大。苏轼《补禅月罗汉赞》之二有言：“聃耳属肩，绮眉覆颧。”老子能以耳通神，《列子·仲尼》载：“老聃之弟子有亢仓小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视而目听。”是故有“耳学”。《文子·道德》：“故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以耳听者学在皮肤，以心听者学在肌肉，以神听者学在骨髓。故听之不深，即知之不明。”庄子曾给“耳学”提供了心理学的证明，“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是万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纽也，伏戏，几蘧之所行终。”②耳目内通即收视返听，观照于内，“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当主体排除一切杂念，使自己的心境进入空明虚灵的状态时，他就可与鬼神相通。
耳文化不仅存在于汉族，也广泛存在于其他民族，是世界普遍性的文化现象。《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至肩而已。”海南岛古称儋耳国、儋耳郡、儋州等，现有县名儋县。儋耳，《淮南子·坠形篇》作耽耳，《博物志》作担耳。郭璞说：“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资治通鉴》卷二十胡注：“珠崖，儋耳，唐琼管之地。应劭曰：‘二郡在大海，岸之边，出真珠，故曰珠崖。儋耳者，种大耳，其渠帅自谓王者，耳尤缓，下肩三寸。’”大耳是海南各民族的面相特征，故以耳称其地。瑶人种类有八：天竺、咳首、焦侥、跛踵、穿胸、儋耳、狗轵、旁脊，号称八蛮。①说明部分瑶人有儋耳习俗。近代，新西兰的毛利人以及爱斯基摩人都十分盛行这种人体装饰艺术。
儋耳之人并非天生耳大，而是人为造成的。据曾湘军先生统计，手法有三：(一)将接近耳际的面皮拉破揭起，一头与耳根相连，一头下垂看上去就象耳朵增长了。(二)通过在耳垂上吊以重物，将耳轮往下拉，造成耳朵变形。(三)在耳垂穿洞，填以木头圆片或象牙圆片。穿孔成型后，再将其拉伤，扩展，填以更大的圆片，如是再三，耳朵也就畸形变大了。[14]
祈祷是所有宗教的一项重要内容，祈祷，特别是固定的公式化的祈祷，和古代巫术咒语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祈祷者相信，咒语引起神祗的注意，神就会自动地关心他的信徒的需要。佛教净土宗的主要修持方法为颂经和口颂佛号，认为坚持下去便可往生西方净土，永远摆脱轮回之苦。佛珠即用作计算每日念佛的次数。《酉阳杂俎》载掷骰子咒：“伊谛弥谛揭罗谛”，说念满万遍便可随呼而成。这都透露出声音崇拜的痕迹。
随着远古文化的逝去，理性文化的强化，以及视觉在人类交流中地位的提高，“耳文化”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耳学”的原义也逐渐湮没不闻，演变为但凭听闻所得不加以钻研思考，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道：“又尝见谓予今诞为夸昆，呼高年为富有春秋，皆耳学之过也。”《宋书·沈庆之传》：“(肖)斌及坐者并笑曰：沈公乃更学问，庆之厉声曰：众人虽见古今，不如下官耳学也。”故耳学又称耳剽，刘禹锡《楚望赋》：“非耳剽之臆说兮，因出永而纵观。”本为通神的“耳视”也被当作只凭闻问而不实事求是，司马光《迂书官失》云：“衣冠所以为容貌也，称体斯美矣。世人舍其所称，闻人所尚而慕之，岂非以耳视者乎?”
随着视觉信息取代听觉信息的传播进程，“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耳闻不如目见”被奉为普遍真理。但在民间文化中，耳文化的遗迹仍然处处可见。传说中的仙人多大耳。《拾遗记》载：“有黄发老叟五人，或骑鸿鹤，或衣羽毛，耳出于顶。”“南有移池国，人长三尺，寿万岁，以毛为衣服，皆长聚大袖，因风以升烟霞，若鸟用羽毛也。人皆双瞳，修眉长耳，九天之正气，死而复生，于几劫之内，见五岳再成尘。扶桑万岁一枯，其人视之如旦暮也。”《长歌行》亦云：“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三国演义》写到吕布与曹操决战下坯被俘，曹操拟收之，刘备劝阻，吕布怒向刘备道：“大耳儿最无信用”。相传刘备耳大能自见，尊之者称“大耳翁”，蔑之者称“大耳儿”。宋人晁迥诗中有“当时大耳儿，甚似隆准公。”隆准公即刘邦，亦为两耳垂肩之人。唐僧亦传为双耳垂肩，如来、弥勒等佛像雕塑皆大耳。直到现在，民间仍有大耳为贵的习俗。
①《国语·楚语》。
①《渊鉴类函》卷六天部引《乐动声仪》。
①在很长的时期内，听觉艺术的种类远远多于视觉艺术，地位也远在视觉艺术之上。只是到了现代，随着以影视为代表的视觉艺术的兴起，听觉艺术的地位才受到动摇，有所降低。
②《庄子·人间世》。
①见陆次云：《峒溪纤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