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徵的史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思想论文,论魏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K09
魏徵是唐初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优秀的史学家，他的史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超过他的政治思想，值得全面深入研究。
一、重人事、轻天命的进步史观
1.王朝的盛衰兴亡在人而不在天
魏徵奉命主持编撰五代史，他全面、系统考察了北齐、北周、梁、陈、隋等朝兴盛衰亡的演变历程，并总结其所以然的原因。他特别引《尚书》和《左传》的话说：“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逭。”“吉凶由人，祆不妄作。”（注：《隋书》，卷四，《炀帝纪》，“史臣曰”。）这两句话，前者见《尚书·太甲》，是太甲悔过之辞；后者分别见《左传》庄公十四年和僖公十六年，都是针对具体事情而言的，魏徵将它赋予普遍意义，以此说明王朝兴亡。他指出，北齐之兴，关键是高欢“以雄杰之姿”，为霸业奠定了基础；北齐之衰，是高洋夺得政权之后，“荒淫败德，罔念作狂”（注：《北齐书》，卷八，“总论”。）。梁之兴，是萧衍的“雄才大略，固无得而称”，但取得政权之后，不能“息末敦本”，“崇尚浮华”；到了后期，“惑于听受，权在奸佞”，以至“衅起萧墙”，“身殒非命”（注：《梁书》，卷六，“史臣魏徵曰”。）。陈之兴，是陈霸先“有雄桀之姿”，“英奇之略”，取代梁后，又能“志度弘远，怀抱豁如，或取士于仇雠，或擢才于亡命，掩其受金之过，宥其吠尧之罪，委以心腹爪牙，咸得其死力，故乃决机百胜”；陈之衰，则是陈顼“以骄侈致败”（注：《陈书》，卷六，“史臣魏徵曰”。）。隋之盛，是杨坚“劬劳日昃，经营四方”的业绩，但杨坚“素无术学”，“暗于大道”，“托付失所”，以至亡国；“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注：《隋书》，卷二，《高祖纪》，“史臣曰”。）
显然，在魏徵看来，王朝的兴衰，都是由人的因素决定的。这个人，就是人君，人君的因素，包括姿质、才略、事功等，而至关紧要的是君德，试观所举亡国之君，没有一个是有德可称的。需要指出的是，魏徵在强调人君时，并未忽视人臣。他把人君比作“元首”，以臣下为“股肱”，认为“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籍股肱以致治。”（注：《贞观政要》，卷六，《君臣鉴戒》。）因此，在《隋书》中，对在隋王朝建立过程中功勋卓著的文臣武将都给予了突出的表彰，这表明魏徵并未将历史的发展完全归于君王一人。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魏徵极力推崇帝王将相，然他对人民群众的力量还是有清醒认识的。他不仅以舟水比君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注：《贞观政要》，卷一，《政体》。），声称“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更明确指出，“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注：《贞观政要》，卷一，《君道》。）他认为，“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皆祸起群盗，而身殒于匹夫。”（注：《隋书》，卷七十，“史臣曰”。）魏徵把百姓与“群盗”分开来说，是他的地主阶级立场所致，以我们今天的观点而论，“群盗”就是拿起武器敢于抗争的百姓，“群盗”与百姓完全是一回事。
以上表明，魏徵所重的人事，既包括帝王将相，也包括人民群众，自然以帝王为主。把历史发展的动因主要归结于帝王个人，无疑是历史唯心论，它可以解释一时一事，但不能说明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更不能揭示社会前进的规律，这是阶级和时代限制了魏徵。
2.天的多重内涵
对天、天道、天命，魏徵一般采取回避态度。他认为，“天道深远，或未易谈，吉凶由人，抑可扬榷。”（注：《北齐书》，卷八，“总论”。）“且先王设教，以防人欲，必本于人事，折之中道。上天之命，略而罕言，方外之理，固所未说。”（注：《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所以，对天命，他即使肯定也往往是抽象的，接触到具体则避而不言。另需要说明的是，在魏徵的著作中，虽然也常有“天”、“天道”之类词语，但它们的内涵不是单一的，有多种含义，应当具体分析。大体说来，有以下三种：
第一，指客观形势或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贞观十年（636年），魏徵在与太宗等讨论创业与守成孰难时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难，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注：《贞观政要》，卷一，《君道》。）这里的“天授”，便是指衰乱之时人们从事“覆彼昏狡”斗争的必然趋势。述杨坚代周云：“斯乃非止人谋，抑天之所赞也。乘兹机运，遂迁周鼎。”（注：《隋书》，卷二，《高祖纪》，“史臣曰”。）这里的“机运”，即当时的形势。
第二，指自然界有关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魏徵在《隋书·经籍志》中论及历法时指出：“历数者，所以揆天道，察昏明。”这里的“天道”，显然指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自然界日、月、星辰的运动，各有其自身的必然性，不能人为地随心所欲胡乱歪曲，因此他对曲解“天道”的王劭、袁充给予严厉的批判，指斥“劭营符瑞，杂以妖讹，充变动星占，谬增晷影，厚诬天道，乱常侮众，刑兹勿舍，其在斯乎！”（注：《隋书》，卷六十九，“史臣曰”。）“揆天道”与“厚诬天道”，分别从正反两方面立论，但说的都是自然现象（日、月、星辰）的发展规律。
第三，指神圣的、有意志的、支配一切的主宰。在总结梁武帝萧衍成败时，说他代齐是“应皇天之眷”，既成而后败，又是“失天人之所助”（注：《梁书》，卷六，“史臣魏徵曰”。），也将天放在人之前。论李密丧身，也是“运乖天眷”（注：《隋书》，卷七十，“史臣曰”。）。隋之亡，强调首先是“天夺之魄”，然后是“人益其灾”，才有“群盗并兴，百殃俱起，自绝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注：《隋书》，卷七十，“史臣曰”。）。魏徵在这些地方的“天”，无疑是指有意志、能主宰人事的“天”。所以，他又宣扬“君犹天也，天可仇乎！”（注：《隋书》，卷七十，“史臣曰”。）把“天”看得如此神圣不可侵犯，自然是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着眼的。不过，这样的观点在魏徵的思想中并不占主要地位，从总体上说，魏徵的历史观还是以重人事为主，因而是进步的。
魏徵重人事、轻天命的进步史观，使他在政治生活中特别注意观察形势，强调妥善处理各方面关系，他为太宗制定的“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治国方针（注：《贞观政要》，卷五，《诚信》。），其核心“布德施惠”，主要目的就是调节君臣、君民关系，处理好人事问题，所以魏徵的进步史观便成为他政治思想的重要理论根据，使他的史论具有强烈的政论性，同时也支配了他的整个历史意识，指导了他对历史的反思，有必要认真研究与珍视。
二、取鉴致治的历史意识
以史为鉴是我华夏族人古老文化的优良传统，魏徵予以继承发扬，他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将史学的社会功能从鉴戒引向致治。
西周初年，召公在反思前朝覆灭的历史教训时提出：“我不可不监于在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注：《尚书·召诰》。）希望成王警惕夏、殷亡国之训，这可以说是以史为鉴的滥觞。此后，这一思想逐渐为世人所认同。东周时期，“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注：语出《诗经·大雅·荡》，《孟子·离娄》下引以为立论依据。），几乎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再后，差不多所有著名史学家都重视历史的鉴戒作用。西汉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东汉荀悦为侍中，“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注：《申鉴》，卷四，《杂言》上。）南齐沈约撰《宋书》，也是因为认识到刘宋英主名臣的功绩及“虐后暴朝”的“国衅家祸”可以“式规百叶，作鉴于后”（注：《宋书》，卷一百，《自序》。）。然而，直到唐初，人们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始终停留在鉴戒水平上。所谓鉴戒，主要是提高警惕，避免重蹈覆辙。这样历史的经验教训所起作用便只是参考而已，与直接用于现实，还有相当距离，这大概与西周以后，史官放绝，地位下降有关，司马迁曾慨叹“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注：司马迁：《报任安书》。），所以他只能“述往事，思来者”（注：《史记·太史公自序》。），寄希望于未来。
唐初人们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其先觉者正是魏徵。贞观三年（629年）魏徵出任秘书监，他在参预朝政的同时，组织学者，校定群书，编制目录，并亲自撰写书序，这就是现存的《隋书·经籍志》各序，其中很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是他关于古代史官制度、史官地位和作用的论述（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隋书·经籍志》），其基本内容是：
第一，史官制度的建立与经籍的兴起。魏徵说：“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注：《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经籍源于史官，这实际上把所有典籍都纳入了史的范围。清人章学诚谓“六经皆史也”（注：《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下。），甚受人称赞，嘉其有识，而这见解早在千多年前魏徵的史学思想中就萌生了，只是魏徵没有来得及具体阐述。
第二，古代的史官制度及史学传统。他赞赏殷周时期“史官尤备，纪言书事，靡有阙遗”，他称扬古代史书“不虚美，不隐恶，故得有所惩劝，遗文可观。”
第三，儒家经典和诸子之言与史学传统。魏徵认为：“暨夫周室道衰，纪纲散乱，国异政，家殊俗，褒贬失实，隳紊旧章”，孔子惜斯文将坠，“乃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正《雅》、《颂》。坏礼崩乐，咸得其所。”但自孔子去世之后，他的弟子分散四方，对孔子的学说各有解释，互有乖违；及至“战国纵横，真伪莫辨”，于是“诸子之言，纷然淆乱。”可见，在魏徵看来，“史”先于“经”，“经”是“史”的“不虚美，不隐恶”的优良传统遭到破坏，史书“褒贬失实”的情况下，作为“史”的补充才有的。至于诸子之言，则是在孔子学说遭曲解之后才出现的。
第四，古代史官的地位、责任及应具备的条件。魏徵说：古代史官地位崇高，“百官众职，咸所贰焉”；责任重大，“内掌八柄，以诏（助也）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只有“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的人才能充任。魏徵说古代史官在百官之上，主要任务协助君王治理国家，只有博古通今，天文、地理、人事样样精通的人才能担任，这是借古事达己意。古时尊崇史官，并没达到这程度。以殷、周“五史”而论，是春官宗伯的属官，哪里够得上“百官众职，咸所副焉”。至于掌八柄，助王治等，那是天官冢宰的职责，“五史”不过是掌管有关文书而已。只是到了唐代，像魏徵本人以宰臣身份总监修史而且亲自秉笔，以总结王朝兴亡之训为旨趣，这才是史官居其位，在百官之上而助王治。
魏徵关于古代史官制度、史官地位、责任等的论述，有的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或可争议，然而问题不在这里，重要的不是他对史实的概括，而是在史实的叙述中所反映出来的新思想，其精髓是：
第一，将“史”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史”不仅先于“经”，而且也重于“经”。试将《隋书·经籍志》的“经部序”和“史部序”作一对照，魏徵在论“经”的作用时引《礼记·学记》的话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意思是士人学“经”，是为了知“道”。“道”指什么？魏徵说“先王设教，以防人欲，必本于人事，折之中道（中庸之道）。”可见，在魏徵看来，“经”是先王用来“防人欲”的，主要作用于人的道德行为。而“史”呢？它“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魏徵认为史籍概括了圣王的教化，使圣王的美德更加显著，史书毫无遗漏地保存了圣王精深微妙的治国之道，详细记载了王朝盛衰兴亡的历程。“史”重于“经”，这里表现得最为明晰。
第二，将鉴戒引向致治。魏徵所以如此推崇“史”，因为“史”可以“诏（助）王治”，是“为治之具”。贞观初，“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徵、虞世南、（萧）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注：《新唐书》，卷一九八，《萧德言传》。），五年（631年）书成，魏徵将书定名为“群书治要”，他解释缘由说：“本求治要，故以治要为名。”（注：《魏郑公文集》，卷三，《群书治要序》。）这样“史”的作用就不仅是传统的鉴戒而已，而是有了新的内容，可以直接作用于政治。太宗在阅览后，对该书十分欣赏，特亲笔作答，称“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注：《全唐文》，卷六，《答魏徵上〈群书理要〉手诏》。）太宗说他的“致治稽古”的认识，来自魏徵，这不是谦虚，而是实情。因他本人“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注：《全唐文》，卷六，《答魏徵上〈群书理要〉手诏》。）
正是由于魏徵的倡导，太宗的大力支持，贞观时期以史议政之风遍及当朝，乃至后宫，大到治国方略，小至日常生活一言一行，贞观君臣无不谈古论今，以史为鉴，以求致治，这对当时政治和后世史学所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
如何以史为鉴，取鉴什么以求致治，魏徵对传统的历史反思也有新发展。在唐以前，以史为鉴主要是鉴戒，最初注视的焦点在君德，西周召公提出“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有根据就是夏、殷之君“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要求成王“敬德”（注：《尚书·召诰》。）。周公作《无逸》，列举历代殷王享国长短的经验教训，要成王“监于兹”，“无逸”。（注：《尚书·无逸》。）“敬德”、“无逸”角度不同，目标一致，都要求君王借鉴历史对自身行为进行自我约束。
春秋以降，王室衰微，天子权威一落千丈，以史为鉴便从君王“敬德”转到了国家的政治制度。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注：《论语·八佾》。），正是针对礼崩乐坏的现实而发的。战国诸子争鸣，以史论理，重点也在辩难制度的得失。
强大的秦王朝一朝覆亡引起人们再思考。秦自孝公在商鞅辅助下实行变法以来，国力日增，国势日强，至秦始皇终于荡平六国，统一海内，说明秦的制度是可行的，为何二世而亡呢？问题出在政策。贾谊作《过秦论》，对秦实行的制度给予了充分肯定，而对秦始皇及二世的暴政则作了猛烈抨击，“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司马迁热情赞扬贾谊的见解，称“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注：《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是以史为鉴重点转到方针政策。东汉荀悦作《汉纪》、《申鉴》，也是因西汉的“规模法则，得失之轨，亦足以监矣。”（注：《前汉纪》，卷三十。）
历魏晋南北朝以至于唐初，历史反思的重点仍在方针政策。武德五年（622年）高祖采纳令狐德棻建议，诏修魏、齐、周、隋、梁、陈诸史，是见于六代的“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尚无记载，“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注：《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这次修史，因种种原因历数年不成；贞观三年（629年）重修五代史，太宗于十年书成时追述其撰史之志云“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注：《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恩奖》。）太宗欲览前王的什么得失，这里没有具体说明，但魏徵在《群书治要序》中有明确交代，他说“圣思所存，务乎政术。”太宗曾赋诗云：“执契靖三边，执衡临万姓”，以为如此便能“无为宇宙清”（注：《全唐诗》，卷一，《执契靖三边》。）。对外“执契”（把握时机），对内“持衡”（保持公平），也表明太宗关心的重点在方针政策和策略，这可以说是唐初君臣的普遍认识。
将历史反思的重点作再转移的又是魏徵。他在考察隋朝的兴亡过程中发现，拿文帝开皇之初与炀帝大业之盛相比，以实力言，无论是土地、户口，还是甲兵、粮食，开皇根本不能和大业比；就形势看，文帝伐陈比炀帝征高丽困难得多，陈国人材济济，有长江天险等等都是高丽所无的，然而，文帝成功了而炀帝遭惨败，为什么呢？“所为之迹同，所用之心异也。”这样问题就落在君王身上。炀帝“嗣承平之基，守已安之业，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仇，劳近以事远，求名而丧实”，“自绝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注：《隋书》，卷七十，“史臣曰”。）所以魏徵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看重君德。他从考察历代的兴亡中得出了规律性的结论：所有创业之君，开始都希望“齐明日月，合德天地”，然而，“靡不有初，克终者寡”，原因在哪里？在于不能“明德”，“以中庸之才，怀可移之性，口存于仁义，心怵于嗜欲。仁义利物而道远，嗜欲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违，道远难以固志。佞谄之伦，承颜候色，因其所好，以悦导之，若下坂以走丸，譬顺流而决壅。”（注：《陈书》，卷六，“史臣魏徵曰”。）所以魏徵在对历史发展作理性说明时，不但将王朝的盛衰兴亡和君德连在一起，而且进一步指出影响君德的要害是嗜欲。以史为鉴，君王必须积德节欲，善始克终。这样的历史反思，今天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三、通鉴反思的治史方法
魏徵以史为鉴，不囿一时一事，不主一尊一经，纵贯古今，旁通各派，具有鲜明通鉴反思的特点。贞观二年（628年），太宗问魏徵：“何谓为明君暗君？”他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接着引用故事从尧、舜、秦二世、梁武帝以至隋炀帝为例从正反两方面立论（注：《贞观政要》，卷一，《君道》。），表现了他纵贯的通鉴反思。另魏徵又认为：“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各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魏徵认为，“圣人之教”有偏，“圣人之政”各异，因此主张各家学说按不偏不倚的原则，取长补短，兼容并蓄（总而不遗），表现了他横贯的通鉴反思。
魏徵这种纵横贯通，以史为鉴的治史方法在他主持编撰的《群书治要》及《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中更得到集中反映。这两部书虽然都是奉诏而作，但编撰体例、内容选择、材料取舍都由魏徵裁决，反映的无疑是魏徵的思想。
魏徵在《群书治要序》中明白指出，编这书的主旨是“将取鉴乎哲人”，而其取材“爰自六经，迄乎诸子，上始古帝，下尽晋年”，这表明该书的取鉴是上下相连，诸家相系，纵横贯通的。《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也同样，该书主旨为“欲使见善思齐”，“闻恶能改”，而其取材“自轩二十五子，舜举十六族，爰历周汉，以逮陈隋”，这也表明是书取鉴是古今上下贯通的。
纵贯古今，旁通各派反思历史，司马迁《史记》曾创成功范例，但像《史记》这样包罗万象，穷极数千年的煌煌巨著非大手笔难为其事，无怪司马迁之后，尽管亦有效颦者，如梁武帝时之《史通》、元魏王晖的《科录》等，但无一成功之作。而魏徵以他的理论和实践，将取鉴与纵横贯通反思历史结合起来，新创通鉴反思的治史方法，使司马氏的史学传统得以弘扬，不仅对唐代，也对后世史学发生了极其巨大深远的影响；即对今天的学人，魏徵的治史方法也是有参照价值的。
魏徵的史学思想无论在当代还是后世都起了巨大作用，影响深远。他死后不百年，玄宗时撰《唐六典》，述盛唐职官建制，“其本原设官因革之详，上及唐、虞，以至开元，其文不详，其事甚备，可谓善作者。”（注：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一，《唐六典》。）显然，这是继承了魏徵的纵贯思想。其后杜佑纂《通典》，自叙其撰著之旨云：“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注：杜佑：《通典》，卷一。）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是见于古今的数十家地理著作均“莫切根要”，尤其对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不足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注：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可见，杜佑、李吉甫都是将他们的著作作为“为治之具”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而这不又是魏徵取鉴致治思想的张扬吗？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再三申明，“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八，“司马光奏疏”，《资治通鉴》，卷六十九“臣光曰”。），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注：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因此特赐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记事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历时1362年，成为通鉴之作的典范，这使魏徵通鉴反思的治史方法更加弘扬，此后以“资治通鉴”、“通鉴”为书名而撰述者不下数十种，其影响之大，于此可见。
明清史学家倡导“经世致用”。王夫之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注：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卷末《叙论》，卷四，卷二十。）所谓“经世之大略”，“得失之枢机”，就是“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注：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卷末《叙论》，卷四，卷二十。）王夫之论史的取鉴更加深刻透彻，而落脚点亦是“为治之资”，与魏徵的“为治之具”，一字有别，然意思并无二致。有趣的是王夫之十分鄙薄魏徵的为人，魏“（魏）徵之起也，于群盗之中，事李密而去之，事隐太子而去之”，“余于才而未闻其修能之自洁者也。”（注：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卷末《叙论》，卷四，卷二十。）然而，他的史学思想又与魏徵如此心心相印，这充分反映了魏徵史学思想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