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慧琴[1]2001年在《经济危机成因理论研究》文中指出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周期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便成为一直困扰市场经济运行的顽症。一百多年来，西方诸多经济学家在对其成因的研究中，始终是各执已见，难以形成共识。迄今为止，这一问题依然是经济学界倍受关注而歧见最多的研究领域之一。本文在充分肯定西方主流学派成因论和马克思主义学派成因论的重要贡献的同时，指出了西方多数学者在危机成因分析上只注重对经济运行层面上导致供求总量失衡的表层原因进行数量分析的局限性，以及马克思危机成因论的制度局限性。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供求裂变的角度提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周期性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的供求裂变成因理论，系统分析了简单商品经济中，由商品生产特征、流通方式和商业信用引起的供求关系的叁次裂变过程，揭示了叁次供求裂变使简单商品经济中初步形成了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的基本成因和现实发生的制约因素。由此，本文进而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由资本生产特征、运行机制等因素引起的供求关系第四次质的裂变过程，揭示了由这一裂变过程形成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现实发生的成因因素即：供给主体裂变为资本人格化的供给主体，使生产无限扩张具有了内在驱动力；供给动机和目的裂变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使生产无限扩张成为必然趋势；资本积累导致的供求量的反向裂变，不断强化着生产<WP=3>扩张和消费需求制约；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成为经济危机普遍爆发的运行系统和传导机制；市场调节失灵直接导致市场关系的扭曲和社会总供求的严重失衡。这些由市场经济深层的供求关系裂变所形成的生产过剩型危机的成因因素，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周期性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的内在成因。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供求关系第四次质的裂变，在大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又派生出生产无限扩张、供求反方向发展、信用膨胀、信息不完全、政府失灵等一系列外在成因和条件的发展与成熟。在这些内在成因和外在成因的相互作用下，外因激活了内因，通过内因发挥放大作用，使市场经济条件下周期性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成为现实和必然。我国过渡时期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机制的建立，市场体系的完善，已经具备了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本文从市场经济一般成因和我国过渡时期特殊成因两个方面对我国过渡时期经济周期性波动和危机的成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揭示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进一步论证和完善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周期性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供求裂变成因的理论。在经济危机理论的诸多问题研究上取得了一点新的进展，在经济危机成因理论研究的突破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吕志燕[2]2010年在《经济危机成因新解：资本扩张性与资本控制力的矛盾》文中研究表明由于大量次级贷款形成坏帐,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宣布破产,2008年的美国终于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其影响迅速波及欧洲、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次贷危机由此演变为一场世界性的金融“海啸”。21世纪初的这场金融危机,在号称有着全世界最先进、最完备的金融体系和管理制度,集中了全世界的金融精英的美国爆发,不能不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者和研究者,笔者也不禁陷入了沉思。自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普遍性生产过剩危机以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挥之不去的阴影。通过考察经济危机的历史不难看出,经济危机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爆发,表现出不同的特点。20世纪以前经济危机多以生产过剩的面貌出现,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则表现为经济“大萧条”,到了70年代是“滞胀”,20世纪末期又以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为主要特征,此次则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那么,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之间有何内在联系,其共同的矛盾根源是什么,危机形态演变的逻辑又是什么?经济矛盾是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对象,自从有了经济危机,相关研究成果也就层出不穷,其中有些观点因得到广泛认可而成为经典危机理论。笔者将这些经典的危机理论归为两类：一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经济危机成因理论,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成因理论,并逐一进行了考察。变化了的现实要以发展了的理论作指导,在批判性的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笔者建立了一个分析经济危机的新视角,即从资本的内在矛盾运动出发去寻找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演变逻辑。扩张性是资本的本质属性,扩张是资本权利的扩展。随着资本权利的扩展,资本控制力得以强化,这就加深了资本与其控制对象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因此阻碍资本的进一步扩张。而经济危机正是资本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只要资本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就必然会出现其扩张性与控制力的矛盾,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是因为在不同历史时期处于统治地位的资本形态不同,而不同形态的资本虽然面临的都是扩张性与控制力的矛盾,但矛盾的具体表现却是不一样的。产业资本是资本最早实现规模性扩张的资本历史形态,对于产业资本来说,其扩张集中表现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在扩张过程中产业资本不断增强自身对劳动等生产要素和殖民地的控制力,这种控制力日益强化,抑制了社会购买力,使得扩张生产的大量商品资本无法转化为货币资本。因此,产业资本主导下的矛盾集中表现为生产过剩。尽管生产过剩的危机一再爆发,资本仍未停止扩张的步伐,且逐步演变到垄断阶段,通过垄断进一步强化资本对各种生产要素的控制,强化大资本对小资本的控制,强化工业资本对商业资本的控制,以此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垄断使得产业资本的矛盾愈加尖锐,危机的爆发频率加快,破坏程度加剧,这些都迫使资本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进行扩张和增殖,金融资本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运而生,并取代产业资本成为居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金融资本是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联合,是资本的统一体,因而其规模和扩张能力都空前提高。金融资本的扩张不仅在银行部门内进行,而且向其他经济领域全面渗透,这就意味着金融资本的扩张是产业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双重扩张,因而引发的矛盾也是双重的,既表现为银行危机,又表现为生产过剩。金融资本的矛盾终结了资本在实体经济领域继续扩张的企图,资本开始寻找不经过物质的生产和流通也能增殖的新渠道——虚拟资本。货币完全虚拟化后,借助于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和大量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虚拟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追逐着疯狂扩张的梦想。然而,虚拟的帐面增殖最终还是要靠实体经济中的剩余价值来提供,一面是被控制而萎缩的实体经济,一面是疯狂扩张的虚拟经济,二者之间的矛盾终将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直到今天,虚拟资本依然主宰着世界经济,发达国家通过印制所谓的“硬通货”而可以不用生产就享受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各种物质产品和服务,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寄生性在虚拟资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人类要想彻底消除经济危机的影响,就必须彻底摆脱物对人的控制,摆脱资本对劳动的控制。
徐充[3]2005年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城镇贫困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问题。论文主要运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对我国经济转型期城镇贫困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首先,在界定贫困问题的基本范畴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及西方经济学贫困理论进行了述评,并提出我国城镇贫困的界定标准及具体内涵。其次,对我国经济转型期城镇贫困现状进行了全面透视,分析了现阶段城镇贫困群体的结构、分布、规模和特征,阐述了城镇贫困群体的生活状况,指出了城镇贫困的负面影响,并深刻分析了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产生并扩大的经济、社会及个人家庭因素。再次,指出我国城镇反贫困的治理难点,并通过对一些国家的反贫困经验借鉴,具体论述了应如何构建我国城镇反贫困战略与对策体系,提出我国城镇反贫困要实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
吴蓬生[4]2000年在《不良债权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针对近几年来国内外债事活动中普遍关注的难点问题——不良债权，从不同角度探讨不良债权（主要指不良金融债权，详见正文详述）及其孪生兄弟金融债险的民法属性，比较分析了中外产生不良债权之症结所在，在传统债法理论与实务研究的基础上，又结合债事活动的趋势及不良债权的综合症状和特点，初次提出不良债权的界定意义和范畴，并提出一套处理不良债权，规避金融债险的系统对策，着力在债事主体及其控股公司或分支机构的关联交易，债务链的分解和可分债权整合转让等方面理论有所突破。本文大量采用了法律经济学、比较法学和实证主义等分析方法，对不良债权涉及的许多边缘学科问题进行大胆探索，在寻求理论创新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回答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思路与办法。文中呼吁尽快就化解不良债权与规避金融债险，包括债转股和资产管理公司等问题进行立法，为此，笔者也提出一些建设性设想。 文中有叁大部分共七章，第一、二章主要是对不良债权和金融债险的意义、概念、本质和特征等有关民法理论问题作出分析，第叁章是剖析原因，从第四章起至文章结束，是围绕法律对策问题进行阐述，其中第四、五章主要分析国内外相关的对策理论和法案，第六章则是立足民法理论，结合边缘学科理论，提出综合对策构想。第七章把比较成型的对策模式——债转股和资产管理公司作专章论述，各章内容如下： 第一章作为绪论重点阐述债与不良债权的渊源，沿革，研究意义和方法。 第二章分析了不良债权的概念和本质特征。主要是对债务责任的违背，为此，阐述债务与责任的关系，不良债权的法律责任的实质。文中除重点分析债权的迟延给付和不完全债权特征外，还分析了不良债权有着不良亚文化特征，尤其是诚信违背，即无信用特征。此外，还从债的效力和效果（实现）来研究不良债权的债效形态。 第叁章就中外不良债权与金融债险成因进行比较分析，概述了国外金融债险引发的几次金融危机，特别论及日本的不良债权是生成泡沫经济的主因，对中外不良债权及金融债险的成因系列比较。本章重点分析了我国不良债权与金融债险的成因特点。 第四章旨在借鉴国外化解不良债权，规避金融债险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各国，尤其是美国、日本等的相关治理制度，并结合金融债权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要求更严的特点，总结归纳了有关国家的应对举措，对各国不良债权重组也做了专节分析。 第五章围绕化解不良债权、规避金融债险的立法思想与支撑理论这一主题，分八节逐一研究论证了化解不良债权、规避金融债险的立法思想；规范法人金融行为、防范金融债险；健全市场法制，推动债权的良性移转；债权保障制度；债权的保护与追偿；完善市场竞争、组合及退出制度和形成债权实现制度体系等问题。 第六章是综合对策论，文中分别就恶性债链问题的症结，金融集团的子公司及关联交易，可分债权整合、封闭与追索，债的资质门信用）管理，债的标的的流动性，安全性和效益性等问题提出一些法律对策意见，本章还就故意逃废债务和金融犯罪提出一些惩罚制度。本着从我国实际出发，提出综合治理不良债权和金融债险的对策思考。 第七章是专章探讨了债权转股权与资产管理公司，并对国外不良债权特别处理制度进行分析。作为本文的分论，本章专门论述了我国实行债转股与资产管理公司的意义；债转股的适用范围与要件等一系列有关民法问题。文中第六节，还就资产证券化的几个相关问题作了一些探索。 本文以理论和实务研究相结合为己任，务求通过深入分析问题成因，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法律对策意见，这也是贯穿全文的宗旨。
史建明[5]2007年在《河北省经济波动周期性及成因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发展始终与经济波动相伴而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的总供求受计划制定者主观意志的影响很大,经济波动的内在规律性受到很大程度的干扰和扭曲,经济增长多次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模式的转换,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增强,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进入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阶段。经济周期是超越体制和发展阶段的普遍现象,它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企图通过各种人为的手段消除周期波动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甚至在某些条件下还会加剧波动,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但是,人们可以在逐步认识、掌握经济周期波动规律的基础上,尽量避免一些人为因素造成的过度剧烈的波动,从而减弱其对国民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本文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界有关经济周期已有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以实证研究为主,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运用现代化的分析工具对占有的相关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试图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多借助于各种定量方法对建国以来河北省经济波动周期进行科学的测定,找出河北省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特征与性质,并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探讨了引起河北省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真正原因。研究经济周期的目的就是:在了解周期形成机理的基础上,建立科学、有效的周期监控体系,预测周期走势,预先做好应对准备,尽量减缓波动幅度,降低有可能造成的损失。最后,探讨了建立科学合理的周期监控体系并对周期进行有效调节的措施和思路。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第一章,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着重考察了经济周期概念的形成、演化以及西方和我国经济学家解释经济周期发生原因的一般理论学说。第二章,对建国以来河北省经济周期波动的历史进行全面、客观的统计描述。首先,对研究中所涉及的指标体系的选择、周期阶段的划分、周期长度的衡量方法以及经济周期的一些基本概念等问题做出说明。其次,通过对河北省经济周期的划分、周期波动类型的分类,客观描述了河北省经济周期波动的轨迹。最后,本文对河北省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做了数理检验。第叁章,主要对河北省建国以来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和性质作了深入探讨。首先,从波动幅度(和波动系数)、波动高度、波动深度、波动的整体位势、波动的扩张与收缩长度五个方面,总结了改革开放前后河北省经济周期波动的总体特征及其变化;其次,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分叁次产业分析了河北省经济周期波动的结构特征。第四章,对河北省和全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状态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河北省与全国的经济周期波动轨迹非常相似,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85。但是河北省经济周期波动更加剧烈,经济运行状况也没有全国经济运行稳定。第五章,着重分析影响河北省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首先,我们把影响因素分为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两大类。在外生因素中,重点分析了自然因素、人口因素、政策因素、技术因素、心理因素的变化对国民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在内生因素中,着重分析了制度因素、投资因素、消费因素、价格因素、财政因素、货币因素、外贸因素的变化对国民经济整体波动的影响。其次,通过计量经济分析,研究了不同时期具有时间序列数据的各个因素变化与国民经济总量(GDP)变化之间的相关程度,从中发现,这些因素的变化与GDP的变化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以此进一步运用回归分析方法,通过建立这些因素增长率指数与GDP增长率指数的回归方程,具体计量它们之间影响程度的强弱。第六章,在讨论建立周期监控体系必要性以及改进和完善中国经济周期监控体系的基础上,阐明了对河北省经济周期进行调节的基本思路。在这一章里,主要是立足于上面章节对经济周期波动客观规律和形成机制探索的基础上,寻求能够降低经济波动频率和幅度,减轻经济波动危害的对策。经济周期波动既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理论问题,更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重大实践问题。其测定、分析和预测工作十分重要但也非常困难,尤其是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今天,及时、准确地测定和分析经济周期波动出现的新变化,并进一步探寻其内在形成机制更是一项艰难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希望本文的研究能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能为各政府职能部门和学术界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参考意见与建议。
余艳[6]2017年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文中提出哲学是对时代的反思。当西方世界开始了工业化进程的时候,人类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现代性正是对这种新时代反思的结果。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批判过程中,后现代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后现代理论,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等等表现得尤为突出;而现代性的捍卫者中最着名的当属尤尔根·哈贝马斯。另外还有从社会学、政治学、美学、文学等层面论述现代性的,如吉登斯、罗尔斯、沃尔夫等。对现代性的研究,马克思颠覆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以现代生产方式来定义现代性。从对现代生产方式的分析中,沿着资本逻辑的运行,紧紧抓住现代性的矛盾来分析、批判现代性,并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坚持超越现代性实现人类解放的理想。但在异彩纷呈的现代性话语中,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经常被“缺席”。这不仅与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将马克思当作现代主义宏大叙事的典范而排斥有关,也和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将资本主义制度宣布为历史的终点、将马克思主义宣布为“已经破产的乌托邦”有关。但比这些对马克思的误解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对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理论内容和当代价值,也没有形成系统而明确的阐释。呼唤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重新出场,不仅仅是出于理论话语多样性的考虑,更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现实需要。当下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正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现代化的问题,或者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中国转型的特殊境况下,如何建构现代性的问题。对于处于特殊历史情境的中国来说,深刻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本文旨在通过深入研究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对其现代性批判的逻辑架构、批判领域、批判方法论特征以及对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价值等问题作出思考与回应。为此,本文从现代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深入开掘,在此基础上形成包括绪论在内的叁大部分五章内容:第一部分包含绪论和第一章。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传统现代性批判的基本观点,指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缺席”;分析中国的现代性建构的实际需要,凸显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而对“现代性”的进行一般性考察,主要介绍现代性的研究源于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在先进科技作用下,现代性范畴有了独特含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吉登斯、哈贝马斯、福柯的理解。在这些现代性学者们看来,同传统社会相比较,现代性具有四个基本特征:流变性、断裂性、矛盾性、世俗化。随着现代性理论的深入发展,滋生出它的反话语思潮,主要表现为两种:人文主义反理性思潮、后现代理论。第二部分包含第二章和第叁章,该部分是本文的重点章节,主要说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深刻内容。第二章从社会政治现实层面说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第一阶段的内容。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首先发端于对社会存在的关注。他认为现代生产是现代性历史起源的决定因素。现代性的社会基础在于市民社会,现代生产造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领域分离构成了现代性生成与发展的基点。在领域分离的前提下,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身、不同阶级之间引发更深刻的对抗。这种分裂最后的解决路径在于人类解放。第叁章研究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领域交叉进行的。在这个阶段中,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异化理论的批判继承和对费尔巴哈批判成果的吸收,奠定现代性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论域。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学考察,揭示出现代性的基本动力在于资本,资本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主体性存在,即资本逻辑。资本逻辑决定着现代性逻辑,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决定着现代性矛盾的本质。一方面,资本内在地具有追求现代性全面发展的文明趋势;另一方面,资本本身的对抗形式又不断地造成理性的自我分裂,并产生出人的发展的悖论。资本逻辑的最终作用发挥使得现代社会呈现出全面异化的总特征,即现代人被自己创造的物、制度、社会关系等控制。本文第叁部分内容包含第四章和第五章。本部分内容主要研究马克思批判理论呈现的特点、理论限度、当代价值。第四章论述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具有的特点。作者总结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特点在于:在“总体性”的视野中审视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根具有建构性特征;批判坚持了辩证的立场。马克思的批判在长期发展中也遭遇到各种诘难,被认为是元叙事、还原主义等,但这种攻击并不改变其理论的卓越价值。当然也必须承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因为其批判黑格尔理论的需要以及他经历的是较为简单的现代生产方式的过程,导致他的理论必然存在限度,有待发展。第五章:马克思现代性理论对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具有深刻的价值: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引导我们采用辩证态度;在全球化的差异融合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点有可贵的借鉴价值;借助马克思有关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论,能促进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克服现代社会内在矛盾。以上五章内容力图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在这种融合的视野下揭示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理论意趣。
马丹[7]2005年在《中美对外贸易体制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100多年来,美国长期处于世界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强国地位,并且逐渐建立起一整套功能完备、反应快捷的对外贸易体制。国家对外贸易管理的法制化以及贸易主体(对外贸易企业)通过竞争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进而确立竞争优势的不懈努力是美国对外贸易体制的主要特征;中国的对外贸易在过去20多年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为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家对外贸易管理的单一化和集中化以及对外贸易企业的结构多元化是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主要特征;总之,中美两国分别实行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对外贸易体制。随着中美两国之间对外贸易交往的不断发展,各种与贸易相关的问题频繁发生,这不仅对中美两国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且可能对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甚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对中美两国的对外贸易体制进行比较研究是一个既有理论意义同时也有着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本博士论文以《中美对外贸易体制比较研究》为题,共分五章。第一章通过对中美两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历程进行回顾,简要分析中美两国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阶段和特征;第二章则结合现有主要国际贸易理论对中美两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进行简要比较和分析;第叁章则通过对中美两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的组织结构设置及其相关职权配置进行完整地介绍和比较,并结合中美两国经济体制的特征,对中美两国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的差异进行分析和研究;第四章则通过对中美两国对外贸易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全面回顾,分析和比较中美两国对外贸易法律体系(特别是中美两国对外贸易法)的差异和主要特征;第五章则通过对中美两国对外贸易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进行回顾,研究比较竞争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以及竞争优势的确立对中美两国对外贸易企业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赤艳, 张凯[8]2011年在《2010年劳动教养理论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一、2010年劳动教养理论研究概览(一)各地劳教学会活动保持活跃态势。中国劳教学会各专业委员会于2010年组织了全国性的有奖征文活动。河北省劳动教养学会也举办了“关于开展落实'首要标准'专题理论调研征文”活动。2010年7月13日,中国劳动教养学会队伍建设专业委员会2010年年会暨第五次理论研讨会在宁夏银
参考文献：
[1]. 经济危机成因理论研究[D]. 姚慧琴. 西北大学. 2001
[2]. 经济危机成因新解：资本扩张性与资本控制力的矛盾[D]. 吕志燕.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3]. 中国经济转型期城镇贫困问题研究[D]. 徐充. 吉林大学. 2005
[4]. 不良债权研究[D]. 吴蓬生. 中国政法大学. 2000
[5]. 河北省经济波动周期性及成因的实证研究[D]. 史建明. 河北工业大学. 2007
[6].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D]. 余艳. 陕西师范大学. 2017
[7]. 中美对外贸易体制比较研究[D]. 马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5
[8]. 2010年劳动教养理论研究综述[J]. 赤艳, 张凯. 犯罪与改造研究.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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