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结构变化与货币政策决定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王娜 张晨
摘要： 不同流派的货币政策理论主要强调货币政策的实施与总投入和总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从而为中央银行宏观经济调控服务，所不同的就是对于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存在分歧，但本质都是为了使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更加精确，从而使货币政策的效果更加稳定有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国家中央银行具有阶级性，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关系、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以及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这四个方面共同决定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而不同时期货币政策的转向正是体现了阶级内部力量的对比。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央银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机构，得以摆脱狭隘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阶级属性，从而可以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在生产社会化的基础上对社会信用关系进行社会化、有计划地调节，在保证币值和物价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为社会生产、流通提供充足信用，利用信用规律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不断完善金融调控，防范金融风险，保障国家金融安全，成为实现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努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金融危机；货币政策；资本结构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纷纷推出非常态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缓解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后果。金融危机十年过去了，美国虽然在2014年退出量化宽松、2015年开启加息周期，但面临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美联储一直都是小幅度加息，且加息速度缓慢，货币政策至今尚未实现正常化，而欧洲、日本则至今未完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全球货币政策的长期非常态也引发了学者们对货币政策的重新思考和讨论，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纵观历史，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几次大的货币政策转向，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货币政策的调整？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来说明资本主义国家货币政策的决定。
一、西方不同流派对货币政策决定的机理分析
西方经济学中不同流派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机制有着不同的理论框架，导致不同流派对货币政策的决定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早期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政策首先通过货币供给量M来影响利率r，从而影响投资乘数，而投资的增减进一步影响总产出E和总收入Y。与早期凯恩斯主义不同，货币主义认为利率在货币传导机制中不起作用，货币供应量M直接影响产出E和投资I，进一步影响总收入。实践中，货币政策的选择与西方不同流派理论的盛行紧密相关。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使政府的作用被强化，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主张被采用，但利率调节经济的运行，要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共同完成宏观经济目标。进入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以及美国滞胀的冲击，凯恩斯主义逐渐衰落，货币主义兴起，中央银行以及货币政策的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调节货币供应量成为中央银行影响经济运行的主要工具。之后，虽然理论上随着理性预期学派等思想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货币政策从单一规则调整为泰勒规则，但货币中性的理论基础并没有改变，仍然强调货币政策的连续性，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保持稳定。后凯恩斯主义对此提出了批评，基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央行不能控制货币供给量，因此货币主义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而短期内，利率是外生的，央行通过调整基准利率来实现经济目标。
不同流派的货币政策理论主要强调货币政策的实施与总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从而为中央银行宏观经济调控服务，所不同的就是对于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存在分歧，但本质都是为了使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更加精确，从而使货币政策的效果更加稳定有效。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对此提出了批评，并从阶级关系的角度揭露了中央银行的本质，指出中央银行像资本家阶级的执行委员会，制定对资本家阶级整体利益有益的政策。同时，由于资产阶级内部仍存在不同的资本家集团，他们对央行货币政策的诉求也存在很大不同①，而中央银行主要从金融资本利益出发制定其政策②。这些观点虽然揭示了中央银行的阶级本质，但是也忽略了资产阶级国家的自主性和资产阶级内部的利益冲突。就此，爱泼斯坦（Epstein）提出了一个中央银行“争夺战场”模型用以说明央行政策选择的逻辑。这一模型认为：第一，政府以及中央银行，事实上是所有阶级间以及阶级内部斗争的战场。第二，政策是由结构因素控制，包括资本的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国内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以及资本积累自身的动力和矛盾。因此，在爱泼斯坦看来，中央银行制定政策既不总是出于资本总体利益的观点，也不是像流行的观点认为的那样总是出于银行或金融资本的利益，而是取决于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权力③。
马克思曾指出“货币本质是一种生产关系”，以货币作为调整对象的货币政策必然会对生产关系产生影响，然而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西方经济学是视而不见的。西方经济学对货币政策决定过程和影响机制的研究忽略了货币流动背后不同的生产关系，仿佛货币在不同阶级间的流动是自由的和平等的，但现实中却是充满障碍的，这也是现实中货币政策往往不奏效的根本原因。因此，对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选择的分析离不开对不同阶级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爱泼斯坦的分析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国家中央银行的政策选择逻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和方法，虽然他将阶级关系视为影响货币政策的重要因素，但是他对阶级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更多受到后凯恩斯主义特别是卡莱斯基主义的强烈影响。接下来，我们将在爱泼斯坦分析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决定过程进行分析。
航空制造业领域知识模型可从结构-行为-功能三方面建立立体的多层次本体模型。结构描述了航空制造业领域知识的基本内容和要素，是航空制造业领域知识的基本组成；行为是结构与功能的关联映射，表示航空制造业领域知识中某个参数随环境或对象的改变而导致另一个参数的改变；功能是指航空制造业领域知识的应用场合、对象等，也是对航空制造业领域知识的属性描述。结构是行为建立的基础，功能的描述建立在行为的构造上。
二、资本主义国家货币政策选择的政治经济学
1.资本主义国家中央银行的性质
本节课主要运用了任务驱动法、情境教学法、项目教学法、游戏教学法、探究教学法、分组教学法。学法有自主学习法、探究学习法、合作学习法[3]。
① Harry Magdoff and Paul M.Sweezy,Stagnation and the World Financial Explosion,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87,p.13.
③ Gerald A.Epstein,Political Economy and Comparative Central Banking,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1992,24（1）,pp.1-30.
经过20世纪以来的不断调整，中央银行日益演变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并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一起调节国家宏观经济运行。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国家理解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⑥。而中央银行作为国家的银行，也成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一部分，作为资产阶级的货币委员会而存在，货币政策也就成为资产阶级调节不同阶级关系的重要手段。正如大卫·哈维所说：“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统一在银行体系内部，中央银行则在民族国家内部成为了至高的调节权力。实际发生的事情是：信用体系所提供的手段会按照阶级的需要来规训个别资本家乃至资本的整个派系。”⑦因此，货币政策的决定必然受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不同阶级之间权力关系的重要影响。
2.资本主义国家货币政策的决定
《货币金融学》教科书认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主要有六个：（1） 高就业率；（2） 经济增长；（3） 物价稳定；（4） 利率稳定；（5） 金融市场稳定；（6）外汇市场稳定⑧。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各国中央银行往往在利率、通胀率和失业率三者之间进行调整。我们以爱泼斯坦“争夺战场”模型为基础，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不同阶级关系对货币政策的决定过程进行分析，我们同样认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关系、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这四个方面共同决定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四者的决定过程如下：
一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和劳动是生产过程中最为对立的关系，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而资本则通过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完成资本积累，因此，确保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是资本的唯一目的。但是，劳动者也不会永远被动接受资本的剥削，而接受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权力的大小。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选择则会对资本和劳动的权力有着不同的影响。中央银行若以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就会使劳动者的权力上升，从而可以要求工资的上涨、福利的提高等对抗资本的剥削，从而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因此，资本会倾向于将失业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但又不破坏社会稳定，从而保证一定产业后备军的紧缩货币政策，而劳动倾向于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宽松货币政策。
二是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分配过程中共同分割剩余价值，形成既合作又冲突的关系。在共同对抗工人阶级榨取剩余价值的目标上，两者利益一致；但是在瓜分剩余价值的目标上，两者都希望获得最大化的剩余价值，因此存在冲突。这种矛盾的关系同样反映在货币政策的选择上。一方面，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可以达成共识，都不希望将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因此倾向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对于利率和通胀水平，两者又是对立的。金融资本希望通过较高的实际利率和较低的通胀水平获得更高的资本价值，因此倾向于高利率低通胀的紧缩货币政策；而产业资本则倾向于通过低利率、温和通胀的宽松货币政策来降低融资成本，但这种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还需要权衡对失业率的影响，不能挤压利润。因此，产业资本家会选择平衡失业率、利率与通胀率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
三是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体现在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程度上。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以及政策制定者不受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政治偏好的影响，但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不同阶级带来的利益是分化的，因此中央银行是无法站在中立的角度进行决策的。而所谓“中央银行独立性”不过是资产阶级进一步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独立于民主化过程之外的做法，从而货币政策完全与工人阶级隔离，因此，所谓中央银行的独立程度事实上与工人阶级无关。但由于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利益存在冲突，所以央行独立性程度的高低会对两者有一定的影响。一般而言，受政府影响较大即独立性程度较低的中央银行会考虑资产阶级整体的利益，或者受政府主要统治者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影响来制定货币政策，往往选择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而独立性程度较高的中央银行则会倾向于金融资本的利益。
从上面的分析中看到，由于劳动者、产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所以会倾向于不同的货币政策。在经济稳定时期，资本主义的货币体系和信用体系运转良好，中央银行可以实现平衡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货币政策目标来看，保持利率、通胀和失业率水平都在合理的区间可以平衡劳动者、产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之间的利益。但是，当危机来临时，不同阶级都倾向于实施对自己有利的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目标选择上的矛盾就会凸显。一方面，产业资本家希望保持充分的流动性并降低融资成本，所以倾向于低利率、温和通胀的宽松货币政策。但是另一方面，这又会损害金融资本的利益，金融资本会不断施加提高利率、稳定通胀的压力。此外，劳动的强弱也同样会对货币政策施加影响，如果就业充分、劳动者力量较强，则会结成联盟要求增加工资抵抗通胀，从而给产业资本带来压力；如果社会失业率较高，就会存在大量的产业后备军，则劳动者就没有力量影响货币政策，只能被动接受。因此，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选择体现了不同国家金融资本、产业资本以及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和力量的权衡。
四是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首先，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中央银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金融市场完善、金融制度健全，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调节经济运行达到预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完善的金融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中央银行需要首先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才能通过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施加影响。其次，由于资本的全球化，一方面，一国的货币政策不仅仅对本国资本产生影响，同样会引起世界资本的流动，而另一方面，资本为了在世界市场上寻求利润，也通过各种力量对各国的货币政策施加影响，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不同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同，资本对一国的货币政策影响也不同。对发达国家而言，资本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支配地位，因此往往可以通过资本霸权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使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更有利于产业资本的投资和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又往往具有民族性，一国内部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之间的利益往往既是对立又是统一，本国的产业资本可能会阻止外国产业资本的进入从而带来产品的竞争，也有可能欢迎外国金融资本的进入从而获得更多的融资。因此世界经济体系下的货币政策还需要结合国家的战略目标、产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汇率政策等多种因素来进行分析，本文暂不作深入讨论。
在整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中，不同阶级倾向于不同的货币政策目标（见表1），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则取决于不同阶级权力的对比。
表1 不同阶级倾向于不同的货币政策目标
下面的图形是从圆的两个性质定理引导学生提出椭圆和双曲线(有心二次曲线)的类似性质问题的示意图(图中M是弦AB中点或曲线上一点,有关斜率存在时).
三、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向
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失灵，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兴起。其核心思想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并不直接影响利率水平，而是直接影响名义收入与支出水平，进而影响消费、投资、就业、产出与物价水平。1981年里根政府接受货币主义思想，改变了以利率作为中心地位的思想，转而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最核心的中介指标（初期是M1，后期是M2，后来又把储备金总量作为最重要的中介指标），即单一规则⑨。但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的货币政策再次转向，开始以联邦基金利率为中介指标，实行中性的货币政策，即泰勒规则。对于这次货币政策转向的原因，主流经济学家的解释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管制放松和金融创新的快速推进增加了计入货币总量的存款种类，例如NOW账户，导致货币供给量难以定义和测量，因此货币供应量与经济活动之间的稳定联系也随之减弱。这种解释主要是从中央银行实际操作的角度而论，忽略了货币政策转向背后的本质原因——资本之间权力结构的改变。
教学改革已经在实际课堂教学中有所体现，并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这些举措显著提升了学生的积极性，明显改善了课堂氛围，解放了课堂教学对学生思维的束缚。
1.70年代的滞胀导致产业资本困境，金融资本提倡单一货币规则
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出现滞胀，给产业资本带来严重的打击。二战后的1948—1973年，美国制造业的产出率和生产率分别为4%和2%，而滞胀发生后的1973—1981年下降到1.2%和0.2%⑩。美国建筑行业由于可以带动其他工业部门的增长，被称之为美国经济的晴雨表。二战后，美国建筑业迅猛发展，到1972年创历史最高纪录，年建房230套。但在此之后，建筑工业随着美国经济的衰落而衰退。到1981年降至最低点，年建房110万套，不足1972年的50%⑪。而与此同时，金融资本的力量却不断增强。如图1所示，代表金融资本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 产业的总产出占GDP的比重由1970年的11%上升到2006年（金融危机前）的18%。同时，金融资本的利润大幅度上升，如图2所示，金融公司利润占利润总额由1970年的19%上升到2006年（金融危机前） 的27%。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金融资本所倾向的货币政策目标是高利率、低通胀，这种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从盯住充分就业转向盯住通胀率，货币中介目标转向货币供应量，用以保持稳定的通货膨胀率。
图1 1948—2016年美国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总产出占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
图2 1948—2016年美国金融公司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
2.90年代的“大稳健”使资产阶级内部出现分化，基于妥协的泰勒规则开始实施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大幅度下降，进入了所谓的“大稳健”时代。在这一时期，金融资本的实力继续显著增强，但同时产业资本的力量在长期削弱之后开始回升。此时，美国阶级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由分散走向联合，如图3所示，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非金融企业金融资产比重大幅度攀升，1980年美国非金融企业金融资产的比重为27%，到1990年上涨到35%，2000年继续上升至48%。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相互融合，也导致货币政策由金融资本主导的单一规则在20世纪90年代调整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互妥协的泰勒规则，即在失业率、利率和通胀率之间有所平衡。但由于金融资本仍然是资产阶级中的核心力量，其根本还是保持通胀率的稳定。
图3 1960—2014年美国非金融企业金融资产比重（%）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
3.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后货币政策的非常态
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停滞， 与此同时，美联储推行一系列货币政策阻止金融体系的崩溃和经济下滑，从2008年到2014年，美国先后实施四轮量化宽松（QE）政策，以及长期保持超低利率。但其实质是为金融资产阶级提供充足的流动性，维护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2008年，美国财政部向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房地美和房利美提供了1875亿美元的救助资金，并投入2500亿美元购买受困银行股票，其中半数用于注资美国银行、美林公司、纽约梅隆银行、花旗集团、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道富银行和富国银行等9大银行。房地美和房利美在短短几年就起死回生，2012年“两房”开始盈利，2013年在美国500强中，房利美以839.6亿美元的年度盈利成为最赚钱的公司，房地美以486.7亿美元的盈利水平位居第二，并在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的占有率从过去的60%上升到了2013年的逾90%。2007年，美国四大银行富国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资产规模为5.4万亿美元，约占美国银行业总资产的49.72%。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2008年摩根大通收购了贝尔斯登证券和华盛顿互惠银行，美国银行收购了美林证券，富国银行收购了美联银行，使美国四大银行的资产更加集中。2017年美国四大银行的资产规模上升到8.61万亿美元，占美国银行业总资产上升到51.1%⑫。正如程恩富所言：“美欧政府和中央银行注入巨资挽救金融垄断财团的各种救市计划，本质上是金融垄断财团挟持公众银行存款和养老金等财富为人质，为不断获取超额利润而进行的一种新的剥削形式的创新，是以挽救危机为借口发动的掠夺全球民众财富的新型金融战争。”⑬但与此同时，产业资本和劳动力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分配和工人生活状况。“金融危机后许多国家纷纷采取紧缩政策以降低债务水平，但紧缩的内容主要是削减公共部门和社会福利的开支，紧缩的对象主要针对中低收入阶层。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削减了90万贫困儿童的医疗保险。”⑭
央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冲突将导致货币制度的内在悖论，即资产阶级内部货币政策目标的不一致，以及资本与劳动之间货币政策目标的对立，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这个问题在危机时期更加凸显。每逢危机，资本主义央行都偏好以信用扩张的方式试图促进资本的积累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但是降低利率的手段以及信用扩张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则会招致金融资本的不满，从而对中央银行施加压力，这使货币政策的调整只是时间问题。而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忽视劳动者的利益及其货币政策要求，特别是在危机后往往以牺牲劳动者利益来挽救资本，则隐藏着巨大的社会矛盾。因此，危机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政策只是暂时缓和了危机，却无法使资本主义真正摆脱危机，反而导致资本主义各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可能酝酿更加严重的危机，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一直周而复始。
四、经验总结与启示
1.资本结构变化是主因，货币政策是结果
通过上述研究表明，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不同阶级的利益不同，所以对货币政策的要求不同。劳动力倾向于充分就业的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资本则倾向于高利率低通胀的紧缩货币政策，而产业资本则倾向于平衡失业率、利率和通胀率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最终，中央银行选择什么样的货币政策由不同阶级的结构和力量的对比决定。从实践来看，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资本结构不同，阶级力量对比不等，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也不同。
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英格兰银行还只是一家拥有政府特权的私人金融公司，并没有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多次提及英格兰银行作为“国家银行和私人银行之间的奇特的混合物”。他写道：“用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大银行，从一产生起就只不过是私人投机家的公司，它们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权能够把货币贷给政府。……英格兰银行开始营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8%的利率贷款给政府；同时它由议会授权用同一资本铸造货币，这同一资本又以银行券的形式贷给公众。它可以用这些银行券来办理期票贴现、抵押货物、购买贵金属。这样，过了不久，这些由银行自己制造的信用货币又变成了铸币，英格兰银行用这些铸币贷款给国家并代国家支付公债利息。它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进来，这还不够；当它拿进来时，它仍然是国民的永远债权人，直到最后一个铜板付清为止。它逐渐成了国家的贵金属必然贮藏所和全部商业信用的重心。”④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就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它也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货币和信用金字塔的最顶端，从而对资产阶级及其资本积累至关重要。
现行海岛垃圾外运处理成本高，海路运至珠海费用高达2 000元/t，镇政府每年支付压缩类垃圾的运费就要花费约190万元。就地焚烧，焚烧尾气排放不达标，污染海岛环境；生活垃圾经简单分类投入焚烧炉中，未经干燥的垃圾含水率高，燃烧过程不稳定，燃烧温度低；当燃烧温度低于800℃，烟气在氧气、烯烃、氯条件下易于产生二恶英等剧毒物质［12］。焚烧站刺鼻的烟气随海风传播，扩散半径可达500 m，常年在垃圾站的工作人员和附近居民的健康都会受到影响。
2.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变反映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经历了从凯恩斯主义向货币主义的重大转向，即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从利率转向单一的货币供应量，货币政策目标从盯住充分就业转向通货膨胀率。这事实上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美国经济滞胀所导致的产业资本困境紧密相关。随着美国产业资本利润不断下降，大量资本流向金融领域，金融资本要求扫除一切资本流动的障碍，在美国主要通过里根政府推行私有化、减税、削减福利开支等一系列政策；而在发展中国家，主要通过“华盛顿共识”推行私有化、价格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市场自由化等一系列政策。在此过程中，金融资本流动则愈加不受限制，比重大幅度上升，大量金融资本的积累又进一步要求货币价值的稳定，其表现在货币政策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并保持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因此，20世纪80年代全球货币政策的大转向其实质是反映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推行的内在要求，资本结构的内在变化反映在货币政策的选择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产业资本的力量有所恢复，同时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走向联合，资产阶级内部结构的调整使美国的货币政策转向平衡失业率、利率和通胀率的泰勒规则，但新自由主义政策依然占据主导地位，金融资本力量增强的趋势并没有动摇，通胀目标依然是货币政策的核心。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导下，美国的工会组织长期被打压，劳工力量长期被削弱，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在货币政策调整中劳动者的利益基本被忽视。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并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但由于金融资本仍然占据美国政治经济的统治地位，危机后的非常态货币政策依然以挽救金融资本为目的，工人的地位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进一步恶化。
3.对我国货币政策选择的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的选择上，一直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坚持自主的货币政策。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主流的货币政策理论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代表了资本的根本利益。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货币政策的转向不过是资本内部结构变化的调整。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央银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机构，得以摆脱狭隘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阶级属性，从而可以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在生产社会化的基础上，对社会信用关系进行社会化、有计划地调节，在保证币值和物价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为社会生产、流通提供充足信用，利用信用规律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充分发挥金融对生产力发展、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不断完善金融调控、防范金融风险、保障国家金融安全，成为实现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努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正是我国把中央银行命名为“人民银行”的深意所在。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不仅仅要符合货币金融运行的市场规律，还要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比如对于不受资本青睐的“三农”领域，中央银行要积极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金流向，支持我国“三农”的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总之，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应该是我国货币政策决定的根本遵循。
注释：
调查研究不仅可以起到督导作用，还可以发现好的经验和做法。比如，这次督导组在江苏召开的两场座谈会，一场是企业的，另一场是银行的。在企业座谈会上，江苏省无锡市一家汽车模具企业负责人说，“欧洲客户在等着我们的订单，而我们在等着银行的钱”。另一场金融行业座谈会上，银行方面称，“不是我们不愿意贷，而是看不清、摸不透这些小微企业的风险”。
无产者的历史地位在西方文明进程中主要经历负面污名化、正负混沌与正面化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可以从财产收入划分的最低等级及其在近代追求政治解放方面来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创新，已经扬弃无产者的负面历史形象与地位，把无产者塑造为独立的、进步的政治力量，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明体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本文并不仅仅停留在无产者演变的描述性层次，还进一步揭示其地位演变背后的宏观社会结构变迁，探讨无产者与西方文明之间的不相容性，尤其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创新，无产阶级对于超越西方文明传统的正当性及其历史意义。
② William Greider,Secrets of the Temple:How the Federal Reserve Runs the Country,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7,p.158.
高速光器件封装技术发展趋势…………………………………………………………张一鸣，刘宇，张志珂 24-4-46
20世纪上半期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变化，促进了现代意义中央银行的诞生，麦迪森把1913—1950年的整个时期描绘为“一个破碎的年代，所有加速发展的潜能都被一系列灾难挫败”⑤，这一时期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史上最严重的大萧条。战争带来了通货膨胀和金本位的崩溃，而大萧条则带来产出和价格的暴跌，失业率的攀升以及大量银行的倒闭，这也给中央银行带来动荡的变化。这一时期，一些中央银行实行国有化，许多已经国有的中央银行则实施了新的立法。中央银行被赋予了一些新的职能，突出的一个表现是中央银行在制定公共政策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起初是出于战争的需要，后来是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同时，货币政策工具也随之调整，贴现率曾是中央银行工具箱中的重要工具，因为它可以调控以汇票为基础的商业信用及银行信用的贴现规模。随着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盛行，利率成为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虽然中央银行调节经济运行的作用被肯定，但是这一时期财政政策才是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手段，货币政策需要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共同完成宏观经济目标。进入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以及美国滞胀的冲击，凯恩斯主义逐渐衰落，货币主义兴起，中央银行以及货币政策的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
要知道，爱与认知是统一的，爱我们的历史就会深刻认知我们的历史，要深刻认知我们的历史就必须爱我们的历史。光凭背诵式的记忆不仅做不到这点，而且还适得其反。我早年的背诵经历所证明的恰恰就是这个真理。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23页。
⑤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307页。
⑦ 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440页。
⑧ 米什金：《货币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6—410页。
⑨ 廖国民、何传添、陈万灵：《美国货币政策转向及其背后的逻辑》，《上海金融》2013年第3期。
⑩ 沈侠：《1948—1985年美国生产率增长试析》，《美国研究》1989年第1期。
2.2.2 右弓优势型DAA超声表现 ①3VT(图1b)：见“O”形或“/O”形血管环；②升弓部冠状切面(图2b和动态图2)：主动脉向左上方发出的第一分支(即发育不良左弓)与LDA连接后二者再共同汇入DAO。
⑪ 陈楠、汪芳：《美国70年代滞胀的表现形式和政府的调控政策》，《金融经济》2008年第6期。
⑫⑭ 王娜：《近年来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特点》，《红旗文稿》2018年第23期。
⑬ 程恩富、杨斌：《当前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若干新变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1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的新发展研究”（15CJL001）；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新发展研究”（18KDC016）
中图分类号： F0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54X（2019）05－0038－07
作者简介： 王娜，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3；张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2。
（责任编辑 陈孝兵）
标签：政治经济学论文; 金融危机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资本结构论文; 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