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中的“精神贫困”及其纾解*
——基于认知失调理论的视角
丁志刚 李 航
内容提要： 文章以认知失调理论为视角，结合影响贫困群众发展的社会因素，探讨了精神贫困的发生机理。贫困群众在习得性无助与贫困文化侵袭的过程中形成了基于贫困生活的个体认知，它与行政逻辑主导下因政府“快扶贫”“包办式”扶贫引致的脱贫行为相冲突，经历认知失调的贫困群众出现了诸如隐性抗争、冷漠观望、以贫为荣、拒绝脱贫等消减失调的行动策略。基于此，作者提出纾解精神贫困要从塑造自主脱贫认知与培养主动脱贫行为两方面来推进。
关键词： 精准扶贫 认知失调 精神贫困 扶志扶智 乡村振兴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短板。(1) 《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3月17日第1版。 脱贫攻坚六年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8 239万，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1.7%，创造了全球摆脱贫困历史的“中国奇迹”。(2) 评论员：《脱贫攻坚是一场必须打赢打好的硬仗》，《光明日报》2019年3月8日第1版。 但不容忽视的是，实现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依然存在困难；同时，扶贫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绝对贫困在统计意义上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中国贫困的终结。(3) 张腾、蓝志勇、秦强：《中国改革四十年的扶贫成就与未来的新挑战》，《公共管理学报》2018年第4期。 习近平强调，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脱贫致富不仅要注意富口袋，更要注意富脑袋。(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37页。 基于此，党和国家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指出要“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8页。 ，“正确处理外部帮扶和贫困群众自身努力的关系，强化脱贫光荣导向，更加注重培养贫困群众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的意识，更加注重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人民日报》2018年8月20日第1版。 ，“引导贫困群众克服‘等靠要’思想，逐步消除精神贫困”(7)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5页。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首次将“消除精神贫困”作为新时期党和国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这表明精神贫困已经成为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与实现乡村振兴必须重视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秀容月明对皇上说，梨友共带了八万人马，你只让我带两千秀容兵，再把驻守桂州的军士算上，也不过一万七千人，太少了。
目前，学术界对于“精神贫困”主要有结构主义、个体主义与文化主义三个维度的解释，三种解释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精神贫困的内涵，也为认识精神贫困提供了不同视角。本文认为“精神贫困”是指现代社会边缘化的贫困人口由于受到传统生存方式、文化样态、行为模式、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在思想观念上贫穷落后，无法适应现代社会主流价值要求，从而制约个体乃至群体可持续发展与进步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在心理上主要表现为安于现状、故步自封、低自我效能感、以贫为荣、“等靠要”以及听天由命的宿命论等，在行为上主要表现为“靠在墙根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干部干、群众看”等消极脱贫甚至主动抗拒脱贫的行为。如果放任精神贫困问题存在，贫困群众就会缺乏发展的内生动力与能力，难以实现真正脱贫，也将导致扶贫资源投入的内卷化而难以获得实际效果。对此，本文尝试以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失调理论为研究视角，解析精神贫困的发生机理，并在此基础上从认知与行为两个方面探讨如何实现精神贫困的合理纾解。
二、认知失调视角下“精神贫困”的发生机理
精神贫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表现在贫困者的心理与行为两个方面。认知失调理论认为，当个体持有相互矛盾的观点或行为不符合既有认知时，个体就会产生心理上的紧张与不适，从而经历认知失调。由于认知失调会给个体带来消极感受，因此个体具有主动消除认知失调的心理动机。认知失调理论为分析精神贫困现象提供了基本思路。不过，该理论对于社会心理现象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个体层面，忽视了社会文化背景下个体与社会间的互动及互塑。Etsuko(2011)指出，人们在选择改变认知或行为以消除认知失调时存在文化上的差异(生活在北美和东亚文化背景下，其认知行为显然是不同的)。对中国来说，人们的认知与行为更容易受到社会传统、文化环境、群体生活、社会交往以及道德规范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故若脱离贫困人口认知失调产生的具体社会情境，单从个体层面分析则难以把握精神贫困的实质。在政府扶贫前，贫困群众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基于贫困群体的社会表征。在精准扶贫领域，由于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贫困群众依然保持和传承着过去的文化身份、生活方式与生存策略，以致贫困群体所共享的知识文化、价值观念、实践系统等不能有效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贫困个体的认知失调。因此，针对精准扶贫中贫困群众的精神贫困现象，可以在认知失调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影响贫困群众发展的社会因素，构建如下分析模型：
图 1基于认知失调理论的“精神贫困”分析模型
(一)基于贫困生活的经验认知
贫困群众安贫守贫的精神状态并非与生俱来，他们同样是具有摆脱贫困动机的理性人，但他们的脱贫行为不仅受制于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市场发育、历史文化、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多方面因素，(8) 杨龙、李萌：《贫困地区农户的致贫原因与机理——兼论中国的精准扶贫政策》，《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还要受到自身资源存量、能力结构以及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贫困个体将在长期贫困生活中形成顺应贫困的经验认知。
鉴于贫困人口精神贫困问题的严峻性，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指出要“注重扶志扶智，引导贫困群众克服‘等靠要’思想，逐步消除精神贫困”。贫困人口的精神贫困是贫困经验认知与被动脱贫行为不相协调作用的结果，因此，纾解精神贫困就需要从认知失调导致精神贫困发生的机理着眼，改变贫困者的贫困生活经验认知，避免其产生被动的脱贫行为，促进其达到高水平的认知协调，从而解决贫困者的内生动力与发展能力问题。
1.隐性抗争，冷漠观望。由于政府部门对贫困群众自身脱贫事务的代替包办，直接弱化了贫困者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致使他们在关乎其切身利益的脱贫行动中尴尬“失语”。政府的“快节奏”扶贫也与贫困群众惧怕风险、偏好稳定的“慢文化”相矛盾，部分扶贫项目尚未经过实地调查和群众普遍认可就匆忙上马，参与脱贫的不确定性及风险性使得许多贫困群众望而却步。其一，表现为对扶贫项目的冷漠对待和抗拒参与。部分贫困者往往不愿意参加村里的扶贫产业和在公益岗位就业，以不反对、不合作、不参与的态度消极应对政府帮扶，或对扶贫工作提出各种附加条件；如有的地方出现了政府援建大棚，贫困户还要求配套种子、肥料、机械、技术，以至于连换个草帘子都依赖政府的现象。(24) 刘成友：《摒弃“等人送小康”的脱贫心态》，《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5日第5版。 其二，表现为参与脱贫过程中信心不足、自控力差、经常半途而废。有些扶贫项目由于背离地方实际与群众初衷，从而导致贫困群众消极参与，部分群众还会采取提前中断脱贫的行为以规避潜在风险，如中途退出技能培训和扶贫项目，甚至发生了将扶贫种子当作口粮、扶贫羊招待客人、扶贫鸡苗变成下酒菜的极端案例。其三，表现为对帮扶干部及帮扶工作的冷漠观望。出于转移风险的目的，有些贫困群众在与帮扶干部的沟通中倾向于使用“你们”“我们”等关系分类来将风险与责任划归政府，为其在脱贫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与麻烦开脱，致使帮扶工作中出现了诸如“你们的羊死了”“干部干，群众看”“干部忙、群众闲”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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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扶智。贫困人口应当树立摆脱贫困的志向，更要具备摆脱贫困的能力，而扶智旨在通过对贫困人口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与科学文化教育，以培养其摆脱贫困和实现自我发展的能力，防止他们在习得性无助和贫困文化影响下形成贫困生活的经验认知。针对缺乏发展技能的贫困人口，扶智应在尊重贫困群众需求的基础上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使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掌握基本的就业技能和实用技术，提高其发展生产与就业创业的本领，保障有就业能力和条件的贫困群众实现就近就业和转移就业，提高其在脱贫过程中的韧性，避免其经历习得性无助而转向安于贫困。对于贫困家庭而言，扶智要保证贫困家庭的适龄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依靠文化教育消除贫困文化对子代的负面影响，提高贫困人口的认知能力及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其良好的行为习惯与价值取向，进而抵制贫困文化的侵扰与再传承。教育是阻断贫困和贫困文化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因此不但要积极引导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转变教育理念、增加贫困家庭对下一代教育的关注与投入，而且要优先支持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如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学前教育、推动乡村幼儿园的建设发展、探索将贫困地区的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以及健全控辍保学工作机制等。
(二)行政逻辑主导下的被动脱贫行为
1.扶志。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27)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页。 由于贫困文化已经渗透到贫困人口的生活方式之中，简单消除物质贫困并不足以根除贫穷文化，因此要对贫困人口开展扶志行动。扶志的价值目标是消弭贫困文化对贫困人口认知与行为的负面影响，通过正向宣传教育和典型示范引领，营造勤劳致富、脱贫光荣的社会氛围，使群众逐步摒弃贫困生活的经验认知，树立摆脱贫困和改变命运的思想信念。比如，通过选树一批贫困群众身边的脱贫典型和致富带头人，讲述减贫故事与致富经验，宣传自力更生的价值理念，借助乡村熟人社会网络，在村庄内部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激发贫困群众“我要脱贫”的志气与“我能脱贫”的信心。同时，鉴于贫困文化在社会流动性较弱的地域对群众心理与行为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要增强乡村社会的人口流动性，引导支持贫困群众到东部发达地区转移就业，使其接触现代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支持在外优秀人才返乡创业，借鉴吸收城市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此外，消弭贫困文化的负面影响、塑造贫困人口的自主脱贫认知，还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依靠振兴乡村文化正向发力，逐步改善贫困人口的精神风貌与道德水平。
1.政府“快扶贫”对乡村“慢文化”的冲击。党和国家把基本消除绝对贫困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在精准扶贫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打赢脱贫攻坚战成了各级政府最大的政治任务，要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各级政府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压力型科层制下，上级部门将扶贫任务指标经过科层组织结构层层分解并传导至基层，上级部门则会根据基层官员推进落实任务指标的绩效对其能力进行评估，那些不能如期完成任务的官员将被认为是庸碌无为，其仕途因此受到影响。(16) 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第242页。 因此，为了完成上级下压的各项指标任务，政府扶贫更多地表现为“快节奏”的行动倾向，主要表现为热衷于运作短平快的项目、在脱贫时间上层层加码、搞运动式扶贫、注重扶贫短期效果、帮扶工作侧重物质而非精神能力层面等。部分干部政绩观扭曲，在扶贫中出现了为完成任务而“被”脱贫、“算账式”脱贫、“指标式”脱贫、“材料式”脱贫、“游走式”脱贫、“突击式”脱贫等问题。在中国贫困地区，农业市场化程度低、农民消费水平不高、竞争意识不强，部分深度贫困地区依然盛行“种田为吃饭，养牛为耕田，养猪为过年，养羊为御寒，养鸡为换盐”的小农经济观念，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样态，乡村生活被深深印刻上“慢节奏”的文化标识；同时在贫困文化的浸染下，贫困群众容易养成安于现状、追求稳定、惧怕风险、封闭保守的性格特点。因此，政府的“快节奏”扶贫与贫困群众安逸保守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冲突，造成部分扶贫项目“干部催得越紧，农户往往越不相信”的怪象。而且，快扶贫与慢生活两者间存在的巨大张力很容易使“精准扶贫”忽视改变贫困的客观规律，(17) 贺海波：《贫困文化与精准扶贫的一种实践困境——基于贵州望谟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村寨的实证调查》，《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快节奏”的扶贫方式很难考虑到贫困家庭的长期发展能力及帮扶长期效果，贫困群众极有可能因内生发展能力不足而面临难以真正脱贫和脱贫后返贫的风险。
2.以贫为荣，拒绝脱贫。与“扶贫项目再好也不想搞”的现象不同，部分贫困群众存在“扶贫救济再少也等着要”的逐利行为。从国家的视角看，扶贫是要保证现行标准以下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做到不落一人，而从乡土社会的视角看，扶贫更多为扶弱济困传统的体现。所谓“救急不救穷，帮困不帮懒”，乡土社会的帮扶更多为贫困者遭遇生存危机时的雪中送炭，而脱贫仍需贫困者依靠自力更生来实现。事实上，贫困群众享受到的多种福利政策也与乡村社会崇尚劳动的观念相悖，扶贫资源的快速涌入对乡村传统价值造成了冲击。贫困资格带来的福利不仅强化了贫困者安于贫困的动机，还促使部分贫困者自行放弃了脱贫的信念与行为，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贫困群体安贫争贫的“破窗效应”(25) 当有人打破了建筑物窗户的玻璃，且这扇窗户得不到及时修复，那么其他人可能受到某种示范性的纵容而打碎更多窗户。破窗效应指出，如果环境中的不良现象被放任存在，就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 。有些贫困群众滋生了“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将贫困视为坐享其成和不劳而获的工具，在生活上过度依赖政府帮扶救济，丧失了自主脱贫的内生动力，落入福利依赖的陷阱。此外，部分贫困群众在国家资源的反哺下产生了“以贫为荣”的病态心理，主要表现为热衷于争夺和维持贫困户的资格，如屡次向村干部反映情况和闹事上访，或采用违规造假哭穷与达标不退系统等方式争取帮扶，(26) 方菲、靳雯：《精准扶贫中农户“争贫”行为分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在帮扶过程中出现了不配合脱贫、已具备脱贫条件的贫困户仍不愿意脱贫摘帽甚至主动抗拒脱贫的行为。这种“以贫为荣”的思想阻碍了贫困群众的脱贫进程，加剧了贫困群众对政府帮扶的依赖，使其陷于越懒越穷、越穷越扶、越扶越懒的贫穷怪圈。
(三)认知失调下的选择：维持认知，转变行为
贫困群众的贫困认知与脱贫行为相矛盾，继而引发认知失调。尽管认知失调理论认为，若与现有认知相悖的行为业已发生，则主体可能更倾向于转变认知以使过去的行为合理化。但事实上，转变认知意味着行为主体需要重新收集和处理新信息，回溯和评估过去的行为并打破旧有认知习惯。只有当转变认知的潜在效用超过转变的代价时，个体才会改变自身的价值取向。(20) Oxoby R. J.，Cognitive Dissonance,Status and Growth of the Underclass，The Economic Journal ,2004,114(498)，pp.727-749.贫困群众转变既有认知要受到个体心理、经验以及社会因素等多方面影响，而对于体验过习得性无助和业已适应贫困生活的贫困群众来说，在有限时间内改变其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偏离贫困文化下群体的价值标准以及重新树立摆脱贫困的思想信念并非易事。除此之外，贫困资格带来的福利以及脱贫主体责任的弱化也增强了贫困群众维持贫困认知、改变脱贫行为的倾向。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体现。自精准扶贫以来，国家向贫困地区以及贫困人口倾斜配置了大量资源，而扶贫资源的快速涌入也打破了乡村的利益均衡格局。相较于一般农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可在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方面享受国家的福利政策待遇，并可直接获得各类财政补贴支持。同时在扶贫实施过程中，有些地方官员在错误政绩观的驱动下，产生了脱离地方实际拔高扶贫标准的行为，使贫困户预期与实际享受到的福利待遇要明显高于“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引发建档立卡贫困户与边缘贫困户间的“悬崖效应”(21) 在精准扶贫领域，悬崖效应指有的地方不严格执行脱贫标准，随意拔高标准或者突破标准，导致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享受的福利待遇差距过大的现象。 。故对于贫困群众而言，维持贫穷的生存状态就意味着其能够持续享受到国家帮扶的各种红利。而且由于部分基层帮扶干部对扶贫政策的宣讲不到位，部分贫困群众存在“怕脱贫后享受不到优惠政策”的错误想法，坚持脱贫将承受较高的机会成本；相比之下，贫困群众改变脱贫行为的代价显然更低。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扶贫技术化考核机制下，贫困群众脱贫责任的弱化以及政府帮扶责任的强化给了部分贫困群众偏离常规的行动空间。一方面，在国家从严要求贫困退出验收及追查问责的背景下，符合脱贫退出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要经过村民民主评议、贫困户同意等程序方可脱贫。贫困群众认不认可、签不签字事关地方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和帮扶工作考核的“一票否决”，且对于基层帮扶干部而言，考核也要从到村入户次数、群众满意度、帮扶方式满意度、驻村工作满意度等方面来实现奖惩。由此，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驱动政府替代贫困群众成为脱贫的责任主体，同时也弱化了贫困群众的自主脱贫责任，致使其在接受政府帮扶和履行脱贫义务上权责割裂。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尚未建立有效的奖勤罚懒激励约束机制，规制贫困群众失德失信行为的条例、政策、办法依旧不足，(22) 相关部门已进行初步探索，如2019年1月，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活困难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指出，纳入低保的下岗失业人员，若无正当理由连续3次拒绝接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介绍的与其健康状况、劳动能力等相适应的工作，可按规定减发或者停发其本人最低生活保障金。人民网,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9/0129/c1003-30595177.html。 致使基层帮扶干部对贫困群众的行为缺乏监管和约束，压缩了其开展扶贫工作的空间。实际调研发现，帮扶干部针对在思想和行为上拒绝脱贫的群众普遍还是以柔性的情感沟通、疏导督促手段为主，有的地方出于应付上级考核与防范社会矛盾，简单采取低保兜底来完成指标任务，由此更助长了部分贫困户“我掐着你玩”的心态。
(四)贫困群众自发消减失调的行动策略
贫困群众的“精神贫困”既来源于贫困生活下的经验遗留，也与政府的不当扶贫方式有关。当行政逻辑损害了社会逻辑后，民众会将问题和困境归咎于政府。(23) 王春光：《城市化中的“撤并村庄”与行政社会的实践逻辑》。 在坚持既有认知的前提下，为了消减认知失调，贫困群众会对政府的帮扶采取隐性抗争或者拒绝脱贫的行动策略来实现认知与行为相协调，但这种自发达成的低水平协调并无益于贫困群众自身发展，还会给政府的扶贫工作带来阻碍。
1.贫困群众经历习得性无助后转向安于贫困。习得性无助是指人们在反复失败和挫折影响下产生的一种放弃努力、听任摆布的悲观心理，(9) 郭慧玲：《由心至身:阶层影响身体的社会心理机制》，《社会》2016年第2期。 其核心理念为个体往往会从不可控制的压力或环境中学习经验并认定事情发展的结果实际与自身行动无关(Seligman，1975)。正所谓没有任何一个贫困群众愿意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10) 卫小将：《精准扶贫中群众的主体性塑造——基于赋权理论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5期。 因此其在初期往往持有摆脱贫困的动机。然而，贫困者在脱贫的过程中具有脆弱性，他们很难顺利达成实现脱贫增收致富的目标。其一，贫困者的文化程度较低，缺乏基本职业技能，就业增收渠道不畅，故其大多从事高强度低报酬的体力劳动。其二，贫困者往往偏好短期消费，不能延迟满足，储蓄意识较弱，财富积累缓慢，加剧了其在面临风险与遭遇变故时的脆弱性。其三，贫困者普遍行动保守、厌恶风险，冒险意识与创新精神不强，缺乏长期坚持的韧性，难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因此更容易遭受脱贫失败的风险。为了消除脱贫失败所引发的挫折感，一方面，贫困者可以选择投入更多资源来达成脱贫目标，但受制于自身资源的稀缺，故其很难长久地坚持脱贫行为。另一方面，当贫困者从接连而至的挫折中深刻认识到即使付诸努力也难以摆脱贫困时，其很容易产生自我价值否定，进而催生听天由命、抱残守缺、逆来顺受的宿命心理，并被“贫困”的话语和标签淹没而成为客体，不再相信自我改变的能力。(11) 卫小将：《精准扶贫与主体性塑造:再认识与再反思》，《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4期。 经历习得性无助的贫困者会逐步摒弃原有的脱贫思想，并将贫穷结果归因于外部条件和环境，为其失败的脱贫行为开脱，并转向满足其他价值标准来恢复心理平衡，产生诸如封建迷信、人情攀比以及游手好闲、抽烟酗酒、打牌赌博等不良行为倾向。
2.政府“包办式”扶贫对贫困者主体性的弱化。父权家长制是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一种家庭形态，其在扶贫场域中又可具象为“包办式”的扶贫方式。主要表现为：扶贫与脱贫完全由政府包办而非主导，贫困群众通常被认为是自由散漫、封闭保守、小农意识浓厚、缺少决策能力，扶贫对象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担当脱贫主体；(18) 林曾、梅红：《扶贫对象主体性与组织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5页。 忽视贫困群众改善自身境况的志气与能力，视其为帮扶的被动接受者等。在政府“包办式”扶贫的作用下，贫困群众实际上退化为扶贫场域中的客体和对象，群众需求得不到扶贫举措的有效回应，致使作为脱贫主体的贫困群众日益“边缘化”和“不在场”。首先，政府以行政思维推进的扶贫开发与群众需求存在脱节。政府出钱、政府做事并不一定满足民众的需求，反而有可能背离民众的需求。(19) 王春光：《城市化中的“撤并村庄”与行政社会的实践逻辑》，《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3期。 部分地方官员热衷于发展短平快且同质化的项目，忽视市场供求规律，致使参与群众利益受损；片面强调外来扶贫经验，缺乏因地制宜思想，导致施策水土不服；针对贫困户的帮扶计划与实际需求脱节，未能及时洞悉贫困群众的需求变化；增收和保障帮扶措施过于空泛，未能与行业政策有效衔接等。另外，参加扶贫项目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也与贫困群众追求稳定生活的愿望相左，加剧了其在参与时的逆反与抗拒心理。其次，个别干部对贫困群众需求的淡漠与忽视，增加了群众对政府帮扶的不信任感与消极态度。扶贫工作成效直接事关基层官员的政治前途，故其首要目标是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上级规定的指标任务，在短期内强力回应上级的重点和关切。因此，贫困群众的需求很难被政府部门优先重视，扶贫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扶贫项目中“被捆绑”的失语者，转化为政府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和获取政绩的执行者，因此被动置身其中的他们很难产生参与感和获得感。
三、“精神贫困”的纾解
按照机构学的分类方法双星行星机构属于正号机构,其传动效率和承载能力均不如以单星行星机构为代表的负号机构,但由于配凑速比、满足转矩与转速关系等要求,双星行星机构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汽车CVT的换向机构和混合动力系统的耦合装置等均需要采用这种结构[8-9].由于双星行星机构结构性能上的特性,其配齿条件与单星行星机构有所不同.
(一)塑造自主脱贫认知
基于贫困生活的经验认知并不能成为指导贫困群众摆脱贫困的主观精神力量，在贫困生活经验认知的影响下，贫困群众也会发展出一整套与贫困生活相适应的行为模式，他们在政府扶贫前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低水平的认知协调。随着扶贫工作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部分贫困群众的思想观念尚未完全扭转，贫困者的价值需求与行政逻辑主导下的政府扶贫产生了偏差，使贫困者困于被动式脱贫的泥沼当中。
孕妈妈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能和身体状况安排游泳时间，通常每周1～2次。对孕妈妈来说，游泳环境的清洁和安全尤为重要，选择水质干净合格的游泳场所，避免病菌感染而影响妊娠结局。
2.贫困群众更容易受到贫困文化侵袭。从精神贫困的分布来看，它主要出现在贫穷落后地区，并受到贫困文化因素的持续影响。贫困文化是贫困人口为适应贫困生活而衍生的社会共同经验的积累，它与社会主流文化相悖，贫困者往往以不适应社会主流价值观来回应其物质匮乏的边缘化地位。(12) Lewis O，The Culture of Poverty，Scientific American ,1966,1(1)，pp.19-25.在中国大部分边远落后地区，受制于自然、地理、交通、信息等条件，导致社会流动性弱，故而广大乡村社会的基层结构依然保有重亲厚友的“差序格局”影子。置身“熟人社会”中的人们往往秉承和谐互助的邻里价值观，并且其行为还要恪守地方的社会规范，否则将要遭受社会排斥的惩罚。因此，个体决策总是要优先考虑并遵从群体成员的共同价值偏好及目标。(13) Hoshino-Browne E,Cultural Variations in Motivation for Cognitive Consistency:Influences of Self-systems on Cognitive Dissonance,Social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012,6(2),pp.126-141.贫困者的行为选择同样需要建立在群体多数同意的基础之上，处在强调同质排斥多元的社会里，倘若不甘贫穷的个体擅自打破贫困文化下“社会圈子”的常规惯习，那么他就要承担因背离共同价值而被集体孤立的机会成本，群体成员可以通过挖苦、讽刺、嘲笑等不同的文化形态来消解个体的“异类”行为。(14) 李小云：《冲破“贫困陷阱”: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14期。 因此，贫困文化成了束缚贫困者改变命运的无形枷锁。除此之外，贫困文化还可以通过代际传递而间接社会化。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15)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页。 故儿童的认知与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及邻里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Lewis(1966)通过调查发现，贫困家庭的儿童早在六七岁时就已接受了贫困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和态度。长辈们将世代相传的贫困生活经验传递给后代，后代的贫困思维又会阻碍他们摆脱贫困的进程，贫困文化得以周而复始地影响贫困家庭的发展轨迹，使其深陷世代贫困的恶性循环。
1933年春，持志中学，即私立持志学院①今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1924年 12月，何世桢与其弟何世枚，在上海体育会西路兴办“私立持志大学”。校名源自何园主人何芷舠的别字“汝持”。附属中学，成立了持钟剧社。持钟剧社成立时恰逢左翼戏剧运动的浪潮。1933年，《持志半月刊》刊载的一篇题为《持钟剧社成立之前》的文章，很好地体现了持钟剧社的创社宗旨：
(二)培养主动脱贫行为
1.政府转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行政逻辑主导下的扶贫偏离了贫困者的价值理性诉求，致使贫困者产生了与其认知不符的脱贫行为。因此，在塑造自主脱贫认知的过程中，政府也应当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与转变工作方式，在充分尊重脱贫客观规律与贫困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发挥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避免贫困群众出现被动脱贫行为。一方面，精准扶贫中的形式主义致使部分地区的扶贫工作脱离了贫困人口实际。因此，在扶贫工作中要坚决杜绝形式主义，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这就要求各级政府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扶贫攻坚的大局出发实事求是地确定任务进度，关注贫困群众的真实生活状态，确保贫困群众脱真贫、真脱贫。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包办式”的帮扶直接弱化了贫困者的脱贫自主性，因此要转变扶贫工作方式。政府应坚持尊重贫困群众的首创精神及经验意见，不得背离贫困群众意愿对其脱贫事项代替包办，积极支持群众自主选择、参与、管理脱贫攻坚项目，提升贫困群众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同时，在扶贫工作中应防止出现简单化倾向，要逐步减少“给钱给物”的物质帮扶，更多转向培养贫困群众的自立精神与脱贫能力，注重帮扶的长期效果，夯实稳定脱贫基础。
2.缓解贫困人口脱贫过程中的带宽负担。(28) 带宽(bandwidth)原指网络系统在单位时间内的数据传输率，即网络的容量。Sendhil Mullainathan将带宽引申为心智的容量，用以指代心智功能中的认知能力和执行控制力。他认为贫穷带来的稀缺会俘获人们的注意力，占用他们有限的带宽容量，减少当下可用的带宽容量，形成带宽负担。稀缺不仅会导致人们认知能力的下降，削弱他们分析、判断和逻辑推理能力，还会导致其执行控制力的下降，削弱他们抑制行为和控制冲动的能力。 带宽，即心智的容量，包括认知能力和执行控制力。Sendhil Mullainathan(2013)认为，贫穷生活的稀缺将占用带宽容量，形成带宽负担，削弱人们的认知能力和执行控制力。(29) 〔美〕塞德希尔·穆来纳森、埃尔德·沙菲尔：《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魏薇、龙志勇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5页。 事实上，衣食住行、医疗教育、育儿养老等都会占用贫困者的带宽容量。贫困者在脱贫过程中之所以怯于尝试，即使参与也容易产生被动应付和半途而废的行为，很大原因在于贫困者维持生计与参加扶贫项目间存在张力，带宽负担会使贫困者无暇顾及脱贫事务。因此，政府应主动为贫困人口的带宽负担减负，增强其主动参与脱贫事务的意愿。比如，继续推进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解决好贫困群众的吃穿、饮水、教育、医疗、住房问题，提高贫困群众的收入水平，减轻贫困群众的生计负担。再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充分发挥产业兴旺在兴村富民、改造贫困生态、提振农民积极性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事实证明，强大的村集体经济更能支撑农民发展，营造良好脱贫氛围，减少精神贫困。此外，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要更加注重提升乡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净化、自我发展能力，重拾乡村社会价值，帮助贫困村制定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培育扶持群众性互助组织，关爱扶助农村困难家庭及留守群体，减轻离家务工人员的心理负担，重塑传统乡村守望相助的良善格局。
3.落实奖勤罚懒的激励约束机制。“扶志扶智”是脱贫攻坚的长期性工程，转变贫困人口的认知习惯、塑造自主脱贫认知不可短期而就。鉴于贫困资格的红利以及脱贫主体责任的弱化，使贫困者在消减认知失调时倾向于选择维持认知、转变行为的行动策略，因此应当通过奖勤罚懒增进贫困者主动脱贫的效用，增加其不配合脱贫的成本。奖勤就是要通过奖励劳动来激发贫困群众的脱贫热情与奋斗激情。比如，依照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相结合的原则，表扬和鼓励村庄热爱劳动、自力更生的先进脱贫典型，贯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分配原则，通过脱贫奖励、就业补助、产业发展奖补等手段激励贫困群众主动参与脱贫计划。罚懒就是要适时惩戒贫困群众的怠惰消极行为，使其按照趋利避害的原则自觉摒弃贫困的思想与行为。基层干部要摒弃“怕闹事”的想法，主动对部分消极脱贫、抗拒脱贫以及“等靠要”思想严重的贫困户予以惩罚，譬如将其列入“红黑榜”公示，情节严重的可中断或取消其接受帮扶和享受福利的资格。当然，落实奖勤罚懒还需推进精准扶贫的法制化进程，用法律法规来明确帮扶的责任归属，同时要支持村民理事会、乡贤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村庄社会组织的发展，促进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
相关学者对“一带一路”金融支持风险开展了深入研究与分析，认为“一带一路”建设金融风险主要包括：(1)项目合作不到位引发的金融投资风险。(2)丝路沿线货币汇率波动较大，存在各类突发性风险因素。(3)投资回报周期长，增加金融风险因素。(4)沿线政治安全问题，增加金融风险。(5)沿线国家债务问题，会加剧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6)法律漏洞加剧了“一带一路”项目建设金融风险，无法保障合作关系的合法性。部分研究成果虽说重视了金融风险，但未能深入分析，开展系统性的阐述。
农民是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核心主体，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首先就要破除当前存在的精神贫困问题。在消除绝对贫困与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节点上，若精神贫困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贫困群众的奋斗志气与发展能力未得到有效激发，不仅会影响脱贫攻坚的质量、增加贫困群众脱贫后返贫的风险，还会阻碍乡村振兴的顺利开展。因此，新时代应把精神扶贫作为“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的重要抓手。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精神扶贫不仅要求贫困群众要在思想上树立摆脱贫困的志向，也要求其具有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愿望，不仅要提升其摆脱贫困的能力，还要培育其发家致富的本领，确保农民能以积极的精神风貌和扎实的本领实现自我发展，为本世纪中叶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伟大战略目标夯实现代人力资本基础。
* 本文系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西部民族地区的治理方略研究”(18LZUJBWZD008)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C912. 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30(2019)05-0136-09
作者简介： 丁志刚，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航，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甘肃兰州 730000)。
责任编辑：耿旭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