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现代思潮的一种哲学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后现代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现代思潮在中国登场是最近几年的事。对很多人来说，它首先表现为一种标签，比如某作家一不留神就成了“后现代作家”，尽管他本人毫不领情；其次表现为语词的膨胀和泛滥，“能指”、“所指”、“后……”、“新……”，用连字符和斜杠串接的名词轮番轰炸，把人搞得晕头转向；再次表现为话语的断裂，学术讨论会上，50岁以上的人（不是守旧派）和所谓“新生代”之间的讨论犹如聋子和哑巴对话，前者根本不明白后者在说什么，遑论判断其对错。
后现代思潮在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学艺术界，而不是学术思想界。学者只是翻译了几本好书，写了少量颇为全面、公允的评介性论著，还没有人宣称自己信奉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倒是有不少文学家艺术家在诗歌、小说、剧本、绘画以及文艺评论中表现后现代的倾向（更准确地说是力图表现他们所理解的后现代倾向）。不过，至今还没有产生出一位公认的后现代艺术家。可以说，后现代主义至今在中国尚无正式文本，只是一股风潮和一种行为艺术，这就使我们难于认真评论后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化影响的得失利弊了。为便于讨论，我们还得简要地谈谈西方后现代思潮是怎么回事。
据西方学者介绍，后现代思潮的正式出现是在本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那时一些美国小说家在作品中表达他们对工业社会中异化现象的反抗情绪，表现出反智性、反权威、反中心的倾向，从哲学上说就是对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怀疑，十分接近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这种倾向60年代中期在美国迅速蔓延，并发展成为一种反对精英意识，反对严肃地探讨文艺的本质和作用，反对追求意义，提倡通俗文艺的“反文化”倾向。到70年代末，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利奥塔发表了《后现代状况》一书，把后现代状况的特征归结为深刻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危机，他和德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社会文化批判家哈贝马斯之间的论战使关于后现代的争论从美国扩大到欧洲，并上升到哲学和社会文化批判的层次。同时，伊哈布·哈桑等学者的大量著作使后现代思潮具有更成熟和完整的形态。从80年代末起，后现代思潮逐渐失去声势。
有趣的是，尽管许多西方学者卷入关于后现代问题的争论，但他们对于后现代主义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并没有共同看法。伯斯顿说，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每隔5年就要被重新定义一次；科勒说：“人们至今对什么是‘后现代’仍然没有一致的看法。”不过，从哲学上剖析后现代思潮倒是容易一些。虽然西方后现代思潮最为喧闹的场所不在哲学领域，但其基本主张、基本特征归纳起来却是一些哲学上的口号或命题，比如反表象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西方文化中的浮士德传统，等等。西方后现代理论家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福柯、德里达等哲学家那里吸取思想养料，用存在主义、解释学、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为自己的观点作辩护。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自古希腊到现代，西方哲学一直以认识论为中心，其基础是心与物的对立，认为心灵的功能是反映、描绘外部世界，刻划世界的结构和特征，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心灵认识世界的能力、途径、方法、界限。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这是一条歧路，人类发明的语言符号（包括哲学、文艺作品）意义在于自身，而不在于对现实的反映，并不存在镜像和外物那样的对照关系。这就是他们的反表征主义。
从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在两千多年中一直以发现世界的本质为己任，哲人们认为万事万物如过眼烟云，终将逝去，恒定不朽的是事物的本质，本质隐蔽在现象后面，是现象得以发生和如此呈现的根源。事如此，人亦如此。人的本性就是使人区别于动物的属性，人性决定了人的需要、欲望、尊严、权利等等。后现代主义者把这一切斥为形而上学的神话，对于事物和人的本质属性，他们统统不予承认。他们认为，企图在表象之后搜寻本质是哲学误入迷途的原因。这就是他们的反本质主义。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西方主流哲学的又一迷梦是事事想找出一个第一原理，由此解释世上万事万物，构思一套体系。古希腊时，水、火、原子、数等，分别充当过本体论的基础。近代认识论也曾将感官经验或先验理性作为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在现代，又有人将事物、意向或历史文化视为语言意义的根基。后现代主义者竭力解构一切基础和出发点，否认存在第一原理，这就是他们的反基础主义。
后现代主义者不像以往的哲学家或文学家那样谈本体、谈对象、谈世界、谈真理、谈社会、谈历史、谈人物、谈情节、谈体验，他们大谈特谈语言、符号、代码、文本，也谈语境（上下文关系）、结构，谈生成、转换、消解。一句话，语言代替了事物。他们将此称为“语言的转向”。在他们眼中，语言就是世界，就是一切，语言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王国，它不是因为代表了什么才成立，不是因为自身之外的东西才有意义。
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关于写作方法、叙事风格的主张主要是爱好和趣味问题，一时难于以正误对错言之的话，那么，它在哲学上的主张和倾向则是可以分析批判的。公允地说，后现代主义的主张有其一定的合理和深刻之处。它反对把科学认知方式当成哲学思维的样板，反对把丰富多采的世界还原为一种基质，反对用一种僵硬的思维模式解决不同性质的问题，反对在宇宙和人类中预设中心，这些都是与哲学的使命及本性相合的，因为哲学思维的前提就是反思和批判，不承认一切先入之见。后现代主义者提倡多维视角和多元方法，肯定事物的平常状态，肯定讽喻的价值，不但符合当今世界多元发展的的潮流，也符合自苏格拉底起哲学精神的愿意。但是，它抽去一切事物的基础，摧毁所有的判别标准，将导致相对主义的严重后果，也将带来否定哲学、否定自身存在权利的悖论。
后现代主义者的哲学观点，归结到根本上就是他们自诩的“认识论上的怀疑论”。批驳这一点其实不难，仅需引证当代备受推崇的思想家维特根斯坦的主张就足够了。维氏早期是个本质主义者和基础主义者，他后来抛弃了前期观点，为反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否定一切，取消一切。他在最后一部著作《论确定性》中主张，世界上必然有一些确定的东西，因为“如果你试图怀疑一切，你不会走到怀疑一切的地步，怀疑这种游戏本身就以确定性为前提。”“当我们检验一件东西时，我们就预设了某种不受检验的东西。”维氏认为常识性的、人们当成不言而喻的东西具有“通常的确定性”，它们是语言游戏的先决条件，是我们思想、语言、判断、行为的基础。对这些东西我们不能怀疑，因为正是它们界定什么是怀疑，什么使怀疑有意义。
认识论上的怀疑论发展到极致，就是唯我论：除了肯定自己存在，什么也不承认。但利用语言哲学的方法可以证明，这种怀疑论是一种悖论：主张唯我论本身就参加了语言游戏，而游戏的前提是遵守规则。简单地说，要使唯我论主张有语言上的意义，就必须承认“非我”──听话者的存在。这就使唯我论不攻自破了。
我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最大弊害是极端相对主义，它借消解语言中固有的意义而消解人类的价值观。它消解的不光是因循守旧的道德，而是任何形式的道德，是道德本身。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实际的社会问题了，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与重视。我在此只想指出，一切反道德的高论，不论如何打起后现代的大旗，都掩盖不了某种虚伪性：反权威是因自己未被尊为权威，反崇高是因为自己不崇高，反中心是为了消解既存中心而自立中心，反文化是因为当今有人把痞子当英雄，反美是因为现在可以因丑成星。
后现代思潮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对正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中国来说，如何理解和对待后现代思潮，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在今日全球发展的大趋势中，我们对其不能采取回避态度；为了我们的现在和未来，我们也不应该采取回避态度。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西方哲学的主流一直以认识论为中心，这是有相当道理的。后现代思潮就是对这种单一模式的挑战。显然，一种以批判、怀疑为基调的思潮与主流思潮成为对立两极，形成张力，有利于思想文化的发展，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应以肯定多元文化因素的心态看待后现代思潮，它对以现代性为标榜的单一偏狭的思维习惯（比如一味强调实证性、可操作性、价值中立性）的批判，对我们有警醒和借鉴的意义。
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与产生后现代主义的西方社会文化环境的区别。如果说西方后工业社会的阙失面是思维方式过份规范的话，那么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最大的问题刚好是失范。从一定程度上说，我们在思想、学术、文化上失范，在道德、价值上失范，在写作、批评方面失范。总之一句话，我们面临话语的失范，还有社会、经济生活中更多的失范现象。后现代主义的反对建构、倡导解构，可能起到加剧失范的作用。对此，我们不可不察。
了解和研究西方的社会哲学思潮，对我们总是有好处的。这当然包括后现代思潮。不过在我看来，在研究后现代性的同时，甚至之前，花大功夫透彻地研究现代性，可能更为必要和有益。不论后现代是对现代的延续发展还是反思批判，后现代性都以现代性为前提。不懂现代性，谈后现代恐怕只能是一知半解或故弄玄虚，批判现代性的后果可能不是清醒地看到它的某些负面因素，而是向前现代的落后回归。比如，中国传统哲学从来没有发达的认识论，跟着某些甚至在西方也早已失势的后现代主义者批判认识论、方法论，只会造成学术思想的损失。又如，五四运动倡导科学民主精神，这个历史使命至今尚待我们完成，如果去模仿别人，把反科学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奉若神灵，就可笑亦复可悲了。